社会智库由于管理灵活、研究独立，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可以超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或地方利益，增加了政府决策的可选择性、科学性与民主性。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智库正在成为影响政府决策、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智库发展面临的困境在社会智库取得各项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社会智库发展中还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还需宏观与微观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发挥社会智库的作用。信息匮乏，获取成本较高。信息来源是中国社会智库持续发展中面临的一大难题。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2008年开始实施，但是，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统计数据与信息资源大多散落在各级政府部门的数据库中，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数据垄断”，社会智库很难从公开渠道获得。为保证拿出客观独立的研究成果，大多时候社会智库只能依托自己的团队、国内外的战略合作伙伴，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和研究获取这些重要的研究数据。建言渠道不畅，缺乏政策影响力。完善的决策咨询机制是智库能够发挥政策影响力的法律依据。比如美国法律规定，政府项目从论证开始，到投资、运作以及完成的各个阶段，都需要有不同的咨询报告。而我国，目前尚没有明确统一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政府决策中的咨询程序，政府仍然主要依靠传统的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大部分社会智库都缺乏向党委政府建言的直接渠道，这就造成社会智库参与决策的渠道不畅，从而制约了社会智库的政策影响力。资金匮乏，可持续性较差。一方面，中国尚未形成捐助智库的慈善捐赠文化。在美国，法律鼓励慈善捐款，并且对非营利组织实施免税优惠，所以，作为非营利组织的智库，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可以获取源源不断的经费，这也是美国形形色色的智库得以生存并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而在我国，不论是企业家，还是基金会，大家关注的领域大多集中在救灾、助学等方面，对智库的捐赠可谓凤毛麟角。另一方面，相较于体制内智库的优势，社会智库获得政府项目的难度较高，政府咨询方面的财政拨款也大多流向体制内智库。社会智库多元化筹资机制尚不健全，是导致中国社会智库可持续性差，难以发展壮大的重要障碍。人才匮乏，人员流动性较大。智力资本是智库的核心资本，智库需要的人才主要包括领军人才、高端智囊人才、独立研究型人才以及新型综合人才。一般来说，影响力较大的社会智库都会有一定的核心人物在起主导作用。然而，相对于政府部门或大专院校的“铁饭碗”，多数社会智库往往无法为人才提供类似体制内的各种保障，其对高级人才的吸引力大打折扣，很难留住优秀的研究人员，造成人员流动性较大。努力的方向社会智库具有创新意识强、竞争意识浓、运营机制灵活等优势，深具市场基因，是建设中国思想市场、助推大国崛起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为更好发挥社会智库“辅弼国政”的重要作用，当前需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和加强。建立公开、可问责的信息使用机制。在现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非涉密信息的公开力度，消除由于体制机制障碍以及部门利益掣肘造成的“信息孤岛”现象，健全社会化的政策信息网络，逐步建立公开、透明、可问责的信息使用机制，为社会智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提升信息保障。完善政策咨询外包机制，打通政策影响力的“最后一公里”。各级政府对体制内外智库应一视同仁，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的政策咨询外包机制，为各类智库搭建公平竞争的平台，加大政府购买服务支持力度，打通社会智库研究成果抵达决策层的“最后一公里”。完善公益捐赠制度，打造“自我造血”机制。研究制定针对社会智库多层次的支持办法，完善公益捐赠制度，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捐赠资助社会智库建设。对社会智库来说，短期可在明确智库定位并对捐赠者群体进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筹款战略。长远还需踏实做研究，打造智库的思想创新力，并在此基础上做好研究成果的转化与传播，为社会智库的“自我造血”机制打下坚实基础。建立“旋转门”机制，打造人才聚集平台。尽快建立社会智库与政府之间常态化的旋转门机制。可通过定期留出政府职位，让社会智库专业人士挂职锻炼。同时，也可定期派出政府官员去社会智库任职、指导工作；允许有条件的社会智库建立博士后工作站等办法，解决社会智库的高端人才难题。社会智库恰似思想领域的一群鲶鱼，是搞活思想领域的关键力量，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民营经济搞活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现在如果更多地鼓励社会智库的发展，同样可以搞活中国的政策市场，促成可持续的国家繁荣。
2015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公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该《意见》分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格局，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制度保障体系，加强组织领导6部分26条。
未来的数十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未来中国要过怎么样的坎，如何应对发展中出现的难题，出现了很多两难、三难甚至更难的问题。这就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智慧，需要在公共决策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和重要作用的智库，需要发挥智库在政府决策外，作为社会大众的罗盘，以及学术殿堂人才储备集聚的蓄水池的作用。 研究一个问题，往往要综合考虑机遇、成本和风险。现在，需求就是最大的机遇，中国智库发展进入了春天，从中央到地方，都把建设高水平、合格、一流的智库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我们大家有了一个共识：是不是拥有一个好的智库，是国家、城市、地区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但是什么是智库？什么是一流、高水平的智库？这是需要科学制订、深入研究的问题。在中国，并没有现成的答案，还需要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借鉴人类文明建设方面的成功案例。