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男，1963年生，现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1981年－198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9年－199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2年－199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的民族形势与社会整合》。 1979-1981年，在湖北襄阳地区中学（今襄樊市四中）读高中；1981-1985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读本科，获学士学位；1985-1986年，在武汉工学院（今武汉科技大学）任教；1986-1989年，在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1989-1992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92-199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1995年-- 在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工作 1 《青徐豪族与宋齐政治》，《原学》，第一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2月。2 《北大馆藏<给事君夫人韩氏墓志>辨伪》，《文献》，1996年第1期，1996年1月。3 《从依傍汉室到自立门户---刘氏汉赵历史的两个阶段》，《原学》，第五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7月。4 《从萧曹为相看所谓汉承秦制》，《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1996年10月。5 《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国学研究》, 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6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乐浪王氏》，《韩国学论文集》，新华出版社，1997年9月。7 《枋头、滠头两集团的凝成与前秦、后秦的建立》，《原学》，第六辑，1998年5月。8 《墨山国之路》，《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9 《陈敏“七弟顽冗”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1998年5月。10 《关注高耸天外的昆仑山——评新译〈西域考古图记〉》（书评），《光明日报》，1999年5月21日。11 《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与王素、宋少华合写）12 《走马楼吴简整理工作的新进展》，《北大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13 《吐谷浑与昆仑玉》，《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2001年2月。14 《吴简中的“督军粮都尉”简》，《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15 《元散曲所见祆教资料》，《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16 《跋北齐可朱浑孝裕墓志》，《北大史学》第8辑，北大出版社，2001年。17 《走马楼吴简中建安纪年简问题》，《文物》2002年第10期。18 《踏访东巡碑》，《文史知识》，2002年第6期。19 《五回道》，《文史知识》，2002年第7期。20 《仇池行》，《文史知识》，2002年第11期。21 《北朝墓志丛札（一）》，《北大史学》第9辑，北大出版社，2003年。22 《说〈文馆词林〉魏收〈征南将军和安碑铭〉》，《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23 《话说飞狐道》，《文史知识》，2004年第4期。24 《监池司马简及相关问题》，《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25 《吴简所见之督邮制度》；《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26 《新见北齐丰洛墓志考释》，《北朝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27 《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28 《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29 《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30 《走访突厥三大碑》，《文史知识》2005年第1期。31 《陈留公主》，《读书》2005年第2期。32 《可汗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33 《回鹘牙帐城掠影》，《文史知识》2005年第5期。34 《应重视草原社会及其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国民族报》2005年7月29日第7版。35 《跋北魏太武帝东巡碑》，《北大史学》第11辑，2005年8月。36 《契丹古城青草长》，《文史知识》2005年第10期。37 《跋北魏郑平城妻李晖仪墓志》，《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38 《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的立碑时间》，《文史》2005年第4期。39 《吴简中的“作部工师”问题》，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12月。40 《北齐韩长鸾之家世》，《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41 《匈奴单于号研究》，《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42 《闲说吕无党》，《书城》2006年第1期。43 《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44 《再说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45 《也说吴平斛》，《吴简研究》第二辑，崇文书局，2006年9月。46 《另一个敕勒川》，《历史学家茶座》第5辑（2006）。47 《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48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6年第12期。49 《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学》第12辑（2007年1月），50-73页。50 《柔然官制续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73-97页。51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魏元则、元宥墓志疏解》，《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2期，22-28页。52 《雪中的游思》，《历史学家茶座》第7辑（2007年第1期），88-94页。53 《始建国二年诏书册与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单于》，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6月，181-184页。54 《近年における北京吴简研讨班の主要成果につぃて》，日本长沙呉简研究会（编）《长沙呉简研究报告》第3集，东京：2007年，103-108页。55 《试论曹操的爵制改革》，《文史》2007年第3期，51-61页。56 《跋前秦梁阿广墓志》，《出土文献研究》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57 《杀人石猜想》，《中华文化画报》2008年第1期，第120-127页。58 《新出墓志与现代学术伦理》，《南方周末》2008年3月6日。59 《横笛莫吹行路难》，《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12日。60 《斯德本与中国艺术史》，《书城》2008年第4期。61 《论阙特勤之“阙”》，《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92-202页。62 《横绝大漠心飞扬》，《历史学家茶座》2008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138-144页。63 《高昌文书中的柔然政治名号》，《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64 《松下宪一《北魏胡族体制论》评介》，《北大史学》，第13辑。65 《跋北魏辛凤麟妻胡显明、辛祥及妻李庆容墓志》，《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66 《“真吏”新解》，《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第121-131页。67 《从民族的起源研究转向族群的认同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8-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53-264页。68 《高句丽兄系官职的内亚渊源》，《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性质》，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2009年。69 《王化与山险》，《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70 《吉木萨尔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的调查与思考》，《西域文史》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71 《为你跋山涉海》，《书城》2009年第10期。72 《跋敦煌莫高窟所出北魏太和十一年刺绣发愿文》，《文史》2009年第4期。