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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代景观设计中的后现代主义表现 一、建筑师的后现代主义表演 “后现代”、“后现代主义”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学术文化界的热门话题，特别是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原先流行的思潮突然在知识界失去了影响力，后现代主义便于上世纪 60年代与法国后结构主义和美国新实用主义结合，成为当今西方盛行的一种综合性的哲学与文化思潮，并向全世界蔓延。但是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后现代主义并非起源于哲学领域，相反它的主要成分来源于后现代文学艺术、建筑艺术风格和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科学。最早使用“后现代”一词的是英国画家约翰·瓦特金斯·钱普曼（JohnWatkinsChapman），他在1870年用“后现代绘画”（Postmodern Painting）一词来评价比法国印象派更前卫的绘画方法，由此决定了“后现代”一词在它使用之初就表现出具有超越和否定的意义。用“后现代”来描述建筑的新形式出现于20世纪40、50年代，至20 世纪70、80年代西方建筑界对现代建筑风格全盛期的纯粹性和形式主义表现出强烈的反感情绪。现代建筑大师们如勒。柯布西埃，试图精心打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乌托邦理想并没有呈现在世人面前，相反是一幢幢呆板的摩天大楼和受到指责的居住的机器。1966年，芝加哥建筑师文丘里首先在他的《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中发出了呼唤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先声，掀起了建筑界后现代建筑设计的历史序幕；1977年英国著名的建筑评论人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在他极具影响力的著作《现代建筑语言》中，倡导一种与现代建筑风格断裂、基于折衷主义风格和通俗价值取向的、新的、后现代建筑风格，并且给后现代建筑归纳了6点特征：①历史主义；②直接的复古主义；③新地方风格；④文脉主义；⑤隐喻和玄想；⑥后现代式空间（或被称为超级手法主义）[1]正是通过文丘里等先锋派建筑师在建筑设计的狂飙表现，以及建筑评论家们理论层面的归纳总结，使得晦涩、难懂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争论形象化了，进而为普通人所体验、所认识，进一步促进了后现代主义的传播和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向受社会各种哲学思潮、流派影响的建筑设计领域，此次成了培育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一片土壤。 当然这些先锋派的建筑师不仅从理论上为后现代主义设计寻找合理的解释，而且还身体力行地投入到设计创作中。他们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建筑设计中挥洒创作热情，还将后现代主义语汇扩展到景观设计中。1972年文丘里设计的富兰克林庭院，不是在遗址上对原有建筑物的重建，而是以其“幽灵式”的想象，采用一个模拟原有建筑的不锈钢骨架，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效果历史。1977年他在华盛顿宾西法尼亚大街设计的自由广场，则以一种平面的设计语汇结合历史片断，形象而简约的展示出场所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和情感，从而消解了传统纪念性广场高耸的中心式构图。1980年查尔斯·摩尔为新奥尔良的一个商业和工业综合区设计的意大利广场，以历史片断的拼贴、舞台剧似的场景，戏谑式的细部处理，赋予场所“杂乱疯狂的景观”[2]体验，几乎成了后现代主义公共空间设计的代名词。 就在这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师以历史片断、符号、隐喻、媚俗、戏谑等手段张扬着自我和取悦于大众时，他们的同行景观建筑师对后现代主义的反应尽管显得有几分迟钝，但仍然有些前卫的景观建筑师在这股新思潮的鼓舞下，从毕加索、最低纲领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摩尔（Robert morris）等艺术家那里学习运用最少的元素创造出最具冲击力的设计；从地景设计师如罗伯。斯密森（Robert Smithson）、麦克尔·赫瑟（michael heiser）等艺术家那里学习新的视觉观念；从文丘里、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麦克尔·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等建筑师的作品中学习用历史片断、光和色来限定空间的技巧，在景观设计领域积极进行后现代主义的探索。二、景观建筑师的后现代主义实验。美国景观设计领域对后现代主义的探索首先是从小尺度场所开始的。1980 年美国著名景观建筑师玛莎。苏瓦兹（martha Schwartz））[3]在《景观建筑》杂志第一期上发表的面包圈花园（Bagel Garden），在美国景观设计领域引起了对后现代主义的广泛讨论，它被认为是美国景观建筑师在现代景观设计中进行后现代主义尝试的第一例。面包圈花园坐落在波士顿一个叫Back Bay的地区，在那里每条狭长街道两边排列的都是可爱的低层砖房，它们集中了过去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风格，而且每栋建筑前都带有一个临街的、开敞式的庭院。面包圈花 园是个小尺度的宅前庭院，用地范围22×22英尺，面朝北方。花园空间被高度为 16英寸的绿篱分割成意大利式的同心矩形构图，两个矩形之间铺着宽度为30英尺宽的紫色沙砾，上面排列着96个不受气候影响的面包圈。小的矩形内以5×6的行列式种植着30株月季。场地中还保留了象征历史意义的两棵紫杉、一棵日本枫树、铁栏杆和石头边界。在设计中，苏瓦兹想创造的是一种“既幽默又有艺术严肃性的”[4]场所感。这个设计的最大特点就是把象征傲慢和高贵的几何形式和象征家庭式温馨和民主的面包圈并置在一个空间里所产生的矛盾；以及黄色的面包圈和紫色的沙砾所产生的强烈视觉对比。这个迷你型的庭院以具有历史风格的花篱、紫色的沙砾、以及隐喻Back Bay地区象兵营式排列的邻里文脉的面包圈，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缩影。这个花园为人们开启了一扇小尺度景观设计的新视野——就是把传统的、有限的景观想象和新概念结合起来，创造出新景观。从而使这个迷你型的花园在学术性及艺术文脉两方面成为新设计的导向。1983 年美国著名的景观设计事务所SWA为约翰·曼登（John madden）公司位于科罗拉多绿森林村庄的行政综合区一组玻璃幕墙的办公楼群设计的万圣节（harlequin）广场，设计不仅体现出文艺复兴式的历史主义风格特征，并且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赋予场所强烈的对景观体验主体—人的消解的解构特点这个占地1英亩的广场空间实际上是一个双层停车场的屋顶，位于两栋玻璃幕墙建 筑之间，上面分布着一些高出地面约有3m左右的冷却塔和通风管。因为是个屋顶广场，所以考虑到屋面的结构承重能力，景观设计只能在50m×100m 场地中部一条12m宽的狭窄空间中展开。SWA的主要设计思想是设计一个具有公共功能的广场，重点强调远处洛基山的景观，同时减轻屋面上机械管道设备对场所的视觉干扰。在设计中SWA一改流行的传统轴线手法，而选择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参考点，来解决广场与周围玻璃幕墙建筑之间的关系，以及和狭长的洛基山视轴的关系。 首先，广场两侧的镜面幕墙赋予整个空间狭长的、眼花缭乱的、不可思议的迷惑感。顺着广场狭长的轴线向远处的洛基山方向看去，用玻璃镜面包裹起来的，突出屋面的通风管道和冷却塔就像被一只巨大的手神秘置于这个超比例的、形式滑稽的广场空间中，它们与地面形成倾斜的箱型体。这种充满动态感的姿态和黑白两色的菱形的磨石子地面，构成视觉上的迷幻和不确定感。此外设计者在建筑物出、入口两侧布置了略高于地面的草地，上面排列一组高矮有序的白色圆柱体，它们和反射在后面建筑物玻璃镜面里的映射，构成对修剪过的树林隐喻意义。这个设计的鲜明特征是采用了大量的镜面材质、倾斜的体型、产生错视的黑白菱形水磨石铺地，以及不对称的几何形体。
军事高技术论文篇二 “高技术”的嬗变 [摘 要] 论述技术因素在书籍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指出现代书籍设计呈现“高技术”化倾向，并指出“高技术”概念是一个包含多种语义、具有丰富内涵的特殊概念，由此从不同角度论述现代书籍设计的新发展，重点阐释现代书籍设计核心的思想问题，目的是为现代书籍设计实践提供理论性的参考与指导。 [关键词] 高技术 书籍 书籍设计 机械 美学 审美价值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4) 06-0033-05 Change of “ High-Tech ”： the New Development of Modern Book Design Gu Yuanyuan (School of Fine Art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210023) [Abstract] Technical factor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books Today，“High-Tech” becomes a remarkable feature of the modern book “High-Tech”is a concept with rich Applying this concept to modern book design leads to a lot of different book binding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book design from different aspects， and explains the core problems of modern book It i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guidance to modern book [Key words] High-Tech Book Book design Mechanical aesthetics Aesthetic value 技术作为人类肢体、感官和大脑的补充和延伸，是实现人类特定目的的一种有效手段，也是调节和变革人与 自然 的物质力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书籍作为知识存续与 文化 传播的重要中介和平台，首当其冲地受到新科学与新技术的影响与制约，如造纸术和印刷术直接作用于书籍的发展，从而改变了书籍的基本形态，同时书籍形态的变化又折射出技术的发展，成为人类技术发展的一个缩影。