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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类核心期刊如下1 文学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2 文艺争鸣 吉林省文学艺术联合会 3 中国比较文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4 文学遗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5 当代作家评论 辽宁省作家协会 6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北京现代文学馆 7 新文学史料 人民文学出版社 8 红楼梦学刊 中国艺术研究院 9 文艺理论研究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华东师范大学 10 民族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11 明清小说研究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2 鲁迅研究月刊 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 13 文学自由谈 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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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文，1968年3月出生，山东嘉祥人，现任职于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曾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翻译学博士，南京翻译家协会副会长，曾任《译文版牛津英汉双解词典》执行主译编，专著有《汉诗英译的主体审美论》和《汉英翻译与跨语认知》，曾在Meta、《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国翻译》、《中国外语》、《中国比较文学》等学术期刊发表文章三十余篇。研究兴趣：认知与翻译、诗歌翻译、语言哲学与翻译、哲学译释学、双语词典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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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 注册 | 登录 | 论坛向导 | 帮助 返回 学术论坛首页 Web 湘里妹子学术论坛 » 文艺评论 (Page:) » 狄更斯及其小说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狄更斯及其小说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作者: 标题: 狄更斯及其小说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梦的轻波 超级版主 积分 1080 发贴 866 精华 43 注册 2003-9-22 状态 离线 第 1 楼 字号 ---- 10pt 11pt 12pt 13pt 14pt 15pt 16pt 17pt 18pt 20pt 25pt 30pt 35pt 40pt 45pt 50pt 狄更斯及其小说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梦的轻波 2004-1-29 00:03 发表于: 湘里妹子学术论坛 作者：葛 桂 录 来源：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 (南京大学，南京210093) －－－－－－－－－－－－－－－－－－－－－－－－－－－－－－－－ [摘 要] 20世纪上半叶狄更斯及其多部作品被介绍到中国后，大大促进了普通读者对这位英国小说家非凡生活经历、独特创作风格，以及不朽文学贡献的了解和把握。20世纪下半叶，我们对狄更斯的评价总是特别强调其作品内容的批判暴露性特征、对下层人民的人道主义同情，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局限性。不过，狄更斯小说的创作方法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相去甚远。对其人道主义思想，我们也应该给予积极而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 狄更斯 人道主义 中国 接受 影响 [中图分类号]I 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JS07－005(2000)02－0114－07 [收稿日期] 2000－03－05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委社科基金项目《英国作家与中国》，课题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葛桂录，男，1967年生，淮阴师院中文系副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著有《比 较文学教程》（执行主编）等。 一、“善状社会之情态的迭更司” ——20世纪上半叶狄更斯在中国 在20世纪上半叶，每一个喜欢狄更斯作品的中国读者首先要感谢林纾，因为就是他最早把狄更斯领到了中国。作为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和翻译家，大规模介绍西方文学到中国的第一人，林纾之真正认识西方文学的妙处，也是在接触狄更斯之后，因而在其所有译作中，最重视的也正是狄更斯的小说。林纾从1907年到1909年间共翻译了狄更斯的五部小说：《滑稽外史》、《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述》、《贼史》、《冰雪因缘》。[1]这几部译作被公认为林纾所有翻译作品中译得比较理想的小说。中国读者正是通过他的译品，才最早认识了英国这位久负盛名的伟大小说家。对我国新文学作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林纾翻译介绍狄更斯小说五种并产生重要影响之后，民国时期又有一批翻译者陆续介绍了狄更斯的不少作品，深受人们喜爱。在长篇小说方面，薛一谔、陈家麟翻译了《亚媚女士别传》（上下卷，即《小杜丽》）；魏易翻译了《二城故事》（即《双城记》）；常觉、小蝶翻译了《旅行笑史》（上下卷，即《匹克威克先生外传》的节译本）[2]。狄更斯的中短篇小说也有一些翻译介绍，有的作品还有多种译本。如狄更斯《圣诞故事集》中的一个中篇故事《圣诞欢歌》（A Christmas Carol ）先后就有三个文言体译本、两个白话体译本和一个仿作改写本。其中，竞生的译本题作《悭人梦》刊于1914年《小说时报》21期；孙毓修的译本题作《耶稣诞日赋》刊于1915年《小说月报》5卷10号； 1919年上海东阜兄弟图书馆也出版了闻野鹤题为《鬼史》的译本；1928年上海商务馆出版了谢颂羔题为《三灵》的译本；1945年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方敬题作《圣诞欢歌》的译本。而根据狄更斯这个故事改写的一篇仿作则是天津人一鹃刊载于《礼拜六》杂志上的《一个侮辱圣诞节的人》（上、下）[3]。为大家竞相翻译或仿作的这个中篇小说，通过一个年迈而吝啬的商人从极端蔑视圣诞节日到虔诚信奉圣诞精神，从冷酷无情到最终变得温柔慷慨这样一个过程，充分体现了狄更斯相信人与人之间必须保存更多信任和爱的伟大思想，反映了大家的共同心声；加之这篇小说是通过三个幽灵去展开情节的，构思奇特，因而深受读者喜爱。 狄更斯的中篇小说《生活的斗争》（The Battle of Life）也是《圣诞故事集》中的一篇。这篇小说出现了周瘦鹃题为《至情》的文言体译本，以及陈原题为《人生的战斗》的白话体译本[4]。狄更斯的短篇小说《星》也有烟桥、佩玉的译本和周瘦鹃的译本[5]。周瘦鹃还翻译了狄更斯的其他小说，如《幻影》、《前尘》[6]等。 20年代以前也出现了一些有关狄更斯的介绍和评论文章。1911年《小说月报》第二年第四期上就刊登了一篇为纪念狄更斯百年诞辰而发行精美肖像情况的介绍文字。孙毓修在1913年《小说月报》4卷3号上著文则首先称狄更斯“非独著于一国，抑亦闻于世界。”并高度评价狄更斯小说所产生的社会作用，文中还特别介绍了狄更斯描写人物的特长，足见作者对狄更斯小说艺术魅力的赞赏溢于言表，同时也表明本世纪初期中国对狄更斯小说的认识、接受着重体现在其作品鲜明的社会功能和精湛的人物描写艺术这两个方面。 20年代也有不少对狄更斯作品的翻译介绍文字。1922年4月的《学衡》杂志第四期上刊有狄更斯的画像。1926年《小说世界》13卷14期到14卷25期连载了伍光建翻译的狄更斯名著《劳苦世界》（现通译为《艰难时世》），并作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之一种，由上海商务馆于1926年12月出版了单行本，该书译者序概括了这部小说的特色及其重要价值。