73 《北魏申洪之墓志补释》，中国文物研究所主编《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74 《北魏道武帝的鲜卑语本名》，《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31-42页。75 《2010年9月访乌兹别克斯坦散记》，《传承》2010年第3期（总第17期），2010年12月，第56-67页。76 《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波动》，《大观》2011年第1卷（总第5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3月，第40-47页。 《茹茹公主》，《文景》2011年4月号（总第74期），第40-51页。 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nner Asian Political Titulary, in: Mehmet ?lmez , ?tüken’den ?stanbul’a Türk?enin 1290 Y?l? (720-2010) Sempozyumu Bildiriler, ?stanbul: ?stanbul Büyük?ehir Belediyesi Kültür ve Sosyal ??ler Daire Ba?kanl???, 2011, 111-《北魏皇室制名汉化考》（日文），《魏晋南北朝における贵族制の形成と三教文学》，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9月，第247-258页。《说北魏孝文帝之赐名》，《文史》2011年第3期，第49-61页。《北魏太武帝东巡碑的新发现》（与李泉汇合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9期，第99-109页。《一曲风高奏古宫——读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中华读书报》2011年6月22日第9版。《蒙古国出土的唐代仆固乙突墓志》，载台湾政治大学编《中原与域外》，2011年。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3月。（与叶炜合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杀人石猜想》，中华书局，2010年5月。《历史的高原游牧》，中华书局，2011年1月。 《吴简研究》第三辑（罗新、宋少华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6月。《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 》，Indiana University ，2012。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11月。（与王素合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叁】，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与王素合作） 铃木宏节《暾欲谷碑文研究史概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期。主持选、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10月。 我年轻时，某个赶写博士论文的冬夜，在FM4里听了朱哲琴的《黄孩子》，那种空旷萧索的孤独感和无望感，恰好匹配了我写不下去却不得不写的绝境。“在白人的大街上，有许多蓝色目光。……在黄人的家庭里，有许多黑色目光。”歌词把白人蓝眼与黄人黑眼相比对，倾诉东方在西方面前的失落。歌里唱道， “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个黄孩子。”和唱歌时的朱哲琴一样，我听歌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自己是“黄种人”。那首唱遍中国的《龙的传人》里就有一句“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我们被教育去认知并认同自己的黄种人属性，被教育承认自己的皮肤是黄色的，尽管肉眼看我们的皮肤一点也不黄，除非是生了某种特殊的病。这许多年间，如同周伯通努力忘记《九阴真经》那样，我们逐渐把一团又一团的教育浆糊从脑子里清除出去。种族思维逻辑下的众多概念已经不再流行了，我们知道了人种分类是伪科学，也明白了人类体质特征的差异其实是几万年来生存于地球不同环境所发生的适应性变化而已。在西方学术著作与公众媒体上已很难找到“蒙古人种”、“黄色人种”这样对东亚的标签了。不幸的是，这些标签及其代表的种族思维在两百多年来种族思维的受害地区如中国，却还远远没有成为陈迹。即使在中国近年所出的考古报告中，我们依然很容易读到骨骼分析的专章，其中常常有人种方面的数据与推测，特别是边疆古代人骨的种族分析，诸如有多少属于欧罗巴人种，有多少属于蒙古人种，等等。等而下之的，还有对古代族群骨骼的细致分类，全然不顾古代族群的根本属性其实是政治单元而不是血缘集合。毫无疑问，对于种族思维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们常识教育中的空白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恰好有了一部反思种族思维的上佳教材，这就是奇迈可（Michael Keevak）的新著《成为黄种人：种族思维简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此书着力于再现西方社会对东亚人群进行描述和理解的观念史变迁，考察了“黄种人”观念的起源，人种分类理论中“黄色蒙古人种”在西方科学界的定型，以及这一学说如何传播至东方并为东方社会广泛接受的知识过程，是一部有关种族思维有趣却沉重的社会文化史。不难理解的是，“黄色人种”的本意是指皮肤为黄色的人种。可是，奇迈可此书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却是，把东亚人的肤色归类为黄色，并非经验观察的结果，而完全是一种近代科学的新发明。十八世纪中期之前的各类西人旅行报告中，对东亚人（主要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肤色的描述多是白皙、略暗的白色、橄榄色等，绝少认为东亚人在肤色上与欧洲人迥然有别。包括旅行家、商人和传教士在内的观察者注意到，东亚不同地区的人群体质特征有相当程度的差异，比如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比起来肤色要暗一些，但这种差别与欧洲各国间的差异一样，只是深浅之别。这才是经验观察的记录。那时常常被西方观察者归类为“黄皮肤”的，恰恰是在十九世纪被纳入“白人”范围的印度人。色彩不单单是对物理现象的客观描述，还带着各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价值与情感。笼统地说（当然只是就奇迈可所要论述的方向而言），西方传统中白色代表着神圣、纯洁、智慧和高贵，黑色象征着邪恶、污贱、死亡和野蛮，黄色则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与恐怖。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被认为与西方一样是文明社会的时候，西方旅行者看东方人的肤色是白的，一点也不黄。但随着西欧工业革命的发展，古老的东方社会越来越显得落后、停滞与衰退，东方人的肤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为白色的资格。奇迈可调查了这种转变，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观察者称东亚人的肤色近似白色但并不是白色，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棕色、橄榄色、灰白色、铅色，等等，总之再也不是白色了。不过，几乎还没有人以单纯的黄来描述东亚人的肤色，因为黄色的确并不是一个可以在东亚用肉眼凭经验观察到的肤色。白色被欧洲人垄断之后，如何描述东亚人，似乎在相当长时间和相当广的范围内，难以达成一致。这个问题的解决，要等欧洲中心主义继续成长，超越经验观察，由近代动植物分类学、人类学和进化论主导，才最终实现了东亚人肤色由白向黄的历史性跳跃。十八世纪中期开始的人种分类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中的种族思维取代了古典的经验描述，自然体系中的人类在科学上得以分门别类。人种分类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学者是瑞典植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他在1735年出版的《自然体系》中把人类分为四种，其中欧罗巴白种人、美洲印第安红种人和非洲黑种人都是那时已广为西方社会所熟悉的说法，只有亚洲人的肤色他用了一个并不明确的拉丁词fuscus，通常可以理解为深色或棕色。在1740年的德文译本中，这个词被译为德语的gelblich“微黄”。奇迈可认为，这是亚洲人种的肤色从各种可选择的颜色最终走向“黄色”的重要一步。而更重要的一步是由林奈本人迈出的。他在1758-1759年出版该书第十版时，把亚洲人的颜色由fuscus改为luridus，而这个词可以译为黄、淡黄、蜡黄、苍白、死一般的颜色，等等。奇迈可强调，林奈并非简单地要在白与黑两极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过渡色，他其实是在找一个暗示病态和不健康的词来指称亚洲人，因为林奈说过，植物呈现luridus颜色就意味着悲伤和可疑。十八世纪后期，所谓的科学种族论（Scientific Racism）里程碑性的发展来自于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Johann F Blumenbach, 1752-1840）。这位号称体质人类学之父的德国科学家不满意林奈等人以大洲为单位和以肤色为标准区分人种的做法，转而采用体质特征特别是头骨形态分析的方法把人类分为五个种群，分别命名为高加索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美洲人种、马来人种和蒙古人种。他发明的人种名称中，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这两个词都具有不可思议的、巨大的生命力，即使在种族思维正在被抛弃的今天，它们仍顽强地频频出现在各种科学与通俗文字里。尽管布鲁门巴哈认为肤色的分类不精确易混淆，而且他自己只专注于头骨分析，但他还是把流行的肤色分类与他的头骨分类相结合，从而出现了白色高加索人种、黑色埃塞俄比亚人种、红色美洲人种、黑褐色马来人种和黄色蒙古人种的五大人种分类法。在奇迈可看来，正是由于蒙古名称为学界所广泛接受，与该人种相联系的黄色也就稳定下来，一枝独秀，成为所有各备选颜色中最终的胜出者。从此，东亚人种就具有了蒙古体质与黄色皮肤的双重标签。