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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期 青年时期的鲁迅13岁那年，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锒铛入狱，此后他的父亲长期患病，终致死亡，家境败落了下来，因此卖了房子。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小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间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自他家变穷了，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好朋友也不和他说话了，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对于他幼小的心灵的打击很大，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事物的。多年以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真诚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求学时期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 。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倘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1898年，18岁的 鲁迅先生画像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借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先生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他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弃医从文 鲁迅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95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众多的“体格强壮，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在淡然地围观被当作俄国侦探处死的同胞。鲁迅受到极大的打击，这时他已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他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先生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 的思想不但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混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病逝上海 鲁迅先生葬礼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列。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如果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鲁迅先生葬礼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其中《风筝》《故乡》《孔乙己》《诗二首》选进二期课改教材初二下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进二期课改教材初一上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风筝》《雪》《藤野先生》《社戏》等都被选入初中人教版语文课本。《朝花夕拾》一书也成为中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而他的小说集《呐喊》《彷徨》也成为后代人的精神佳作。 1918年起，先后发表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坟》《故乡》《故事新编》等小说名篇，后来一同收入小说集《呐喊》。
就是要在引入物种时要成年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也要在实验室中做详细的实验来证明引入中不会因为过度繁殖给其他物种带来生态威胁。
中国入侵物种综述解 焱1 李振宇2 汪 松11．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关村路19号，北京 1000802．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香山南辛村20号，北京 100093 中国从北到南5 500 km，东到西5 200 km，跨越50个纬度，5个气候带：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Wang Sung et 1997）。这种自然特征使中国容易遭受入侵物种的侵害。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外来种都可能在中国找到合适的栖息地。 中国从外地或国外引入优良品种更有悠久的历史。早期的引入常通过民族的迁移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实现。