另外，1928年10月魏易自译自刊了狄更斯的另一部名著《双城故事》。沈步洲等译注的英汉合注本《二城故事》也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本时期对狄更斯的评价介绍也出现不少著述。谢六逸在《小说月报》13卷6号上的一篇文章就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狄更斯的创作情况。[7]文中把狄更斯称为继司各特之后描写社会贫困的最有势力的英伦第一小说家。《语丝》杂志刊载了德国批评家梅林格的《论迭更斯》一文。该文介绍了狄更斯这样一位最受德国人喜爱的大小说家，其具有旺盛创造力并确信民主主义、富于同情心的一面[8]。 周瘦鹃翻译了狄更斯的一些小说，同时他还多次向我们介绍了有关狄更斯的一些趣闻轶事。如《爱修饰的文学家》[9]就反映了狄更斯成名之后的一个生活侧面。同时，周瘦鹃在该文中还以狄更斯小说艺术创作特点为例说明做小说本非难事，“但须留意社会中一切物状。一切琐事。略为点染。少加穿插。更以生动之笔描写之。则一篇脱稿。未始不成名作。”并指出狄更斯这种小说取材的方法特点对自己创作产生的诸多影响等等[10]。 韩侍桁在《十九前半世纪英国的小说》一文中也认为狄更斯在英国文学中最与众不同。他有两种伟大的才干，即能够给死物加进人工的生气；能够象伟大的画家一般地捕捉与描绘人物的特形。文中特别强调狄更斯有一种讽刺家的才干，能够在刹那间观察出来某些奇异，而能生动地夸大地描画出来。[11] 与20年代相比，30年代出现了翻译介绍狄更斯的高潮。1930年上海北新书局印行的林惠元译《英国文学史》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狄更斯的生活经历、创作风格、重大功绩及其人道主义小说的显著影响等基本情况，书中称狄更斯作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和最独创的作家，用小说来唤醒人们提倡合于人道的对社会弊端的改革，因而他是文学中改革运动的领袖。1931年上海广学会翻译出版了美国清洁理女士所著的《迭更司著作中的男孩》一书。1933年吕天石《欧洲近代文艺思潮》（上海商务版）一书论及狄更斯时，也明确揭示出其作品中表现个人反抗社会的小说主题。1934年《国闻周报》上发表一篇题为《英国文坛新发现不列颠博物院秘档记——小说名家狄更斯夫人之泪史》的译述文章，则非常及时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狄更斯的情感经历、家庭生活中的不圆满状态以及在小说作品中的诸多表现，1935年《中学生》杂志55号上刊登的一篇朱自清写的《文人宅》（伦敦杂记之四），则带着我们参观了伦敦的狄更斯故居。1936年《文学》杂志6卷4号、6号上也载文介绍了英美国家纪念狄更斯成名作《匹克威克先生外传》发表百年的盛况。另外还有不少著作对狄更斯及其小说艺术作了详细介绍，如1935年出版的《西洋文学讲座》（英国文学部分，曾虚白著）、1936年出版的中译本《英国小说发展史》（Wilbur LCross原著）、1937年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纲》（金东雷著）等。这些书籍也为我们全面了解和接受狄更斯作品提供了很大帮助。 1937年是狄更斯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这一年《译文》新三卷一期为此刊发了“迭更斯特辑”，翻译介绍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苏联批评家写的纪念文章《迭更司论——为人道而战的现实主义大师》。文章指出，狄更斯作为一个人道情感的提倡者，其小说描述了小人物的境遇，同时其作品也体现出了明显的思想矛盾性：“他要想除去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社会罪恶，但并不去触动这制度本身，因此产生了他那拥护明确的缓和办法的创作活动，因此产生了他那希冀劳资妥协和贫富妥协的倾向。这产生了他那些和解的‘圣诞故事’，这些和解的倾向反映着作为一个中等阶层的人道主义者的迭更斯的性格” [12]。作者认为此种和解的倾向正是狄更斯思想意识中的消极面。通过这篇译文，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苏联学术界对包括狄更斯在内的西方人道主义作家的总体评价标准，进而也为建国以后我国学术界评论这些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西方作家奠定了一个基调。《译文》新三卷一期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是克夫翻译的《年青的迭更司》一文，文章则向我们展示了狄更斯童年的苦难经历、青年的创业过程以及创作方面的独特才能。另外，该期《译文》还刊登了许天虹翻译的法国传记大师莫洛亚写的《迭更司与小说的艺术》。《译文》新三卷三、四两期又连续译介了莫洛亚的《迭更司的生平及其作品》（上、下）。后来1941年的《现代文艺》二卷六期上也继续译介了莫洛亚的《迭更司的哲学》。以上四部分正是莫洛亚传记名作《狄更斯评传》一书的全部内容。后来又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单行本（1943年7月版）。莫洛亚虽是法国人，但对狄更斯的理解似乎比大多数英国批评家还要深刻，而且有许多见解异常新颖，启人心智。因此，译介莫洛亚这部评传对我国读者全面深刻细致地认识狄更斯是功不可没的。 《译文》新三卷三期上还发表了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文章《我对迭更司所负的债》。另外，《译文》新三卷一期配合出版“迭更司特辑”，还刊发了有关狄更斯不同时期的肖像、生活、写作及住宅等方面的图片10幅。总之，《译文》杂志刊发的多篇译文及多幅图片为我们比较集中地了解狄更斯发挥了良好作用，也为30年代我国介绍狄更斯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40年代在狄更斯作品的翻译方面出现了新的高潮，而对狄更斯的评论和介绍文章虽不多见，但颇见新的角度。比如，朱维之就是从宗教的角度去接受和理解狄更斯及其作品的。他在《基督教与文学》一书中称狄更斯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作家，笔下常流露着基督教的思想和感情，其许多作品的基础是建筑在《新约·福音书》之上的。[13]。林海则从比较的角度去分析评价狄更斯及其小说的创作特点。通过比较狄更斯与萨克雷的小说创作后，林海形象地指出：“迭更斯像一个宗教家，背着一面人道主义的大旗，站在十字街头说法，想以苦口婆心来挽回世道人心。萨克雷则俨然一个鲁克理细阿（Lucretius）派的哲学家，专门坐在十八层楼上的沙发里，俯着拖泥带水、蝇营狗苟的人群，顺便发出几声感慨，或来个会心的微笑”。但作者认为：“细想一下，坐十八层楼冷眼静观的萨克雷，要比站十字街头闭眼瞎说的迭更斯可靠一点” [14]。其他评论文章还有如蒋天佐是从翻译的角度论及了狄更斯小说语言运用方面灵活之极、丰富之极的特点[15]；何家槐译的一篇文章则通过一个少年酷爱狄更斯小说的生动情形，充分展示了狄更斯作品不朽的艺术魅力[16]；林海在另文中也介绍了包括狄更斯式人道主义在内的有关狄更斯及其作品的详细内容[17]。 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狄更斯作品颇为丰富。除以前各种译本不断得到再版外，还有不少是初版的译作。如邹绿芷翻译了《黄昏的故事》（收入六个短篇，1944年2月重庆自强出版社）和《炉边蟋蟀》（1947年11月上海通惠印书馆）；《大卫·科波菲尔》有许天虹译本（1945年6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和董秋斯译本（1947年6月上海骆驼书店）；《奥列佛·退斯特》有蒋天佐译本（1948年3月上海骆驼书店）；《双城记》有海上室主译本（1940年4月上海合众书店）、许天虹译本（1946年1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和罗稷南译本（1947年5月上海骆驼书店）；《匹克威克外传》有许天虹译本（1945年11月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和蒋天佐译本（1948年3月上海骆驼书店）等等。这些译本多数附有译者序或译后记之类的内容，比较详尽而深刻地介绍分析了小说家及其作品，这对指导读者理解认识和把握接受狄更斯大有助益。 总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翻译介绍狄更斯及其作品的基本情况如上所述。不过，狄更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无论在广泛性上还是在深刻性上，都比不上俄罗斯作家，如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俄罗斯文学曾引起中国新文学先驱者们的巨大兴趣和热烈向往之情，其原因是由于中俄两国在国情上具有相似性，而促成中俄两国在文学上的亲密关系的深刻共鸣，这是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所无法比拟的。正是社会现实需要和文学本身的要求，使得中国作家群体对于俄国文学产生出这种喜爱和亲切感。相比较而言，包括狄更斯在内的其他欧洲作家在中国新文学作家心目中的地位要稍逊一些。