1795年是科学种族论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布鲁门巴哈创造了“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等全新概念。之后的数十年间，尽管仍有人对如何更好地描述东方人的肤色存有争议，东亚人的“蒙古人种”属性则已普遍视为定论。布鲁门巴哈为什么采用蒙古来命名东亚人种呢？奇迈可分析，这并不是一个随意的、方便的选择，也不是因为蒙古人头骨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据说这是以高加索命名白种人的理由），而是因为蒙古人是历史上最令西方惊恐的东方人，这个名称足以唤起西方对于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历史记忆。布鲁门巴哈反复提示蒙古与鞑靼的区别，他把鞑靼之名给予突厥人，认为包括鞑靼在内的中亚以及中东、南亚和北非人，和欧洲人一样都属于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则专指东亚人。布鲁门巴哈创立的体质人类学立即把人种研究当作该学科的全部内容，迅速把科学种族论推向极致。处在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红种人、黑褐色人种和黄色人种，如同处在黑夜与白天之间、文明与野蛮之间、完美与恶贱之间的过渡。人种之间的体质差异，不仅仅是生理性差异，还反映了道德与智力的差异。解剖学所证实的高加索人种较大的脑容量决定了白种人的智力优越于其他人种，而且浅肤色和高眉骨也与他们最高的道德水平有因果关系；蒙古人种特有的浅黄肤色和内眦赘皮，与他们生性中的狡黠阴暗、僵化死板有直接的相关性；而埃塞俄比亚人种的深肤色、低眉骨与厚嘴唇，则表明他们仍然接近于猿类。既然人的道德与智力差异取决于生理差异，那么，不仅人种之间，而且各人种的亚种之间的差异，也会指向血统的优劣之别，比如日耳曼人就比其他白人要优越得多，而对白人纯洁性和高贵性威胁最大的是白人中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这就进一步推动科学种族论走上更荒谬、也更邪恶的不归路。奇迈可的注意力集中在肤色上，特别是所谓蒙古人种的肤色上。他用了很大篇幅描述体质人类学家以科学研究的严谨和细致，百折不挠地投身于测定肤色的科学事业，他们设计各种方法，发明各种仪器，积累和分析有色人种特别是蒙古人种的肤色属性的详实数据。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初，早已深信蒙古人种的黄皮肤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肉眼难以看到，那是因为黄色隐藏在表象之下，只有科学测量、科学实验和科学计算才能还原黄色的真相。依据进化论理论，在人类进化的两极之间，即完美阶段高加索人与原始阶段非洲黑人之间，黄皮肤的蒙古人种代表了进化过程的一个中间阶段，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东亚虽然有过较高级的古代文明，到一定时候却停滞僵化，以致远远落后于西方。有些东亚人看上去不仅不黄，而且似乎比许多欧洲人更为白皙，那也一定是因为东亚历史上有过欧洲血统的混入。奇迈可专辟一章讲种族思维在医学中的发展，围绕三个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来说明十九世纪科学种族论的深刻影响。第一个是“蒙古眼褶”。按照人种分类的生理学描述，蒙古人种眼睛细长且小，有明显内眦赘皮（又称蒙古褶），眼角上眼皮覆盖下眼皮。医生发现部分欧洲人儿童期也会出现眼内眦赘皮，在进化论的视野下，这种现象恰恰成为白种人进化程度高于黄种人的证据。第二个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是“蒙古斑”，这种骶部色素斑本是一种良性的先天胎记，普遍出现在世界各人群中，但因非洲人皮肤色素较深、欧洲人皮肤色素较浅，均不易察觉，故于东亚人群中最为常见，最初被认为仅见于东亚，因而被西方医学界命名为“蒙古斑”。一种科学解释把这种胎记看成人类进化中脱落了的尾巴的遗痕，而这种遗痕不见于白人，同样说明白人的进化程度是最高的。对于部分欧洲婴儿中也存在的这类胎记，有些学者解释与中世纪蒙古人的入侵有关，这种解释又被用来佐证人类混种的危害。第三个就是十九世纪后期英国医生John L Down发现并命名的“蒙古人病”。这种现已改以发现者姓氏命名的“唐氏综合征”，是染色体变异造成的遗传性智障疾病，最初只在欧洲人中发现，因为患者面容都很相像，脸部较宽，眼睛小而上挑，与人们理解中的蒙古人种的面部特征颇为相似，发现者遂称之为“蒙古人病”或“蒙古傻子”。白人患了智障疾病怎么会呈现蒙古人的面容特征呢？符合进化论的解释是，智障疾病就是人类进化的反向衰退，高加索人种衰退的结果，就是回到较低级的蒙古人种阶段，所以会有蒙古人的面容。按照这个荒诞的病理理论，如果蒙古人种也发生智障衰退，患者就应该呈现黑人的面部特征。后来在白人以外、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各人群中都发现了这类病患，旧的病理解释也早已抛弃，这个有着强烈病态特征的“蒙古病”名称却被医学界沿用到差不多二十年前。正如有些医学机构所批评的，至迟从科学种族论兴起以来，以种族为根据的病理分析已经成为某种本能反应，把种族、族群这类假定以血缘依据划分边界的社会单元，与某些病患的发生机理和流行范围联系起来。这种做法直到目前还颇有市场，尽管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医学杂志已开始要求作者不再以种族作为解释变量。我们举一个在中国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关于脚的小拇指趾甲分叉的种族或族群解释。脚小拇指趾甲分叉，在中国有许多种解释，其中很多都从种族或族群角度切入。比如，有人说这是蒙古人种的特征，也有人解释这是汉族的特征，还有人认为这是满族的特征。最浪漫的解释把这种疾病现象与明代洪洞县的移民传说联系在一起，说具此特征者都是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的后裔。这种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指甲疾病（Onychoschizia），可能仅仅与营养缺陷或身体脱水有关，从种族角度寻求病理解释只能是缘木求鱼。每个文化体、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种族思维传统，但只有西方的科学种族论带有科学的光环，并作为近代西方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进入非西方世界。奇迈可考察了黄色蒙古人种观念在中国和日本被接受的过程，发现中国人接受此一观念更加主动，因为黄色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负面意义（表色情涵义的“黄色”一词是后来从西方yellow journalism转化而来的），诸如黄帝、黄河等专名的传统以及黄色的尊贵地位等因素，使中国人接受黄色人种归类并无困难，需要剔除的仅仅是西方人附加于白色与黄色的种种价值褒贬。而日本传统中黄色并无这种积极用例，因此接受过程较为曲折。奇迈可还发现，中国人最早接受这一观念并积极推广鼓吹的，是那些有机会接受西方教育或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而对于日本的崛起，中国反西方的社会行动如义和团，西方的反应之一就是“黄祸论（yellow peril）”的出现。黄祸论虽然是针对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但历史依据却是十三世纪的蒙古西征，全然不顾历史上中国是蒙古征服的受害者，而日本也差一点就遭受蒙古征服。蒙古人种与黄色人种这两个标签结合起来，才可能推动“黄祸论”的流行。从1972年Richard Lewontin发表那篇人类基因多样性在人群中分布比例的文章以来，以“种族（race）”这一类的标签把人类划分为不同集团与亚集团的传统分类法，开始越来越失去其生物学的依据。研究者相信，人类基因多样性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比较而言，地域与族群间的差异反倒无关紧要，而且在种族与种族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根本不可能描画出有科学依据的分界线。最近有关基因与种族、基因与族群关系的研究显示，现代人类基因多样性的现状，是人类在约十万年前走出非洲很久以后，晚至五六万年前才加快速度形成的，是人类基因在个体之间、集团之间历经长久的反复交换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网状演化”（reticulate evolution），而所谓种族，则是更晚的“社会-文化建构”（socio-cultural construct）。这种“社会-文化建构”的本质，则是政治性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认识在中国社会还远远不是常识，即使在知识分子中，即使在研究历史、民族和族群问题的学者中。事实上，我们经常听到的是《龙的传人》那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种族认同。正如歌里反复唱着“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明明身在东亚的写歌人和唱歌人，却用“遥远”这个词来描述自己脚下的土地，说明他们不仅接受了西方的种族观念，也主动以西方为中心点来测量和描述东亚。只是，蒙古人种、黄色人种、黄皮肤这样的观念与词语，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体上，在西方科学论著中，却基本销声匿迹了。这不仅是出于所谓“政治正确”，其实主要是出于“知识正确”，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脱胎换骨，抛弃种族思维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奇迈可这本《变成黄种人》对中国知识界具有很高的科普价值。只有深入了解种族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才能知道种族观念、人种分类知识是多么的荒谬和危险。
