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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走向杂志社记者钟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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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走向杂志社记者钟雷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鲁迅原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一八八一年 一岁 八月初三(公历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 一八八六年 六岁 是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一八八八年 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 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一八九二年 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一八九三年 十三岁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 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一八九六年 十六岁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一八九八年 十八岁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一八九九年 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一九零一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一九零二年 二十二岁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一九零三年 二十三岁 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秋,译《月界旅行》毕。 一九零四年 二十四岁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一九零六年 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一九零七年 二十七年 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一九零八年 二十八岁 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一九零九年 二十九岁 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一九一零年 三十岁 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 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一九一一年 三十一岁 九月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冬,写成第一篇试作小说《怀旧》,阅二年始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 一九一二年 三十二岁 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员。 五月,航海抵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是月公余纂辑谢承《后汉书》。 一九一三年 三十三岁 六月,请假由津浦路回家省亲, 八月由海道返京。 十月,公余校《嵇康集》。 一九一四年 三十四岁 是年公余研究佛经。 一九一五年 三十五岁 一月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同月刻《百喻经》成。 是年公余喜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一九一六年 三十六岁 五月,移居会馆补树书屋。 十二月,请假由津浦路归省。 是年仍搜集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 一九一七年 三十七岁 一月初,返北京。 七月初,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 是年仍搜集研究拓本。 一九一八年 三十八岁 自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之急先锋。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一九一九年 三十九岁 一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后收入杂感录《热风》。 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屋成, 十月发表关于改革家庭与解放子女之意见,题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论文集《坟》。 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弟作人俱移入。 十二月请假经津浦路归省,奉母偕三弟建人来京。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一九二零年 四十岁 一月,译成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戏曲《一个青年的梦》。 十月,译成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一九二一年 四十一岁 二三月又校《嵇康集》。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一九二二年 四十二岁 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 五月译成俄国爱罗先珂著童话剧《桃色的云》。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一九二三年 四十三岁 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九月小说第一集《呐喊》印成。 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同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一九二四年 四十四岁 五月,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 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同月又校《嵇康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 七月住西安讲演, 八月返京。 十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是年冬为《语丝》周刊撰文。 一九二五年 四十五岁 八月,因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先生与多数教职员有校务维持会之组织,被章士钊违法免职。 十一月,杂感第一集《热风》印成。 十二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 是年仍为《语丝》撰文,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原》杂志。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中学教员。 一九二六年 四十六岁 一月女子师范大学恢复,新校长易培基就职,先生始卸却职责。同月教育部佥事恢复,到部任事。 三月,“三一八”惨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五月始回寓。 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园,与齐宗颐同译《小约翰》。 八月底,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 九月《彷徨》印成。 十二月因不满于学校,辞职。 一九二七年 四十七岁 一月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二月往香港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次日演题:《老调子已经唱完!》。 三月黄花节,往岭南大学讲演。同日移居白云楼。 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十五日,赴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辞职。 七月演讲于知用中学,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学术讲演会”,题目为《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八月开始编纂《唐宋传奇集》。