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国的编辑工作出现很早，商代已有文字记录的典册，说明已经有人从事编辑整理简策的工作。实际上，中国的编辑业和中国学术文化一样源远流长，正因为有了精湛的编辑活动，灿烂的学术文化才得以保存和发展。司马迁的《史记》中的十表八书，是编辑工作的结晶。善于叙事且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的《战国策》，是刘向根据《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流行的不同本子，整理校订、精选汇集、确定书名而后编成的。他写的《战国策书录》，就是一份著名的编辑报告。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和他周围的文学之士，编辑了《文选》，写了《文选序》。说明编选的原则和方法，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很有影响。其后，李阳冰为李白编《草堂集》，李汉为韩愈编《昌黎先生集》，刘禹锡编《文集》，元稹编《白香山集》，杜牧编《李贺集》，都是出于倾慕和纪念而进行编辑的。司马光精研历史，编成《资治通鉴》，他用了19年的精力，领导一个小而精的编辑部，是可谓专职的编辑。南宋而后及至明代，雕版印刷盛行，商品经济发达，手工业城镇中书市坊铺兴起，出现了受聘于书铺的编辑，明末苏州冯梦龙、吴兴凌闬初等即是代表。真正的近代职业编辑，在清末戊戌维新运动时及其后，才活跃于学术文化界，成为一种自由职业者。他们中间著名的人物有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樊锥、章太炎、蔡元培、张元济等。现代随着文化活动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除书籍、报纸、期刊、图画等出版物外。还利用声频、视频、符号、图像等提供知识，传播信息，积累文化，交流思想。因此，编辑工作的内涵扩大了。通常编辑又可分为图书编辑、刊期编辑、报纸编辑、广播编辑、电视编辑及电子出版物编辑等。编辑一词在现代已发展为多义词，一般又指专业性的工作。如出版社的选题、组稿、审读、加工整理等；非出版机构中，文献资料的整理，编撰工作通报、专业刊物等，也是编辑的工作。有些编辑工作工程浩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如许多国家编纂的大型百科全书、辞书和著作总集等。根据1986年3月30日颁布的中国《出版专业人员职务试行条例》的规定，编辑职务（含美术编辑）设编审、副编审、编辑、助理编辑4种，其中的编辑为中级职务。其他国家的出版机构中，编辑人员粗分为高级编辑、文字编辑及技术编辑。
中国出版事业历史悠久。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奴隶社会已出现原始的书籍，到春秋战国就有了编辑工作。一些儒家经典，很多都是那时整理编辑出来的，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之后，出现了民间的私营出版业性质的刻坊。宋元时代的官刻机构──国子监、兴文署设有专职官员、编辑校勘人员和刻字工人、印刷工人，是后来印书馆、印书局的雏型。明代的国家出版机构已分门别类刻书 (如都察院、工部、礼部、兵部等国家机关兼理刻书工作);地方出版机构比宋、元时期有所发展，各省都有布政司、按察司刻书，许多府县也刊刻书籍和地方志。清代初期改变了明代中央机关分管出书的办法，官刻集中统一于皇室内府的武英殿。刻坊是一般书商所办的手工业刻书机构，在唐代出现，到宋代更为兴盛，成为书籍出版的重要力量。宋时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书坊，杭州和建阳最为发展。元代的坊刻比官刻还多。明代时，刻坊遍布各地，刻书种类有医书、类书、小说、戏曲等。清代坊刻更为兴盛。除官刻、坊刻外，还有一种私刻，也称家刻，是私人出资校刊书籍。这些人尽量选择优秀善本，进行认真细致的校订翻印，一般质量较高，其中不少成了传世的“善本书”。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印刷设备的传入，外国传教士办的墨海书馆于1843年由新加坡迁到上海。清政府创立的同文馆(1862)、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68)开始编译书籍。一批近代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如商务印书馆(1897)、文明书局(1902)、中华书局(1912)、亚东图书馆(1913)、泰东图书局(1918)等先后成立，并大量编印图书。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版事业开始有了大的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9)、上海书店(11)、长江书店(11)、华兴书局(1929)先后成立。一大批私营出版企业，如华夏书店、光华书店、开明书店等和著名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共产党领导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知识书店一起在艰苦的条件下，编辑出版图书。到1949年，全国公私营图书出版社有 200多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新华书店兼有出版、印刷和发行三重任务。1950年全国新华书店第二届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国营书刊出版印刷发行企业分工专业化与调整公私关系的决定》，从此，出版、印刷、发行分开管理。同年年底，全国共有出版社211家，其中，中央级6家，地方21家，私营184家。到1956年底，经过合营调整，减为 101家。30多年来，尤其是在1978年以后，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中国出版事业有了大的发展，到1987年底，全国共有图书出版社 467家。在图书出版社中兼办音像出版物的有24家，另有专营音像出版物的出版社72家(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业)。