何琳仪先生的论著主要有：一、专著1、 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合作） 中华书局，1988年。2、 殷墟甲骨刻辞类摹（合作） 中华书局，1989年。3、 战国文字通论 中华书局，1989年。4、 中国方术概观·占星（复核） 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5、 古币丛考 文史哲出版社（台湾），1996年。6、 楚国历史文化辞典·兵器符节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7、 甲骨文字诂林（合作） 中华书局，1996年。8、 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 中华书局，1998年。9、 古币丛考（增订本）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战国文字通论订补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增订） 中华书局，2004年。12、樗散韵语 澳门学人出版社，2006年。二、论文殷商文字1、 匍有土田考 南方文物2007年2、 释离 徐中舒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1998年3、 说秋 古文字论集（二），考古与文物丛刊四号， 2001年4、 说丽 殷都学刊2006年1期。6、 释圭 古籍研究2006年待刊7、 释叉 殷都学刊待嵌8、 听簋小笺 古文字研究25辑，2004年西周文字1、 胡簋考释六则 古文字研究7辑，1982年2、 瑚琏探源 史学集刊1983年1期3、 释窥 古文字论集（一），考古与文物丛刊二号，1983年4、 启尊启卣铭文考释 古文字研究9辑，1984年5、 晋侯苏钟释地 东方博物5辑，2000年6、 晋侯曲器考 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7、 墙盘賸语 古籍研究2003年1期。华学6辑，2003年8、 逨盘古辞探微 安徽大学学报2003年4期。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纪念文集，2003年。9、 释戹 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集，2004年。安大史学1辑，2004年。10、 说盘 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5期11、 释攀 汉字研究1辑，2005年。考古与文物，2005年增刊。古文字论集（三）12、 逢逢渊渊释训 安徽大学学报2006年期春秋文字1、 山东临朐新出铜器铭文考释 文物1983年12期2、 莒县出土东周铜器铭文汇释 文史2000年1辑3、 楚王领钟器主新探 东南文化1999年3期4、 唐子仲濒儿匜补释 考古待刊5、 吴越徐舒金文选释 中国文字新19期（台湾），1994年6、 吴王光剑铭补证 文物1989年7期7、 句吴王剑补释 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1993年8、 程桥三号墓盘匜铭文新考 东南文化2001年3期9、 徐沈尹钲新释 文物研究13辑，2001年10、 作寻宗彝解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论文集，2002年战国文字·铜器1、 节可忌豆小记 考古1991年10期2、 司夜鼎考释 中国史研究2004年3期3、 鱼颠匕补释 中国史研究2007年期4、 平安君鼎国别补证 文物与考古1986年5期5、 中山王器考释拾遗 史学集刊1984年1期6、 芗箕解 农业考古1992年2期7、 隣阳壶考 文史2002年4辑8、 陵君三器考辨 江汉考古1984年1期9、 楚官肆师 江汉考古1991年1期10、 长沙铜量铭文补释 江汉考古1988年4期11、 鄂君启舟节释地三则 古文字研究22辑，2000年12、 南越王墓虎节考 汕头大学学报1991年5期13、 九里墩鼓座铭新释 出土文献研究3辑，1998年。文物研究11辑，1998年14、 龙阳灯铭文补释 东南文化2004年4期15、 湘出二器考 湖南省博物馆待刊5期，2005年16、 者汈钟铭校注 古文字研究17辑，1989年战国文字·兵器1、 淳于公戈跋 杞文化与新泰，2000年2、 八年阳城令戈考 古文字研究26辑，2006年3、 皖出二兵考 文物研究3辑，1988年4、 战国兵器铭文选释 考古与文物1999年5期。古文字研究20辑，2000年5、 古兵地名杂识 考古与文物1996年6期战国文字·货币1、 漫谈战国文字与齐货币铭文释读 山东金融·钱币专刊（2），1988年2、 返邦刀币考 中国钱币1986年2期。齐刀和齐国钱币研究，1988年3、 释賹 河北金融·钱币专辑（2），1996年4、 释四 文物春秋1993年4期5、 燕国布币考 中国钱币1992年2期。燕文化研究论文集，1995年6、 空首布选释 《古币丛考》7、 首阳布币考 亚洲钱币1999年2期8、 周方足布考 舟山钱币1996年2期9、 周方足布续考 中国钱币2004年2期10、 锐角布币考 中国钱币1996年2期11、 韩国方足布四考 陕西金融·钱币专辑（18），1992年12、 中昌布币考 安徽钱币2004年1期13、 百邑布币考 史学集刊1992年1期14、 刺人布币考 亚洲钱币1999年1期15、 尖足布币考 陕西金融·钱币专辑（16），1991年16、 赵国方足布三考 文物春秋1992年2期17、 贝地布币考 陕西金融·钱币专辑（14），1990年18、 余亡布币考 中国钱币1990年3期29、 王夸布币考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年5期20、 三孔布币考 中国钱币1993年4期。中国钱币论文集3辑，1998年21、 桥形布币考 吉林大学学报1992年2期22、 魏国方足布四考 文物集刊1992年4期23、 负疋布币考 中国文字新20期（台湾），1995年24、 三晋方足布汇释 人文杂志1994年5期25、 三晋圜钱汇释 舟山钱币1996年休刊号26、 成白刀币考 古文字研究24辑，2002年27、 楚币六考 安徽钱币2001年2期28、 广陵金币考 中国钱币2005年5期29、 古币文编校释 文物研究6辑，1990年战国文字·盟书1、 绳绳释训 中原文物2006年1期战国文字·玺印1、 古玺杂识 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2期2、 古玺杂识续 古文字研究19辑，1992年3、 古玺杂识再续 中国文字新17集（台湾），1993年4、 战国官玺杂识 印林16卷2期（台湾），1995年5、 古玺印菁华释地三则6、 楚官玺杂识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1期7、 燕玺简述 北京文博1996年3期战国文字·陶文1、 古陶杂识 考古与文物1992年4期2、 释贩 第四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2003年战国文字·竹简1、 信阳竹简选释 文物研究8辑，1993年2、 信阳竹书与墨子佚文 安徽大学学报2001年1期3、 仰天湖竹简选释 简帛研究3辑，1998年4、 随县竹简选释 华学7辑，2004年5、 包山竹简选释 江汉考古1993年4期6、 楚王熊丽考 中国史研究2000年4期7、 释蒝 楚文化研究论集5集，2003年。文字学论丛2辑，2004年。8、 舒方新证 安徽史学1999年4期。古籍研究2000年1期9、 郭店竹简选释 文物研究12辑，1999年。简帛研究2001，2001年10、郭店竹简老子甲篇校记 简帛研究2002、2003，2005年11、郭店简古文二考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5期12、沪简诗论选释 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2002年13、沪简（二）选释 学术界2003年1期14、沪简周易选释 江汉考古2005年4期。周易研究2006年1期。15、贵尹求义 中华文史论丛待刊16、新蔡竹简地名偶识 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6期17、新蔡竹简选释 安徽大学学报2004年3期18、楚都丹阳地望新证 文史2004年2辑战国文字·帛书1、 长沙帛书通释 江汉考古1986年1～2期2、 长沙帛书通释校补 江汉考古1989年4期3、 说无 江汉考古1992年2期4、 平星考 文物1994年6期秦汉文字1、 秦文字辨析举例 人文杂志1987年4期2、 帛书周易校记 湖南省博物馆6期，2006年3、 莒盎 文物1993年4期其它1、 释洀 华夏考古1995年4期2、 说蔡 徐中舒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1998年3、 释?及其相关字 中国文字新27期（台湾），2001年4、 说屋 语言文字学论坛1辑，2002年。语言4卷，2003年5、 也只考辨 上海文博论丛2005年3期 。陆宗达纪念文集6、 释巴 东南文化2006年期7、 释 文字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8、 战国文字形体析疑 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1996年语法1、 有A其N句式浅析 松辽学刊1988年2期音韵1、 说文声韵钩沉 说文解字研究（一），1991年2、 说文准声首辑遗3、 幽脂通转举例 古汉语研究1 辑，1996年书法1、 楚书琐言 书法研究1998年3期题跋1、 《汗简注释》跋 武汉大学学报1992年1期2、 《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简评 考古1995年6期3、 《古币丛考》前言 中国钱币1998年2期4、 《战国文字声系》自序 古籍研究1999年2期5、 《鸟虫书通考》读后 考古2000年10期6、 《商西周金文书法》跋 《商西周金文书法》，2000年7、 《两周金文辞大系》重版琐言 世纪书窗2003年3期8、 《望山楚简文字编》序言 《望山楚简文字编》，2006年
安徽大学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简称安大。安徽大学时国家双一流的建设院校，211工程重点高校，是包括理学、工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教与学、艺术学等是几个学科门类的安徽省重点大学！安徽大学成立于1928年，在1958年合并合肥大学、安徽大学物理系，同年九月毛主席为学校亲笔书写安徽大学四个字。著名学者姚永朴、刘文典、王星拱、程演生、陶因、陈望道、丁绪贤、郁达夫、周予同、吕思勉、章益、周建人等均曾在安徽大学执教或主持校政。 那么办学历史这么悠久的安徽大学走出过哪些名人呢？其实从安徽大学走出来的名人可不少，小编为你介绍介绍吧。追溯到最早的有上上个世纪就出生的刘文典，刘文典生育1889年于1958年去世，原名文聪，字叔雅。安徽合肥人，祖上是安徽怀宁的。刘文典是近现代杰出的文学历史大家，校勘学与研究庄子的著名大家。担任过北京大学的教授，安徽大学校长和清华大学国文系系主任。他一生都在研究古籍校勘和古代文学，并把研究成果授予自己的学生，他所教学的课程包括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直到近现代，外至希腊、印度、德国、日本，可谓是包罗万象。在校勘学方面、版本目录学以及唐代文化史研究尤为擅长。代表著作有《海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三余札记》等等。 黄德宽也是从安徽大学的走出来的，1954年黄德宽出生于安徽广德县，前前后后在安徽大学、南京大学以及吉林大学深造，获得文学学士、硕士以及古文学波什学位，在安徽大学语言文学专业当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在十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担任政协委员，中共安徽省第7届委员会委员，第8届委员会委员，曾经还担任过安徽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省文史研究管的馆长。于2018年初出任清华大学出图文献研究和白虎中心的副主任。还在央视文化综艺节目《开讲啦》中担任嘉宾。小编除了上面两位还有一位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周群，周群73年出生于合肥，毕业于安徽大学。是中国电视节目著名主持人，1995年开始在《今晚我们相会》这一安徽卫视节目中担任主持人，四年后继续主持安徽卫视著名综艺《超级大赢家》，2002年成为安徽青联委员，次年又被授予安徽省十大杰出青年的称号，并且被安徽省妇联邀请为春蕾计划的爱心大使，该年又担任安徽省新闻直播《第一时间》栏目中的主播音员。2006年被安徽省推荐担任央视春晚主持人之一，2008年北京奥运会顺利举行，周群被国家征召进中国奥运报道主持人的国家队，在中央2台演播室做总主持，之后还出书《裙角轻扬》。其实从安徽大学走出的名人远不止这些，但是小编也只能为大家介绍三位小编比较熟悉的人物，还有丁大均、六六、汪静、陈基华、汪家驷等等众多杰出名人，下次有机会小编在为大家一一介绍。
