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不但在艺术上给与西方文学以给养，更在精神上给西方文化以支撑，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西方文学 对于西方文学的研究更是无法绕开宗教，自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到西方进入中世纪以后，基督教逐步成为各国的全民宗教，因而其文学就只能从基督教文化中吸吮乳汁。“尽管中世纪以来有些作家、作品从古希腊、罗马历史中发掘题材，因此也再现了古希腊、罗马的多神教——奥林匹斯教”[3](P401),但这只是少数，西方文学在这一时期已被打上了无法抹去的基督教单色烙印。而谈到基督教文学，中世纪以前的的西方文学是一个不得不提及的关键环节。 在中世纪早期，封建主热衷于征战，轻视文化，僧侣们取得了独占文化教育的地位。基督教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不可避免的影响了整个文化领域，一切文化和学术都染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教会把一切学术都纳入了神学的范畴。他们把哲学当作“神学的仆从”，把科学看作是“宗教的仆人”。文学艺术也被用来问宗教服务。”[
在西方历史上，以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的宗教改革领袖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深刻地改变了欧洲文化和欧洲历史，正如俄国思想家CH布尔加科夫在《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中所说：“欧洲人新型的个性诞生于宗教改革运动，政治自由、良心自由、人和公民权利也是通过宗教改革运动向世界宣告的。”〔1〕然而，以为宗教改革成就了宗教宽容与信仰自由，那就大错特错了。宗教改革并没有直接建立起政治自由和信教自由；相反，宗教改革只是“以此种权威替代彼种权威而已”，“他们拥立圣书的权威以替代教会的权威，不过其圣书须根据路德或加尔文的解释为准罢了”。因此可以说，“宗教改革并非为争自由，只是为争某几种教条而已”〔2〕。茨威格的名著《异端的权利》所讲述的，正是天主教的异端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新教国家、迫害异端的历史。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政府，以宗教信仰凌驾公共事务，而且他以上帝的人间代表自居，成为上帝在凡世的代言人，从而确立了他的独裁统治。日内瓦的火刑柱和绞刑架上烧死、绞死了大量无辜的人们，其中更有像塞尔维特这样的知名学者、基督徒。至于后来所实现的个人觉醒与政治自由，却是远非当时的宗教改革领袖所期望的，甚至正是他们所深为害怕的。 在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浪潮中，有“法国的路德”之称的法里尔滚动了宗教改革的巨石，暴风骤雨般摧毁了天主教堂。然而，面对滚动的巨石即将摔得粉碎，法里尔在旧秩序的废墟前面一筹莫展。这时，恰好因倡导路德教义而成为罗马教会的异端者的加尔文流亡至此。作为写出《基督教原理》的大师，加尔文被法里尔请到了日内瓦，开始在法里尔制造的废墟上建立宗教统治。 具有宗教狂热的人一旦从精神领域进入政治操作层面，并且被赋予一定的实际权力，他们潜在的意识形态专制的思维倾向便立即暴露无遗。在人类历史上，宗教信仰（思想）与世俗政治的边界长期模糊不清，教会与政府各自的权力范围长期得不到仔细梳理。宗教涉及的是灵魂拯救，而政治所针对的则是俗世事务的管理，并且这种管理以合法的暴力为坚实后盾。无论是宗教事务，还是政治管理，任何一方只要向对方跨出一步，都意味着对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侵犯和践踏。政教合一的后果就是政治权力侵占并且统治人们的大脑，扼杀思想自由。诚如茨威格所说的：“只要一种教条控制了国家机构，执掌了国家行使的政治工具，它必是迅即建立起恐惧的统治。”在加尔文的眼中，上帝是无条件决定人的命运的天神，人没有任何力量，“有些人注定得到永生，而另一些人却要永远罚入地狱”，尘世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存在，因此教会便必须捍卫上帝的荣耀。正因如此，在加尔文看来，教会必须凌驾于世俗权威之上，成为代表上帝意志的精神政府，教会必须借助政治的力量，才能按照上帝的启示建造一个人间天国。他会在大众面前竟如此直接地暴露出自己的政治野心：“我在此要详细论及教会赋予教士们的权力。他们既被任命为上帝旨意的管理者和宣示者，就必须敢做一切事情，必须准备迫使尘世的权贵俯首在上帝面前，供上帝役使。他们必须统辖最高贵者和最卑贱者；他们必在世上推行上帝的意旨，摧毁撒旦王国，保护羊群，肃清恶狼；他们必规劝训导顺从者，谴责消灭执拗者。他们可以强硬，亦可宽松；他们可以挥闪电，振惊雷，而这一切全依《圣经》为则。”〔3〕在这里，加尔文无限扩大教会的权力，并搬出《圣经》作为教会权力的坚实依据，仿佛有了《圣经》，把宗教兄弟送上火刑架去烤杀便真的是维护上帝光辉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惟有这样把教会凌驾到行政议会头上，他加尔文，作为教主、大师，才能最快捷地获得最神圣、最集中、最不可动摇的权力。当宗教教主获得行政权力，一种信仰、一种教条便借暴力之手成为惟一的信仰、教条，并且，加尔文的教条的特色在于以各种禁欲主义的严厉措施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信条一旦拥有暴力作为后盾，便蔓草般伸延开来，深入地渗透进市民的私人生活，剥夺了市民的个人自由空间。于是，“在日内瓦已无人能够觉得安全，因宗教法庭宣布，人只要还在呼吸，他便几乎每时都能犯罪”。茨威格不愧为叙事大师，在描述历史的过程中，一些微小的历史细节，往往比任何宏大叙事更能真实、深刻地体现历史的特征。从茨威格下面的描述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那种令人颤栗乃至窒息的恐怖：“一个自由民参加洗礼时笑了一下：三天监禁。另一个自由民盛夏困顿，在布道时睡了过去：判刑。