公元前四世纪，由数段民间通道相连接，形成““蜀-身毒（即印度）道”，这条古道从成都经云南的腾冲，通过缅甸北部到印度。原产非洲的酸豆（Tamarindus indica）在上述范围内广泛栽培和归化，云南元江河谷就有巨大的酸豆个体。在中国西北部，汉代时的"丝绸之路"从渭河流域通过中亚各国，与土耳其东部相连接。公元前100多年，汉朝使者张骞和他的助手从中亚带回葡萄（Vitis vinifera）、紫苜蓿（Medicago sativa）、石榴（Punica granatum）、红花（Carthamus tinctorius）等等经济植物的种子。北宋期间，泉州和广州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的主要港口。芦荟（Aloe barbdensis，或A vera chinensis）在此期间第一次有活植物的记录。它原产于非洲东北部，现于华南的沿海地区归化。1645年伽马航线开辟后，西欧各国的人到印度、东南亚各地，将不久前从美洲收集的物种带去，而旅居这些地方的华侨将一部分种，如甘薯（Ipomoea batatas）、烟草（Nicotiana tabacum）及西番莲（Passiflora coerulea）等经济植物转引到中国。1624至1662年荷兰人占领台湾期间，曾将一些美洲种类，如银合欢（Leucaena leucocephala）、金合欢（Acacia farnesiana）、量天尺（Hylocereus undatus）等引进台湾，上述种类中的大多数后来归化为野生植物。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香港、广州、厦门、上海、青岛、烟台和大连等海港成为外来杂草进入中国的主要入口。例如香丝草（Conyza bonariensis）于1857年在香港，小白酒草（Conyz canadensis）于1862年在山东烟台，一年蓬（Erigeron annuus）于1886年在上海分别出现，然后向内地蔓延。而栽培植物的引种和逸生地点比较不规则，例如法国传教士曾将欧洲的荆豆（Ulex europaeus）引种到四川城口教堂附近后大量逸生（Wei Zhi and Wei Siqi, 1998）。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贸易和交通系统的发展和入境人员的增加，促进了外来物种的引入。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加速了中国境内物种在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的外来物种在中国的扩散。许多入侵物种在全面入侵以前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新环境，因此新到达中国的入侵种的全面影响可能过一段时间才能感觉到。从美国和中国相似的地理条件来看，美国的外来种入侵现状预示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美国外来种定居、扩散和危害的趋势仍在发展，已有大量有关入侵物种的文献记录（Nico and Fuller，1999；Vitousek et 1997；Randall and Marinelli，1996）。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我们可以预计到中国类似的情况。 虽然对外来病虫害的危害和检疫已经引起中国海关、农林部门的注意，但入侵种的概念传入中国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西方国家对入侵种问题研究较多。已有有关外来植物、杂草、鱼类、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两栖爬行类、哺乳类和野生动植物疾病等的大量研究和出版物，内容包括普遍性的入侵路径、载体、自然和人工干扰（物理、化学、气候等）的作用，以及入侵种带来的危害（Sandlund et 1999；Westbrooks，1998）。然而中国除动植物检疫局列出的规定检疫物种和少数对人类经济造成极大损失的物种外，对其它的外来物种及其对自然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较少。目前还没有较全面的统计资料说明外来种情况、入侵种的危害及其防范措施。根据文献记载和我们的初步调查，中国已知外来的归化植物有380种，隶属62科，210属。本文主要列出了一些造成明显危害的事例。从这些事例中对中国的入侵种问题可略窥一斑。正文中提到的部分入侵物种，在附录一中有具体描述。1 中国入侵种的主要特点 入侵种（invasive species）是外来种（exotic species或alien species）中归化（naturalized）的生物物种。外来种的概念可参照Schwartz (1997) 的9条标准。外来种泛指非本土原产的外域种。本文采用的确定入侵种的标准是外域种：1)借助人类活动越过不能自然逾越的空间障碍而入境；2)当地的自然或人为生态系统中定居，并可自行繁殖和扩散; 3)对当地的生态系统和景观造成了明显的影响，损害我国的生物多样性。 中国的外来入侵种几乎无处不在，表现出：1)涉及面广。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均发现入侵种，到1999年底，中国共建立了1 118个自然保护区，覆盖全国总面积的62%（86 410 000 hm2）。除少数偏僻的保护区外，或多或少都能找到入侵种；2)涉及的生态系统多。几乎所有的生态系统，从森林、农业区、水域、湿地、草地、城市居民区等都可见到，其中以低海拔地区及热带岛屿生态系统的受损程度最为严重；3)涉及的物种类型多。从脊椎动物（哺乳类、鸟类、两栖爬行类、鱼类），无脊椎动物（昆虫、甲壳类、软体动物），高、低等植物，小到细菌、病毒都能够找到例证。入侵植物以草本植物为主。2 引入途径1 无意引入 货物的进出口是外来物种进入中国的重要渠道。据检疫部门统计：我国"八五"期间共进口粮食达6 500万吨，1996年粮食进口也超过1 000万吨。