而且狄更斯现实主义小说中那种理想主义的成分、浪漫主义的气息、人道主义的基调，也难以被主张为社会为人生的新文学家们普遍接受。更有在民族文化心理方面，中国作家接受狄更斯小说所展现的英吉利民族心理和文化生活时，也多少存在着某些心理隔膜。因此，狄更斯在本时期就无法达到全面而深刻自觉接受的程度。 二、“为人道而战的社会批判者” ——20世纪下半叶狄更斯在中国 建国以后涉及狄更斯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题为《狄更司笔下的美国》的译文，该文译自苏联刊物。文中谈及狄更斯1842年美国之行及其《游美札记》，认为狄更斯的美国见闻激起了他的愤怒和责难，《游美札记》则是控告美国社会组织与一切生活方式的起诉书，暴露了美国奴隶主的原形。同时文章也指出，狄更斯该书在今天仍未失去真实性，它所暴露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也属于这个世纪的美国，它目前正在幻想把整个人民变成服服贴贴的奴隶[18]。 我国对狄更斯的研究评价受到苏联学术观点的影响很大。苏联学术界在接受狄更斯时，特别强调其作品中的批判暴露性内容、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两面性，以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且鲜明地反对英美批评界对狄更斯的认识评价。这在1956年《文史译丛》创刊号上刊载的两篇译自苏联的文章《英国文学概要》和《关于狄更斯作品的评价问题》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后一篇文章的作者还说英国反动的批评家完全丧尽民族自尊心，完全不懂得爱护自己民族的伟大艺术，对其伟大遗产闭口不谈，或故意贬低歪曲，压抑其暴露性作品的意义，贬低他创造形象的批判意义，并对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问题避而不谈，而把他称为浪漫主义作家。进而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批评家无法揭示出狄更斯现实主义的真实内容及意义，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及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著作武装起来的苏联文艺学，才能给狄更斯创作以科学的评价[19]。受苏联学术界这种研究思路的影响，我国学者评价狄更斯的出发点及基本内容也大致如此。比如，全增嘏1954年写了《谈狄更斯》一文，其写作目的就是批驳英美批评家对狄更斯作品的弃绝态度。针对英美批评界认为狄更斯作品结构散漫、人物夸张、嘲笑露骨、感伤过分的看法，该文结合作品一一加以辩驳。文章最后也指出：“在今日之下来读狄更斯有重大意义。今天英美等国资本主义虽是在作垂死的挣扎，但仍然是很猖狂的。和资本主义做斗争，狄更斯仍然是我们的同盟军，仍然是一个坚强的战斗力量。”[20] 紧接着以后的几年间，学术界和读书界都非常重视对狄更斯的介绍与研究，特别是在1957年和1962年发表了大量文章，形成了两次高潮。 1957年我国大量介绍狄更斯，是由几部根据狄更斯小说改编的电影《匹克威克外传》、《孤星血泪》和《雾都孤儿》等在中国上演所引起的。为满足观众对狄更斯及其作品了解的浓厚兴趣，学者们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北京日报》、《中国电影》和《大众电影》等多种报刊上纷纷撰文介绍狄更斯及其相关作品。尽管这些介绍都是一般知识性、鉴赏性的，但却为我国普通读者认识狄更斯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该年发表在《南大学报》第一期上华林一写的《谈谈狄更斯的“劳苦世界”》一文，分析了狄更斯的重要作品《艰难时世》。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所采用的社会政治历史批评方法，后来成为我国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评价西方作家的一种基本研究模式。 1962年是狄更斯诞辰150周年纪念，这更成为我国学者集中介绍评价狄更斯的一个契机，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了大批文章，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研究论文，由此也便形成建国后十七年中介绍和研究狄更斯的真正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大学陈嘉、范存忠、姚永彩三位先生写的文章。陈嘉的论文《论狄更斯的〈双城记〉》也是针对英美资产阶级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在《双城记》理解与估价上的种种不正确、甚至故意歪曲的说法而写的。文中既驳斥了不少资产阶级文艺批评家企图贬低狄更斯而说他诋毁法国大革命的谬论，也指出由于狄更斯的阶级局限性和人道主义思想，使他对法国革命的历史过程采取一系列不正确、甚至根本错误的态度，但并未因此否定法国革命的正义性与必然性[21]。范存忠的论文《狄更斯与美国问题》则综述了狄更斯作品对19世纪中叶美国情况的反映以及对若干美国社会问题的认识情况，认为对美国社会尽情刻画和揭露，他提供的材料在不少方面比传统历史家所贡献的更真实更典型，有很大的进步意义。[22]姚永彩的论文《从〈艰难时世〉看狄更斯》在指出狄更斯揭露社会罪恶同情贫苦人民的痛苦不幸的同时，也表明他那种以情感与友爱作为改造社会现实的药方的做法，会引导人们脱离正确的斗争道路。文中也指出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有害的一面，即以抽象的爱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力图以阶级调和代替阶级斗争。[23]本时期全面分析狄更斯创作的一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则是杨耀民发表在《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上的长达三万字的论文《狄更斯的创作历程与思想特征》。 以上的一些评论文章都是侧重于思想内容分析的，而且又倾向于社会政治层面的探讨，由此得到的结论就显得大同小异。王佐良在1962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狄更斯的特点及其他》，则是当时唯一的一篇侧重于狄更斯小说艺术分析的文章。该文篇幅不长，却紧紧抓住狄更斯的创作特点，指出在其小说艺术里，真实的细节与诗样的气氛的混合，具体情节与深远的社会意义的混合，幽默、风趣与悲剧性的基本人生处境的混合，正是这一切使狄更斯的作品丰富厚实，而且充满了戏剧性。 总而言之，回顾一下建国以后十七年期间狄更斯在我国的接受情况，可以看出： 第一，对狄更斯的认识和评价受前苏联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在思想观点与研究方法论上都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去分析狄更斯作品的思想内容，特别强调的是其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暴露性，对下层人民的人道主义同情，以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运用等等；同时也无不指出狄更斯的阶级局限性、宣扬阶级调和论、人道主义思想的两重性等内容，这由当时的政治气候与理论导向使然。 第二，对狄更斯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反驳英美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的相关评价，认为以此可以捍卫狄更斯在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而介绍与评价狄更斯的另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古为今用，借此来认识看待现今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丑恶现实，着重看待的是狄更斯小说的认识价值和文献价值，对其审美价值多加忽视甚至排斥。其原因与当时中苏社会主义阵营与英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抗的国际政治形势有关，也使得对狄更斯的评价和接受就成为反英抗美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起到了一种武器的作用，因此这一段时期的研究打上了鲜明的历史时代烙印。 “文革”以后，学术界对作为批判现实主义杰出代表的狄更斯的介绍与研究出现新的高潮。1978年《外国文学研究》创刊号上王忠祥的文章《论狄更斯的〈双城记〉》，和1979年《读书》第二期上赵罗蕤的文章《批判的现实主义杰出作家狄更斯》都基本承续了文革前对狄更斯的总体评价，并为新时期以后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学术界评论狄更斯奠定了基调。 