几个工人早餐吃了糕点，三天只准吃面包和水……两个孩子举止粗鲁，起初判处两人火刑烧死，而后减刑，强迫他们观看柴堆火刑。”〔4〕总之，每一个人都被先入为主地视为罪人，必须抛弃自己的一切权利接受上帝之手——教会——最严格的监控和审判。在这种恐怖统治之下，告密像蔓草一样疯长，人们丧失了自由意识，同时丧失了尊严意识。 -------------------------------------------------------------------------------- 2 警惕加尔文 加尔文的独裁统治，是思想禁锢与政治暴力的结合。关于国家权力与教会权力的区分，在洛克的《论宗教宽容》中有经典的表述：“国家是由人们组成的一个社会，人们组成这个社会仅仅是为了谋求、维护和增进公民们自己的利益。”政治的权力来自民众，其职责在于对俗世公共事务的管理。而教会，则“是人们自愿结合的团体，人们加入这个团体，是因为他们认为能够用上帝可以允许的方式礼拜上帝，以达到拯救灵魂的目的。”〔5〕教会组成的前提是人们的自由自愿。思想也一样，思想的根本目的是认识真理——然而由于每个人对“真理”的理解不同，因此这种“真理”首先只能表现为“自己的”真理，因此，独立的思想本身就包含着多元化的倾向。并且，正是因为思想的多元化，一个社会才能出现各种思想、思潮的磨擦、碰撞，乃至整合，从而使社会在充满活力与朝气中不断前进。因此，真正愿意服从真理、上帝，履行真理的要求与上帝的启示的政权，总是赞成并且欢迎多元化的真理观与思想局面。只有像加尔文这样对权力有着无边的贪婪与占有欲的领袖，才会千方百计地扼杀不同的思想，割断呐喊的喉管，绞断不屈的头颅。独裁政府最惧怕的就是思想，加尔文一旦确立了他在日内瓦的神权、政权领袖的地位，便绝不愿意看到日内瓦有与他对《圣经》不同的解释。一旦发现，他立即扑上去，不把对方撕个粉碎誓不罢休。因此，当同为罗马教会异端的塞尔维特把他反三位一体的观点寄给加尔文，企图得到这位新教大师的批评指教时，他却已经把自己送到恶狼的嘴边，送到罪恶的火刑架之下。“对于一个执掌了权力的理论家，主要的危险便在于有人鼓吹一种分庭抗礼的理论。”（茨威格语）而面对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最具瓦解力同时也必须最早迈出的一步就是独立思想的提倡。思想使人摆脱蒙昧状态，使人发觉压迫、奴役，从而去寻找反抗的精神和思想资源。真正独立的思想，天生就是具有批判性的，因为它天生就带有个人主义的倾向。因此，加尔文为了维护他的权威、大师的宝座，名正言顺地以上帝的名义把塞尔维特送上火刑架，活活用火焚烧了半个钟头！这种以上帝的名义所犯下的对上帝、对人类、对自由的罪行，将永远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加尔文的凶残来自他的宗教狂热和铁一般的坚决与自信。历史上任何独裁者都具有相似的性格，那就是一种强大的自我确认，从而说服自己，他是上帝惟一的选民，他是真理惟一的儿子，他是一种必然性。惟其站稳了这样的立场，他们在清除独裁障碍的时候便会以钢铁般的手腕稀松平常地把人们送上断头台，并且他们竟觉得这是捍卫真理、上帝的必要手段。马克斯·韦伯曾对加尔文的教义作出如斯评价：“对于加尔文来说，令人敬畏的教令并不像路德认为的那样，从宗教经验中发展而来，而是出于他自己思想的逻辑需要。因此，随着这宗教思想的逻辑一致性的不断增强，这一教义的重要性也因而得到不断发展。其全部意义在于上帝，不在于人。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而且，“他感到他自己是上帝遴选的代理人，并确信他的灵魂一定得救”〔6〕。对自己“代表” 了“上帝”的角色的坚信是十分可怕的，“上帝”是一个被赋予了道德意义的名词，这一道德术语的一再使用，往往只是一种宣传手段，以此形成一股凝聚力量满足宣传者的私欲。人永远是脆弱、渺小而且有限的，借着上帝的灵光，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坚固的信仰，树立一种内在精神的强大支撑。然而，如果人类中的一员，哪怕他是牧师、教皇，企图要“代表”上帝，甚至坚信自己就是上帝驾驭、控制乃至挽救人间的一只手——而且是惟一的手，并且带着这种确信去建立一个人间天国，那么只能导向绝对的独裁统治，成就一个实质上的撒旦王国。加尔文一旦确认人类的存在是为了上帝，并且他自己就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便出现了茨威格所说的：“只要他们内心充满了‘理想’、理论和体系，便会稀松平常地将千百人判处死刑。”“加尔文将严厉地对待‘罪犯’视为他体系的关键。从他的哲学观点看，坚持不懈地实行这样的体系，便是上帝赋予他的使命。”〔7〕加尔文把他自己对《圣经》的解释视为惟一正确的解释，而把任何持与他不同解释的人全部付诸一炬，以此钳住学者们的嘴巴。并且，加尔文以行政权力推行他的宗教思想，侵占了日内瓦的一切公共空间。为了实现他的“福音生活”，在加尔文统治的最初五年里，人口仅有一万六千人左右的日内瓦，便绞死了十三人，斩首十人，烧死三十五人，七十六人被赶出家门，监狱里更大为爆满，容不下如此激增的犯人。当西班牙反三位一体的基督徒学者塞尔维特把他对《圣经》的独立的解释寄给这个新教大师的时候，他绝对无法容忍在日内瓦有与他不同的思想，终于以保护上帝荣耀的名义，把塞尔维特送上火刑柱。对新教异端的杀戮震动了当时的人文界。这时，卡斯特利奥站了出来，在《论异端》中对加尔文暴政作出愤怒的控诉：“哦，造物主，世界之王！你是否看见了这些？……那般组织如此屠杀的人，那般将你的子民剥皮的人，真是你的仆人？目睹这些暴行时人们高呼你的圣名，一如你渴望以人肉为食。——此时你真的君临其上？如果你，基督，真下令做了这一切，撒旦将如何所为？宣称你会下令做撒旦的恶事，这是何其可怕的渎神！ -------------------------------------------------------------------------------- 3 警惕加尔文 那些事情，惟通过魔鬼的意志和炮制方能够实现，那般人们却将其归诸基督之手，这是何其卑下的狂傲！”〔8〕洛克说：“不论是谁，如果他愿意置身于基督的旗帜之下，对他来说，首要的和高于一切的，就是向自己的邪恶和私欲开战。”以上帝的名义把持不同意见的人烧死，乃是对上帝最大的亵渎，因为任何一种教会对其他教会来说都是异端，任何独立思想对主流意识形态来说都是异端。然而，任何权威机构，不管是政权，还是教会，不管是以真理的名义，还是以上帝的名义，都没有权力宣布一种思想是异端思想，没有权力禁锢这种思想的声音，更没有权力砍下思想者的头颅。