大宗粮食进口主要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共体、阿根廷等。随着与毗邻国家边境贸易的发展，中国与越南、泰国、缅甸、尼泊尔等国粮食贸易也有较大发展。由于进口粮食的国别多，渠道广、品种杂、数量大，带来有害杂草籽的几率高。从1986年到1990年9月，上海口岸进口粮食349船次，截获杂草种子近30科、100属、200余种。根据1998的统计资料，在包括大连、青岛、上海、张家港、南京、广州等12个口岸截获了547种和5个变种的杂草，分属于49科。这些杂草来自30个国家，随食品、饲料、棉花、羊毛、草皮和其它经济植物的种子进口时带入。其中有170种虽然还没有归化记录，但有可能在运输和扩散过程中侵入到野外（殷连平，1998）。从西半球进口的货物中开始出现一些亚洲种，如毛茛（Ranunculus japonicus）、苍耳（Xanthium sibiricum）等种类的种子，这意味着一些杂草已经完成了它们的环球旅行和扩散。轮船压舱水可能带入外域水生物种，这方面我国尚无深入的报道。无意引入的病虫害在农林牧和园林等各个行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案例很多，并已经引起相关部门，包括海关检疫部门的重视。农业病虫害美国白蛾、美洲斑潜蝇、甘薯长喙壳菌等；农业杂草，如豚草等；畜牧业害草有紫茎泽兰等；林业害虫有美国白蛾、松突圆蚧等；园林害虫有蔗扁蛾等。2 有目的的引入 几乎与养殖、种植有关的单位都存在大量的外地或外国物种的引进项目。这些单位有农业、林业、园林、水产、畜牧、特种养殖业、各种饲养繁殖基地，其中大部分引种以提高经济收益、观赏、环保等为主要目的。例如1990～1991年从台湾引进粮、油、瓜、果、菜等种苗繁殖材料共40多种（叶启贤等，1997）。又如我国草坪草种除结缕草（Zoysia materlla）种子外，其它草的种子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仅1997年进口量就达2 000吨以上（胥晓刚等，1999）。而我国的水产和特种养殖，引进种类也十分繁多，如罗氏沼虾（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红螯螯虾（Cherax quadricianalus）、虹鳟鱼（S gairdneri）、罗非鱼（Tilapia ）、鳗鱼（Anguilla japonica）、加州鲈（Micropterus salmoides）、匙吻鲟（Palyodoh pathula）、淡水白鲳（Colossoma brachypomum）、斑点叉尾鮰、条纹石鮨（Morone saxatilis）和金眼石鮨（Morone chrysops）等（邱黎明等，1994；廖国璋，1998）。最近一些外来水生植物从水族馆逃逸。水盾草（Cabomba caroliniana）原产于美国，现出现在浙江省的河流中（丁炳扬，2000）；来自南美洲的粉绿狐尾藻（Myriophyllum aquaticum）已在台湾归化（Li Zhenyu and Hsieh Changfu, 1996）。尽管前一种只开花不结果，后者只有雌株，这两种都不产生种子，但它们可通过无性生殖方式迅速扩散。有目的的引进种逃逸后给国民经济带来危害的事例比比皆是。如水产养殖引进外域鱼种，人工养殖场引进种獭狸，农业畜禽饲养国外引进种喜旱莲子草和凤眼莲，园林观赏和水质净化引入，沿海护滩引进植物大米草等等。中国南方大量引进优质鱼类，包括鳗鱼Anguilla japonica、加州鲈、桂花鱼、斑点叉尾鮰，并扩大养殖面积。一些食肉性鱼类（特别以小型鱼类为食）如加州鲈、条纹石鮨和金眼石鮨等的引进和养殖，会对当地自然水体中的其它鱼类种群产生什么影响，还缺少评估。从额尔齐斯河引入的河鲈（Perca fulviatilis）已导致新疆博斯腾湖中的新疆大头鱼（Aspiorhynchus laticeps）的灭绝。3 对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危害性 生物入侵已对农林牧渔以及旅游业造成巨大的损失，甚至威胁人类的健康。对于本土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破坏景观的自然性和完整性 明朝末期引入的美洲产仙人掌属（Opuntia）4个种（李振宇，1999）分别在华南沿海地区和西南干热河谷地段形成优势群落，那里原有的天然植被景观已很难见到。凤眼莲（Eichhornia crassipes）原产南美，1901年作为花卉引入中国，五六十年代曾作为猪饲料"水葫芦"推广，此后大量逸生。在昆明滇池内，1994年该种的覆盖面积约达10 km2，不但破坏当地的水生植被，堵塞水上交通，给当地的渔业和旅游业造成很大损失，还严重损害当地水生生态系统（丁建清等，1995）。2 摧毁生态系统 原产于中美洲的紫茎泽兰（Eupatorium adenophorum）仅在云南省发生的面积就高达7 km2，还以每年10 km的速度向北蔓延，侵入农业植被、占领草场和采伐迹地，不但损害农牧业生产，而且使植被恢复困难（丁建清等，1998）。小花假泽兰（Mikania micrantha）原产热带美洲，70年代在香港蔓延，80年代初传入广东南部。在深圳内伶仃岛，该种植物象瘟疫般的滋生，攀上树冠，使大量树木因失去阳光而枯萎，从而危及岛上600只猕猴的生存。3 危害植物多样性 入侵种中的一些恶性杂草，如紫茎泽兰、飞机草（Eupatorium odoratum）、小花假泽兰（微甘菊）、豚草属（Ambrosia）、小白酒草（Coryza canadensis）、反枝苋（Amaranthus retroflexus）等种可分泌有化感作用的化合物抑制其它植物发芽和生长，排挤本土植物并阻碍植被的自然恢复。外域病虫害的入侵导致严重灾害。原产日本的松突圆蚧（Hemiberlesia pitysophila）于20世纪80年代初入侵我国南部，到1990年底，已有130 000 hm2多马尾松林枯死，还侵害一些狭域分布的松属植物，如南亚松（Pinus latteri）。原产北美的美国白蛾（Hyphantria cunea）1979年侵入我国，仅辽宁省的虫害发生区就有100多种本地植物受到危害。