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创办《新潮》时所谦称“妄自负荷”的历史责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动学术进步的追求。对文献学研究来说，他有关认真“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积极倡导“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借鉴“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的主张，以及所提出的“要必以科学方法为之条理，近代精神为之宰要，批评手段为之术御”的学术原则，也有积极的意义。傅斯年《故书新评》中透露出的务求其“真”的科学思想，可以看作五四新文化洪潮中的一派清流，对于二十世纪的文献学研究，也是澄湛的来源之一。一、“真精神”与“真学者”1918年秋，傅斯年创立北京大学新潮社。1919年1月1日，傅斯年任主任编辑的《新潮》第一卷第一号问世。其文化作用，确如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所预言，“未必不可普遍国中，影响无量”（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页。），一时果然掀起了新文化的洪波。《新潮》第一卷第五号刊出鲁迅的来信。其中就傅斯年对于《狂人日记》的赞美，自谦地说，“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并且不无含蓄地申说其著说之用意，“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到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傅斯年在复信中针对“破破中国的寂寞”一语，也有一番议论。他说：“先生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实在是我们《新潮》创立的目的了。平情而论，我们正当求学的时代，知识才力都不充足，不去念书，而大叫特叫，实在对不起自己。但是现在的中国是再要寂寞没有的，别人都不肯叫，只好我们叫叫，大家叫得醒了，有人大叫就是我们的功劳。有人说我们是夜猫，其实当夜猫也是很好的；晚上别的叫声都沉静了，乐得有他叫叫，解解寂寞，况且夜猫可以叫醒了公鸡，公鸡可以叫明了天，天明就好了。”（注：《新潮》第一卷第五号，第一册第945页至第946页。）新文化运动主力们的呐喊或者叫嚷，是要唤醒中国文化的光明，中国社会的光明。但是他们谦称“妄自负荷”的历史责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动学术进步的追求。《新潮》健将们的文化理想，据傅斯年所说，“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他们又宣称：“同人等深渐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名曰‘新潮’，其义可知也。”所谓一则“真精神”，二则“真学者”，其实二者之间相互关连。甚至如果没有“真学者”的存在与努力，则“新精神”的焕发与鼓舞亦无从谈起。傅斯年说，“今日出版界之职务，莫先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他认为，“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作为对于这一认识的说明，傅斯年又写道：“不曾研诣学问之人恒味于因果之关系；审理不了而后有苟且之行。又学术者深入其中，自能率意而行，不为情牵。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务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试观吾国宋明之季甚多独行之士；虽风俗堕落，政治沦胥，此若干‘阿其所好”之人终不以众浊易其常节。又观西洋'Renaissance'与'Reformation'时代，学者奋力与世界魔力战，辛苦而不辞，死之而不悔。若是者岂真好苦恶乐，夫人之情耶？彼能于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于是傅斯年表示：“同人不敏，窃愿鼓动学术上之兴趣。”于是学术建设方面的努力，被看作《新潮》的主要责任之一。《新潮发刊旨趣书》中特别指出，《新潮》将“特辟《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商榷读书之谊”，并且注明：“此两栏中就书籍本身之价值批评者甚少，借以讨论读书之方法者甚多。”（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页至第3页。）其中《故书新评》，《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发表了署名“孟真”的（一）《清梁玉绳之〈史记志疑〉》，（二）《宋郭茂倩之〈乐府诗集〉》，（三）《英国耶芳斯之〈科学原理〉》。此后，1919年2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二号目录后有一“附告”，宣示读者：“本号因稿件过多，《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暂缺。”然而，随后1919年3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三号这两栏依然“暂缺”。1919年4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四号则有《故书新评》一栏，发表了署名“傅斯年”的两篇文章：《宋朱熹的〈诗经集传〉》，《清代学问的门径书数种》。《出版界评》依然阙如。1919年5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五号以后不再出现《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而1919年10月出刊的第二卷第一号开始开辟的《书报评论》栏目，可能即原《出版界评》的替代。自1920年9月出刊的第二卷第五号起，《书报评论》亦不再出现。不过，1922年3月出刊的第三卷第二号为“一九二○年世界名著介绍专号”，说明《出版界评》和《书报评论》的内容仍然受到重视，但是《故书新评》则永远消逝了。