智库是一个具有专门标志、专业标志要求的公共机构。一个合格的智库，从功能上来说，它必须能给决策层提供功能建议，它必须起到对社会大众的教育，发挥罗盘或者是指南针作用。还有就是汇聚人才，它是学术殿堂，包括有多学科的人才。从社会关系来说，智库应该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相对稳定的机构决策咨询部门。从社会责任来看，智库承担着更重要的社会责任和社会道德。智库是社会的良知和理性。人有人格，国有国格，库也有库格。这是关于重大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关系到民生、社会和谐等等。 中国智库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应该有中国的特点。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阶段不同，所以各地的智库也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智库要发展，它的瓶颈、障碍、制约在哪里？我个人认为，一是定位还不够明确，体制、机制的灵活性还比较差，同时面临着资金来源不足和人才的缺乏。智库最重要的是人，靠人去研究。要有领军人才，有团队。 伴随着中国和世界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首先要继续明确智库的功能定位。我们认为，一是应当以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出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决策咨询方案。我们是一个学术殿堂，但是不能做纯学术研究。我们是要提出方案，尤其是决策执行方案，但是主要不是做短、平、快的研究。 其二，智库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重要途径。智库要善于从第三方的角度相对独立地、客观地思考问题，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和建议。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需要智力，需要决策咨询，需要专家们的作用。这也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三，智库是国家、地区同行之间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争取国际话语权的一个平台。国家软实力的创新来源，政策方案高端人才的储备，都离不开智库。 （王荣华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智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对中国发展来说，现在恐怕是最需要智库、最需要智库发挥作用的时候。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经过六十年发展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现在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发展难题。在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关系，地区发展，城乡关系，政府和市场、企业的角色定位以及体制建设方面的问题，都需要智库做出回应。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智库发挥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决策咨询中发挥作用，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趋势。 “智库”这个词，是最近这几年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在国外，实质上很早就在关心、关注智库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对中国来讲，智库受到重视，是最近这几年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重大的难题和发展的瓶颈，其重要性才日益凸显的。 上海社科院是地方社会科学院，在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研究机构。上海社科院在比较早的时候实质上是学术性的研究单位，是专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研究单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社科院这样的机构也面临着功能转变，到底怎么样发挥作用，怎么样定位，也就是说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如何更好发挥地方社科院这一特殊研究机构的作用，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实际上，上海社科院与高校，与政府研究部门，与其他的社会研究机构有很多不同。上海社科院由此率先提出把这样一种研究机构转型成为智库，成为党和政府的一个思想库、智囊团。 过去几年中，我们围绕这样的目标做了很多智库方面的研究工作。比如，在一些重大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包括“十一五”发展规划、上海发展战略、“四个中心”建设、长三角、以及综合配套改革、国家发展战略、国际关系等一些重大的国际经济、社会热点问题方面，我们都充分发挥了专家、学者的作用。 （权衡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 建立全球定位的智库 近年来，智库的工作重心改变了，政策决策者也改变了。智库和政策决策者都需要改善他们的工作。现在智库面临的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不仅仅涉及的国家很多。在上个世纪的中期，总共只有45个国家，现在有193个，接下来可能会有200多个国家。另外，非政府的参与者、企业，还有民间组织，以及我描述为非常有能力的个人，比如说比尔·盖茨，他们对世界政治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要去分析、跟踪所有这些个体的发展。国家、政府、学界不再能垄断信息了。这意味着还有其他人，能够去挑战国家包括机构的地位。他们也可以建立垄断地位，而且能够影响到他们国家的公众。我觉得这是智库必须意识到的非常重要的发展。全球化使贸易、金融、技术、信息在全球相互交叉，而且使地球变得更小、更分散。信息不仅仅越来越分散，而且越来越多，对于智库来说，这也是非常大的挑战。我们要去分析哪些信息可靠，哪些不可靠，哪些信息是最好的、质量是最高的。 世界上最好的智库，要知道最好的信息来源在哪里，如何分析高质量的信息，使信息能体现它们的价值。不仅要为正确的人群提供正确的信息，而且要以正确的方式让政策制定人员更好地消化和理解。在美国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政策分析者只能花半个小时来看分析资料，他们要迅速知道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而且哪些信息是可靠的。智库有责任承担这个任务。 另外一个变化是智库所发挥的作用。历史数据显示，世界上主要智库建立的时间，都有一个重要的相关性。那就是，国内和国外危机出现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智库。 从1920年到1980年，我称之为智库的革命性时期。