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求是网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求是》杂志主办的理论宣传研究平台。求是网的目标定位是突出理论特色,既体现权威性、理论性、指导性,又体现时效性、开放性、互动性,发挥权威理论网站。《红旗文摘》是由求是杂志社主管主办的大型理论文摘杂志，2011年3月创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宣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旗文摘》创刊号在“发刊词”中说，当今时代，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信息浩如烟海，时时更新，如何以有限的阅读时间获取最有价值的信息，特别是权威、准确、最具思想含量和理论深度的信息，成为广大读者最现实、最迫切、最高端的阅读需求，顺应这一需求，《红旗文摘》应运而生。《红旗文摘》精选摘编国内重要报刊和学术理论期刊文章，反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和哲学社会科学最新研究成果，服务于党的理论宣传事业。
1958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1988年6月16日《红旗》杂志停刊。新华社发《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也是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1958年3月8日，成都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在22日的讲话中，他又着重讲了办刊物的问题，说:“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接着，毛泽东讲了“怕教授”的问题，为此还特意表扬了陈伯达一番，认为陈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一封信，一个通知，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奋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其中谈到的陈伯达的“一篇演说”，是指陈伯达于1958年3月10日应郭沫若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在讲话中说: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跃进，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伯达晚年回忆说，此次讲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向社会科学界传达毛主席的观点”，并不是“自己擅自决定的”。而“一个通知”，是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1958年5月24日，也就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出版《红旗》杂志的前一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当天，他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谈到了为《红旗》题刊头的问题。他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毛泽东一共为《红旗》题写了20多幅刊头，后来从中选出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红旗》编委会的阵荣颇为强大。第一任编委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舒同、陶铸、王任重、李达、周扬、许立群、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这个编委名单是毛泽东一个一个拟定的。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毛泽东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是多加支持的。他不仅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上发表。
1951年11月，作为学生骨干选送到山东大学政治系学习；195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2月，到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任教；1955年9月，在北京外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1959年11月，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攻读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1961年7月回国，到《红旗》杂志社任编辑；1963年6月，回江苏师范学院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2年8月解除关押；1978年后，任江苏师范学院政治系主任、院学术委员会文科副主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等；1981年1月，任《红旗》杂志社总编辑助理、专职编委；1988年7月，任《求是》杂志社编委、副总编辑；1991年4月，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1997年11月，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2004年3月退休。