《故书新评》前后只有两期面世，共发表了傅斯年的五篇文章。事实上，这一主题，至少在《新潮》这一新思想的园地中，似乎并没有得到其他学者的响应。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傅斯年独树一帜，孤力支撑。《故书新评》的命运，或许也与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所说的“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的杂志停顿了”以及“我往英国去”（注：《新潮》第二卷第一号，第二册第203页。）等情形有关。而更重要的因素，可能也在于主持者本人倾重的方向。傅斯年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故书新评》栏下有这样的解释：“我们杂志的第一号里，曾有过这《故书新评》一栏。一般读者对这一栏的意见很不同：有的人很欢迎；有的人以为《新潮》里不必有他。为这缘故，我有两层意思要说明：——(1)我以为中国人读故书实在是件不急的事：因为披沙拣金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照真正囗理说起来，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问的方法了，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旧书。只可惜这件事很不容易办到。一般的人对于故书，总有非常的爱情，总不肯稍须放后些。所以不得不‘因利乘便’，就读故书的方法讨论一番了。(2)我做这《故书新评》并不得就一部旧书的本身批评，只是取一部旧书来，借题发挥，讨论读故书的方法。简捷说来，不是做‘提要’，是做‘读书入门’。倘若照着一部旧书的本身仔细考察起来，我们杂志岂不要变成《旧潮》了吗？”（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第一册第691页。）事实上，傅斯年要说明的，是策划和主持《故书新评》的动机，与提倡保存国粹的学者有所不同，是要讲究“读故书的方法”，“求学问的方法”。在当时，傅斯年和他的同志们的文化态度，是“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问的方法了，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旧书”。于是，对于《故书新评》的主旨，其意识的深层，其实仍然不能不顾忌所谓“《新潮》里不必有他”以及所谓“我们杂志岂不要变成《旧潮》了吗”的意见。这一现象，可以作为分析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基本文化倾向的重要轨迹。另一方面，傅斯年所谓“同人等深惭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其向往自致于“真学者”之列以及发愿为“真学者”作前驱的心志，在《故书新评》中也有集中的反映。《故书新评》五种中，四篇以中国“故书”作为评论对象，是我们在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献学研究时应当注意的。（注：《故书新评》记者前言说：“学术原无所谓国别。故本所评故书，不限此土。”《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39页。然而本文所关注的范围限于中国文献研究，因而对于傅斯年《英国耶芳斯之〈科学原理〉》一文不作讨论。）二、“因其疑可见其真”《故书新评》五种中首列清梁玉绳撰《史记志疑》三十六卷。题注：“《史学丛书》本最易得。”傅斯年开篇就写道：“世之非难此书者，恒以为疑所不当疑。自我观之，与其过而信之，毋庸过而疑之。”在“与其过而信之，毋庸过而疑之”句下，特别标有着重号，用意是明显的。傅斯年又指出：“中国人之通病，在乎信所不当信，此书独能疑所不当疑。无论所疑诸端，条理毕张，即此敢于疑古之精神，已可以作范后昆矣。”对于这一观点，又有较为详切的论说。傅斯年说：“读者以吾言为过乎，则请详其说。中国学术，壅塞无过唐代。唐代所以独敝者，实缘拘泥成说，信守师法，《五经正义》之伦，‘例不破注’，直类清朝‘高兴讲章’耳。赵啖《春秋》之妄，韩李《论语》之陋，虽不可以为是，而自信之风，以启其端。宋代学术再兴，则以此精神为之本也。《老学庵笔记》云：‘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及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嗟乎，陆游、王应麟以此致憾，不解宋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所以非前人所及者，正赖不难疑经之精神，树其本也！”对于宋儒“不难疑经之精神”，傅斯年又评论说：“论《诗》至王安石，可谓斯文扫地矣。‘视尔如翘，贻我握椒’之解，难为他说得出来。然安石不云乎，‘原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想变秀才为学究。’王氏五经说之作，正教人敢于自用，虽逾轨物无伤也。”对于宋代学术总的评价，傅斯年说：“宋儒所蔽，在于观察不肯精密，不能为客观的研究。若其疑古之处，正其所以超越汉唐处。”有清以来的疑古之风，傅斯年也有所总结。他说：“再就清代学术而论，顾炎武、阎若醵（璩），皆善于疑古者。毛奇龄辟草莱，斩荆棘，阮元推之，谅矣。降及乾嘉而有古文之学，及于嘉道而有今文之派。凡此所以造诣独深者，皆以变古为其内心所有发明，乃敢于自信，不轻信古人之效也。于是可知学术之用，始于疑而终于信，不疑无以见信。若《史记志疑》者，原非创造之才，独此过疑之精神诚哉不可没也。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一书，不伪者亦伪之；然较之伪者亦不伪之，度量相越，不可以道里计其短长也。”傅斯年所说“敢于自信，不轻信古人”，方可以有