当时有一些广泛的趋势，美国国内、国际都建立了很多智库，在整个北美、欧洲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智库的建立跟一战、大萧条、冷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国内和国际的智库，他们关注的都是国家利益。 我预期未来智库发展最快的是在中国或者是印度。现在有全球性的问题和挑战；我觉得对于智库来说，必须去识别这些趋势，并且尽早地去识别，然后提供预期。因为现在已经出现了我所说的政策的海啸，它们会突然出现，而且影响会非常大。经济危机是非常重要的例子。而且它们会发生得更加频繁，影响破坏力会更大，这使智库的存在更有必要。我们需要更多深入的观点，因为我们现在还并不非常了解这些灾难性的事件。全球化的发展使它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影响范围也会越来越广。有了智库之后，政策决策者的压力就减轻了。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压力，也是智库面临的最大一个压力，就是如何知道未来发生什么，然后告诉公众。整个国家的智者，现在不能够给别人这些信息，尤其是自己还不能确定时就说出来，可能造成一些不可想象的后果。 （詹姆斯·麦甘 作者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麦甘协会主席） 智库竞争力的内涵 智库的竞争力，更多是借鉴经济学的概念，包括企业竞争、国家竞争、产业竞争等等。我们认为，竞争概念对中国智库有特殊的意义。竞争力的演变基础，一是资源论，一个智库如果具有竞争力，必须要有独特的资源，包括经济投入、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你要具有这些强大资源，才是有竞争力的。 二是系统论。智库对整个社会系统发挥影响、发挥作用的途径，从系统角度来看，更多体现于智库依托于整个外部的系统，国家之间、系统之间的比较。中国智库，依托于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社会环境、历史传统。我们知道，智库发挥作用，与一国的政治体制是相关的，权力越分散的政治体系，智库发挥作用的空间越大。这是基于系统观竞争力的认识。 基于此，我们对智库的竞争力内涵做了界定。一个智库的竞争力至少有三层次的内涵。 一、智库要有竞争力，必须要有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分三个方面：1、新概念、新观点的提出。一些新概念的导入，往往是智库最先提出来，慢慢发展成社会发展和整个政策制定的先导，包括中国发展过程中提出来的和平发展，这种概念其雏形往往都是学者的理念。国际上“软实力”的概念，就是来自于智库。通过智库的引领，使社会媒体、社会大众形成一种共识，能够知道未来发展的方向，这是智库创新的一个体现。2、发现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根本前提是发现问题。智库作为介于政府、大众和学者之间的一个结构，它具有比较有利的地位。3、解决问题。智库提供最直接的方案，能在解决问题的思路方面提供一些独特的观点。 二、智库的影响力。智库重要的作用是发挥政策制定的影响。实际上它还可以通过另外的渠道，通过对社会公众的影响，以及对所属机构的影响来发挥作用。智库影响分三个层次：1、对社会掌控者、决策者的影响。这是对核心成分有影响，影响到政策、决策的目标导向、方案设定、方案筛选以及政策引导和评价。2、对社会精英层的影响。比如提出一些新的理论体系。3、对社会公众的影响。一是通过新闻媒体引导社会舆论，一是直接面对公众，把握公众思潮，从而形成对社会主流发展意识的引导。 三、智库国际化程度。三十年改革开放，一直在推动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实际上，智库国际化也是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方面。它有三个层面：1、中国智库的国际化。2、智库研究活动的国际化。我们要参加国际交流合作，包括请国际知名专家来国内智库做交流。3、国际话语权。既然参与了国际学术交流，那么在国际智库课题设定中，怎么掌控话题，怎么形成话题的主导权，从而能对国际规则产生影响，这是智库竞争力的又一种体现。 对于智库竞争力进行全球排名有一定难度，因为各国智库千差万别，各个领域智库发挥的作用不一样，怎么评测很难界定。有理论的难点，也有现实的难点。理论的难点是智库一些新的思想很难追根溯源。一个新的思想到底是谁提出来的，很难界定。另外，政策的形成结果需要漫长的过程，观点不断融合才能形成最后的政策，很难说智库在这过程中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难以量化。另外，竞争力到底是指综合竞争力还是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往往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而智库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智库没有规模很难做强，但是有大的规模也不一定能做强。核心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之间怎么平衡，是我们面临的困惑。 （李安方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据报道，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建设高质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时代的迫切要求。报道称，以往的模式主要以课题申报为主，这样的方式难免会出现供需信息不对称，即地方政府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专家方并不知情，对现实问题和需求把握不准，导致成果与需求不一致，更多的理论层次的论证对于解决实际问题仍然是缺乏实用性。但是目前单一的课题申报模式已不能满足需求，应采取专题论坛模式、专家与实践部门对接实地考察模式、团队协作模式、国际合作模式等多种形式的对接，模式创新的主要目标是防止信息不对称。所以需要多领域创新促进地方智库发展，智库可以借助大数据手段发现经济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新变量，挖掘出更多的因果解释机制，为决策者提供新方案、新视角、新思路，智库建设应统筹协调，加强对数据库建设的整体部署，使各智库共享数据资源，建立大数据的信息管理系统集成。希望智库可以早日建成！
到2020年，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造就一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德才兼备、富于创新精神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建立一套治理完善、充满活力、监管有力的智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标准：（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相对稳定、运作规范的实体性研究机构；（2）特色鲜明、长期关注的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3）具有一定影响的专业代表性人物和专职研究人员；（4）有保障、可持续的资金来源；（5）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6）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7）健全的治理结构及组织章程；（8）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良好条件等。