从纸莎草到羊皮卷，从甲骨到线装书，直至今日形式多样的数字、电子、多媒体出版物，书籍成为展示人类新技术的重要窗口和舞台。现代书籍设计，更加注重新技术的合理运用，突出工艺性的细节，并有意体现科学技术的象征性意义，极力宣扬机器美学和新技术的美感，崇尚“机械美”，以另类的视角，重新诠释现代文明，呈现出“高技术”的特征。比如韩湛宁先生设计的 国际 平面杂志《N1》(图1)，采用锡箔纸作为书籍最外围的包装，银色的锡箔显示出一种强烈的现代科技感，读者在撕开书籍包装的过程中，锡箔外形发生改变，产生一种不规则的形态，扭曲、折叠和撕裂的锡箔通过对光线的反射、折射，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视觉效果，体现了机械美学的特征。从书籍创作的角度而言，这是对书籍形态的“再设计”，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参与了书籍形态的“二次创作”，并呈现多元化的设计效果。 严格意义上讲，“高技术”即高技派(High-Tech)，亦称“重技派”，发轫于建筑设计领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种建筑风格得到很大的发展。“高技术”建筑运用精细的技术结构，讲究现代工业材料和工业加工技术的运用，对技术化的视觉元素加以夸张处理，常将建筑结构、框架、设备、管道等暴露在外。同时，“高技术”建筑强调施工工艺的时代感，重视工业化的象征性特点，赋予建筑新的美学含义。最具代表的“高技术”建筑是法国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香港中国银行等。这种风格在现代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且一直延续和影响到今天。作为系统化的文化生态环境，现代书籍设计必然会受到同时代“高技术”建筑风格的影响，呈现“高技术”化的特征。这是由于书籍作为文化中介和载体，具有极强的导向性，它的视觉形态极易受到同时代先锋、前卫艺术的影响，并呈现出一定的风格倾向。另一方面，由于书籍与建筑同为三维立体结构，有着极为相似的空间形态，不论是在整体的构建思想上还是在具体的表现手法上，书籍与建筑之间都有一种内在的契合性，因此，现代建筑艺术中的新发展更易影响现代书籍设计，并使之呈现特定的艺术风格。正如吕敬人先生所言：“我认为书籍设计应该是一种立体的思维，是注入时间概念的塑造三维空间的书籍‘建筑’。”[1] 现代书籍设计不仅受到同时代建筑技术与艺术的影响，还受到社会经济、文化与艺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高技术”风格的书籍设计在逐步发展与成熟的过程中，“技术”本身的内涵也在不断改变，它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工具理性和科学物化，也不再只是一个不带任何感情因素的中性词汇，它已经被人为地赋予更多主观的意义和个性的色彩，逐步嬗变成一个包含多种语义，并与各种感性因素相融合的新的审美标准。“高技术”不仅代表着高的技术水准与工艺水平，更意味着现代书籍设计追求的高艺术感与高审美性，设计的高标准与高准入，读者的高需求以及书籍最终呈现的高品位、高情感与高补偿。从本质而言，这种嬗变不只涉及物质表层，更直指人类精神内核，它是现代书籍设计思维模式的变化，也是设计方法的改变，更是审美观念的转变。客观而言，这是一种积极的变化，体现了现代书籍设计的新发展。 1 书籍设计的高技术与高工艺 现代书籍设计同建筑设计一样强调系统设计(Systematic Planning)和参数设计(Parametric Planning)，强调运用结构体系中的模数化、构件化、标准化，书籍设计师借助先进的加工设备与条件，将现代 工业设计 和建筑设计中的新材料、新技术与新工艺等大量“移植”到书籍设计中，并使用工业化的处理手法、机械化的视觉元素和技术化的语义符号，对书籍的装帧形态、结构和样式做出大胆的创新与革命性的处理。书籍设计的面貌为之一新，呈现“高技术”的风格倾向，并逐步演变成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和审美形态。 现代书籍设计基本纸张的尺寸和开本，如大度、全度纸张完全符合工业化大生产的需要，书籍的开本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细分，整本书就是由相同尺寸的标准纸张在空间维度上重复搭建而成。此外，书籍编排设计中的母版、段落样式、字体样式的设定完全建立在标准化与构件化的基础上，这些元素可以进行系统化的参数构建，基本元素一经设定即可重复调用，从而实现整本书在视觉形式上的严格统一。页眉、页脚、页码位置，天头、地脚、订口、切口、分栏的距离，字体、字号、字距、行距的大小等，也都可以在设计中进行严格规范，从而实现标准化设计。在书籍的整体构建上，设计师常采用对比、类推、共生、重复、秩序等方式重构书籍的空间结构，力图展现技术的合理性和空间的灵活性，同时对书籍的各个局部，如封面、封底、护封、腰封、书脊、勒口、环衬、扉页等进行再设计，通过暴露书籍内部模数化的标准构件，营造特殊的空间结构。 现代书籍设计极其强调材料特性的表达，除使用传统纸张外，还大量使用木材、金属、塑料、陶瓷等特殊材料，通过各种材料的穿插、组合与并置，产生强烈的视觉对比与视觉反差，从而营造特殊的空间效果，体现“高技术”的特征。如韩家英先生设计的《深圳平面设计03展作品集》(图2)，就如“高技术”建筑裸露结构、框架和管线一般，将书脊局部或全部暴露在外，通过内部的规则锁线与外部的透明胶水把分散的书页结合成书，装订线与整齐的书帖自然地显露出来，每一个书帖的折叠部分呈现不同的印刷颜色，多色的书帖整齐地并置在一起，构建成一个三维立体结构。这与传统书籍整齐、规整和封闭的装帧风格完全不同，既满足书籍保护的需要，又营造特殊的工业化视觉效果，体现了机械美学的内在含义。又如王粤飞设计的《正泰集团简介画册》(图3)，在设计中通过使用金属或仿金属材料，辅助压凹凸、模切、烫金银等印后工艺，为书籍营造特殊的金属效果，赋予书籍新的美学含义。 2 书籍设计的高艺术与高审美 技术与艺术，分别从属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不同领域。但是它们又作为构成要素，共同融入设计产品之中[2]。现代书籍设计师借助技术化的语言来实现“高艺术”化的视觉效果，技术是实现的路径与手段，艺术价值的提升才是设计师追求的目标。正如尹定邦先生所言，当设计解决了物质技术产品的技术课题与使用功能，艺术便成为它永无止境的追求[3]。事实上，技术与艺术之间存在相互转化与融合的关系，“当技术上升到一定程度就成为艺术”。从某种程度而言，在现代书籍设计中，技术就是艺术，“高技术”意味着“高艺术”。 在书籍装帧技术与加工工艺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传统书籍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书籍视觉形态进一步独立。“高技术”的介入，使书籍的角色发生改变。书籍除了肩负传统的文化传载与承续功能，还承担更多的任务，有更强的艺术性、趣味性与交互性，变得更加可读、可知、可赏、可玩和可感，犹如一件件高品位的清赏与雅玩，常令读者爱不释手。吴勇为电视剧《画魂》设计的宣传画册(图4)，采用特殊的三角形结构，完全颠覆了四边形书籍的传统形态，并且采用模切、压痕等印后工艺，具备很强的艺术性和趣味性。朱赢椿设计的《不裁》(图5)，充分结合书籍的具体内容在形式上做出相应的变化，形成一种内在契合。在该书的扉页上配有一把小纸刀，读者在翻阅每一页前都要借助小纸刀将粘连在一起的页面裁开。阅读看似变得更加复杂，但却充满互动的乐趣，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享受了更多书籍设计带来的惊喜与快乐。此时，书籍已经超越功利化的色彩，嬗变成为一种纯艺术的形式，犹如一件高品质的艺术品，具备 收藏 、鉴赏和审美的价值，书籍的视觉形式具备了独立的美学价值和意义。因此，评判现代书籍设计优劣，不能停留在传统的话语体系内，而应该转换视角，更新观念，重新认识书籍作为艺术品的角色，重视书籍视觉形式自身的价值。正如徐鲁在《封面上的书卷气》中所言：“真正的爱书人，绝不是把书的生命和美质仅仅寄托在可读上的。有时恰恰相反，当某本新书一拿到手，先不考虑其内容价值，而仅仅从外表就感到它的美和可爱，这样的书，往往也能引起爱书人收藏和把玩的 兴趣 。”[4] 审美价值的提升，为书籍艺术化的表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高技术性”逐步演变成一种“高艺术感”。设计“以科学技术为创作手段……这并没有损害设计的艺术特性，反而使得现代设计具有了科技含量很高的现代艺术特性，如全新的材料美、精密的技术美、极限的体量美、新奇的造型美、科幻的意趣美等”[5]。设计师将艺术因素融入书籍设计领域，从而创造出更多、更具艺术韵味和精神内涵的“艺术品”。杜威(JDewey)指出：“为使作品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作品也应该是审美的，也就是说，应该创造得使人在欣赏它时感到愉快。”[6]现代书籍极高的审美价值也激发和唤起读者更多的思考与想象，读者更多地参与到书籍的“二次创作”中，从而实现书籍设计审美价值的持续提升。 3 书籍设计的高标准与高准入 书籍设计的“高技术”并不只是简单地为书籍披上一件高技术化的外衣，而是在书籍的编辑设计、编排设计、装帧设计和信息视觉化设计等几个方面整体性的提升[7]。实现书籍设计的高技术目标需要设计师进行缜密的策划编辑、巧妙的图文编排、合理的装帧技术和有效的信息传达等，从某种程度而言，“高技术”意味着“高标准”。 实现书籍设计的“高标准”涉及众多因素，设计师的创新欲望是实现这种“高标准”的内在驱动力。信息时代提倡创新，鼓励冒险，宽容失败，这种开放的社会风潮为书籍设计的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尝试性、实验性和前瞻性的书籍设计探索不断涌现，成为书籍设计不断深化发展的动力。同时，设计师本体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的确证，为这种创新活动的深化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在创作过程中，设计师不希望受到过多外界因素的干扰与影响，不愿书籍设计完全沦为书籍内容的附庸与标签。