同月《野草》印成。 八日,移寓景云里二十三号,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 十月抵上海。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 十二月应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特约著作员。同月《唐宋传奇集》上册出版。 一九二八年 四十八岁 二月《小约翰》印成。同月为《北新月刊》译《近代美术潮论》,及《语丝》编辑。《唐宋传奇集》下册印成。 五月往江湾实验中学讲演,题曰:《老而不死论》。 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译本出。《奔流》创刊号出版。 十一月短评《而已集》印成。 一九二九年 四十九岁 一月与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艺苑朝花》,简称朝花社。 五月《壁下译丛》印成。同月十三,北上省亲。并应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等校讲演。 六月五日回抵沪上。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艺术论》译成出版。 九月二十七日晨,生一男。 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婴。同月为柔石校订中篇小说《二月》。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文艺与批评》译本印成。 十二月往暨南大学讲演。 一九三零年 五十岁 一月朝花社告终。同月与友人合编《萌芽》月刊出版。开始译《毁灭》。 二月“自由大同盟”开成立会。 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连盟成立会”。此时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反动文人鲁迅”。“自由大同盟”被严压,先生离寓避难。同时牙齿肿痛,全行拨去,易以义齿。四月回寓。与神州光社订约编译《现代文艺丛书》。 五月十二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 八月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同月译雅各武莱夫长篇小说《十月》讫。 九月为贺非校订《静静的顿河》毕,过劳发热。 同月十七日,在荷兰西菜室,赴数友发起之先生五十岁纪念会。 十月四五两日,与内山完造同开“版画展览会”于北四川路“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同月译《药用植物》讫。 十一月修正《中国小说史略》。 一九三一年 五十一岁 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离寓避难。 二月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印成。 同月二十八日回旧寓。 三月,先生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 四月往同文书院讲演,题为:《流氓与文学》。 六月往日人“妇女之友会”讲演。 七月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全部毕。同月往“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 八月十七日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翻译,至二十二日毕。二十四日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演。 十一月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本。同月《毁灭》制本成。 十二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 一九三二年 五十二岁 一月二十九日遇战事,在火线中。次日避居内山书店。 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 四月编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评,名曰:《三闲集》。编一九三○年至三一年杂文,名曰:《二心集》。 五月自录译著书目。 九月编译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上册讫,名曰:《竖琴》。编下册讫,名曰:《一天的工作》。 十月排印《两地书》。 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演 一九三三年 五十三岁 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 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 三月《鲁迅自选集》出版于天马书店。同月二十七日移书籍于狄思威路,税屋存放。 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 五月十三日至德国领事馆为“法西斯蒂”暴行递抗议书。 六月二十日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 七月,《文学》月刊出版,先生为同人之一。 十月先生编序之《一个人的受难》木刻连环图印成。同月“木刻展览会”假千爱里开会。又短评集《伪自由书》印成。 一九三四年 五十四岁 一月《北平笺谱》出版。 三月校杂文《南腔北调集》,同月印成。 五月,先生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八月编《译文》创刊号。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识者被逮,离寓避难。 十月《木刻纪程》印成。 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盗汗。病后大瘦,义齿与齿龈不合。同月短评集《准风月谈》出版。 一九三五年 五十五岁 一月译苏联班台莱夫童话《表》毕。 二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 四月《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印成。 六月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导言毕,印成。 九月高尔基作《俄罗斯的童话》译本印成。 十二月编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上卷。 十一月续写《故事新编》。 十二月整理《死魂灵百图》木刻本,并作序。 一九三六年 五十六岁 一月肩及胁均大痛。同月二十日与友协办之《海燕》半月刊出版。又校《故事新编》毕,即出书。 二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 三月二日下午骤然气喘。 四月七日往良友公司,为之选定《苏联版画》。同月编《海上述林》下卷。 五月十五日再起病,医云胃疾,自后发热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病甚危。 六月,从委顿中渐愈,稍能坐立诵读。可略作数十字。同月,病中答访问者O•V•《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花边文学》印成。 七月,先生编印之《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 八月,痰中见血。为《中流》创刊号作小文。 十月,体重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约二磅。契诃夫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本印成。能偶出看电影及访友小坐。 八日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 十七日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 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 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笔名 干凡 飞迅 直庚 树俟 独洛 敖隼 旁斡预 LS 丁珰 丁萌 士繇 EL 及锋 之达 子明 丰瑜 元艮 元期 不堂 中头 中拉 长庚 公汗 风声 巴人 龙刚 且介 且文 史赉 史癖 白舌 白道 令飞 飞斐 冬华 乐文 乐贲 乐雯 品音 记者 动轩 仲度 华圉 自树 许遐 许霞 迅行 苇索 杜斐 何干 一尊 余铭 译者 张沛 阿二 阿法 苗挺 直入 明瑟 罗怃 佩韦 周树 周悼 庚辰 庚言 孟弧 封余 荀继 茹莼 树人 候堂 独立 姜珂 洛丈 神飞 敖者 莫朕 桃椎 索士 索子 晓角 翁隼 唐俟 旅隼 朔尔 家干 家斡 宴教 冥昭 焉于 黄棘 梦文 雪之 常庚 曼雪 崇巽 符灵 康郁 隋文 越丁 越山 越侨 越容 楮冠 鲁迅 尊古 游光 遐观 编者 虞明 豫才 燕客 霍冲 孺牛 小孩子 丰之余 韦士繇 邓当世 白在宣 华约瑟 齐物论 杜德机 何家干 何家斡 即鲁迅 张承禄 张禄如 周玉才 周动轩 周樟寿 周豫才 宓子章 赵令仪 某生者 倪朔尔 栾廷石 唐丰瑜 唐元期 黄凯音 戛剑生 康伯度 隋洛文 葛何德 董季荷 敬一尊 朝花社 编辑者 编纂者 纂述者 ELEF 旅沪记者 宴之教者 楮冠病叟 中国教育社 奔流社同人 译文社同人 铁木艺术社 旅沪一记者 朝花社同人 上海三闲书屋

