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评“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观今天，几乎整个人类都浸泡在经济的海洋中，思想的花朵开始枯萎，哲学成了不合时宜的“文物”。所以，“批判”这个带有浓重理性色彩的词语几乎被人们忘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性地体验着“竞争”的乐趣。但是，在近现代思想史上，“批判”一词曾经红火过，在今天回忆起这个词语，或许能够获得些微的学术乐趣。因为一个无批判和不再需要批判的时代，可能恰恰是从激烈的批判时代衍生而来的。象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批判理论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在它之后的思想家又怎能再度拣起批判的“眼镜”呢？我们知道，在德国哲学家眼中，“批判”一词是倍受青睐的。自从康德用“三大批判”构建起哲学大厦以来，批判就成了哲学家手中的法宝。在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曾使批判泛滥过。在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再一次滥用批判，把哲学批判发展到顶点，以致于再也无路可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因为，这种批判对现实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绝对否定，使哲学不再是人类的理性，而完全成为哲学家愤世嫉俗的牢骚。一、把“批判”写在旗帜上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众多理论家组成的一个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时期，霍克海姆在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宣言中，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批判的时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论就是适应批判的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在霍克海姆看来，传统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社会制度作为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理论，它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它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时，以为与操纵物理自然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甚至是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由于积累知识的需要，理论的概念总会被绝对化，变成了具体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理论的批判功能却因此与它绝缘了。传统理论的理论活动特点“不管是象在历史学和其他具体的描述性学科里那样，问题在于综合大量资料并获得普遍规律，学者特有的主动性(即理论活动)都是接受、改造实际知识，使它合理化。”[1]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谐和因素的标准。霍克海姆认为，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独立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中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证实它们的不真实性，从而加以否定。他说：“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2]，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会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现存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结构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适宜的和富有价值的因素。批判理论从具体的、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出发，去认识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遭受的异化，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意识形态危机，寻找个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论拒斥对社会历史作抽象的、逻辑的探讨，要求具体地分析社会历史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进程，它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主体-客体统一的和运动着的总体。因此，批判理论超越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立场和政治实践，它除了对废除社会不公正感兴趣之外，再无其它要求。也就是说，批判理论是从属于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的，是这个斗争的产物和一部分，它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这个社会展开批判的。二、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霍克海姆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批判理论怀疑既定的社会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先决条件。霍克海姆说，尽管批判理论“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社会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3]因为，“在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人看来，现存社会整体的两面性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立。他们认为现存经济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目前能够并且已经给自己提供的组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同于这个整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整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同时，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可以与非人的自然过程、可以与纯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拟，因为由战争和压迫支撑着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的创造物。这个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4]批判理论之所以认同现存世界的整体，其目的正在于否定这个整体。因为这个整体无非是由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构成的社会结构，无非是由个人活动之间的盲目作用决定的，一旦批判理论使个人活动从盲目性之中摆脱出来，纳入有计划的范畴，就能够实现对这个社会结构整体的否定。其次，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不同。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在一种“确定的框架”中活动，他与既有社会是统一的。批判理论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论的主体“‘作为’科学家，学术专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但他的目的则在于“试图消除个人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期待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把知觉给予的客观实在“认作是原则上应该由人类控制的产物、或至少在将来会实际上由人类控制的产物”。[5]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个人的总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体是处在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的、与某个阶级相冲突的、因而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个人。