设计师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与要求，很多设计师苦心孤诣，将书籍当成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通过独立的设计来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通过展现设计自身的魅力来营造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正如吴冠中在艺术创作中反复强调的，要学会表现出自己的感情，不择手段，择一切手段，表达视觉美感及独特情思[8]。 在书籍设计审美标准普遍缺失的情况下，技术特征极易演变成一种设计质量的评价标准。“高技术”体现的是一种实现过程的“高准入”、“高区隔”与“高门槛”，这种实现的“高难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设计的“高品质”，能够提升作品的附加值。因此，提高书籍设计实现的困难度，从一个角度体现了设计师的工作价值。这也是当下“高技术”风格的书籍设计流行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设计风潮与 时尚 ，成为一种设计的方向与选择的重要原因。当然，对“高技术”的过度喜爱容易演变成一种对技术的盲目崇拜，沦为唯技术论或者技术至上主义，或者一味地炫耀技术发展，演变成为所谓的“炫技派”。这对书籍设计的发展而言，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4 书籍设计的高需求与高品位 作为终端消费者的读者，希望通过阅读获取知识与信息，并通过观看获得独特的审美愉悦与视觉享受，实现精神的升华与心理的满足。在消费社会，书籍是文化消费的产品，书籍设计则作为一种消费的符号和标志存在，具备象征和隐喻的功能。在书籍消费过程中，读者被分为不同的阶层与群体，并通过书籍消费，显示出各自的身份与地位，体现个体的存在。 随着社会发展，读者的审美标准不断攀升和提高，视觉“阈值”不断被刷新，读者呼唤有更多、更新和更美的书籍设计作品出现，从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样化和差异化的审美需求。读者对他们常见的书籍设计形态提出了更高的审美标准，对他们感觉陌生的视觉形态展现了更强的包容性。与以往书籍朴素、自然、含蓄和内敛的视觉风格不同，当下荒诞、怪异、离奇和另类的书籍设计风格层出不穷，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趋向。现代书籍设计风格经历着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的背后，其实是人类求新、求异和求变的心理本能体现，也正好契合了形式主义美学中关于“陌生化”理论的阐释。“陌生化”是俄国人什克诺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首先提出的，他认为艺术通过将事物“陌生化”，从而增加读者感受的难度和延长读者感受的时间，让人们对平日视而不见的寻常世界产生一个全新的体验，艺术如果要避免衰老、退化，就要不断地追求“陌生化”，从而满足读者的审美需要。由此我们就容易解释今天种种另类风格书籍存在与发展的相关问题。 1978年，詹・克朗(Joan Kron)和苏珊・斯莱辛(Susan Slesin)在他们的著作《高科技》中对“高技术”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释：“这个术语在设计中特指两个不同层次的内容”，“一是技术性的风格，强调工业技术的特征(technology);二是高品位的(high style)。”[9]在数字媒体时代，数字出版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并没有消弭纸质书籍的发展，数字出版与传统印刷出版共同发展、并行不悖，纸质书籍仍然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在快餐化消费的读屏时代，相对于数字出版物而言，纸质书籍本身就意味着“高品位”。 在快节奏的今天，读者对于纸质书籍的阅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不再仅是直线性阅读，而出现了更多非线性与多线程的阅读方式。也就是说，读者的阅读状态是离散与混沌的，阅读节奏是跳跃与无序的，阅读心境是随性与随意的，阅读的前后次序被打乱，阅读的状态变得不可确定，阅读的进程变得不可控制，阅读的方式变得更加多样。这种变化对书籍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设计师需要对书籍的整体与局部都进行恰当的设计，通过设计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满足读者的心理期待。比如，设计师弗朗西斯卡・普列托(Francesca Prieto)为诗人尼加诺尔・巴拉(Nicanor Parra)的诗歌集设计的精装书(图6)，内容看似支离破碎，但若把它们撕下来，进行折叠、拼贴和组装，就能看到完整的诗歌内容，这种极富 想象力 的书籍设计，既反映了诗歌的内在精神，更激发了读者的阅读热情。丰子恺先生曾说，善于装帧者，亦能将书的内容精神翻译为形状与色彩，使读者发生美感，而增加读者的兴趣[10]。读者对书籍进行触碰、轻抚、摩挲、把玩、翻阅和审视，并借助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五感进行更加深入的沟通，实现与作者跨时空的交流，从而获得独特的审美愉悦和心理满足。 5 书籍设计的高情感与高补偿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指出：“无论何处都需要有补偿性的高情感。我们社会里高技术越多，我们就越希望创造高情感的环境，用技术的软性一面来平衡硬性的一面。”[11]“高技术”不是设计的目的，而是设计的手段，当“高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更需要“高情感”的投入和“高心理”的补偿。“高技术”应该与“高情感”相融，使作品呈现出技艺高超又感人至深的特殊景象。设计师通过高情感的设计来柔化和软化高技术带来的片面性，实现对人性的抚慰与心灵关怀，使读者获得更多的心理满足与情感关照，从而产生一种亲切感和温暖感，借助设计的力量实现平衡与调适。由此可见，“高科技”转化为“高情感”，“改造自然”转变为“适应自然”，才是未来设计的主题，关注人的本质需求才是设计的终极课题。 现代书籍设计热衷于用金属、塑料、玻璃等工业时代的材料来重新设计书籍，强调工业化的材质，极力宣扬机械美学和新技术的美感。“高技术”阐述工业化带给人们审美的重大改变，并突显生产技术带给人的现代、冰冷、科技的感觉。这种看似冰冷的机械美学，在今天被赋予更多人性的色彩，戴上了情感的光环，它以一种建立在设计师理性推理之上的片段存在，充满调侃、戏谑和 游戏 的意味。在温润的书籍中应用机械美学中那种冷漠、冰冷和生硬的视觉形式变得更为常见，并逐步成为一种特殊的视觉审美形式，成为书籍设计风格的一种选择。书籍自身特有的书卷气息，与看似冷漠的机械美学之间形成一种非常有趣的冲突与反差，产生一种独特的视觉张力，构成现代书籍特有的戏剧性效果。吴勇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设计的《中国印・舞动的北京》画册(图7)，就很好地结合了北京奥运代表性建筑元素，同时采用极其特殊的装帧工艺与材料，完美地体现了“人文奥运、绿色奥运和科技奥运”的核心理念，具备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吸引力。现代书籍设计的这种匠心独运，其实就是一种“高情感”的投入与“高心理”的补偿。通过人本思想重新审视现代书籍设计中高技术的运用会发现，未来更加需要关注新技术影响下书籍设计本体语言的 拓展 ，使之更符合人性化设计和情感化设计的需要。 6 结 语 “技术”是书籍设计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书籍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现代书籍设计由于受到同时代“高技术”建筑的影响，呈现出工业化的特质，体现了独特的机械美学特征。但在发展过程中，“高技术”概念发生嬗变，演变成一个包含多种语义、内涵丰富的特殊词汇，代表着高艺术、高标准、高品位与高情感等。因此，书籍设计呈现多元化的风格倾向，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书籍设计超越功利性的色彩，具备独立的审美价值和意义。 今天，荒诞、怪异、离奇和另类的书籍设计风格，很多是设计师个人的行为。事实上，书籍设计同电影艺术一样也存在“类型化”的分类问题。对实验性、概念性和尝试性的书籍设计，应该给予更大的包容与更多的自由，鼓励其成长，因为，今天的“前瞻性”设计极有可能就是明天的“实用性”设计，“创新”是设计产业得以持续发展的源动力。此外，我们需要客观地审视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大胆地引入新技术，并将这些技术合理地融入书籍设计中，不断拓展书籍设计的发展空间。同时我们必须明确，情感与精神性的需要永远是书籍设计的最终落脚点，采用高技术的形式和手法，都源于对人们精神需要和情感需要的满足，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应该更多地思考设计的价值与目的，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注 释 [1]吕敬人书艺 问道 [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5 [2]徐恒醇设计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27 [3][5]尹定邦设计学概论[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43，43 [4][10]孙艳，童翠萍书衣翩翩[M]北京：三联书店，2006：51，423 [6]莱德尔现代美学论文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140 [7]吕敬人书籍设计基础[M]北京： 高等 教育 出版社，2012：12 [8]吴冠中笔墨等于零[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196 [9]王受之世界现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377 [11][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 看了“军事高技术论文怎么写”的人还看： 军事高科技论文范文 材料与军事高技术论文 军事理论的论文范文3000字 军事高科技论文 军事高科技战争论文 a("conten"); 共2页: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中国近代建筑：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提到中国古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北京的故宫、颐和园，或者是苏州的园林、安徽的民居；提到中国现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深圳、上海这几年拔地而起的豪华宾馆、高级写字楼。