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两部或多部文学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例如人物形象,写作手法等都可以 给个例子你看：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之比较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百年孤独》是拉美文坛的杰作。它们都以描写了一个大家族数代人从发迹、鼎盛到衰败的百余年漫长的过程，表达出整个社会的滞重。在创作手法上也各具特色：《红楼梦》是一个由社会——贾府——大观园——怡红院组成的空间向心环状结构，《百年孤独》则是从第一代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分成阿卡迪奥与奥协良诺两个系统直至第七代长猪尾巴的奥雷良诺，是一个按时间顺序的链状结构。 由于长篇小说本质上不受任何既定的形式所限，因此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它都能自如发展，常具规模。而小说家仿佛要用大量精密的细节来替代那些较难把握的思想和知识上的集成。中西传统对结构概念的不同，但在努力将大堆材料作系统的组织时，却都找出相似的方法来。即以几代人为基础建立循环式的小说结构，极力把各种纵横交错的母题组成一个协调的整体。 长篇小说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它能以批评的态度来重建一个新的世界观。它根基于现实，却要越进一个假想的“非现实”层次里去。小说家（至少是其中最伟大者）在力求忠实地表现一个满布可信的细节深具说服力的完整世界时，必然要面临现实世界一些比较深入的本质上的难题。小说家一开始去追求客观现实的世界，则早晚上要陷入自相矛盾的局面。他会发现，客观事物之存在实际已假定了有一双外在格物的眼睛，因而也早不确定了一个主观而相对的视点。“长篇小说不若史诗般拥有一颗天真灿烂的童心，它乃一门雄浑老成的艺术。“（卢卡契）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的作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创造了一个发自内心的世界，它不是确实世界的重复，而是要谴责它的丑恶和虚假，因此他们探求，他们重建，他们发明。对这个世和这个时代，他们既不进行复制又不使其理想化，也不简单地加以歪曲。他们从中截取的不是偶然性，而是深刻的规律。他们还证明了按其它规律创造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他们使现实之树长出了新枝。他们创造了一些种类陌生的事物，也有一些魔鬼，但是他们都具有有机的统一性，这些生机勃勃的生物是由一种巨大的发问和挑战和赋予活力的。可能的和幻想的绘画是现实和日常的绘画的延续。 “真正的艺术就是使人想起它的一种方式”。艺术作品的使命不再是再现世界，而是表达人的愿望。“作家的使命是把孤独的和必死的一切引向无限的生活，把偶然的东西变成符合法的东西。他的使命是带有预言性的。”（雅奴赫《卡夫卡谈话录》P162） 《红楼梦》并卷就勾勒了一个女娲补天的创世神话，因而引出了“无材可去补苍天”的宝玉，以及灵河岸边的绛珠仙子。加以“还泪说”，真是神而又奇。这个“朱兰白石绿树清溪、人迹罕逢飞尘不至”的理想世界就是与《红楼梦》中描写的丑恶肮脏的现实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太虚幻境”。它是全书的基石，给整部红楼罩上了梦幻飘渺的气氛。 《红楼梦》中的现实世界是龌龊不堪之至了，如柳湘莲的名言：“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让我们先从贾赦说起。贾赦在《红楼梦》里可算是最肮脏的人物这一。《红楼梦》中有条无形的章法，即凡是比宝玉长一辈的人，对其不堪之处，描写都多少有相当保留，这也可以说是“为尊者讳”吧。尽管如此，作者对贾赦仍不肯轻易放过。所以第四十六回专章声讨，详写强纳鸳鸯为妾的丑事。曹雪芹借袭人之口写出他的史家定评：“真真——这话论理不该我们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红楼梦》中对贾琏淫行最多特写镜头，恐怕是表达“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名古谚吧。东府自然更为肮脏：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贾珍诸人整日聚赌玩娈童，以致曾跟老太爷打天下的焦大痛骂：“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当然如鲁迅指出：“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为贾府好，不过是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 应当指出的是大观园的归属问题。大观园是曹雪芹着力最深的地方，是作者的希望所在。在庚辰本脂批有这样一条： 大观园系玉史与十二钗之太虚玄（幻）境，岂可草率？ 根据脂砚斋的看法，所谓“天上人间诸景备，未许凡人到此来”的大观园便是理想世界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这两个世界是融合的。我们虽然不能过于相信指批，可是在内证充分的情况下脂批却是最有力的旁证。让我们看看《红楼梦》中的直接证据，第五回宝玉随秦可卿游太虚幻境： ．．．．．．至一所在。但是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罕逢飞尘不到。宝玉在梦中欢喜，相到：“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 第十七回宝玉随贾政入大观园，行至沁芳亭一带，书中所描写的正是“朱栏白石绿树清溪”这八个字的充实和放大。就心情而言，宝玉初进大观园时（第二十三回）作家写道：“且说宝玉自进园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岂是偶然？更为明显的是宝玉和贾政一行人离了蘅芜院，来到一座玉石牌坊之前： 宝玉见了这个所在，心中忽有所动，寻思起来倒是哪里见过一般，却一时想不起来哪年月日的事了。 宝玉自己也许忘了，可是读者一定还记得第五回宝玉梦游至一所在，有一石碑坊上书有“太虚幻境“，所以脂批于此点明：“仍归于葫芦一梦之太虚幻境。”贾政说：“这是要紧之处”，是的，《红楼梦》中还有比太虚幻境更要紧的所在吗？作者一再再而三地点明：大观园不在人间，而在天上；不是现实，而是理想。更准确地说，大观园就是太虚幻境。1972年宋淇发表《论大观园》提出： 大观园是一个女儿们和外面世界隔绝的一所园子，希望女儿在里面，过无忧无虑的逍遥日子，以免染上男子的龌龊气味。最好女儿们永远保持她的青春，不要嫁出去。大观园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可以说是保护女儿们的保垒，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并没有现实的依据。 这段话说得既平实又中肯。大观园是一片理想的净土，它与外面的现实世界是“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主要线索。清道光年间王香雪评曰： 《石头记》一书，全部最要关键是真假二字。读者须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在有真，假不是假，真不是真。明此数意，则甄宝玉贾宝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为作者冷齿，亦知作者匠心。 可是令我们痛心更令曹雪芹痛心的是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是建筑在最肮脏的现实世界基础上，第十六回对大观园建造有很清楚的叙述： 从东府一带借着东府花园起，转至北起，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先后令人拆宁府含芳园墙垣楼阁，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会芳园本是从北拐角墙下引来的一段活水，今也无须再引。其山石树木虽不敷用，贾赦住的乃是荣府旧园，其中竹树山石以及亭榭栏 杆等物，皆可挪就前来。 我们知道东府诸公及荣府的贾赦是最为淫滥之人。它让我们不能忘记最干净的其实也是从最肮脏的里面出来的。最干净的最后仍旧要回到最肮脏中去的。“欲洁保曾洁，云空未必空”这两句诗不但是妙玉的归宿，同时也是大观园的归宿。曹雪芹一方面全力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在主观企求上他又无情地写出了一个与此对比的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的一切力量则不断地在摧残理想世界，直到完全毁灭为止。“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也构建了一片神奇的土地，那就是马孔多。由于两位作者文化传统与历史的背景不同。《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是曹雪芹根据中国传统佛道思想虚构的，其在人间的投影大观园则是建立在旧势力的阴影里，是人为的退缩，是有院墙的具体的封闭。《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虽然在人间，但又是无处寻觅的。马尔克斯对其环境的描写也似伊甸园般美好。 马孔多是一个只有二十户人家的村庄，座落在水流清彻的河边；这些水流沿着洁白而巨大的像史前时期的化石蛋一样的光滑的石床向下流。这块天地是如此之新，许多东西都尚未有名字，提起来还得用手指指点点。 在许多村庄中，马孔多是最有秩序最勤劳的一个。那是一个幸福的村庄，那里没有一个人超过三十岁，也从未死过人。 但“因为这个村子隐没在辽阔的沼泽地里”。环境险恶闭塞，它是布恩地亚第一代及二十多户亲友怀着冒险精神背井离乡开拓创建的，是人们的逃避，是无形的空间的隔绝。 马尔克斯曾有段文字描述一艘搁浅的西班牙大帆船： 整个船身处于孤寂的地方，被子人忘却了，没有遭到时光的侵蚀，也没有受到飞到飞禽的骚扰。．．．．．．里面除了一大簇花卉，没有任何东西。 这充满象征性的语言就是马孔多初期的写照。在没被殖民者发现之前，它闭塞、贫困、没有任何嵌有物质文明的东西，它有的仅是一簇花卉，它代表着和平、宁静、纯洁、美好，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外桃源般的理想世界。 如果说曹雪芹是极力想保护大观园这块理想之地不受外界侵袭，结果“历史的必然与现实世界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导致大观园的破产；那么马尔克斯则是有意安排一个世外桃园马孔多，把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当面摔给人看。” 