进入80年代，介绍和研究狄更斯的文章极多，并出现新的研究趋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狄更斯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涉及到的有关评论文章相当多，但毫无例外地都指出了它的两重性，而又凸现出其消极意义。有的文章评论中的“左”的倾向相当明显，这表明我们对狄更斯小说创作中的这种主导思想还应该尽量客观而深入地认识理解。 狄更斯在人物塑造上的卓越成就是人所共知的。这一时期就出现一些文章专门论及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问题。如任明耀探讨了狄更斯作品中别具一格的“怪人画像” [24]；郭珊宝则认为狄更斯人道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即注意塑造儿童形象；[25]。其他还有文章谈及了狄更斯笔下的劳动人民形象、女性形象和扁平人物形象等问题。 关于狄更斯作品艺术特色方面的内容得到普遍重视，这方面的文章也很多。潘耀泉的文章首先比较早的对此作了总体论述[26]。李肇星、郭珊宝、王力在其文章中也都对狄更斯的小说作了细致阐述，富有启发意义[27]。 更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是，这时期评价狄更斯的作品，有些文章突破了传统定论，展示了更符合狄更斯小说创作实际情况的新认识。比如，《圣诞欢歌》作为一部充满人道主义思想的优秀作品，以往大多数评论都认为它提倡的是调和阶级矛盾的思想，而受到一致的批评否定。这种沿袭“阶级论”的过于简单的评论，到80年代初期受到挑战。郭珊宝在其文章中就认为这部作品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对人的性格的两重性的探索，是对人怎样丧失人性和怎样复归人性的探索。狄更斯的深刻之处在于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不仅在于阶级压迫与造成贫富对立，更在于摧残人性、摧残一切人的人性，而一切人性的沦丧，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弊端和更深重的创伤。一切人性的复归正是社会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作为一个人道主义作家，狄更斯的同情不仅倾注在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身上，而且倾注于一切被迫丧失人性的人身上[28]。 与《圣诞欢歌》在以往得到的普遍否定性批评相比，狄更斯的另一部作品《游美札记》获得的则是一致的肯定性评论。人们只看到狄更斯在作品中对美国社会生活和制度各方面，特别是奴隶制的暴露批评的一面，而这与作品本身叙述的实际情况也有较大出入。张玲在为《游美札记》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狄更斯访美时值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显得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狄更斯笔下对当时美国社会某些进步方面所做的肯定，符合历史真实。而以往有些评论家只根据本人研究这部作品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需要，对书中所反映的狄更斯的对美国的看法加以不确切的诠释，诸如把狄更斯对美国某些监狱管理制度的批评夸大为反映“监狱制度的惨无人道”，把狄更斯对于当时美国国民性和社会风尚以及日常生活的一般介绍或略试品评解释为强烈的贬斥和指责，也有的又由于肯定和赞美当时美国社会的某些长处和优点，而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这是狄更斯思想局限性的表现，等等[29]。张玲的这些看法对我们重新客观评价狄更斯作品应该是有启发意义的。 朱虹在1982年到1984年的《名作欣赏》杂志上发表了有关狄更斯小说的一组赏析文章，涉及到狄更斯的绝大多数作品，这些文章后来汇集出版了单行本《狄更斯小说欣赏》（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名作欣赏》杂志还从1984年第4期起连载了朱延生翻译的莫洛亚所著《狄更斯评传》一书的内容，这些内容也汇以单行本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11月出版。另外本时期出版的有关狄更斯的著述还有：罗经国所编《狄更斯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张玲所著《英国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北京出版社1983年）、伊瓦肖娃的《狄更斯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赫·皮尔逊的《狄更斯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等。这些著作大大促进了狄更斯及其作品在中国的广泛普及和深入研究的进程，为狄更斯在中国的接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进入90年代后，也出版了不少有关狄更斯的传记，如埃德加·约翰逊的《狄更斯：他的悲剧与胜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和杰克逊的《查
论可比性——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可比性是关系到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能不能建立、比较研究能不能有效进行的重要理 论问题。文学现象之间实际存在的亲缘关系、价值关系和交叉关系是可比性的客观基础。 在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中,为掌握好可比性，必须做好发现、考察、抉择这样三个方面的工作。 俄苏历史比较文艺学的特征 俄苏历史比较文艺学在当今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它的历史类型学思想、文学影响的规律性的思想、总体文学建构的思想和跨学科研究的思想都有着有别于西方比较文学思想的独特视角和观点，这些视角和观点对于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影响。 从比较文学角度谈《药》的深刻意蕴 鲁迅的《药》从选材、 构思到人物形象、主题和艺术风格均烙有鲜明的西方文学印记，说明鲁迅对西方文学极为倾情。植根于鲁迅灵魂深处的时代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使他自觉地将唤醒国民、振兴国家作为自己的根本使命;而他的社会理想和坚韧个性，又使他始终不渝地呐喊、战斗;同时，他的悲剧心理和独特审美观，使他的笔端自然地流露出阴冷的艺术风格，既有对安德列耶夫的借鉴，又有自己的再创造 。两次伟大的“文艺复兴”——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与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中，人们很少将注意力投注于意大利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之中。本文旨在通过“文的自觉”和“人的发现”两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接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文学的影响，从而比较探讨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学的价值意义。林黛玉和道纲母 本文在中日比较文学的视野中，从多愁善感与倔强的性格特质、感情专一与嫉妒排他的情感特点、不平等的情爱关系和悲剧命运的实质三个层面比较、分析和论证了道纲母和林黛玉这两个中日悲剧女性形象的同中之异，剖析了古代社会女性的心理特征和不平等的情爱关系，揭示了造成她们悲剧命运的实质原因。动荡年代的幽玄之美 “幽玄”这一美学理念起源于中国，是中国的诗歌创作理念之一，后经汉译佛经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和歌的最高美学理想。对中国魏晋南北朝和日本中世纪这相距整整一千年的两个动荡年代的诗歌进行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跨越时空的距离探寻中日两国诗歌中既相通又相异的幽玄之美。