可是，关于中国近代建筑，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许多人可能对“近代建筑”这个名词感到陌生——“中国还有什么……近代建筑？”当我告诉你：上海外滩的建筑，就是中国近代建筑的一种典型的代表时，你会恍然大悟——“不就是那些‘洋楼’吗！” 一般人所说的“洋楼”，泛指解放前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楼”、使用的“大洋楼”，多见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但如果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洋楼”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中国近代建筑也不是上海外滩的那种“洋楼”就能代表得了的。 中国近代建筑基本上是指在中国国土上于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1840——1949年）所建造的建筑。 从样式研究的角度来看 中国近代建筑主要有三大类型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封建社会里，虽然政治上有二十余朝皇帝的更替，文化上有多次的对外交流，但是，中国文化基本上是连续的一元文化。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有时代的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封建主义的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却因工业革命而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从明末清初开始，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鸦片战争以后，则完全以侵略和被侵略的方式进行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以此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进程，也由此被动地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激发与推动之下展开了。其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 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外国文化的大规模侵入，在中国国土上除了传统的古代建筑仍在延续、演变之外，外来的欧洲建筑样式逐渐多起来，在中国近代的建筑历史上形成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一股潮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则又出现了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另一股潮流。这两股潮流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时隐时现，此起彼伏。加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的冲击，使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呈现出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多种体系并存、碰撞与交融的错综复杂状态。中国近代建筑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式建筑： 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由于中国国土幅员广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中国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外国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较早作为商埠开放，因此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城市出现的某些洋式建筑。而大部分内陆地区的城市由于交通不便，仍处于与外部世界较为隔绝的状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为强；只有个别城市或临近边界、或因铁路建设的发展等原因，也有洋式建筑兴建。 沿海城市的洋式建筑以上海外滩（Bund of Shanghai，又称“黄浦滩”）和南京路、天津九国租界、广州“十三行”和沙面、厦门鼓浪屿、青岛胶澳租界“青岛区”的建筑为代表。 长江沿岸城市的洋式建筑以南京下关、武汉汉口租界的建筑为代表。 内陆地区沿边城市哈尔滨早期的建筑主要通过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开通，受俄罗斯传统建筑和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样式影响，在中东铁路系统的建筑和东正教堂中表现为多。滇越铁路（1903——1910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加速了云南的近代化。越南人在参与了滇越铁路的修建和昆明商埠的开发过程中，间接地把其所受法国建筑文化的影响带到滇越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昆明。 北京的洋式建筑则以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为滥觞，以资政院、大理院为代表。 洋式建筑的设计者基本为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统式建筑： 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本世纪的第二个二十年，中国建筑的历史中反映出了世界上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建筑师面对列强的入侵而激发的民族意识，这两种因素有剧烈的碰撞、交叉和融和。 传统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代建筑师吕彦直（1893？929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1925－929年）。中山陵陵园总体平面呈钟形，引人发“木铎警世”之想，寓意深远；墓在祭堂后合乎中国观念，式样采古制，建筑朴实坚固，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吕彦直生年仅36岁，但他以设计并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地位。1926年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是中国近代跨度最大的会堂建筑。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后于1929年所作“首都计划”，则是中国进行的较早、规模较大的城市规划设计。“首都计划”的详细方案中，全部政府办公建筑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造型，极力提倡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意为发扬光大本国传统的文化。这在二十年代是一种开创性的设想。 在北京，传统式建筑以二十年代所建北京协和医学院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 PUMC）新校舍建筑群体、燕京大学校园建筑、辅仁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典型。 令人深思的是，较早出现的传统式建筑的设计者主要是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反映出外国建筑师处在中国近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追求。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建筑： 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冲击下的中国近代建筑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其标志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兴办，并日益完备；中国建筑事务所陆续开业，中国人建筑师成长起来；中国建筑团体先后成立，学术活动得以开展。 杨廷宝（1901-1983）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设计作品运用中西建筑处理手法，不墨守陈规，刻意创新，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弛誉南北。他所在的基泰工程司（Kwan，Chu and Yang）是中国近代建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建筑事务所，中国有相当影响，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许多重要工程均出自基泰之手。 此外，“华盖建筑事务所”（The Allied Architects Shangai）、“庄俊建筑事务所”、“范文照建筑事务所”、“董大酉建筑事务所”、“兴业建筑事务所”等都是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建筑设计力量，在上海、天津、北平、南京、重庆、成都、无锡、桂林、贵阳、昆明等地主持设计了许多建筑项目。 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工作的创始人。