历史中国的编辑工作出现很早，商代已有文字记录的典册，说明已经有人从事编辑整理简策的工作。实际上，中国的编辑业和中国学术文化一样源远流长，正因为有了精湛的编辑活动，灿烂的学术文化才得以保存和发展。司马迁的《史记》中的十表八书，是编辑工作的结晶。善于叙事且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的《战国策》，是刘向根据《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流行的不同本子，整理校订、精选汇集、确定书名而后编成的。他写的《战国策书录》，就是一份著名的编辑报告。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和他周围的文学之士，编辑了《文选》，写了《文选序》。说明编选的原则和方法，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很有影响。其后，李阳冰为李白编《草堂集》，李汉为韩愈编《昌黎先生集》，刘禹锡编《文集》，元稹编《白香山集》，杜牧编《李贺集》，都是出于倾慕和纪念而进行编辑的。司马光精研历史，编成《资治通鉴》，他用了19年的精力，领导一个小而精的编辑部，是可谓专职的编辑。南宋而后及至明代，雕版印刷盛行，商品经济发达，手工业城镇中书市坊铺兴起，出现了受聘于书铺的编辑，明末苏州冯梦龙、吴兴凌闬初等即是代表。真正的近代职业编辑，在清末戊戌维新运动时及其后，才活跃于学术文化界，成为一种自由职业者。他们中间著名的人物有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樊锥、章太炎、蔡元培、张元济等。现代随着文化活动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除书籍、报纸、期刊、图画等出版物外。还利用声频、视频、符号、图像等提供知识，传播信息，积累文化，交流思想。因此，编辑工作的内涵扩大了。通常编辑又可分为图书编辑、刊期编辑、报纸编辑、广播编辑、电视编辑及电子出版物编辑等。编辑一词在现代已发展为多义词，一般又指专业性的工作。如出版社的选题、组稿、审读、加工整理等；非出版机构中，文献资料的整理，编撰工作通报、专业刊物等，也是编辑的工作。有些编辑工作工程浩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如许多国家编纂的大型百科全书、辞书和著作总集等。根据1986年3月30日颁布的中国《出版专业人员职务试行条例》的规定，编辑职务（含美术编辑）设编审、副编审、编辑、助理编辑4种，其中的编辑为中级职务。其他国家的出版机构中，编辑人员粗分为高级编辑、文字编辑及技术编辑。
什么是历史上的出版思想
中国出版事业历史悠久。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奴隶社会已出现原始的书籍，到春秋战国就有了编辑工作。一些儒家经典，很多都是那时整理编辑出来的，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之后，出现了民间的私营出版业性质的刻坊。宋元时代的官刻机构──国子监、兴文署设有专职官员、编辑校勘人员和刻字工人、印刷工人，是后来印书馆、印书局的雏型。明代的国家出版机构已分门别类刻书 (如都察院、工部、礼部、兵部等国家机关兼理刻书工作);地方出版机构比宋、元时期有所发展，各省都有布政司、按察司刻书，许多府县也刊刻书籍和地方志。清代初期改变了明代中央机关分管出书的办法，官刻集中统一于皇室内府的武英殿。刻坊是一般书商所办的手工业刻书机构，在唐代出现，到宋代更为兴盛，成为书籍出版的重要力量。宋时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书坊，杭州和建阳最为发展。元代的坊刻比官刻还多。明代时，刻坊遍布各地，刻书种类有医书、类书、小说、戏曲等。清代坊刻更为兴盛。除官刻、坊刻外，还有一种私刻，也称家刻，是私人出资校刊书籍。这些人尽量选择优秀善本，进行认真细致的校订翻印，一般质量较高，其中不少成了传世的“善本书”。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印刷设备的传入，外国传教士办的墨海书馆于1843年由新加坡迁到上海。清政府创立的同文馆(1862)、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68)开始编译书籍。一批近代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如商务印书馆(1897)、文明书局(1902)、中华书局(1912)、亚东图书馆(1913)、泰东图书局(1918)等先后成立，并大量编印图书。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版事业开始有了大的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9)、上海书店(11)、长江书店(11)、华兴书局(1929)先后成立。一大批私营出版企业，如华夏书店、光华书店、开明书店等和著名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共产党领导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知识书店一起在艰苦的条件下，编辑出版图书。到1949年，全国公私营图书出版社有 200多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新华书店兼有出版、印刷和发行三重任务。1950年全国新华书店第二届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国营书刊出版印刷发行企业分工专业化与调整公私关系的决定》，从此，出版、印刷、发行分开管理。同年年底，全国共有出版社211家，其中，中央级6家，地方21家，私营184家。到1956年底，经过合营调整，减为 101家。30多年来，尤其是在1978年以后，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中国出版事业有了大的发展，到1987年底，全国共有图书出版社 467家。在图书出版社中兼办音像出版物的有24家，另有专营音像出版物的出版社72家(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业)。
