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科大的。。。。
写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比如文学昭明文选，还有玄学，史学的造诣，还有经济发展。政治的运作，改朝换代，派系宗室之争。还有北方孝文帝改革和北方太武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的建立，北周的军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内容选择性不少，我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可以帮你
得到的得到的得到的得到的得到的得到的得到的得到的得到的得到的得到
真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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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的，我晕
真牛~~~
经济方面;贞观之治时期，采取“静以抚民”的政策，减轻农民的赋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得社会的生产力的得到提高。取得一定社会效益。对外交往方面：一面和草原的“突厥部落和谈，一方面聚集力量实行征服拓疆的准备。
唐朝是一个繁荣的朝代他们的外交也是非常有名的。就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西游记里面的玄奘。在现实生活中，他虽没有经历过九九八十一难，但是也经历过许多磨难，才到天竺（也就是我们说的印度）。我们现在的佛教就是从印度发源来的。当时印度的佛教比我们高深的多。玄奘在那里受到了很多的欢迎他最后也在那里成为一个有名的僧人。再比如说东渡日本6次的鉴真他双目失明也要到日本去讲学。当时政府也是不用许出海的他到日本为日本的发展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为日本群众尝试百草，被尊称为药王,也为日本修建了有名的唐招提寺。
科大的，我晕
真牛~~~
全面开放 鉴真东渡 玄奘西行都历经千辛万苦到达目的地，前者六次东渡，后者险些死在沙漠。我只知道这些了，我刚上初一！
唐朝 中外交往在大秦景教与匈奴通婚
一）、遣唐使来华1、遣唐使就是日本皇室派往唐朝的使节，他们往返于中日之间，是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2、与学生一起分析日本派遣唐使的目的、次数、作用等。因这时唐朝正值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其经济文化处于世界的先进地位，而此时的日本则处于奴隶社会瓦解，封建制度确立、巩固的时期。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有利于促进日本社会的发展，对日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再加上当时交通比前代有所发展，为双方的交流提供了更大的可能。3、介绍为日中友好交流作出贡献的日本历史人物：空海和阿倍仲麻吕；空海在中国是怎样成为著名的学问僧的？他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重要贡献？引用王维和李白的诗歌来突出他们与晁衡的深厚友情。《送秘书监晁衡卿还日本》王维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李白的诗见书（二）、鉴真东渡看“鉴真坐像”图和“唐招提寺鸟瞰图”教师简介鉴真生平，引导学生讨论“为什么鉴真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尊敬？”然后阅读郭沫若的诗“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三）、玄奘西行1、玄奘为什么要去天竺？2、玄奘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哪些贡献？教师讲解：玄奘西游学佛和玄奘学佛后坚决回国的史实，以引导学生学习玄奘为实现自己的抱负执著追求和热爱祖国的精神。三、巩固小结：教师简要对本节课内容作一小结。然后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唐朝与周边各国的交流得到发展的原因有哪些？第二，学习本课后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第一：唐朝是当时世界上大国，具有先进的政治制度、安定的社会环境、繁荣的经济、光辉灿烂的文化，是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且唐朝实行较为开放的外交政策。第二：学习玄奘和鉴真的优秀品质；认识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地位，感悟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体会中外交往可以促进双方的发展，从而联系现实认识对外开放的重大意义。唐朝是陆路对外交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海路交通得到长足进步，并取代陆路交通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的时代。由于唐朝对海外的影响，在宋代时，东南海外诸国在与宋朝廷的交往中，甚至将宋朝管辖下的中国地区称之为“唐”[1]。历宋、元至明，在海外，尤其是在东南亚各地，一直将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物事称之为“唐”。