悲剧同工，却有异曲。前面我们说过大观园是建立在旧的园子基础上，虽然它处处小心严加防范，不惜以封闭来求得保护自己，但毕竟它的“干净”是建立在包围之中。大观园里的人物对这两个世界的看法是清醒的。我们不妨检讨一下“黛玉葬花”的意义。“黛玉葬花”发生在第二十三回，宝玉和诸钗刚刚在大观园里开始他们的理想生活，所以这个故事的安排富有深意。 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上挂着纱囊，手中拿着花帚。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业，撂在水里。我才撂了好些在哪里呢。”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她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黛玉葬花一节正是作者开宗明义地点明《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她。黛玉的意思很明显，大观园里面是干净的，但是出了大观园就是脏的臭的了。把花葬在园子里让她们日久随土而化，这才能永远保持清洁。花在这里自然是园中女孩子的象征。她们若想保持干净纯洁，唯一的途径便是永驻理想之城而不到外面的现实世界去。从主观愿望上说，宝玉和大观园中的女孩子们所企求的是理想世界的永恒，是精神生命的清澈；但在客观认识上，他们对外在世界不是茫无所知，他们虽然天真烂漫，却并非幼稚糊涂。事实上她们一方面把两个世界区别得泾渭分明，而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意识到现实世界对理想世界的高度危害性。“黛玉葬花”这正是通过形象化的方式把这两层意思巧妙地表达了出来。 曹雪芹有时也用明确而尖锐的语言点出外面世界的险恶。第四十九回史湘云警告宝琴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园子里，来这两处，只管玩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会无防。老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的人多心坏，都是要害咱们的。”到底湘云是直率人。 绣香囊出现于大观园里中是一个信号（七十三回）被夏志清比之于伊甸园中蛇的出现，因为蛇一出现，亚当和夏娃就从天堂坠落到人间。黛玉一句“冷月葬花魂”标志大观园的气数是真的要尽了。抄检大观园，晴雯被逐，迎春误嫁，通灵走失，黛玉夭亡，探春远嫁，妙玉遭动，巧姐被卖，惜春独守青灯，真是“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正应了“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红楼梦》作者就是这样将两个世界于强烈的对比中写出，以显示肮脏丑恶的现实世界（淫）无时无刻不在对理想世界（情）进行围困侵害。 宝玉是一个有情有欲的人，所不同是他的欲永远是为情服务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第六回作者安排宝玉与袭人偷演警幻所训之事是有深意的，表明此后宝玉在大观园中和那些清静的女孩各不相扰，乃由于不为而非不能。可见宝玉情淫具备，清浊兼资，他属于“泥做的骨肉”，却终日混在“水做的骨肉”中。只有这样宝玉才构成了大观园与外面世界之间的接榫。 我们知道宝玉出生时嘴里含着通灵宝玉，也就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粗通红楼的人也会知道贾宝玉与那块“顽石”是一而二，二而一，即假作真时真亦假，它的具体而统一的表现形式就是作为护身符的通灵宝玉。 清同治年间人解庵居士，《石头臆说》云：“通灵宝玉兼体用论，论体为作者之心，论用为作者之文。夫从胎里带来，口中吐出，非即作者之心与文乎！何以言石上所记即通灵所说？观夫青埂峰下鲜莹明洁之石倏尔缩如扇坠，幻形入世，迨取本还原，将一生所历情事尽记在石，意欲问世传奇，非即以通灵之心作此通灵之文乎！” 此言得之。通灵宝玉作为现实与虚幻想的融合点在全书中如草蛇灰线，经历了几番大纠葛。 首先通灵宝玉就被外部势力利用，以金玉良缘为借口，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拿联姻作交易，把魔爪伸进在观园，强行拆散了宝黛以纯洁爱情为基础并且是在太虚幻境灵河岸边就已命定的“木石前缘。”通灵宝玉成为宝黛有情的主要障碍，也是他们经常呕气的肇因。 在第二十五回，通灵宝玉第一次显示作为希世奇珍能除邪崇的功能。宝玉因受贾环充满妒意的母亲赵姨娘的巫法而身染重疾里来了一个癞头和尚与一个跛足道人，把玉擎在掌上，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然后借助于恢复玉石因与尘世声色相刃相靡而被玷污的奇迹力量，治愈了宝玉。这里已再明白不过指出能灵宝玉就是青埂峰下自怨自叹日夜悲号的顽石。 通灵宝玉是贾宝玉的化身，贾宝玉则是它在尘世的幻形。正如袭人说道：“进业的谁不知道这玉是性命似的东西呢，真要丢了这个，比丢了宝二爷还利害呢。”（第九十四回） 通灵宝玉的丢失实际上就是宝玉自我的迷失，是他耽地尘世声色犬马，在日常生活的表面布景里上演了一场本体论的悲剧。失却了理想世界理性之物的宝石陷入了痴呆状态，这恰恰相反恰恰给金玉良缘的实现以可乘之机，苦降珠也终于魂归离恨天了。 还玉一场（第一百零六回）是两个世界对通灵宝玉同时也是对贾宝玉拯救与毁灭展开的 最为激烈的正面冲突： “．．．．．．弟子请问，师父可是从太虚幻境地而来？”那和尚道：“什么幻境，不过是业处来去处去罢了！我是送还你的玉来的，我且问你，那玉是从哪里来的？”宝玉本来颖悟，又经点化，早把红尘看破，只是自己的底里未知；一闻那僧问起玉来，好像当头一棒，便说道：“你也不用银子了，我把那玉还你罢。”那僧笑道：“也该还我了。” 袭人闻知，“两只手绕着宝玉的带子不放松，”紫鹃也“抱住宝玉”，宝玉难以脱身，叹道：“为一块玉这样死命不放，若是我一个人走了，又待怎样呢？”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当宝玉答应不还玉了，只要见见和尚，宝钗明快地说：“放了手由他去就是了。” 宝玉怎不顿悟！笑道：“你们这些人原来得重玉不重人哪。你们即放了我，我便跟着他走了，看你们就守着那块玉怎么样！” 那块玉米面被尘世玷污的“假”宝玉留了下来，而由此顿悟的“真”宝玉则决计抛弃红尘，由肮脏邪恶的此岸奔向干净纯情的彼岸。这个没有流放的流放者，这个到处都是异乡的人，这样的抉择对于他将是一种奇妙的解脱和真正的生活。 通灵宝玉，作为仙境中的一块石头，它的存在具有本体意义上的先行统一。而在红尘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虚伪玄学所理解的青春韶华。他体验着主体与客体的分化，自我与他人的对峙，实际情况与沉沦的冲突。王夫人道： “古往今来，你们听见过这么第二个么。．．．．．．病也是这块玉，好也是这块玉，生也是这块玉，．．．．．．”（第一百零六回） 宝玉生命的给定部分乃是他自身与石头关系的辨认。他的存在虚空既不能以黛玉的存在关系来充填，也不可能以他的这种尘世的自我来充填。 以上我们谈了《红楼梦》中现中现实与理想的鲜明对比、冲突及作为交叉点通灵宝玉的作用。下面我们再来探讨《百年孤独》中的两个世界。 与《红楼梦》不同的是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只明确描述出了马孔多这个理想世界。而那丑恶的外部世界隐藏在幕后，虽然看不见，却时刻能感受到其对马孔多的压榨、操纵和侵蚀，仿佛“全世界的蚂蚁一起出动，正沿着花园的石子小路费力地把他拖到蚁穴中去。“ 最早敲开马孔多这个世个桃源和平与幸福的是以黑尔基阿德斯为首的吉卜赛人，马尔克斯以形象神奇的笔触描写殖民者的掠夺： 吉卜赛人拖着两块磁铁挨家挨户地走着．．．．．．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倒下，木板因铁钉和螺丝没命地挣脱出来而嘎嘎作响．．．．．．跟在那两块魔铁后面乱滚。就是这两块小小的磁铁,霍·阿·布恩地亚用一头大骡子和一群山羊换了下来,后来两块磁铁再加上三枚金币成为换取放大镜的代价为了看一下马孔多从未见过的冰块,他们每个需付给吉卜赛人五个里亚尔,摸一下价钱还要加倍!这里殖民者贪得无厌的嘴脸不是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了吗?马孔多作为一个乌托邦式的村庄,其初期是“但有父子无君臣”,在此桃花源中无政治秩序，只有伦理秩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马孔多居民以为翻过几座山梁就可以逃避殖民者的魔爪是多么幼稚。贪婪是他们的动机，残忍是他们的本性。党派纷争，内战频仍，接着被称为绿色地狱的美国香蕉公司登陆了。火车的出现则完全摧毁了空是上隔绝的这个小镇。“这列样子好看的黄色的火车注定要给马孔多带来那么多的变化、灾难和忧愁。“美国人的到来更使这儿闹得天翻地覆。“他们造成的乱混大大超过从前吉卜塞人造成的混乱，而且这种混乱根本不是短时间的，容易理解 。”随这而来的是所谓的外部世界的物质文明：妓女、赌博、醉汉、斗殴和死亡，以及大白天就在吊床上当众乱搞的丑恶现象。“在短时间里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以致．．．．．．马尔多的居民已经认不得自己的市镇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工人们自发走向了破坏工厂反对工贼的斗争，大罢工则把它推向了顶点。这是不可调和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可能善心的，他们的回答只能是屠杀。结果是倒下了三千多工人、妇女和儿童，他们不得不用“有两节车厢，前中后各有三个车头牵引”的火车装运这些尸体给扔进海里。 不错，马孔多曾经拥有过幸福，是一座用“晶莹夺目的材料砌成”的纯洁的冰城。但从吉卜赛人带来了望远镜，“科学缩短了距离，”马孔多就已经进入了殖民者掠夺的视野，再也别想有安静的生活。 当霍·阿·布恩地亚第一次看见吉卜赛人的冰块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老的钻石，”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表明马孔我居民是把他们的家园（冰城）看得象钻石般美好。冰块总归是冰块，虽然象钻石但毕竟脆弱多了。当能够借太阳光使干草燃着的放大镜出现，冰块就要融化了，用冰块砌成的冰城也将要慢慢解体了。马孔多在世纪末的恐惧中颤栗了。一场下了四年十一个月两天暴雨“掀开了屋顶，刮倒了墙垣，连根拔起种植园最后剩下的几棵香蕉树，紧接着一场飓风将弱小的马孔多人从地面上一扫而光。”这个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忍受了百年孤独的世外桃源马孔多，“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抹掉，”“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 墨尔基阿德斯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吉卜赛人，来自充满疾病灾难的丑恶外部现实世界。