一、出版的概念： 所谓出版，是指将作品编辑加工后，经过复制向公众发行。该概念内涵由下列四层意思（四个要素）组成： （1）作品。出版是对己有作品进行深层次开发的社会活动。 （2）编辑。对原作品进行编辑加工，使其具有适合读者消费的出版物内容。 （3）复制。对编辑加工好的作品进行大量复制，使其具有能供读者消费的某种载体形式。 （4）发行。将复制的出版物进行广泛传播。（公之于众）如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老百姓系列图书。（元明清抗战等）注意出版公司、包装宣传的重要性。 二、出版传播的发展历史(1)古代出版传播（上古时期－明清时期） 指以文字、图画为承载作品信息的主要符号，以自然物和纸为主要的出版物介质，以手工写或印刷为主要的复制技术，以古代社会文化为依托的出版传播。 承载信息的软载体——文字（《易》《书》《经》） 承载信息的硬载体——1、简册（竹片）和版牍（木板）2、古巴比伦的苏美尔人——楔（xie）形文字和泥版文书（需晒干或烘干） 用泥土制成泥版，用一段削尖的木棒、芦苇棒或骨棒在湿润松软的泥版上压出文字的笔画，由于这种文字的笔画一头尖、一头宽，状如楔子，又称楔形文字。中国是文字和图书出现最的国家之一，也是编辑出版活动最先出现的国家；（商代就有简策出现） 中国最先发明雕版印刷（唐）、活字印刷（北宋毕升）、套版印刷三种技术； 中国有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有最早的目录学；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典籍最多、图书类型最丰富的国家。印刷术发明虽然最早，但改进迟缓，活字印刷术未能推广普及； 古代公私藏书重藏不重用，收集来的图书束之高阁，与图书传播知识文化的职能大相径庭； 封建专制主义对图书、文化典籍的禁毁和遏制，阻碍了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
上面说不能说的就不说（基本上就是这样；这里说指的是出版哈）
：《中华读书报》2003年4月23日头版头条刊登了《编辑出版专业面临就业市场考验》一文。文中指出，当前的中国出版业对编辑出版专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几乎所有的业界人士都在表示“求贤若渴”。但是，当前国内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就业时却往往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出版社不爱要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文章提出，为什么“科班出身”的毕业生没有分享到做大了的“奶酪”，这样的尴尬究竟又该如何解决呢？这个问题值得引起业界和学界的共同关注。文章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尤其在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师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当前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的一系列问题。2003年5月7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编辑出版专业的部分学生在肖东发教授主持下，针对这一问题，在网络论坛上开展了一次热烈的讨论。参与讨论者结合自身经历和感受，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和有见地的观点，对于认识当前编辑出版教育的诸多问题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下面择要发表这次讨论的主要内容。 一、我国出版业需要 怎样的人才 肖东发：首先要看我国当前的出版业是否需要人才。我想强调的是我国当前的出版业不是人才太多，而是亟需要高层次多方面的人才。例如懂得经营之道的管理人才，熟悉法律和外文的版权贸易人才，了解读者熟悉市场的策划宣传人才，了解海外出版业现状能开发华文出版业的人才，熟悉我国传统文化，能把中国的历史文化弘扬到海外的优秀人才。如张元济、王云五、胡愈之、叶圣陶、邹韬奋等都是杰出的出版人，对国家和民族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的时代的确需要这样的人才，这给我们的教育和出版单位都提出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具体到国内的出版社、期刊社和音像、电子出版社，究竟需要怎样的人才呢？针对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各抒己见。 回归线（真实姓名不详）：我现在某出版社工作，很想跟肖老师和各位交流探讨。 出版社作为一个经营企业，可以说是多工种协同配合运营的整体，就每个环节层面上说，每个环节都有学可研，都需要专门人才，就整体层面上说，又需要宏观管理人才。 就出版社具体工作而言，不懂出版专业知识的人肯定做不好出版工作，可是只懂出版专业知识的人也肯定做不好出版工作。我这里只就编辑工作而言，编辑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最能体现编辑工作价值的一面，就是对选题的策划和文稿内容的加工。如果一个编辑对某一学科知识没有基本的了解、对学科的发展脉搏不能有所把握，那这个编辑很难策划出到位的选题，即使只是做文字编辑，也无法判断出书稿的优劣和提出具体的加工意见。编辑加工工作，不应只是限于一般技术层面，如标点、错别字的订正、版式等，更重要的是订正内容的纰漏。 殷明慧：不知出版人才是否能大概划分为管理方面的和业务方面两种?这两种人需要的知识是不同的。前者是要统筹规划，宏观管理，后者需要搞编辑加工，注意的是内容校对、版式设计等微观问题。 