建筑设计创作不是他一生建筑活动中的主要部分，但他对建筑设计创作问题多有著述，为数不多的作品表现了世界现代建筑潮流的影响，这以他1932年所作北京仁立公司铺面改造设计为代表。 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是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成为当地城市的重要景观，给中华大地增添风采。 中国近代建筑是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但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早在本世纪之初，两位中国人建筑师就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作过不同的尝试：供职于陆军部军需司营造科的沈琪，于1906年为陆军部衙署设计了一栋以西洋样式为主、但颇多中国装饰的主楼；受命于两江总督的通州师范学校工科毕业生孙支厦（1882-1975），在1909年主持设计了一栋基本为西洋样式的江苏省谘议局建筑。此后近九十年间，中国近代和现代建筑师有无数设计作品问世，样式繁杂。但是，虽然经过了几代人的艰难摸索，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每一个中国建筑师的难题。 虽然今天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不再是伴随着侵略而来，但中国建筑师仍始终跳不出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几千年历史文明所造成的耀眼光环。虽然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成为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保护，但他们的作品似乎也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我想，这当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一个方面。 对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应予以积极的保护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近代建筑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巍然屹立的历史建筑，作为先辈辛苦耕耘的历史见证，是我辈的光荣，也是对后代所应尽的责任。只要我们努力，前景也不一定完全灰暗；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课题，仔细想想我们是否能付出失去所有宝贵历史文物的代价。”《活的历史枣保护香港的历史建筑》（1982年）一书中的这一段话，写得是何等地好啊！ 关于近代建筑的保护，有两方面的工作： 1、对具体建筑物调查、实测，进行建筑历史研究。 这项工作主要由民间学术团体开展。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第一时期，有部分初步成果问世。但在六、七十年代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和干扰，除偶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外，大陆上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处于停顿状态。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历史学界，随着对涌进国门的五彩纷呈的众多国外建筑流派的介绍、评论，进而变为对其发生、发展之渊源的关心，并引发了如何认识建筑传统与现代风格关系的讨论。这样一来，中国建筑历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和中西交叉的汇合状态的近代一段再次引起了注意。1985年8月，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汪坦发起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揭开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进入第二时期的序幕。 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设部城乡建设科学技术基金会的联合资助，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举行了五次全国性会议，提出论文 179篇，出版四本论文集（收入论文92篇）。同时，通过中日合作，至1995年底共进行了哈尔滨、青岛、烟台、南京、武汉、广州、北京、厦门、重庆、昆明以及庐山16个城市（地区）的近代建筑调查，填制调查表2612份，出版《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十六个分册。上述工作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正处在深入发展的阶段。定于1996年9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将是一次承上启下的盛会。 2、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这项工作主要由政府机构推进。 1988年11月10日，建设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体现了在新的形势下，国家主管部门对近代建筑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并开始重视其保存与再利用问题。《通知》发出后，在各地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同中日合作进行的中国近代建筑调查互相配合，经过多年努力，提出了一批推荐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近代优秀建筑名单和资料。 1995年9月，北京市政府批准公布了“北京市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共56项。其中27项为近代建筑。 同时，各地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的具体工作也逐步进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近年来亦做了部分工作：1993年7月，在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局支持下，受北京铁路分局文化宫委托对1906年建成的原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筑进行复原改建设计，以保护北京的历史风貌；1993年10月，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对三峡工程淹没区四川境内的近代建筑进行考察，对有重要价值的进行论证，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以保护长江沿岸景观；1994年6月，受西城区文化局文物管理所委托对西城区北京水准原点、陆徵祥家族墓庐等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建档定级保护；1995年6月，受宣武区建设委员会委托对宣武区大栅栏、天桥、白纸坊地区14栋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近代建筑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逐步付诸实践。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对其进行保护的现实意义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其历史文化价值也正在逐渐体现出来。
王受之，1946年出生于广州，设设理论和设计史专家。毕业于武汉大学研究生院，1980年代曾担任过广州美术学院设计系副主任和学院的工业设计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作为美国富布赖特学者，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西切斯特学院和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学院从事设计理论研究和教学，1988年开始在美国设计教育最权威的学府——洛杉矶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担任设计理论教学，1963年升任为全职终身教授，负责全院的现代设计理论和现代设计史教学。1997年担任美国全国艺术和设计院校委员会年度会议理论组召集人，1998年作为联合国开发总署专家在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主持设计理论和设计史讲学班。王受之曾经多次担任重要设计比赛的评委工作，包括香港设计师协会“设计98”年展评委、1997年香港回归的国家艺术大展评委。王受之是中国的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等高等艺术设计院校的客座教授。王受之所著设计理论和设计史著作相当多，其著作成为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设计专业教科书中主要参考书，共中包括在大陆出版的《世界现代设计史》、《世界现代建筑史》、《当代商业住宅区的规划和设计》，还包括台湾出版的《世界现代设计》、《世界现代平面设计》、《现代世界艺术的发展》，他参与撰写的《战后美国史》曾经获得1992年国家社会科学著作的金奖。他的《设计史论丛书》包括《世界现代设计史》、《世界平面设计史》、《世界当代艺术史》、《世界时装史》、《世界广告史》、《世界工业产品设计史》、《美国插图史》等，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与香港天一艺术设计出版公司联合出版。