他在波斯患过癞病，在马来亚群岛患过坏血病，在亚历山大患过麻疯病，在日本患过脚气病，在马达加斯加患过淋巴腺鼠疫，在西西里岛碰到过地震，在麦哲伦海峡遭到过牺牲惨重的轮船失事。 就是这个“坎肩布满了多年绿霉”的老头率先踏上了马孔多这块没有疾病没死亡的净土。虽然非墨氏初衷所愿，但事实却是现代文明带来了现代罪恶，羊皮书以预言般的力量将现代文明的罪恶深深地烙进了马孔多古老的土壤中。 羊皮书出于墨尔基阿德斯之手绝非偶然，表明脆弱的马孔多一经被现实发现注定要走向崩溃，理想的破灭史是由现实来撰写的。 因为理想的破灭是像冰一样逐渐融化的，现实的渗透也如阳光一样是悄没声息的。尽管黑氏的幽灵时常出现在布恩地亚家族后代面前提醒他们外界文明的危害性，但在短期内殖民者以“科学进步”为幌子进行掠夺所造成的后果是看不见的，因此在良诺上校等人眼里羊皮书不过是一堆垃圾，发出难以忍受的腐烂的气味。直到第四代孪生兄弟看出了马孔多正在逐渐走向世界末日，为了摆脱恐惧拯救马孔多的未来，他们开始钻研羊皮书，懂得“必须解开预言之谜，这样他们就不会完蛋。”经过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终于明白了马孔多的历史悲剧，但为时已晚。世外桃源马孔多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被现实世界的文明罪恶无情的击碎了。 现实世界满布疑惑，而小说即拴于现实的模拟世界，故此人类的本质根本不容有一种最终解决问题的可能存在。伟大的艺术家不是模仿现实的形象，而是模仿它的能动性；不是提供事物人物的仿制品和复制品，而是参加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的行动，发现它们内在节奏。他不仅担负着报道战斗的任务，而且也是一个战士，有他的历史主动性和责任。对他和对任何所有人一样，问题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参于对世界的改造。以现实主义的名义要求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表现其基本的运动和未来的前景。这是一种哲学的而且是美学的要求。对一个既定时代里的人和世界的关系，一部作品也许是很不完整甚至极为主观的见证，而这个见证却可能是真实而伟大的。艺术特有的道德不在于训诫人，而在于提醒人。 曹雪芹不是一个绝望者，而是一个见证者。 马尔克斯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启发者。 它暗示世界的缺陷并呼吁超越这个世界。] 因为“有”的世界拒绝度量，“存在”的世界不用度量。 因为人不能自己拯救。 艺术是把目前现实变成神话，变成尚未存在的东西的“密码”的艺术。像一切神话的伟大创造者一样，曹雪芹与马尔克斯在作品中创造了形象和象征的世界，察觉并暗示事物之间的联系，把经历、梦想、虚构、甚至巫术合成一个看不见的整体，而且在感觉的重复印象或重叠中，使我们每个人感到日常事物的轮廓，隐瞒的梦想、哲学或宗教的概念，以及超越它们的愿望。人们不会听任自己对作品中比喻的细节作一种犹太教法典的注释。在象征的具体发挥和它抽象的意义之间没有一种从字眼到字眼的对应是可以理解的。在象征总范围里活动的是活生生的人，有个怀的人，细节的现实主义并不与象征主义背道而驰，而是给了它生命力。 《红楼梦》和《百年孤独》并不是一种被隐喻弄得怪里怪气的抽象观念。它们是一种揭示性的神话，一幅使天上人间成为一统世界的生活景象。对它们的作者来说，现存的一切只是习惯，伟大就在于拒绝社会。 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是统一的。 他们生活过的世界和他们创造的世界是统一的。
《妇女在拉美非正规部门的就业特点》林华 - 拉丁美洲研究, 2001 《拉美国家的家庭暴力问题及其对妇女的影响》林华 - 拉丁美洲研究, 2004 《拉丁美洲家庭的变化及其特征》徐世澄 - 拉丁美洲研究, 1994 《当代拉丁美洲人口发展特点和趋势分析》毛爱华， 张善余 - 拉丁美洲研究, 2006 以上几篇，如果需要，可将下载链接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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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的现代化历程 作者：杨雪冬 "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拉丁美洲的历史是从'发现的历史'开始的"。（沃尔夫·格雷贝道多夫：拉丁美洲向何处去，齐楚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从16世纪初开始，欧洲文明借助先进的技术和制度开始在世界范围扩张势力。在这一地区缓慢演进的印第安文明首先成为欧洲文明的牺牲品，而该地区也成为正在形成的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开始了其漫长的边缘化历史。 这段边缘化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期，是持续了300余年的殖民地历史；后一个阶段是从19世纪独立运动结束后开始的依附历史，已经持续了150余年了，至今仍未结束。从狭义上讲，拉丁美洲的现代化历史就是后一段历史，因为在这一时期中，拉美诸国陆续取得政治独立，开始了以建设民族国家和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从广义上讲，拉丁美洲的现代化历史则是这两段历史的总和，因为殖民地历史的开始标志着该地区已经被纳入了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漫长而独特的殖民地历史直接决定了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的独特性，使之成为世界现代史中被世界体系牢牢锁住同时又无时不在摆脱束缚的典型。拉丁美洲的现代化之路集中体现了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无法摆脱的两难困难：依附与自主。本文将从广义的角度，描绘一下拉丁美洲现代化的宏观进程。 一、 哥伦布之前的拉丁美洲：缓慢演进的印第安文明 印第安人是拉丁美洲的最早居民。大约在10万年之前，他们就来到美洲，并且陆续分散到各地，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部落文化。人类学家把这一地区的文化分为三类：位于中美洲（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安第斯高原地区（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北部）的高级农耕文化；处于其毗邻地区的中级农耕文化；以及处于南美洲南部的渔猎采集文化。正是在最高级的农耕文化地区，印第安人建立起强大的帝国和高度的文明。位于今天的尤卡坦、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地区的玛雅文明，位于今天墨西哥地区的阿兹特克文明以及囊括从厄瓜多尔中部至智利中部3000英里地区的印加文明构成了美洲印第安人的三大文明。 印第安人创造的文明成就举世公认。它们包括：培育出包括玉米、倭瓜、土豆、蔷匣、胡椒、烟草、棉花和豆类等作物，今天世界上近一半的食物发源于此；发达的天体知识；以太阳金字塔为代表的建筑技术；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等等。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讲，印第安文明相对于其他大陆上的文明来说，数千年的孤立隔绝使其演进速度非常缓慢的，在演进阶段上也落后于这些文明。印第安人的技术水平只相当于公元前1500年的西欧人和公元前3500年的中东人的技术水平。虽然他们在培育植物方面成就辉煌，但除了仅能最低限度地保证人口食物需求外，没有发展出耕作技术。他们仅有石制、木制、骨制的工具，不能熔炼矿石，更没有刀剑和火器。而在制度方面，美洲印第安人还停留在氏族部落阶段。各种各样的部落虽然一度被纳入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之国之中，但是彼此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从语言一直到崇拜对象。这些差别使全体印第安人之间无法形成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协调一致的行为。即使是组织最完善的两大帝国，其内部也多有权力争夺的冲突，无法在资源动员和发挥个人创造力等方面与新兴的民族国家抗衡。 所以说，在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交往稀少的时代中，印第安人在不受外来干扰的情况下，创造了自己富有特色的文明。如果文明间的隔绝能够维持下去，印第安文明也许会平安地向前演进。但是一旦文明间的隔绝被打破，文明间的交往扩大，那么演进缓慢的印第安文明肯定会失去生存的空间，何况这次与之遭遇的是武装到牙齿，有着对财富疯狂的渴求以及宏大的征服世界愿望的欧洲文明。印第安文明被逼向了绝路。 二、 殖民地历史和进入世界体系的开始 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的成功引起了欧洲王室和一些社会阶层的重视。作为当时欧洲两大霸权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国力已经呈现出衰落之势，但是依然倾力支持在新大陆的探险活动，因为空虚的国库无力支持王室奢糜的生活和庞大的军费开支，迫切需要获得新的财富源泉。另一方面，怀有高涨的商业热情的资产阶级希望获得更大的市场，没落的贵族，生活无所着落的农民和城市无产者，把航海和殖民冒险看作是摆脱困境的重要手段。这些阶层成了欧洲扩张的热情支持者和实践者。然而，两个王国在如何瓜分新大陆的问题上争论不止，只能求助于教皇的裁决。1493年5月3日，教皇亚力山大六世在同两国政府商量后，颁布洲渝，就双方的领海和海外领土划分了界线。但是里斯本政府对此不满，胡安二世要求双方国王重新谈判，以划定一条更加合理的界线。西班牙同意后于1494年6月7日，双方签订了托尔德西亚斯条约。然而，托尔德西亚斯条约从来就不是划定西、葡在美洲领土的令人满意的条约。事实很快证明，真正的界线是由征服者和黄金攫取者的实际占领确定的。 16世纪的头20年是冒险家的时代，来自欧洲的数以千计的冒险家沿着哥伦布的路线来到加勒比海上的岛屿上。然而，绝大多数人都失望而归。其中两个西班人成了真正的幸运者。1519年，埃尔南多·科尔蒂斯在短时期内占领了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富庶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另一位更为大胆猖獗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于1531年征服了秘鲁具有高度社会组织的印加帝国。