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管理思想史的异同
一百年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在这些希望上面投下阴影。后来，这些学说和希望终于激起了法国大革命；然而法国大革命却又产生了拿破仑帝国，拿破仑帝国又引出了封建的“神圣同盟”。在这次打击之下，直到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才又缓过气来，其后它那复苏了的乐观精神接着又重新出现。然而主观主义发展到新教和自由主义后并未止步，它还要求进一步否定国家权力以发扬自我；于是，就象一块从山顶经过山腰而滚向山脚的石块一样，主观主义就从自己的发端经过新教和自由主义而向着自己的山脚——无政府主义疾驰而去了。近代哲学始于笛卡尔，他基本上所肯定为可靠的就是他自己和他的思想的存在，外在世界是由此而推出来的。这只是那个通过贝克莱、康德直到费希特的总的发展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到了费希特遂认为万物都只是自我的流溢。这是不健康的；从此之后，哲学一直在企图从这种极端走到日常生活的常识世界里面去。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总是和哲学上的主观主义携手并进。实际上，早在路德在世的时候，就有些不受欢迎而又不被承认的弟子们已经发展出了再洗礼的学说了。再洗礼派反对一切法律，因为他们认为好人是无时无刻不被圣灵所引导的，而圣灵又是不可能受任何公式的束缚的。在十九世纪又产生了另一种形式更激烈的、已经和宗教不再有联系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近代的无政府主义虽然是反宗教的，但是仍然具有很多的早期新教的精神；它和老的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不同点仅在于把路德针对着教皇的那种仇恨转过来针对着世俗的政府。主观主义一旦脱缰之后，便一泻到底而不能再被束缚于任何的界限之内。新教徒在道德上之强调个人的良心，本质上乃是无政府主义的。但在习惯与风俗的影响之下，新教徒们在伦理方面仍然是按照传统所确认的道德方式来行动的；但这并非是一种稳定的平衡。十八世纪的“感性”崇拜开始破坏了这种平衡：一种行为之受到赞美并不是因为它有好结果或者因为它与一种道德教条相符合，而是因为它有着那种把它激发起来的情操。由这种态度就发展出了象卡莱尔和尼采所表现的那种英雄崇拜，以及拜伦式的对于一切激情的崇拜。浪漫主义运动在艺术上、在文学上以及在政治上，都是这种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它不是把人作为我们应予关注的终极目标而是作为一种美感上的愉悦的观察对象。猛虎比绵羊更美丽，但是我们仍然把它关在笼子里。可是极端的浪漫派却要把笼子打开来，去欣赏猛虎猎食绵羊时那幕壮丽的纵身一跃。他鼓励着人们想象他们自己是猛虎；可是如果他的鼓励成功的话，人类就只好再进行大规模的自相残害了。针对着近代主观主义的这种不健康的形式，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反应。其中对它的最激烈的反对就是国家崇拜（即国家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把天主教所给予教会、甚至于有时候是给予上帝的那种地位给了政府。这种理论对集权制度和独裁制度不同程度地表示了它的同情和欢迎。霍布斯、卢梭和黑格尔代表了这种理论的各个不同的方面，而他们的学说在实践上就表现为克伦威尔、拿破仑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西斯党，则是尼采式的权力崇拜和霍布斯式的国家崇拜以及狂热的种族偏见三者的组合。共产主义在理论上和这些思想距离得是非常遥远的，但在实践上也表现为和权力崇拜、国家崇拜的结果极其相似的社会形态。无政府主义者从中世纪的迫害中体验了专制制度的害处，因此他们宁愿不要政府；而国家主义者们则从意大利近代的混乱和法国大革命前后的狂热中看出了无政府主义的危害，于是他们便认为再坏的专制制度也比无政府状态要强。不久以后，人们就从这两者的争论中看出来，真理不在他们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在他们两者的中间。政府的权力是必要的，但要有个限度；个人的权力更是必要的，但也不能毫无止境；只有这两者的结合才能真正地保证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沉默了一段不短时间的自由主义学说在十九世纪又以巨大的声势重新出现并席卷了北美和整个的欧洲。和英国的“光荣革命”是折衷妥协的产物一样，自由主义实际是一种折衷妥协的学说，它企图给个人和政府划定其各自的领域。这种学说的近代形式是从洛克开始的，洛克对于“热情主义”——即再洗礼派的个人主义——和对于向绝对权威的屈服以及对传统的盲目服从，是同样地反对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所有的人生而平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人们的神圣的不可让渡的权利；为了保护这些权利，人们才成立了政府。如果政府侵害了人民的这些权利，人民就可以用革命的手段去废除这个政府而建立新的政府。自由主义还认为，没有分权就没有自由，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据此它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学说。
一百年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在这些希望上面投下阴影。后来，这些学说和希望终于激起了法国大革命；然而法国大革命却又产生了拿破仑帝国，拿破仑帝国又引出了封建的“神圣同盟”。在这次打击之下，直到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才又缓过气来，其后它那复苏了的乐观精神接着又重新出现。然而主观主义发展到新教和自由主义后并未止步，它还要求进一步否定国家权力以发扬自我；于是，就象一块从山顶经过山腰而滚向山脚的石块一样，主观主义就从自己的发端经过新教和自由主义而向着自己的山脚——无政府主义疾驰而去了。近代哲学始于笛卡尔，他基本上所肯定为可靠的就是他自己和他的思想的存在，外在世界是由此而推出来的。这只是那个通过贝克莱、康德直到费希特的总的发展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到了费希特遂认为万物都只是自我的流溢。这是不健康的；从此之后，哲学一直在企图从这种极端走到日常生活的常识世界里面去。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总是和哲学上的主观主义携手并进。实际上，早在路德在世的时候，就有些不受欢迎而又不被承认的弟子们已经发展出了再洗礼的学说了。再洗礼派反对一切法律，因为他们认为好人是无时无刻不被圣灵所引导的，而圣灵又是不可能受任何公式的束缚的。在十九世纪又产生了另一种形式更激烈的、已经和宗教不再有联系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近代的无政府主义虽然是反宗教的，但是仍然具有很多的早期新教的精神；它和老的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不同点仅在于把路德针对着教皇的那种仇恨转过来针对着世俗的政府。主观主义一旦脱缰之后，便一泻到底而不能再被束缚于任何的界限之内。新教徒在道德上之强调个人的良心，本质上乃是无政府主义的。但在习惯与风俗的影响之下，新教徒们在伦理方面仍然是按照传统所确认的道德方式来行动的；但这并非是一种稳定的平衡。十八世纪的“感性”崇拜开始破坏了这种平衡：一种行为之受到赞美并不是因为它有好结果或者因为它与一种道德教条相符合，而是因为它有着那种把它激发起来的情操。由这种态度就发展出了象卡莱尔和尼采所表现的那种英雄崇拜，以及拜伦式的对于一切激情的崇拜。