从哲学上讲是由内容决定的，即由建筑的体量、结构、材料决定的，这些东西变了是不能恢复的。从形式上寻求契合点显然是行不通的，那么要怎样才能创造既具有时代感又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新风格呢？可以看一看浦东的金贸大厦（如图一）。金贸大厦是一座超高层建筑，无论从外形，结构，功能都是现代的，然而它却是极具中国传统风格的。它的整个形体是来自中国塔式建筑形式的提炼，却丝毫看不出造作。这就是将时代与传统完美结合的典型。再来看合肥市新图书馆（如图二），我认为它也在建筑设计过程中，用现代的功能要求、现代的观念手法、现代的技术材料来很好地展现或隐含了传统文脉的"形"与"意"。因为在本市，所以我对他做了详细的调查。合肥市新图书馆基地位于合肥市中心区北部，占地约8000平方米，地形呈不规则样梯形，基地西为琥珀山庄，南临黑池坝，北靠南淝河，自然环境十分优美。根据任务书要求，新馆拟藏书100万册，阅览席500座，总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建筑层数局部六层。建筑塔体为59m。在"现代"方面的表现，除了功能方面外，在建筑形式上：高耸的钟塔、圆顶的门棚、凸出的窗体、敞亮的中厅等都为现代建筑设计的常用手法和表现形式，而粉墙黛瓦、马头墙退台及牌坊阵列又都透出传统徽派建筑的精神。当然，对徽派要素的运用绝非为原形的照抄照搬，而是在原形基础上进行精炼、变形，形成一种新的形象而用之。设计者考虑到1。合肥为安徽省会城市，在这座文化底蕴常深厚的城市中，设计文化性建筑，自然使人联想到如何再现书"徽派"建筑风格的文脉延承问题2．基地西侧为知名的琉珀山庄居住小区，此小区以展现地方建筑风格而闻名，在这样的小区周边营建文化性建筑，当然也应探求地方性风格作为环境上的协调统一。3． 基地周边地段视野开敞空旷，前湖后河，直接的建筑参照物较少，因此在该基地上发挥"传统"与"现代"的建筑结合，其余地较大。从以上两个建筑中就不难总结出“时代”与“传统”的契合点应该在建筑的精神上。只有从根本上考虑“时代”与“传统”的契合，才能创造出“美”的建筑，"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一切成自然的流露，巧妙的结合，创造真实自然的建筑之美。将"传统"与"现代"生般硬套的撮合则应是力避的。在这个方面我认为日本建筑师的探索很值得研究，近年来人们对日本建筑刮目相看,这主要是他们推出了一批国际一流的建筑师如丹下健三、黑川纪章、矶琦新、安藤忠雄……等。他们的作品很有特色,既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又不失日本韵味,堪称为现代建筑的日本表现。此外,他们还很重视理论探索,提出一些既富有哲理又饱含日本文化传统的建筑理论。我们和日本同属东方型文化传统，我们有着无与伦比的五千年文化，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建筑师们一定会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而且只要是中国建筑师真正创新的作品，想让它不具有中国特色都是不可能的。
从哲学上讲是由内容决定的，即由建筑的体量、结构、材料决定的，这些东西变了是不能恢复的。从形式上寻求契合点显然是行不通的，那么要怎样才能创造既具有时代感又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新风格呢？可以看一看浦东的金贸大厦（如图一）。金贸大厦是一座超高层建筑，无论从外形，结构，功能都是现代的，然而它却是极具中国传统风格的。它的整个形体是来自中国塔式建筑形式的提炼，却丝毫看不出造作。这就是将时代与传统完美结合的典型。再来看合肥市新图书馆（如图二），我认为它也在建筑设计过程中，用现代的功能要求、现代的观念手法、现代的技术材料来很好地展现或隐含了传统文脉的"形"与"意"。因为在本市，所以我对他做了详细的调查。合肥市新图书馆基地位于合肥市中心区北部，占地约8000平方米，地形呈不规则样梯形，基地西为琥珀山庄，南临黑池坝，北靠南淝河，自然环境十分优美。根据任务书要求，新馆拟藏书100万册，阅览席500座，总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建筑层数局部六层。建筑塔体为59m。在"现代"方面的表现，除了功能方面外，在建筑形式上：高耸的钟塔、圆顶的门棚、凸出的窗体、敞亮的中厅等都为现代建筑设计的常用手法和表现形式，而粉墙黛瓦、马头墙退台及牌坊阵列又都透出传统徽派建筑的精神。当然，对徽派要素的运用绝非为原形的照抄照搬，而是在原形基础上进行精炼、变形，形成一种新的形象而用之。设计者考虑到1。合肥为安徽省会城市，在这座文化底蕴常深厚的城市中，设计文化性建筑，自然使人联想到如何再现书"徽派"建筑风格的文脉延承问题2．基地西侧为知名的琉珀山庄居住小区，此小区以展现地方建筑风格而闻名，在这样的小区周边营建文化性建筑，当然也应探求地方性风格作为环境上的协调统一。3． 基地周边地段视野开敞空旷，前湖后河，直接的建筑参照物较少，因此在该基地上发挥"传统"与"现代"的建筑结合，其余地较大。从以上两个建筑中就不难总结出“时代”与“传统”的契合点应该在建筑的精神上。只有从根本上考虑“时代”与“传统”的契合，才能创造出“美”的建筑，"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一切成自然的流露，巧妙的结合，创造真实自然的建筑之美。将"传统"与"现代"生般硬套的撮合则应是力避的。在这个方面我认为日本建筑师的探索很值得研究，近年来人们对日本建筑刮目相看,这主要是他们推出了一批国际一流的建筑师如丹下健三、黑川纪章、矶琦新、安藤忠雄……等。他们的作品很有特色,既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又不失日本韵味,堪称为现代建筑的日本表现。此外,他们还很重视理论探索,提出一些既富有哲理又饱含日本文化传统的建筑理论。我们和日本同属东方型文化传统，我们有着无与伦比的五千年文化，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建筑师们一定会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而且只要是中国建筑师真正创新的作品，想让它不具有中国特色都是不可能的。
王受之，1946年出生于广州，设设理论和设计史专家。毕业于武汉大学研究生院，1980年代曾担任过广州美术学院设计系副主任和学院的工业设计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作为美国富布赖特学者，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西切斯特学院和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学院从事设计理论研究和教学，1988年开始在美国设计教育最权威的学府——洛杉矶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担任设计理论教学，1963年升任为全职终身教授，负责全院的现代设计理论和现代设计史教学。1997年担任美国全国艺术和设计院校委员会年度会议理论组召集人，1998年作为联合国开发总署专家在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主持设计理论和设计史讲学班。王受之曾经多次担任重要设计比赛的评委工作，包括香港设计师协会“设计98”年展评委、1997年香港回归的国家艺术大展评委。王受之是中国的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等高等艺术设计院校的客座教授。王受之所著设计理论和设计史著作相当多，其著作成为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设计专业教科书中主要参考书，共中包括在大陆出版的《世界现代设计史》、《世界现代建筑史》、《当代商业住宅区的规划和设计》，还包括台湾出版的《世界现代设计》、《世界现代平面设计》、《现代世界艺术的发展》，他参与撰写的《战后美国史》曾经获得1992年国家社会科学著作的金奖。他的《设计史论丛书》包括《世界现代设计史》、《世界平面设计史》、《世界当代艺术史》、《世界时装史》、《世界广告史》、《世界工业产品设计史》、《美国插图史》等，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与香港天一艺术设计出版公司联合出版。
中国近代建筑：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提到中国古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北京的故宫、颐和园，或者是苏州的园林、安徽的民居；提到中国现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深圳、上海这几年拔地而起的豪华宾馆、高级写字楼。可是，关于中国近代建筑，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许多人可能对“近代建筑”这个名词感到陌生——“中国还有什么……近代建筑？”当我告诉你：上海外滩的建筑，就是中国近代建筑的一种典型的代表时，你会恍然大悟——“不就是那些‘洋楼’吗！” 一般人所说的“洋楼”，泛指解放前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楼”、使用的“大洋楼”，多见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但如果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洋楼”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中国近代建筑也不是上海外滩的那种“洋楼”就能代表得了的。 中国近代建筑基本上是指在中国国土上于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1840——1949年）所建造的建筑。 从样式研究的角度来看 中国近代建筑主要有三大类型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封建社会里，虽然政治上有二十余朝皇帝的更替，文化上有多次的对外交流，但是，中国文化基本上是连续的一元文化。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有时代的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封建主义的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却因工业革命而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从明末清初开始，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鸦片战争以后，则完全以侵略和被侵略的方式进行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以此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进程，也由此被动地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激发与推动之下展开了。