这种主体与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数学点；他的活动构成了当前社会。”[6]再次，批判理论的唯一功能就是变革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批判理论超越于阶级利益而不受这种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态度的人“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表达，而且还是促进变革的力量。”[7]批判理论不准备系统阐述某个阶级的感情和观念，它是与那些要求替无产阶级代言的理论不同的。同样，批判理论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不会为既存的现实服务，而只能吐露那个现实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环节上可能发现的荒谬和错误有多么不可辩驳，不管那种可能表明是复仇行为的错误有多么多，批判理论事业的总趋向是不接受所谓人类健全理智的制裁。”[8]批判理论并不寄希望于财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社会合作方式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而是谋求社会性质的变革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于持批判态度的人，“他的职业就是斗争”，通过他的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由于批判理论具有超越于阶级利益和超越于现实社会的性质，所以，它彻底变革社会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第四，批判理论的目标是彻底消除现存社会的非正义和追求未来社会的合理状态。霍克海姆说：“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社会的合理状态，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9]现存的苦难是批判理论的动力和源泉，因为现存的苦难能够促使人们要求建立起一个合理社会的趋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为偶然地认识到自己的东西。同样，正是现存的苦难把追求未来合理状态的努力放置在对现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论看来，对现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当代社会转化为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对于批判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远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动态统一，它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对具体的历史状况的表达，而且旨在促进社会变革。所以，批判理论是一种超越现在的现实，它关于消除社会分裂和非理性状态的见解，它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在其批判中不断地得到更新。在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霍克海姆对批判理论作出的上述规定得到了证实。马尔库塞、弗洛姆，甚至哈贝马斯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方面表现非凡的人物。他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的指责，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怀疑都体现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远非是积极的，因为它把现实的社会存在与现实的人割裂开来，把批判的主体限制在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少数科学家、学术专家之列，试图超越一切阶级，用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来取代革命阶级的价值评判，所以，它走上了绝对怀疑论的道路。它不仅怀疑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对自身的存在也产生怀疑。在这种绝对怀疑的前提下，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也必然会在“不断超越”的要求中化为乌有。三、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的。早在1941年，马尔库塞在其《理性与革命》这部专门探讨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论敏觉嗅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试图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否定的”哲学基础。1947年，霍克海姆与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出版，标志着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否定的辩证法已初具体系的雏型。1966年，阿多尔诺发表了《否定的辩证法》这部专门著作，从而使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极力去发现“批判的黑格尔”，他不仅在早期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作为政治学范畴的国家整体和作为伦理范畴的文化整体的否定内涵，而且，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体系的考察，把握客体、主体、实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畴所标示的否定统一体；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换关系整体、法律制度整体对个体的否定，并进一步超越这种否定，从未来的意义上理解被黑格尔规定为普鲁士现实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统一起来的自由个体的联合”。马尔库塞甚至干脆把黑格尔哲学称作“否定的哲学”。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分篇考察中，马尔库塞继续探求可供社会批判理论汲取的质料。马尔库塞认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必然证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劳动，以至于劳动限定了他的整个存在；另一个领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拥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于这种拥有和占有而使其成为主人。”[10]由于这两个领域的存在，自我意识就只能从其“对立”的意识中获得自由。因为，作为客体的整体束缚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维的领域，进入自我意识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现实持积极的“否定态度”。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积极的“否定态度”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正在身体力行的。“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词是由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是社会批判理论彻底反传统的标志。就如阿多尔诺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中所指出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辩证法这个概念已经蕴含着否定的含义，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也已极力证明“否定性”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阿多尔诺认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还不够，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性。因为，在社会批判理论这里，否定就意味着批判、革命。既然他们从不准备在现实社会中发现物质革命的主体，去完成物质的行动，而仅仅期望通过自己的理论批判去实现社会变革，那么在他们理论的旗帜上写上“否定的”一词，也许能起到惊世骇俗的作用。