任何异端思想及其表达，都是思想领域的东西，因而是自由的，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加尔文眼中，凡与他意见不同者，都在诛杀之列。塞尔维特已经死在他的朝圣途中，接下来加尔文要对付的，就是为塞尔维特辩护的卡斯特利奥。卡斯特利奥在加尔文的围剿中贫病交加地死去，避免了塞尔维特的结局，而他留下的精神勇气，他对上帝与真理的坚信与顺从，他的宽容气质，使这个名字在西方历史上璀璨夺目。在良心与暴力的对抗中，暴力总是最早的战胜者。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的斗争正是如此。卡斯特利奥正义的呼声，却不能撼动日内瓦独裁政治之一毛。加尔文继续在日内瓦肆无忌惮地实行他的宗教统治，而卡斯特利奥留给历史的，仅仅是几本小书与他三百名学生为他树立的墓碑，碑石上写着：“献给我们著名的导师，感谢他渊博的学识，纪念他纯洁的一生。”同时，在良心对抗暴力的斗争中，良心总是最终的胜利者。任何独裁统治，不论它表现得如何神光万丈，如何固若金汤，其实都只不过是瞬间的力量，古今中外，从周厉王到秦始皇，从加尔文到斯大林，莫不如此。加尔文残暴的摧残个人自由，经过一个奇特的历史过程，却反而催生了政治自由观念，新教精神成为走向惟理论的阶梯，帮助了自由的成功——这远非当时的加尔文们所能预料的，然而也是他们所无法控制的。 历史到了1903年，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的观念早已经在启蒙运动时期确立，受到现代国家的普遍确认并写入宪法之中，教权与政权更早已在现代国家中被区分清楚，键入各自的边界。日内瓦的加尔文教徒们受到良心的驱使，建立了一个赎罪的纪念碑，为“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承认了一种罪过，并且说是“他的时代的罪过”〔9〕。然而，加尔文的幽灵始终仍在这复杂的世界徘徊，与加尔文那种统治类似的政教合一、思想禁锢仍然根深蒂固。加尔文不应该被忘记，而应作为独裁统治的历史典型人物被加以认识，以此建立我们的历史参照系，警惕这盘旋未去的幽灵的现代复活！ 注释： 〔1〕 CH布尔加科夫著，彭甄、曾予平译：《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见《路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版。 〔2〕〔9〕 伯里著，宋桂煌译校：《思想自由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3〕〔4〕〔7〕〔8〕 茨威格著，张晓辉译：《异端的权利》，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 〔5〕 洛克著，吴云贵译：《论宗教宽容》，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6〕 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
在中世纪西欧，政治被严重“弱化”， 政治权力和政治机构的社会控制功能几乎被降到文明社会的最低限度。 中世纪是基督教的一统天下，是被基督教神学家称之为“神圣秩序”的时代。根据基督教的信仰，世俗国家的地位和作用被贬低， 它被认为只是在教会之旁或教会之下的一个负责较低等级事物的社会组织。（虽然在某些时候，世俗国家的地位可能会超越教会。） 人们生活中最本质性最重要的部分则由教会来控制。在中世纪人们的观念中，有一个统一的“基督教世界”（Christianitas），它处于最高层次，而各个世俗国家则在人们的观念中处于次一级的层次。 对于社会的政治关系来说，中世纪几乎是从政治发展的原始水平上起步的。 入主西欧的日尔曼人没有公共权力观念（这在我后面要讲的日耳曼人因素里会探讨）， 也没有能力建立系统的权力组织以实现对国家的控制。中世纪盛行的封建主义以“封地”的分封和占有为基础，“封建制度”（feodalite）一词即源于“封地”（fief）。它是在国王与臣民间建立起以相互忠诚和相互保护这一双重承诺为前提的个人之间的联系（封君封臣关系），以誓约和承诺为保障。“中世纪的国家本质上是一种个人的联系。”它把国家权力化作私人性质的忠诚与保护关系，整个王国成为大小不等、层层分割、 互相交错的封地的拼合以及一大堆杂乱的特权与义务的综合体。所以，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在近代民族国家开始崛起之前， 中世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中世纪的帝国和王国最多可称为“准国家”。 于是对基督教政治和罗马教廷的认识，成为我们走进中世纪政治的基础。
中世纪应该从公元500年算起，到1500年止。中世纪是天主教时代。罗马主教大格理高里于公元590年宣布自己为第一任教皇（教皇之父）。他以教干政、政教联合。教皇的权利高于统治者。这是西欧教皇时代的开始，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就是说，保罗时代的基督教被统治者利用，把基督教改变成了符合统治者利益的天主教，许多地方已经不按照《圣经》的教义了。天主教统治欧洲一千多年，影响是很大的。直到中世纪末，有了“改教运动”，才有了现在的基督教。
可以先从地域入手，然后进一步探讨。我记得我以前写都是这样慢慢来的。
基督教不但在艺术上给与西方文学以给养，更在精神上给西方文化以支撑，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西方文学 对于西方文学的研究更是无法绕开宗教，自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到西方进入中世纪以后，基督教逐步成为各国的全民宗教，因而其文学就只能从基督教文化中吸吮乳汁。“尽管中世纪以来有些作家、作品从古希腊、罗马历史中发掘题材，因此也再现了古希腊、罗马的多神教——奥林匹斯教”[3](P401),但这只是少数，西方文学在这一时期已被打上了无法抹去的基督教单色烙印。而谈到基督教文学，中世纪以前的的西方文学是一个不得不提及的关键环节。 在中世纪早期，封建主热衷于征战，轻视文化，僧侣们取得了独占文化教育的地位。基督教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不可避免的影响了整个文化领域，一切文化和学术都染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教会把一切学术都纳入了神学的范畴。他们把哲学当作“神学的仆从”，把科学看作是“宗教的仆人”。文学艺术也被用来问宗教服务。”[