其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 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外国文化的大规模侵入，在中国国土上除了传统的古代建筑仍在延续、演变之外，外来的欧洲建筑样式逐渐多起来，在中国近代的建筑历史上形成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一股潮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则又出现了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另一股潮流。这两股潮流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时隐时现，此起彼伏。加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的冲击，使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呈现出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多种体系并存、碰撞与交融的错综复杂状态。中国近代建筑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式建筑： 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由于中国国土幅员广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中国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外国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较早作为商埠开放，因此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城市出现的某些洋式建筑。而大部分内陆地区的城市由于交通不便，仍处于与外部世界较为隔绝的状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为强；只有个别城市或临近边界、或因铁路建设的发展等原因，也有洋式建筑兴建。 沿海城市的洋式建筑以上海外滩（Bund of Shanghai，又称“黄浦滩”）和南京路、天津九国租界、广州“十三行”和沙面、厦门鼓浪屿、青岛胶澳租界“青岛区”的建筑为代表。 长江沿岸城市的洋式建筑以南京下关、武汉汉口租界的建筑为代表。 内陆地区沿边城市哈尔滨早期的建筑主要通过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开通，受俄罗斯传统建筑和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样式影响，在中东铁路系统的建筑和东正教堂中表现为多。滇越铁路（1903——1910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加速了云南的近代化。越南人在参与了滇越铁路的修建和昆明商埠的开发过程中，间接地把其所受法国建筑文化的影响带到滇越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昆明。 北京的洋式建筑则以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为滥觞，以资政院、大理院为代表。 洋式建筑的设计者基本为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统式建筑： 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本世纪的第二个二十年，中国建筑的历史中反映出了世界上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建筑师面对列强的入侵而激发的民族意识，这两种因素有剧烈的碰撞、交叉和融和。 传统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代建筑师吕彦直（1893？929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1925－929年）。中山陵陵园总体平面呈钟形，引人发“木铎警世”之想，寓意深远；墓在祭堂后合乎中国观念，式样采古制，建筑朴实坚固，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吕彦直生年仅36岁，但他以设计并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地位。1926年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是中国近代跨度最大的会堂建筑。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后于1929年所作“首都计划”，则是中国进行的较早、规模较大的城市规划设计。“首都计划”的详细方案中，全部政府办公建筑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造型，极力提倡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意为发扬光大本国传统的文化。这在二十年代是一种开创性的设想。 在北京，传统式建筑以二十年代所建北京协和医学院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 PUMC）新校舍建筑群体、燕京大学校园建筑、辅仁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典型。 令人深思的是，较早出现的传统式建筑的设计者主要是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反映出外国建筑师处在中国近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追求。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建筑： 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冲击下的中国近代建筑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其标志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兴办，并日益完备；中国建筑事务所陆续开业，中国人建筑师成长起来；中国建筑团体先后成立，学术活动得以开展。 杨廷宝（1901-1983）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设计作品运用中西建筑处理手法，不墨守陈规，刻意创新，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弛誉南北。他所在的基泰工程司（Kwan，Chu and Yang）是中国近代建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建筑事务所，中国有相当影响，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许多重要工程均出自基泰之手。 此外，“华盖建筑事务所”（The Allied Architects Shangai）、“庄俊建筑事务所”、“范文照建筑事务所”、“董大酉建筑事务所”、“兴业建筑事务所”等都是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建筑设计力量，在上海、天津、北平、南京、重庆、成都、无锡、桂林、贵阳、昆明等地主持设计了许多建筑项目。 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工作的创始人。建筑设计创作不是他一生建筑活动中的主要部分，但他对建筑设计创作问题多有著述，为数不多的作品表现了世界现代建筑潮流的影响，这以他1932年所作北京仁立公司铺面改造设计为代表。 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是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成为当地城市的重要景观，给中华大地增添风采。 中国近代建筑是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但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早在本世纪之初，两位中国人建筑师就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作过不同的尝试：供职于陆军部军需司营造科的沈琪，于1906年为陆军部衙署设计了一栋以西洋样式为主、但颇多中国装饰的主楼；受命于两江总督的通州师范学校工科毕业生孙支厦（1882-1975），在1909年主持设计了一栋基本为西洋样式的江苏省谘议局建筑。此后近九十年间，中国近代和现代建筑师有无数设计作品问世，样式繁杂。但是，虽然经过了几代人的艰难摸索，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每一个中国建筑师的难题。 虽然今天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不再是伴随着侵略而来，但中国建筑师仍始终跳不出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几千年历史文明所造成的耀眼光环。虽然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成为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保护，但他们的作品似乎也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我想，这当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一个方面。 对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应予以积极的保护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近代建筑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巍然屹立的历史建筑，作为先辈辛苦耕耘的历史见证，是我辈的光荣，也是对后代所应尽的责任。只要我们努力，前景也不一定完全灰暗；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课题，仔细想想我们是否能付出失去所有宝贵历史文物的代价。”《活的历史枣保护香港的历史建筑》（1982年）一书中的这一段话，写得是何等地好啊！ 