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对抗的普遍解释原则。当然，作为普遍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决不停留在对表层的解释上，而是要求对现实的内在联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辩证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尔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了它的思维进程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否定的“辩证法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不管事物的对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坚持客观的、对抗的固定观念。在未平息的总体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是不平静的。”因为，“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11]阿多尔诺所理解的辩证法只有一个原则，即绝对的否定，他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亡之时都是否定的”。不过，阿多尔诺一再声明，这种绝对否定的辩证法决不进行抽象的否定，而是进行现实的否定，即坚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认可的现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会意味着肯定，他说：“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12]如果认为否定之否定能够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一开始就从肯定性出发的唯心主义幻想。“否定的辩证法”是“社会批判”的哲学表述。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尔诺表明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对一切现实的和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东西的作出绝对的否定。当然，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来说，一切现实的存在无非是传统的凝结，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意味着与传统的彻底决裂。因为，在他们眼中，现实存在着一切，无论是观念形态还是物质形态的东西，都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桎梏，人类的未来必须以现实的一切彻底毁灭的前提下。这无疑是一种激烈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社会革命一词的误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延续，不仅人的现实存在必须不断地从传统的存在中汲取其精华，而且，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设计也需要以传统的存在为前提。所以，面对传统必须作出理性的抉择。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否定都是事物前进和发展的环节，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实现的。而社会批判理论则把否定看成是绝对的东西，认为现实和未来之间是绝对对立的，所以它用以取代现实的所谓未来，只能是虚幻的、不具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的乌托邦。
哈哈哈，我也正犯愁怎么写呢，下午就该交了。一字没动
此书已绝版，可能只能买影印版或二手书
主要有结构功能主义、冲突理论、交换理论及互动理论。1．结构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是社会学中历史最长的重要的理论方法。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Parsous，1902～1979)。他通过对社会功能系统的假定以及人们行为系统和控制人们行动的系统分析，为整个社会达到均衡、稳定规划了—个模式。他的观点也是社会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直争论的焦点。2．冲突理论其代表人物有源于结构功能主义内部的列维斯·科塞尔和兰德尔，还有自称受到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拉尔夫·达伦道夫和怀特·莫尔斯。冲突论者认为，社会不可能仅仅是平衡与和谐，而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而且长期存在着并非对社会只产生破坏作用的冲突，这是社会运行中的持续的必然现象。冲突并不一定指公开的暴力，也包括紧张、敌意、竞争和在目标与价值标准上的分歧。冲突的产生是因为资源的稀有使其社会关于它的分配充满着不平等现象。3．交换理论交换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霍曼斯和彼得·布劳。关于人们的社会行为，霍曼斯的交换理论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种从个人、心理出发的微观社会学理论。中心论点是将人的社会行为视为相互酬劳的交换行为，包括物质的、权力的、精神的交换，其思想实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商品化倾向假设。此外，霍曼斯还认为，在这些交换过程中贯穿着“对等原则”的社会交换是公平的交易。布劳利用霍曼斯的微观社会学中的交换概念与权利概念这样的宏观问题结合起来，以填补微观与宏观的鸿沟。他进一步指出交换并非都是平等的，作为交换论者，他也发展了霍曼斯关于社会行为的交换原则。4．社会互动理论以库恩(M．Kuhn)、布卢默(H．G．Blumer)和米德(R．HMeed)的学说和著作为代表。互动理论观点庞杂，有符号互动论、拟剧瑚论、现象耳动论、本土方结论等。
“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评“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观今天，几乎整个人类都浸泡在经济的海洋中，思想的花朵开始枯萎，哲学成了不合时宜的“文物”。所以，“批判”这个带有浓重理性色彩的词语几乎被人们忘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性地体验着“竞争”的乐趣。但是，在近现代思想史上，“批判”一词曾经红火过，在今天回忆起这个词语，或许能够获得些微的学术乐趣。因为一个无批判和不再需要批判的时代，可能恰恰是从激烈的批判时代衍生而来的。象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批判理论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在它之后的思想家又怎能再度拣起批判的“眼镜”呢？我们知道，在德国哲学家眼中，“批判”一词是倍受青睐的。自从康德用“三大批判”构建起哲学大厦以来，批判就成了哲学家手中的法宝。在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曾使批判泛滥过。在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再一次滥用批判，把哲学批判发展到顶点，以致于再也无路可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因为，这种批判对现实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绝对否定，使哲学不再是人类的理性，而完全成为哲学家愤世嫉俗的牢骚。一、把“批判”写在旗帜上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众多理论家组成的一个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时期，霍克海姆在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宣言中，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批判的时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论就是适应批判的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在霍克海姆看来，传统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社会制度作为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理论，它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它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时，以为与操纵物理自然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甚至是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由于积累知识的需要，理论的概念总会被绝对化，变成了具体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理论的批判功能却因此与它绝缘了。