浪漫主义运动在艺术上、在文学上以及在政治上，都是这种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它不是把人作为我们应予关注的终极目标而是作为一种美感上的愉悦的观察对象。猛虎比绵羊更美丽，但是我们仍然把它关在笼子里。可是极端的浪漫派却要把笼子打开来，去欣赏猛虎猎食绵羊时那幕壮丽的纵身一跃。他鼓励着人们想象他们自己是猛虎；可是如果他的鼓励成功的话，人类就只好再进行大规模的自相残害了。针对着近代主观主义的这种不健康的形式，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反应。其中对它的最激烈的反对就是国家崇拜（即国家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把天主教所给予教会、甚至于有时候是给予上帝的那种地位给了政府。这种理论对集权制度和独裁制度不同程度地表示了它的同情和欢迎。霍布斯、卢梭和黑格尔代表了这种理论的各个不同的方面，而他们的学说在实践上就表现为克伦威尔、拿破仑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西斯党，则是尼采式的权力崇拜和霍布斯式的国家崇拜以及狂热的种族偏见三者的组合。共产主义在理论上和这些思想距离得是非常遥远的，但在实践上也表现为和权力崇拜、国家崇拜的结果极其相似的社会形态。无政府主义者从中世纪的迫害中体验了专制制度的害处，因此他们宁愿不要政府；而国家主义者们则从意大利近代的混乱和法国大革命前后的狂热中看出了无政府主义的危害，于是他们便认为再坏的专制制度也比无政府状态要强。不久以后，人们就从这两者的争论中看出来，真理不在他们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在他们两者的中间。政府的权力是必要的，但要有个限度；个人的权力更是必要的，但也不能毫无止境；只有这两者的结合才能真正地保证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沉默了一段不短时间的自由主义学说在十九世纪又以巨大的声势重新出现并席卷了北美和整个的欧洲。和英国的“光荣革命”是折衷妥协的产物一样，自由主义实际是一种折衷妥协的学说，它企图给个人和政府划定其各自的领域。这种学说的近代形式是从洛克开始的，洛克对于“热情主义”——即再洗礼派的个人主义——和对于向绝对权威的屈服以及对传统的盲目服从，是同样地反对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所有的人生而平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人们的神圣的不可让渡的权利；为了保护这些权利，人们才成立了政府。如果政府侵害了人民的这些权利，人民就可以用革命的手段去废除这个政府而建立新的政府。自由主义还认为，没有分权就没有自由，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据此它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学说。
西方思想的中世纪基础 中文摘要】 本文从历史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强调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反对简单的以时划界、各贴标签的做法。通过对西方中世纪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分析,尤其是对但丁及其作品的分析,文章指出中世纪在西方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传承作用,其核心在于中世纪在重新阐述传统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信仰和欢乐"的精神。
有关法学与爱的三个话题请允许我在开头就突兀地提出自己新近的一个小想法：我坚信，法学的内在，正是一代又一代法律人对人类所怀有的巨大的爱。是的，这个念头有一些乌托邦的味道，并且掺有太多因温情脉脉而显得模糊不清的暧昧，使其更像是歌德诗作中拙劣的一行，而不应出现在一篇西方法律思想史论文的开头。但，我希望自己这不成熟的观点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与肯定，并付之身体力行，成为法学研究的信条、法学教育的目标。或者，其实在我做出自己的论述之前，当下的大多数法律人早已或清晰或模糊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队法学进行深刻的探究正是出于对全人类的爱、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不是——争名逐利。这，更能让我欣喜。同时，我也希望通过论述让自己切实地明白真相是否如此，倘若在其中我发现了自己是错误的，或者由他人指出，我也是同样深感庆幸的。虽然，在论述之前，甚至可以追溯到在接受正规法学教育之前，我就早已坚信，正如冉阿让所说，除了相互关爱之外，世人别无他事可做。1， 关于我与法学这个之于我——一个法学本科生——来说不啻为哥伦布的新大陆的大发现其实起源于一次读书经历，它并不能算是多么奇特，但却绝不普通。就像瓦格纳在半梦半醒之间脑中迸出冥思已久的序曲间调一样，“这一切，都是偶然的顿悟”。何勤华老师在《战争与和平法》的“中译者序”中写了这样一句话：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的中心思想，凝聚到一点，就是对人类和平的执著追求，就是对人类的爱。读到这句话时，我正坐在敬文图书馆三楼广阔的中央大厅里。午后的阳光通过天顶大块的玻璃直射下来，一种暖洋洋的温馨在我周身洋溢起来，如同一片墨迹的淡淡晕染。我看着那些空无一物的明亮，心中突然爆出意种惊恐的木然和碎裂的声响，铁马冰河，天崩地裂。这种莫名的错愕，源于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对法律所怀有的不友好的印象。造就这种印象的原因不外乎是每个男孩子在少年时期都会具有的那种如同犀牛般的反叛脾性，对执政者的天然的抵触。在我高二高三那段最精彩的文科班生涯中，周围所有的朋友几乎都是自然而然地信奉无政府主义，虽然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到底是什么。那时，我们每个人都牢记着雨果在1862年元旦为其著作《悲惨世界》写就的序言：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就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的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磨难；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愚昧和痛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使无用的。在重新回味这段话的过程中，我仍然有着抑制不住的激动，脑海中依旧会泛起那些恶毒的法律与刑罚对冉阿让所做出的迫害，而想到更多的，是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那些因法律的不公而带来的悲剧。最有代表意义的，就是最近的“许霆案”，这个闹剧所反映出的，也许不仅仅是司法者的愚蠢，而更是法律本身的某些特质吧。当我们班——一群“新生的法律人”在对此案进行课堂讨论时，竟然有更多的同学说，也许法律错了，但，法律就是法律，无论我的内心如何，我只能认定其是盗窃金融机构。我当时顺应着她们悲哀地感受着这种无奈。这就是我在接到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所遇见的场景，我将投身给这样一个矛盾的事业——彪炳正义，本身却正是正义最大的破坏者。是的，正义，在法律人的脑海中，这似乎是一个被遗忘的词汇中。在我所已经接受过的将近其一半的本科法律教育中，似乎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要如何正义。没错，很多老师跟我们说过正义的概念，种类繁多，有广义的，有狭义的，有古代的，有近代的，咬文嚼字，引经据典。