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 1982 年在四川大学中文系就读，获学士学位， 1982 — 1985 年就读吉林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专业，从师刘翘、李树森副教授，获硕士学位， 1999 — 2003 年就读四川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 从师项楚教授，获博士学位。曾在莫斯科大学（ 2001 — 2002 ）、斯塔夫罗波尔师院（ 1989 — 1990 ）做访问学者。出版《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苏联文学沉思录》、《顿河激流 —— 解读肖洛霍夫》、《风雨俄罗斯》等专著，合译《肖洛霍夫秘密生平》等书。在《外国文学评论》、 《 Роман-журнал ⅩⅩⅠ века 》 、《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俄罗斯文艺》、《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争鸣》、《中国文化研究》、《俄罗斯研究》、《东北亚论坛》和《读书》等杂志发表论文，在《世界文学》等杂志发表翻译作品。若干篇文章被《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摘录，被《人大复印资料》复印。现在主持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神话与现实： 20 世纪下半叶苏联 / 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肖洛霍夫研究史》、教育部人文科学重点项目子项目《佛教灵验记研究》、 211 工程项目《外国文学名著重读》、负责省级和校级精品课程《外国文学》。讲授《外国文学》（本科）、《俄国文学》（硕士）、《专业外语》（俄语，硕士）、《俄罗斯文学专题研究》（博士）、《俄罗斯文学与文化》（博士）等课程。
世界六大著名通讯社：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俄通社－塔斯社、新华社（前四家为世界性的通讯社）
章廷桦，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毕业，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1933年11月生，江苏江阴人。曾用笔名汀化、卞廖沙，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俄罗斯文艺》杂志社社长。解放初参加解放军，后入大学，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从事俄语教学、外国文学的研究及编辑工作。曾任《苏联文学》杂志副主编，《苏联文学(联刊)》常务副主编，《俄罗斯文艺》杂志社社长。组织刊物编辑出版1600余万字，同时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喜剧美学研究会会员。主要研究二、三十年代俄苏作家及现代俄罗斯文学，专门研究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和戏剧、叶赛宁的抒情待、苏联各非俄罗斯民族文学及外国的讽刺幽默艺术和喜剧美学理论，在国内外发表理论及评论文章200余篇，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文章被俄、波、保等国报刊刊载或收入文集。译著百万字，主编《苏联各族中短篇小说选粹》及《世界文豪妙论宝库》俄苏作家部分共百余万字。写作方面时有散文及杂文在香港及国内报刊发表。曾入编《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编辑出版界名人录》。
杨 成1，1977年生，汉族，中共党员。法学博士，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俄罗斯研究》杂志社，《俄罗斯研究》副主编。
杂志社编辑的工薪报酬总的应该不错。具体到数目，不可一概而论。 杂志社不同，薪酬理念不同，管理方式不同。但是，编辑是杂志社的中坚力量。报酬自然不会低。有的实行栏目包干制，干得好，薪酬自然更加客观。有的实行底薪制。年薪制等。制度不同，个人能力不同，投入精力时间不同，回报自然不同。
我们老大（总编辑）的年薪是27万，不含税和保险金。我的直属领导（主编）月薪是9K，不含税和保险。
不同城市价格也不一样，不同单位价钱也不一样。许多杂志社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非法出版物”。
主编职务高，主编是负责编辑的，编辑好了，在由出版人出版出来。主编职责：在编委会或总编辑下，按编辑方针实施某个方面的具体业务。其工作内容为研究、制订某一方面的工作计划，组织并日常编辑事务，如审稿、审样、撰写重要言论等。有些编辑部门不设总编辑，主编是该部门的负责人，其职权相当于总编辑。除新闻、出版部门外，编纂专著有时也设主编，由编纂委员会指定担任。专著主编召集有关编务会议，主持拟定编辑计划，审定书稿。出版人和主编的区别：1、定义不同：出版人通常是指对以图书、报刊、音像、、网络等媒体承载的内容进行编辑、复制（包括印刷、复制等）、发行（或网络传播）的从业人员。某种出版物（包括丛书、辞书、报纸、期刊、学报、年鉴、文集、选集等）编辑事务主持者、核心参与的编辑者的称谓。2、职责范围不同：出版人是整个出版业的从业人员，主编属于公司编辑部门。3、职务不同：主编一词既可以作职务解，也可以作行为解。
袁振英（1894-1979），曾用名震瀛、震英，广东东莞人，先祖袁崇焕。1915年毕业于香港黄仁书院。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1919年在菲律宾当教员，并组织全菲律宾华侨工党，鼓吹无政府工团主义。1920年2月回到香港，任香港《晨报》兼广州《新民国报》编辑。其间为声援广东学生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斗争，参加了“广东游东记者团”，赴日本、朝鲜等地进行宣传活动。1920年8月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月22日，与俞秀松、施存统等八人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1日应陈独秀邀请参与编辑《新青年》，担任“俄罗斯研究”专栏主编，另外还参与共产党纲领草案的讨论，并在上海外国语学社教英文。同年底，随陈独秀到广州，任陈独秀和吴廷康的粤语翻译。1921年1月，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今广州广雅中学）校长，力排众议倡导并实行中学男女同校。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为该组织成员之一。《新青年》迁至广州后，继续负责该刊“俄罗斯研究”的编辑和撰稿。以“震瀛”为笔名，撰写、翻译了大量文章、译作，介绍和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仅在《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就发表了译作24篇。1921年8月前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从此离开了党组织。1924年9月回国后，大部分时间主要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曾先后在广州中山大学、武汉中央军校、暨南大学、山东大学、勷勤大学、香港华南汽车工程学校、广东大学、江南汽车工程学校、崇焕中学等学校任职。著有《易卜生社会哲学》、《性的危机》、《近代婚姻与家庭的改造》等著作。1928年初，因“共产党嫌疑”被国民党广东当局监禁一年多。建国后，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在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广东省文史馆工作。1979年1月去世。袁振英家乡广东省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对袁振英的研究非常热心。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平同志、南京三江学院院长助理郭彬同志、江苏省委党校教授李继锋同志广泛搜集资料，做了很多考证、研究工作，费了很多心血，终于写出了《袁振英传》一书，大致上描述了袁振英一生的经历。由于迄今对袁振英的研究还是空白，没有现成的成果可以利用，所有的材料都要四处去采访、寻找、挖掘，所以研究的难度是很大的，本书的轮廓当然也就显得比较粗疏。但作者们所做的工作毕竟填补了袁振英研究的空白，让我们对袁振英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丰富了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特别是一大历史的研究。因此，该书的价值是应该给予肯定的。