人们普遍认为西方文明是基督教文明，同时西方社会人群的主体目前也是信奉基督教的，与此相关联西方社会目前也是世界上法治建设做得比较好的国家。人们不禁要问宗教对法治文化是否具有影响力呢？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对西方社会影响是全方位的，对法律影响不仅触及规范层面，制度层面，更渗透到价值层面和精神层面。可以说西方人们法律生活无论是诉讼的具体操作，还是人们对法律的坚定信仰无不打下基督的烙印。代政治学体系的建立同宗教改革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宗教改革者们的理论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理论建构上对近代政治学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由于更进一步地区分了信仰与理性,从而使理性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恢复了地位。在理论建构上,民族教会和民族国家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民族国家意识奠定了近代民族国家政治理论的出发点;由于宗教改革促进了“个人精神”的兴起,又为近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的成长提供了价值观,从而影响了近代政治学理论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政治学;宗教改革;建构 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改革运动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场运动被恩格斯称为“第一号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时期宗教改革者的思想成就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大繁荣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素材,从而深刻地影响了西方近代政治学的建构。 一、信仰与理性 理性与信仰的争论在基督教内部由来以久。奥古斯丁贬低理性的作用,而阿奎那则在一定的程度上调和了理性和信仰。宗教改革的神学理论家们则采取了一种当时看来更近合理的妥协:他们不但承认存在着教会和国家的区别,而且还认可了指导教会和国家的理论的差异。区分信仰和理性甚至被看作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神学家”的标志。[1](P39)理性指导着世俗的王国,而对圣经的信仰主宰着属灵的王国。这样一来,尽管宗教改革者看起来比中世纪的神学家在信仰的问题上更加严格了,而实际上他们却给世俗领域留出一个足够的空间,而填补这一空间成并为其主宰的必然是理性。政治学恰好是这一空间中一块引人注目的领域。加尔文进一步将控制人们的外部环境划分为两个王国:“一为属灵的王国,一为俗世的王国”[2](P15)既然有了这样一个明确的划分,再使圣经成为政治家的教科书就会显得毫无道理,“汝行事应如基督徒”对政治家的训诫已经足够了,[3](P377)事实上,宗教改革者们正是在上帝的权威下将政治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然而,在圣经这些训导之外,政治学应该依据什么呢?路德的答案是“上帝使世俗政府服从于理性”。[4](P194)在这一点上,路德甚至把象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异教徒奉为权威。加尔文在谈到“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事情,所有的机械技艺和文科研究”时,他避而不谈信仰,而是专注于理性。然而,这并不表明理性主宰一切。在神学领域,对理性的排挤有增无减,比之中世纪神学家,有过而无不及。路德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全部思想之于神学,正如黑暗之于光明”。[5](P50)然而,我们能看到加尔文比奥古斯丁,甚至是阿奎那更高明的地方:理性和信仰被严格地区分开了。在对包括政治在内的世俗领域的研究中,理性的地位得到了恢复,这对近代政治学方法的影响尤为深远。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在加尔文那里,理性起作用的范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扩展。加尔文甚至在《真教会和假教会的比较》中“以经文、理智和奥古斯丁的权威来证明此点”(即教会的所谓的“真”与“假”)。[6]这表明,理智甚至成为对“真”、“假”教会的一个证明。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宗教改革的领袖们在神学范围内大肆地宣扬理性,然而他们能够将神学和政治学区分,把信仰的至上性限制在神学的范围内,并且在世俗的理论,尤其是政治的理论中确立理性的权威。近代被称为“理性的时代”,理性成为近代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理性在指导政治学研究中权威的确立为近代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确立提供了一张“通行证”。 二、民族国家与民族教会 就宗教改革的理论家来说,改革宗教教义的念头本身是不可思议的,甚至说是一种罪恶,他们更重视的是教会的改革。建立“廉价民族教会”成为一个口号,甚至可以看成是其全部理论最终的一个合理的结论。