4 影响遗传多样性 随着生境片段化，残存的次生植被常被入侵种分割、包围和渗透，使本土生物种群进一步破碎化，还可以造成一些物种的近亲繁殖和遗传漂变。有些入侵种可与同属近缘种，甚至不同属的种（如加拿大一枝黄花Solidago canadensis可与假蓍紫菀Aster ptarmicoides）杂交。入侵种与本地种的基因交流可能导致后者的遗传侵蚀。在植被恢复中将外来种与近缘本地种混植，如在华北和东北国产落叶松（Larix）产区种植日本落叶松（L kaempferi），以及在海南国产海桑属（Sonneratia）产区栽培从孟加拉国引进的无瓣海桑（S apetala），都存在相关问题，因为这些属已有一些种间杂交的报道。 美国已有5万多种外来种，虽然有害的入侵种只占其中一小部分，但它们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是惊人的。美国每年有700 000 hm2 的野生生物栖息地被外来杂草侵占（Pimentel et al, 2000），每年由于入侵种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 230亿美元！在美国受威胁和濒危的958个本地种中，有约400种主要由于外来种的竞争或危害而导致濒危（Wilcove et al, 1998），这种损失是难用货币来计算的。中国入侵种造成的损害尚未做出全面的评估，但由于生境破坏更为严重，入侵种猖獗，加上本土物种的基数较大，估计受损程度要大于美国。入侵种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生物多样性及环境保护中一种重要的制约因素。 中国对外来种危害的认识还极大地局限于病虫害和杂草等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没有意识到或者不重视外来种对当地自然生态系统的改变和破坏。对没有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却正在排挤、取代当地物种，改变当地生态系统的物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而在许多自然植被的恢复过程中大规模地有意或无意引入外来物种，结果必将造成中国当地丰富而特有的生物多样性丧失，而且很难恢复。目前中国大规模引入外来种的项目包括： 大规模的退耕还林过程中大面积种植外来物种，包括外来的桉树、松树、落叶松，和在不适宜的海拔和地区种植经济树种。这些树种的生态功能是十分有限的。 大规模的水土流失控制和退耕还草过程中主要依靠从国外（特别是美国）进口草种，有关中国当地草种的培育、研究和利用却十分少。中国极其缺乏如何收集当地草种，并培育以便用于当地的植被恢复工作的研究和教育，这将减少和改变中国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自然保护区的植被恢复使用外来物种，原因主要是对当地特有的物种没有信心，持有外来的就比当地的好的观点的人很多。如有的自然保护区正在用孟加拉的天瓣海桑来恢复红树林。许多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区使用外来物种作周边绿化用，这些物种常常是这些地区入侵种的重要来源。 城市周围植被恢复或绿化大量使用外来种，常常造成当地生态系统和景观的彻底改变。其中包括大量绿化树种，观赏花卉以及草坪业。以草坪业为例，随着全国城市大面积兴建各种不同功能用途的草坪（高尔夫球场、足球场、公园绿地等），进而推动了我国草坪业的迅速发展，使草坪草种子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但我国在草坪草育种方面的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对国外优良草坪品种的引种上，除结缕草（Zoysia materlla）种子外其它草的种子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仅1997年进口量就达2 000吨以上。到1990年为止，我国先后引进了114个不同的冷季草种，主要从美国引种。事实上，我国幅员辽阔，种质资源丰富，有很大的利用潜力（胥晓刚等，1999）。4 对外来种问题认识不足 中国从高层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到基层工作人员和大众普遍没有认识到外来种已经引起的危害和潜在的危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外来种危害的认识仅停留在少数病虫害和杂草，没有充分注意到更多的外来种对当地自然生态系统的改变和破坏。 使用当地特有的物种没有信心，持有外来的就比当地的好的观点的人很多。 盲目引种过多。多以经济效益为目的，引种前几乎没有或缺乏对引进种潜在危害（特别是对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评估，甚至一些自然保护区正计划用外来物种进行森林恢复，如有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已经用孟加拉的物种来恢复红树林。 缺乏对引进物种对当地自然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和长期监测。 对造成危害的入侵物种的处理不当。如在调查香龙血树（巴西木）（Dracaena fragrans）有害昆虫--蔗扁蛾过程中发现，严重受害的巴西木被淘汰后，作为垃圾堆放在园艺场的角落，其上虫口密度大得惊人，一般受害巴西木桩有虫100头/m以上。这种不作任何防止扩散的处理方法，对于蔗扁蛾这种寄主植物达24科50多种、不仅危害巴西木而且可危害香蕉、甘蔗、玉米、马铃薯等农作物及多种观赏植物的物种，一旦扩散到自然生态系统，后果不堪设想（程桂芳等，1997a, b， 1998）。又如无人收购的人工养殖海狸鼠和边境野生动物贸易没收的活体野生动物被随意释放到当地生态环境中。 没有任何较全面的有关入侵物种危害的中文出版物和指南。