回答 祁念曾 ，出生于1946年12月，笔名祁星，汉族河南洛阳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共党员。 祁念曾1963年至1968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1969年至1980年陕西省宝鸡铲车厂新闻干事，1981年至1991年陕西省宝鸡教育学院副教授。 1992年至1993年广东惠州晚报总编辑，1993年至1996年深圳市深圳晚报总编室主任，1996年至2002年深圳市深圳商报新闻研究室主任，高级编辑、教授。 近年来，出版诗集《人生之恋》、《春天的歌》、《站立的河流》，散文集《红烛之歌》、《艺术家的脚步》，长篇报告文学《千秋业》，论文集《新时期文学》、《新闻探索与实践》等。 个人经历编辑 语音 曾任《红旗》杂志社记者，陕西某高校中文系副教授，《惠州晚报》总编辑，现任深圳商报社新闻研究室主任、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学生时代，曾以《大学生进行曲》、《校园的路》等诗歌作品传诵一时。近年来，出版诗集《人生之恋》、《春天的歌》、《站立的河流》，散文集《红烛之歌》、《艺术家的脚步》，长篇报告文学《千秋业》，论文集《新时期文学》、《新闻探索与实践》等。作品曾多次获奖，并入选《中国新诗选》、《朗诵诗选》、《新时期诗歌选萃》《名家欣赏》和全国统编的语文课本。其中，《 延安，我把你追寻》入选2009年长春版语文教材六年级下册第二课、鄂教版语文教材四年级上册第24课 [1] 、人教版课标本第七册选读课文 [2] 1963年至196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1969年至1980年陕西省宝鸡铲车厂新闻干事，1981年至1991年陕西省宝鸡教育学院副教授，1992年至1993年广东惠州晚报总编辑，1993年至1996年深圳市深圳晚报总编室主任，1996年至2002年深圳市深圳商报新闻研究室主任，高级编辑、教授。 获奖作品编辑 语音 《苏轼凤翔诗文赏析》是研究苏轼早期作品的唯一著作，获中国写作学会教研成果一等奖。《千秋业》是反映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曾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首发式，受到国家教委，团中央和中国文联的较高评价。《写改革窗口绘时代雄风》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论文一等奖，《大海的回忆》获中国新闻出版征文一等奖。 更多7条
祁念曾1963年至1968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1969年至1980年陕西省宝鸡铲车厂新闻干事，1981年至1991年陕西省宝鸡教育学院副教授。1992年至1993年广东惠州晚报总编辑，1993年至1996年深圳市深圳晚报总编室主任，1996年至2002年深圳市深圳商报新闻研究室主任，高级编辑、教授。近年来，出版诗集《人生之恋》、《春天的歌》、《站立的河流》，散文集《红烛之歌》、《艺术家的脚步》，长篇报告文学《千秋业》，论文集《新时期文学》、《新闻探索与实践》等。
是的。1981年成立红旗出版社 。2010年，求是杂志社和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联合重组红旗出版社，成立了红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中央转制出版社中与地方集团重组的首家出版社。红旗出版社是中国以时政和财经图书为重点出版方向的中央级出版社 ，2010年由浙报集团和求是杂志合作重组，完成转企改制，成立了红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介绍新公司成立后，在保持原有时政类图书的特色基础上，以财经、人文图书为发展方向，成为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参与各项国家级出版项目、认真履行出版人政治责任和时代使命的品牌出版社。红旗出版社原隶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求是》杂志，拥有红旗音像出版社、五四书店下属两个法人实体。2009年，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09]16号）的要求，经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批复同意，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和求是杂志社联合重组红旗出版社，率先完成改制任务。2010年9月成立了红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中央转制出版社中与地方集团重组的第一家出版社。
红旗出版社是中国以时政和财经图书为重点出版方向的中央级出版社，2010年由浙报集团和求是杂志合作重组，率先完成转企改制，成立了红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独著：1、《先秦诸子经济哲学思想研究》； 2、《经济道德层次论》； 3、《为思想而行动 为行动而思想》。 主持合著：1、《智库学概论》，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 主要论著：1、《农业产业空间转移论》（第一作者），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2、《深化湖南农业产业化研究》（第一作者），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3、《洞庭湖区湿地资源可持续开发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版；4、《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五大理论问题》，红旗出版社2005年； 5、《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哲学》，红旗出版社2007年； 6、《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红旗出版社2009年； 7、《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意志力》，红旗出版社2014年； 8、《当代湖湘文化应该实现10大转换》，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9、《湖南人要充满经济自信》，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 