历史文献学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汉文与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历史文献学是对文献的产生发展、表现方式、流传情况，以及文献的内容类别、整理利用乃至文献数据化进行探讨和研究，并阐述其发展规律，总结其实践经验，进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历史文献学是一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研究领域主要有四个方面：1、历史文献学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确定、学科体系之建设及文献学方法等。2、历史文献学史：包括文献学产生、发展、繁荣、变化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的成就、特色等。3、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包括古代学术思想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特别是清代的成就、特色等。4、文献整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以及文献数据化等。
不知道你是为啥报研究生，如果是为了学术研究的话建议不管你喜欢什么方向都先报历史文献学，这和史学理论一样，都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其中历史文献学包涵了传统的文字，训诂校勘音韵等小学内容，更是基础的基础。当然，现代以来，出土文献也算是历史文献学研究范畴之一，比如长沙马王堆的，郭店楚简，银雀山等。不过如果不是确实有兴趣，这个学科你是学不下去的。参考书目：张舜徽的史籍举要和中国文献学，郑鹤声兄弟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经籍考，通志校雠，金石，图谱，艺文四略，章学诚校雠通义等等。。。历史文献学比较好的学校首推华中师大，北师大和北大，吉林大学等。如果运气不佳比如因为英语等原因被刷不得不调剂的话，例如福建师大的梁韦弦老师为金景芳先生嫡传弟子，也可以考虑。 查看原帖>>
傅斯年创办《新潮》时所谦称“妄自负荷”的历史责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动学术进步的追求。对文献学研究来说，他有关认真“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积极倡导“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借鉴“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的主张，以及所提出的“要必以科学方法为之条理，近代精神为之宰要，批评手段为之术御”的学术原则，也有积极的意义。傅斯年《故书新评》中透露出的务求其“真”的科学思想，可以看作五四新文化洪潮中的一派清流，对于二十世纪的文献学研究，也是澄湛的来源之一。一、“真精神”与“真学者”1918年秋，傅斯年创立北京大学新潮社。1919年1月1日，傅斯年任主任编辑的《新潮》第一卷第一号问世。其文化作用，确如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所预言，“未必不可普遍国中，影响无量”（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页。），一时果然掀起了新文化的洪波。《新潮》第一卷第五号刊出鲁迅的来信。其中就傅斯年对于《狂人日记》的赞美，自谦地说，“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并且不无含蓄地申说其著说之用意，“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到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傅斯年在复信中针对“破破中国的寂寞”一语，也有一番议论。他说：“先生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实在是我们《新潮》创立的目的了。平情而论，我们正当求学的时代，知识才力都不充足，不去念书，而大叫特叫，实在对不起自己。但是现在的中国是再要寂寞没有的，别人都不肯叫，只好我们叫叫，大家叫得醒了，有人大叫就是我们的功劳。有人说我们是夜猫，其实当夜猫也是很好的；晚上别的叫声都沉静了，乐得有他叫叫，解解寂寞，况且夜猫可以叫醒了公鸡，公鸡可以叫明了天，天明就好了。”（注：《新潮》第一卷第五号，第一册第945页至第946页。）新文化运动主力们的呐喊或者叫嚷，是要唤醒中国文化的光明，中国社会的光明。但是他们谦称“妄自负荷”的历史责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动学术进步的追求。《新潮》健将们的文化理想，据傅斯年所说，“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他们又宣称：“同人等深渐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名曰‘新潮’，其义可知也。”所谓一则“真精神”，二则“真学者”，其实二者之间相互关连。甚至如果没有“真学者”的存在与努力，则“新精神”的焕发与鼓舞亦无从谈起。傅斯年说，“今日出版界之职务，莫先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他认为，“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作为对于这一认识的说明，傅斯年又写道：“不曾研诣学问之人恒味于因果之关系；审理不了而后有苟且之行。又学术者深入其中，自能率意而行，不为情牵。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务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试观吾国宋明之季甚多独行之士；虽风俗堕落，政治沦胥，此若干‘阿其所好”之人终不以众浊易其常节。又观西洋'Renaissance'与'Reformation'时代，学者奋力与世界魔力战，辛苦而不辞，死之而不悔。若是者岂真好苦恶乐，夫人之情耶？彼能于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于是傅斯年表示：“同人不敏，窃愿鼓动学术上之兴趣。”于是学术建设方面的努力，被看作《新潮》的主要责任之一。《新潮发刊旨趣书》中特别指出，《新潮》将“特辟《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商榷读书之谊”，并且注明：“此两栏中就书籍本身之价值批评者甚少，借以讨论读书之方法者甚多。”（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页至第3页。）