十有八九是不合法的。新闻出版署网站上找不到,国家图书馆找不到。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 鲁迅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使用的笔名。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保留有众多的名胜,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留下的遗迹,近代反清女杰秋瑾从容就义的轩亭口,等等。民间还有各式各样的戏剧演出和传说故事。乡亲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两个“鬼”:一个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另一个是腰束草绳,脚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无常”。乡土传统与民间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鲁迅的一生。 鲁迅从小就表现出活泼的性格。因为外祖母家在农村,鲁迅也就有了一批农民小朋友,一起在朦胧的月色下,划着白色的小航船,赶去看戏;回家的路上,肚子饿了,就“偷”自家地里的豆煮了吃。鲁迅还在叫做“百草园”的后园里,发现了大自然的无穷趣味: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蟋蟀弹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乌;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传说……正是这样自由的童年生活,开发与培养了未来作家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6岁时鲁迅告别了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拜本城中极方正、极有学问的寿镜吾老先生为师,一直读到17岁。在这里,他熟读了儒家的经典,又在课余广泛阅读了儒家之外的各种杂书:小说,野史,笔记……不仅关注历史、人事,也注意观察自然。这样开拓了鲁迅广阔的精神空间,为鲁迅以后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宽广深厚的知识基础。 鲁迅的童年也有阴影:13岁那年,祖父因故入狱,不得不随着全家到亲戚家避难;以后父亲病重,家庭生活也从小康陷入困顿。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与药店,在周围人的歧视与侮辱中,感受社会的冷酷与势利。父亲最后因庸医的延误而过早离世,更给少年鲁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人世与人心的思考。 1898年,18岁的鲁迅,揣着慈母多方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寻求新的出路。他先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又改入路矿学堂。在求学期间,鲁迅开始接触物理、数学、化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并阅读外国文学与科学著作。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更给他带来了一阵惊喜,他从《天演论》所介绍的进化论学说里,接受了一种自强、自立、自主的人生哲学,同时强烈地感受到在激烈竞争的世界里,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华民族的危机。 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两年后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希望毕业以后回国救治像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在仙台,他虽然也遇到了像教解剖学的藤野严九郎先生那样关心自己的老师,但也不时受到歧视;特别是有一次课堂里放映记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看到一个替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旁边竟站着一群中国人在围观。鲁迅受到极大刺激,由此觉悟到医治精神上的麻木比医治身体上的病弱更为重要,改变中国第一要著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推文艺。于是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他和朋友们热烈地讨论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并于1903年、1907年、1908年公开发表了第一批论文,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思想,呼唤“精神界之战士”。 鲁迅于1909年回国后,一直在痛苦地思索,沉默了将近十年。直到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才在朋友的鼓动下,提笔写了《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这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小说通过一个“狂人”之口,对几千年的旧传统提出了大胆的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鲁迅一发不可收,连续写了多篇小说,后来编为《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后来对自己的创作追求作过说明,说他写小说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改良这人生”,因此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最关注的是下层社会“不幸的人们”,创作了许多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描写题材。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始终关注的是“病态社会”里的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药》里,他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贫困,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吃人血馒头的精神的愚昧。在《故乡》里,最震撼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穷,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隔膜。《祝福》的深刻性正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鲁迅同样严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辛亥革命时期独战多数的英雄,在强大的封建传统的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消磨着生命(《在酒楼上》);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力量,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伤逝》)。 鲁迅还说过,他写小说,是因为青少年时代许多痛苦的记忆,使他不能忘却。于是,当年在日本幻灯片里所看到的那些围观的麻木的中国人(鲁迅称之为“看客”),就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在《孔乙己》里,主人公的不幸(包括他被丁举人残忍地打断了腿),没有引起周围人的任何同情,大家只是围观着取笑他;在《祝福》里,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去听祥林嫂讲述“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并不是出于同情,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无聊的生活中寻求点刺激。而这些人在听厌了之后,又立刻唾弃,对祥林嫂加以又冷又尖的笑。人们就是这样鉴赏着他人的痛苦,这不仅是麻木,更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酷。而在《药》里,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夏瑜怀着“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的信念,自觉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老百姓却急急忙忙赶着去“看”他被杀,茶馆里的茶客更把他的受害作为闲聊的谈资。