中国比较文学是全球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代表王向远 中国比较文学崛起与繁荣并不是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直接延伸，它虽然受到了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大影响，却有着自己发生、发展的独特过程。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自己较为深刻的、独特的足迹。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并不是基于一个新的研究对象的出现或新的研究领域的发掘——像甲骨文的发现促生了甲骨学的产生那样——而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要。这一点决定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学术史的研究可以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尽管我们可以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史前史”上溯到先秦时代，但中国比较文学并非古已有之。为什么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学术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异文化为根本特征的比较文学呢？为什么两千多年中华各民族之间文学的交流、一千多年以佛经翻译为纽带的印度文学对汉文学的输入、一千年间汉文学对东亚国家的传播与影响，却都没有促使中国产生以中外文学交流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文学”学科，甚至没有在文学研究中自觉地运用跨文化的比较方法呢？原因很复杂，答案也是多种多样的。或许有人认为，中国人的文化与文学的自豪感，乃至“居天地之中”的“中国”意识不利于比较文学观念的形成。然而19世纪的法国人对法国文化与文学也有优越感，也有法国文学的中心意识，但比较文学学科却恰恰成立于此时的法国，法国正是通过比较文学研究弘扬了他们的文学自豪感；或许又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及文学研究的习惯方式是感悟式的评点，不擅长比较文学研究所要求的那种条分缕析的系统研究，然而比较文学既可以是系统的研究，也完全可能以中国式的感悟评点、点到为止的形式来进行，被许多人誉为比较文学研究楷模的钱钟书的《管锥编》，不就是以感悟评点的传统形式写成的吗？何况，中国传统学术历来主张“文史哲不分家”，这与当代比较文学的一些提倡者所主张的“跨学科”研究岂不是不谋而合的吗？我们认为，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异文化为根本特征的比较文学，其根本原因，或许首先就是因为传统中国人缺乏那种依靠输入外来文学来更新自身文学的自觉而又迫切的要求。由于汉文学自成体系，作为东亚诸国文学的共同母体，具有强大的衍生力和影响力。汉文学史上的历次革故鼎新，并没有主要依靠外力的推动，而基本上是依靠汉文学自身的矛盾运动来实现的。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舞台上，一直没有一个外来文学体系堪与汉文学分庭抗礼。佛经翻译虽然引进了印度文学，但那主要是在宗教范畴内进行的，而且又较快地被汉文学吸收消化，在不自觉地引进印度文学的过程中，并没有在中国人的文学观念中产生诸如“印度文学”或“外国文学”之类的观念或概念。没有对等的外来文学体系的参照，就谈不上“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分野，因而也就无法形成“汉文学”、“中国文学”这样的与外来文学对举的概念。而“比较”、“比较文学”总是双边的甚至多边的，这种没有“他者”在场的汉文学的“单边”性，只能是汉文学的“独语”，或者是汉文学对周边异文学的“发话”，而不是汉文学与异文学之间的“对话”。而“文学对话”的意识正是比较文学成立的根本前提之一。在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中，“文化对话”对任何一个民族及国家来说，常常不可回避。这种“对话”（抑或“争吵”）往往通过政治、外交、战争、宗教等途径和方式进行着。历史上汉文化与异文化之间有过多次的“对话”或“争吵”，而相对而言，作为“文化对话”之组成部分的“文学对话”，则往往并不是文化“对话”的必需方式。“文化对话”为“文学对话”提供了必要的语境，但有了“文化对话”未必一定就能够进行“文学对话”。“文学对话”需要更具体和更复杂的话语平台，即“对话”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和异文学文本的阅读能力。而恰恰是这种能力的缺乏，使汉文学与异文学之间无法进行真正的“文学对话”。试看在漫长的古代汉文学史上，有几个文学家掌握了汉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除了宗教信仰的动力促使一些人学习并掌握了梵语等印度语言外，似乎没有一个诗人、作家和文学研究家有足够的动力和条件，为着纯文学的目的来学习一门外语。如此，“文学对话”从何谈起呢？“比较文学”缘何成立呢？这种情形，到了晚清时期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当时的清政府一方面是对改革派“横流天下”的“邪说暴行”实行清剿，一方面也不得不提出“旧学为本，新学为用”的口号，并于1901年下令废除八股，1905年废除科举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又宣布预备立宪，改革官制等。在这样的形势下，有头脑的中国人，无论赞同与否，都不可能不面对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也不能不考虑如何延续并发扬光大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西学东渐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在西学的冲击下，传统文人难以单靠汉语文学立身处世，出国留学、学习外语便成为新的选择。连林纾那样的倾向保守的人士，尽管无法掌握外语，却与人合作译出了三百多种外国小说，晚年更哀叹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不通外文。林纾的译作在读书人的面前展开了新异的文学世界，推动了中国人的文学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此，在中国人的阅读平台上，出现了与汉文学迥然不同的西洋文学，这就为中西文学之“比”提供了语境。许慎《说文解字》释“比”字为“反从为比”。西洋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反从”（不同），就为中西文学之“比”提供了可能。于是清末民初的不少学者，如林纾、黄遵宪、梁启超、蒋智由、苏曼殊、胡怀琛、孙宝宣、侠人、黄人、徐念慈、王钟麟、周桂笙、孙毓修等，都对中外（外国主要是西方，也包含日本）文学发表了比较之论。当然，这些“比较”大都是为了对中西文学做出简单的价值判断，多半是浅层的、表面的比较，但它却是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最初形式。这一点与欧洲比较文学也有明显的不同。法国及欧洲的比较文学强调用实证的方法描述欧洲各国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而中国的比较文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中外（主要是中西）文学的对比意识或比照意识；欧洲比较文学主要强调的是欧洲各国文学的联系性、相通性，而中国比较文学则具有强烈的差异意识。从这一点上看，欧洲比较文学重心在“认同”而不在“比较”，中国比较文学重心在“比较”而非“认同”。但中国比较文学发生伊始的这种“反从为比”的单一性，由王国维稍后的登场而有所改变。王国维独辟蹊径，从另一个侧面进入了比较文学。他以外来思想方法烛照中国文学，用西洋的术语概念解读和阐释《红楼梦》等中国作品，努力使外来思想观念与中国固有的文学相契合，虽然没有太多直接的比较，却具有跨文化的世界文学眼光，体现了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内在的比较观念，因而更能够深刻切入比较文学的本体。在亚洲，我们的东邻日本早在1890年就有坪内逍遥博士讲授“比照文学”，而且今天我们中国人使用的“比较文学”这四个汉字本身就是日本人创制的，日本的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也一直在发展和推进着。但是，同其它国家的比较文学相比而言，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的中国比较文学，其规模、声势、社会文化与学术效应都大大地超过了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及欧洲的比较文学，也大大地超过了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美国比较文学。在外国比较文学的影响之下，在本土文学与文化的深厚的沃土之上，在时代的呼唤之中，中国比较文学由自为到自觉、从分散到凝聚、从观念到实体，从依托其它学科到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再从弱小学科发展到较为强大的学科，走过了值得骄傲的百年历程。