诸如鹿特丹的伊拉斯莫对圣经的翻译、“埃尔福特小组”的活动等等,在建立民族教会的问题上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当数埃尔福特大学的一个学生——路德。路德最重要的理论即“唯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这意味着对“庞杂而腐败透顶的罗马教会”的抛弃,然而,这正是民族教会得以确立的一个前提。在萨克森选候的瓦特堡内,路德所从事圣经翻译工作的影响远远地超出了宗教本身,甚至对语言、文化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英国,此类工作随之而起,这一系列的工作无疑为民族精神的兴起注入了兴奋剂。摆脱罗马教皇的束缚成为宗教改革的一个首当其冲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同建立民族教会有着殊途同归的效果。而如何对抗强大的罗马教皇呢?各国的宗教改革者们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在民族国家的建立上。“民族教会”的建立在德国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这种活动是建立在诸侯的支持之上的。“民族教会”的建立必然需要一种力量同罗马教会对抗,掌握德国政治前途的诸侯充当了这一力量,这种情况必然使“民族教会”依附于“民族国家”之下。加尔文最初否认教会组织的必要性,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他自己本人竟跑到日内瓦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加尔文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由教会直接行使行政权利。英国则是另一种景象:凭借王权,英王享利八世进行了完全依附于国家的教会改革。这引进事例说明:“民族教会”同“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西方社会各民族历史和现实的差异,在近代欧洲的新教国家中,民族教会和民族国家的关系有着不同的模式。然而,我们不可否认宗教改革所倡导的“民族教会”对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影响。近代政治学理论形成的历史中,其一不可辩驳的历史现象即民族国家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政治学说就是关于民族国家的理论。无论是马基雅弗利的“国家的理由”(Reasonofstate)还是不丹的主权理论,他们理论的形成都基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的这一事实。包括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都同样地基于民族国家兴起的这样一个事实。或许刻意追求宗教改革者的民族国家理论会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然而,改革者的工作饱含了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打破罗马教皇在西欧的太上皇地位,一是建立民族教会。这两方面的努力都借助了成长中的民族国家的力量,并且反过来成为民族国家兴起的一个巨大推动力,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发展提供了一片沃土。
信有行不信就不信 别诋毁`
思想上统一了认识（主要是依靠杀戮），政治体制建立了君权神授的国家，艺术落后强调人类的卑微和神权的强大经过文艺复兴，殖民时代，一战二战冷战，欧洲人恢复了理性，现在宗教能影响西方文化的就是灾难片和<复仇者联盟>了
基督教不但在艺术上给与西方文学以给养，更在精神上给西方文化以支撑，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西方文学 对于西方文学的研究更是无法绕开宗教，自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到西方进入中世纪以后，基督教逐步成为各国的全民宗教，因而其文学就只能从基督教文化中吸吮乳汁。“尽管中世纪以来有些作家、作品从古希腊、罗马历史中发掘题材，因此也再现了古希腊、罗马的多神教——奥林匹斯教”[3](P401),但这只是少数，西方文学在这一时期已被打上了无法抹去的基督教单色烙印。而谈到基督教文学，中世纪以前的的西方文学是一个不得不提及的关键环节。 在中世纪早期，封建主热衷于征战，轻视文化，僧侣们取得了独占文化教育的地位。基督教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不可避免的影响了整个文化领域，一切文化和学术都染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教会把一切学术都纳入了神学的范畴。他们把哲学当作“神学的仆从”，把科学看作是“宗教的仆人”。文学艺术也被用来问宗教服务。”[
我是从别人那里转的~~题目是：基督教与欧美文学。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体现再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自然也对欧美文学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影响到欧美文学史上许多作家的创作生涯。基督教产生时曾受到犹太教“先知文学”、“智慧文学”和“启示文学”得启迪与熏陶，它将犹太民族得历史事故、宗教事件、民间风俗、誓言圣咏、爱情诗歌等接受过来，连同自身的福音故事和耶稣门徒事迹等，形成了罗马帝国时期得“圣经文学”及“教会文学”。再罗马后期得拉丁文学创作中，基督教的耶稣故事、使徒传记、赞美诗歌和祈祷文辞等占了很大比重。其中尤以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作为其“信仰自白”而撰写得自传体《忏悔录》影响为大，此书成为罗马晚期拉丁文学得代表作品。中世纪得欧洲文学主要事基督教文学，其写作手法中的“寓意”特点也是得自《圣经》表述中隐喻、比喻等方式。