一般网络来源的文章可以作为参考文献，但要您一定要确保信息的准确性，查找源头出处，并标明作者、发表日期，源头出处，发表机构等等。网站智库百科不具备权威性，因为内容发表后可以随时后台更改，劝您优先选择具有出版性质的，具有版权的那种文章作为参考文献。硕士的参考文献比较严格，审核的时候会查询每个参考文献，如果可以找到，能够审核出，才可以利用，所以千万要慎重，以免浪费时间重新改。
智库是怎样炼成的2001年，Marshall Bouton担任了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主席。这是一家研究对外政策的智库，但却不在首都华盛顿。Bouton任职的时候，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已经逐渐被边缘化。他们有一个传统项目，每两年一次的关于全球政策的民意调查，但关注的人也越来越少了。Bouton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打一场翻身仗。他不想撤退，而是想要出击。他要让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不再成为一个地区性的智库，而是全国性的智库。这就需要大胆而缜密的规划。Bouton的策略是选择那些既和地区利益有关，又有全国影响力的研究题目：比如食品政策，因为芝加哥是美国中部的粮仓；又比如穆斯林移民政策，在芝加哥所处的美国中西部地区，穆斯林移民的比例急剧攀升。重新定位之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很快就如枯木逢春，在五年之内，他们的经费从480万美元提高到了730万美元，会员增加了49%，参加他们的年会的嘉宾人数增长了50%。智库也需要战略。对于一个智库而言，首要的任务是确定自己的定位。你要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领域，要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角度。正如蓝海战略的提出者金伟灿（W Chan Kim）和勒妮·莫博涅（Renée Mauborgne）所说的那样，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开竞争。智库和企业一样，也要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Niche）。各种智库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兰德研究所依靠军方的雄厚支持，可以潜心于深入的技术性研究。传统基金会明确地自我标榜是一家“保守主义”的智库，引来了无数铁杆支持者。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简称MPI）坚持“把一壶水烧开”，只专注于和移民有关的政策研究。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不满足于只做美国的智库，他们要在全球建立自己的影响力，担当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互相沟通的桥梁。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更是特立独行，他们做的是民意调查，只摆事实，不讲道理，他们自称是“事实库”（fact tank）。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鲍尔森卸职之后，自己搞了个研究对外投资的智库，他的志向是建“Do tank”。智库被称为“思想的掮客”，主要的宗旨是为了影响决策。做研究的人很多，但大部分是在高校里。高校的研究是为了把科学前沿进一步向前推进，智库的研究是跟在后面捡麦穗的。做智库研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但需要多面手。要会做研究，知道怎么用理论和数据得出可信的分析，还要能把复杂的思想用简明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既要讲得领导听得懂，也能讲得普通百姓听得懂。不仅要弄明白是啥，还要弄明白该怎么办，有什么高招。不仅要把“一方面”、“另一方面”都摆出来，还要敢于在不同的情景中做出判断：禽流感会不会大规模爆发？欧洲债务危机会不会传导到中国？油价会涨还是会跌？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有不少学者能做高深的学问，就是写不了政策报告，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知识的诅咒”：他知道得太多了，不知道该突出哪些要点、忽略哪些细节。官员用的语言和学者用的语言不是一个体系，有经验的政策研究者得学会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中跳进跳出。对于智库来说，想要影响政策决策，大体是在议题的提出、寻找不同的政策方案、推动提案的通过这三个阶段。研究型的智库大多会集中关注第一个阶段。比如在朝鲜战争的时候，兰德智库只告诉美国政府，中国会出兵朝鲜，至于怎么决策，那是政府自己的事情。大多数智库还会服务到第二个阶段，即要拿出不同的政策方案，供决策者选择。有个别和政府关系格外紧密的智库会热衷于在第三个阶段发挥作用。比如在小布什总统期间，当美国成立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简称 DHS）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新部门该干啥。传统基金会马上行动起来，写报告、开研讨会、四处游说，对国土安全部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仅仅是亦步亦趋地跟在政府屁股后面的智库是不可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的。很多长期问题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准备，更不可能给智库布置具体的研究任务。一流的智库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前瞻性的问题，事先准备好政策建议，早早地赶到前面，搬个小板凳，在政府要路过的地方等着。布鲁金斯基金会讲到，他们的学者大概会用60%的时间做长期的战略研究， 40%的时间做应急课题。这样做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谁也不知道未来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一定会有失败的可能。这是一种“对智力的风险投资”。有活力的智库，都会对失败的研究抱有更多的宽容。智库不仅要面向政府，还要影响公众。智库和高校不一样，并不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为考核标准，它们鼓励自己的研究人员在报纸上当撰稿人、上电视、参加各种公共论坛，发出自己的声音。布鲁金斯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等智库都鼓励自己的学者写书，不是那种晦涩难懂的学术专著，而是能用平实的语言把一项政策的来龙去脉讲得头头是道的通俗读物。在互联网时代，智库们也学会了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推广自己的观点。和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的成本更低、传播面更广，而且能够形成互动。当然，互联网也会极大地降低每个人发表意见的门槛，这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能够把自己的观点和网民的吐槽区分开的，最终是靠智库的信誉，这种信誉归根到底来自于扎扎实实的研究。