从此以后，欧洲人对拉丁美洲的殖民占领开始全面展开，并向大陆内部深入，在秘鲁被征服后，厄瓜多尔和波利维亚也接着被征服。西班牙人阿尔马格罗在30年代征服智利，把殖民范围推进到马乌莱河。随后巴拉圭、阿根廷、巴西也逐渐被纳入殖民地范围。在不断的征服过程中，印第安文明被无情地摧毁了。 为什么辉煌的印第安文明会被一小撮西班牙征服者轻而易举的摧毁？其中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最根本的是长期的隔绝使其不仅在技术和制度层面上远远落后于欧洲，而且在生理和心理上无法适应欧洲人带来的一切。我们在这里不再详述印第安人在技术和制度上的落后，只想强调后面两点。欧洲人带来印第安人的疾病比欧洲人野蛮的剥削还要残忍。印第安人在天花、麻疹、伤寒等疾病面前毫无抵抗能力，只能成群成群地死去。据估计，在17世纪征服时期，西属美洲的人口从5000万锐减到400万。孤立隔绝还造成了美洲印第安人心理上的脆弱。他们虔诚而又热情地迎接外来者，毫无防备心理。而一旦发现这些外来者要的只是金钱，并不惜为此大动武力时，他们变得不知所措，在新式的武器和作战技术面前惊魂不已，毫无还手能力。欧洲人采取的矿山管理制度使被逼迫劳动的印第安人难以接受，他们精神空虚，风纪破败，常常烂醉如泥，趋于绝望。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不断扩大其殖民地的同时，也在建立着自己的统治机制，力图把美洲纳为帝国的组成部分。殖民者是通过三种方式来加强其统治的。首先是政治上的"纵向主义"管理和严格的等级制。西班牙政府把殖民地分为四个总督辖区和一些都督辖区。辖区内宗主国直接纵向统治，禁止各殖民地之间任何横向交往。辖区内的官职都由来自宗主国的西班牙人担任，而不是由出生在拉美的征服者的后裔，即土生白人担任。土生白人参政的途径极为有限，他们只能管理城市、市议会和市民联合会。而且宗主国为了加强统治，不断地提高集权程度，其颁布的三十多万条法令对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生活中最锁碎的细节都作了规定，限制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尤为重要的是这些辖区式管理不处于国家意识的形成，为日后的分裂以及各国之间的不和谐关系埋下了祸根。其次是在经济上实行分封土地的监护区制，强迫印第安人劳动，严格控制殖民地的产品结构，使之为宗主国经济服务。监护区制是一种把土地瓜分给征服者，以把印第安劳动力动员起来为矿山和大庄园服务的制度。它意味着监护人有权要求他所"监护"的印第安人缴纳贡物和提供劳役。同时，监护人有责任在印第安暴乱时为国王提供军事义务，并教化他所监护的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虽然原则上监护人的监护期有限，但后来这种期限被破坏了，监护区变成可以遗赠的私有财产。监护区制是欧洲中世纪庄园制在新大陆上的再版，直接承担着为宗主国聚敛财富的任务。热衷于重商主义政策的西、葡两国最初只关心作为财富代表的金银。按照重商主义的逻辑，一国的财富是恒定的，国家间的贸易往来会使出口国财富增加，进口国财富损减，因此，谁占有金银越多，谁就越富足。在重商主义政策的鼓励下，采矿业逐渐兴盛起来，与之相伴发展起来的是向矿区提供生活用品、食物等的大庄园。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白银产量的减少，大庄园的经济意义也相应减小，于是种植园经济开始兴盛起来。种植园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以从非洲洲贩卖来的奴隶为主要劳动力，经营的方向是满足西欧市场的单一作物如蔗糖、烟草、棉花，后来又有橡胶、咖啡和香蕉。种植园和矿业，大庄园一样都是一种大地产制，都受到宗主国政府的严格限制，一方面殖民地不得擅自种植其他产品，另一方面宗主国控制着殖民地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交换。显然，对殖民地经济的严格控制给宗主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据估计，在殖民统治期间，西班牙从拉丁美洲攫取的黄金达250万公斤，白银达1亿公斤，金银的总价值是它出口到殖民地商品价值的4倍。拉丁美洲经济在为宗主国提供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一步步地沦为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依附。之所以这样讲，主要原因在于，西班牙、葡萄牙在剥夺殖民地的同时，也正在成为西欧的附庸。由于受落后的经济结构和中世纪思想意识的限制，西、葡两国不善于利用美洲的资源和市场发展自己。它们不能大规模把殖民地生产的丰富的原材料转换成符合殖民地市场需要的制成品。所以向拉丁美洲出口的制成品90％来自工业较发达的北欧 。同时本国经济结构也没有完备起来，需要从西欧和北欧进口纺织品、小五金、谷物等产品，出口的则是羊毛、酒类、铁矿石以及黄金。这样，西、葡两国虽然从地理大发现中首先获益，但没有通过大发现打开世界市场，反而成了随后崛起的北欧与西欧经济的附庸，把从拉丁美洲攫取的金银拱手交给了掌握着市场主动权的北欧和西欧。 宗主国推行的单一产品政策，使拉丁美洲在世界市场中失去了自主权和主动性。由于这些产品只提供给宗主国和中心国，受这些国家国内市场价格的支配，所以其生存和发展完全依赖于海外市场。对海外市场的过度依赖造成了这种单一产品经济的脆弱性和低度适应能力。一旦海外市场萎缩，国际市场价格下跌，或者出现政治力量的干扰，单一产品经济就会陷于被动，甚至走向崩溃。单一产品经济在本地区经济中没有横向和纵向的关联度，纯属"飞地经济"，无法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共同发展，充分利用本地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因此单一经营意味着每年的大部分时间有人失业。这种单一产品的经济也许会带来经济的增长，但无法实现经济的发展，即本地经济的全面进步。 最后，在文化方面，殖民统治者在摧毁了印第安文化的同时，又力图把宗主国的文化移植过来，以求使印第安人皈依自己的文化和信仰，实现对殖民地的文化控制。武力图杀、疾病以及残酷的剥削使印第安文化丧失殆尽。对于存活下来的印第安人，殖民统治者内部虽然存在争论，一派认为土著是"高尚的印第安人"；则一派则蔑视他们为"脏狗"，但是最终后者成为了殖民政策的指导思想。印第安人被排斥在社会之外。虽然来自旧大陆的天主教士们曾经为印第安人的利益辩护过，并力图改掉他们的一些落后习惯，使之皈依天主，但是成效微弱。而且教士们并不认为印第安人和他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他们对印第安人的保护不过是把他们当作年幼无知的孩子监护起来。随着教会力量的壮大，许多教士成为了大庄园主，残酷地剥削印第安人，并与殖民当局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大力协助推行拉美文化中特有的家长式统治和独裁。 排挤掉并取代了印第安文化的宗主国文化对于拉丁美洲来说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从本质上讲，宗主国文化是一种推崇等级制、独裁和家长制的封建文化，并没有为拉丁美洲带来新鲜的活力，反而和印第安文化中的一些顽固势力结合在一起，更加强烈地扼杀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同时，宗主国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助长了这种文化的顽固势力的强化。权力操纵在一个小的社会阶层手中的政治和大庄园制的经济不仅形成了个人独裁和一撮人控制国家和经济的传统，而且阻碍了"民族意识"的形成。因为拉美国家内部分裂为若干个大庄园，这些庄园是"封闭的社会"，培养的是个人对庄园主的绝对服从，而不是对国家与民族的忠诚与认同。这样的政治经济传统为诠释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独裁不断，社会各阶层间缺乏团结和解，以及对国家利益缺少共识提供了很好的答案。 总之，从某种角度讲，西班牙、葡萄牙进入美洲，是欧洲漫长的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这个进程实质上就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两个国家没有全面经历这个革命进程，尤其是西班牙还保留了中世纪的结构。因而，它强加给美洲殖民地的是一种前资本主义的、等级的社会制度，其标志是教条主义和令人窒息的专制主义，这与英国在北美建立的半自由的、能够适应和发展的制度形成了对照。 三、 全面纳入世界体系的19世纪 18世纪末，西班牙殖民帝国开始呈江河日下之势。殖民地内部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包括土生白人、混血种人、印第安人和黑人在内的各阶层人民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殖民统治者。另外，来自欧美的先进思想，如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法国共济会思想等，和法美革命的成功为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注入了思想动力，提供了武装革命成功的例子。 1790年海地爆发争取独立的革命运动，使拉丁美洲的内部危机露出冰川的一角。1806年米兰达在委内瑞拉组织起解放祖国的志愿军，掀开了南美独立战争的序幕。而拿破仑占领西班牙和西班牙人民起义反对这位篡权者成了殖民地起义的直接导火线，并为其提供了有利条件。1810年在加拉加斯、基多、波哥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等许多城市先后爆发了起义。革命者拒绝承认法国派到殖民地的代理人，纷纷建立起"洪达"（委员会）来管理国家。玻利瓦尔、圣马丁、奥希金斯、伊达尔多等人纷纷在本国举起起义的旗帜，建立起独立的共和国。1815年后，各地的革命斗争向纵深发展，战火在整个大陆蔓延。南美大陆伟大的解放者圣马丁和玻利瓦尔认识到只有拉美人民联合起来才能把西班牙统治者彻底赶走，保证各国的独立。于是，两位解放者率军从南北夹击西班牙统治的巢穴——秘鲁。1825年取得了阿亚库乔大捷，全歼殖民军主力部队。1826年1月23日，西班牙驻卡亚俄港的残军向玻利瓦尔投降，拉美独立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前后进行了20多年，遍及整个大陆和海岛，波及的人口达2000万，推翻了300年的殖民统治，建立了18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是独立运动取得的成就更多的是政治意义上，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拉美社会内部结构，切断同西方列强的经济联系，摆脱经济上的依附地位。