5 对策 综上所述，外来物种的问题必须立即提到议事日程上，否则，入侵物种可能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带来更大的麻烦，现在是必须行动的时候了。1 整理已有材料编撰成册 把入侵物种的概念、危害、国内外重要经验教训编辑成深入浅出的教育普及材料，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包括书本、刊物、小册子、万维网、广播、电视等）进行传播。2 建立有害入侵物种的数据库和信息系统 收集可能收集的有害或潜在有害的入侵物种的分类、原产地、入侵分布地、生理、生态、传播途径、防治方法等相关详细内容，并录入到数据库中，建立相应信息的查询工具，以CD-ROM或万维网的形式提供给所有可能的使用和查询者。3 加强国际合作 加强有关入侵物种的国际交流和合作研究。共享、连接或共建入侵物种数据库和信息系统。因为以下几点原因，这种国际合作显得十分重要。 入侵物种的问题总是涉及到原产国问题。原产国相应物种的防治方法、生态特点、天敌生物等信息对入侵国的防治有着重要作用。从松突圆蚧的原产国日本引进松突圆蚧花角蚜小蜂（Coccobius azumai），防治松突圆蚧获得成功（陈永革等，1998），即是从原产国寻找天敌防治物种的例证。 一个国家入侵物种的经验和教训，对其他国家在引入或防治同样物种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例如台湾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引进澳洲瓢虫防治吹绵蚧壳虫，获得成功（陆庆光，1997 a, b），即是学习了美国从澳大利亚引进澳洲瓢虫控制吹绵蚧壳虫成功的经验。有些物种不仅入侵到一个国家或地区，而且入侵到多个国家。如凤眼莲不仅危害中国，也危害北美、亚洲、大洋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互相学习经验更显得必要。入侵种在一个国家出现的信息可为周边国家可提供早期预报。4 加强案例调查和研究 以几个地区性的案例为例，开展外来物种（特别是人工引入物种）的现状及其潜在威胁的研究，以便摸清我国入侵物种的现状、危害程度，用科学和事实来教育管理人员、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使大家对外来物种对国民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引起大家对控制盲目引种的重视。 可以首先考虑以一个大中型的城市及郊区或自然保护区为抽样调查地区，调查该地区的园林树木、灌木、草坪、花卉中外来物种的种类以及外来杂草，并对该地区的自然环境进行调查，确定是否已有部分外来种类侵入这些自然环境中，是否改变了自然环境的物种组成、生态、群落结构，预测其潜在的危险，确定需要长期监测的物种。 以一个大中型的水域为例，调查外来物种对该水域当地物种（包括鱼类、水生植物等）种类、结构、数量和食物链关系的影响。对该水域的生态、物种结构变化开展长期监测工作，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5 建立法律制度控制外来物种入侵 中国已经有与检疫有关的法律和条例。如1992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和1997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1983年颁布、199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检疫条例》，1984年林业部颁布了《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的林业部分，其中我国国内森林植物检疫对象计有20种。有关的条例还有《植物检疫条例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传染和寄生病A类和B类名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潜在危险性病、虫、杂草名录（试行）》（简称三类有害生物名录），来源于《进境植物检疫危险性病、虫、杂草名录（一类、二类）》。目前涉及动物检疫方面的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1992年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畜家禽防疫条例》以及有关的配套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一、二类传染病、寄生虫病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物、动物产品及其它检疫物名录》等（于大海等, 1997；刘源智等，1998）。然而所有的这些法律和条例都是病虫害和杂草的检疫。应当制定防止入侵种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法律和条例。例如建立法律规定在大规模使用非当地物种之前，必须要进行5个世代的小规模实验来证明对当地生态系统不会造成威胁；在保护区中禁止使用外来物种。法律应鼓励使用当地物种进行森林恢复。