先从研究成果的规模效应上看，据《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一书的统计，80至90年代的二十年间，光中国大陆地区的学术刊物上就刊登出了一万两千多篇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论文或文章，还出版了三百六十多部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专著。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对世界上比较文学较为发达的国家，如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比较文学成果做一统计，并与中国做一比较，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仅从学术成果的数量上看，中国比较文学在这二十年间的成果在数量上，已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了，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和绝大多数研究专著，都具有较高或很高的学术水准。再从研究队伍上说，到90年代末，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在册会员已近九百名，加上没有入会的从事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估计应在千人以上。这样一个规模，更是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各方面的支持和努力，中国比较文学在组织上建立了被纳入现行教育体制的专门的研究机构，成为高等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学科部门，形成了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系统连贯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了《中国比较文学》等几种专门的核心刊物。由此，中国比较文学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成为一种“显学”，在中国学术文化体系中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位置。从全球文化的高度上看，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和繁荣，是与全球文化的基本走势相契合的。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也是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所共同追求的目的。深入了解不同文化中的文学对这些共同困惑的探索，坚持进行文学的交流互动，就有可能把人们从目前单向度的、贫乏而偏颇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救出来，形成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另一种全球化。由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它不可能成为帝国文化霸权的实行者，而是将坚定地全力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致力于不同文化体系亦即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识”、“互补“和” “互动”。从中国社会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上看，中国比较文学发生和发展的轨迹，是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和现代化相始终的。中国比较文学之所以获得如此的发展和繁荣，根本原因在于比较文学的学术精神契合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契合了8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思想解放的需要。当比较文学在欧洲、在美国已从学术文化的主流和中心逐渐淡出的时候，当欧美学者由于语言和学术训练的限制还很难深入进行跨东西文化的文学研究——这正是欧美比较文学最近发展不够迅速的原因——的时候，中国比较文学却取得了高度的繁荣。可以说，现阶段中国人、中国学者对欧美的了解远胜于欧美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学者的外国语言文化和学术修养，使得他们在跨文化、特别是跨东西文化的文学沟通与文学研究中具有更强的学术优势。这一切，都自然地、历史地决定了世界比较文学学术文化的重心已经逐渐转到中国。换言之，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或称第三个历史时期，已经在中国展开。而且，中国比较文学所代表的是一个世界比较文学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赋予它生命的，是一个时代，而不只是“法国学派”或“美国学派”那样的“学派”。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中国比较文学立足本土文化，努力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营养，体现了博大的文化襟怀。中国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就是由这种开放的文化襟怀所决定的。首先是中国比较文学对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兼收并蓄。中国的比较学者们对比较文学的中国传统渊源做了深入的发掘和阐释，并把中国古人提出的“合而不同”的价值观作为现代比较文学的精髓。同时，对西方的欧美、东方的日本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也多有借鉴和吸收。从20世纪30年代戴望舒翻译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起，到20世纪末，中国翻译、编译出版的外国的比较文学著作、论文集已达数十种，对外国比较文学的评价文章数百篇，绝大多数的比较文学教材都有评介外国比较文学的专门章节。或许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学者这样对介绍与借鉴外国的比较文学如此重视。中国的比较文学著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当可观，有不少著作堪称该领域研究中只能绕行、不可逾越的成果，体现了中国人的独特的学术优势，但外国比较文学界对中国的这些著作的译介和评论却不多，相形之下，更现显示了中国学者吸纳外来学术的气度与能力，这也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繁荣昌盛的一个表征。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本身来看，中国比较文学的特点也甚为显著。最引人注目的是研究领域的全面性。涉及英语、日语、法语、俄语、德语、梵语、朝鲜语、阿拉伯语等语言文学的研究较多，不必多说。即使是涉及众多“小语种”的比较文学领域，也或多或少有人从事着必要的研究。可以说，就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全方位性而言，中国比较文学在世界各国中即使不是最充分的，也是最充分的之一。由此，中国比较文学已经具备了“世界文学”的视野和眼光。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发展演变的进程中，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学研究中，有着特殊重要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接洽中外学术，促进文学交流、开拓国际视野，构建世界意识、打通学科藩篱，强化整体思维，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为中国文学定性和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中，比较文学也是最具有国际性、世界性和前沿性的。它接受了法国学派的传播与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受到了美国学派跨学科研究的影响，同时突破了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欧洲中心、西方中心的狭隘性，使比较文学真正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学和学术文化的学问。同时，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还从各种不同角度，在各个不同领域将比较文学研究推向了深入。