不仅以“唐”作为“中国”之地的代称[2]，而且称中国人为“唐人”[3]，中国姓氏为“唐姓”[4]，中国衣饰为“唐衣”[5]，中国商船为“唐舶”或“唐船”[6]，而从舶上转贩得到的中国货物则被称为“唐货”[7]。最可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习称的“汉语”，也被宋代海外诸国目之为“唐语”[8]。中国人留居海外一年不还，称之为“住蕃”；而外国人在中国逾年不归，则称为“住唐”[9]。沿袭至今，有些流寓海外的华人仍然自称为“唐人”，华人在海外都市中的聚居地被称为“唐人街”，而华侨则将祖国称之为“唐山”。历时千载，绵绵不绝。唐朝在海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而这种影响是与唐朝发达的海路对外交通是分不开的。 第一节 海路交通的发展和繁荣 唐朝海路对外交往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海上交通路线的开辟与利用。在唐代，取道南海前往西方的人数和航海路线都有所增加，直航能力也有所加强，形成了南海交通发展和繁荣的局面，并表现出了取代陆路交通地位的趋势。较之前代，唐朝人对非洲的了解更加全面和准确。与此同时，唐朝通过黄海和东海海域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交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为东亚汉文化圈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交通的发展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茫茫大海限制了不同地区间的相互交往和了解，人们充满了探究大海的渴望，但又无法超越浩淼无垠的波涛的阻隔，对海洋彼岸的心驰神往，提供了人类探索大海的恒久动力。早在先秦时代，中华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成熟的近海航行技术，广州发现的秦代造船工场遗址，显示了当时海上交通的水平[10]。《汉书》详细记载了汉代远海航船从徐闻、合浦通往南海诸国的航程[11]，这时中国的航船已能够到达印度东南沿海和斯里兰卡。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约葬于公元前122年）出土的银盒、金花泡饰、象牙及香料等西亚或南亚的物产[12]，广州横枝岗2061号西汉中期墓出土的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等[13]，都证明了秦汉时代海上贸易的存在。 东汉安帝永宁元年(120年)，缅甸掸国国王雍由调遣使者入朝，朝贡使中有精通魔术表演的“海西幻人”，《后汉书》中明确指出“海西即大秦”[14]，而大秦就是汉代对罗马帝国的称呼。这位罗马帝国的魔术师当是由海路至印度、缅甸，然后辗转来到洛阳的。海西幻人的到来，沟通了中国古代与欧洲的交通。广州第4013号东汉前期墓中出土的镂空12面菱形小金珠，就是这一时期从南亚经海路传入的舶来品[15]。三国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扬帆出海，游历南海诸国，“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16]。归来之后，两人根据见闻分别撰写了《扶南异物传》和《吴时外国传》，加深和丰富了对从中国南海到东南亚，越阿拉伯海，以至红海港口的古代航线的认识。 东晋及南朝，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西行求法活动的发展，中国僧人纷纷前往海外，为了解海上交通的进一步提供了更多的资料。最具代表性的是法显和尚前往印度的航海经历。后秦姚兴弘始元年(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法显从长安西出，经沙漠道前往印度求取律藏，经过九死一生，遍游印度各地，最后经瞻波国(今印度比哈尔邦东部)渡海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并在义熙七年(411年)借西南季风搭乘商舶东返故国。与以往不同的是，法显撰写的行记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详细记录了当时航海的技能、利用的技术手段、南海航线各段航程的距离及所需的时间、沿途水文气象等等，为了解四五世纪的海路交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17]。1984年，在广东省遂溪县边湾村发现了一批南朝窖藏金银器。银器中有一件十二瓣状的“萨珊式银碗”，口沿微侈，沿口沿刻有在粟特和花剌子模地区使用的阿拉美文字（Aramaic characters）铭文。除了萨珊式银器外，在这批窖藏中还发现了20枚萨珊银币，其中沙布尔三世（Shapur Ⅲ，公元383-388年）3枚，伊嗣俟二世（Yazdegerd Ⅱ，公元438-457年）5枚，卑路斯（Peroz，公元459-484年）A型1枚，卑路斯B型11枚。窖藏发现地不远处即为西溪河入海处，这批器物提供了5世纪时波斯商舶来往于南中国海的证据[18]。 隋朝统一之后，炀帝派遣众多使臣出使异域，大业三年（607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人应朝廷征募，航海出使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大业六年（610年），经交阯返回。常骏一行到达赤土国界时，国王利富多塞遣使以船舶30艘迎接隋使，归来时，又遣王子那邪迦随贡方物，隋朝使节赍物五千段赠与赤土王，而赤土国也向隋朝贡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金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19]。在增进双方了解的同时，加强了物质文化的交流。根据常骏等人的行程写成的《赤土国记》(二卷)虽然久已散佚[20]，但是在《隋书·南蛮传》赤土国部分摘录了其中部分内容，丰富了当时和后世关于南海历史、交通的知识。 