杨 虎：恐怕没有必要分得那么细吧，现在的从业者应该有业务“一条龙”的能力，而不是仅仅熟悉出版业的某一个环节。那种懂市场而不懂业务，或者懂业务而不了解市场的人，都不可能做好出版工作。所以，从业者都应该成为出版行业的通才。 周 娟：我感觉出版业很需要杂家和通才，因为要出版的东西是不确定的，覆盖多个领域。从业者不仅要了解出版物的内容（这就包罗万象了），还要讲究经营之道，熟悉市场。所以这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行业，也就决定了对人才的要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肖东发：以前我曾组织同学围绕“新时期中国出版人应具备的素质”这个话题进行过讨论，大家从人文精神、社会责任感、经营管理能力、学术修养、知识视野等各方面对出版人的素质提出了不同看法。从理论上讲，新时期对出版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具体说来，就是特别需要综合素质高的复合型人才。当前出版单位招聘人才几乎众口一词地说:“我们更愿意选择有某一学科背景知识的毕业生，而不是纯编辑出版专业出身的人才，当然优秀的人才例外。”这就是客观现实，我们只能正视用人单位的这一要求，想办法培养既有专业知识，又懂出版的复合型人才。 二、当前的编辑出版教育 应该怎么办 肖东发：现在国内编辑出版专业教学点已近40家，数量十分可观。但业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大致可归纳为两个思路：一种观点认为，学科点办得太多，发展太快，应该控制规模，限制招生人数；另一种观点认为，要拓展学科领域，搞“大出版”“大编辑”，培养的人才应该能够适用于图书、报纸、期刊、广播、影视、音像、电子和网络传播各个传媒系统，拓宽就业市场，不愁学生无用武之地。 在教育模式上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强调通才教育，认为培养综合性人才是当今世界大学教育的潮流；另一个思路是强调特色化、专业化，他们认为人不能成为全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的，是有分工的。我认为，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都有一定道理。就学生而言，应鼓励他们兼修其他专业课程，扩大知识面，提高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又要学有专长，成为复合型人才，才会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 编辑出版专业的独立性 丁 佳：既然编辑出版学的发展壮大是大势所趋，那么就需要认真考虑这门专业 究竟要办成什么样子。 我想借电影的例子做个比较。电影诞生之初，大致走了两条路：商业化操作和依附文学。一些人不齿于商业制作，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书商攒书；一些人高喊电影也是一门艺术，但他们总爱说电影是综合艺术，似乎把文学、美术、音乐、摄影、舞台艺术等糅合起来就是电影，糅的越多越好。而这样做的结果恰恰使电影失去独立性，迟迟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庆幸的是那些可以名垂电影史的大师们终于从种种艺术中解放出来，拍摄纯粹的电影，使电影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 编辑学是否也有类似特点？当编辑需要具备各种学科的知识，但编辑学如果作为 独立的学科来发展的话，必须找到它本身作为学科存在的特质，像历史上人类学 、社会学等学科的诞生成长一样。 曹晓明：出版产业有一套自己运行的机制、规律，这些正是出版人应该掌握而其他专业的人不具备的，我们对出版人才的教育也应建立一套适应出版实践的体系来。比如，在学习市场营销等课程的时候，不仅要学习这门学科的基本原理，还要逐渐将其发展成为出版领域的应用学科，强调这些学科在出版业的实用性。当然，这些知识的提炼、知识体系的建立不可一蹴而就，还要面临我国目前兼具较高学术水平和较强实践经验的人才不足的问题，谁来做这样的事业，谁有能力做这样的事业，都是培养我国出版人才要解决的问题。 “有所专长的通才”教育 陈 喆：关于编辑出版教学的重点，确实存在一个专还是通的选择问题，但时代对于编辑出版人的要求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既需要“专”，也需要“通”。从全国范围来看，各相关院校授课的重点各有不同，但恰恰形成了互补，这样的形势，既有利于用人单位有目的地选择人才，也有利于毕业生择业的供求相对平衡。但是编辑出版人的一个比较理想的模式自然还是“有所专长的通才”。 李 萌：在人才培养中，应该注意博与精的结合。对我们专业的同学而言，在了解本专业知识的同时，要对其他的知识面做一个扩展，但是我觉得要求我们通晓各个学科的知识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选择自己较为感兴趣的一个相关专业进行深入学习，或许会对我们的学习有帮助作用。 蓝艳玲：出版业的产品是出版物，出版物是具有科学文化属性的特殊产品，出版业是具有浓厚文化意蕴和文化教育功能的产业。这就决定出版人一定要具有很高的知识素养和人文意识。现在的问题是具有知识素质和人文意识的人在经营管理方面的技能太弱，即使看了有关方面的书，到了实践还是不行，而真正懂经营的人又对编辑出版业务不甚了了。所以还是主张通才教育——人文与商业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雷向晴：我比较认同以“大编辑”“大出版”的理念为指导拓展我们的学科建设。出版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行业，在当代信息社会里，出版业是繁荣发展的大众传媒业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优势在于为互相之间密切关联的各种传播媒介提供内容，也就是经过加工的信息。因此我认为，我们专业一个值得考虑的切入点，应当是提高我们处理信息、管理信息的能力。 