10、《弯道超车——湖南跨越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11、《低碳崛起：湖南科学跨越的新路径》，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 12、《湖南在当代中国的战略地位》，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 13、《让世界走进湖南 让湖南走向世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14、《农民关注的十大问题：湖南农村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年； 15、《中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 16、《长株潭城市群重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主编：1、《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5年； 2、《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2、《节约型社会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7年； 3、《和谐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7年； 4、《湖南非公有制经济三十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年； 5、《2007湖南农业现代化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年； 6、《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07》，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年； 7、《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08》，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年。 主编丛书：1、《小康湖南丛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 2、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 主要课题：1、《经济道德层次论》（主持），国家社科规划办2001年；2、《洞庭湖区湿地可持续开发研究》（排名第2），国家社科规划办2000年；3、《洞庭湖区村镇体系研究》（排名第2），国家社科规划办2001年；4、《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07AJY018，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 5、《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2008年，国家社科发展重大招标课题。 主要论文：1、《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启示》（第1作者），载《中国农村经济》1997年第3期；2、《贫困与资源开发的错位》（第3作者），载《中国农村经济》1998年第4期；3、《脱贫致富与制度创新》（第3作者），载《中国农村观察》1998年第5期；4、《试论构建新型农村双层经营体制》，载《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8期；5、《农村包围城市：当代中国经济建设之路》，载《常德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6、《关于推进农业区域专业化生产的思考》，载《常德师范学院》2001年第1期。
《求是》杂志社刘彦华担任杂志社秘书长，级别为副厅级。《求是》杂志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之一，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担负着全面系统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整准确地宣传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促进党的事业发展的任务，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舆论工具，是党在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
文章五境界周溯源 清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依此引申，作为学问载体的文章（包括部分文学作品），是否也有境界之别呢？在笔者看来，亦可大致分为五重境界。 第一境界，准确明白。把要说的事、要讲的理，说准确、讲明白，做到条理清楚，逻辑严密，语言通畅，让读者一看就懂，尽量避免字词孤僻而难认、句子太长而难读、语意杂糅而难懂的现象。准确明白是文章的基本境界，也是起码要求。就拿人们常见的新闻报道来说，更应如此。如果一则新闻“五个W”（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不准确明白，传达的信息有误差，社会反响便会大相径庭。现在有些论文难读、难懂，莫非思想太深奥？不一定，往往是表达没有到位。常言道，真理是朴素的，“是真佛只说家常话”。即使是深奥的思想，也可深入浅出，于浅中见深，平中见奇。据统计，《毛泽东选集》四卷只用近3000个常用汉字，而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却表述得明白易懂。语言的明确源于思想的明确，思想的明确必然要求表达的明确。那种认为文章越难懂，说明越深奥、越有学问的看法是片面的。高尔基说得对：“世界上没有不能用简单明了的话语来表达的事物。”（当然，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论著除外）问题在于作者是否有这样的追求，是否肯下工夫。 第二境界，生动形象。行文力避呆板、老套、概念化，要用鲜活动感的语言，不仅把事与理说得准确明白，而且绘声绘色，让人读起来有兴致，有美感，如沐春风，如饮甘醇。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生动形象就是要求有文采，讲究形象思维，善比喻、会用典，还有点浪漫幽默。