7事迹英国诗人西德蒙所编诗歌《创世记》、8事迹诗人辛纽伍尔夫的《朱莉安娜》、《埃琳》和《基督》，以及9、10世纪的法国是个《圣女欧拉丽赞歌》《圣徒列瑞行传》《受难曲》等，都属于“圣经文学”和“圣徒文学”的范围。欧洲各民族的英雄史诗在流传中也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如8世纪英国史诗《贝奥武甫》、11世纪法国史诗《罗兰之歌》，12世纪芬兰史诗《卡列瓦拉》和西班牙史诗《熙德》等都渗入了耶稣极度或圣母圣徒的故事。这些作品在讴歌其民族历史时也宣扬基督教的观念，赞颂基督教的英雄。十字军东征后开始兴起骑士文学，形成中古欧洲“第一个出现在历史上的性爱形式”，尽管骑士文学一反当时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出世思想，歌唱现世生活与爱情之美，却仍宣扬唯基督教信仰去冒险、圣战和献身，号召为寻找圣徒遗物而四处奔波、浪迹天涯，从而与基督教传统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学以城市文学为主流，它们反应了新兴市民阶级的要求和愿望。例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赖希林的《蒙昧者书简》、伊拉斯莫的《愚人颂》和马娄的《浮士德之悲剧》等不仅取材广泛、格调清新，而且语言丰富，文笔精炼。这些作品强调人的智慧、伟大和自然的优美、恬静，主张用理性赖对抗宗教信仰的无上权威，靠“人学”赖取代“神学”。然而，其“复兴”或“创新”并没有脱离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文化之土壤。人文主义者的许多文学作品仍借用了教会文学的隐喻、寓言或梦境等形式。在思想体系是说那个也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受到基督教神学的支配。如“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文艺复兴之父”但丁的《神曲》就是按阿圭那的正统神学体系赖构建的，因此有人说《神曲》的伦理学来自亚里士多德、天文学来自托勒密，而神学来自阿圭那，并把但丁视为当时文学界的“阿圭那”。此外，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诗人塔索在其叙事诗《备解放的耶路撒冷》中也通过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种思想文化的冲突和较量来现世基督教信仰的力量，表达其对基督教文化的赞赏和依恋。16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不仅改造了基督教，而且也改造了德国文学。他的德译《圣经》及其散文、寓言和赞美诗等“不但扫清了教会（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廷）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撰写了成为十六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在基督教旗帜下的“宗教改革”不仅开创了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新时代，而且也开始了欧美文学发展的新时代。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基督教“清教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这一“清教革命”又产生了著名作家弥尔顿和班扬。它们的作品都以基督教文化为题材，其《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和《天国历程》等体现《圣经》主旨的杰作脍炙人口，流传不绝，已成为欧美文苑的珍品。此外，为寻找信仰自由的乐土。躲避欧洲宗教迫害而渡海移居北美的清教徒们也为北美文学奠定了永久的基础。1640年北美印行的第一本书《英译圣诗全书》（通常成为《海湾圣诗》）即出自清教徒之手，而基督教诗人威格尔斯沃思宣讲教义的长诗《最后审判日》1662年问世后即重版了十多次，成了心英格兰的第一步畅销书。这些清教徒的作品成为北美文坛早春三月中傲寒怒放的奇葩。15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文学反映出基督教思想在新时代的微妙变化。德国作家莱辛在其《智者纳旦》中用三个戒指的典故赖宣扬宗教宽容思想，认为各种宗教均有其价值，不能持“偏狭之见”。法国作家伏尔泰也在其《扎伊尔》中叙述了伊斯兰教的苏丹奥罗斯曼和女基督徒扎伊尔相爱的故事，并借此指出走向极端的宗教限制会导致人类生活的悲惨结局。狄德罗在其书信体小说《修女》中对天主教修道生活进行过批评，指责其禁欲主义的不良后果。这一时期西方各界人士对基督教有多元理解，因此在欧美文学中对基督教的态度也各不一样。19世纪影响欧美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使这种多元倾向进一步展开。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都从各自的角度论及作为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督教，而基督教思想也影响底到浪漫主义也有神秘主义、直觉主义和超验主义的产生。在德国作家史雷格尔兄弟、诺法里斯和霍夫曼、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以及法国文人夏多布里昂、拉马丁和维尼等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当时基督教思潮的千姿百态。他们用神秘梦幻的喝掉赖描述自然、超理念的题材，虽然因为走向极端而把人的内心体验和幻想与大自然的奥妙弄得玄而又玄，不可思议，却也有着“物我合一”、“归之宇寰”的神秘美感和“湖光山色”、“幽林深谷”的自然馨香。在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曾以写实的手臂在其《红字》中剖析早期北美清教徒生活中的真与伪，探究人性命运的罪与罚。