古代载籍对民间海上交通记述很少，与东晋一样，对唐代海上交通状况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佛教僧众西行求法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知，唐代海上交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唐朝前期海陆交通的了解，主要是从僧人义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得知的。 5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西行求法，在唐代西行者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从他们选择的路线可以反映唐代对外交通的一般面貌。义净在室利佛室期间，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下称《求法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部直接反映唐代对外交往的重要著作，尤其是《求法传》，传主都是义净亲见、亲闻的赴西域取经求法的僧徒，为了解和分析当时的对外交通提供了宝贵资料。 《求法传》收录了从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到武后天授二年(691年)50年间33批56人次前往南海和印度游历、求法的经历[25]，其中路线不明者4批4人[26]；经由陆路前往印度者12批18人[27]；经海路赴印度者为21批34人[28]。由海路西行的次数与陆路的比率为3:1，而人数之比也为9:1，可知在7世纪下半叶，在陆路对外交往充分发展的同时，海路交通也十分繁荣，并且已显露出取代陆路地位的趋势。 贾耽与广州通南海道 唐朝声威远播于海外，北宋时代，东南海外在与宋朝交往中，将宋政权控制下的中国地区称为“唐”，引起了宋朝君臣的不快。宋人朱彧记述了这件事，他说：“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崇宁间(1102-1106年)，臣僚上言‘外国指中国为唐、汉，形于文书，乞并改为宋。谓如用唐装、汉法之类。’诏从之。余窃谓未宜，不若改作‘华’字，八荒之内，莫不臣妾，特有华夷之异尔。”[29]北宋臣僚要以“宋”取代“唐”或“汉”字，而朱彧认为应该改称较为抽象的“华”字，取代具体的朝代名称。怎样称呼为宜，姑置不论。从这段记载中可知，由于唐朝东南海上交通的发展，在海外诸国中，“唐”在北宋就已成为“中国”的代称，确是不争的事实。唐朝在海上对外交往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于此可见。 唐代海上交通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取道海路前往西方的人数众多，而且表现在航海路线的增多和直航能力的增强。德宗朝宰相贾耽曾任鸿胪卿，主持外交事宜，“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30]先后撰写了《皇华四达记》10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卷、《贞元十道录》10卷、《吐蕃黄河录》4卷等许多重要的地理学著作和《地图》10卷[31]，集中代表了当时地理科学的水平，也全面总结和反映了当时海路交通的状况。 6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贾耽的著作多佚，有关道路的记载是从《新唐书·地理志》的引文中得知的。贾耽记述了当时由唐朝境内四出的7条道路，其中营州入安东道、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等5条道路是唐朝联接外界的陆路通道，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与广州通海夷道是反映了唐朝海上交通的最重要的资料。这里根据贾耽叙述的顺序，略述“广州通海夷道”的行程，以了解唐朝与南海交通的一般状况。 贾耽记载的航线大体可分为四段：广州至马六甲海峡为一段；马六甲海峡至斯里兰卡为一段；由印度半岛西部沿海西北行，至波斯湾头为一段；从东非沿海北溯至波斯湾头为一段。 由广州东南海行，200里至屯门山，鼓帆而西，二日至九州石(七州列岛)，又南二日至象石(大洲岛)，西南行三日至占不劳山(越南占婆岛)，南二日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在越南归仁)，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在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陀浪国(越南藩朗)；又两日行，至军突弄山(越南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峡(马六甲海峡)。 海峡北为罗越国(马来半岛南部)，南为佛逝国(苏门答腊岛)；自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爪哇岛)，西出峡，三日至葛葛僧只国(位于伯劳威斯群岛)，又四五日行，至胜邓州(日里附近)；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巴鲁斯)；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尼科巴群岛)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斯里兰卡)。 由师子国西四日行，至没来国(印度奎隆)，又经西北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西北二日行，至拔?国(印度纳巴河口布罗奇附近)；又十日行，经小国五，至提?