我作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分管全国地方党史工作和人物研究工作的负责人，对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几位作者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祝贺和感谢。希望继续努力，加强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可以加强对袁振英生平的研究，还可以加强对他的思想与中共早期思想理论关系的研究，加强对袁振英与其他著名历史人物关系的研究，加强对与袁振英有关的一些党史问题的研究。只要坚持不懈，一定会取得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以袁振英为例，我希望，全国党史部门在继续深化对党史和近现代史主要脉络、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研究的基础上，可以逐步拓展视野，进一步开展和加强对像袁振英这样特殊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我相信，通过这样的研究，一定会发掘出很多很有价值的新材料、新内容、新认识、新天地来。主义者袁振英是一个十分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颇为特殊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一生的思想，都矛盾地徘徊于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1921年3月，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分道扬镳，袁振英并没有在这个大转变中离开共产党。对此，袁振英作了解释：我和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了共产党小组，又在《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专栏担任了主编一职，“这就拯救我于无政府主义的泥坑了”。袁振英后来解释，他离开共产党的原因主要是对共产党领袖陈独秀不满。1920年7月到1921年8月，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广东，袁振英都与陈独秀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既有师生之渊源，又是社会主义的同志，也是工作上的伙伴，甚至共居一室，朝夕相处。那时袁振英被陈独秀倚为左右手，在广州时，社会上的一些人也视袁振英是“陈独秀的高足”。去法国留学前，袁振英对陈独秀的不满并没有明显的爆发。但在1921年3月以后，他们两人的关系逐渐疏远。到广东以后，袁振英除了做翻译，并没有在党务方面有过明显活跃的表现，他承认：“我自从做了‘省一中’校长以后，因为事忙，便与他完全脱离关系。”不再追随陈独秀，袁振英始终没有后悔，并自傲地说：“我自己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明，先知之明，不跟陈独秀走，如果跟着他走，那么解放后就得像李季、刘仁静一样，在《人民日报》上一同登悔过书了！”袁振英对陈独秀的不满主要有三点：第一，认为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理论所知不多，不懂得什么叫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是有事实依据的，陈独秀是在与魏金斯基相处的日子里才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而无政府主义从学理上归属广义的社会主义思潮，袁振英从1912年就皈依无政府主义，研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他由于熟悉英文，可以直接看到西方的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对社会主义概念的了解是陈独秀当时无法赶上的。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之时，有不少理论问题尚未弄清楚，也没有制订正式的党纲。有人提出应该尽快将党纲和政纲搞起来。对此，陈独秀表示：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第二，认为陈独秀私德不俭，品德低下。袁振英回忆：在北京大学时，已经听说陈独秀是个不道德主义者，据同学云：“常见陈独秀往打茶围”，所以蔡校长便要求陈氏参加了最低的一级，即“不嫖”、“不赌”、“不饮”、“不吹”等。我在这个时候便开始觉得陈独秀是一个不道德主义者了。还有一点，就是我后来又发现陈独秀另恋小姨，把妻子置诸脑后，所以弄到儿子延年、乔年等衣食无着，更无法读书，迫得到法国勤工俭学去了。“这又使我觉得陈独秀是一个忍心害理的人”。袁振英认为这些虽然都属于私德，但也是不道德的。第三，认为陈独秀贪财。袁振英说：‘北大’时，……我译了俄国女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Emma goldman)的《结婚与恋爱》(此文是提倡自由恋爱的)一文，登在《新青年》杂志；胡适编辑《新青年》的‘易卜生(挪威著名戏剧家)专号’，又要我作《易卜生传》(平生和著述)。当时《新青年》杂志是由上海群益书局出版，稿费是由该局发给的。但陈独秀把稿费据为己有，不发给我们(解放前伪省府委员兼省立法商学院院长黄文山的稿费也是一样)。这又可以见得陈独秀的为人了。凡是利己损人的人，结果一定众叛亲离，身败名裂，一败涂地，不可挽救，可哀也矣。”在上海活动期间，袁振英发现陈独秀在经济方面作风依旧。多年以后，袁振英仍然愤愤不平地说：“我的薪水只支回一百兀稿费，其他一切任务都是义务的，可是陈独秀还要扣除我每月廿五元膳宿费(一半是宿费)。其实机关的房钱已经由公家付给，陈独秀的扣除谅又是入了私囊。因为陈氏又爱上了小姨，费用越发多了。当时又生了一子一女。他在‘北大’时，已经剥削了我们的稿费，这回的行为也是意中事，不是诬告的。”袁振英因此不愿追随这样的领袖，“我的确知道陈独秀不能做共产党的领袖，也不能做我的领袖，所以我存‘民十’(1921)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便退出了共产党。”他后来甚至说过一句非常过激的话：“老实说，如果我有此权力，我一定杀陈独秀，以免他误党误国。”北大第一怪人1915年9月，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举行，由当时的代理校长、工科学长胡仁原主持。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后，作为英文门教授的辜鸿铭便首先站起来发言了。这是袁振英第一次见到辜鸿铭，发现这位教授“背后拖着小辫子，身上穿了‘乾嘉道’（指清代的乾隆、嘉庆、道光三个时代）间长袍马褂，头上又戴着陈旧的破帽，脚上又穿着布靴。统统是肮脏的、龙钟的状态。委实令人讨厌和可笑”！与袁振英同时入学的哲学门学生冯友兰也看见辜鸿铭宽袍大袖地端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作为新生一起聆听了他别开生面的即席演说。据冯友兰回忆说，当时辜鸿铭的演说并不带稿子，也没有什么章法，基本上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完全是即兴式的。那次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是骂当时的政府和社会上的新鲜事。辜鸿铭语带嘲讽地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饭碗。但是，一定要知道，他们那些人的饭碗，可跟咱们普通人的不同。他们的饭碗实在是大得很哩!那里不仅可能装洋楼，装汽车，还可以装姨太太。”说着，突然又变了一个话题道：“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简直变得越来越不像样子了，真可谓怪事多多。但看啦，现在的人写文章，不但句子不通，就连所用的名词都不通。譬如，就说今天很流行的‘改良’这个词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而没有说‘改良’的。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这位辜鸿铭被他的北大同事周作人认为是北京大学第一怪人，他是“英文门”最知名的教授，也正是袁振英的英文教师，现在很多人都以为是1917年蔡元培主长北京大学之后才聘任他的。其实，这是一种误会。据现有资料来看，至少在1915年，辜鸿铭便已经是英文门教授。至于蔡元培出任校长之后对辜鸿铭所做的，只是继续续聘而已。共和之后，还留着发辫，这是前清遗老的标志，象征着政治上忠于已经退居紫禁城一隅的大清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欧美人知道辜鸿铭，是因为读了他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经典著作。在他们看来，辜鸿铭的独特发辫不止带有政治效忠的色彩，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化身。他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百般维护与他英文水准的出类拔萃，这两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便成了令人倍感兴趣而又深为困惑的谜。