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对历史上作为第一阶段的法国学派有充分的借鉴，也有必要的超越。法国学派所开创的以文献实证为特色的传播研究，曾在50时代遭到了美国学派的批判和否定。但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实证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选择问题，而是研究中的一种必然需要。例如，历史上一千多年间持续不断的印度佛经及佛经文学的翻译，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在宗教信仰的束缚下，在宗教与文学杂糅中，古人只能创造、而难以解释这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胡适、梁启超、许地山、陈寅恪、季羡林等将比较文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引入中印文学关系史，在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同时，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得天独厚的优势，也为中国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贡献了第一批学术成果。此外，中国文学在东亚的朝鲜、日本、越南诸国的长期的传播和影响，也给中外文学关系、东亚文学关系的实证研究展现了广阔的空间。因而，在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中，实证的文学传播史、文学关系史的研究不但没有被放弃，反而是收获最为丰硕的领域。中国学者将中国学术的言必有据、追根溯源的考据传统，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与方法结合起来，大大焕发了这一研究的生命力，在这个领域中出现的学术成果以其学风的扎实、立论的严谨和科学，而具有其难以磨灭的学术价值和长久的学术生命。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也从美国学派那里接受了丰厚的馈赠。美国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史上第二个阶段，突破了法国学派的将比较文学定位为文学关系史的学科藩篱，提倡无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和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界对美国学派也有热情的呼应。实际上，中国比较文学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收获。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20年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20年代茅盾的中国神话和北欧神话研究，钟敬文的《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类型》，以及1935年尧子的《读西厢记与Romeo and Juliet（罗蜜欧与朱丽叶）》等文章，已为中国比较文学开创了平行研究的先河。后来，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诗可以怨》以及杨周翰的《预言式的梦在〈埃涅阿斯纪〉与〈红楼梦〉中的作用》、《中西悼亡诗》等都是跨文化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作。70年代，以钱钟书《管锥篇》更是别开生面的平行贯通的楷模。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初期，美国学派所提倡的平行研究一时遍地开花，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每年数以百计。在平行研究中，人们有意识地在中外文学现象的平行比较中，寻求对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新的理解和新的认识，并在平行比较中尝试为中国文学做进一步科学的定性和定位。但对于平行研究中的可比性问题，陈寅恪等一辈学者早就提出了质疑，随着80年代后平行研究的热潮汹涌，有识者很快及时指出它的弊端和问题。季羡林等先生严厉批评了那些“X比Y”式的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地胡乱比附，遂使得90年代后期“X比Y”的比较模式有所收敛和遏制。平行研究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主观原因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学习与研究者对比较文学的学科精髓没有深刻领悟，而客观原因是美国学派在平行研究的实践上并不丰富，理论上并不成熟，一味拘泥于美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中国比较文学势必难以摆脱这些误区。在为平行研究付出了一定代价之后，中国比较文学也在实践上做了自己的探索，在理论上做了修正。70年代钱钟书的多项式平行贯通的研究实践，成为平行研究之楷模；而90年代后发表的有关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著作和论文，在对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使平行研究的方法论更趋于科学化和成熟化。另一方面，对美国学派提出的“跨学科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界也给予相当的认同，绝大多数的学科理论著作和教科书都在努力提倡和阐述“跨学科研究”，但二十年来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却很有限，与理论上的大力提倡不相称。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人对“跨学科”研究在实践和理论上做了反思。“跨学科研究”究竟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领域？换言之，它是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是在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对其它学科的借鉴？对此美国学派在理论上并没有讲清楚。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比较文学界有人提出，不宜把“跨学科研究”无条件地视为“比较文学”，否则一方面就会使比较文学丧失必要的学科界限，而使比较文学自身遭到解构，另一方面容易误导研究者和学习者把研究“对象”当作研究“课题”，从而催生某些大而无当、大题小作的空疏之作；认为“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中通用的方法，而不是比较文学的特有方法，因而只有当“跨学科”的同时也“跨文化”，才能视为比较文学……。对跨学科问题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而且至今仍在探讨、争论和磨合过程中，无论如何，还是杨周翰教授1989年在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的一句话最为中肯：“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视野：不仅要跨越国别和语言的界限，而且还要超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文学。”正因为如此，“跨学科的文学研究”仍然在曲折中摸索前进，而对于“跨学科研究”的这些争论和质疑却只能更加表明，中国比较文学并非只是被动地接纳外来的学科理念，而是在自己的研究中试图做出自己的判断；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不是外来学派的一个分支，它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表现了自己深入的思考，显示了自己固有的特征。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使得中国文学研究中乃至中国学术文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主要表现在研究视野的扩大、新的研究对象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这两个方面。先说研究视野的扩大和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的拓展。