但是，却从来没有老师告诉过我，我是否应该为我心中的愤怒而奋不顾身，提携玉龙为君死，我以我血荐轩辕。也从来没有一个老师跟我说过如马英九主席一样对法科学生的要求：“法律学子应立誓秉心公正、为民谋福、担当正义守护，否则即不配学法！”反倒是我的母亲，给了我一些启迪。寒假时，我陪母亲看央视热播剧集《闯关东》，其中有一个片段:在日军的炮火轰炸下，法庭被震得微微颤动，中国法官冒着生命危险，也顶着亲日政府的压力，依然裁决了作为被告的日本人败诉。母亲连头也没回、淡淡地跟我说，你以后也要做这样的法官。母亲的这种她认为理所应当的期许让我倍感羞愧，我深知这一切有多么难，在一个司法并不独立的国家。我相信，在我之前，就已有很多的法律学子为没法实现母亲对自己所提出的这个最起码的盼望而内疚。可我并不知道，今后还会不会有；或者，什么时候才会没有。我也只能痛苦地相信，或者无力地辩解，这不怪我们，我们尽力了。然而，无论如何，我不能接受对不正义的妥协。为此，我始终在寻找，法律这个领域里，“正义”这个支点究竟在何处。哪怕，只是为了面对母亲时，能拥有一份坦然。2， 关于战争所以，我要毫不犹豫地说，也许，何勤华老师的那句话让我找到答案了，而且答案竟然如此简单——爱。原来真相也许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法学的目的在于设计一种使全人类或者其中一部分人的生活更和谐的秩序，正如博丹提出国家的主权、洛克倡导权利的合理分配、卢梭呼吁良好的民主政治。也就是说，这些伟大的天才，他们在进行法学研究时，心里充斥着的，正是对全人类的无私的爱。而我眼前的这本书——《战争与和平法》，无疑也是格劳秀斯先生基于这种天才的爱而完成的“世界性的著作”。在《战争与和平法》这本书中，格劳秀斯先生依次探讨了战争发生的原因、财产权与人身权的本质以及其所依据的理由、所有权的义务、王室继承权的规则、受契约保护的权利、条约的效力和解释、以及国际法上的主体等等在战争中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凡此种种，起目的都在于设计一种战争的规则。“设计一种战争的规则”，这句简单的概括有些冷冰冰的工业世界特色，它的背后所隐藏似乎是更大批量的战争。因为，由工业社会所约束的思维往往有一个：一个事物的规范化必然导致批量化。所有的大规模产业无一不有自己的“规则”。若战争也应验此规律，那是不可设想的。然而，天才的荷兰人当然不会是战神的侍从，他的理论也自然不会是爱因斯坦最终早就了原子弹的相对论；他为战争所设计的规则，旨在从对战争三个重要环节的规定从而达到对战争的全面限制、对非正义战争的彻底根除，这三个环节分别是：挑起战争的原因，战争中的具体行为，结束战争的机制。这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成果之一，却正是“荷兰的囚徒”所身经的那个苦难时代的产品。本书出版在1625年，17世纪刚过去四分之一的时候。整个欧洲处在一种看似平静的氛围之中：宗教改革已进入尾声，资产阶级尚未剑拔弩张，王室贵族与教会还在享受残存的荣耀。但在后来，这种平静很快就被证明是各方势力暗中彼此消长而表现出的一段僵持：宗教改革的思想已深入人心，资产阶级正蓄势待发，王室贵族与教会已无可救药却仍希冀苟延残喘。打破寒潭，在海峡对岸，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号角——光荣革命；而在欧洲大陆，则是最终拖垮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三十年战争”。处在这样一个瓶颈般的年代，荷兰的天才已经预感到一场新的利益分配即将开始，战争这“伟大的清洁剂”必将涂炭生灵。他深知，战争对于执政者来说只是谈判桌上的筹码，对于天下苍生来说却是最深重的苦难。正如荷马所哀叹的：“阿瑞斯的光荣的巨盾上满是勇者的鲜血！”我猜想，天才每思至此，必当泪如泉涌，情难自禁。他明白，他无法阻止战争的到来，那么，也许，他就只能尽一己之力使人类受的伤害尽量减少。这正是格劳秀斯先生最可爱的地方，也许他的理论毫无作用，也许这个世界上的战争该杀伤多少人依旧杀伤多少人，但是他做了，他尽了自己的力量。他，表达了自己的那份伟大的爱。他在临睡前、临死前都不会遗憾了。（他让我莫名地想起许三多。）然而，他做到了，在他之后，战争是有了一套详细的规则，从宣战到停战，一切都必须有模有样、有板有眼地进行。固然，这不是单凭他的一本书就做到的。但，正是他率先发出了和平的呼喊，后世大家云集响应，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卓绝努力，才最终创造了当今世界这样一个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大环境。谁能说，这不是法律人献给全人类的最广博无私的爱？3， 关于死刑这是《论犯罪与刑罚》第二十八章的章节名称。在看贝卡利亚的这本书之前，我是坚持死刑存置论的。我相信读过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的人都会坚持死刑的正义性。我可以列举很多，《ABC谋杀案》、《人性记录》、《斯太尔斯庄园奇案》等等，波洛可不愿意像福尔摩斯那样去找一个化妆成乞丐的男人，除了伤亡惨重的恶性犯罪，可没有什么值得这个生活品味颇高的矮个子比利时人为之动用他那“灰色的小细胞”。从而，他所挖掘出的犯人，无一不是令人欲杀之而后快的。其中，《东方快车谋杀案》无疑是最著名的，而它也因众所周知所以引用起来相当方便，它唯一不同的地方倒不在于其复杂而精致的犯罪手段，而是那个罪大恶极的人不是杀人的人而是被杀的人：小阿姆斯特朗被一个罪犯绑架并谋杀，这个罪犯通过行贿等不法手段逃脱刑罚，但多年后，小阿姆斯特朗的家人们在一列火车里谋杀了他。我相信没有会认为波洛对这一干杀人犯不予追究是不正义的，反而，我们只会抱怨法庭的无能、法官的腐败。在法学范围内，它可以扯出很多相关的话题，自然正义啦，同态复仇的正义性啦，但是，我在那时只愤慨地想到，若在现在，那个罪犯无论如何也是不会死的，那么多无可救药的杀人犯都会在英美舒适的监狱里度过余生，这简直是对法律的嘲笑。这种想法，后来看女王的很多小说时都会泛起来。请注意，我上面说到了“无可救药”，这是我所有这些自以为正义的愤怒的一个错误的基础。当然，这是贝卡利亚告诉我的。在贝氏关于死刑废止的论述中，我认为他最重要的是两个论点：没有人有权力剥夺别人的生命，包括执法者；死刑并不比终身苦役刑更具有改善力。“关于死刑”这一章并不长，但小贝（他写这书的时候好像只比我大五六岁）始终在傲气十足地围绕着这两个论点在进行对死刑的讨伐，但是他的论点在说明什么？前者是在竭力保证犯罪人的生命权，这是后者的基础;而后者，却是在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是可以改好的。这是一个天真得如同诗人一般的论点，像顾城一样说：“我眼睛看到的地方都盛开着花。”他让我记起一个小孩子，他说，谁说动物就想到大自然里去呀，小老虎找不吃的会饿死，小鹿会被大老虎咬死，还是动物园里最好。天才的通病是太单纯。世人都这么说。小贝希望每一个人皆能如他一样明白：无论多么罪大恶极的人都是有改过自新的可能的，只要这个社会施予其足够的爱心，而不是将社会在那些恶性犯罪中所应承担的责任都推卸到罪犯一个人身上，让他一死了之。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怀有天才的如此傲岸的爱的，他的博大无边的爱促使他不能放弃对任何一个灵魂的关怀。其实，对“全人类”这个虚泛的概念的爱并不是很难去怀有的，它只需一种悲悯之心，这是可以由文学、宗教等培养而成的；而将爱无分高低地施予每一个个体身上，这是很难做到的。嫉恶如仇，是正义；关怀包括正义在内的每一个人，这是接近于神性的高尚。在后世，有众多的法学大家也正是基于他们对人类所怀有的巨大的爱而“为废除死刑而战”（其中最为杰出的无疑是罗贝尔·巴丹戴尔）。他们也应该受到与小贝相同的尊敬。结语第一次毫无限制地些论文，于是就真的把自己想写的写出来了。谢谢老师的自由题目，也谢谢老师的费神批改。（很幸运能上老师的课）法学是爱，请相信我。爱是经久忍耐，慈悲为怀。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吹，爱是不狂妄，爱是不乖张，爱是不自私，爱是不轻易动怒，爱是鄙视不义，爱是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语出《圣保罗至哥林多书》参考资料1， 关于第一个话题，除雨果的《悲惨世界》外，还有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法律的不正义在这三部小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巴尔扎克的稍温婉一点。