就像辜鸿铭的北大一位同事所说的,“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帜（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美国学者艾恺，在他直接用汉语写作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一书，曾这样评价辜鸿铭：一战之后，“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但国共两党相继执政以后，长期按意识形态与政治标准评判人物，辜鸿铭遂长期被定位成最顽固冬烘的历史人物，而其真实的一面已不为人所知，作为学生，袁振英对辜鸿铭的片段回忆让我们窥见这位“辫子教授”更鲜活的真面目。课堂内外：“辫子教授”印象袁振英可以轻松地接近这个看似冬烘的怪物老师。他回忆说：“我在北大，由民国四年至民七到了毕业，差不多没有一天不同他见面。”辜鸿铭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和一般人并不亲近，但与袁振英等几个学生倒来往密切。他曾把自己的许多著作印给学生们。其中代表作便是《春秋大义》，也就是名为《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书封面的四个字是当过大清王朝外务部大臣的梁敦彦题写的，梁敦彦常在辜鸿铭生活困难的时候资助他。袁振英说这书，“那时定价五元，常存[在]北京外国饭店出售”。袁振英将这本有辜鸿铭签名的书珍藏了许多年，最后却在战乱中遗失了。除了校园里、课堂上的接触，袁振英等还登堂入室，到辜鸿铭在东椿胡同的寓所做客。袁振英回忆说：“他常常请我们到他家里谈天，他的女儿也常常同我们的同学跳舞和打台球。因为他说跳舞是西洋一种很要紧的礼仪，很像我们中国古代的进退左右的礼仪一般。”也许看到袁振英是广东人，辜鸿铭在交谈中，对近代领风气之先的广东人赞誉有加，“说只有广东人才遗留了中国民族的真性情——节气，刚烈……其他各省都是不及的!”当时这一席话听得从小就崇拜袁崇焕、英雄主义情结浓厚的袁振英眉飞色舞。两人聊到兴头上，辜鸿铭甚至常用起粤语骂人的粗话——“丢那妈”。课堂上的辜鸿铭也让袁振英着迷。这位老师常常教学生念英文本的《千字文》，念着“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等句子。音调很足，口念足踏，全班摇头晃脑地合唱。毕业近二十年的时候，袁振英还回忆道：“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得我们乐而忘倦，这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1917年，新派的胡适也到英文门任教，风头盖过了辜鸿铭，但在袁振英所在的班上，辜鸿铭称“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这个印象也得到袁振英同班同学李季的验证。李季翻译出版过《社会主义史》和《马克思传》等影响重大的著作。1918年毕业后，胡适曾安排他在北大代英语课，但他对胡适却没有好感，后来更是不断写书批判胡适的思想与学术，却大赞辜鸿铭乃“全中国英文学巨擘”，“为人极严正、刚直、廉洁，不独擅长外国文学，并精研西洋的历史，素为世界有名的学者所推重”。李季对此特别记述说：“自C去而辫子先生来，我们不啻‘拨开云雾见青天’。”李季认为北大几年间，自己与辜鸿铭“关系最深，得益也最大”。频繁的接触中，袁振英发现辜鸿铭的记忆力特强，在少年时代所学得的诗歌，终身还不忘。袁振英便问其缘由，辜鸿铭就告诉他说：“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 by brain)，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这玄而又玄的解释让当时的袁振英听得一头雾水。辫子教授精通国内多种方言与多国语言，特有的语言天才也是最让学生佩服的。袁振英满怀景仰地赞叹道：“他说得很好的广东话、福建话、上海话、北京话，……他又精通英德法各国文言；希腊、拉丁等死语，也可同他人谈话。(当时有一教拉丁文的德国教授，也常常同他说拉丁语)听说他总共懂得九国文字，不过他的著作还有许多译本寄给他，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哪一国文字；又听说他讨了—个日本姨太太，他的日本话也很好！”辜鸿铭的记忆力及语言天分和他的成长环境有极大的关系。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他的父亲辜紫云是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生为混血儿，辜鸿铭自幼就表现出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辜鸿铭虽然热爱并捍卫中国传统文化，但他汉语基础并不过硬，这点倒是和在香港求学较久的袁振英有同命相怜之处。袁振英和他们的同学都发现辜鸿铭的一个弱点，就是汉字写得并不纯熟，“辜先生本来不大懂汉文，与严几道一样，大家都是后来学的。不过他在黑板写的中文，常常漏去一撇或一划，很不好。”辜鸿铭的另外一个北大学生罗家伦在回忆中也同样提及这一点。所以，辜鸿铭的英译汉的成就远不如他的汉译英的作品有影响。袁振英举例说：“他平生很喜欢由汉译英，刚刚同他的同乡(闽人)严复和林纾相反。他只有《痴汉骑马歌》一本诗是由英译汉的。”“《痴汉骑马歌》英译汉，译为五言诗，很不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早已绝版了。”外表看似古板的辜鸿铭在不苟言笑的袁振英的眼里是个非常机智慧、风趣、诙谐、幽默的老头。袁振英称辜鸿铭“常常很喜欢说笑活，大概老人家的性情有些类似小孩子吧”。20世纪30年代，袁振英在提倡幽默文字的林语堂所办的杂志《人间世》曾经撰文纪念辜鸿铭，在署名“震瀛”的这篇文章中，袁振英给了辜鸿铭有趣的评价：“辜先生不但是幽默的老前辈，并且是中国留学生的老前辈。”辜鸿铭是公开赞成一夫多妻的，他一个最出名的比喻流传甚广：“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袁振英还列举了辜鸿铭所持的理由：“辜先生主张纳妾的理由，他以为男子到死还可以传种，女子到了四五十岁便失其效用了。并且各种冒险的事情多是男子担任，所以男子死得多，弄到女多男少。并且从生理学来讲，世界的统计，生一百个男孩子，就有—百零五个女孩子，所以女子一定多于男子。如果实行一夫一妻，—定世界上有许多怨女！”有趣的是，辜鸿铭还身体力行，娶了不止一个老婆，可这位教授平生也最怕老婆。袁振英曾经举了这样一个例证，“辜先生怎样怕老婆，现在举出一个例：北京多叫化子，有一次叫化子又来到门前,他照常例又给了钱，给他的太太便拿饭碗向他的头颅掷去,因为老太婆反对这种无度的慈善事业，如尼采一般”。辜鸿铭也并不隐瞒这些，和袁振英这帮学生谈到这些事的时候，便带着自嘲的口吻“告诉我们：‘老婆不怕，还有王法么。’这是他的幽默”。对辜鸿铭的机智，袁振英举出了许多例子：“—个人问他：‘为什么中国的方言那么多?’他反问：‘为什么欧洲的方言那么多？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实等于全欧洲！’”辜鸿铭的幽默并不只表露在日常生活中，也用来显示自己的政治态度。他用特立独行的行为、戏剧化的效果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脑后留着的那根细长的辫子。共和时代依旧拖着辫子，是辜鸿铭留给北京大学校园的古怪印象，他因此被看作顽固的冬烘先生。袁振英对辜鸿铭留辫子、穿长袍马褂有段有趣的记载：“在亡清时代，辜氏是一个维新派，不过在宣统逊位的时候，他还是西装剪发，他便马上戴上了假辫子，穿回长衣马褂，叫黄包车夫拉着巡游北京城．结果给警察拉到警区去！这可以见得他的幽默，同时也见得他的反抗社会！”当翻译1920年7月到12月，为陈独秀充当翻译，要担当《新青年》一个新办栏目“俄罗斯研究”的主要编译者，要为《共产党月刊》与《劳动界》撰稿，还要为《上海俄文生活报》提供英文译稿，参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担任外国语学社的英语教师。此外，他还曾远往武汉争取另外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恽代英加入共产党组织。1920年底，陈独秀与袁振英从上海来到了广州。他们当时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袁振英对这次回广州，最初的态度并不积极，当时，他正把精力专注在《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栏目的编辑和文章的译述上。对两人南下的原委，袁振英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民九’（1920）粤军入粤，赶走了莫荣新（桂系）。孙中山先生要我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广雅）校长。我因为上海的工作重要，不肯回来。后来陈炯明又要陈独秀来粤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职。俄国的同志也要来粤，想解决‘联孙’和‘联陈’的问题。他们都不懂广州话，要我传话，所以便一齐来到广州。”