传统理论的理论活动特点“不管是象在历史学和其他具体的描述性学科里那样，问题在于综合大量资料并获得普遍规律，学者特有的主动性(即理论活动)都是接受、改造实际知识，使它合理化。”[1]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谐和因素的标准。霍克海姆认为，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独立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对现存社会碃孩百绞知悸版溪保娄秩序的批判中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证实它们的不真实性，从而加以否定。他说：“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2]，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会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现存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结构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适宜的和富有价值的因素。批判理论从具体的、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出发，去认识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遭受的异化，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意识形态危机，寻找个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论拒斥对社会历史作抽象的、逻辑的探讨，要求具体地分析社会历史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进程，它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主体-客体统一的和运动着的总体。因此，批判理论超越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立场和政治实践，它除了对废除社会不公正感兴趣之外，再无其它要求。也就是说，批判理论是从属于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的，是这个斗争的产物和一部分，它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这个社会展开批判的。二、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霍克海姆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批判理论怀疑既定的社会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先决条件。霍克海姆说，尽管批判理论“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社会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3]因为，“在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人看来，现存社会整体的两面性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立。他们认为现存经济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目前能够并且已经给自己提供的组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同于这个整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整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同时，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可以与非人的自然过程、可以与纯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拟，因为由战争和压迫支撑着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的创造物。这个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4]批判理论之所以认同现存世界的整体，其目的正在于否定这个整体。因为这个整体无非是由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构成的社会结构，无非是由个人活动之间的盲目作用决定的，一旦批判理论使个人活动从盲目性之中摆脱出来，纳入有计划的范畴，就能够实现对这个社会结构整体的否定。其次，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不同。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在一种“确定的框架”中活动，他与既有社会是统一的。批判理论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论的主体“‘作为’科学家，学术专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但他的目的则在于“试图消除个人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期待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把知觉给予的客观实在“认作是原则上应该由人类控制的产物、或至少在将来会实际上由人类控制的产物”。[5]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个人的总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体是处在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的、与某个阶级相冲突的、因而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个人。这种主体与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数学点；他的活动构成了当前社会。”[6]再次，批判理论的唯一功能就是变革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批判理论超越于阶级利益而不受这种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态度的人“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表达，而且还是促进变革的力量。”[7]批判理论不准备系统阐述某个阶级的感情和观念，它是与那些要求替无产阶级代言的理论不同的。同样，批判理论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不会为既存的现实服务，而只能吐露那个现实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环节上可能发现的荒谬和错误有多么不可辩驳，不管那种可能表明是复仇行为的错误有多么多，批判理论事业的总趋向是不接受所谓人类健全理智的制裁。”[8]批判理论并不寄希望于财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社会合作方式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而是谋求社会性质的变革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于持批判态度的人，“他的职业就是斗争”，通过他的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由于批判理论具有超越于阶级利益和超越于现实社会的性质，所以，它彻底变革社会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第四，批判理论的目标是彻底消除现存社会的非正义和追求未来社会的合理状态。霍克海姆说：“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社会的合理状态，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9]现存的苦难是批判理论的动力和源泉，因为现存的苦难能够促使人们要求建立起一个合理社会的趋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为偶然地认识到自己的东西。同样，正是现存的苦难把追求未来合理状态的努力放置在对现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论看来，对现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当代社会转化为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对于批判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远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动态统一，它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对具体的历史状况的表达，而且旨在促进社会变革。