罗新，男，1963年生，现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1981年－198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9年－199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2年－199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的民族形势与社会整合》。 1979-1981年，在湖北襄阳地区中学（今襄樊市四中）读高中；1981-1985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读本科，获学士学位；1985-1986年，在武汉工学院（今武汉科技大学）任教；1986-1989年，在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1989-1992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92-199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1995年-- 在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工作 1 《青徐豪族与宋齐政治》，《原学》，第一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2月。2 《北大馆藏<给事君夫人韩氏墓志>辨伪》，《文献》，1996年第1期，1996年1月。3 《从依傍汉室到自立门户---刘氏汉赵历史的两个阶段》，《原学》，第五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7月。4 《从萧曹为相看所谓汉承秦制》，《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1996年10月。5 《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国学研究》, 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6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乐浪王氏》，《韩国学论文集》，新华出版社，1997年9月。7 《枋头、滠头两集团的凝成与前秦、后秦的建立》，《原学》，第六辑，1998年5月。8 《墨山国之路》，《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9 《陈敏“七弟顽冗”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1998年5月。10 《关注高耸天外的昆仑山——评新译〈西域考古图记〉》（书评），《光明日报》，1999年5月21日。11 《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与王素、宋少华合写）12 《走马楼吴简整理工作的新进展》，《北大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13 《吐谷浑与昆仑玉》，《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2001年2月。14 《吴简中的“督军粮都尉”简》，《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15 《元散曲所见祆教资料》，《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16 《跋北齐可朱浑孝裕墓志》，《北大史学》第8辑，北大出版社，2001年。17 《走马楼吴简中建安纪年简问题》，《文物》2002年第10期。18 《踏访东巡碑》，《文史知识》，2002年第6期。19 《五回道》，《文史知识》，2002年第7期。20 《仇池行》，《文史知识》，2002年第11期。21 《北朝墓志丛札（一）》，《北大史学》第9辑，北大出版社，2003年。22 《说〈文馆词林〉魏收〈征南将军和安碑铭〉》，《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23 《话说飞狐道》，《文史知识》，2004年第4期。24 《监池司马简及相关问题》，《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25 《吴简所见之督邮制度》；《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26 《新见北齐丰洛墓志考释》，《北朝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27 《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28 《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29 《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30 《走访突厥三大碑》，《文史知识》2005年第1期。31 《陈留公主》，《读书》2005年第2期。32 《可汗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33 《回鹘牙帐城掠影》，《文史知识》2005年第5期。34 《应重视草原社会及其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国民族报》2005年7月29日第7版。35 《跋北魏太武帝东巡碑》，《北大史学》第11辑，2005年8月。36 《契丹古城青草长》，《文史知识》2005年第10期。37 《跋北魏郑平城妻李晖仪墓志》，《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38 《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的立碑时间》，《文史》2005年第4期。39 《吴简中的“作部工师”问题》，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12月。40 《北齐韩长鸾之家世》，《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41 《匈奴单于号研究》，《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42 《闲说吕无党》，《书城》2006年第1期。43 《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44 《再说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45 《也说吴平斛》，《吴简研究》第二辑，崇文书局，2006年9月。46 《另一个敕勒川》，《历史学家茶座》第5辑（2006）。47 《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48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6年第12期。49 《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学》第12辑（2007年1月），50-73页。50 《柔然官制续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73-97页。51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魏元则、元宥墓志疏解》，《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2期，22-28页。52 《雪中的游思》，《历史学家茶座》第7辑（2007年第1期），88-94页。53 《始建国二年诏书册与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单于》，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6月，181-184页。54 《近年における北京吴简研讨班の主要成果につぃて》，日本长沙呉简研究会（编）《长沙呉简研究报告》第3集，东京：2007年，103-108页。55 《试论曹操的爵制改革》，《文史》2007年第3期，51-61页。56 《跋前秦梁阿广墓志》，《出土文献研究》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57 《杀人石猜想》，《中华文化画报》2008年第1期，第120-127页。58 《新出墓志与现代学术伦理》，《南方周末》2008年3月6日。59 《横笛莫吹行路难》，《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12日。60 《斯德本与中国艺术史》，《书城》2008年第4期。61 《论阙特勤之“阙”》，《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92-202页。62 《横绝大漠心飞扬》，《历史学家茶座》2008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138-144页。63 《高昌文书中的柔然政治名号》，《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64 《松下宪一《北魏胡族体制论》评介》，《北大史学》，第13辑。65 《跋北魏辛凤麟妻胡显明、辛祥及妻李庆容墓志》，《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66 《“真吏”新解》，《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第121-131页。67 《从民族的起源研究转向族群的认同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8-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53-264页。