一般来说，智库的规模都不大。当然也有非常大的，比如布鲁金斯基金会每年的预算大约在8000万美元以上。有的智库规模小的令人吃惊。地处布鲁塞尔的Bruegel，这两年异军突出，超过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跃居全球经济政策类智库第一名。Bruegel的研究人员不过10人，其中还有兼职的。大多数规模较小的智库，都得学会灵活地运用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等机制，把自己建成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智库的竞争力不在于单独一个、两个一流的学者，而是一个充满战斗力的团队。小而精干的智库之所以有竞争力，还因为他们像培养科研骨干一样培养行政和后勤人员，有一套标准化、流程化的工作方案，有各种各样的科研管理创新。这些科研人员背后的无名英雄，很多都是藏龙卧虎。Bruegel的媒体联系负责人原来曾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战地记者。比做研究更令人头疼的事情是筹资。智库的资金来源，一是靠基金会的支持，二是靠大大小小的捐款，当然也有课题经费和公司、个人的馈赠。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智库更容易收取捐款，比如传统基金会、卡托研究所主要依靠捐款。他们的捐款人数众多，就跟收党费一样。相对保持政治中立的智库则主要靠基金会和课题的支持。为什么筹资难，不是难在要钱，而是难在说服更多的人，你的事业也是他们的事业，你要做的事情也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募捐不是仅仅筹集资金，而是汇集志同道合的力量。一个优秀的智库，一定是有灵魂、有感召力的。离开了这种灵魂，智库也就没有了生气。所以说，智库的战略不是学得来的，智库的战略镌刻在它的DNA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体现着它的战略。【作者注】本文取材于Andrew Selee，What Should Think Tanks Do? A Strategic Guide to Policy Impac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威尔逊中心墨西哥研究所的高级顾问。他这本书主要采访的是美国的智库，较少涉及其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智库。中国的智库建设和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本文的介绍仅供参考和批评。
国防建设是国家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国防建设以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为依据，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坚持同国家建设协调发展，坚持全体军民共建国防的原则，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它着重进行国防领导体制、武装力量、国防科技、国防工业、国防动员、兵役制度、国防教育、国防法制等方面的建设。（张万年《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防》第211页）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军、警、民密切联防的强大巩固的边海防体系；采取正确的民族政策，加强了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的团结；在经济上大力支援边疆建设，奠定了雄厚的边海防物质基础；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粉碎了敌人的蚕食和侵袭，保卫了边疆的安全。但是应当看到，在现代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中，面对敌人的海陆空立体进攻，不仅要建立强大的边、海防，而且要建立一支有快速反应能力、强大投送能力、高度机动能力的军队，国家在任何方向上遭到侵略都能迅速投人交战，并取得胜利。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结束了有国而无防的历史。国防建设在武装力量建设、武器装备发展、防空体系的建立、动员体制的建设以及国防外交与国家军事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使中国的国防力量逐步增强。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应加强国防观念，认识国防的重要意义。 并积极学习国防教育理论，理解研究国防知识。只有具有了一定的国防观念,才可能积极学习国防知识和军事技能,应主动旅行国防义务，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军队对包括应届大学毕业生在内的各类高学历人才的需求量也将不断增大,已是人才的大学生们应以报效祖国为己任 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
朋友你说要写国防作文800字，这里字数有限，写不下，很抱歉，你还得自己去写吧。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谋求合作共赢，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抗拒的当今时代潮流。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与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中国政府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坚持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的国防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旨在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中国永远是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稳定的坚定力量。 中国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趋势、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要。中国不会与任何国家进行军备竞赛，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新世纪新阶段，中国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努力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安全形势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的基本态势进一步发展，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多，新挑战新威胁不断出现。 世界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世界格局处于向多极化过渡的重要时期，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局面有望改善。各主要力量既相互牵制和竞争，又相互协调、彼此借重和务实合作。