所以，批判理论是一种超越现在的现实，它关于消除社会分裂和非理性状态的见解，它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在其批判中不断地得到更新。在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霍克海姆对批判理论作出的上述规定得到了证实。马尔库塞、弗洛姆，甚至哈贝马斯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方面表现非凡的人物。他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的指责，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怀疑都体现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远非是积极的，因为它把现实的社会存在与现实的人割裂开来，把批判的主体限制在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少数科学家、学术专家之列，试图超越一切阶级，用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来取代革命阶级的价值评判，所以，它走上了绝对怀疑论的道路。它不仅怀疑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对自身的存在也产生怀疑。在这种绝对怀疑的前提下，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也必然会在“不断超越”的要求中化为乌有。三、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的。早在1941年，马尔库塞在其《理性与革命》这部专门探讨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论敏觉嗅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试图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否定的”哲学基础。1947年，霍克海姆与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出版，标志着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否定的辩证法已初具体系的雏型。1966年，阿多尔诺发表了《否定的辩证法》这部专门著作，从而使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极力去发现“批判的黑格尔”，他不仅在早期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作为政治学范畴的国家整体和作为伦理范畴的文化整体的否定内涵，而且，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体系的考察，把握客体、主体、实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畴所标示的否定统一体；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换关系整体、法律制度整体对个体的否定，并进一步超越这种否定，从未来的意义上理解被黑格尔规定为普鲁士现实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统一起来的自由个体的联合”。马尔库塞甚至干脆把黑格尔哲学称作“否定的哲学”。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分篇考察中，马尔库塞继续探求可供社会批判理论汲取的质料。马尔库塞认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必然证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劳动，以至于劳动限定了他的整个存在；另一个领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拥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于这种拥有和占有而使其成为主人。”[10]由于这两个领域的存在，自我意识就只能从其“对立”的意识中获得自由。因为，作为客体的整体束缚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维的领域，进入自我意识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现实持积极的“否定态度”。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积极的“否定态度”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正在身体力行的。“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词是由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是社会批判理论彻底反传统的标志。就如阿多尔诺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中所指出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辩证法这个概念已经蕴含着否定的含义，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也已极力证明“否定性”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阿多尔诺认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还不够，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性。因为，在社会批判理论这里，否定就意味着批判、革命。既然他们从不准备在现实社会中发现物质革命的主体，去完成物质的行动，而仅仅期望通过自己的理论批判去实现社会变革，那么在他们理论的旗帜上写上“否定的”一词，也许能起到惊世骇俗的作用。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对抗的普遍解释原则。当然，作为普遍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决不停留在对表层的解释上，而是要求对现实的内在联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辩证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尔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了它的思维进程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否定的“辩证法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不管事物的对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坚持客观的、对抗的固定观念。在未平息的总体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是不平静的。”因为，“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11]阿多尔诺所理解的辩证法只有一个原则，即绝对的否定，他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亡之时都是否定的”。不过，阿多尔诺一再声明，这种绝对否定的辩证法决不进行抽象的否定，而是进行现实的否定，即坚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认可的现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会意味着肯定，他说：“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12]如果认为否定之否定能够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一开始就从肯定性出发的唯心主义幻想。“否定的辩证法”是“社会批判”的哲学表述。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尔诺表明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对一切现实的和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东西的作出绝对的否定。当然，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来说，一切现实的存在无非是传统的凝结，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意味着与传统的彻底决裂。因为，在他们眼中，现实存在着一切，无论是观念形态还是物质形态的东西，都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桎梏，人类的未来必须以现实的一切彻底毁灭的前提下。这无疑是一种激烈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社会革命一词的误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延续，不仅人的现实存在必须不断地从传统的存在中汲取其精华，而且，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设计也需要以传统的存在为前提。所以，面对传统必须作出理性的抉择。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否定都是事物前进和发展的环节，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实现的。而社会批判理论则把否定看成是绝对的东西，认为现实和未来之间是绝对对立的，所以它用以取代现实的所谓未来，只能是虚幻的、不具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的乌托邦。