先驱者的一切崇高的理想与流血牺牲,全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表演。在这些描写的背后,读者不难感觉到,鲁迅用一种悲悯的眼光在“看”。他的小说正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如此无情地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鲁迅由此开拓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对人的灵魂的毒害与咀嚼。 最充分地体现了鲁迅小说的这种“民族自我批判”(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造国民性”)特点的,无疑是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鲁迅自己说,他写这篇小说是为了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且说“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于是,中国的读者也就永远记住了,并且永远摆脱不掉这位头戴毡帽的阿Q。鲁迅在他身上发现的是“精神胜利法”:尽管阿Q处于未庄社会最底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都是永远的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的态度。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啪啪响过以后,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小者(小尼姑之类)发泄,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自甘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以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而一旦造起反来,也是做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奴役他人的梦。因为鲁迅,人们终于认识到自己与他人身上的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因此,小说的结尾,阿Q在走向法场前的一瞬间,突然感到可怕的狼一样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高声一叫:“救命……”所有的中国人读到这里,都被震动了。小说后来翻译成多种外文,许多外国读者也在自己或同胞身上发现了阿Q,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就表示,阿Q让他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或许表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揭示的是一种人类精神现象;鲁迅的《阿Q正传》可以说是一部“为人类写作”的作品,它不仅是最早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 鲁迅的《呐喊》《彷徨》不只是以“表现的深切”震撼人心,而且以“格式的特别”吸引了广大读者。早就有人指出,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试验着采用一种新的形式,很少有雷同,充分显示了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例如,他的《狂人日记》用的是“日记体”,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孔乙己》又别出心裁地选用酒店的“小伙计”来讲述故事,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写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看客(酒客与老板)的麻木与残酷,而“他”自己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先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乙己教自己识字的好意,终于成为“看客”中的一员。《药》更是出人意料地将小说的主人公夏瑜置于“幕后”,而以主要篇幅描写人们对他的牺牲的种种反应,让读者在自己的想象中来完成他的形象。《故乡》《祝福》这样的“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都讲了两个故事:在讲述“他人”的故事(闰土的故事、杨二嫂的故事、祥林嫂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我”的故事,因而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两类故事互相渗透、影响,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鲁迅这样自觉的形式试验,使他成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作者。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作于1926年,1928年出版)和散文诗《野草》(作于1924-1926年,1927年出版)。这是两部写法与风格迥异的现代散文的经典。《朝花夕拾》最初陆续在报刊发表时,总题为“旧事重提”,鲁迅大概是回想起幼时,水乡的夏夜,在大树下乘凉,听老人们谈闲天、说故事的情景。《朝花夕拾》也是在谈闲天,是对生命的童年时代(“朝花”)的回忆与重提。于是,在鲁迅生命历程中,留下印记的人和事都一一流泻在鲁迅的笔端:民间传说中的“无常”,父亲的病,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还有我们没有提及的幼时的保姆“长妈妈”,一生坎坷的老友范爱农,等等。鲁迅是怀着温馨的爱去回忆的,从中显露出鲁迅心灵世界最为柔和的一面,又内含着一种深沉的悲哀。《野草》是另一类散文,是“梦”的产物:全书三分之一的篇章都以“我梦见”为开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奇诡的世界:夜半时分的幻觉中听见“吃吃”的声音(《秋夜》);“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影”来“告别”(《影的告别》);青白的冰谷中看见“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死火》);“狗”追着“人”,大声质问,“人”拼命“逃跑”(《狗的驳诘》)……鲁迅把他在儿时敷演童话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借以表达自己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情绪与心理,对人的生命进行更深层次的哲理思考。鲁迅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读者也因此有机会借《野草》去窥见鲁迅灵魂的深处。 鲁迅在进行小说、散文创作的同时,又在《新青年》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杂文。五四前后,他在北京期间所写的杂文,编有《热风》《坟》(其中一部分是世纪初写的论文)《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集。1926年8月至1927年10月,鲁迅因北方反动势力的迫害而南下,先后在厦门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收在《而已集》里。1927年底,鲁迅定居上海,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历程,并以主要精力进行杂文创作。先后出版有《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等。 鲁迅曾经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作为一种报刊文体,它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对正在发生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作出最迅速的反应,并及时得到社会的反响。因此,它是鲁迅这样的时刻关注国家民族命运、民众疾苦的知识分子,与他所处的时代保持密切联系的最有效的方式。鲁迅又说,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并因此把杂文分为“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两类。鲁迅一生都在战斗,怀着“立人”的理想,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与压迫(民族的奴役、阶级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歧视、老人对少年的摧残、强者对弱者的侵犯,等等)。他说他这样做,并不是个人的意气,而是为了中国与人类的“将来”,因此他的一切批评“实为公仇,绝非私怨”。