国(印度河口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提勃尔)。自提?国西行二十日，经小国十余，至提罗卢和国(波斯湾头伊朗阿巴丹附近)，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波斯湾头之奥布兰)，自此乘小舟溯弗利剌河(幼发拉底河)，二日至末罗国(伊拉克巴士拉附近)；西北陆行千里，即可至大食国都城报达(巴格达)。 在唐朝人的心目中，印度半岛西岸迤逦西北行至波斯湾东岸一线为“海东岸”，而 7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自非洲大陆东岸东北至波斯湾的沿海地区则为“海西岸”。以上从没来国至乌剌国，为“海东岸”的航线，贾耽还专门记述了“海西岸”的航线。据载，海西岸之最南为三兰国(东非沿海某地)[32]，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南也门之席赫尔)，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阿曼之卡拉特)，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阿曼北部苏哈尔港)，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诃磨难国(波斯湾西岸之巴林岛)，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海东岸航线合。 从广州至波斯湾头的乌剌国约需87天，从东非沿海至乌剌国约需48天。贾耽对当时南海航线记载的详细和精确程度，都远远超出了前代。毫无疑问，只有在海上交通非常发达，得到了详尽的航海资料的条件下，贾耽才会对东西航线做出如此精审的记载，由此可知，唐代南海交通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此外，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从广州西行的航线，最远只记载到乌剌国，而由乌剌国到东非沿海的航程，则是由西而东记述，乌剌国是东西两条航线的交汇之地，这种情况客观反映了大食帝国在当时海上交通中的重要地位。 《酉阳杂俎》与唐代文献对非洲的记载 在古代中国，非洲是人们已知的西方的终点。一般认为，在唐代之前，中国人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对非洲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明确记述了由非洲东海岸向西北通往波斯湾的航线。杜佑在《通典》中记述唐代大秦国的情况时，附录了杜环《经行记》中有关大秦的记载，并记录了女国与摩邻两个国家。共中“摩邻”的内容尤其受到学界高度重视。据记载，摩邻国：“在秋萨罗国西南，渡太[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诸国。”[33]“鹘莽”是中古波斯语gurman的译音，指枣椰树[34]。摩邻具体指哪个国家，分歧尚多[35]。但是综合杜环记载的方位、肤色、风俗、物产等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摩邻是当时非洲大陆的某个古代国家则是没有疑问的。 除了贾耽、杜环的著作之外，唐代对非洲最详尽的记载当属段成式《酉阳杂俎》。 8 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段成式（803-863年），字柯古，出生在世代官宦之家。父文昌，事穆、敬、文三朝（821-840年），出将入相20年，母亲是宪宗朝宰相武元衡之女。段成式不仅家庭庋藏丰富，而且在任秘书省校书郎期间，广泛阅读了朝廷官方收藏的图书，“秘阁书籍，披阅皆遍”，特殊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经历使他接触了大量常人无从见到的奇篇秘籍，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以“奇诡谲怪”著称的《酉阳杂俎》[36]。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的非洲国家主要有孝亿国（Siut，埃及南部）、仍建国（Utica，北非突尼斯沿海古城）、悉怛国（不详，或指Sudan）、怛干国（Dakhel Oasis，撒哈剌沙漠中的沙岛）勿斯离国（Misr，埃及）等国[37]，其中以拨拔力的记载最称完备： 拨拔力国，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 。无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团集数千，赉彩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属外国，战用象牙排、野牛角为槊，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万，大食频讨袭之[38]。 一般认为，“西南海”就是东非沿海之亚丁湾，而拨拔力就是见于《诸蕃志》记载的“弼琶罗”，相当于现代索马里的柏培拉（Berbera）港。但也有人持异议，指出弼琶罗与拨拔力对音相近，但在风俗、物产等方面差异显著， 不应同属一地，认为从段成式记载的生活习俗和服饰而言，应该是指今东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带游牧的马赛族人（Masai）[39]。无论以哪一说为准，从本段记载可知，最晚至9世纪上半叶，唐朝人已经对东非沿海某地的风俗、物产及其与大食的关系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段成式对非洲诸国的记录不仅远远超出了前代，而且在数量和内容上都大大多于现存的唐代官方载籍的记录。即便考虑到段成式可以接触到许多奇篇秘籍的因素在内，前代或唐代前期也并没有多少有关非洲的现成文献资料供他利用，《酉阳杂俎》有关东非沿海地区的记载，很可能来源于他亲自对来唐的客使或商人的查访。段成式虽然以博闻强记知名于世，但他是一个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学者，并不满足于对前代文献的爬梳，调查采访是《酉阳杂俎》的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以卷十一“广知”为例，本卷总共记载了44事，涉及到的调查对象有僧那照、道士郭采真、王山人、山人张盈、李洪山人、秀才顾非熊、僧广升等7人[40]。可知在奇篇秘籍之外，博采异闻是《酉阳杂俎》的一大特色。