办学方式与效果感言 罗 康：我认为北大编辑出版专业的培养思路就值得总结。就我们2000级和1999级来说，一年级和二年级作为文科实验班，学习文史哲基础课，三四年级学习编辑出版专业课。之前的基础课虽然学得比较浅，但是我认为还是很有好处的，接触的东西很广，眼界也开阔了很多，而且文史哲对于一个编辑来说是基本功，学了这些基本知识给我们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此后的专业课虽然很多还处于探索阶段，但是也颇有收获。只要认真地修好每一门课程，对自己的学科思维的培养还是很有好处的。 赵 晨：反思一下我们前两年跟着文科实验班上课，确实学了很多东西，有其可取的一面。但是文史哲什么都学的结果就是什么都很浅，毕竟个人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门门精通。关于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的培养问题，我比较倾向于这样一种模式，即学生大一入学先在其他院系如历史系、哲学系、中文系、英语系等学习，两年以后再回到院里学习专业知识，毕业时拿两个学位。这样做可能学习会辛苦点，但大学四年过得充实其实是每个学生的希望，而且有了一定的专业知识背景以后，大家在学习中会有自己的侧重点，不至于像直接接触专业时那么懵懂，自己学习也有了针对性，毕业后也可以避免缺乏其他专业背景知识的劣势。 罗 康：虽然整体情况还不错，但是现在的课程好像还不是很充实，还需要改进。好些专业基础课，我学完后有意犹未尽的感觉，知识上还是有很多空缺。比如出版史，一个学期的时间要讲那么多的知识，我觉得有点紧，是不是可以考虑开设一些专题研究方面的课程，比如断代出版史等，然后就是工具书。我认为对一个编辑来说查找资料，学会运用传统和现代工具书都非常重要，上肖老师的课的时候学到了好多东西，但是我觉得因为时间的限制还有很多没有接触到。自己有过写论文查资料的经验，我认为自己在检索利用文献资料方面的能力还是很不足的。 罗 康：以前出版案例等课尝试过邀请出版界人来讲课，这种形式我认为是很好的。现在出版经营管理的课也还在做。我考虑是否可以跟出版界的人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定期邀请他们过来讲课而不是随机性的，在话题的设置上也要有安排，这样大家可以在上课前做好准备，在和他们交流的时候也会比较方便。想起2002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时候就有很多专题讲座，包括国外出版从业者和研究人员的讲座，我们专业也可以考虑开这样的讲座和沙龙，总之有一个辩难和讨论的气氛，对专业课的学习肯定大有好处！ 4．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赵 晨：对于编辑出版这个学科来说，除了理论的研究以外，实践也非常重要。我老觉得我们平常的讨论由于缺乏实践，不仅像纸上谈兵而且有种隔靴搔痒的感觉，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实际是什么样子的。有一句话我很赞同，即“理论都是实用的”，对于实践性这么强的一门学科而言，如果我们讨论的理论对于实践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那也就没有讨论的必要性了。 肖东发：几位同学的观点都涉及到编辑出版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问题。我一直都坚持理论要与实践结合的做法。从办学者角度来说，我认为，编辑出版教育应该与出版产业互相支持，紧密配合，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利用出版单位的人才资源和基地优势为提高教育质量服务。事实上，现在学界和业界在这一方面都有很多举措，如我们专业与北大出版社，武汉大学与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就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单位为学生实习提供基地和指导，社长、总编与教师一道讲课，为培养出版人才做出实际贡献。这种做法是很值得提倡的。 杨 虎：编辑出版行业的实践性是很强的，在教育过程中，必须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除了联合业界人士办学以外，教师给同学提供较多的参观机会也很有必要，参观对象包括优秀出版社、国际图书博览会、书市、书店，等等。还有必要引导学生参与一些业界和学界重要的学术研讨会，让学生了解前沿的学术课题，并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不仅能增强学生对出版业的感性认识，也能激发他们进行理论研究和参与实践锻炼的兴趣。 对于学生来说，应该在学好课堂知识的同时，多参加与编辑出版相关的实践活动，比如有些同学在本科阶段就到出版社、期刊社和报社兼职，从校稿、组稿等基本工作做起，慢慢也就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经验，有些同学还参与出版社的选题策划活动，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一方面说明同学们的能力并不差，潜力很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实践的重要性。 5．增列博士、硕士点，提升专业教育层次 肖东发：出版业十分需要高层次人才，这一点不言而喻。所以，我们坚持除了本科教育以外，还应该在有条件的院校里增列编辑出版学博士、硕士点，以提高专业教育层次，健全专业教育体系。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并不这么认为，以致增列编辑学博士、硕士点困难重重。虽然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等已经培养了10届以上的硕士研究生，已有十多篇以编辑出版课题为研究方向的博士论文获得通过，但总感到“名不正言不顺”。这些以编辑出版为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大多是在相关专业下以“挂靠”形式培养出来的，很多人将这一现象无奈地比喻为“借鸡孵蛋”。 回归线（真实姓名不详）：我首先承认编辑有学、出版有学，在高校设立博士、硕士点非常有必要，而且只有加强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才能为产业的发展提供动力。 高校在培养方向上就应明确为出版培养哪一层面的人才。在校的学生应选读第二、第三学位，并不一定都要读到硕士或博士；正在从事出版工作的，也应不断充实自己的出版专业知识，学校和出版社如果能有一个良性的互动渠道是最好的。从整个学科的发展和产业的发展后劲来说，我觉得应扩大对博士、硕士高层次人 才的培养。