向这三位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家致以同样的敬意。2， 关于第二个话题，以电影为主，奥黛丽·塔图主演的《漫长的婚约》，梅尔·吉布森主演的《爱国者》，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特洛伊》，刘德华主演的《投名状》。战争毁灭一切，阿瑞斯与黑帝斯的双手始终紧紧相连。和父亲一起看的《爱国者》,父亲哭了。3， 关于第三个话题，除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外，还有罗贝尔·巴丹戴尔的《为废除死刑而战》。对死刑的论述同样深刻，前者在理论，后者在亲历。还有两部小说，莫言的《檀香刑》和潘军的《死刑报告》，前者写了一个刽子手的生涯，后者写了许多死刑的冤案。前者远比后者精彩。4， 还有什么。《法律人，你为什么不争气》，陈长文、罗智强著，法律出版社2007版。《刑法格言的展开》，张明楷著，法律出版社2005版。《先知》之第十三篇：论律法，【黎巴嫩】纪伯伦著，王立译，北京出版社2006版。引用到了这几本书的词语和造句方式。
管理哲学毕业论文从拟题到开题报告-任务书-论文-答辩，每一步都要跟老师看，志文网有管理哲学的老师，他们帮了我写的，管理哲学毕业论文去找资料，很有帮助的
可以从汉姆拉比法典开始写啊、大致的介绍一下汉姆拉比法典的内容和主题构思，然后在可以查一下西方法律史的简表，选择几个重要的法典（像查氏丁尼法典）逐个论述和介绍下，然后么，可以例举一些里面的相关条例，写出里面的体现的政治思想 ，再结合当时的政治时局。如果要军事的话，那么，可以以军事酷刑的法律条例着手。我找了一篇范文，你借鉴下吧
中西文化冲突下的管理论文 所谓文化冲突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它既指跨国企业在他国经营时与东道国的文化观念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又包含了在一个企业内部由于员工分属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而产生的冲突。顾名思义,中西文化冲突是泛指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而产生的冲突(这里,西方文化并非特指当代西方哪一个国家的文化,而是针对西方文化的整体而言)。 大家知道,从管理的发展过程来看,不管泰罗的“科学管理"还是现代的管理过程理论、人类行为理论、决策理论等等,管理研究的焦点都在于企业运行的经济因素。80年代以后，西方企业界、管理界出现了一个令人注目的重大变化，研究的重点转向非经济因素，注重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进行比较研究，出现了“文化热”。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和跨国经营的蓬勃发展，人力资源的流动性也在加强。当企业跨国经营时，各国企业的组织结构、技术方法、决策方式、控制程序已基本趋同，但员工的不同文化背景使文化差异成为一个影响管理者的管理效果的重要因素，从而给管理者的管理提供了难度。国外许多管理学家的研究表明：跨国经营中凡是大的失败几乎都是因为忽略了文化差异所招致的结果。 荷兰文化协作研究所的所长霍夫斯坦特(G·Hofstente),根据他对40个国家的企业工作人员所作大量问卷调查，写了《文化的结局》(《Culture’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一书，提出了描述文化差异的四指标说，即：权力差距(Power Distance)、防止不肯定性(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男性化与女性化(Masculinity Dimension)。 在分析了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以下我试以中国的合资经营企业为例，谈一谈在文化冲突下如何管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从现象上看，是不同国家的资本、技术、商品、劳务、管理的结合，而其更深的内涵则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撞击、冲突和融合。也就是说，东西方文化既有冲突的一面，又有融合的一面。对于管理者来说，关键就在于如何跨越文化差异的障碍，在两种文化的结合点上，寻求和创立一种双方都能认同和接纳的，发挥两种文化优势的管理模式。因此，我认为： 一、在企业内部逐步建立起共同的价值观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观，是一种比较持久的信念，它可以确定人的行为模式、交往准则，以及何以判别是非、好坏、爱憎等。这里我所讲的“文化差异”也主要是指以价值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的差异，它更容易引起文化冲突。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人们总是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充满自豪，大多数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文化视为正统，而认为外国人的言行举止总是稀奇古怪的，而事实上，这些看似古怪的言行举止、价值观念对该国人民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地消除这种种族优越感，对方的文化尊重和理解，以平等的态度交流。在此基础上,找到两种文化的结合点，发挥两种文化的优势，在企业内部逐步建立起统一的价值观。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斯和沃特曼指出“我们观察的所有优秀公司都很清楚它们主张什么，并认真地建立和形成了公司的价值标准。事实上，如一个公司缺乏明确的价值准则或价值观念不明确，我们很怀疑它是否有可能获得经营上的成功。”企业必须形成集体的力量，才能保证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建立共同价值观，可以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人们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时，往往忽视导致冲突的因素。 二、进行跨文化培训接受跨文化的培训是防治和解决文化冲突的有效途径。作为中外合资企业，要解决好文化差异问题，搞好跨文化管理有赖于一批高素质的跨文化管理人员。因此，双方在选派管理人员时，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除了要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技术知识和管理能力外，还必须思想灵活，不守成规，有较强的移情能力和应变能力；尊重、平等意识强，能够容忍不同意见，善于同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友好合作；在可能的情况下，尽是选择那些在多文化环境中经受过锻炼的人及懂得对方语言的人。 当前我国合资企业中，绝大多数都偏重对员工的纯技术培训，却忽视了对员工尤其是管理人员的跨文化培训。而跨文化培训恰恰是解决文化差异，搞好跨文化管理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通常来讲，跨文化培训的主要内容应包括：(1)对对方民族文化及原公司文化的认识和了解；(2)文化的敏感性、适应性的培训；(3)语言培训；(4)跨文化沟通及冲突处理能力的培训；(5)对于中方人员来讲，还需接收对方先进的管理方法及经营理念的培训。 