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鼎盛时期的一个代表王朝，在其统治的初期与中期都格外重视与其它周边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并且在机构设置层面，政策颁布层面都实施了系列的举措来助力对外文化交流的顺畅与有序发展。首先，在机构设置上。在唐代专门指派礼部专门的官员来统一协调相关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例如，在都城长安设置专门的驿站来接待来自大食、新罗、高丽等国家的使者与学生。唐代也会定期举办相关的活动来促进中外的文化交流。另外，在唐代天宝年间以及武则天统治期间，还在新疆等地方设立了西域都护府以及北庭都护府等政府派出机构来管理少数民族事务以及与相关邻国的文化交流活动。其次，在政策制度上。在唐代并没有实施闭关锁国以及后期的海禁政策，反而是鼓励民间的机构与个人进行积极的对外交流。其中比较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是玄奘法师到印度学习佛经，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去传播唐代的宗教以及文化等等。通过这两个典型事件可以看出，唐代对于对外文化交流是持鼓励与肯定态度的。最后，在文化教育上。唐代的文化教育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民间艺术，官办的乐坊以及官窑所产的瓷器等等都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根据相关史书的记载，当时的邻国日本就多达数十次来派出遣唐使来到中国进行访问与学习。他们中间有留学生，也有僧人。有的在完成相关的学业之后就回国，有的则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发展。总之，唐代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的举措来助力其对外文化交流。这些举措也对当时的朝代发展以及后期的文化交流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这个什么时候要交作业啊
唐朝的政治经济对文化的影响唐朝时候，国家强盛，实力日益加强，经济和文化都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国家的繁荣统一对文化的发展也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地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盛唐时代，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充满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义的诗风是这时期诗坛的主流。中晚唐文学却有多方面的发展，除诗歌风格流派更加复杂多样而外，古文运动在这时期取得了胜利，传奇小说也发展到了全盛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涌现了一大批有卓越成就的诗人。伟大的诗人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这个前所未有的文学全面繁荣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变革的结果，但更为根本的还是决定于文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本文将就唐代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具体的论述。唐朝的创建：隋末农民起义蓬勃发展时，隋朝太原留守李渊乘机起兵，攻占长安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定都长安。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消灭了各地割据势力，镇压了各股农民起义军，统一了全国初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变革浮艳的宫廷诗 树立新诗风隋朝前后只统治三十多年，作家大半是南北朝旧人，受南朝文风影响极深，加上隋炀帝大力提倡梁陈宫体，因此浮艳淫靡文风仍然泛滥文坛。但是，由于隋初国势增强，对外战争取得一定胜利，隋文帝又曾提倡改革文风，隋初的一些诗歌，尤其是边塞诗歌中也曾出现了一些比较清新刚健的作品。这又表明隋代文风开始向唐代过渡的特点。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地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唐太宗时的虞世南、高宗时的上官仪，都是皇帝优宠的专写浮艳的宫廷诗的代表人物。武后时的沈全期、宋之问也写了大量宫廷诗，但是他们继承前人的成绩，完成了五、七言律诗形式的创造，对诗歌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唐代诗风转变的关键，在于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起诗人和宫廷诗人展开了斗争。