些好的编辑史或者出版史方面的论 肯定好的好
一、出版的概念： 所谓出版，是指将作品编辑加工后，经过复制向公众发行。该概念内涵由下列四层意思（四个要素）组成： （1）作品。出版是对己有作品进行深层次开发的社会活动。 （2）编辑。对原作品进行编辑加工，使其具有适合读者消费的出版物内容。 （3）复制。对编辑加工好的作品进行大量复制，使其具有能供读者消费的某种载体形式。 （4）发行。将复制的出版物进行广泛传播。（公之于众）如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老百姓系列图书。（元明清抗战等）注意出版公司、包装宣传的重要性。 二、出版传播的发展历史(1)古代出版传播（上古时期－明清时期） 指以文字、图画为承载作品信息的主要符号，以自然物和纸为主要的出版物介质，以手工写或印刷为主要的复制技术，以古代社会文化为依托的出版传播。 承载信息的软载体——文字（《易》《书》《经》） 承载信息的硬载体——1、简册（竹片）和版牍（木板）2、古巴比伦的苏美尔人——楔（xie）形文字和泥版文书（需晒干或烘干） 用泥土制成泥版，用一段削尖的木棒、芦苇棒或骨棒在湿润松软的泥版上压出文字的笔画，由于这种文字的笔画一头尖、一头宽，状如楔子，又称楔形文字。中国是文字和图书出现最的国家之一，也是编辑出版活动最先出现的国家；（商代就有简策出现） 中国最先发明雕版印刷（唐）、活字印刷（北宋毕升）、套版印刷三种技术； 中国有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有最早的目录学；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典籍最多、图书类型最丰富的国家。印刷术发明虽然最早，但改进迟缓，活字印刷术未能推广普及； 古代公私藏书重藏不重用，收集来的图书束之高阁，与图书传播知识文化的职能大相径庭； 封建专制主义对图书、文化典籍的禁毁和遏制，阻碍了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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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国的编辑工作出现很早，商代已有文字记录的典册，说明已经有人从事编辑整理简策的工作。实际上，中国的编辑业和中国学术文化一样源远流长，正因为有了精湛的编辑活动，灿烂的学术文化才得以保存和发展。司马迁的《史记》中的十表八书，是编辑工作的结晶。善于叙事且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的《战国策》，是刘向根据《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流行的不同本子，整理校订、精选汇集、确定书名而后编成的。他写的《战国策书录》，就是一份著名的编辑报告。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和他周围的文学之士，编辑了《文选》，写了《文选序》。说明编选的原则和方法，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很有影响。其后，李阳冰为李白编《草堂集》，李汉为韩愈编《昌黎先生集》，刘禹锡编《文集》，元稹编《白香山集》，杜牧编《李贺集》，都是出于倾慕和纪念而进行编辑的。司马光精研历史，编成《资治通鉴》，他用了19年的精力，领导一个小而精的编辑部，是可谓专职的编辑。南宋而后及至明代，雕版印刷盛行，商品经济发达，手工业城镇中书市坊铺兴起，出现了受聘于书铺的编辑，明末苏州冯梦龙、吴兴凌闬初等即是代表。真正的近代职业编辑，在清末戊戌维新运动时及其后，才活跃于学术文化界，成为一种自由职业者。他们中间著名的人物有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樊锥、章太炎、蔡元培、张元济等。现代随着文化活动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除书籍、报纸、期刊、图画等出版物外。还利用声频、视频、符号、图像等提供知识，传播信息，积累文化，交流思想。因此，编辑工作的内涵扩大了。通常编辑又可分为图书编辑、刊期编辑、报纸编辑、广播编辑、电视编辑及电子出版物编辑等。编辑一词在现代已发展为多义词，一般又指专业性的工作。如出版社的选题、组稿、审读、加工整理等；非出版机构中，文献资料的整理，编撰工作通报、专业刊物等，也是编辑的工作。有些编辑工作工程浩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如许多国家编纂的大型百科全书、辞书和著作总集等。根据1986年3月30日颁布的中国《出版专业人员职务试行条例》的规定，编辑职务（含美术编辑）设编审、副编审、编辑、助理编辑4种，其中的编辑为中级职务。其他国家的出版机构中，编辑人员粗分为高级编辑、文字编辑及技术编辑。