独立战争后的拉美以新的形式被新殖民主义全面纳入了世界体系，同时其社会政治结构的畸形也有所加重。正如斯塔夫里亚诺斯所说，"跟随政治独立而来的，并不是经济独立，而是新殖民主义。"（《全球分裂》上册，迟越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78页。） 独立战争胜利后，传统的大地产制和严格的等级制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不断发展、扩大。通过对印第安人土地的掠夺，通过对教会地产及国有土地的占有，绝大多数克里奥尔人（土生白人）地主的大地产不仅原封未动，而且他们还取代了西、葡殖民者的地位，霸占了绝大多数原来属于殖民者的土地。另外，通过对在独立战争中立有战功的将军、军官以及行政长官进行的土地分封，大地产的数量大大增加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如以往一样牢牢地控制着经济资源。在政治方面，这些大有产者虽然自称"自由派"，但不肯放弃既得的权力。因此由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组成的中产阶级，以及一大批无产者仍然被排斥在政治体制之外。 这些在新独立的国家中掌握权力的大有产阶层同国际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生产的绝大部分产品都要拿到国际市场销售。另外，由于在独立战争中英国支持了拉美各国反对西班牙的斗争，其发展的模式和取得的成就给这些受过欧洲教育或者熟悉欧洲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国的迅速发展与商业优势地位被认为是同自由放任主义相联系的。所以这个阶层中的许多人认为自由贸易应当同刚刚取得的政治独立齐头并进。但是这些人看到的只是表象，没有看到英国的优势来自于其强大的工业基地，商船队以及船坚炮利的后盾，他们更不理解，一项错误的政策，不仅会造成破坏，而且会产生全面的混乱。哥伦比亚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它在独立后废除了所有关税，使拥有价格优势的英国商品大规模涌入国内，结果是国内手工业者在短时期失去了竞争的能力。因此，从发展战略选择上，拉美国家的领导人显得比美国独立后的领导人更加幼稚天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斯密和李嘉图理论的最早牺牲品，丧失了加强自身实力的机会。 实行自由贸易具体体现对进、出口的重视。实践证明脱离社会政治现实的自由贸易政策并不会从李嘉图所描述的比较优势中获益，相反却带来了灾难性影响。在出口方面，大部分拉美国家领导人强调农产品，因为欧洲对热带农产品和欧洲时令以外的农产品需求很大。但是只依赖农业的作法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有三个：一是加重了原有的两极分化趋势，并削弱了国内市场购买力的培养。因为农产品生产依然由大土地所有者控制着，其产生的利润很难扩散到众多生产者身上，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困者无法给国产品提供强大的购买支持，从而阻碍了国内工业合理的发展。二是农业生产结构向单一化畸形化发展。由于过份偏重某种作物，所以忽视了其他作物的种植。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原料价格波动很大，因此使整个农业部门以及在此基础形成的依靠单一产品的加工业极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冲击。三是为外资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帝国的贸易体制限制了殖民地进出口货物的来源和性质，并且禁止外国人在殖民地拥有财产或建立商业企业。在独立战争期间和独立战争以后，这些限制失去了效力。处于欧洲国家前列的法国和英国乘机占领了拉美市场，成为主要的商品供应国。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并不愿意成为纯粹的进口国，它们希望投资开发本国资源。但是这种强烈的投资愿望并没有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因为拉美各国银行制度不健全，融资渠道不通畅，而拥有大量资本的教会和商人们不愿在国内投资。恰恰在这个时候，发达国家的资本突然增加。加利福尼亚黄金的发现，使传统的金融市场饱和了。为了取得高额利润，资本开始向包括拉美在内的有利润潜力的地区转移。 外国资本进入拉美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20年代，外国投资（首先是英国资本，其次是法国和西欧其他地区的资本，还有少量美国的投资）开始在拉丁美洲出现，主要用于原料和基础产品的开采和输出。大部分投到今天阿根廷的领土范围之内，第二个时期出现在50年代之后。高速钢制汽船、卓有成效的冷冻装置、新的采矿技术以及其他技术进步激发了西方资本在拉丁美洲的大规模投资。这一时期资本的主要用途是发展必要的交通线路（铁路、公路和港口），以确保产品的运输和经销。后来，投资转向发展各种服务设施。与此同时，欧洲银行给拉美政府的贷款成倍增加。到1914年时拉丁美洲的外国投资总额达到85亿美元，占全世界长期外国总投资的五分之一。资金的来源如下：联合王国，37亿；美国，17亿；法国，12亿；德国，9亿；其他国家，10亿。 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并没有给拉丁美洲各国带来经济福音，相反使拉美经济的依附地位进一步加重。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外国投资创造的"飞地经济"，并没有推动国内市场的整合和经济的发展，相反却加强了同宗主国间的纵向经济联系。以巴西为例，在1848年至1849年间从里约热内卢港出口的货物价格为2732．9万克鲁塞罗（巴西货币单位），而运往国内各地的只值71．7万克鲁塞罗。英国在巴西出资修建的铁路有几种不同的规格，车辆的转换迄今还是一大问题。因为当时唯一关心的是怎样从内地向各港口运送货物，而不是把巴西的各个地区联成一体。二是形成了面向海外市场的单一产品结构，并且外国资本逐渐控制了这种生产结构，从而控制了拉美各国的经济命脉，为这些资本的母国干涉东道国内政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渠道。 除了经济依附程度加深外，独立后的拉美各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因为独立战争的领导者们代表的是大地产阶级和大资本家阶级，其目的是摆脱宗主国的控制，而不是打破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有利于这些既得利益者的社会政治结构。在社会结构上，除了长期存在的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外，种族主义也开始强大起来。印第安人和非洲人被视为劣等种族，认为其需要的是控制和管理，而不是教育与机会。等级制和种族主义阻碍了社会的流动性，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同时也限制了教育的普及。例如在巴西，适龄儿童入学率1872年为5．29％，1889年是5．8％，1907年是9．19％。此外，拉美的教育方式也无益于民族发展。本地学校只培养下层办事员，而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则是从欧洲引进的。 同许多依附地区一样，在拉丁美洲落后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支撑着奢华的、模仿欧洲生活的消费文化。本地的上层人物对于宗主国的价值观念、社会风尚和物质产品、社会服务等亦步亦趋，把大量的钱财用在这些方面，同时极端蔑视体力劳动。上层人士对于消费的崇尚和劳动的蔑视影响了全社会的价值理念和文化时尚。甚至穷人也在竭力模仿这种高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把微薄的收入用于购买进口毛料服装、有边帽子、苏格兰威士忌等奢侈品上。结果，消耗了本可投放在本地企业中的资金，减少了本地经济发展的机会。另外对劳动的蔑视追求奢华的风气，同新格兰的清教伦理观相比，显然十分不利于经济发展。 独立后的政权并没有实现对全国的统一，相反被众多的"考迪罗"瓜分了，使"考迪罗主义"成为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拉美政治的主要特点。"考迪罗"是指一个军人或一个地主，凭借他个人的威信和受他统治的人的绝对忠诚，在一个地方或地区称王称霸。被他统治的人的忠诚是绝对的，因为一方面考迪罗对他们进行剥削压迫，另一方面也保护他们不受其他考迪罗的侵犯并向他们提供最低的经济保障。随着新殖民主义的扩张，考迪罗成了其合适的代理对象。因为新殖民主义中有一种引导着殖民国家与特权集团结盟，以此稳定其对殖民地的控制的内在要求。"考迪罗主义"的存在对于拉美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阻碍了拉美政治现代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的进程。其影响表现为：首先，造成了政局的涣散，中央政权控制的乏力和政令执行的不畅。其次，军人干预政治。在整个19世纪中，政权的原有支柱——天主教会的影响逐渐下降，地主贵族与军队的联盟成为政权的真正基础。军队由于拥有组织，资源以及垄断武器成了拉美最强有力的"政党"。军人对政治的干预限制了政党的发展和民主选举制度的实施，使得军人独裁替代了民选总统，军人管理替代了文官管理。而且军队长期干预政治在某些国家被宪法等法律合法化，被认为是维护"国内秩序"的保障。再次，腐败和政治上的任人唯亲成了拉美政治的基本特征。殖民统治时期的封建传统和大地产制的维持成了腐败和任人唯亲滋生的良好土壤。考迪罗们的出现使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因为它们要获得政权，必须获得一些特殊的社会集团的支持，而回报的则是政治恩惠。由于没有制度化的民主机制，所以这种政治互惠就变得公开化、被制度默认了。最后，个人魅力成了政治动员的根本性力量。独立后的拉美各国政治并没有摆脱封建传统的影响，控制资源的个人继续控制着政权。由于缺乏制度化的民主机制和正式的参与渠道，所以民众表达意愿的机会受到了限制，更多的是依赖和寄希望于某些个人。这无疑扩大了个人的影响力。虽然个人魅力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全国政治动员，但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却容易沦为个人独裁。 拉美人常常抱怨说："可怜的拉丁美洲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的确，拉美在独立战争快结束时就感觉到来自北方的觊觎之心。虽然几乎同时成为殖民地，但是北美却由于自身特殊性而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独立之后，美国完全摆脱了欧洲宗主国的政治、经济控制。随着其经济实力的提高，它不仅在北美地区基本上清除了欧洲势力，而且也成为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一员。作为新兴强国，它想扩大自己在美洲的影响，彻底排挤掉欧洲在美洲大陆的势力，以确保自己的战略安全和本地区霸主地位。1823年12月美国总统门罗递交给国会的报告最早完整地表达了这种野心，其体现的门罗主义成为美国日后干预拉美事务的基本准则。 门罗主义的基本精神是"美洲大陆……从现在起不应该成为任何欧洲国家实行殖民化的对象……我们不能允许任何欧洲国家任何以压迫为目的的干预，否则将被看作是对美国的不友好的表示。"门罗主义的出现，引起拉美一些有识之士的警惕，例如西蒙·博利瓦尔，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对拉丁美洲人民来说不是朋友和盟国，而是潜在的威胁。但是相对于南北战争后不断强大的北方邻国来说，拉美各