高宗时，"初唐四杰"崛起于诗坛，他们虽然还没有脱尽齐梁诗风的影响，但是已经提出了轻"绮碎"，重"骨气"的主张，对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深表不满。他们的诗或表现从军报国的壮志，或揭发贵族生活的荒淫空虚，或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题材内容扩大了，思想感情也开始变化了。武后时代，陈子昂更高地举起了诗歌革新的旗帜，有破有立，提出了在复古中实现革新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完全摆脱了齐梁浮艳习气，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上存在的种种矛盾。显示了刚健的风骨。终于改变了齐梁诗风统治的局面。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 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诗歌、散文全盛 各种艺术繁荣发展 诗歌多浪漫主义经过了将近四百年的分裂动乱的痛苦之后，隋唐时代终于实现了人民所渴望的国家的统一。隋唐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的地位，不得不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在政策上不得不照顾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豪门士族的势力。自隋代开始，士族势力逐渐削弱，隋末农民大起义更给士族以沉重的打击。隋唐实行均田制，把国家掌握的官田、无主地、荒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一部分农民。对地主豪族过多地占有土地也有限制，某些豪族逾限占有的土地曾被没收，一部分农民就从地主豪族的部曲转为政府的均田户。在生产发展中，租佃剥削方式的庄园地主经济，逐渐代替了奴役部曲剥削方式的豪门地主经济。租庸调税法的实行，赋税、徭役负担有所减轻，中小地主阶级逐渐抬头，劳动人民的处境也有一些改善，再加氏族志的重修，户等的重新划定，士庶界限逐渐消失，豪门士族的势力更日益衰微了。正由于这一系列生产关系的调整变化，唐代国家迅速强大起来，从贞观至开元一百多年中，农业、手工业生产不断上升。贞观时期，斗米值三四钱，成为历史佳话。手工业方面，绫绵、陶瓷、纸张、金属制品等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国家政治、经济达到了昌盛繁荣的顶点。。唐朝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发展时期。那时，各民族进一步融合，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亲密，唐朝疆域空前广大。唐朝时，北方先后有突厥，回纥民族，东北有秣褐民族。唐朝在北部边境先后建立了都护府和都督府。西南有南诏和吐蕃；南诏为彝族和白族的祖先，曾接受唐朝云南王的封号；吐蕃为藏族的祖先，与唐几次通婚，保持"和同为一家"。边疆各族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国家空前规模的统一，对文学繁荣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过去由于南北对立，文化发展殊途。在学术上是"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在文学上是"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但自隋代统一，双方就开始互相吸收。盛唐的诗歌，中唐的古文，正体现出南北文化汇流的汪洋浩瀚的局面。同时国家的统一，水陆交通的发达，也使作家生活视野扩大了。唐代作家如李、杜、高、岑、元、白、韩、柳等都走过很多地方，都有许多出身地位、思想性格不同的朋友，这是六朝文人，乃至许多两汉文人所不及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国内各民族关系比过去更为融洽，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比过去更为活跃。中国传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乃至日常生活的饮食、服饰，都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而有重要的发展。唐代在中国各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外来音乐，建立了燕乐、清乐、西凉、高昌等十部乐曲。舞蹈方面，剑器舞、胡旋舞等也来自西域。绘画方面也吸收外国色彩、晕染的技巧，出现了敦煌许多壮丽的壁画，也出现了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等绘画大师。各种艺术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王维的山水诗，号称"诗中有画"，显然受到山水画的积极影响。音乐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诗歌的入乐传唱，还直接促成了词的诞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使唐人精神生活大大地丰富了。我们读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可以看出当时艺术创作饱满的内容，新鲜的活力，也可以看出当时作家们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鲁迅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不算弱。例如汉人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直前无古人。