显然袁振英回到广州是要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的校长，并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同时他的另外一个使命是创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袁振英后来也成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广东省第一中学的管理上。1921年1月，袁振英正式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校长。1921年，袁振英在广东省第一中学率先实行男女同校。后来还有广州执信中学、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湖南岳云中学。继小学和大学后，女子在中等学校终于开始获得了与男子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去法国留学后去法国留学。1924年，袁振英从法国留学回来以后，在广东大学担任教授。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他到武汉担任武汉中央军校教官，与恽代英等共事。袁振英与拔英、擢英兄弟3人，均为留法学生，都曾任大学教授。建国后，袁振英是广东文史馆馆员，1979年去世。1894年7月生于东莞县温塘乡。1915年6月考入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1918年6月，在《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6号“易卜生专号”上发表著作《易卜生传》。1920年7月，在上海遇到陈独秀，帮陈独秀组建共产党组织。同年8月，参加中共发起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参与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充当陈独秀和俄共(布)远东局代表魏金斯基的翻译，参与重建广州共产党活动，成为广州共产党组织成员之一。同年8月，公费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读书。1979年1月，因病去世。1952年12月，经周恩来总理的介绍，一个失业两年之久的人来到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一年后，此人被调往广东省文史馆做馆员。馆员的工作虽然清淡，但却是终身制的。从失业到终身都有工作，周总理的这次介绍使这个人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人就是袁振英，袁崇焕的后代，东莞温塘人。周恩来为什么要给袁振英介绍工作?袁振英和周恩来是什么关系?在一份于1955年填写的《广东省文史馆工作人员登记表》中，袁振英写有自己和周恩来的关系:法国同学。袁振英的女儿袁昌淑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听我父亲说，他在法国留学期间，收到过一份通知，是中国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通知书，署名为周恩来。我父亲说他此前和周恩来并不认识。当时他由于很忙，后来就没有参加成立大会。”如果那时周恩来和袁振英并不相识，那么，周恩来为什么要寄一份通知给袁振英呢?关于这一点，袁振英曾对女儿说，他留学前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可能周恩来看过他的文章后记住了他的名字，所以就给他寄了一份中国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通知。主编“俄罗斯研究”专栏如果上述说法成立，那么，袁振英究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什么文章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平称，袁振英曾在香港读书，英文功底比较扎实，1915年秋天，袁振英考上北京大学文科学院，是该校唯一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译文和著作的学生，其才能得到陈独秀的赏识，这些都为袁振英后来在《新青年》上发表“红色文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1920年7月，袁振英来到上海，陈独秀见到他，要求他“帮忙一切”，于是他留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并为《劳动界》、《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撰稿，担任《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的编辑。《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特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经验，袁振英担任这一专栏的主编。袁振英在这个专栏发表译文24篇，占到这个专栏文章总数的三分之二。当时每月袁振英只能拿到100元稿费作为工资，还要扣除膳宿费，生活比较清贫，但他坚持用笔杆宣传马列主义。事实上，《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中共发起组成立后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通过创办刊物宣传马列主义。陈立平在《袁振英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作用》一文中认为，袁振英在《新青年》“俄罗斯研究”这个“树旗帜”的专栏上传播马列主义所发挥的作用，是当时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无法相比的。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换句话说，那时的袁振英，实际上在为中共发起组工作。那么，中共发起组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1958年9月5日，袁振英填写了一份干部登记表。在这张登记表里，袁振英清楚地写着“曾参加共产党小组民九”的字样。民九是指中华民国九年，也就是1920年。根据史料的记载，袁振英于1920年8月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于1920年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历史表明，它并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而是全国各地以及国外中共党组织创立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根据陈立平的研究，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先后参加中共发起组的人总共16个，袁振英是其中一位，陈独秀是这个小组的书记。1920年冬天，广东省政府聘请陈独秀和袁振英到广东教育界任职，陈独秀借机在广州宣传社会主义和发展共产党组织。当时去广州的还有共产国际的魏金斯基，他和陈独秀一样，都不懂粤语。袁振英和陈独秀既是师生，又一起共过事，而且能讲粤语和英语，所以他就成了陈独秀和魏金斯基身边的传话人，充当他们的翻译。在广州，由于陈独秀和袁振英的这种密切关系，袁振英被当时许多人称为“陈独秀的手足”。自评一生有功无过然而，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两个月，袁振英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此后，他再也没有过组织生活，自动脱离了党组织。从里昂大学博士院毕业后，袁振英就回到国内，主要从事教学、编译和文史研究工作。袁昌淑女士回忆到:“解放后，我父亲失业了，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不得已于1952年给周总理写信。同年12月，我父亲被安排到广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1953年调往广东省文史馆。”对于周恩来的帮助，在《袁振英传》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袁振英曾经说过，周恩来知道他的为人，所以才会介绍他工作。这些都归结于周恩来惊人的记忆力和对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关怀，这也是对袁振英参与建党之功的一种补偿。”1979年1月，袁振英因病去世。在生前，他评价自己为“共产主义马前卒”，并说“我的一生对于人民是有功无过的”。