恩，可以先拟几个选题给你参考哦，完整的给你发
《妇女在拉美非正规部门的就业特点》林华 - 拉丁美洲研究, 2001 《拉美国家的家庭暴力问题及其对妇女的影响》林华 - 拉丁美洲研究, 2004 《拉丁美洲家庭的变化及其特征》徐世澄 - 拉丁美洲研究, 1994 《当代拉丁美洲人口发展特点和趋势分析》毛爱华， 张善余 - 拉丁美洲研究, 2006 以上几篇，如果需要，可将下载链接发给你。
拉丁美洲的现代化历程 作者：杨雪冬 "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拉丁美洲的历史是从'发现的历史'开始的"。（沃尔夫·格雷贝道多夫：拉丁美洲向何处去，齐楚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从16世纪初开始，欧洲文明借助先进的技术和制度开始在世界范围扩张势力。在这一地区缓慢演进的印第安文明首先成为欧洲文明的牺牲品，而该地区也成为正在形成的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开始了其漫长的边缘化历史。 这段边缘化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期，是持续了300余年的殖民地历史；后一个阶段是从19世纪独立运动结束后开始的依附历史，已经持续了150余年了，至今仍未结束。从狭义上讲，拉丁美洲的现代化历史就是后一段历史，因为在这一时期中，拉美诸国陆续取得政治独立，开始了以建设民族国家和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从广义上讲，拉丁美洲的现代化历史则是这两段历史的总和，因为殖民地历史的开始标志着该地区已经被纳入了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漫长而独特的殖民地历史直接决定了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的独特性，使之成为世界现代史中被世界体系牢牢锁住同时又无时不在摆脱束缚的典型。拉丁美洲的现代化之路集中体现了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无法摆脱的两难困难：依附与自主。本文将从广义的角度，描绘一下拉丁美洲现代化的宏观进程。 一、 哥伦布之前的拉丁美洲：缓慢演进的印第安文明 印第安人是拉丁美洲的最早居民。大约在10万年之前，他们就来到美洲，并且陆续分散到各地，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部落文化。人类学家把这一地区的文化分为三类：位于中美洲（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安第斯高原地区（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北部）的高级农耕文化；处于其毗邻地区的中级农耕文化；以及处于南美洲南部的渔猎采集文化。正是在最高级的农耕文化地区，印第安人建立起强大的帝国和高度的文明。位于今天的尤卡坦、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地区的玛雅文明，位于今天墨西哥地区的阿兹特克文明以及囊括从厄瓜多尔中部至智利中部3000英里地区的印加文明构成了美洲印第安人的三大文明。 印第安人创造的文明成就举世公认。它们包括：培育出包括玉米、倭瓜、土豆、蔷匣、胡椒、烟草、棉花和豆类等作物，今天世界上近一半的食物发源于此；发达的天体知识；以太阳金字塔为代表的建筑技术；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等等。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讲，印第安文明相对于其他大陆上的文明来说，数千年的孤立隔绝使其演进速度非常缓慢的，在演进阶段上也落后于这些文明。印第安人的技术水平只相当于公元前1500年的西欧人和公元前3500年的中东人的技术水平。虽然他们在培育植物方面成就辉煌，但除了仅能最低限度地保证人口食物需求外，没有发展出耕作技术。他们仅有石制、木制、骨制的工具，不能熔炼矿石，更没有刀剑和火器。而在制度方面，美洲印第安人还停留在氏族部落阶段。各种各样的部落虽然一度被纳入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之国之中，但是彼此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从语言一直到崇拜对象。这些差别使全体印第安人之间无法形成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协调一致的行为。即使是组织最完善的两大帝国，其内部也多有权力争夺的冲突，无法在资源动员和发挥个人创造力等方面与新兴的民族国家抗衡。 所以说，在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交往稀少的时代中，印第安人在不受外来干扰的情况下，创造了自己富有特色的文明。如果文明间的隔绝能够维持下去，印第安文明也许会平安地向前演进。但是一旦文明间的隔绝被打破，文明间的交往扩大，那么演进缓慢的印第安文明肯定会失去生存的空间，何况这次与之遭遇的是武装到牙齿，有着对财富疯狂的渴求以及宏大的征服世界愿望的欧洲文明。印第安文明被逼向了绝路。 二、 殖民地历史和进入世界体系的开始 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的成功引起了欧洲王室和一些社会阶层的重视。作为当时欧洲两大霸权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国力已经呈现出衰落之势，但是依然倾力支持在新大陆的探险活动，因为空虚的国库无力支持王室奢糜的生活和庞大的军费开支，迫切需要获得新的财富源泉。另一方面，怀有高涨的商业热情的资产阶级希望获得更大的市场，没落的贵族，生活无所着落的农民和城市无产者，把航海和殖民冒险看作是摆脱困境的重要手段。这些阶层成了欧洲扩张的热情支持者和实践者。然而，两个王国在如何瓜分新大陆的问题上争论不止，只能求助于教皇的裁决。1493年5月3日，教皇亚力山大六世在同两国政府商量后，颁布洲渝，就双方的领海和海外领土划分了界线。但是里斯本政府对此不满，胡安二世要求双方国王重新谈判，以划定一条更加合理的界线。西班牙同意后于1494年6月7日，双方签订了托尔德西亚斯条约。然而，托尔德西亚斯条约从来就不是划定西、葡在美洲领土的令人满意的条约。事实很快证明，真正的界线是由征服者和黄金攫取者的实际占领确定的。 16世纪的头20年是冒险家的时代，来自欧洲的数以千计的冒险家沿着哥伦布的路线来到加勒比海上的岛屿上。然而，绝大多数人都失望而归。其中两个西班人成了真正的幸运者。1519年，埃尔南多·科尔蒂斯在短时期内占领了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富庶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另一位更为大胆猖獗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于1531年征服了秘鲁具有高度社会组织的印加帝国。从此以后，欧洲人对拉丁美洲的殖民占领开始全面展开，并向大陆内部深入，在秘鲁被征服后，厄瓜多尔和波利维亚也接着被征服。西班牙人阿尔马格罗在30年代征服智利，把殖民范围推进到马乌莱河。随后巴拉圭、阿根廷、巴西也逐渐被纳入殖民地范围。在不断的征服过程中，印第安文明被无情地摧毁了。 为什么辉煌的印第安文明会被一小撮西班牙征服者轻而易举的摧毁？其中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最根本的是长期的隔绝使其不仅在技术和制度层面上远远落后于欧洲，而且在生理和心理上无法适应欧洲人带来的一切。我们在这里不再详述印第安人在技术和制度上的落后，只想强调后面两点。欧洲人带来印第安人的疾病比欧洲人野蛮的剥削还要残忍。印第安人在天花、麻疹、伤寒等疾病面前毫无抵抗能力，只能成群成群地死去。据估计，在17世纪征服时期，西属美洲的人口从5000万锐减到400万。孤立隔绝还造成了美洲印第安人心理上的脆弱。他们虔诚而又热情地迎接外来者，毫无防备心理。而一旦发现这些外来者要的只是金钱，并不惜为此大动武力时，他们变得不知所措，在新式的武器和作战技术面前惊魂不已，毫无还手能力。欧洲人采取的矿山管理制度使被逼迫劳动的印第安人难以接受，他们精神空虚，风纪破败，常常烂醉如泥，趋于绝望。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不断扩大其殖民地的同时，也在建立着自己的统治机制，力图把美洲纳为帝国的组成部分。殖民者是通过三种方式来加强其统治的。首先是政治上的"纵向主义"管理和严格的等级制。西班牙政府把殖民地分为四个总督辖区和一些都督辖区。辖区内宗主国直接纵向统治，禁止各殖民地之间任何横向交往。辖区内的官职都由来自宗主国的西班牙人担任，而不是由出生在拉美的征服者的后裔，即土生白人担任。土生白人参政的途径极为有限，他们只能管理城市、市议会和市民联合会。而且宗主国为了加强统治，不断地提高集权程度，其颁布的三十多万条法令对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生活中最锁碎的细节都作了规定，限制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尤为重要的是这些辖区式管理不处于国家意识的形成，为日后的分裂以及各国之间的不和谐关系埋下了祸根。其次是在经济上实行分封土地的监护区制，强迫印第安人劳动，严格控制殖民地的产品结构，使之为宗主国经济服务。监护区制是一种把土地瓜分给征服者，以把印第安劳动力动员起来为矿山和大庄园服务的制度。它意味着监护人有权要求他所"监护"的印第安人缴纳贡物和提供劳役。