68 《高句丽兄系官职的内亚渊源》，《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性质》，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2009年。69 《王化与山险》，《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70 《吉木萨尔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的调查与思考》，《西域文史》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71 《为你跋山涉海》，《书城》2009年第10期。72 《跋敦煌莫高窟所出北魏太和十一年刺绣发愿文》，《文史》2009年第4期。73 《北魏申洪之墓志补释》，中国文物研究所主编《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74 《北魏道武帝的鲜卑语本名》，《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31-42页。75 《2010年9月访乌兹别克斯坦散记》，《传承》2010年第3期（总第17期），2010年12月，第56-67页。76 《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波动》，《大观》2011年第1卷（总第5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3月，第40-47页。 《茹茹公主》，《文景》2011年4月号（总第74期），第40-51页。 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nner Asian Political Titulary, in: Mehmet ?lmez , ?tüken’den ?stanbul’a Türk?enin 1290 Y?l? (720-2010) Sempozyumu Bildiriler, ?stanbul: ?stanbul Büyük?ehir Belediyesi Kültür ve Sosyal ??ler Daire Ba?kanl???, 2011, 111-《北魏皇室制名汉化考》（日文），《魏晋南北朝における贵族制の形成と三教文学》，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9月，第247-258页。《说北魏孝文帝之赐名》，《文史》2011年第3期，第49-61页。《北魏太武帝东巡碑的新发现》（与李泉汇合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9期，第99-109页。《一曲风高奏古宫——读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中华读书报》2011年6月22日第9版。《蒙古国出土的唐代仆固乙突墓志》，载台湾政治大学编《中原与域外》，2011年。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3月。（与叶炜合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杀人石猜想》，中华书局，2010年5月。《历史的高原游牧》，中华书局，2011年1月。 《吴简研究》第三辑（罗新、宋少华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6月。《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 》，Indiana University ，2012。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11月。（与王素合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叁】，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与王素合作） 铃木宏节《暾欲谷碑文研究史概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期。主持选、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10月。 我年轻时，某个赶写博士论文的冬夜，在FM4里听了朱哲琴的《黄孩子》，那种空旷萧索的孤独感和无望感，恰好匹配了我写不下去却不得不写的绝境。“在白人的大街上，有许多蓝色目光。……在黄人的家庭里，有许多黑色目光。”歌词把白人蓝眼与黄人黑眼相比对，倾诉东方在西方面前的失落。歌里唱道， “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个黄孩子。”和唱歌时的朱哲琴一样，我听歌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自己是“黄种人”。那首唱遍中国的《龙的传人》里就有一句“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我们被教育去认知并认同自己的黄种人属性，被教育承认自己的皮肤是黄色的，尽管肉眼看我们的皮肤一点也不黄，除非是生了某种特殊的病。这许多年间，如同周伯通努力忘记《九阴真经》那样，我们逐渐把一团又一团的教育浆糊从脑子里清除出去。种族思维逻辑下的众多概念已经不再流行了，我们知道了人种分类是伪科学，也明白了人类体质特征的差异其实是几万年来生存于地球不同环境所发生的适应性变化而已。在西方学术著作与公众媒体上已很难找到“蒙古人种”、“黄色人种”这样对东亚的标签了。不幸的是，这些标签及其代表的种族思维在两百多年来种族思维的受害地区如中国，却还远远没有成为陈迹。即使在中国近年所出的考古报告中，我们依然很容易读到骨骼分析的专章，其中常常有人种方面的数据与推测，特别是边疆古代人骨的种族分析，诸如有多少属于欧罗巴人种，有多少属于蒙古人种，等等。等而下之的，还有对古代族群骨骼的细致分类，全然不顾古代族群的根本属性其实是政治单元而不是血缘集合。毫无疑问，对于种族思维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们常识教育中的空白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恰好有了一部反思种族思维的上佳教材，这就是奇迈可（Michael Keevak）的新著《成为黄种人：种族思维简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此书着力于再现西方社会对东亚人群进行描述和理解的观念史变迁，考察了“黄种人”观念的起源，人种分类理论中“黄色蒙古人种”在西方科学界的定型，以及这一学说如何传播至东方并为东方社会广泛接受的知识过程，是一部有关种族思维有趣却沉重的社会文化史。不难理解的是，“黄色人种”的本意是指皮肤为黄色的人种。可是，奇迈可此书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却是，把东亚人的肤色归类为黄色，并非经验观察的结果，而完全是一种近代科学的新发明。十八世纪中期之前的各类西人旅行报告中，对东亚人（主要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肤色的描述多是白皙、略暗的白色、橄榄色等，绝少认为东亚人在肤色上与欧洲人迥然有别。包括旅行家、商人和传教士在内的观察者注意到，东亚不同地区的人群体质特征有相当程度的差异，比如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比起来肤色要暗一些，但这种差别与欧洲各国间的差异一样，只是深浅之别。这才是经验观察的记录。那时常常被西方观察者归类为“黄皮肤”的，恰恰是在十九世纪被纳入“白人”范围的印度人。色彩不单单是对物理现象的客观描述，还带着各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价值与情感。笼统地说（当然只是就奇迈可所要论述的方向而言），西方传统中白色代表着神圣、纯洁、智慧和高贵，黑色象征着邪恶、污贱、死亡和野蛮，黄色则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与恐怖。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被认为与西方一样是文明社会的时候，西方旅行者看东方人的肤色是白的，一点也不黄。但随着西欧工业革命的发展，古老的东方社会越来越显得落后、停滞与衰退，东方人的肤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为白色的资格。奇迈可调查了这种转变，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观察者称东亚人的肤色近似白色但并不是白色，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棕色、橄榄色、灰白色、铅色，等等，总之再也不是白色了。不过，几乎还没有人以单纯的黄来描述东亚人的肤色，因为黄色的确并不是一个可以在东亚用肉眼凭经验观察到的肤色。白色被欧洲人垄断之后，如何描述东亚人，似乎在相当长时间和相当广的范围内，难以达成一致。这个问题的解决，要等欧洲中心主义继续成长，超越经验观察，由近代动植物分类学、人类学和进化论主导，才最终实现了东亚人肤色由白向黄的历史性跳跃。十八世纪中期开始的人种分类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中的种族思维取代了古典的经验描述，自然体系中的人类在科学上得以分门别类。人种分类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学者是瑞典植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他在1735年出版的《自然体系》中把人类分为四种，其中欧罗巴白种人、美洲印第安红种人和非洲黑种人都是那时已广为西方社会所熟悉的说法，只有亚洲人的肤色他用了一个并不明确的拉丁词fuscus，通常可以理解为深色或棕色。在1740年的德文译本中，这个词被译为德语的gelblich“微黄”。奇迈可认为，这是亚洲人种的肤色从各种可选择的颜色最终走向“黄色”的重要一步。而更重要的一步是由林奈本人迈出的。他在1758-1759年出版该书第十版时，把亚洲人的颜色由fuscus改为luridus，而这个词可以译为黄、淡黄、蜡黄、苍白、死一般的颜色，等等。奇迈可强调，林奈并非简单地要在白与黑两极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过渡色，他其实是在找一个暗示病态和不健康的词来指称亚洲人，因为林奈说过，植物呈现luridus颜色就意味着悲伤和可疑。十八世纪后期，所谓的科学种族论（Scientific Racism）里程碑性的发展来自于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Johann F Blumenbach, 1752-1840）。这位号称体质人类学之父的德国科学家不满意林奈等人以大洲为单位和以肤色为标准区分人种的做法，转而采用体质特征特别是头骨形态分析的方法把人类分为五个种群，分别命名为高加索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美洲人种、马来人种和蒙古人种。