一些发展中大国和区域集团实力增强，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上升。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国际分工体系深刻变动，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生机勃勃，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利益关系逐步加深。传统安全领域的对话不断增多，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深入发展。各国更加重视通过国际协调合作和多边机制解决发展和安全问题。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维护和加强。世界大战和大国全面对抗在较长时期内可以避免。 国际社会面临的安全威胁日趋综合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天下仍不太平。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矛盾以及地缘、民族和宗教等矛盾错综复杂，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影响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非传统安全威胁更加突出，局部战乱时起时伏，一些地区热点短期内难以消解。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从经济领域向政治、安全和社会领域扩展，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继续扩大，能源资源、金融、信息和运输通道等方面的安全问题上升。国际恐怖势力依然猖獗，重大恐怖事件不断发生。自然灾害、严重疫病、环境恶化、国际犯罪等跨国性问题危害越来越大。 世界新军事变革向纵深发展，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军事竞争加剧，军事力量对比失衡的局面没有明显改变。一些发达国家加大军事投入，加快研发高新武器装备，抢占新的军事制高点。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更新武器装备，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形势严峻复杂，国际防扩散机制面临重大挑战。少数国家强化军事同盟、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做法有新的发展，不利于国际安全形势的改善。 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保持基本稳定。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平等、多元、开放、互利的地区合作局面正在形成，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逐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进入务实发展的新阶段，为开创建立新型国家关系模式作出了贡献。东盟稳步推进共同体建设，推进与域外国家自由贸易区谈判。以东盟与中日韩（10+3）为主渠道的东亚合作已成为内容日益丰富、机制不断完善的合作体系，在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东亚峰会为东亚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南亚区域合作取得重要进展，印巴关系相对缓和。 亚太地区安全中的复杂因素继续增多。战略力量和大国关系开始新的调整，热点问题有新的变化。美国加快调整军事部署，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能力。美日强化军事同盟，推进军事一体化。日本谋求修改和平宪法和行使集体自卫权，军事外向化趋势明显。朝鲜试射导弹，进行核试验，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伊拉克、阿富汗局势仍然动荡，中东形势更加复杂。解决伊朗核问题进程曲折。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民族和宗教纠纷仍影响着国家间的互信与合作。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威胁依然严峻。一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期，内部矛盾趋于上升。 中国的安全环境总体有利。中国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局面得到巩固，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提高。中国与主要大国的务实合作继续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不断推进，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全面交往深入发展，与各国互利共赢的格局逐步形成。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改善和发展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重大措施，推动两岸关系形势朝着和平稳定方向发展。 但是，中国的安全仍面临不容忽视的挑战。国内和国际因素关联性增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维护国家安全的难度加大。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的斗争复杂严峻。台湾当局实行激进“台独”路线，加紧通过推动所谓“宪政改造”谋求“台湾法理独立”，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海及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多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的立场，但是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先进军事装备，并与台湾加强军事联系和往来。少数国家炒作“中国威胁论”，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防范与牵制。周边复杂而敏感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仍对中国的安全环境产生影响。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妥善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中国依据发展与安全相统一的安全战略思想，对内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外积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谋求国家综合安全和世界持久和平；统筹发展与安全、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发展利益，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努力构建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促进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安全。