1、时期：鸦片战争前①中国第一份近代化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由英国传教士威廉米怜于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正式创办。其根本要务是阐发基督教教义。②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刊：《密封华报》由当时葡萄牙执政党在澳门创建③中国第一份英文报刊：《广州记录报》，由英国商人马地臣出资创办，是一张商业报，但也广泛刊登时事新闻和评论④《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记》：中国境内出版时间最长的报刊。总结：这些报刊的共同点：阐发教义、宣传西方文化 2、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香港）背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割香港岛给英国外文报：《香港钞报》第一份香港出版的英文报刊 《德臣报》香港史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 中文报：《遐迩贯珍》香港最早的中文报刊中文商业报：《香港船头货价纸》我国历史上第一份中文商业报纸，最早的经济类报纸和最早的以单页形式两面印刷的中文报纸。3、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上海）背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同英法签订《天津条约》，上海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外文报：《华北捷报》上海第一份英文报纸 《字林西报》近代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中文报：《六合丛谈》上海第一份中文报，不仅是宗教性质，而是一份综合性的新闻性期刊 《万国公报》上海最有影响的中文宗教性报刊，内容以时政为主，对中国时政的评论尤为加强，极力宣传英美等国的通商、传教活动，有利于中国中文商业报：《上海新报》上海最早的商业性报纸，由华北捷报馆创办，字林洋行出版 《申报》1872年，由英商安纳斯托美查在上海创办。在新闻业务上，将新闻报道工作放在首位，真实性、时效性都很强。《申报》的发展标志着我国中文商业性报纸已经成熟 《新闻报》1893年在上海创办（华北捷报馆创办）总结：在华外报的历史作用：1、外人在华办报的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殖民主义文化侵略活动 2、在华外报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3、在华外报的办报经验为中国民族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国人办报活动的兴起与发展：1、维新运动之前：（按照政治派系分类）①地主阶级抵抗派：林则徐：《澳门新闻纸》内部抄传的新闻资料，它具有新闻传播的性质，但更多的是一种新闻传播的载体，是我国最早的“译报”。魏源：根据林则徐的资料整理成《海国图志》，这是我国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巨著。②农民阶级：太平天国运动：洪仁玕《资政新篇》③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王韬：第一位职业报人、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被誉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我国第一份政论性报纸，开创中国近代报刊的政论性文体）其作品被收录在《弢园文录外编》郑观应：编纂专著《盛世危言》④其他：（按照地域分类）内陆：中国人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是1873年8月8日艾小梅在汉口创办的《昭文新报》沿海：容闳在上海创办《汇报》（国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另一份报纸为《新报》 广州国人创办的报纸有《述报》、《广报》、《岭南日报》总结：1、第一批国人办报的特点：①在办报主题方面，创办者的身份比较复杂 ②在办报性质方面，除个别报纸外，这些报刊一半时私营性质的 ③在报纸内容方面，这些报刊都是洋务运动的支持着和宣传者 ④在政治立场方面，这些报刊都表现出了鲜明的反侵略爱过思想 ⑤在业务工作方面，这些报刊在形式上大多参照了外国人在当地出版的中文报纸的模式 ⑥在报业环境方面，这些报纸的处境十分困难 维新运动与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背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与此同时在国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1、康梁北京：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我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报刊，强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所刊内容以讲论洋务为主。同一个月，康梁在北京又成立了强学会。 1895年12月16日，《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背景：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引起了京城封建顽固势力的恐慌，《中外纪闻》、强学会被查封。康梁只得南下宣传维新变法的政治新主张。上海：1896年1月12日，康有为在上海创立《强学报》（上海强学会机关报），并在一月份成立的强学会。 1896年8月9日，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2、维新派其他主要报刊：（按照地域分类）①华南地区：《知新报》，康有为在澳门创办②华中地区：《湘学新报》和《湘报》（唐才常和谭嗣同创办）③华北地区：《国闻报》，严复在天津创办总结：1、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的特点：①报刊数量多 ②办报地区广。维新运功期间，国人办报遍布全国各地 ③报刊种类多。