鲁迅的15本杂文集,就是从五四前后到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忠实记录,就是一部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而作为一个作家,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在历史事变背后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反应与变动。鲁迅曾充满自信地说:“‘中国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杂文就是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国的社会与历史,特别是要了解中国人,那就读读鲁迅的杂文吧。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奉献出了一本小说集《故事新编》(除3篇写于20年代,其他大都写于1934年和1935年,1936年出版)。这是身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对“故事”(古代神话、传说与史实)的“新编”(新的阐释与激发)。进入鲁迅文学世界的古人,或是古代的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女娲(《补天》)、后羿(《奔月》)、夏禹(《理水》);或是历史中的圣贤人物:孔子、老子(《出关》)、墨子(《非攻》)、庄子(《起死》)、伯夷、叔齐(《采薇》),等等。在传统文本里,这些人都居于高堂圣殿,神圣不可侵犯,但到了鲁迅的笔下,却全都回到日常生活情景中,抹去了英雄的神光,还原于常人、凡人的本相。因此,《奔月》不写射日英雄后羿当年的赫赫战功,而竭力写他功成名就“以后”,成为普通人的遭遇:天下的鸟兽全被射死,再无用武之地,只能整日为吃食而奔波;被人们冷落、遗忘不说,学生也来暗算自己了,最后连老婆(嫦娥)也远走高飞:这“先驱者的命运”的思考与表现,发人深省。《非攻》里的墨子在完成了止楚伐宋的历史业绩“以后”,并没有成为英雄,却遇到了一系列的倒霉事:被搜检了两回,募去了破包袱,“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这最后一笔苦涩的幽默,才真正令人难忘。整部《故事新编》充满了鲁迅式的幽默,而骨子里仍然藏着固有的悲凉;此时的鲁迅正面临死亡的威胁,处于身心交瘁之中,却能写出如此从容、洒脱的文字,这正意味着他的思想与艺术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1936年10月19日,这位本世纪中国与世界的文学大师,放下了手中的笔;这位思想的巨人,停止了思想。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三个字:“民族魂”。

据报道,作为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中国教育事业该如何回应13亿人民的期待,该如何肩负起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任成为了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报道称,日前中国相关领导人曾表示,百余年的留学史是‘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出国留学、回国服务,大批归国人员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画卷中写下了极为动人和精彩的篇章。数据显示,2016年,外国留学生有44万人次在华学习,比2012年的33万人次增加约11万人次,学历留学生特别是研究生比例上升较快,我国成为亚洲第一、全球第三的留学目的国,截至2016年底,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65万人,十八大以来5年回国人数占到70%,出国留学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的留学人员比例由2012年的38%增长到2016年的23%。分析人士表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基础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国家开放新战略为教育对外开放注入新动力,我国教育事业开放发展呈现出新的格局,中国教育正在走向世界教育中心,教育服务国家对外战略能力不断增强网友纷纷表示,师夷长技以制夷,希望更多的留学生可以早日回来,为祖国的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教育走向杂志社记者

十有八九是不合法的。新闻出版署网站上找不到,国家图书馆找不到。

肯定是钱的,一定不要理他,要不你就越陷越深。

不是假宣传,女孩父亲已经回应,不会夸大女儿,九成半都是如实的,这位女孩是某杂志网站区域运营中心负责人,已经出版了多本作品。

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发表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不仅文字多达723个字,而且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次三中全会中,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入的一次关于教育的表述,对立德树人、推进教育公平,对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从改革的方向到改革的重点、突破口等,阐述得非常清晰。蓝已经描绘,方向已经明晰,号令已经下达。在2014年,中国教育将给带来新的惊喜。那么,新的一年里,可以期待和关注哪些问题。一、立德树人,有无新的举措。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其实,《决定》中的“立德树人”就简洁概括了这一要求,并为接下来的教育领域改革指出了根本方向。从国内看,正处于社会快速转型的时代,从国际看,正迎接着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洗礼。这样的洪流中,想要探寻和把握方向,并不容易。因此也能看见,这些年的教育重分数而轻技能,很少关注人的生命本身、人格的健全成长,更少关注如何有效建立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体系,如何真正建设的共同精神家园。这样的情形下,的教育能不能把孩子培育成为美好的人。能不能带领走向美好未来。这些问题,令每个关心教育的人忧心忡忡。这一次的《决定》中,“立德树人”四字如同灯塔,指引着接下去前进的大方向。想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则需要全面布局、立体深入。首先要重新规划、调整的德育课程体系,要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用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根本精神,润泽孩子的心灵,要用以积极心理学、实用健康学为基础的《生命教育》和以法制教育与习惯养成为基础的《公民教育》课程,培养学生的价值观与公民素质。当然,另一方面也需要规范教师的职业道德,并辅以切实有效的学习机制,帮助教师发展专业,不断成长。教育部近日发布《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教师收礼、有偿补课、体罚学生、骚扰学生等不端行为将受到相应处分。新办法的出台,就是其中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二、教育公平,有无大的进展。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的目标,并且提出了“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等具体政策目标。教育公平是整个社会公平的基础。公平就像空气,如果真正公平,每天空气质量为“优”,人民可能并不会如何察觉,一旦不公平,就会成为雾霾,任何人都能感受到。教育公平的问题解决了,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就会提高,社会的公平正义就能够得到基本的保障。促进教育公平,首先要缩小城乡教育差别,尤其是学校之间的差别,取消重点校、实验校的特权,在义务教育阶段内,所有的公办学校都该按照一个基本标准来建设。不仅是学校的建筑,更重要的教学基本设施,如计算机、书、实验室、运动场等应该与城市的学校同一标准。

中国教育走向杂志社