其中《故书新评》，《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发表了署名“孟真”的（一）《清梁玉绳之〈史记志疑〉》，（二）《宋郭茂倩之〈乐府诗集〉》，（三）《英国耶芳斯之〈科学原理〉》。此后，1919年2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二号目录后有一“附告”，宣示读者：“本号因稿件过多，《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暂缺。”然而，随后1919年3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三号这两栏依然“暂缺”。1919年4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四号则有《故书新评》一栏，发表了署名“傅斯年”的两篇文章：《宋朱熹的〈诗经集传〉》，《清代学问的门径书数种》。《出版界评》依然阙如。1919年5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五号以后不再出现《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而1919年10月出刊的第二卷第一号开始开辟的《书报评论》栏目，可能即原《出版界评》的替代。自1920年9月出刊的第二卷第五号起，《书报评论》亦不再出现。不过，1922年3月出刊的第三卷第二号为“一九二○年世界名著介绍专号”，说明《出版界评》和《书报评论》的内容仍然受到重视，但是《故书新评》则永远消逝了。《故书新评》前后只有两期面世，共发表了傅斯年的五篇文章。事实上，这一主题，至少在《新潮》这一新思想的园地中，似乎并没有得到其他学者的响应。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傅斯年独树一帜，孤力支撑。《故书新评》的命运，或许也与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所说的“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的杂志停顿了”以及“我往英国去”（注：《新潮》第二卷第一号，第二册第203页。）等情形有关。而更重要的因素，可能也在于主持者本人倾重的方向。傅斯年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故书新评》栏下有这样的解释：“我们杂志的第一号里，曾有过这《故书新评》一栏。一般读者对这一栏的意见很不同：有的人很欢迎；有的人以为《新潮》里不必有他。为这缘故，我有两层意思要说明：——(1)我以为中国人读故书实在是件不急的事：因为披沙拣金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照真正囗理说起来，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问的方法了，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旧书。只可惜这件事很不容易办到。一般的人对于故书，总有非常的爱情，总不肯稍须放后些。所以不得不‘因利乘便’，就读故书的方法讨论一番了。(2)我做这《故书新评》并不得就一部旧书的本身批评，只是取一部旧书来，借题发挥，讨论读故书的方法。简捷说来，不是做‘提要’，是做‘读书入门’。倘若照着一部旧书的本身仔细考察起来，我们杂志岂不要变成《旧潮》了吗？”（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第一册第691页。）事实上，傅斯年要说明的，是策划和主持《故书新评》的动机，与提倡保存国粹的学者有所不同，是要讲究“读故书的方法”，“求学问的方法”。在当时，傅斯年和他的同志们的文化态度，是“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问的方法了，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旧书”。于是，对于《故书新评》的主旨，其意识的深层，其实仍然不能不顾忌所谓“《新潮》里不必有他”以及所谓“我们杂志岂不要变成《旧潮》了吗”的意见。这一现象，可以作为分析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基本文化倾向的重要轨迹。另一方面，傅斯年所谓“同人等深惭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其向往自致于“真学者”之列以及发愿为“真学者”作前驱的心志，在《故书新评》中也有集中的反映。《故书新评》五种中，四篇以中国“故书”作为评论对象，是我们在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献学研究时应当注意的。（注：《故书新评》记者前言说：“学术原无所谓国别。故本所评故书，不限此土。”《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39页。然而本文所关注的范围限于中国文献研究，因而对于傅斯年《英国耶芳斯之〈科学原理〉》一文不作讨论。）二、“因其疑可见其真”《故书新评》五种中首列清梁玉绳撰《史记志疑》三十六卷。题注：“《史学丛书》本最易得。”傅斯年开篇就写道：“世之非难此书者，恒以为疑所不当疑。自我观之，与其过而信之，毋庸过而疑之。”在“与其过而信之，毋庸过而疑之”句下，特别标有着重号，用意是明显的。傅斯年又指出：“中国人之通病，在乎信所不当信，此书独能疑所不当疑。无论所疑诸端，条理毕张，即此敢于疑古之精神，已可以作范后昆矣。”对于这一观点，又有较为详切的论说。傅斯年说：“读者以吾言为过乎，则请详其说。中国学术，壅塞无过唐代。唐代所以独敝者，实缘拘泥成说，信守师法，《五经正义》之伦，‘例不破注’，直类清朝‘高兴讲章’耳。赵啖《春秋》之妄，韩李《论语》之陋，虽不可以为是，而自信之风，以启其端。宋代学术再兴，则以此精神为之本也。《老学庵笔记》云：‘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及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嗟乎，陆游、王应麟以此致憾，不解宋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所以非前人所及者，正赖不难疑经之精神，树其本也！”对于宋儒“不难疑经之精神”，傅斯年又评论说：“论《诗》至王安石，可谓斯文扫地矣。‘视尔如翘，贻我握椒’之解，难为他说得出来。然安石不云乎，‘原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想变秀才为学究。’王氏五经说之作，正教人敢于自用，虽逾轨物无伤也。”对于宋代学术总的评价，傅斯年说：“宋儒所蔽，在于观察不肯精密，不能为客观的研究。若其疑古之处，正其所以超越汉唐处。”有清以来的疑古之风，傅斯年也有所总结。他说：“再就清代学术而论，顾炎武、阎若醵（璩），皆善于疑古者。毛奇龄辟草莱，斩荆棘，阮元推之，谅矣。降及乾嘉而有古文之学，及于嘉道而有今文之派。凡此所以造诣独深者，皆以变古为其内心所有发明，乃敢于自信，不轻信古人之效也。于是可知学术之用，始于疑而终于信，不疑无以见信。若《史记志疑》者，原非创造之才，独此过疑之精神诚哉不可没也。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一书，不伪者亦伪之；然较之伪者亦不伪之，度量相越，不可以道里计其短长也。”傅斯年所说“敢于自信，不轻信古人”，方可以有