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这种魄力和信心，正是来自国家的强大和统一。 伟大的诗人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他写出许多热烈追求光明理想，猛烈抨击黑暗现实，极度蔑视腐朽无能的权贵人物，勇敢冲击封建礼教制度的光辉诗篇，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他的诗风壮浪纵恣，摆脱拘束，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不愧是屈原以后另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中晚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 古文运动兴起和胜利 现实主义诗歌发展 古文运动的胜利，是中唐文学发展的重大成就。六朝骈文统治文坛的局面，虽然自隋代李谔、王通，到初唐陈子昂、盛唐李华、萧颖士等都曾经努力反对，却一直很少改变。到中唐时代，由于社会矛盾的发展，政治思想的斗争趋于尖锐，骈文已经无法适应这种要求。韩愈首先发起了复兴儒学的运动，幻想通过加强儒家思想的统治，遏制佛老思想的流行，加强中央集权，并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在文章上他也反对六朝骈俪的文风，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他的政治主张虽然受到一些人拥护，并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在文体改革上，却得到和他政治见解颇不相同的柳宗元等人的支持，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古文运动。韩、柳二人除写了许多政论外，还写了不少传记、杂文、寓言、游记之类的文学散文，以深厚的功力，独特的风格，锤炼精粹的语言，显示了散文在艺术表现上的优越性，终于使骈文在文坛上失去了统治的地位。 尽管盛唐的政治开明，经济发展但是封建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也继续存在，继续发展。这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土地兼并问题上。唐代虽然有过均田的措施，占田的限制，但到高宗时代，洛阳豪贵占田逾限者已很多。到玄宗天宝年间，更"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在经济繁荣外衣下面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玄宗早年虽颇能"励精图治"，晚年却沉湎酒色，信任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内政日趋腐败，对外穷兵黩武。天宝十载、十三载两次征南诏，全军覆没，更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玄宗为加强边防，设置节度使，更种下了边镇节帅拥兵作乱的祸根。天宝十四载(755)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这一变乱持续了八年，唐帝国的统治力量受到严重打击，开始由盛而衰，逐渐走向没落。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次动乱虽然最后被平定，国家元气已经大伤。原来存在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日趋尖锐。。安史之乱所破坏的社会经济，虽然到贞元、元和时代逐渐恢复，但整个北方已今非昔比，经济重心逐渐转向南方。德宗时权德舆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新唐书·权德舆传》)南方的扬州、苏州、杭州、广州、鄂州、洪州、成都等城市比以前更加繁华，歌楼妓馆，更加发达。但是这种畸形的繁荣，更助长官僚、地主的享乐欲望。安史乱后，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地主的庄园经济日益发展。以前的许多均田户，逐渐沦为庄园地主的佃户，有很多农民则流亡道路，衣食无着。王朝的税收办法，也不能不适应土地兼并迅速、无数田园易主的形势，在德宗建中元年，改租庸调为两税法。这个新的税法解除了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负担，一度保证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加以航运的恢复，江淮物资能够顺利北运。宪宗时，国家实力有所增强，曾经先后平定了剑南、淮西两个藩镇，其余藩镇也开始表面上归附中央。这就是史家所谓的"中兴"，对中唐文学的繁荣有很大的刺激作用但这个局面没有维持很久，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两税法的弊端百出，人民的负担又越来越加重了。到穆宗时，人民的赋税负担比德宗时增加了三倍。其他杂税徭役，更有增无已。皇帝公开奖励各地官僚进奉"羡余"，立"月进"、"日进"等名目。各地藩镇官僚更借进奉为名，残酷搜刮，"唯思竭泽，不虑无鱼"。人民起义反抗的浪潮，此伏彼起，。在社会矛盾复杂尖锐的形势下，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潮流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局面。安史乱后，元结、顾况等揭发社会矛盾的诗歌，成为杜甫的同调。中唐时代，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更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掀起新乐府运动。