从孔德创立社会学这么多年以来，社会学已经发展为一门全球性的学科。完整的社会学史当然不仅包括英、法、德、美和中国的社会学史，而且也应该有日本、苏联等国的社会学史。 启蒙运动结束了黑暗的中世纪神学的统治，人们开始运用理性来思考周围的一切。卢梭、洛克、霍布斯等人首先思索社会领域的自然法则，提出了许多启迪后人的政治学思想。 但是，对社会进行全面而理性的思维，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企图在社会领域应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还首推法国社会学家孔德(1798-1857)，他第一个提出要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研究社会,建立社会学这门独立的学科。1838年，他在《实证哲学教程》第41卷中首次提出“社会学”这个名词，并对如何建立社会学这门学科作出了总体的设计，这标志着社会学的诞生。 在社会学创立初期，比孔德稍后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1820-1904)也试图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并将它比喻为社会有机体，提出了自己综合的社会学理论。 法国的塔尔德(1843一1904)，他认为，社会整体最终可以归结为个体，个人的心理现象决定社会现象，因此，他在 《模仿法则》一书中讲到，模仿是社会现象形成的惟一共同基础。 在德国，齐美尔(1858-1918)、滕尼斯(1855-1936)、韦伯(1864-1920)也都受到它的强烈影响，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理论，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 法国的迪尔凯姆(1858一1917)和以他为首的“迪尔凯姆学派”或 “年鉴学派”。他们继承了孔德的古典社会学传统，强调社会学是独立的学科体系。迪尔凯姆在其《社会学方法》(1894)一书中，主张继续采用实证的方法把社会学变为可以用科学方法测度的经验科学。他认为，社会学是“社会事实”的总体研究。社会事实是普遍的、客观的，一切社会现象都根源于它本身，因而不能用生物的或心理的原因去解释社会现象，而只能去发现社会事实之间的联系，井以自杀为例作了示范。 从20世纪初-50年代的帕森斯、默顿的功能主义开始，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结构主义理论以及本土方法理论、批判社会学理论等不断地涌现出来，形成了当代西方社会学流派蓬勃发展之势。
“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评“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观今天，几乎整个人类都浸泡在经济的海洋中，思想的花朵开始枯萎，哲学成了不合时宜的“文物”。所以，“批判”这个带有浓重理性色彩的词语几乎被人们忘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性地体验着“竞争”的乐趣。但是，在近现代思想史上，“批判”一词曾经红火过，在今天回忆起这个词语，或许能够获得些微的学术乐趣。因为一个无批判和不再需要批判的时代，可能恰恰是从激烈的批判时代衍生而来的。象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批判理论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在它之后的思想家又怎能再度拣起批判的“眼镜”呢？我们知道，在德国哲学家眼中，“批判”一词是倍受青睐的。自从康德用“三大批判”构建起哲学大厦以来，批判就成了哲学家手中的法宝。在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曾使批判泛滥过。在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再一次滥用批判，把哲学批判发展到顶点，以致于再也无路可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因为，这种批判对现实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绝对否定，使哲学不再是人类的理性，而完全成为哲学家愤世嫉俗的牢骚。一、把“批判”写在旗帜上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众多理论家组成的一个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时期，霍克海姆在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宣言中，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批判的时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论就是适应批判的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在霍克海姆看来，传统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社会制度作为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理论，它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它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时，以为与操纵物理自然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甚至是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由于积累知识的需要，理论的概念总会被绝对化，变成了具体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理论的批判功能却因此与它绝缘了。传统理论的理论活动特点“不管是象在历史学和其他具体的描述性学科里那样，问题在于综合大量资料并获得普遍规律，学者特有的主动性(即理论活动)都是接受、改造实际知识，使它合理化。”[1]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谐和因素的标准。霍克海姆认为，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独立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中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证实它们的不真实性，从而加以否定。他说：“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2]，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会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现存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结构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适宜的和富有价值的因素。批判理论从具体的、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出发，去认识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遭受的异化，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意识形态危机，寻找个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论拒斥对社会历史作抽象的、逻辑的探讨，要求具体地分析社会历史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进程，它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主体-客体统一的和运动着的总体。因此，批判理论超越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立场和政治实践，它除了对废除社会不公正感兴趣之外，再无其它要求。也就是说，批判理论是从属于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的，是这个斗争的产物和一部分，它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这个社会展开批判的。