20016 winter vacation life
吸取国家灭亡的教训，了解古人的智慧，找出当前时代的弊端
查阅文献的意义 第一，有助于研究者对所研究领域的情况，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和了解。 第二，有助于研究者选择研究课题，形成研究假设。查阅文献是提出研究课题和研究假设的主要途径。 第三，有助于研究者搞好研究设计。 第四，有助于研究者解释研究结果、撰写研究论文。 作用：文献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它一方面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有可能去认识古代的和域外的事物。另一方 面，文献又使得人类知识的储存、积累和传播不再受到个体生命的限制，从而大大促进了科学的进步。
法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它随着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并将随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消灭而自行消亡。研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还不如研究如何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和诮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外部环境因素。如学校教育、网络游戏、网络诱导、网络教唆等。因为，降低刑事责任龄，关系到宪法、青少年权利保护法的问题。网友建议，仅供参考。祝你好运！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历史系的戴安娜诺维茨教授说：“没有历史头脑的民族是健忘的民族，一觉醒来，他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司马迁说过：“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我国许多伟大的政治家、科学家都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著名的天文学家竺可桢，正是在研究了我国史志、方志、古诗、游记，掌握了中国古代气候变迁的线索之后，才写出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篇著名论文。一、 学史可以明爱国 历史教学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阵地，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是每位历史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在教学中，我十分注意挖掘各个环节中有关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素材，备课时精心组织，在课堂上舍得花时间增强对学生的感染力，让学生对爱国主义的重要性有切身的体会。如中国历史就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大量素材。其一：可以利用中国古代史上辉煌灿烂的文明、文化，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如蜚誉世界的陶瓷、丝绸、四大发明、万里长城、秦陵兵马俑等，这些遗产直到今天还被世界各地人民交口称赞；也可采用列举世界之最的方式证明中国古代的辉煌。其二：教材中还记载了大量历史人物的爱国名言，如：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孙中山弥留之际留下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毛泽东“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周恩来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等。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只要紧扣教材，以情动人，就能激励学生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其三：历史教材中还有大量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素材。如：关天培、邓世昌以身殉国，戚继光忠心报国，文天祥一身浩然正气，史可法宁死不屈，谭嗣同舍身变法，董存瑞舍身炸碉堡，这些英雄行为及坚定的信念，早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我们做老师的，注意因势利导，充分挖掘这些蕴涵在历史教学中的德育素材。其四：利用中国近代的屈辱史增强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如：列强对华的五大侵略战争，《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学生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它可以增强学生自立、自强的信念，懂得强国的重要意义。