论江苏教育近代化江苏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 刘正伟一 近代化是指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及其所引起的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变化。教育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而且,可以说是关键部分。因为没有近代化的人,就难以建成近代化的社会。所谓教育近代化,“它指的是与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基础和封建专制政体相适应的传统教育逐步向与近代大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近代新式教育转化演变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换句话说,它指的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通过多次的教育改革,学习、借鉴西方教育经验,改造、更新传统教育,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教育水平的历史过程。”① 就整个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而言,区域教育近代化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正如罗荣渠先生所说的:“如将中国这样一个地广人众的大国的近代化进行整体考察,的确很难看出其巨大变化,但如果分解为不同区域和不同层面审视,则变化还是相当可观的。”②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首先应该建立在区域近代化研究基础之上,只有通过一个个富有代表性区域教育近代化模式的研究,才能丰富和更为准确地把握中国教育近代化演进的轨迹和特征。江苏作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最为典型和先进的区域之一,研究其教育近代化的历程,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于江苏教育近代化的研究,海内外学术界已取得了一些富有影响的成果。这些成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关江苏及其周边地区的区域近代化的整体研究和专题研究,其中不少内容涉及到江苏教育近代化的层面;另一类是有关教育近代化或江苏教育近代化的专题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无疑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和较高的学术价值。但不必讳言,由于其本身研究重点主要不在江苏教育的近代化,因此,如果以江苏教育近代化为视角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以上研究仅仅涉及江苏教育近代化的一个侧面,还没有从整体上揭示江苏教育近代化演进轨迹及其特点。因此,其不足之处也相当明显。第一,专题研究受到重视,成果迭出,人物研究和学校研究尤为突出,但缺乏对江苏教育整体性深入观照。也就是说,没有就江苏教育近代化的整体走向和各个阶段的发展水平作出综合研究。因此,在以上的成果中,我们很难触摸到江苏教育近代化的整体演进路径和特征。第二,在考察和研究江苏教育近代化进程时,往往以现代江苏区域的眼光,而非从近代的、历史的角度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揭示其对江苏教育近代化的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常常把上海拒之于江苏版图之外,割裂地研究江苏的教育近代化问题。事实上,从行政上看,从晚清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一直是江苏省之一邑。在近代江苏教育的勃兴中,上海作为近代教育的重要发源地,西学的最早传播窗口,它在江苏教育近代化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还是江苏教育近代化推动力量的重要汇集之地,以其中最有影响的江苏省教育会为例,自1905年在上海创设,直到1927年被取缔,一直活动于上海。上海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教育近代化理论研究、实践改革的中心,因此,撇开上海研究江苏教育近代化,不但会失去其区域的完整性和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无法真正揭示出江苏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和整体水平。二 宾德说:“在历史过程中,有一个中心点,自此以后,事物才有歧异发生。此点称之为起点。它可以是单一事件或一大堆事件。”③江苏教育近代化发轫于1861年。1861年是江苏新旧教育转型的一个重要界标,是近代教育的起点。这一年,冯桂芬写成《校�庐抗议》。在这部书里,他提出了“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社会变革思想纲领。这一思想纲领后来成为洋务运动“中体西用”之先声。冯桂芬相当长时期在苏州、江宁等地著名书院执掌教席,因此,他对江苏封建教育的改革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给予相当的关注。他提出的在封建传统教育体系内改革科举,设立学堂,采行西学的主张,充分体现了时代的要求。这些主张奠定了洋务运动时期江苏新式教育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作为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冯桂芬向江苏巡抚李鸿章积极建议,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采行西学等,得到了李鸿章采纳,并于1863年付诸实施,以洋务学堂为主的江苏新式教育次第开办。不难看出,冯桂芬变革传统教育的思想主张,对江苏教育近代化的启动,具有直接作用和影响。显然,在江苏新旧教育的嬗变中,这一年就是宾德所称的历史进程转化的中心点,从此,江苏教育开始走向了背离传统教育的不归之路,因此,把它确定为江苏教育近代化的起点,应该是较为恰当的。 把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时段之下限确定在1927年,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从行政区划上看,自1861年到1927年江苏行政版图相对完整,对这一时期江苏教育近代化的考察,更能把握其全局性;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南京、上海先后被划分为特别市,江苏省的版图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原教育近代化格局与进程被迫中断。第二,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看,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因太平天国运动及外敌入侵,清王朝逐渐形成了所谓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督抚江苏的行政大吏,从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到北洋政府时期直系军阀盘踞该省,江苏地方行政权力一直处于膨胀时期。地方政权的膨胀,一个重要影响是,使江苏教育近代化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能够保持着相对独立性和超前性,从而体现出江苏教育近代化的个性和特色。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政治上推行一党专政,实行独裁统治,江苏地方政治势力被削弱,江苏教育发展亦被强行纳入到全国一体化的轨道,其独特性黯然失色。基于上述考虑,把研究的下限断至1927年。 江苏教育近代化从1861年发轫到1927年,其间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61—1898年为江苏教育近代化的起步时期;第二阶段,1898—1911年为江苏教育近代化开展时期;第三阶段,1912—1927年为江苏教育近代化的推进时期。 任何近代化都离不开传统。长期以来,江苏作为文风鼎盛之邦,形成了崇文重教、经世致用的优秀学风和传统。明清时期,江苏的封建教育在全国举足轻重,科第人才常常甲于他省;著名的书院分布于大江南北,如南京的钟山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扬州的梅花书院、安定书院,江阴的南菁书院等,与各府、州县的儒学及义学构成了较为发达的江苏传统教育体系。显然,这一较为发达的体系中含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保守性成份,甚至有些因素构成江苏教育近代化的阻力,但值得指出的是,在外敌入侵与太平天国运动的接连冲击下,这一封建教育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些因素则转化为江苏教育近代化的启动因子。 康内尔认为,“现代化是探索性和创造性思想态度的发展,它既是个人的思想态度,也是社会的思想态度。”④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是在江苏传统教育思想、体制和秩序占据绝对地位时孕育而生的。因此,他的思想不仅是个体性的,也是社会政治的反映。冯桂芬及其前后的江苏教育界有识之士所作出的种种反映,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变革推动的必然结果。尽管从新式教育机构考察,洋务运动时期,江苏境内的新式学堂寥寥可数,与当时社学、义学、书院、官学等构成的强大封建教育体系无法相提并论,但它是在内忧外患极其动荡的时局下所作出的反应,而且是与军事近代化联系在一起,因此,这种变化虽是局部性的,却为江苏教育的变迁与演进确立了近代化的指向。江苏教育近代化的起步正是在像冯桂芬那样具有近代化取向的文化精英及曾国藩、李鸿章等开明的地方督抚双重力量的影响下开始的。