而爱默生、阿尔柯特、黎普里等人则在直觉。超验的创作中悠然神往、流连忘返。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期乃是欧美社会几句动荡的时代，一度春风得意的浪漫主义文学叶只得让位给洞见西方社会危机的现实主义思潮。易卜生的戏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都曾在基督教中找寻过冲出危机之途，所以他们备20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们尊为“先知作者”。托尔斯泰欲以基督教人道主义来力挽狂澜，留下了许多惊世巨作。而波兰作家显克微支则借用基督教题材来唤起民族之魂，使其小说诗意隽永、激情灼人，显示出久远的魅力。在近日欧美文学中，这种基督教思潮的引导和基督教题材的运用已大为孙色，不再构成其主流。但当代文坛仍不时有体现二者关系的佳作问世，从而得以继续保持其存在和发展的势头。注：以上所提基督教乃是之包括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在内的广义基督教。本文涉及历史、宗教、文学多学科，因作者个人学识浅薄而有错谬请原谅并指教。荣耀归于三一上帝。
我是从别人那里转的~~题目是：基督教与欧美文学。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体现再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自然也对欧美文学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影响到欧美文学史上许多作家的创作生涯。基督教产生时曾受到犹太教“先知文学”、“智慧文学”和“启示文学”得启迪与熏陶，它将犹太民族得历史事故、宗教事件、民间风俗、誓言圣咏、爱情诗歌等接受过来，连同自身的福音故事和耶稣门徒事迹等，形成了罗马帝国时期得“圣经文学”及“教会文学”。再罗马后期得拉丁文学创作中，基督教的耶稣故事、使徒传记、赞美诗歌和祈祷文辞等占了很大比重。其中尤以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作为其“信仰自白”而撰写得自传体《忏悔录》影响为大，此书成为罗马晚期拉丁文学得代表作品。中世纪得欧洲文学主要事基督教文学，其写作手法中的“寓意”特点也是得自《圣经》表述中隐喻、比喻等方式。7事迹英国诗人西德蒙所编诗歌《创世记》、8事迹诗人辛纽伍尔夫的《朱莉安娜》、《埃琳》和《基督》，以及9、10世纪的法国是个《圣女欧拉丽赞歌》《圣徒列瑞行传》《受难曲》等，都属于“圣经文学”和“圣徒文学”的范围。欧洲各民族的英雄史诗在流传中也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如8世纪英国史诗《贝奥武甫》、11世纪法国史诗《罗兰之歌》，12世纪芬兰史诗《卡列瓦拉》和西班牙史诗《熙德》等都渗入了耶稣极度或圣母圣徒的故事。这些作品在讴歌其民族历史时也宣扬基督教的观念，赞颂基督教的英雄。十字军东征后开始兴起骑士文学，形成中古欧洲“第一个出现在历史上的性爱形式”，尽管骑士文学一反当时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出世思想，歌唱现世生活与爱情之美，却仍宣扬唯基督教信仰去冒险、圣战和献身，号召为寻找圣徒遗物而四处奔波、浪迹天涯，从而与基督教传统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学以城市文学为主流，它们反应了新兴市民阶级的要求和愿望。例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赖希林的《蒙昧者书简》、伊拉斯莫的《愚人颂》和马娄的《浮士德之悲剧》等不仅取材广泛、格调清新，而且语言丰富，文笔精炼。这些作品强调人的智慧、伟大和自然的优美、恬静，主张用理性赖对抗宗教信仰的无上权威，靠“人学”赖取代“神学”。然而，其“复兴”或“创新”并没有脱离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文化之土壤。人文主义者的许多文学作品仍借用了教会文学的隐喻、寓言或梦境等形式。在思想体系是说那个也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受到基督教神学的支配。如“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文艺复兴之父”但丁的《神曲》就是按阿圭那的正统神学体系赖构建的，因此有人说《神曲》的伦理学来自亚里士多德、天文学来自托勒密，而神学来自阿圭那，并把但丁视为当时文学界的“阿圭那”。此外，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诗人塔索在其叙事诗《备解放的耶路撒冷》中也通过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种思想文化的冲突和较量来现世基督教信仰的力量，表达其对基督教文化的赞赏和依恋。16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不仅改造了基督教，而且也改造了德国文学。他的德译《圣经》及其散文、寓言和赞美诗等“不但扫清了教会（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廷）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撰写了成为十六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在基督教旗帜下的“宗教改革”不仅开创了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新时代，而且也开始了欧美文学发展的新时代。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基督教“清教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这一“清教革命”又产生了著名作家弥尔顿和班扬。它们的作品都以基督教文化为题材，其《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和《天国历程》等体现《圣经》主旨的杰作脍炙人口，流传不绝，已成为欧美文苑的珍品。