如李白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写黄河，“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得活灵活现，令人过目不忘。《苟子·王制》中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因形象地揭示了君民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常被引用，提醒执政者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就拿写作讲，乔梦符提出“凤头、猪肚、豹尾”六字，谢榛主张“凡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因比喻贴切，形象生动，而成为经典之论。民歌、民谣、民谚，之所以家喻户晓，人们喜闻乐见，关键在其生动形象，活泼风趣。如汉乐府民歌《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一连五个比喻，形象地表达了“我”对爱情的忠贞执著，海誓山盟，动人心弦。 第三境界，简洁凝练。用较少的文字说明较多的内容，用较短的篇幅讲清较复杂的事理，论题集中，不蔓不枝，篇无闲句，句无闲字，干净利索，像金刚石，体积小，密度大，硬度高。莎士比亚说：简洁的语言是智慧的灵魂，冗长的语言则是肤浅的藻饰。恩格斯指出：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了解，就能牢牢记住，而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 中国自古有“惜墨如金”之训，追求简洁凝练是历代文章名家的传统，“意则期多，字惟求少”，不烦冗，无疏漏，“文简而意周”。欧阳修名作《醉翁亭记》，开篇一句“环滁皆山也”，即是典范。广为流传的《古文观止》，收文222篇，无一不是咫幅容千里、尺水兴波澜的凝练之作。在王充看来，“文贵约而旨通，言尚省而趋明。辩士之言要而达，文人之辞寡而章。”梁启超认为：“大凡文章以说话少、含意多为最妙”，贵在“简洁”。鲁迅主张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黄宗象将其书房取名“惜字斋”，追求的就是简洁凝练。 有人视简洁凝练为一种风格，其实更是一种功力。倘若没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和较强的文字能力，就很难做到提纲挈领，高度概括，避免芜杂，一语破的。鲁迅晚年的杂文，大都千字左右一篇，短的仅几百字，却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回味无穷，正是源自他文学家兼思想家的底气。成语、格言、警句是浓缩的精华，是简洁凝练的极品，若无深刻的识见，非经千淘万漉，是得不到的。 文章的价值主要取决于思想，不在于字数。巨著并非皆长篇。《论语》只有12700多字，《孟子》只有35000多字，而《老子》不过5000言。显然，它们成为传世经典，是因其思想而非因其篇幅。传世名文多短篇。既要能做长篇巨匠，更要能做短章圣手。当今信息化时代对短文的期待更迫切，无论是大事情还是大道理，都应写得短些、实些、精些，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述最精彩的内容。当然，那些题材重大、内容丰富的文章，该长还得长。但是，即使是非长不可的著述也要力避冗章、冗句、冗字。应切记歌德的忠告：“不要把时间、才力和劳动浪费在空洞、多余的语言上。” 第四境界，质朴自然。不矫揉造作，不故弄玄虚，不佶屈聱牙，“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文从字顺，平淡清淳。如“满招损，谦受益”；“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等等，可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但质朴自然并非拒绝雕饰，而是雕饰之后又不露痕迹，是饱经历练而臻于炉火纯青，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如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自然天成，但一个“绿”字，却是经过“到”、“满”、“入”、“过”等数易而后得之，最终达到《庄子》所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境界。鲁迅在《故乡》结尾写道：“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说：我们已经找到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几句平常话，哲理却深刻。正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苏东坡总结写作的经验和规律，指出：“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色彩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美国诗人惠特曼也以质朴为高境界，他说：“艺术的艺术，表达手法的卓越和文字光彩的焕发，全在于质朴。没有什么比质朴更好的了。”王国维断言：“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验诸事实，大抵如此。 第五境界，创新出彩。一篇好文章，重要的标准是义理创新，“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无疑，这种创新出彩，是合乎民众的期盼与时代的召唤，是对社会事物认识的深化，对客观规律的揭示，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破解，是科学新命题的提出，是对真善美的发现与褒扬，对假恶丑的识别与鞭挞，是针砭时弊，匡谬纠错，扬弃超越。决不是扭曲事实，妄想臆说，诡辩忽悠。有创见新意之文，为文明长河贡献了真理的颗粒，被人乐道而传播。特别优秀者则被奉为经典，流芳百世。 文章自古贵创新，创新是高境界，也是必要要求。“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力主文章必须创新，“惟陈言之务去”。祖莹提出：“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戴复古主张：“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郑板桥尤喜简洁凝练与创新出彩，由衷地赞美：“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创新出彩，可表现在各个方面，如词句、观点、方法、表述、结构、体裁风格、学派、理论体系，等等。