三、管理本土化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已意识到本地化对于在异国投资取得成功的重要性。IBM中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徐振芳说：“人才本地化是公司目前的政策和方向，并不是虚伪的假话而已。”1992年IBM年中国公司成立时不到200人，现在已增加到1500人，发展速度相当快。本地化战略除了包括尽可能雇用本地员工，培养他们对公司的忠诚之外，最重要的是聘用能够胜任的本地经理，这样可以很好地避免文化冲突，顺利开展业务。1996年IBM中国公司在本地一线经理人员不到40个，一年以后已达到80个，三洋电机有限公司是日本在广东蛇口的独资公司，董事长新保克司认为，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活力之源，而外商到中国投资办企业，管理人才本地化是成功的大前提。只有根据中国的国情，依靠中国员工实行本地化管理，让本地的优秀人才参与各种管理活动，并不断地提供机会提高这些人才的管理能力，公司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三洋中国有限公司本地员工约4500人，其中，高中层经营管理干部104人，基层督导301人，为了加快对高级人才本地化进程，公司每年都要选派厂长级、主任级干部去日本三洋研修中心接受培训。ABB公司也是实施本地化战略的典范。尽管它在世界各地拥有1300家子公司，但它却自称是一家“多国籍”的公司，它鼓励其子公司淡化其母公司的民族背景，完全按东道国本地公司的方式运作。 四、立足长期，实行双惠，不损害当地利益合资企业的投资双方要有长期办好企业的共同目标，不能“捞一把就走”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种目光短浅的短期行为势必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因此企业要立足长期，它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合资企业生命周期内的“长期”。合资企业合营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组织实体，在其合营期内制订的战略决策必然是长期的，否则会有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所以在管理中，双方需从企业的长期出发来考虑。尽管一开始企业可能处于亏损或稍有微利，但立足长期发展最终是会有丰厚回报的；其次，是指超越单个合资企业生命周期的“长期”。对于外方来说，中国是个开发潜力很大的市场，是个有利可图的市场，要想开发这个大市场，获得丰厚利润，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对于中方来说，成功兴办合资企业有利于进一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知识，有利于吸引外资，也可以使我国获得长远利益。企业不仅要立足长期,还要实行双惠。合资企业内并不是一方的所得以另一方的损失为代价，相反企业兴旺，双方都会受益，而企业败落，谁也捞不着好处。因此在经营活动中强调合作双方的相互利益非常重要。外国投资者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中国的做法是极不明智的。双方应该为了共同的利益，精诚合作，从整体利益出发，兼顾双方的需求，从而实现“双赢”目标。 总之，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下，企业要想获得大的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差异。在相互尊重、理解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管理模式，以期更好地实现企业的目标。从人本思想看中西管理文化 西方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发端于古希腊的人文精神。作为一个商业城邦，古希腊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使人的个体价值得到充分的展示，由此形成了人类早期文明独特的人文精神。古希腊最著名的智者普罗泰戈拉明确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8页)从而把个人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把个人作为评判万物的标准，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文精神，使当时古希腊人在生产交往活动中充分展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创造了极为灿烂的西方古典文明。 即使在中世纪，个人消融在教会的集体之中，个性被完全抹杀，但在经院哲学内部，一批唯名论者力求摆脱正统神学的禁锢，大力宣扬只有个别才是真实存在，而一般（或共相）只不过是名称而已。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基于古希腊独立人格基础上的人文主义得以恢复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文艺复兴所宣扬的人文主义思潮和宗教改革所兴起的新教伦理所体现出来的追求个人精神生活的自由解放和个人成就需要的价值取向，使西方人摆脱了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的精神枷锁，个人主义成了一种社会思潮。 17世纪以后，个人主义被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了，通过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与发展，使西方人本主义对人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其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经济人”的思想。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无不以追求自己最大经济利益为动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为社会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并不是出于某种仁慈的考虑，而是因为自利的打算。 在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西方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发展的推动下，孕育产生了20世纪初以美国人泰罗等人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该理论思想同亚当斯密的认识一样，把职工看成只为个人经济利益需要而工作的“经济人”，认为人的行为是为了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基于这种思想，泰罗把管理重点放在对人的控制上，他突出严格的管理制度和金钱激励，认为金钱的激励是在于满足“经济人”的物质追求，保持行为动力，而严格管理则可使人的行为与组织目标保持一致性，这就是所谓的X管理理论。这一管理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以蓝领为主的第二产业企业管理中确实发挥了作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X理论也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即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情感因素的忽视。 