其五：以中国革命先烈为了国家、民族的危亡前赴后继，顽强斗争的革命史，让学生记住历史，珍惜今天，为祖国的明天贡献自己的力量。除利用中国历史中的爱国素材之外，还可以在世界历史教学中开拓新的爱国主义教育阵地。如：利用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经验，通过找差距、找原因，进一步了解国情，增强学生的历史使命感，还可以通过吸取东欧、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失败的教训，深刻理解党中央制定的政策方针，努力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树立为振兴中华而刻苦学习的伟大抱负。 二、 学史可以明做人 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我们一些教师未能正确处理传道、授业、解惑三者的辨证关系，把教学的重点只放在让学生接受具体知识，理解概念，掌握解题方法和步骤上，以期考试得高分，却忽视了培养学生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重要性，因而培养出来的学生在人格上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缺陷：缺乏追求进步的精神动力，或畏惧困难，或抗挫心理能力差，情绪起伏大，或自我定位太高，以自我为中心，无法与他人善处等等。这些人格缺陷直接影响着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抑制了内在潜能的发挥，也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所以，在历史教学中，要充分利用教材中所蕴涵的丰富的人格教育素材，不断对学生进行人格熏陶和激励，潜移默化地施加影响，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目的。如：在教学中可结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等咏志诗句与秦桧、汪精为、贝当、李完用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内容进行鲜明的对比，培养学生以树立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为荣。又如学生往往崇拜名人，崇拜英雄，因而可充分发挥优秀人物的人格感染力以感染之，如可介绍司马迁、罗斯福身残志坚的事迹，帮助学生养成矢志不移的顽强意志，可介绍居里夫人、布鲁诺、李大钊等人的事迹，培养学生追求科学和真理而勇于献身的求知态度，可介绍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事迹，培养学生克服困难，勇于探索的品质，可介绍邓小平、彭德怀等革命家的光辉业绩，帮助学生树立笑对挫折，胸怀坦荡的意志品格。 三、 学史可以明事理 现在的学生身上还有一大弱点：判断能力低，思维能力差。而历史教学可以让学生了解许多古今中外的大事，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长见识，丰富头脑，还蕴涵着许多哲理。如：通过对陈独秀、克伦威尔、拿破仑等历史人物的评价，让学生掌握一分为二这把钥匙，培养实事求是的态度，提高判别是非的能力；通过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原因的分析，让学生懂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人民大众与领导个人作用等之间的辨证关系，并以此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通过从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多个角度分析历史事件，培养学生多方位的思维能力。在教学中，还应注意指导学生有理、有序地思考和解决问题，逐步养成严谨规范、一丝不苟的思维品格，还应注意指导加强历史事件之间横向、纵向的联系与比较，准确理解和把握历史材料和人物言论的深层含义，拓宽思维的广度、深度，来培养学生发散型思维的能力。通过这样的教学，让学生掌握一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总之，历史学习的重要性有许多是显而易见、众所周知的。在此，我还没能也不可能全部讲出来，有的还须今后进一步去挖掘、去发现。但，无论是名人还是凡人，学习历史能让人终身受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是文科学生，历史你是非学不可的，如果想做好，不仅要学，更是要达到研究的底部，所谓意义，单纯来说我们都明白，考大学。更深来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生活中也可以根据所学的历史来明辨是非，做出果断的决策！
文献检索的意义可以使论文更有说服力，可以丰富论文的含义
文献检索的意义 文献检索是利用文献获取知识、信息的基本手段。无论对读书治学和宏观决策的需要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1·文献检索是读书治学的基本功。文献检索技能是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求学还是在工作期间，都需要进行各种智能的培养和训练。掌握了文献检索方法如同有了打开知识宝库的金钥匙、泛舟书海的指南，它有助于指引读书治学门径，正如清代学者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所指出的：“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注本，事倍功半。”“得门而入，事半功倍。”可见掌握一定的文献检索知识——目录学知识的重要性。《荀子·劝学篇》云：“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从文献检索角度来说，所谓“硅步”和“细流”就是文献检索技能及对检索工具书刊的鉴别、利用知识的积累。对在校大学生来说，正是接受这种技能训练的黄金时代。 2·文献检索是科学研究的组成部分。科学研究首先是从课题调研掌握资料起步的。文献检索有助于掌握本课题研究的进展动态，开拓思路、避免重复劳动，把研究水平提到新的高度。