1886年11月2日出生在波兰华沙。191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1915年起在莫斯科大学和高等女子学校任教。1919年晋升教授。1921年为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联合会历史学会会员。1929年任共产主义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34～1949年任莫斯科大学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1936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36～1952年任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并领导拜占廷史研究组。1939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45年当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教育科学院院士。1946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1947年获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功勋科学家称号。他还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直属社会科学院任教并继续在莫斯科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从1952年起任《新闻》杂志主编。
杨 成1，1977年生，汉族，中共党员。法学博士，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俄罗斯研究》杂志社，《俄罗斯研究》副主编。
199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1998调北京大学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其研究路向新颖而独到，近年来发表的大量关于马克思原始文本、文献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详细解读和深入分析，填补了这一文本研究的空白，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他从文本、文献的角度对马克思思想重新进行的梳理、阐释和评论，有助于矫正长期以来形成的误读和曲解，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准，是国内这一领域“文本研究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 1．《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独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2．《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独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3．《哲学形态的当代探索》，独著，民族出版社2002版。4．《经邦济世——周恩来经济评传》，独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5．《哲学原论——经典哲学观的现代阐释》，独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版。6．《马克思〈资本论〉研究读本》，合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7．《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合著，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8．《马克思在中国为什么能成功》，合著，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9．《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0．《超越“后发展”困境——社会理论发展图景中的当代中国发展观》，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1．《“巴黎手稿”再研究：文献、思想与历史地位》，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12．《马克思的“新哲学”——原型与流变》，主编，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年版。13．《〈资本论〉及其手稿再研究：文献、思想及其当代性》，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14．《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5．《〈共产党宣言〉与全球化》，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991年(1)《从主体性原则看王学认识论》，《学术论丛》1991年第6期。1992年(1)《论方东美的文化哲学构架》，《传统文化》1992年第1期。1994年(1)《论主体的自我意识》，《晋阳学刊》1994年第1期。1995年(1)《万花纷谢一时稀——俄罗斯哲学研究现状分析》，《俄罗斯研究》1995年第2期。(2)《科学活动中的价值渗透》，《社会科学》(上海)1995年第4期。(3)《反思与超越：当代青少年研究现状之分析》，《当代青少年研究》1995年第2期。(4)《哲学学：一门亟待建构的新学科》，《学习》1995年第6期。(5)《〈历史学笔记〉：一部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马克思晚年的重要著述》，《哲学动态》1995年第6期。(6)《恩格斯的哲学史研究及其当代意义》，《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7期。(7)《儒学热：一种新的文化误区》，《发展导报》1995年8月19日。(8)《敲响世纪之交的暮鼓晨钟》，《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9)《引渡当代哲学的舟筏在哪里？》，《学习》1995年第11期。(10)《论恩格斯的哲学史研究》，《山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11)《穿越思想的迷障》，《学术论坛》1995年第6期。1996年(1)《神的户籍在人间》，《学习》1996年第1期。(2)《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建构》，广西人民出版社《今日中国哲学》1996年7月版。(3)《“苏联模式”的文化体征》，人民出版社《马克思主义史》1996年9月版。(4)《建构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当代青少年研究》1996年第4期。1997年(1)《邓小平发展阶段论形成的实践基础》，《邓小平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2)《暮色苍茫看劲松——近年来俄罗斯学术界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研究演变轨迹》，《俄罗斯研究》1997年第3期。(3)《千秋功过，谁人曾予评说——俄罗斯学术界近年对十月革命的评论》，《俄罗斯研究》1997年第5期。1999年(1)《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特点》，《光明日报》1999年3月12日。(2)《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回顾和前瞻》，《学术月刊》1999年第3期。(3)《国家体制改革的最早探索》，《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2000年(1)《哲学文体问题：研究现状与图景勾勒》，《哲学动态》2000年第12期。2001年(1)《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当代形态的邓小平发展观》，北京大学出版社《理论创新与21世纪的中国》2001年版。(2)《世界哲学图景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3)《逝去的不会是空白”——前苏联的《共产党宣言》研究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共产党宣言〉与全球化》2001年版。(4)《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三足鼎立”格局》，《学术研究》2001年第10期。(5)《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整体格局》，《哲学动态》2001年第11期。(6)《知识经济时代交往方式的变革与后果》，《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7)《关于哲学当代形态的建构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1世纪哲学创新》2001年版。