1924-1932年，美籍澳大利亚人梅奥进行了著名的霍桑试验，提出了人际关系理论，开创了西方管理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由此产生了行为主义的管理理论。梅奥认为，工人不是把金钱当做刺激积极性的唯一动力的“经济人”，而是除了追求物质利益外还有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以及需要实现其社会价值的“社会人”。“社会人”的观点比“经济人”的观点进了一大步，它强调了人的社会性需求，突出了人际关系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与之相应的管理理论是“参与管理”即Y理论。Y理论也曾一度在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当时仍把对人的激励看成是管理手段，而不是目的。 战后西方出现了以广泛运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机为特征的管理科学学派，进入了美国管理学家孔茨所说的“管理丛林”阶段，这个阶段的里程碑是美国人莫尔斯和洛希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超Y理 论基础上产生的“权变理论”，他们认为“经济人”、“社会人”理论，对人性的假设都有很大的片面性，而且未考虑人的个性、需求的差异和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等，认为人是因时、因地、因各种情况而采取适当反应的“复杂人”，人的需求因所处环境、时间、地点而异，没有一套对任何人、任何社会、任何阶级都适用的万能管理方法。因此，运筹学等数学研究方法被大量地应用于管理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管理技术，推进了管理手段与方法的现代化。但实践表明，尽管现代管理技术是有效的，却不能代替管理思想现代化和人生的现代化。 随着日本在二战后经济上的迅速崛起，美国企业界及管理理论界人士在挖掘日本企业的管理的奥秘之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发表了大量的以人本管理与企业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论著，从而把西方人本管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进入了西方管理文化的第四个阶段，即文化管理阶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是美籍日本人威廉大内于1979年出版的《Z理论—美国企业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二是美国人艾伦肯尼迪和特伦斯迪尔于1982年合著的《公司文化》等，是管理理论发展的第四个里程碑。他们一致认为，企业不应把获取利润作为最终目标，应把价值观放在首位，强调应建设以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从而把人本主义管理与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更深层次地揭示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与企业精神、道德规范等精神财富在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标志着人本管理理论进入了立意更高，角度更新，内容更丰富的更新更高阶段。在这一阶段，提出了人是最重要的资源、最宝贵的财富，提出了个性需求和精神健康的理论，提出了更多依靠员工的自我指导、自我控制以及顺应人性的管理等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可以说，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 综观西方管理文化的发展，关于人的管理一直是其核心，对人的认识出现了“经济人”、“社会人”和“复杂人”等逐渐深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管理则逐渐从对人的行为管理过渡到对人性的管理。不论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不论X理论还是Y理论，其实质都是注重个人经济需求和社会需求的满足，以此提高人的工作效率，从而更有效地实现管理目标。所以，西方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是以个人为中心，是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在管理文化中的具体体现。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管理文化中过于注重个人的人本思想在现实中受到了愈来愈多的冲击，从而使得西方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在同东方管理文化注重集体和谐的人本思想的相互交流中发生一定程度上的转向。 二 在中国哲学史上，管仲是最早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家，他说：“夫霸王之所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如果治国不可以人为本则会出乱。由此可见，管仲对人的价值及人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孔子更重视人和强调人的价值，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表现了对人的自我价值的张扬。他提倡人本精神内在深层的含义是“仁”，“仁者爱人”，表现了重视人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倾向。自从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书”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取得了绝对统治的地位，儒家的人本思想也自然就成为中国管理文化的主流思想。 先秦儒家把“安人”和“安百姓”作为国家管理的根本任务，发展了周初以来萌发的人本思想，形成了关于人本思想的学说体系。从总体上看，儒家人本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在为人之道上，要求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做到“德”与“贤”，做到“修己安人”；在待人之道上，要求做到“仁”（爱 人）与“和”（与人友善、和谐）；在治人之道上，要求推行“仁政”，藏富于民，并进行人伦教化。 儒家人本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儒家诸子的学说之中。孔子的学说以“仁”为核心，在《论语阳货》中：“子张问仁于孔子。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恭是恭敬、庄重，能得到人尊重而不会受侮辱；宽是宽厚，宽厚能得到大众的拥护；信是诚信，诚信会得到别人的信任；敏是勤敏，勤敏会使工作效率高，贡献大；惠是爱护、关心，爱护关心他人并给予帮助，别人就能为你出力。 孟子在君与民的关系上，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人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又说：“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人君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孟子王制》)。