此外，为寻找信仰自由的乐土。躲避欧洲宗教迫害而渡海移居北美的清教徒们也为北美文学奠定了永久的基础。1640年北美印行的第一本书《英译圣诗全书》（通常成为《海湾圣诗》）即出自清教徒之手，而基督教诗人威格尔斯沃思宣讲教义的长诗《最后审判日》1662年问世后即重版了十多次，成了心英格兰的第一步畅销书。这些清教徒的作品成为北美文坛早春三月中傲寒怒放的奇葩。15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文学反映出基督教思想在新时代的微妙变化。德国作家莱辛在其《智者纳旦》中用三个戒指的典故赖宣扬宗教宽容思想，认为各种宗教均有其价值，不能持“偏狭之见”。法国作家伏尔泰也在其《扎伊尔》中叙述了伊斯兰教的苏丹奥罗斯曼和女基督徒扎伊尔相爱的故事，并借此指出走向极端的宗教限制会导致人类生活的悲惨结局。狄德罗在其书信体小说《修女》中对天主教修道生活进行过批评，指责其禁欲主义的不良后果。这一时期西方各界人士对基督教有多元理解，因此在欧美文学中对基督教的态度也各不一样。19世纪影响欧美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使这种多元倾向进一步展开。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都从各自的角度论及作为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督教，而基督教思想也影响底到浪漫主义也有神秘主义、直觉主义和超验主义的产生。在德国作家史雷格尔兄弟、诺法里斯和霍夫曼、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以及法国文人夏多布里昂、拉马丁和维尼等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当时基督教思潮的千姿百态。他们用神秘梦幻的喝掉赖描述自然、超理念的题材，虽然因为走向极端而把人的内心体验和幻想与大自然的奥妙弄得玄而又玄，不可思议，却也有着“物我合一”、“归之宇寰”的神秘美感和“湖光山色”、“幽林深谷”的自然馨香。在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曾以写实的手臂在其《红字》中剖析早期北美清教徒生活中的真与伪，探究人性命运的罪与罚。而爱默生、阿尔柯特、黎普里等人则在直觉。超验的创作中悠然神往、流连忘返。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期乃是欧美社会几句动荡的时代，一度春风得意的浪漫主义文学叶只得让位给洞见西方社会危机的现实主义思潮。易卜生的戏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都曾在基督教中找寻过冲出危机之途，所以他们备20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们尊为“先知作者”。托尔斯泰欲以基督教人道主义来力挽狂澜，留下了许多惊世巨作。而波兰作家显克微支则借用基督教题材来唤起民族之魂，使其小说诗意隽永、激情灼人，显示出久远的魅力。在近日欧美文学中，这种基督教思潮的引导和基督教题材的运用已大为孙色，不再构成其主流。但当代文坛仍不时有体现二者关系的佳作问世，从而得以继续保持其存在和发展的势头。注：以上所提基督教乃是之包括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在内的广义基督教。本文涉及历史、宗教、文学多学科，因作者个人学识浅薄而有错谬请原谅并指教。荣耀归于三一上帝。
the origins of holy --analysing the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方式和中国人有很大的差别，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即是基督教的深远影响。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方式和中国人有很大的差别，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即是基督教的深远影响。
历史上，西方人为了传教，他们越洋到世界各个角落。此举推动了航海，科技，教育，伦理，思想，经济，文学和艺术等等。
在中世纪西欧，政治被严重“弱化”， 政治权力和政治机构的社会控制功能几乎被降到文明社会的最低限度。
在中世纪西欧，政治被严重“弱化”， 政治权力和政治机构的社会控制功能几乎被降到文明社会的最低限度。 中世纪是基督教的一统天下，是被基督教神学家称之为“神圣秩序”的时代。根据基督教的信仰，世俗国家的地位和作用被贬低， 它被认为只是在教会之旁或教会之下的一个负责较低等级事物的社会组织。（虽然在某些时候，世俗国家的地位可能会超越教会。） 人们生活中最本质性最重要的部分则由教会来控制。在中世纪人们的观念中，有一个统一的“基督教世界”（Christianitas），它处于最高层次，而各个世俗国家则在人们的观念中处于次一级的层次。 对于社会的政治关系来说，中世纪几乎是从政治发展的原始水平上起步的。 入主西欧的日尔曼人没有公共权力观念（这在我后面要讲的日耳曼人因素里会探讨）， 也没有能力建立系统的权力组织以实现对国家的控制。中世纪盛行的封建主义以“封地”的分封和占有为基础，“封建制度”（feodalite）一词即源于“封地”（fief）。它是在国王与臣民间建立起以相互忠诚和相互保护这一双重承诺为前提的个人之间的联系（封君封臣关系），以誓约和承诺为保障。“中世纪的国家本质上是一种个人的联系。”它把国家权力化作私人性质的忠诚与保护关系，整个王国成为大小不等、层层分割、 互相交错的封地的拼合以及一大堆杂乱的特权与义务的综合体。所以，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在近代民族国家开始崛起之前， 中世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中世纪的帝国和王国最多可称为“准国家”。 于是对基督教政治和罗马教廷的认识，成为我们走进中世纪政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