参考文献：Chen D A Study on Achatina Fulica (F) in China (Classification, Distibution and Artificial Breeding) In: Proceeding of Tenth Inernational Malacology Congress (Tübingen 1989) 297-Dudgeon, D and Corlett R T Hills and Streams: An Ecology of Hong K Hong Kong University PDunns, S T and Tutcher W J, Flora of Kwangtung and Hong Kong (China) B M I A S, 10: 1-Li Zhenyu and Hsieh C New materials of the g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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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来改为周树人）字：豫山，后改为豫才，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13岁那年，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锒铛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致死亡，家境败落了下来，因此卖了房子。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小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自他家变穷了，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好朋友也不和他说话了，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对于他幼小的心灵的打击很大，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事物的。多年以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真诚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倘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借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先生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95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为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时他已经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所有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先生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混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它奠定了中国的新文学运动（1919），推进了现代文学的发展。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心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拥有做人的原则。 鲁迅先生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就像寓言中的叶公。 鲁迅先生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察觉到平时察觉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不仅是小说，也是诗，它以平凡的社会生活为题材，整体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先生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3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先生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先生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先生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其中《故乡》《孔乙己》《诗二首》选进二期课改教材初二下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风筝》《雪》《藤野先生》《社戏》等都被选入初中人教版语文课本。《朝花夕拾》一书也成为中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而他的小说集《呐喊》《彷徨》也成为后代人的精神佳作。 1918年起，先后发表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故乡》等小说名篇，后来一同收入小说集《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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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业学报和中国草地学报
草业科学专业培养具备草业科学方面(草坪、园林绿化、牧草栽培育种与加工、人工草地建植与管理、草地改良等)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农业以及其它相关的部门或单位从事草业生产与保护工作的技术与设计、推广与开发、经营与管理、教学与科研等工作的高级科学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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