他发明的人种名称中，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这两个词都具有不可思议的、巨大的生命力，即使在种族思维正在被抛弃的今天，它们仍顽强地频频出现在各种科学与通俗文字里。尽管布鲁门巴哈认为肤色的分类不精确易混淆，而且他自己只专注于头骨分析，但他还是把流行的肤色分类与他的头骨分类相结合，从而出现了白色高加索人种、黑色埃塞俄比亚人种、红色美洲人种、黑褐色马来人种和黄色蒙古人种的五大人种分类法。在奇迈可看来，正是由于蒙古名称为学界所广泛接受，与该人种相联系的黄色也就稳定下来，一枝独秀，成为所有各备选颜色中最终的胜出者。从此，东亚人种就具有了蒙古体质与黄色皮肤的双重标签。1795年是科学种族论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布鲁门巴哈创造了“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等全新概念。之后的数十年间，尽管仍有人对如何更好地描述东方人的肤色存有争议，东亚人的“蒙古人种”属性则已普遍视为定论。布鲁门巴哈为什么采用蒙古来命名东亚人种呢？奇迈可分析，这并不是一个随意的、方便的选择，也不是因为蒙古人头骨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据说这是以高加索命名白种人的理由），而是因为蒙古人是历史上最令西方惊恐的东方人，这个名称足以唤起西方对于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历史记忆。布鲁门巴哈反复提示蒙古与鞑靼的区别，他把鞑靼之名给予突厥人，认为包括鞑靼在内的中亚以及中东、南亚和北非人，和欧洲人一样都属于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则专指东亚人。布鲁门巴哈创立的体质人类学立即把人种研究当作该学科的全部内容，迅速把科学种族论推向极致。处在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红种人、黑褐色人种和黄色人种，如同处在黑夜与白天之间、文明与野蛮之间、完美与恶贱之间的过渡。人种之间的体质差异，不仅仅是生理性差异，还反映了道德与智力的差异。解剖学所证实的高加索人种较大的脑容量决定了白种人的智力优越于其他人种，而且浅肤色和高眉骨也与他们最高的道德水平有因果关系；蒙古人种特有的浅黄肤色和内眦赘皮，与他们生性中的狡黠阴暗、僵化死板有直接的相关性；而埃塞俄比亚人种的深肤色、低眉骨与厚嘴唇，则表明他们仍然接近于猿类。既然人的道德与智力差异取决于生理差异，那么，不仅人种之间，而且各人种的亚种之间的差异，也会指向血统的优劣之别，比如日耳曼人就比其他白人要优越得多，而对白人纯洁性和高贵性威胁最大的是白人中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这就进一步推动科学种族论走上更荒谬、也更邪恶的不归路。奇迈可的注意力集中在肤色上，特别是所谓蒙古人种的肤色上。他用了很大篇幅描述体质人类学家以科学研究的严谨和细致，百折不挠地投身于测定肤色的科学事业，他们设计各种方法，发明各种仪器，积累和分析有色人种特别是蒙古人种的肤色属性的详实数据。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初，早已深信蒙古人种的黄皮肤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肉眼难以看到，那是因为黄色隐藏在表象之下，只有科学测量、科学实验和科学计算才能还原黄色的真相。依据进化论理论，在人类进化的两极之间，即完美阶段高加索人与原始阶段非洲黑人之间，黄皮肤的蒙古人种代表了进化过程的一个中间阶段，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东亚虽然有过较高级的古代文明，到一定时候却停滞僵化，以致远远落后于西方。有些东亚人看上去不仅不黄，而且似乎比许多欧洲人更为白皙，那也一定是因为东亚历史上有过欧洲血统的混入。奇迈可专辟一章讲种族思维在医学中的发展，围绕三个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来说明十九世纪科学种族论的深刻影响。第一个是“蒙古眼褶”。按照人种分类的生理学描述，蒙古人种眼睛细长且小，有明显内眦赘皮（又称蒙古褶），眼角上眼皮覆盖下眼皮。医生发现部分欧洲人儿童期也会出现眼内眦赘皮，在进化论的视野下，这种现象恰恰成为白种人进化程度高于黄种人的证据。第二个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是“蒙古斑”，这种骶部色素斑本是一种良性的先天胎记，普遍出现在世界各人群中，但因非洲人皮肤色素较深、欧洲人皮肤色素较浅，均不易察觉，故于东亚人群中最为常见，最初被认为仅见于东亚，因而被西方医学界命名为“蒙古斑”。一种科学解释把这种胎记看成人类进化中脱落了的尾巴的遗痕，而这种遗痕不见于白人，同样说明白人的进化程度是最高的。对于部分欧洲婴儿中也存在的这类胎记，有些学者解释与中世纪蒙古人的入侵有关，这种解释又被用来佐证人类混种的危害。第三个就是十九世纪后期英国医生John L Down发现并命名的“蒙古人病”。这种现已改以发现者姓氏命名的“唐氏综合征”，是染色体变异造成的遗传性智障疾病，最初只在欧洲人中发现，因为患者面容都很相像，脸部较宽，眼睛小而上挑，与人们理解中的蒙古人种的面部特征颇为相似，发现者遂称之为“蒙古人病”或“蒙古傻子”。白人患了智障疾病怎么会呈现蒙古人的面容特征呢？符合进化论的解释是，智障疾病就是人类进化的反向衰退，高加索人种衰退的结果，就是回到较低级的蒙古人种阶段，所以会有蒙古人的面容。按照这个荒诞的病理理论，如果蒙古人种也发生智障衰退，患者就应该呈现黑人的面部特征。后来在白人以外、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各人群中都发现了这类病患，旧的病理解释也早已抛弃，这个有着强烈病态特征的“蒙古病”名称却被医学界沿用到差不多二十年前。正如有些医学机构所批评的，至迟从科学种族论兴起以来，以种族为根据的病理分析已经成为某种本能反应，把种族、族群这类假定以血缘依据划分边界的社会单元，与某些病患的发生机理和流行范围联系起来。这种做法直到目前还颇有市场，尽管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医学杂志已开始要求作者不再以种族作为解释变量。我们举一个在中国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关于脚的小拇指趾甲分叉的种族或族群解释。脚小拇指趾甲分叉，在中国有许多种解释，其中很多都从种族或族群角度切入。比如，有人说这是蒙古人种的特征，也有人解释这是汉族的特征，还有人认为这是满族的特征。最浪漫的解释把这种疾病现象与明代洪洞县的移民传说联系在一起，说具此特征者都是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的后裔。这种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指甲疾病（Onychoschizia），可能仅仅与营养缺陷或身体脱水有关，从种族角度寻求病理解释只能是缘木求鱼。每个文化体、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种族思维传统，但只有西方的科学种族论带有科学的光环，并作为近代西方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进入非西方世界。奇迈可考察了黄色蒙古人种观念在中国和日本被接受的过程，发现中国人接受此一观念更加主动，因为黄色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负面意义（表色情涵义的“黄色”一词是后来从西方yellow journalism转化而来的），诸如黄帝、黄河等专名的传统以及黄色的尊贵地位等因素，使中国人接受黄色人种归类并无困难，需要剔除的仅仅是西方人附加于白色与黄色的种种价值褒贬。而日本传统中黄色并无这种积极用例，因此接受过程较为曲折。奇迈可还发现，中国人最早接受这一观念并积极推广鼓吹的，是那些有机会接受西方教育或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而对于日本的崛起，中国反西方的社会行动如义和团，西方的反应之一就是“黄祸论（yellow peril）”的出现。黄祸论虽然是针对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但历史依据却是十三世纪的蒙古西征，全然不顾历史上中国是蒙古征服的受害者，而日本也差一点就遭受蒙古征服。蒙古人种与黄色人种这两个标签结合起来，才可能推动“黄祸论”的流行。从1972年Richard Lewontin发表那篇人类基因多样性在人群中分布比例的文章以来，以“种族（race）”这一类的标签把人类划分为不同集团与亚集团的传统分类法，开始越来越失去其生物学的依据。研究者相信，人类基因多样性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比较而言，地域与族群间的差异反倒无关紧要，而且在种族与种族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根本不可能描画出有科学依据的分界线。最近有关基因与种族、基因与族群关系的研究显示，现代人类基因多样性的现状，是人类在约十万年前走出非洲很久以后，晚至五六万年前才加快速度形成的，是人类基因在个体之间、集团之间历经长久的反复交换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网状演化”（reticulate evolution），而所谓种族，则是更晚的“社会-文化建构”（socio-cultural construct）。这种“社会-文化建构”的本质，则是政治性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认识在中国社会还远远不是常识，即使在知识分子中，即使在研究历史、民族和族群问题的学者中。事实上，我们经常听到的是《龙的传人》那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种族认同。正如歌里反复唱着“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明明身在东亚的写歌人和唱歌人，却用“遥远”这个词来描述自己脚下的土地，说明他们不仅接受了西方的种族观念，也主动以西方为中心点来测量和描述东亚。只是，蒙古人种、黄色人种、黄皮肤这样的观念与词语，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体上，在西方科学论著中，却基本销声匿迹了。这不仅是出于所谓“政治正确”，其实主要是出于“知识正确”，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脱胎换骨，抛弃种族思维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奇迈可这本《变成黄种人》对中国知识界具有很高的科普价值。