除了以政论为主的综合性报刊得到迅速发展外，还出现了专业性报刊、纯商业性报刊、文艺娱乐性报刊以及以青年、妇女、儿童为象征对象的报刊、图画报刊、白话报刊2、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的主流：①其主流形态始终是维新派主办的以宣传变法维新为主旨的政论性报刊②从办报方式来看，维新派从“开民智”、“育人才”的总体思想出发，把办报、办学会、办学堂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3、近代新闻立法的有力尝试：康有为等改良主义思想家以言论自由为本的近代新闻法律制度的要求，解开了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建设的第一页①冲破“言禁”和“报禁”，争取言论出版的自由（关键一步）②维新变法后，光绪帝发布多道上谕，进一步扶植、鼓励官绅士民创办近代报刊；对书籍实行免税、加快中国民族报业优惠发展的政策4、维新派办报在新闻业务上的特点：①开创了新的报刊政论文体。（“报刊文体”是指出现于报刊之上，不同于盛行一时的桐城派古文的一种比较通俗浅近的文体。这种文体首先出现在王韬的《循环日报》，“报章文体”以梁启超运用的最好，其在发表在《时务报》上被称之为“时务文体”，发表在《新民丛报》被称之为“时务文体”，其特点是：半白半文，平易畅达，笔锋常带感情，有时还夹以口语和外来语）②新闻报道中夹带评论。（实际是报刊政论文章的一种补充）③编辑工作有所改进。（板式、文章内容、标题都有所改进）④重视新闻的采访工作。（出现了一些时效性、具体生动的新闻报道）⑤运用新闻图片配合新闻报道。（国人近代报刊最早编发新闻图片i1884年创刊的《述报》。）5、维新派办报在中国新闻史上的作用与贡献：①向读者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教育。（提倡资产阶级新文化，鼓吹革命，颂扬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思想，介绍进化论学说，对陈腐的封建思想文化进行批判）②向读者进行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维新派的报刊宣传始终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其表现为明确的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③维新派的办刊宣传活动有力的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促成了变法的实现④冲破了封建统治者对报刊出版的限禁⑤开政治家办报的先河，提高了报人、报业的社会地位⑥推动了民族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
中国出版事业历史悠久。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奴隶社会已出现原始的书籍，到春秋战国就有了编辑工作。一些儒家经典，很多都是那时整理编辑出来的，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之后，出现了民间的私营出版业性质的刻坊。宋元时代的官刻机构──国子监、兴文署设有专职官员、编辑校勘人员和刻字工人、印刷工人，是后来印书馆、印书局的雏型。明代的国家出版机构已分门别类刻书 (如都察院、工部、礼部、兵部等国家机关兼理刻书工作);地方出版机构比宋、元时期有所发展，各省都有布政司、按察司刻书，许多府县也刊刻书籍和地方志。清代初期改变了明代中央机关分管出书的办法，官刻集中统一于皇室内府的武英殿。刻坊是一般书商所办的手工业刻书机构，在唐代出现，到宋代更为兴盛，成为书籍出版的重要力量。宋时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书坊，杭州和建阳最为发展。元代的坊刻比官刻还多。明代时，刻坊遍布各地，刻书种类有医书、类书、小说、戏曲等。清代坊刻更为兴盛。除官刻、坊刻外，还有一种私刻，也称家刻，是私人出资校刊书籍。这些人尽量选择优秀善本，进行认真细致的校订翻印，一般质量较高，其中不少成了传世的“善本书”。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印刷设备的传入，外国传教士办的墨海书馆于1843年由新加坡迁到上海。清政府创立的同文馆(1862)、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68)开始编译书籍。一批近代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如商务印书馆(1897)、文明书局(1902)、中华书局(1912)、亚东图书馆(1913)、泰东图书局(1918)等先后成立，并大量编印图书。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版事业开始有了大的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9)、上海书店(11)、长江书店(11)、华兴书局(1929)先后成立。一大批私营出版企业，如华夏书店、光华书店、开明书店等和著名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共产党领导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知识书店一起在艰苦的条件下，编辑出版图书。到1949年，全国公私营图书出版社有 200多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新华书店兼有出版、印刷和发行三重任务。1950年全国新华书店第二届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国营书刊出版印刷发行企业分工专业化与调整公私关系的决定》，从此，出版、印刷、发行分开管理。同年年底，全国共有出版社211家，其中，中央级6家，地方21家，私营184家。到1956年底，经过合营调整，减为 101家。30多年来，尤其是在1978年以后，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中国出版事业有了大的发展，到1987年底，全国共有图书出版社 467家。在图书出版社中兼办音像出版物的有24家，另有专营音像出版物的出版社72家(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