1895年,由于甲午战败的激发,短短3年时间内,江苏教育近代化的速率加快,从课程内容、学校形式、价值取向,到体制改革,迅速表现出离异传统教育的趋向,尤其是教会学校的创办,对传统学校构成了挑战,江苏省内初等小学堂、中学堂也相继出现,成为1898年之后的江苏教育变革的前奏。 清末新政时期是江苏新旧教育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新式教育格局初步奠定的时期。这个时期江苏教育近代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展。刘坤一、张之洞联合上奏的《江楚三折》为江苏教育近代化的开展拉开了序幕,端方、张謇、罗振玉、李瑞清等官绅为这个时期江苏各类新式教育的谋划、发动与兴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推进新式学堂的普遍开设,江苏省先后设立三处遍开设,江苏省先后设立三处省级教育行政机构枣学务处。1906年全国省级教育行政制度建立后,江宁、苏州省城仍然设置了两处省级教育行政机关枣学务公所,并分别设立提学使,成为推动新式教育的重要行政力量,这种情况在全国绝无仅有。“兴学育才,师范为先”。江苏不仅涌现出张謇的私立通州师范学校,并开全国私立师范教育之先河,而且创设了以培养三省师资为目标的三江师范学堂,等等。优先发展师范教育成为新政时期江苏兴学的突出问题。与此同时,各类新式学堂亦相继兴办,形成了以初等小学堂为基础,中等、实业和专门学堂三足鼎立的格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清末预备立宪运动的组成部分,江苏地方自治的兴办,使这一时期江苏的义务教育和法政学堂迅速发展,后者甚至到了失控的地步。 从辛亥革命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是江苏教育近代化推进时期。这一时期,政治上,江苏省始终控制在直系军阀势力范围之内,从这一角度说,江苏的政局相对稳定。历史学家常把这时期称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江苏作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摇篮,其相对稳定的政局给江苏工商业的发展无疑带来了历史性机遇,并为江苏教育近代化客观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20年代前后是江苏新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与崛起的时期,他们从幕后走向前台,形成了一股变革旧教育的合力。从教育行政制度的创立、教育经费体系的制定,到社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发动,并在全国独领风骚;从近代教育科学理论的传播与教育实验活动的开展,到中等点,以及高等教育异军突起,江苏教育近代化的模式逐渐形成,这就是教育变革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以理论和制度的输入为基础,以中、高等教育发展为重心的模式。三 江苏地处东南沿海,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江苏士绅群体对于教育变革的敏感使江苏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理论发源地。前面说过,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冯桂芬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为教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对江苏乃至全国教育近代化起步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洋务运动时期兴办外语学堂和军事学堂,到清末新政前后在全国率先倡办义务教育和师范教育,再到北洋政府时期以东南大学教育科和江苏省教育会为两大阵地,不断地输入西方教育理论,开展教育实验,鼓吹职业教育、中等和高等教育,可以说,江苏一直是中国教育近代化主题不断创新的省份。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教育近代化在不同阶段主题深化的必然性,但就全国各省情况看,江苏教育近代化主题的转换往往具有超前性。换句话说,江苏常常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先驱,以主题变革和不断创新而引领全国学界。这一特点是江苏士绅群体长于理论的介绍、引进以及对教育变革有较强的敏感性特点所决定。民国以后,江苏大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其中不少是专门学习教育学的,因此,这种优势,其他省份无法企及。 江苏士绅群体对近代教育理论的输入与吸纳始终保持着相当高的热情。如果说罗振玉早年创办的《教育世界》主要是通过日本及时地向江苏及全国输入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教育制度及理论的话,那么,20年代前后,许多活跃于江苏学界的留学生,尤其是留美学生,则把这种输入教育理论的热情推向了高潮。从大学到中小学,甚至幼儿园,从教育思想观念、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江苏学界学习和实验以美国杜威实用主义理论为中心的热潮广泛而持久,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江苏由此而成为20年代全国引进和学习西方教育理论的先导。江苏教育近代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士绅群体,它缺乏象湖北和山西等教育近代化先进省份那样强有力的行政力量,因此,常常期望通过建立制度体系来保障教育近代化的进行。新政时期,还在全国省级教育行政制度设立之前,在张之洞等人的倡导下,江苏就先后创设了三处推进新式教育的省级行政机关枣学务处。全国划一省级行政制度之后,江苏省仍然保留了两处省级行政机构枣学务处。为保障教育经费的筹集,在江苏教育界不懈地努力下,江苏建立了独立的教育经费制度。再以推行义务教育为例,20年代初江苏一些县市即开征义务教育亩捐。随后,全省各地正式开征普及教育亩捐,江苏是率先在全国建立合法化和制度化义务教育经费体制的省份。湖北和山西在这方面虽或多或少有所作为,但在全国的影响和特点很难与江苏相比。 重心偏向于中、高等教育的整体结构。江苏在近代化起步阶段,其结构与湖北等省较为相似,从高等、专业学堂开始,但进入教育近代化开展阶段则逐渐开始重视初等教育。江苏省是全国较早地提出并实施义务教育的省份之一。与此相关,确立了优先发展师范教育的策略和方针。但20年代前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江苏这一时期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尤其是工商业的较快发展,增强了江苏的经济实力,为江苏中、高等教育的投入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以及一些城市的崛起,客观上对教育培养的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江苏教育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初等教育虽仍占相当大的比重,但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已让位于中、高等教育。1923年统计,以学生数为例,全国各类教育中,小学生占学生总数96.8%,中学生和大学生分别占2.69%和0.51%,可以说,中、高等教育在其中比例很微弱。江苏小学生占学生总数94.75%,低于全国的平均数近2个百分点,在全国占第6名;中学生占学生总数达到4.14%,高于全国近2个百分点,位居全国各省之冠;高等教育占1.11%,正好是全国高等教育学生平均数1倍,排名仅次于北京地区。不难看出,民国前期江苏教育近代化形成的结构重心在中、高等教育,这与湖北、山西等省份差异十分明显。⑤ 江苏教育近代化的模式也暴露出许多突出的问题。第一,理想与实际之间的反差较大。江苏教育近代化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士绅群体。这个群体以理论的传播和研究见长,富有理想,在积极吸纳先进教育理论的同时,躬行实践,这种特点给江苏教育发展带来了许多崭新气象。但问题另一面是,因为富于理想和注重主题创新,因此,各种教育思潮纷至沓来,一时间眼花缭乱,如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平民教育,主题不断转换,甚至陷入了一味骛新的误区,加之缺乏强有力的行政力量参与,致使全省教育实施和推广缺乏全局观点,并妨碍了实施所应达到的广度与深度。一些士绅划定区域和范围,以专家自任,虽富有改革教育的理想,但理想主义色彩过于浓厚,实际上各自为政,尤其是江南一带,某种程度上恰恰又是他们把全省教育体系分割得支离破碎,导致强制性不够,从而决定了江苏的教育虽然稳步发展,但难以形成高潮。当时有人对江苏教育界状况曾大发慨叹:“苏常通沪之教育状况,则研究教育之人较多,学校亦较发达……其甚焉者,置身学界,自命为通知教育之人太多,故校自为风,人自为学,意见龃龉,任事者时多棘手。”⑥第二,普及教育困难重重。江苏教育近代化的模式偏重于中、高等教育,从教育内部结构及与江苏经济发展对教育的需求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即初等教育的发展规模注意与中、高等教育保持适当的比例,从而避免了山西那样严重结构性偏差,但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观察,就会发现这种取向却造成了江苏初等教育推广与普及的困难,最终深度地制约着全省教育近代化的水平。