只有深入了解种族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才能知道种族观念、人种分类知识是多么的荒谬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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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蛊”，照汉代郑玄的解释是“虫物而病害人者”。又引申为一切毒害。《左传·昭公元年》孔颖达疏：“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蛊。”“蛊”字由皿虫组成，本指生于器皿的虫或器皿被虫蛀坏。逐步引申，谷物腐败所生的飞蛾从及通过其他物体变质而形成的虫也被称为“蛊”。蛊被称为“蛊”。蛊被认为具有变幻莫测的性质和非同寻常的毒性，所以又叫“毒蛊”“以毒药药人，令人不自知者，今律谓之蛊毒。”由毒蛊引发的疾病称为“蛊疾”或径称为“蛊”。先秦秦汉人所说的蛊疾有两个特点：蛊疾患者如同被鬼迷惑，神智错乱；毒蛊主要通过食物进入人体而从体内发作，与蝎螫蛇咬有异。这种巫术不仅危害严重，而且流传甚广，历代文献屡见记载。《周礼·秋官》记载周朝有“庶士”之职，掌除毒蛊。汉代毒蛊盛行，《周礼·秋官·庶士》郑玄注引东汉《贼律》：“敢蛊人者及教令者弃市。”《晋书·郭噗传》：若以蛊为妖蛊诈委者，则当投界裔土。梁·顾野王《舆地志》载：“江南数郡有畜蛊者，主人行之以杀人。行饮食中，人不觉也。”晋以后文献记载有犬蛊、奥蛊、蛇蛊、蜈蚣蛊、猫蛊、蜘蛛蛊等。而宋代以后又有人对蛊进行系统分析，把蛊的种类分成——蛇蛊、金蚕蛊、南片蛊、石头蛊、泥鳅蛊、中害蛊、措蛊、肿蛊、癫蛊、阴蛇蛊、生蛇蛊等。在所有蛊中最有名的就是——金蚕蛊金蚕蛊：传说中的金蚕蛊形状象蚕（废话：P），通体金色灿烂。唐代人认为金蚕蛊“屈如指环，食故绯锦，如蚕之食叶”，故又称之为“食锦虫”也有人说之所以以金为名是因为：“每至金日，则蛊神下粪如白鸟矢，刮取以毒人”所以取名为“金”古代各地对蛊术的命名不尽一致，如清代广东香山一带习惯将蛊术称为“鬼药”或“挑生”。除以上标目分析的影响较大的蛊种外，还有很多蛊只具其名而内容不详，如《本草纲目》提到蜈蚣蛊，玛蝗蛊，草蛊；明代的《浑然子》也有鼠蛊，鸠蛊的名称。古人早有百蛊之说，毒蛊和蛊术的品类是难以系举的。 制蛊法：有些造蛊者强调必须在农历五月五日（端午日）聚置毒虫，这是受了五月五日毒气最盛的传统观念的影响。“蛊，多于端午日制之，乘阳气极盛时以制药，是以能致人于病、死。”又：“多用蛇、虫、蜈蚣之属来制，如果无法解救时，一触便可杀生。” 传说中养蛊的方法、与《通志》上一二载的相类似。《通志》中所记载的．要用一百种虫类，而夷人所要的只有十二种。在养蛊以前，要把正厅打扫得干干净净，全家老少都要洗过澡，诚心诚意在祖宗神位前焚香点烛，对天地鬼神默默地祷告。然后在正厅的中央，挖一个大坑，埋藏一个大缸下去，缸要选择口小腹大的，才便于加盖。而且口越小，越看不见缸中的情形，人们越容易对缸中的东西发生恐怖，因恐怖而发生敬畏。缸的口须理得和土一样平。等到夏历五月五日（端阳），到田野里任意捉十二种爬虫回来问E端阳那天捉回来的爬虫养不成蛊，放在缸中，然后把盖子盖住。这些爬虫，通常是毒蛇、鳝鱼、蜈蚣、青蛙、蝎、蚯蚓、大绿毛虫、螳螂……总之会飞的生物一律不要，四脚会跑的生物也不要，只要一些有毒的爬虫。这十二种爬虫放入缸内以后，主人全家大小，于每夜入睡以后祷告一次，每日人未起床以前祷告一次。连续祷告一年，不可一日间断。而且养蛊和祷告的时候，绝不可让外人知道。要是让外人知道了，自己养的蛊就会被巫师用妖法收去，为巫师使用，主人就会全家死尽。即使不被巫师收去，成蛊以后，也会加害主人。一年之中那些爬虫在缸中互相吞噬，毒多的吃毒少的，强大的吃弱小的，最后只乘下一个，这个爬虫吃了其他十一只以后，自己也就改变了形态和颜色。根据传说的种类很多。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叫做“龙蛊”，形态与龙相似，大约是毒蛇、蜈蚣等长爬虫所变成的。一种叫做“麒麟蛊”，形态与＆间相似，大约是青蛙、蜥蜴等短体爬虫所变成的。一年之后蛊已养成，主人便把这个缸挖出来，另外放在一个不通空气、不透光线的秘密的屋子里去藏着。据说蛊喜欢吃的东西是猪油炒鸡蛋、米饭之类，饲养三四年后，蛊约有一丈多长，主人便择一个吉利的日子打开缸盖，让蛊自己飞出去。蛊离家以后，有时可以变成一团火球的样子，去山中树林上盘旋，有时可以变成一个黑影，在村中房屋间来往。蛊的魔力最大的时间是黄昏。每次蛊回家之后仍然住在缸中。吃到人的这天，主人就不必喂它东西了。据说养蛊的好处并非要蛊直接在外面像偷盗一样偷宝贝回来供主人使用，而是要借重蛊的灵气，使养蛊的人家做任何事情都很顺利。如果主人想要经商，借重蛊的灵气，可以一本万利。如果主人想要升官，借着蛊的灵气，可以直上青云。反过来说，如果偶一不慎，被受蛊害的人家知道了，去请专门的巫师来把蛊收掉，蛊的主人便会诸事不宜，全家死尽。养蛊的人家，除了日常要虔诚服侍之外，到每年夏历六月二十四日，要对蛊作隆重的祭礼。这个祭礼延续三天，即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在这三天之内，主人要每天都用新鲜的猪一头、鸡一只、羊一头，煮熟以后，到晚上星宿齐观天空之时，全家把猪羊鸡搬入养蛊的秘室中去俯伏祷告，祷告完毕，将猪羊鸡砍碎，投入缸中。据说蛊的食量很大，魔力很高。祭扫的时候，外人不得参加，消息不可泄漏，否则又有身家性命的危险。除了聚虫互咬一法外，各种特殊的毒蛊又分别有特殊的制造方法。癫蛊：多是山中人所为，把蛇理土中，取菌以毒人。措蛊：又谓之“放蛋”，更有调之“放瘠”、“放蜂”的，两粤的人，多善为此，方法是端午日，取蜈蚣和小蛇、蚂蚁、蝉、蛔虫、头发等研为粉末，置于房内或箱内所刻的五瘟神像前，供奉久之，便成为毒药了。泥鳅蛊：用竹叶和蛊药放水中浸之，即变为毒的泥鳅。蛤蟆蛊：唐代医家说：“颜色乍白乍青，腹内涨满，状如虾蟆；若成虫吐出如蚵蚪形，是蛤蟆蛊也”蛤蟆蛊的特征是蛤蟆成精为怪。石头蛊：用石头施以蛊药而成。蔑片蛊：将竹片施以蛊药后便成。“岭南卫生方”：制蛊之法是将百蛊置器密封之，使它们自相残杀，经年后视其独存的，便可为蛊害人。蜴蛊和□螂蛊：蜴蛊即蜥蜴蛊，可能是指百虫互食后独存的蜥蜴，据说蜴蛊患者有面色黄赤、腰背沉重、舌上肿胀等症状；□螂蛊“颜色多青，毒成吐出似□螂。”在文献记载中，这两种病例较为少见了。什么是蛊： 是一种以毒虫作祟害人的巫术。是一种古老而神秘、恐怖的巫术，主要流行于我国南方各地和一些少数民族中。蛊，从字形上看，就是将许多虫子放在一个容器里孔颖达《十三经注疏》曰：“以毒药药人，令人不自知者，今律谓之蛊毒。”《本草纲目·虫部四》中解为由人喂养的一种毒虫，“取百虫入翁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此即名曰蛊。” 蛊的制作和种类： 蓄蛊者多为妇女，是妇女的专长。《滇南杂志》：“云南人家家蓄蛊……人家争藏，小儿虑为所食，养蛊者别为密室，令妇人喂之，一见男子便败，盖纯阴所聚也。”周去非《岭外代答》：蛊毒为“妇人形披发夜祭”，《滇南新语》：为夷女所悦。蛊的种类很多，通常有：金蚕蛊、疳蛊、癫蛊、肿蛊、泥鳅蛊、石头蛊、篾片蛊、蛇蛊等等。其中金蚕蛊最凶恶。旧时在福建一些县乡，养金蚕的迷信活动较盛。据说金蚕是一种无形的虫灵，它能替人做事，最勤于卫生，大凡室内很干净的人家便认为是养金蚕的人家。金蚕的制作方法是：选用蛇、蜈蚣等12种毒虫，埋于十字路口，经49日（或另一个神秘日数）取出存于香炉中，成为金蚕。在信仰金蚕的人心目中，金蚕是有灵性的，既能使饲养者发财致富，但富起来的人家主人也要告知金蚕亏欠多少，否则金蚕要求花钱买人给它吃，不然则作祟。养金蚕家若不想再养它，可以将其转嫁出去，曰“嫁金蚕”，方法是用包包银两、花粉和香灰（代表金蚕），放在路上，贪财者自然会拾取。金蚕可以致敌人死亡，通常是腹肿、七窍流血而死。疳蛊，又称做“放蛋、放疳、放蜂”，在广东、广西民间流行。制法是在端午日捉蜈蚣、小蛇、蚰蜒、蚂蚁、毒蜂、蝉、蚯蚓等加头发，晒干后研为粉末，供奉在瘟神像前，久而成蛊，放饮食中可毒害人。癫毂在苗族中流行，多将蛇埋土中后生菌类，用以害人成癫；肿蛊则使人腹部肿大；泥鳅蛊，是用蛊粉与竹叶浸泥鳅与人吃，使之中毒；至于石头蛊、篾片蛊均又蛊药泡制而成，放于路中害人，据说可进入人身体作祟成恶疾。 施蛊方法多是放入食物中： 蛊女施蛊多是下在饭菜中，《赤雅》：“蛊成先置食中，味增百倍”，而且多放在第一块食物上。下蛊有的是下虫本身，优点下虫粪便，也有的是下涎沫。有时不经食物也可施蛊。刘南《苗荒小记》：“苗之蛊毒，至为可畏，其放蛊也，不必专用食物，凡嘘之以气，视之以目，皆能传其毒于人；用食物者，蛊之下乘者也。” 患蛊者的症状和验证方法： 刘锡蕃“中蛊者，或咽喉肿胀，不能吞饮；或面目青黄，日就羸瘠；或胸有积物，咳嗽时作；或胸腹胀鼓，肢体麻木；或数日死，或数月死”。验证之法：可令其嚼生黄豆，无腥味则中蛊，在少数民族地区是在嘴里含一块鸭蛋白，其上插一枚银针，如果鸭蛋白和银针变黑，则中蛊。预防和解蛊方法：凡是蛛网灰尘之家，疑为养蛊之家，忌往来；凡就食如主人先用筷子敲一敲杯碗，后盛饭的，疑为施蛊，要特别小心可不食或道破；凡出外就食，随身携带大蒜，可防蛊，蛊入酒难治，出门不饮酒可防蛊。解蛊破蛊的方法：服雄黄、大蒜、菖蒲煎水，或石榴根水，可泻毒；又云金蚕最怕刺，可入药治蛊。古旧医书上多均有医蛊偏方，五花八门。破蛊之法：道破，秋天苗族妇女携布袋卖刺梨于小孩吃，多中蛊者，久为群儿识破，买时先呼而问曰：中有蛊否？答曰：无，则不为害矣。然后可购买。另外，据说蛊怕谓，取谓入养蛊之家，其蛊立擒。放蛊的目的，多半是消解怨气，有时也作为一种保护措施，有人怕别人偷食物，便放蛊，便盗者立毙，相反，“杀人多者，蛊益灵。”
第一，从地下挖出来东西。第二，文字性的东西（包括古地图）比如带文字的甲骨，龟壳，竹简，木简，帛书，帛画。多指平面性的物品，立体的（鼎，罐以及生活器物）不算在内。
地下出土的文献资料一般来说是两类东西，一类是当时的遗弃物，实际上就是垃圾，有办公垃圾，也有生活垃圾。像遗址里出土的，如西北地区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悬泉置简牍等。以前这一类文献主要出在北方。因为在自然状态下，竹、木制品或丝绸很容易朽烂，俗语说：干千年，湿千年，不干不湿只半年。西北地区气候干燥，遗物保存下来的机会要大一些。但最近几年在南方的古井中也出土了大量此类简牍，如 1996年10月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以及2002年六七月份湖南龙山里耶古城水井中出土的秦代竹简。因为井口被自然封闭后，井内的情况就和墓葬内部差不多，所以竹简方得以保存至今。还有极个别的情况，像敦煌悬泉置出土的“四时诏令五十条”原来是写在墙上的布告，后来遗址废弃了，房屋倒了，布告便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还有一类是有意的埋藏，较多见的是古墓中的简、帛和文书，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等。这一类文献以湖南、湖北出土的最多。还有像山西侯马、河南温县的盟书。这些盟书是古人盟誓以后埋在坑(也称为“坎”)里的，一般和祭祀有关。另外，敦煌文书也属这一类。出土文献从文字上来分，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汉字系统的文献，即甲骨文、金文、六国古文、秦文字、隶书等汉字系统的。一类是非汉字系统的古代各民族文字的文献，如佉卢文、粟特文、梵文、回纥文、西夏文、女真文、藏文等等。这两类文字的载体基本上是相同的，有金、石、简、帛、纸张等。藏文、梵文，还有用贝叶的，特殊一些。无论是有意的埋藏，还是遗弃物，这些文字材料，对我们来讲价值是一样的，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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