科研成果的评估与鉴定，也需要通过文献检索——资料的查新活动，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特别是在社会科学文献检索系统尚不完备的条件下，文献检索能力的高低，往往影响着科研成果的价值。 3·文献检索是科学决策的先导。信息化时代的经济管理、政治控制、艺术创造乃至心理状态的演变等，均受到各种社会信息的影响。适时掌握有关信息才能实现有效的管理。因此说，文献检索是进行科 学决策的先行工作。 邓小平同志“开发信息资源，为四化建设服务”的题词，不仅深刻地揭示了信息是宏观决策的重要智力资源，也指出开发信息资源的目的。从信息开发手段来说，也是对文献检索意义的高度概括。 总之，文献检索能力是从事物质文明生产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智能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经济实力的差距，归根结底是国民吸收社会信息能力上的差距。而文献检索能力正是衡量吞吐社会信息能力的一个重要标识。
学的发展是创造和继承的辩证统一过程。一个人的知识，不外是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方面获得。直接经验的知识是自己亲身实践所取得的知识；间接经验是古人或他人在实践中积累的知识。这些古人的或外域的知识大都以文字记录下来，成为文献。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即从文献中接受古人或他人在实践中积累的知识。地球上存在的各种地质现象和矿产资源，我们不可能都做到实地观察，更多的是靠阅读文献，观察标本，以获得有关的知识和信息。另外，许多地质现象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破坏，甚至永久消失。而地质观测结果的文字记录则具有长期保存价值。保存起来的这些文献，对发展地质科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地质工作者来说，每当在一个地区进行地质调查之前，首先要了解前人在这一地区做过哪些工作。当着手一个课题的研究时，也必须对该研究工作的历史、目前水平、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动向进行系统和详细的了解。也就是说，要掌握有关的地质信息，查寻和阅读地质文献是一条重要途径。当代经济的迅速发展，对矿产资源提出了更大的需求，从而也使地质科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当前，地质科学新的领域在不断开拓，新的理论不断形成，新的信息不断涌现。当代科学技术向地质科学的渗透，不仅使地质观察和研究日益向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深入，而且与传统地质科学相结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边缘学科。同时，地质调查的空间和研究的范围已从陆地扩大到海洋乃至宇宙，从地表扩大到地球深部。地质科学的高速发展，研究规模的迅速扩大，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导致了地质文献数量的急剧增加。一方面，地质科学日益专门化，专门学科的不断出现，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现象日趋强烈，致使各学科的文献愈来愈分散。另一方面由于条件的限制，人们吸收和利用情报的能力并未得到相应的提高。庞大的地质文献数量与人们特定的要求及有限的工作时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在这数量庞大、类型复杂、文种多样、出版分散、重复交叉严重、新陈代谢频繁的地质文献集合中，地质人员既难于找到，更难于有效地利用与自己研究问题有关的特定情报。面对这种局面，如何努力寻求一种更有效的查找文献和情报的技术和方法，便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献检索，是以科学的方法，利用检索工具和检索系统，从有序的文献集合中检出所需的信息的一种方法。它在科学交流中是传递信息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人类为了合理地分发情报和充分地利用情报而采取的一种重要的交流方式。文献检索不仅能够促进信息资源的迅速开发和利用，而且能够帮助科研人员继承和借鉴前人的成果，避免重复研究，少走弯路；节省查找文献的时间，从而加速地质调查研究工作的进程。第三节 地质文献检索的历史和发展地质文献检索是在地质文献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才出现，并随着地质科学的发展和地质文献的不断增加而发展的。不对望见谅。我又找了一个不知可否：一节 文献检索基本原理及其意义文献生产的积累性、广泛性和文献利用的专指性，是文献检索的社会需求。为此，文献工作者便在搜集文献并使之有序化的同时，还编制各种检索工具或建立各种数据库等，这些都是使文献具有可检性以适应社会需求的业务基础工作。一．文献检索及其原理 何谓文献检索？文献检索是一个查找文献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情报与文献工作基本述语》(GB4884-85)对文献检索定义为:“从存贮的文献中找出特定文献的过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献与情报工作辞典》(1976年版)则定义为：“从一个文献集合中查找专门文献的活动、方法与程序。”两者表述方式虽有不同，但其内涵是一致的。即文献检索是从众多的文献群中查找出符合特定需要的文献信息的全部活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文献检索也就是信息检索(Information Retrieval)。按其查找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的检索： (一)书目检索，这是以检索工具(书目、索引、文摘、题录)为检索对象的一种检索。凡是查找某一主题(时代、地区、著者、文种等)有关文献的检索过程，均为书目检索。如“汕头经济特区投资环境研究都有哪些文献？”其检索结果是一条条的书目记录，包括论著题名、作者、文献出处等书目数据记录。 (二)事实检索(Fact Retrieval)，这是以事实为检索对象，要求查出文献中的某些基本事实记录。如“汕头第一城与安居工程项目，李嘉诚先生各投资多少？他是否出席了项目签字仪式？”