国防政策 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的国防，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保障。建立强大巩固的国防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 依据国家总体规划，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实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2010年前打下坚实基础，2020年前后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的国防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维护国家安全统一，保障国家发展利益。防备和抵抗侵略，确保国家领海、领空和边境不受侵犯。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防范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人民解放军坚决履行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为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不断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确保能够在各种复杂形势下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 ——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使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全面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科学统筹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与军事斗争准备、机械化建设与信息化建设、诸军兵种作战力量建设、当前建设与长远发展、主要战略方向建设与其他战略方向建设。深化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注重解决体制机制上制约军队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着力推进军事组织体制创新和军事管理创新，提高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效益。 ——加强以信息化为主要标志的军队质量建设。坚持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推进信息化机械化复合发展，实现军队火力、突击力、机动能力、防护能力和信息能力整体提高。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依靠科技进步加快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提高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一些基础性、前沿性、战略性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加紧构建适应信息化战争需要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训练体制和保障体制，加强诸军兵种的综合集成建设。实施人才战略工程，培养大批适应军队信息化建设、胜任信息化条件下作战任务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提高训练的科技含量，创新训练内容、方式和手段。 ——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立足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着眼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创新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坚持军事斗争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法律等各领域的斗争密切配合，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和策略，主动预防、化解危机，遏制冲突和战争的爆发。逐步建立集中统一、结构合理、反应迅速、权威高效的现代国防动员体系。以联合作战为基本作战形式，发挥诸军兵种作战优长。陆军逐步推进由区域防卫型向全域机动型转变，提高空地一体、远程机动、快速突击和特种作战能力。海军逐步增大近海防御的战略纵深，提高海上综合作战能力和核反击能力。空军加快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提高空中打击、防空反导、预警侦察和战略投送能力。第二炮兵逐步完善核常兼备的力量体系，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战略威慑和常规打击能力。 ——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中国的核战略贯彻国家的核政策和军事战略，根本目标是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始终奉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无条件地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坚持自卫反击和有限发展的原则，着眼于建设一支满足国家安全需要的精干有效的核力量，确保核武器的安全性、可靠性，保持核力量的战略威慑作用。中国的核力量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中国发展核力量是极为克制的，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 ——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展对外军事交往，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合作关系。参与国际安全合作，加强与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的战略协作和磋商，开展双边或多边联合军事演习，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和军事互信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支持按照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实现有效裁军和军备控制，反对核扩散，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履行国际义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反恐合作和救灾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国防是我们伟大祖国对外的基本国策，也就是说不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