同时，监护人有责任在印第安暴乱时为国王提供军事义务，并教化他所监护的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虽然原则上监护人的监护期有限，但后来这种期限被破坏了，监护区变成可以遗赠的私有财产。监护区制是欧洲中世纪庄园制在新大陆上的再版，直接承担着为宗主国聚敛财富的任务。热衷于重商主义政策的西、葡两国最初只关心作为财富代表的金银。按照重商主义的逻辑，一国的财富是恒定的，国家间的贸易往来会使出口国财富增加，进口国财富损减，因此，谁占有金银越多，谁就越富足。在重商主义政策的鼓励下，采矿业逐渐兴盛起来，与之相伴发展起来的是向矿区提供生活用品、食物等的大庄园。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白银产量的减少，大庄园的经济意义也相应减小，于是种植园经济开始兴盛起来。种植园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以从非洲洲贩卖来的奴隶为主要劳动力，经营的方向是满足西欧市场的单一作物如蔗糖、烟草、棉花，后来又有橡胶、咖啡和香蕉。种植园和矿业，大庄园一样都是一种大地产制，都受到宗主国政府的严格限制，一方面殖民地不得擅自种植其他产品，另一方面宗主国控制着殖民地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交换。显然，对殖民地经济的严格控制给宗主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据估计，在殖民统治期间，西班牙从拉丁美洲攫取的黄金达250万公斤，白银达1亿公斤，金银的总价值是它出口到殖民地商品价值的4倍。拉丁美洲经济在为宗主国提供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一步步地沦为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依附。之所以这样讲，主要原因在于，西班牙、葡萄牙在剥夺殖民地的同时，也正在成为西欧的附庸。由于受落后的经济结构和中世纪思想意识的限制，西、葡两国不善于利用美洲的资源和市场发展自己。它们不能大规模把殖民地生产的丰富的原材料转换成符合殖民地市场需要的制成品。所以向拉丁美洲出口的制成品90％来自工业较发达的北欧 。同时本国经济结构也没有完备起来，需要从西欧和北欧进口纺织品、小五金、谷物等产品，出口的则是羊毛、酒类、铁矿石以及黄金。这样，西、葡两国虽然从地理大发现中首先获益，但没有通过大发现打开世界市场，反而成了随后崛起的北欧与西欧经济的附庸，把从拉丁美洲攫取的金银拱手交给了掌握着市场主动权的北欧和西欧。 宗主国推行的单一产品政策，使拉丁美洲在世界市场中失去了自主权和主动性。由于这些产品只提供给宗主国和中心国，受这些国家国内市场价格的支配，所以其生存和发展完全依赖于海外市场。对海外市场的过度依赖造成了这种单一产品经济的脆弱性和低度适应能力。一旦海外市场萎缩，国际市场价格下跌，或者出现政治力量的干扰，单一产品经济就会陷于被动，甚至走向崩溃。单一产品经济在本地区经济中没有横向和纵向的关联度，纯属"飞地经济"，无法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共同发展，充分利用本地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因此单一经营意味着每年的大部分时间有人失业。这种单一产品的经济也许会带来经济的增长，但无法实现经济的发展，即本地经济的全面进步。 最后，在文化方面，殖民统治者在摧毁了印第安文化的同时，又力图把宗主国的文化移植过来，以求使印第安人皈依自己的文化和信仰，实现对殖民地的文化控制。武力图杀、疾病以及残酷的剥削使印第安文化丧失殆尽。对于存活下来的印第安人，殖民统治者内部虽然存在争论，一派认为土著是"高尚的印第安人"；则一派则蔑视他们为"脏狗"，但是最终后者成为了殖民政策的指导思想。印第安人被排斥在社会之外。虽然来自旧大陆的天主教士们曾经为印第安人的利益辩护过，并力图改掉他们的一些落后习惯，使之皈依天主，但是成效微弱。而且教士们并不认为印第安人和他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他们对印第安人的保护不过是把他们当作年幼无知的孩子监护起来。随着教会力量的壮大，许多教士成为了大庄园主，残酷地剥削印第安人，并与殖民当局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大力协助推行拉美文化中特有的家长式统治和独裁。 排挤掉并取代了印第安文化的宗主国文化对于拉丁美洲来说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从本质上讲，宗主国文化是一种推崇等级制、独裁和家长制的封建文化，并没有为拉丁美洲带来新鲜的活力，反而和印第安文化中的一些顽固势力结合在一起，更加强烈地扼杀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同时，宗主国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助长了这种文化的顽固势力的强化。权力操纵在一个小的社会阶层手中的政治和大庄园制的经济不仅形成了个人独裁和一撮人控制国家和经济的传统，而且阻碍了"民族意识"的形成。因为拉美国家内部分裂为若干个大庄园，这些庄园是"封闭的社会"，培养的是个人对庄园主的绝对服从，而不是对国家与民族的忠诚与认同。这样的政治经济传统为诠释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独裁不断，社会各阶层间缺乏团结和解，以及对国家利益缺少共识提供了很好的答案。 总之，从某种角度讲，西班牙、葡萄牙进入美洲，是欧洲漫长的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这个进程实质上就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两个国家没有全面经历这个革命进程，尤其是西班牙还保留了中世纪的结构。因而，它强加给美洲殖民地的是一种前资本主义的、等级的社会制度，其标志是教条主义和令人窒息的专制主义，这与英国在北美建立的半自由的、能够适应和发展的制度形成了对照。 三、 全面纳入世界体系的19世纪 18世纪末，西班牙殖民帝国开始呈江河日下之势。殖民地内部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包括土生白人、混血种人、印第安人和黑人在内的各阶层人民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殖民统治者。另外，来自欧美的先进思想，如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法国共济会思想等，和法美革命的成功为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注入了思想动力，提供了武装革命成功的例子。 1790年海地爆发争取独立的革命运动，使拉丁美洲的内部危机露出冰川的一角。1806年米兰达在委内瑞拉组织起解放祖国的志愿军，掀开了南美独立战争的序幕。而拿破仑占领西班牙和西班牙人民起义反对这位篡权者成了殖民地起义的直接导火线，并为其提供了有利条件。1810年在加拉加斯、基多、波哥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等许多城市先后爆发了起义。革命者拒绝承认法国派到殖民地的代理人，纷纷建立起"洪达"（委员会）来管理国家。玻利瓦尔、圣马丁、奥希金斯、伊达尔多等人纷纷在本国举起起义的旗帜，建立起独立的共和国。1815年后，各地的革命斗争向纵深发展，战火在整个大陆蔓延。南美大陆伟大的解放者圣马丁和玻利瓦尔认识到只有拉美人民联合起来才能把西班牙统治者彻底赶走，保证各国的独立。于是，两位解放者率军从南北夹击西班牙统治的巢穴——秘鲁。1825年取得了阿亚库乔大捷，全歼殖民军主力部队。1826年1月23日，西班牙驻卡亚俄港的残军向玻利瓦尔投降，拉美独立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前后进行了20多年，遍及整个大陆和海岛，波及的人口达2000万，推翻了300年的殖民统治，建立了18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是独立运动取得的成就更多的是政治意义上，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拉美社会内部结构，切断同西方列强的经济联系，摆脱经济上的依附地位。独立战争后的拉美以新的形式被新殖民主义全面纳入了世界体系，同时其社会政治结构的畸形也有所加重。正如斯塔夫里亚诺斯所说，"跟随政治独立而来的，并不是经济独立，而是新殖民主义。"（《全球分裂》上册，迟越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78页。） 独立战争胜利后，传统的大地产制和严格的等级制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不断发展、扩大。通过对印第安人土地的掠夺，通过对教会地产及国有土地的占有，绝大多数克里奥尔人（土生白人）地主的大地产不仅原封未动，而且他们还取代了西、葡殖民者的地位，霸占了绝大多数原来属于殖民者的土地。另外，通过对在独立战争中立有战功的将军、军官以及行政长官进行的土地分封，大地产的数量大大增加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如以往一样牢牢地控制着经济资源。在政治方面，这些大有产者虽然自称"自由派"，但不肯放弃既得的权力。因此由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组成的中产阶级，以及一大批无产者仍然被排斥在政治体制之外。 这些在新独立的国家中掌握权力的大有产阶层同国际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生产的绝大部分产品都要拿到国际市场销售。另外，由于在独立战争中英国支持了拉美各国反对西班牙的斗争，其发展的模式和取得的成就给这些受过欧洲教育或者熟悉欧洲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国的迅速发展与商业优势地位被认为是同自由放任主义相联系的。所以这个阶层中的许多人认为自由贸易应当同刚刚取得的政治独立齐头并进。但是这些人看到的只是表象，没有看到英国的优势来自于其强大的工业基地，商船队以及船坚炮利的后盾，他们更不理解，一项错误的政策，不仅会造成破坏，而且会产生全面的混乱。哥伦比亚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它在独立后废除了所有关税，使拥有价格优势的英国商品大规模涌入国内，结果是国内手工业者在短时期失去了竞争的能力。因此，从发展战略选择上，拉美国家的领导人显得比美国独立后的领导人更加幼稚天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斯密和李嘉图理论的最早牺牲品，丧失了加强自身实力的机会。 实行自由贸易具体体现对进、出口的重视。实践证明脱离社会政治现实的自由贸易政策并不会从李嘉图所描述的比较优势中获益，相反却带来了灾难性影响。