“汕头经济特区三资企业，生产高新技术产品最有发展前途的厂家有哪几家？”这不仅需要查出记录这些事实的资料，而且还要从中进行分析、比较，才能作出肯定性的回答。因此，事实检索也译作事项检索，属于数据检索的范畴。 (三)数据检索(Data Retrieval)，这是以数据为检索对象要求查出文献中所载的专门数据，包括统计数据、计算公式、图表，以及物性数据、化学物质数据等。如“1994年汕头港进出口贸易额各多少？”“海湾大桥跨度有多长？建在妈屿岛上的铁索吊塔有多高？所用水泥、钢绳性能如何？”等，其检索结果都是经过高度浓缩可供直接利用的数据情报。 上述三种类型检索所提供的书目记录或事实性答案或数据，均来源于文献中的知识记录，属信息检索的范畴。文献检索是信息检索中最为主要的检索。 文献检索与一般的阅览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阅览是获取新知识的手段，也是文献检索筛选文献内容的过程，其中情报意识是关键。其区别在于：首先，所涉文献范围及其用书的目的有特殊需要与一般需要之别。文献检索是在文献海洋查找特定信息，强烈的情报意识支配着检索的全过程。而阅览往往是在一本书、一篇文章、一张报纸等个体文献中获取或多或少的新知识。其次，文献检索需要利用一定的工具，如书目、索引等检索工具；字典、词典、百科全书、手册、年鉴等参考工具书以及数据库等检索系统，否则事倍工半，甚至无从下手。一般的文献阅览只是遇到疑难问题时才利用参考工具书。其中利用工具书释疑解难的过程即是文献检索的过程。 文献检索与文献存贮有着密切的关系。存贮是为了有效的检索和利用；检索必须遵循文献存贮的方法；检索是存贮文献的逆过程，即用什么方法存贮文献信息，就用同样的方法把所需的文献或相关的知识，如数据、信息查找出来。这就是文献检索的基本原理。
为什么要考古？这个问题可以换成：为什么我们需要历史。就像我们见到一个朋友总要问，你从哪儿来，你的家庭你的生活你的亲人是什么样一样。我们想知道一个东西的性质和未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要知道它的过去。知道它从哪儿来，我就会知道它往哪儿去。这是人需要历史的理由，当然也是我们需要考古的理由。记者：考古距离我们的生活有多远？庞朴：考古和我们非常近。尽管时间上和我们相隔几千年几万年，但是它可以直接帮助你把握现实，预知未来。譬如，我们经常在考古中发现一些东西，有的是具体的物，有的是书简。这个价值就太大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实物知道两三千年前的人生活的状态。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当时为什么这么想，他们这个想法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现状和形成给了多大的影响。这个很重要。当然我们有时候不考古，从一些书本文献里也可以看到，但考古让我们更真切更确凿地触到历史。考古以后我们会发现书籍和文献记录的历史不是那么全面，不是那么准确。因为考古，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比文献记录得多，也准确得多。考古就是通过对实物的材料来直接了解历史。通过对地下的古代材料的发现，来直接感觉触摸历史。考古，从字面上说就是考察古代。我们当然不可能从时间上走回过去，不可能在空间上走回过去。但是古人有意识无意识残留下来的东西里面可以看到古代社会的遗迹。考古使我们可以和他们面对面。让我们超越时空。考古帮助我们超越时空和古人对话。这就是考古的价值和意义。培根说，历史使人聪明。考古，重要的还不只是让我们对古代了解，更重要的是对当代的了解，对当下生活的了解，古人做过的事，当今的人，好的要记住，坏的要避免。这就是历史对我们生活的意义。
考古学是隶属于历史科学的二级学科，其研究的对象主要包括遗迹和遗物两大部分。它们作为实物的研究资料，对文献资料起着补充作用，同时又可以纠正文献资料中的错误。而对于人类的起源和发展、文字未出现的史前时期的研究，考古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考古的意义：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起着重要的的作用考古学也发展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步考古可以让一个民族的历史变得更加透明,有利于了解历史的每一个脚印和文化,对现实和社会以后的发展都会有很好的启迪意义考古学这一名词主要有三种涵义： 指考古研究所得的历史知识，有时候还可以引申为记述这种知识的书籍； 借以获得这种知识的考古方法和技术，包括搜集和保存资料，审定和考证资料，编排和整理资料的方法和技术； 指理论性的研究和解释，用以阐明包含在各种考古资料中的因果关系，论证存在于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考古：根据古代的遗迹、遗物和文献，研究古代事物 指有关考古的科学考古学也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学用传世文献复原历史，传世文献有自身的局限，而考古学用出土实物复原历史，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历史学与考古学是广义史学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提供我们祖先生活的讯息，丰富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人要往前看，面向未来，除了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也要回头看看来时的路。
考古的意义：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起着重要的的作用考古学也发展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步考古可以让一个民族的历史变得更加透明,有利于了解历史的每一个脚印和文化,对现实和社会以后的发展都会有很好的启迪意义考古学这一名词主要有三种涵义： 指考古研究所得的历史知识，有时候还可以引申为记述这种知识的书籍； 借以获得这种知识的考古方法和技术，包括搜集和保存资料，审定和考证资料，编排和整理资料的方法和技术； 指理论性的研究和解释，用以阐明包含在各种考古资料中的因果关系，论证存在于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