关于近代建筑的保护，有两方面的工作： 1、对具体建筑物调查、实测，进行建筑历史研究。 这项工作主要由民间学术团体开展。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第一时期，有部分初步成果问世。但在六、七十年代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和干扰，除偶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外，大陆上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处于停顿状态。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历史学界，随着对涌进国门的五彩纷呈的众多国外建筑流派的介绍、评论，进而变为对其发生、发展之渊源的关心，并引发了如何认识建筑传统与现代风格关系的讨论。这样一来，中国建筑历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和中西交叉的汇合状态的近代一段再次引起了注意。1985年8月，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汪坦发起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揭开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进入第二时期的序幕。 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设部城乡建设科学技术基金会的联合资助，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举行了五次全国性会议，提出论文 179篇，出版四本论文集（收入论文92篇）。同时，通过中日合作，至1995年底共进行了哈尔滨、青岛、烟台、南京、武汉、广州、北京、厦门、重庆、昆明以及庐山16个城市（地区）的近代建筑调查，填制调查表2612份，出版《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十六个分册。上述工作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正处在深入发展的阶段。定于1996年9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将是一次承上启下的盛会。 2、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这项工作主要由政府机构推进。 1988年11月10日，建设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体现了在新的形势下，国家主管部门对近代建筑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并开始重视其保存与再利用问题。《通知》发出后，在各地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同中日合作进行的中国近代建筑调查互相配合，经过多年努力，提出了一批推荐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近代优秀建筑名单和资料。 1995年9月，北京市政府批准公布了“北京市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共56项。其中27项为近代建筑。 同时，各地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的具体工作也逐步进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近年来亦做了部分工作：1993年7月，在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局支持下，受北京铁路分局文化宫委托对1906年建成的原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筑进行复原改建设计，以保护北京的历史风貌；1993年10月，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对三峡工程淹没区四川境内的近代建筑进行考察，对有重要价值的进行论证，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以保护长江沿岸景观；1994年6月，受西城区文化局文物管理所委托对西城区北京水准原点、陆徵祥家族墓庐等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建档定级保护；1995年6月，受宣武区建设委员会委托对宣武区大栅栏、天桥、白纸坊地区14栋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近代建筑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逐步付诸实践。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对其进行保护的现实意义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其历史文化价值也正在逐渐体现出来。
王受之，1946年出生于广州，设设理论和设计史专家。毕业于武汉大学研究生院，1980年代曾担任过广州美术学院设计系副主任和学院的工业设计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作为美国富布赖特学者，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西切斯特学院和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学院从事设计理论研究和教学，1988年开始在美国设计教育最权威的学府——洛杉矶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担任设计理论教学，1963年升任为全职终身教授，负责全院的现代设计理论和现代设计史教学。1997年担任美国全国艺术和设计院校委员会年度会议理论组召集人，1998年作为联合国开发总署专家在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主持设计理论和设计史讲学班。王受之曾经多次担任重要设计比赛的评委工作，包括香港设计师协会“设计98”年展评委、1997年香港回归的国家艺术大展评委。王受之是中国的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等高等艺术设计院校的客座教授。王受之所著设计理论和设计史著作相当多，其著作成为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设计专业教科书中主要参考书，共中包括在大陆出版的《世界现代设计史》、《世界现代建筑史》、《当代商业住宅区的规划和设计》，还包括台湾出版的《世界现代设计》、《世界现代平面设计》、《现代世界艺术的发展》，他参与撰写的《战后美国史》曾经获得1992年国家社会科学著作的金奖。他的《设计史论丛书》包括《世界现代设计史》、《世界平面设计史》、《世界当代艺术史》、《世界时装史》、《世界广告史》、《世界工业产品设计史》、《美国插图史》等，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与香港天一艺术设计出版公司联合出版。
从哲学上讲是由内容决定的，即由建筑的体量、结构、材料决定的，这些东西变了是不能恢复的。从形式上寻求契合点显然是行不通的，那么要怎样才能创造既具有时代感又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新风格呢？可以看一看浦东的金贸大厦（如图一）。金贸大厦是一座超高层建筑，无论从外形，结构，功能都是现代的，然而它却是极具中国传统风格的。它的整个形体是来自中国塔式建筑形式的提炼，却丝毫看不出造作。这就是将时代与传统完美结合的典型。再来看合肥市新图书馆（如图二），我认为它也在建筑设计过程中，用现代的功能要求、现代的观念手法、现代的技术材料来很好地展现或隐含了传统文脉的"形"与"意"。因为在本市，所以我对他做了详细的调查。合肥市新图书馆基地位于合肥市中心区北部，占地约8000平方米，地形呈不规则样梯形，基地西为琥珀山庄，南临黑池坝，北靠南淝河，自然环境十分优美。根据任务书要求，新馆拟藏书100万册，阅览席500座，总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建筑层数局部六层。建筑塔体为59m。在"现代"方面的表现，除了功能方面外，在建筑形式上：高耸的钟塔、圆顶的门棚、凸出的窗体、敞亮的中厅等都为现代建筑设计的常用手法和表现形式，而粉墙黛瓦、马头墙退台及牌坊阵列又都透出传统徽派建筑的精神。当然，对徽派要素的运用绝非为原形的照抄照搬，而是在原形基础上进行精炼、变形，形成一种新的形象而用之。设计者考虑到1。合肥为安徽省会城市，在这座文化底蕴常深厚的城市中，设计文化性建筑，自然使人联想到如何再现书"徽派"建筑风格的文脉延承问题2．基地西侧为知名的琉珀山庄居住小区，此小区以展现地方建筑风格而闻名，在这样的小区周边营建文化性建筑，当然也应探求地方性风格作为环境上的协调统一。3． 基地周边地段视野开敞空旷，前湖后河，直接的建筑参照物较少，因此在该基地上发挥"传统"与"现代"的建筑结合，其余地较大。从以上两个建筑中就不难总结出“时代”与“传统”的契合点应该在建筑的精神上。只有从根本上考虑“时代”与“传统”的契合，才能创造出“美”的建筑，"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一切成自然的流露，巧妙的结合，创造真实自然的建筑之美。将"传统"与"现代"生般硬套的撮合则应是力避的。在这个方面我认为日本建筑师的探索很值得研究，近年来人们对日本建筑刮目相看,这主要是他们推出了一批国际一流的建筑师如丹下健三、黑川纪章、矶琦新、安藤忠雄……等。他们的作品很有特色,既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又不失日本韵味,堪称为现代建筑的日本表现。此外,他们还很重视理论探索,提出一些既富有哲理又饱含日本文化传统的建筑理论。我们和日本同属东方型文化传统，我们有着无与伦比的五千年文化，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建筑师们一定会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而且只要是中国建筑师真正创新的作品，想让它不具有中国特色都是不可能的。
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 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