在性善论基础上，孟子进一步提出了仁政学说，在他看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他强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 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虽然反对性善论，提倡性恶论，但在人本思想这一点上与孟子的观点是一致的。荀子说：“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荀子富国》)意思是说，百姓组成的社会结构，要依靠统治者的管理活动而得到协调，他还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生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荀子的人本思想充分体现在他的“爱民、裕民、富民”主张上。 儒家人本思想认为，统治者要关心民众疾苦，保护人民利益，否则就会失去民心，最终丧失对民众的统治权，为了保护民众利益，维系民心，统治者一方面要推行仁政，藏富于民，使人们“乐年终生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另一方面要对人民进行教育，使人们明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理(《论语颜渊》)。这就是说，先要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这是人得以生存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前提，还要通过教育，让人们的精神有所寄托，懂得做人的道理，这是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可靠保证。即先要使民“足食”“富之”，而后“教之”(《论语子路》)。按照孟子的说法，就是要“教民稼穑”，教民“治河驱兽”，“教以人伦”，即分别满足人民的物质、安全和社会性需要。 但是，儒家人本管理的前提在于承认封建的等级制度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人本思想并不否定君主的统治，只要求君主关心民众疾苦，对人民不要太苛刻，在君主的关系上，民只不过是被怜悯被同情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本思想是一种子民哲学思想，“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荀子这里讲的君主应当做万民的保护神，应当视民如子，君是君父，民是子民，君与民仍然是地位不同的两极，君父与子民之间没有平等而言，君主“爱民”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牧民”，人本思想的核心是为民做主，而非由民做主。 所以，儒家的人本思想虽然在维护社会安定、减轻人民负担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例如，它培养了人的服从性和顺从性，人们不思进取，不求创新和进步，延缓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正因为过分追求社会组织结构的和谐性和稳定性，并以之作为国家管理活动的最佳境界，当组织的“和”（和谐、稳定）与效率发生冲突时，宁可放弃效率也要“和”，当这种以“和”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成为主体意识形态之后，对一代代中国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社会表现出来的超稳定性、保守性和封闭性，无不与这种思想有关。但是，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人本文化，重人际关系协调，重人的价值的实现，并注重个体对群体的责任、奉献和服务，带有群体和谐特点，这种人本思想，对中华 民族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 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面对我国和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以及西方强大的思想冲击，反思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发展和对当今社会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管理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本思想和西方的管理文化之中的人本思想加以比较，通过比较来研究和分析两者的不同，及各自的优势，力求在发扬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优点上，找出一种适合我国民族特征和文化要求的管理模式，以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由于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东西方管理必然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差异，中国文化属伦理型文化，中国管理属伦理型管理，注重于情感投资，长于协调人际关系，追求群体和谐，对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得比较重，强调的是社会人格，强调个体对群体的义务和贡献。但是，传统的中国社会缺乏独立人格，不承认个性的奋斗，忽视或轻视个人个性的张扬和满足，过分重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奉献而轻视个人自我需要的满足，造成了我国历史上个人的发展一直处于受压抑的状态，甚至出现了把追求个人利益看成是“资本主义的苗”，把维护集体利益视作“社会主义的草”的极“左”现象，其后果是使我国社会长期难以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西方的传统文化强调人是宇宙中心，周边一切皆“备于我”，人不应当贬视自己，而应当追求自身价值与幸福，在这种独立人格基础上形成的西方社会，只能是契约社会，即人与人之间不形成宗法伦理、等级关系，而是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当社会发展需要把这种契约关系用某种法定形式规范下来时，西方社会就形成了法制社会，它在管理上的表现就是规范管理、制度管理和条理管理，即在管理中特别注重建立规章制度和条例，严格按规则办事，追求制度效益，从而实现管理的有序化和有效化，但是，过于注重科学理性和个人主义价值倾向的西方管理文化也给西方社会造成了科学主义的泛滥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盛行。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偏重于对人做整体的探讨和把握，而西方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更精于对人的个体的理解和重视，这样就使得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趋向于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西方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趋向于一种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西方管理文化的基础之一是科学技术，因而其发展迅速，成绩巨大，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础主要来自于人生哲学，因而其发展较慢，但潜力较大。