在出口方面，大部分拉美国家领导人强调农产品，因为欧洲对热带农产品和欧洲时令以外的农产品需求很大。但是只依赖农业的作法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有三个：一是加重了原有的两极分化趋势，并削弱了国内市场购买力的培养。因为农产品生产依然由大土地所有者控制着，其产生的利润很难扩散到众多生产者身上，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困者无法给国产品提供强大的购买支持，从而阻碍了国内工业合理的发展。二是农业生产结构向单一化畸形化发展。由于过份偏重某种作物，所以忽视了其他作物的种植。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原料价格波动很大，因此使整个农业部门以及在此基础形成的依靠单一产品的加工业极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冲击。三是为外资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帝国的贸易体制限制了殖民地进出口货物的来源和性质，并且禁止外国人在殖民地拥有财产或建立商业企业。在独立战争期间和独立战争以后，这些限制失去了效力。处于欧洲国家前列的法国和英国乘机占领了拉美市场，成为主要的商品供应国。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并不愿意成为纯粹的进口国，它们希望投资开发本国资源。但是这种强烈的投资愿望并没有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因为拉美各国银行制度不健全，融资渠道不通畅，而拥有大量资本的教会和商人们不愿在国内投资。恰恰在这个时候，发达国家的资本突然增加。加利福尼亚黄金的发现，使传统的金融市场饱和了。为了取得高额利润，资本开始向包括拉美在内的有利润潜力的地区转移。 外国资本进入拉美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20年代，外国投资（首先是英国资本，其次是法国和西欧其他地区的资本，还有少量美国的投资）开始在拉丁美洲出现，主要用于原料和基础产品的开采和输出。大部分投到今天阿根廷的领土范围之内，第二个时期出现在50年代之后。高速钢制汽船、卓有成效的冷冻装置、新的采矿技术以及其他技术进步激发了西方资本在拉丁美洲的大规模投资。这一时期资本的主要用途是发展必要的交通线路（铁路、公路和港口），以确保产品的运输和经销。后来，投资转向发展各种服务设施。与此同时，欧洲银行给拉美政府的贷款成倍增加。到1914年时拉丁美洲的外国投资总额达到85亿美元，占全世界长期外国总投资的五分之一。资金的来源如下：联合王国，37亿；美国，17亿；法国，12亿；德国，9亿；其他国家，10亿。 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并没有给拉丁美洲各国带来经济福音，相反使拉美经济的依附地位进一步加重。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外国投资创造的"飞地经济"，并没有推动国内市场的整合和经济的发展，相反却加强了同宗主国间的纵向经济联系。以巴西为例，在1848年至1849年间从里约热内卢港出口的货物价格为2732．9万克鲁塞罗（巴西货币单位），而运往国内各地的只值71．7万克鲁塞罗。英国在巴西出资修建的铁路有几种不同的规格，车辆的转换迄今还是一大问题。因为当时唯一关心的是怎样从内地向各港口运送货物，而不是把巴西的各个地区联成一体。二是形成了面向海外市场的单一产品结构，并且外国资本逐渐控制了这种生产结构，从而控制了拉美各国的经济命脉，为这些资本的母国干涉东道国内政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渠道。 除了经济依附程度加深外，独立后的拉美各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因为独立战争的领导者们代表的是大地产阶级和大资本家阶级，其目的是摆脱宗主国的控制，而不是打破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有利于这些既得利益者的社会政治结构。在社会结构上，除了长期存在的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外，种族主义也开始强大起来。印第安人和非洲人被视为劣等种族，认为其需要的是控制和管理，而不是教育与机会。等级制和种族主义阻碍了社会的流动性，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同时也限制了教育的普及。例如在巴西，适龄儿童入学率1872年为5．29％，1889年是5．8％，1907年是9．19％。此外，拉美的教育方式也无益于民族发展。本地学校只培养下层办事员，而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则是从欧洲引进的。 同许多依附地区一样，在拉丁美洲落后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支撑着奢华的、模仿欧洲生活的消费文化。本地的上层人物对于宗主国的价值观念、社会风尚和物质产品、社会服务等亦步亦趋，把大量的钱财用在这些方面，同时极端蔑视体力劳动。上层人士对于消费的崇尚和劳动的蔑视影响了全社会的价值理念和文化时尚。甚至穷人也在竭力模仿这种高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把微薄的收入用于购买进口毛料服装、有边帽子、苏格兰威士忌等奢侈品上。结果，消耗了本可投放在本地企业中的资金，减少了本地经济发展的机会。另外对劳动的蔑视追求奢华的风气，同新格兰的清教伦理观相比，显然十分不利于经济发展。 独立后的政权并没有实现对全国的统一，相反被众多的"考迪罗"瓜分了，使"考迪罗主义"成为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拉美政治的主要特点。"考迪罗"是指一个军人或一个地主，凭借他个人的威信和受他统治的人的绝对忠诚，在一个地方或地区称王称霸。被他统治的人的忠诚是绝对的，因为一方面考迪罗对他们进行剥削压迫，另一方面也保护他们不受其他考迪罗的侵犯并向他们提供最低的经济保障。随着新殖民主义的扩张，考迪罗成了其合适的代理对象。因为新殖民主义中有一种引导着殖民国家与特权集团结盟，以此稳定其对殖民地的控制的内在要求。"考迪罗主义"的存在对于拉美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阻碍了拉美政治现代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的进程。其影响表现为：首先，造成了政局的涣散，中央政权控制的乏力和政令执行的不畅。其次，军人干预政治。在整个19世纪中，政权的原有支柱——天主教会的影响逐渐下降，地主贵族与军队的联盟成为政权的真正基础。军队由于拥有组织，资源以及垄断武器成了拉美最强有力的"政党"。军人对政治的干预限制了政党的发展和民主选举制度的实施，使得军人独裁替代了民选总统，军人管理替代了文官管理。而且军队长期干预政治在某些国家被宪法等法律合法化，被认为是维护"国内秩序"的保障。再次，腐败和政治上的任人唯亲成了拉美政治的基本特征。殖民统治时期的封建传统和大地产制的维持成了腐败和任人唯亲滋生的良好土壤。考迪罗们的出现使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因为它们要获得政权，必须获得一些特殊的社会集团的支持，而回报的则是政治恩惠。由于没有制度化的民主机制，所以这种政治互惠就变得公开化、被制度默认了。最后，个人魅力成了政治动员的根本性力量。独立后的拉美各国政治并没有摆脱封建传统的影响，控制资源的个人继续控制着政权。由于缺乏制度化的民主机制和正式的参与渠道，所以民众表达意愿的机会受到了限制，更多的是依赖和寄希望于某些个人。这无疑扩大了个人的影响力。虽然个人魅力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全国政治动员，但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却容易沦为个人独裁。 拉美人常常抱怨说："可怜的拉丁美洲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的确，拉美在独立战争快结束时就感觉到来自北方的觊觎之心。虽然几乎同时成为殖民地，但是北美却由于自身特殊性而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独立之后，美国完全摆脱了欧洲宗主国的政治、经济控制。随着其经济实力的提高，它不仅在北美地区基本上清除了欧洲势力，而且也成为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一员。作为新兴强国，它想扩大自己在美洲的影响，彻底排挤掉欧洲在美洲大陆的势力，以确保自己的战略安全和本地区霸主地位。1823年12月美国总统门罗递交给国会的报告最早完整地表达了这种野心，其体现的门罗主义成为美国日后干预拉美事务的基本准则。 门罗主义的基本精神是"美洲大陆……从现在起不应该成为任何欧洲国家实行殖民化的对象……我们不能允许任何欧洲国家任何以压迫为目的的干预，否则将被看作是对美国的不友好的表示。"门罗主义的出现，引起拉美一些有识之士的警惕，例如西蒙·博利瓦尔，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对拉丁美洲人民来说不是朋友和盟国，而是潜在的威胁。但是相对于南北战争后不断强大的北方邻国来说，拉美各
有能力的话你可以写 中美 第一夫人关键词：独立（包括政治观念的独立）、地位、成就、女政治家美国总统夫人往往在总统的参选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从政的第一夫人也不在少数。中国曾有这样的类似女性，即宋庆龄。著名的第一夫人例如 阿根廷 ：贝隆夫人 、 美国：希拉里·黛安·罗德姆·克林顿 （美利坚合众国第67任国务卿，为美利坚合众国第42任总统威廉·杰斐逊·克林顿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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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中国舞蹈派系性和功利性问题解析2 - 经济发展带来的艺术市场 （试论大国心态下 中国舞蹈艺术的市场前景）3 - 外国文化包容中国元素 中国舞蹈融入国际后改变与发展 4 - 舞蹈院校硬件评估与舞蹈教学软件上的实际差距 （深谈评估模式与无法改变的文凭教育之舞蹈教改）5 - 残酷的艺术 舞蹈训练伤残实录 (现阶段我国舞蹈从业者的淘汰率)毕业论文吗 本身就是很有趣的现象啊 有时候自己写地还不如学文科的帮忙杜撰的 哈哈 希望你能早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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