他们的新乐府诗揭发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残酷剥削，对人民的深重疾苦表示同情，对国势的削弱也深感不安。他们的诗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了以白居易为首的现实主义诗派而外，中唐时代诗歌的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了。大历年间，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李益、卢纶的边塞诗，都是盛唐诗风的余响。贞元、元和之际，韩愈、孟郊以横放杰出的诗笔，开创了奇险生新的新风格。青年诗人李贺，更融合楚辞、乐府的浪漫幻想的传统，以浓丽的色彩，出人意表的想象，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苦闷和追求。刘禹锡的学习巴楚民歌，柳宗元的借山水以抒幽愤，艺术上也有独到的成就。 晚唐诗歌，随着国势的衰危动乱，风格面貌也有很大的变化。杜牧、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上有一些新的发展，但无论写忧国忧民，或写爱情生活，都有相当浓厚的感伤情调。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在黄巢起义前后写的一些揭露社会黑暗的诗篇，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传统，但感情更愤激，批判的锋芒也更尖锐，从他们诗里，我们看见了唐朝国势摇摇欲坠的景象。 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伟大诗人是杜甫。杜甫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安史之乱发生后，许多盛唐诗人的浪漫豪情消失了，对动乱的现实也很少反映，杜甫却和人民一起经历了一段饥寒流浪的生活，写出了很多惊心动魄的诗篇，愤慨外敌的入侵，期待国家的中兴，描绘了人民深重的灾难。他的诗象一面镜子，照见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赢得了"诗史"的称号。宏深博大的思想内容，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力，"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使他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代表。唐朝文学自身的发展：唐代文学的繁荣，也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从先秦到汉魏六朝，文学经历了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诗歌、散文、小说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遗产。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辉传统的建立和发展，不同思想倾向的表现，不同题材领域的开拓，不同文体特征的探索，以及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手法技巧的革新，都为唐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财富，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深刻的教训。这些都是唐代文学繁荣的必要条件。但是，更值得重视的是唐代作家对文学遗产所采取的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隋及初唐时期，齐梁形式主义诗风虽然还占统治地位，但初唐四杰已开始对它表示反对，到了陈子昂，更大力扫荡齐梁诗风，标榜"风雅比兴"、"汉魏风骨"的传统，在复古之中实现革新。李白继承着陈子昂的革新精神，一面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面又学习楚辞和乐府，创造了独特的浪漫主义的诗风，完成诗歌革新的使命。到了杜甫，更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明确提出"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主张，既有批判，又有继承，既注意内容精神，又注意声律形式。正因为如此，他的现实主义的诗歌才能够"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负起了继往开来的任务。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散文方面，韩愈一方面指责六朝文风："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但是他并不全废骈俪，而且他的"陈言务去"的主张，也受南朝文人"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启发。这些唐代杰出作家在对待遗产上，都体现了一种既批判又继承的共同精神。这种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向古人学习的精神，使他们借鉴而不流于摹仿，继承而又能有所创造。这是非常值得珍贵的。 也许，只有唐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才会产生这样深厚的文化积淀，才会对我们的今天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我们要做的就是怎样继承并将其发扬光大，因为它是值得我们永远骄傲的。
科大的，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