“动人春色不须多”。一篇文章创新出彩、形成亮点之处，可能就一两个警句，几十个字；一部著作，做出贡献、被人称道引用的，可能就一两个独到的观点。有了它，就能使文章亮起来，让人开卷获益，爱不释手。如《师说》中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腾王阁序》中的“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阿房宫赋》中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等等。近年来主流媒体和学者的文论中，也出现一些新亮点，为人们喜闻乐道。如：“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以人为本，科学发展”；“金奖银奖，不如群众夸奖；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最大的忧患是没有忧患意识，最大的问题就是对问题缺乏警觉”；等等。创新出彩宛如闪光的“宝塔尖”，而塔尖则需要坚实的塔基、塔身来支撑。正如谭友夏所说：“一篇之朴，以养一句之灵；一句之灵，能回一篇之朴。” 义理创新大致有四种形式，一是开新域——— 从头说，二是改旧论——— 重新说，三是有发展——— 接着说，四是分取舍——— 扬弃说。文以意为主，意为文之魂。杜牧指出：“苟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李渔认为：“欲望句之惊人，先求理之服众”；“意新为上，语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意新、语新，而又字句皆新，是谓诸美皆备”，乃为上乘之作。（原载《红旗文稿》，作者：求是杂志社文化编辑部副主任、编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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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社刘彦华担任杂志社秘书长，级别为正厅级，相当于副省长或市长级别。 《求是》杂志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之一，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担负着全面系统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整准确地宣传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促进党的事业发展的任务，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舆论工具，是党在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
建筑是用石头写成的史书。——雨果北京作为六朝古都和新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见证了这个东方古国几百年的兴衰荣辱。光阴似箭，人事易逝，但建筑却能长存。北京城里承载历史沉浮、社会变迁的建筑，除了象征皇权的巍峨森严的宫阙城台，还有寻常百姓家——那些散落广泛、富有生活气息的街头胡同。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形成了繁荣的胡同文化，最为人熟知的是以游览观光为主的南锣鼓巷，但事实上另一条胡同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笔墨，那就是史家胡同，世称“一条胡同，半个中国”。史家胡同坐落于北京东城区，街道富有浓郁的文化气息，建筑古朴敞阔，保存完好。在这片寸土寸金、高楼四下蚕食的地界，史家胡同如同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将数百年风云变幻悄然拥入怀中，含笑而卧，迎来送往，内敛清明。历史回溯史家胡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当时政府命刘承忠任总设计师规划都城，都城设计图纸显示，史家胡同在那时已经建立。到了明朝，这条胡同被归入黄华坊。明朝覆灭后，清朝八旗入京，各自分得宅邸，史家胡同划归镶白旗。后来史家胡同建起了皇家学园，只收镶黄、镶白、正白、正蓝的贵族子弟。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后，史家胡同居住过许多政要、文人、名士，始终走在政治和文化的最前沿。关于史家胡同名字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出现于明朝崇祯或万历年间，胡同里居住过一个史姓大户，因为嘉靖时期张爵在《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提到了“史家胡同”这一叫法；一说是明末时期出现，为纪念中正报国、誓死抗清的史可法才更名为“史家”胡同。政治贡献清朝末期，闭关锁国的政府日渐没落，工业发展缓慢，国人备受列强欺凌。许多有思想的进步青年励志振兴国家，国内兴起留学潮。当时留学首选地是日本，但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留学生大量转往美国。官费留学的考场和办事处起初设在侯立胡同，后来转到了史家胡同。留学考试先后在史家胡同举行了三次，共通过180人，之后由清华大学选派。这些从史家胡同开始走出去的学子在国外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然后回国发展，成了当时实业救国的主力军。曾居者与现状史家胡同总长不过756米，大小宅院80余间，宅院整齐、端正气派，有不少官邸。现在有的已规划成博物馆或文化单位、有的改成宾馆餐厅、有的成了机关单位、有的未对外开放，每一户门外的墙上都挂牌介绍了宅院历史。从这条胡同走过，如同走过光阴的地毯，每一间四合院都上演过一场场官员名士、文人墨客的生活剧幕。走完这不足千米，了解了这里都住过什么人，就会明白“一条胡同”怎样装下了“半个中国”。从胡同口开始：1号曾住过著名作家、新诗代表之一臧克家。2号曾住过社科院院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胡绳。8号曾居住过曾国藩后裔、著名革命家、天津市委书记黄敬及其妻子——北京市副市长范瑾。