与西方管理文化中的“经济人”和“社会人”假设及其制度管理不同，中国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则体现了“道德人”假设和德政思想，在现代社会有着更深刻的意义。 所以，随着现代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东西方管理文化却有趋向于同一的倾向。西方管理文化强调个体价值的人本思想开始注重其整体作用的发挥，而东方管理文化强调社会人价值的同时，已注重其个体价值的实现。随着现代管理的发展，东西管理文化的互动与转型，将最终奠定未来管理的文化基础，未来的管理应既强调群体，又强调个体，强调个体必须服从于群体利益，又强调绩效考核的重要地位。产生于农业文明的中国传统管理文化，要同现代管理文明接轨，必须首先完成自身内部基因的变革，这就是接受西方的科学文化、商品文明和法制精神，从而完成自身文化的更新。 一、 企业哲学框架下的核心价值观 1、 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企业哲学的第三层是“企业如何生存”，即“怎样，how”,即核心价值观( value )的问题。如果说愿景与使命是解决方向的问题，而核心价值观则是共同行为模式的具体指导原则。这里既包括对企业行为的指导，也包括对企业个体行为的指导。什么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简而言之，企业核心价值观就是企业在企业哲学的统率下，为追求愿景、实现使命而提炼出来并予以践行的指导企业上下形成共同行为模式的精神元素。企业核心价值观是企业用以判断企业运行当中大是大非的根本原则，是企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赞赏什么、批判什么的真实写照。核心价值观（core value、motto、principal）就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坚持不懈，努力使全体员工都必需信奉的信条。核心价值观是企业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解决企业在发展中如何处理内外矛盾的一系列准则，如企业对市场、对客户、对员工等的看法或态度，它是企业表明企业如何生存的主张。如宝洁公司的核心价值观是：领导才能leadership、主人翁精神ownership、诚实正直integrity、积极求胜passion for winning和信任trust。这里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在目前的国内企业文化建设中，在漫天飞舞的企业文化纲要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难以界定清楚的关于价值观的表述，包含但不限于企业精神、企业风格、企业宗旨、管理理念、经营理念、企业原则、经营思想、质量理念、人才理念等等。第一是杂乱无章的堆砌，可能企业自己都说不清楚那些到底是什么。第二是层次不分，难以形成对企业员工的有效指导作用。我们并不认同这样的做法，企业的价值观可以有很多，当企业面对企业管理的各层面时，都可以有价值观的判别问题，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只能有一条，能够将这一条细化固化并且坚持不懈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认为关键之处要重点将核心价值观单独提炼出来，同时围绕核心价值观再进行分解，形成在核心价值观支持下的能够对职能层文化、业务层文化及亚文化形成指导的各个价值观体系。中国企业真正按照企业性质运作的时间很短，能够建立起并恪守其核心价值观的企业就更是寥寥可数，与西方具有一百多年的企业相比，虽然在企业文化这个名词出来之前它们并没有叫做企业文化或核心价值观，但它们已经有一套比较成熟的企业文化运作体系，并且企业家对企业文化的重视以及执着足以令中国大多数企业家汗颜。正如惠普公司共同创始人威廉休利特所说的：“回顾一生的辛劳，我最自豪的，很可能是协助创设一家以价值观、做事方法和成就，对世界各地企业管理方式产生深远影响的公司。” 由此可见，西方企业家对如何建立企业的核心观深有体会，特别是核心价值观对企业的影响更是认识深刻。与此相反，中国许多企业家并不知道什么是核心价值观，或者以为核心价值观就是将一些时尚流行的管理哲理或警世名言贴在墙上或写在纸上就行了，要不然就罗列出一
我明白道理可以写
这个不难
第一，把管理的科学、理性方面同感情的非理性方面结合起来。西方国家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产生了以泰勒、法约尔、韦伯等人为代表的经典的科学管理运动的思潮，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这在当时是符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的，在当时没有科学的管理原则，也没有科学的管理依据的情况下，科学管理运动每一次科学地、理性地把管理纳入科学的轨道，使得管理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这次运动，在当时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单纯地注重管理的科学性、理性化不能保证管理的成功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因为不论是什么样的企业都是由人组成的，而企业的职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现实的要求也在不断地变化，他们不仅有理性，更重要的还有感情，不但要求获得经济上需求的满足，还要获得感情上、社会地位上和自我实现等方面需求的满足。这样，行为科学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行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过于偏重非理性方面而忽略了理性方面，管理绩效也达不到理想的状态，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可行的。第二，把管理中的正式组织作用和非正式组织作用结合起来。所谓正式组织，指的是企业为了有效地实现企业的目标，所规定的组织成员中正式的相互关系和组织体系，其中包括：组织结构、方针政策、规划方案、规章制度等。所谓的非正式组织，是指组织中没有经过正式的上级或一些相关的程序而建立起来的，以感情联系为主要沟通方式的一种非正式的群体和体系。泰勒等人在古典管理理论体系中主要强调了正式组织的作用，而行为科学主要强调了非正式组织的作用，要想达到理想的管理绩效，这两者的结合是一个必然的途径。第三，把管理中的系统性、计划性、程序化等方面与灵活性、权变性、非程序化方面相结合。古典管理理论和管理科学方面的理论是非常强调管理中系统性、计划性和程序方面的作用的。而行为科学和权变学派等强调的，是如果因为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墨守成规，不顾存在的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不顾外部环境的变化，把计划、系统看得一成不变，这样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他们非常强调管理的灵活性、权变性、非程序化等方面。但是企业本身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要正常地运转，就必须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管理理论有把这两种理论相结合的趋势。第四，把管理中的精确性和模糊性这两个方面相结合。在精确性方面，管理理论研究已逐渐成熟，如管理理论中的运筹学、数量学、计算机、统计学、会计学方面的发展，使管理的精确性方面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