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的引入，使中国传统学术视野中一直被忽视的许多领域得以呈现，得以纳入学术文化体制中。例如，关于中国神话及民间故事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是不屑为之的。而20年代以后，这一研究却成为现代学术的一个显著的亮点。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使中国神话和民间文学显示了独特的价值。茅盾、赵景深、周作人、钟敬文等人在神话与民间文学的研究中普遍采用了跨文化的历史地理学派的传播研究方法、平行研究的主题学方法，从比较文学角度看就是在神话与民间文学研究中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此一方法的使用不仅将学术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根部，而且将最民族和最民间的东西赋予了世界性价值，90年代以后，又有新一代学者在神话与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使人类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相交叉，尝试建立了“文学人类学”，成为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催生出的颇具活力的新领域之一。再如翻译文学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率先尝试从跨文化的立场将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到80年代后，人们发现翻译文学研究作为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是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天然的研究对象，正是比较文学在学科理念上对翻译文学研究的支持和铺垫，使得翻译文学研究成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的繁荣部门，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和翻译文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这两大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又如，在法国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理论与实践的启发之下，20世纪90年代后有不少研究者对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更有人从“形象学”概念中进一步引申出“涉外文学”的概念，并把它视为比较文学特有的研究对象。“形象学”乃至“涉外文学”的研究，为90年代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辟了一片广阔天地。
世界文学研究，有这方面的文章
主要研究领域：文艺学专业中国诗学与美学、文化产业管理。近年来已出版（或即将出版）学术著作十余部，其中专著2部，主编著作5部，副主编教材3部（教育部推荐精品课程文科教材和教育部组编教材各1部，高教社推荐教材1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比较文学》、《文艺报》等国家级报刊、核心期刊及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承担省部级社科研究项目及横向课题数项，主要有《中国生命美学思想研究》（山东省社科规划“十五”重点项目）、《中国美学范畴研究》（国家新闻出版署重点图书规划项目之一）、《中国美学形态研究》（山东省教育厅社科基金项目）、《<人间词话>集释》（山东省古籍整理项目），以及目前正在主持的创新教育项目《中文一级学科研究生创新教育探索与实践》（山东省教育厅省级立项）等。科研、教学成果获山东省教委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省级指导优秀学位论文奖，以及山东师范大学优秀科研奖、优秀教学奖、优秀教师奖、研究生教育优秀教学奖、指导研究生优秀硕士论文奖等。开设文学概论、中国美学、文化创意与策划等本科生课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名著选读、中国诗学研究、文化产业管理等硕士生课程，中国文论研究专题、中国文论经典文本研究专题等博士生课程。指导文艺学研究生和教育硕士研究生共60余人，已毕业40余人，并分别获文艺学学位和教育硕士学位。已出版或即将出版的部分著作索引：1、《中国美学思想阐释》（专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2、《中国古代文艺心理学》（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3、《奥斯卡获奖电影赏析》（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4、《中国古代文论》（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5、《中国古代文论教程》（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文学鉴赏》（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7、《苏轼论画校注》（专著）（山东画报出版社）8、《文化创意与策划》（主编）（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9、《艺术知识与文化产业管理》（主编）（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已发表部分论文索引：1、《论狂狷美》（《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2、《论“隐秀”的美学蕴涵》（《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6期）3、《康德“意象”说与王国维“意境”说之比较》（《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6期）4、《论摄影诗的意境结构》（《文艺报》2002年8月30日）5、《古代“中和”思想与现代艺术美》（《理论学刊》1997年第4期）6、《论庄子的“大美”思想》（《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7、《论“圆美”的美学内涵》（《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8、《略论现代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9、《展望与探索——关于新世纪文学理论走向问题的再思考》（《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第13辑2003年5月）10、《应重视毛泽东文艺思想元问题的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第14辑 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1、《金莲现象与审美文化的变异》（台湾《中文》2003年第3期）12、《仕与隐：先秦士人的独立人格》（台湾《中文》2004年第4期）13、《21世纪文学精神的文化指向与文学人格建构》（《戏剧丛刊》2006年第2期）14、《爱河永注的诗意人生——评尼古拉斯·斯帕克思的《笔记本》（《山东外语教学》2002年第4期）15、《论王国维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基础》（《文学理论：面向新世纪》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6、《论王国维意境范畴的思想内涵》（《文艺学元问题的多维审视》论文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17、《凝成诗情画意的雪国之恋——评门瑞瑜的散文》（《山东当代散文作家论》论文集，泰山出版社1998年版）18、《“穷”“富”与文学创作》（《文论报》1997年2月15日）19、《道家的自然美论与现代人格美》（《青年思想家》1997年第3期）20、《孤云野鹤·苏曼殊——读陈星的传记文学》（《东方文化周刊》1997年第34期）21、《语文教育中的“为学”与“为道”》（《中国成人教育》2002年第10期）22、《语文教学的“匠”与“艺”》（《山东教育科研》2002年第10期）23、《语文教育与文化品格的培养》（《临沂师院学报》2002年第5期）24、《语文教育与独立人格的培养》（《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25、《如何使你的冰山深厚起来——语文学习与传统文化底蕴的培养》（《现代语文》200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