2002年(1)《哲学文体问题省思》，贵州民族出版社《理论视野——哲学》2002年版。(2)《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五种模式》，《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3)《建构当代中国的哲学形态：可能与基础》，《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7期。(4)《学术性与思想性：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省思》，《哲学动态》2002年第9期。(5)《马克思哲学观变革的逻辑路向——一种文本学的考察与探悉》，《求是学刊》2002年第6期。(6)《当代西方发展理论论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2003年(1)《如何体现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当代水准？》，《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2)《重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意旨与界域》，《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3)《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意义与方法》，《哲学动态》2003年第4期。(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成果》，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共十六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2003年版。(5)《关于马克思哲学历史定位的三种观点及其论证思路》，《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6)《“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一个表征马克思研究新的学术趋向的重要范畴》，《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8期。(7)《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现状、症结与可能的出路》，《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8)《拓展马克思文本研究的界域》，《社会科学报》2003年9月11日。(9)《哲学文体：一个尚待展开研究的重要问题》， The Journal of Korean Philosophical History, V13, (10)《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再省思》，《学术研究》2003年第9期。2004年(1)《在当代哲学研究的格局中重新评价传统文化的价值”，The Journal of Korean Philosophical History,V14, (2)《任重而道远的马克思文本研究——一份学术基础的清理》，《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3)《神性背景下的人生向往与历史观照——马克思中学文献解读》，《求是学刊》2004年第2期。(4)《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哲学与文化建设的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5)《马克思全集有独立价值的五种版本》，《社会科学报》2004年8月5日。(6)《不断书写中国社会思想史》，《哲学动态》2004年第9期。(7)《马克思是‘哲学终结论者’吗?》，《光明日报》2004年10月19日。(8)《经典的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传播史新探》，《学术研究》2004年第12期。(9)《终结、消解还是重构——“元哲学”的现代处境及其未来一种可能的出路》，《韩华学报》2004年第3辑。2005年(1)《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创新与哲学重构》，《湖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2)《马克思著述知多少？——从“书志学”(bibliography)方面所进行的清理、考证与统计》，《哲学动态》2005年第5期。(3)《如何解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8日。(4)《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基础清理与方法论省思》，《光明日报》2005年4月19日。(5)《全球化与东亚的价值观》，《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6)《确立对学术的敬畏与尊重——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2006年(1)《理论史对于理论而言意味着什么？——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写作看马克思如何处理史论关系》，《学术月刊》2006年第1期。(2)《思想的传承、决裂与重构——〈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前史研究》(上)，《河北学刊》2006年第4期。(3)《思想的传承、决裂与重构——〈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前史研究》(下)，《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4)《未完成的文本如何表述思想？——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过程的考察》，《现代哲学》2006年第6期。(5)《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哲学动态》2006年第12期。(6)《知识经济时代交往方式的特征与趋势》，《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2006年第3辑。(7)《〈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的“赫斯问题”》，《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5期(8)《〈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本学研究的视野内》，《光明日报》2006年8月14日。(9)《“这里不是你最后的避难所”——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线索的再思考》，《社会科学报》2006年10月19日。(10)《文本研究中的版本考证：必要性和有限性》，《光明日报》2006年12月11日。2007年(1)《现代性之惑与现代化之累》，《岭南学刊》2007第1期。(2)《“离开思辨的基地来解决思辨的矛盾”——〈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圣布鲁诺〉章解读》，《学术月刊》2007年第2期。(3)《一段思想因缘的解构——〈神圣家族〉的文本学解读》，《学术研究》2007年第2期。(4)《〈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第3期。(5)《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一般图景勾勒》，《光明日报》2007年4月10日。(6)《版本考证与文本解读、思想研究的关系辨析——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为例》，《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3期。(7)《马克思是怎样了断与鲍威尔的思想关系的——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三个片段的解读和分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第3期。(8)《“现代化”与“发展”内涵的当代理解》，《邓小平改革与发展思想研究》(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版。(9)《文本的命运——〈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保存、刊布与版本源流考》(上)，《河北学刊》2007年第4期。