江苏虽然一直注意扩充初等教育,规模及普及率却一直处于低迷状态。1923年山西的儿童入学率已达83%,而直到1930年江苏入学儿童数仅为624,240人,全省学龄儿童为4�620,406人,入学率为13.55%⑦。与山西相比,其普及教育可谓困难重重,遥遥无期。第三,江苏南、北之间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前面分析了江苏经济发展对教育近代化的影响。应该说无论是湖北,还是山西,其境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教育的影响都十分显著,但一则因为上述两省教育近代化进程中地方行政领导人物发挥了较为显著的作用;二则因为其境内经济发展的悬殊没有江苏那么大,因此,就江苏而论,江南、江北及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经济悬殊,加剧了江苏境内教育的不平衡性。在江南及城市地带,经济繁荣,中、高等教育呈现郁勃生机,而经济相对薄弱的江北及农村地区,不仅中、高等教育乏善可陈,而且初等教育也受到严重制约。如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上海、南通、无锡等地的教育称得上是江苏乃至全国最为发达地区,而江北的沭阳、江都等地教育经费常常捉襟见肘,教员为索薪罢教之事屡有发生,其总体水平相当低下。 注: ①田正平:《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丛书总前言,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丛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②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页。 ③宾德:《政治发展的危机》,转引自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 ④转引自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⑤陶行知:《中国之教育统计》,《陶行知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11页。 ⑥侯鸿鉴:《对于江苏教育现状之感论》,《教育杂志》,第8卷第2期。 ⑦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开明书店1934年,第486—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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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走向杂志社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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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不大,可以一起练,二人的书法都比较流畅,如行云流水。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是楷草的过度体,也是中国使用最多的实用体。行楷是介于楷书和行书之间的接近行书的一种书体,它是楷行之间的过度体。吴玉生,酷爱书法,多年临池不辍。曾获全国首届文明杯书写大赛唯一特等奖、名列中国汉字首届硬笔书法大赛一等奖榜首,担任过中国硬笔书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华艺硬笔习字会副会长、中国书协函授培训中心副教授、中央电视台硬笔书法讲座主讲人和全国、全军书法赛事评委。田英章,书法研究生,国家人事部干部。先后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日本东京学艺大学。书法家。历任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院终身书法家、国家人事部中国书画人才研修中心主任、书画人才资格审定委员会执行主任、中国现代硬笔书法研究会会长、中国硬笔书法协会首任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欧阳询书法艺术研究会会长等扩展资料:吴玉生代表作:国学典籍书法版系列丛书之《楷体金文三字经》 、《书法诗经》。田英章主要作品:著有《田英章系列书法字帖》《田英章作品精选》《田英章最新书法专业教程》《田英章书法专业教学录像带、VCD光盘》等150余部书法教材。田英章临皇甫君碑田英章书兰亭记楷书三种钢笔行书字帖一一佳节贺词钢笔行书字帖一一毕业赠言钢笔行书字帖一一恋人寄语小学生1—6年级毛笔大楷字帖6种间架结构28法一—毛笔楷行卷间架结构28法一—硬笔楷行卷硬笔楷行技法精要田英章硬笔楷书标准教程田英章硬笔行书标准教程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田英章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吴玉生

李燕杰,世界华人教育促进会副会长,世界华人艺术家联合会副会长,世界华人教育艺术家委员会总干事长,世界华人演讲艺术家联合会总干事,国际易经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羲黄文化研究院第一副院长,北京自修大学校长,《教育艺术》杂志社社长,中国青少年责任与成长大讲堂名誉主席、学术总指导。中国风水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华夏管理学院荣誉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五届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常务副理事 长,教方艺术杂志社社长,北京自修大学校长;教育艺术演讲家;汇名家网特约讲师。他1997年率先走向社会演讲,迄今已讲过90多个专题,在国内到过297个城市(其中包括香港、澳门)在国外到过125个城市演讲;其中有华盛顿、纽约、温哥华、渥太华、伦敦、巴黎、罗马、柏林、东京、伯尔尼、蒙太利尔等,国内外共到过700个城市,演讲4700余场。 他写诗3700余首,写书法30000余件,创办一大学,收生30万人,赢得700多个职衔。 他被誉为真善美的传道士、教育艺术家、铸魂之师、青年的良师益友。他的《塑造美的心灵》、《自强者笔记》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读物一等奖。 他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先进教育工作者,全国优秀青年教育工作者;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荣获铸魂金杯奖,并两次荣获北京灵山杯一等奖。他的名字进入170部名人大辞典,如《中国当代名人辞典》、《中国当代名录》、《中国当代文化界名人大辞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古今书法家辞典》、《世界艺术家词典》、《世界华人艺术博览大典》、《世界名人大词典》、《剑桥名人词典》。 其传略被收录《中国风水家辞典》(高占全主编)、《中国易学家辞典》(高占全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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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研究》杂志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主管、中国教育学术委员会主办的国家级中文类核心权威教育学术刊物。是全国第一报刊发行(博年)网,读览天下期刊网、全国总工会电子书屋收录期刊。本刊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9-5188,国内统一刊号:CN 11-1816/G4,邮发代号;83-315,国内外公开发行。  主要刊登:  教学交流、教育科研、教育探讨、教学实践、中小学教育、公共教学、民族教育、教育管理、育才心得、课堂设计、校园文化、结业论文等相关的学术论文。  主要栏目:  信息技术 管理纵横 精彩案例 教师随笔 专业成长 学术前沿 教学研究 经验交流 教育探讨 教学实践 公共教学 民族教育 教育管理 育才心得 课堂设计 校园文化 结业论文 教育科研等栏目。  办刊宗旨:  本刊以广大教育工作者为主要读者对象,报道教育领域领先的科研成果和教学经验,以及对教育教学有指导作用且与教育教学密切结合的基础理论研究;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工作方针政策,贯彻理论与实践、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反映我国教育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重大进展,促进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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