11号是一栋二层小楼，杂物堆叠，一侧立着四方的烟囱，像个杂院，曾住过开国少将袁也烈将军。20号被称为“老人艺”，是一间三进四合院，非常宽敞。解放后，华北文公团将此作为驻地，取名“人民艺术剧院”。这里曾汇集了曹禺、焦菊隐、于是之等老一辈戏剧家，建国后的许多戏剧都是在这里排演，最终走向全国的。23号曾住过国民革命军上将卫立煌将军。24号是著名作家、画家凌叔华的家。在林徽因和陆小曼的文化沙龙兴起前，凌叔华在家中举办“小姐家的大书房”聚会，徐志摩、陈演恪、齐白石、林徽因、胡适等人都是常客，泰戈尔来华时也到访过这间院子。凌叔华夫妇定居英国后，这座院子被精心修缮，改成了史家胡同博物馆，是北京首家胡同博物馆。31号曾住过第二至第四套人民币主设计师、中央美院副院长罗工柳。32号曾是傅作义将军的居所，现在划归给水利部，作为宿舍使用。33号曾住过外交部副部长王炳楠，现为全国妇联老年之家。34号曾住过铁道部副部长、机车行业先驱、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石志仁。35号曾住过国民革命军司令、北平警备司令周体仁。44号曾住过开国上将、副总参谋长李天佑。47号曾住过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荣毅仁退休后在这里度过了最后的岁月。51号清末住过外交大臣洪钧。洪钧出国时，正妻传统，不能陪伴他，他便带小妾傅彩云同行。傅彩云本是江南名妓，15岁嫁给48岁的洪钧做小妾。洪钧回国不久就去世了，傅彩云更名赛金花住在这里，重操旧业，借语言之便和筹措粮草之情与八国联军统帅周旋，减少联军杀戮，保护了许多人，为北京人感念。解放后，主席将史家胡同51号分给了曾在留学时资助过他和进步青年的老师——著名史学家章士钊，以感谢他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史家胡同51号是一间四进的大四合院，是官邸模式，十分气派。章士钊一家住着有余，便只占一进、二进，三进、四进分出去独立成院，令走一门。章士钊之女章含之追忆童年，在文章《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记述了发生在这里的温馨故事。章含之之女洪晃主演的电影《无穷动》也是在这间院子里拍摄的。现在这间四合院产权归于外交部，被评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53号是明朝著名将领史可法的居所。清末，宦官李莲英将其作为宫外住宅。民国时张治中、范汉杰在此居住。解放后，邓颖超等国家妇联人员在此办公。现修成“好园宾馆”对外开往，“好园”二字由邓颖超女士亲自提名。55号曾住过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现在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是外交部宿舍。56号曾是人民艺术剧院宿舍，当年因三进的院子里海棠树茂盛，被称为海棠院儿。许多著名的老话剧、戏剧艺术家都在56号宿舍与20号剧院之间辗转多年，对这里感情深厚。现在花园和排练厅已被拆除，建起了新楼。59号是史可法祠堂原址，清朝时改为八旗贵族学园“左翼宗学”，现在改为“史家小学”，是北京的顶级小学之一。胡同如同北京城里的点点萤火，史家胡同无疑是历史中最闪耀的一颗，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有着重要贡献。随着世事变迁，无论王侯将相的丰功伟绩还是普通百姓的平凡生活，都已被时代湮灭，但建筑却是红砖青瓦堆砌的容器，承载了这个国家或熠熠生辉，或斑驳破碎的历史。
崔跃松 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文明风》杂志社副总编、编辑部主任。 中国伦理学会理事；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首都精神文明建设讲师团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素质教育》、《家庭教育导读》杂志社编委。 曾担任《精神文明导刊》、《素质教育》杂志社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多年来，潜心研究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曾在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钓鱼台国宾馆、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和全国70多个城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校，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高校和单位做过数百场关于家庭教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文明礼仪、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励志（《人生没有如果》、《做人是给自己买保险》、《生活每天都是现场直播》）等方面专题讲座。
王忍之，前中央宣传部部长。194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8月参加工作。1952年9月至1955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学习。毕业后，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马列主义研究院和国家计委从事历史、逻辑、国际共运、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的研究。1978年后，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1982年4月，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兼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三届主席团委员。1987年2月至1992年底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92年底，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任职时间到2000年7月），兼任中国地方志学会会长，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