(10)《文本研究与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11)《文本的命运——〈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保存、刊布与版本源流考》(下)，《河北学刊》2007年第5期。(12)《Preliminary Review:History of Studies of Marx's Tests and Reflection on Their Methodology》,Rething Marx: Chinese Philosophical Studies,xxvi,(13)《“诠释疏漏”、“诠释错误”和“过度诠释”——马克思思想研究中存在的一种倾向》，《学习时报》2007年9月17日。2008年(1)《对马克思思想研究中一种流行的解释思路的质疑》，《理论视野》2008年第1期。(2)《把握人生的方式：施蒂纳与马克思》，《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2期。(3)《国外四位“马克思学家”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4)《观念能否解释历史：施蒂纳与马克思》，《哲学动态》2008年第4期。(5)《重新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世界历史”思想》，《江海学刊》2008年第2期(6)《〈资本论〉再研究》，《光明日报》2008年4月29日。(7)《近年来国内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回顾与省思》，《中国哲学年鉴2008》2008年6月。(8)《政治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人道自由主义——施蒂纳的理解与马克思的批判》，《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9)《“利己主义者的现象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圣麦克斯〉章解读》，《哲学研究》008年第8期。(10)《究竟该如何把握精神：施蒂纳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圣麦克斯〉章解读》，《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11)《重新研究〈资本论〉：基本原则与基础文献》，《云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12)《思维能否“建构”世界：施蒂纳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圣麦克斯〉章解读》，《学术月刊》2008年第11期。(13)《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著作文本研究述评》，《人民日报》2008年12月23日。2009年(1)《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一般图景与思路》，《党政干部学刊》2009年第2期。(2)《“独自性”能否超越“自由”：施蒂纳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2期。(3)《马克思文本研究:任重而道远》，《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4月23日。(4)《文本研究与对马克思哲学的新理解》，《光明日报》2009年6月2日。(5)《重塑学术灵魂》，《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2日。(6)《马克思思想起源中的宗教因素》，《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8月11日。(7)《论马克思思想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论文集)2009年版。(8)《为谁生活？缘何享乐？——施蒂纳的省思与马克思的分析》，《哲学动态》2009年第12期。(9)《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要突出文本研究的基础性地位？》，《理论视野》2009年第4期。2010年(1)《文本研究给马克思哲学的诠释带来什么》，《岭南学刊》2010年第1期。(2)《唯物史观的阐释方式与论证逻辑——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中的“两个誊清稿”》，《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3)《权利、法律与犯罪：“属人”的还是“为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的权力〉部分解读》，《现代哲学》2010年第1期。(4)《“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与环节——兼论“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解释的主线和界域》，《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5)《什么样的社会能使人的“个性”得以彰显？——〈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的交往〉部分解读》，《哲学门》第20辑2010年第1期。(6)《学术翻译与内涵辨析：以Recht的中译为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6日。(7)《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和现实归旨——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中的“未誊清稿Ⅰ”》，《河北学刊》2010年第4期。(8)《文本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意义》，《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7期。(9)《两种形态的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别与分野——再析“〈费尔巴哈〉章”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哲学动态》2010年第7期。(10)《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建立在“哲学论证”的基础上？——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哲学的批判》，《武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11)《超越现实的苦难需要“救世主”吗？——〈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5期。(12)《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历史考证版”》，《光明日报》2010年10月19日。(13)《“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之辨——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对一个重要问题的阐释与论证》，《哲学研究》2010年第11期。2011年(1)《是什么影响着思想家分析问题的深刻性？》，《学术研究》2011年第2期。(2)《“德国人”怎样撰写“法国”思想史？——以马克思、恩格斯对格律恩的批判为例》，《学术月刊》2011年第2期。(3)《文本与思想的理解和叙述》，《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4)《哲学与哲学史》，人民出版社《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建构·导论》2011年版(5)《重读马克思：文本与思想》，《光明日报》2011年7月4日。(6)《经济现象的哲学透视：马克思的视角》(学术笔谈)之一《“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症结及其成因》，《光明日报》2011年7月19日。(7)《现实的复杂性、变革的主体与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1年第4期。(8)《如何看待“歌德现象”：格律恩与恩格斯》，《哲学动态》2011年第10期。(9)《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依然“在场”——读特里·伊格尔顿新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南方日报》2011年10月23日。2012年(1)《“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再辨析——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例》，《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2期。(2)《重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价值》，《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4期。(3)《重估理论史对于理论建构的意义——再读〈剩余价值学说史〉》，《光明日报》2012年4月20日。(4)《为什么要重新研究〈资本论〉》，《光明日报》2012年6月25日。(5)《在思想史进程中把握〈德意志意识形态〉》，《理论视野》2012年第7期。(6)《文本学方法及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的运用》，《河北学刊》2012年第4期。137．(7)《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什么意义上拒斥人类之“爱”的？——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为例》，《哲学研究》2012年第9期。2013年138(1)《“巴黎手稿”再研究》，《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3日《理论前沿》。139(2)《〈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学术史清理》，《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期。140(3)《〈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学术史清理》，《高校理论战线》2013年第2期。141(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景观》，《北京社科规划》2013年第3期。142(5)《“巴黎手稿”笔记本Ⅱ内容探佚》，《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143(6)《唯物史观并未止步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1日《理论探讨》。144(7)《关于“巴黎手稿”再研究的一个“路线图”》，《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3期。145(8)《〈资本论〉研究的“当代”视角省思》，《光明日报》2013年8月27日。146(9)《〈资本论〉再研究：文献、思想与当代性》，《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147(10)《再论“犹太人问题”——重提马克思早期思想演变中的一桩“公案”》，《现代哲学》2013年第6期。148(11)《「歴史が『世界歴史』に変わる」のプロセスと段阶について论じる―「唯物史観」が社会歴史を解釈する际に使われる粗筋と范囲もかねて》，《21世纪の思想的课题―転换期の価値意识》，日本 株式会社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カレッジ，10。2014年149(1)《马克思的“新哲学”新在何处》，《前线》2014年第2期。150(2)《在何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哲学”？——从文本学的视角看》，《理论视野》2014年第3期。151(3)《不应忽视的文献及其思想》，《学习时报》2014年6月16日“思想理论”版。151(4)《“巴黎手稿”的原始面貌》，《学习时报》2014年6月30日“思想理论”版。152(5)《“巴黎手稿”的人性学说再定位》，《学习时报》2014年7月7日“思想理论”版。153(6)《研读经典著作 掌握看家本领》，《人民日报》2014年7月17日理论版。153(7)《爱的实现：青年马克思的体悟和理解》，《学术界》2014年第4期。154(8)《爱是什么：青年马克思的体悟和理解》，《新视野》2014年第4期。155(9)《“异化”的逻辑及其扬弃之径——如何释读“巴黎手稿”》，《学习时报》2014年7月17日“思想理论”版。156(10)《学术研究断想》，《前线》2014年第7期。
世界六大著名通讯社：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俄通社－塔斯社、新华社（前四家为世界性的通讯社）
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俄通社－塔斯社、新华社（前四家为世界性的通讯社）
俄语类的杂志比较少，论文类的就更少了，因为做俄语翻译词典，所以和黑大有些交往，我知道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有一个杂志，可以投稿的《俄语语言文学研究》 《俄语语言文学研究》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主办，是受教育部社政司委托创办的《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网电子期刊群》中的期刊之一，以高等学校和其他各界俄语语言学、俄罗斯文学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为刊登内容，每年出版4期。本刊的宗旨是，在俄语教育受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需求日渐低迷的情况下，为广大俄语语言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一方展示成果的园地，以方便学术交流，推进俄语语言学和俄罗斯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使它继续保持万紫千红的景象。
杨 成1，1977年生，汉族，中共党员。法学博士，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俄罗斯研究》杂志社，《俄罗斯研究》副主编。
《每周评论》。11月27日，陈独秀召集《每周评论》创刊会议。参加者有李大钊、高一涵、高承元、张申府、周作人等。会议公推陈独秀为书记及编辑，其他人为撰述。发行所在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编辑所在沙滩北京大学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陈独秀撰写的《发刊词》说："《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他认为＂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第一个好人＂。《每周评论》前25期由陈独秀主编，自第26期起由胡适任主编。内容以及时反映当前迫切的政治问题为主，与《新青年》侧重理论的特点互补充，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每周评论》前25期，一直坚持反对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鼓动，宣传反封建的文化思想，初步介绍社会主义思想，为＂五四＂运动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从第26期后，刊物的方向有了很大改变，发表了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宣扬实用主义的文章，引起了＂问题主义＂之争。学习时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十月革命后最早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文章的刊物是《新青年》，仅在1921年之前就发表了一百多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先后出版了“马克思研究”“劳动节纪念”“俄罗斯研究”等专号，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主持下，《晨报》副刊也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陆续刊载了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国际一大宣言的译文，以及一些介绍马克思、列宁等人生平和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材料。同时，《国民》杂志也先后刊登《共产党宣言》第一章、《马克思资本论自叙》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译文，还发表了《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组织》《苏维埃俄国的新农制度》等介绍苏俄建设情况的文章。此外，全国还有许多报刊大量刊登宣传、研究和评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当时全国报刊多达400余种，它们虽然立场观点不一，但几乎无一不谈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