二、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霍克海姆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批判理论怀疑既定的社会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先决条件。霍克海姆说，尽管批判理论“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社会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3]因为，“在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人看来，现存社会整体的两面性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立。他们认为现存经济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目前能够并且已经给自己提供的组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同于这个整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整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同时，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可以与非人的自然过程、可以与纯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拟，因为由战争和压迫支撑着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的创造物。这个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4]批判理论之所以认同现存世界的整体，其目的正在于否定这个整体。因为这个整体无非是由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构成的社会结构，无非是由个人活动之间的盲目作用决定的，一旦批判理论使个人活动从盲目性之中摆脱出来，纳入有计划的范畴，就能够实现对这个社会结构整体的否定。其次，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不同。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在一种“确定的框架”中活动，他与既有社会是统一的。批判理论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论的主体“‘作为’科学家，学术专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但他的目的则在于“试图消除个人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期待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把知觉给予的客观实在“认作是原则上应该由人类控制的产物、或至少在将来会实际上由人类控制的产物”。[5]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个人的总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体是处在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的、与某个阶级相冲突的、因而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个人。这种主体与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数学点；他的活动构成了当前社会。”[6]再次，批判理论的唯一功能就是变革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批判理论超越于阶级利益而不受这种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态度的人“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表达，而且还是促进变革的力量。”[7]批判理论不准备系统阐述某个阶级的感情和观念，它是与那些要求替无产阶级代言的理论不同的。同样，批判理论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不会为既存的现实服务，而只能吐露那个现实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环节上可能发现的荒谬和错误有多么不可辩驳，不管那种可能表明是复仇行为的错误有多么多，批判理论事业的总趋向是不接受所谓人类健全理智的制裁。”[8]批判理论并不寄希望于财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社会合作方式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而是谋求社会性质的变革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于持批判态度的人，“他的职业就是斗争”，通过他的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由于批判理论具有超越于阶级利益和超越于现实社会的性质，所以，它彻底变革社会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第四，批判理论的目标是彻底消除现存社会的非正义和追求未来社会的合理状态。霍克海姆说：“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社会的合理状态，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9]现存的苦难是批判理论的动力和源泉，因为现存的苦难能够促使人们要求建立起一个合理社会的趋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为偶然地认识到自己的东西。同样，正是现存的苦难把追求未来合理状态的努力放置在对现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论看来，对现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当代社会转化为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对于批判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远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动态统一，它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对具体的历史状况的表达，而且旨在促进社会变革。所以，批判理论是一种超越现在的现实，它关于消除社会分裂和非理性状态的见解，它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在其批判中不断地得到更新。在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霍克海姆对批判理论作出的上述规定得到了证实。马尔库塞、弗洛姆，甚至哈贝马斯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方面表现非凡的人物。他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的指责，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怀疑都体现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远非是积极的，因为它把现实的社会存在与现实的人割裂开来，把批判的主体限制在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少数科学家、学术专家之列，试图超越一切阶级，用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来取代革命阶级的价值评判，所以，它走上了绝对怀疑论的道路。它不仅怀疑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对自身的存在也产生怀疑。在这种绝对怀疑的前提下，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也必然会在“不断超越”的要求中化为乌有。三、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的。早在1941年，马尔库塞在其《理性与革命》这部专门探讨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论敏觉嗅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试图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否定的”哲学基础。1947年，霍克海姆与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出版，标志着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否定的辩证法已初具体系的雏型。1966年，阿多尔诺发表了《否定的辩证法》这部专门著作，从而使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极力去发现“批判的黑格尔”，他不仅在早期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作为政治学范畴的国家整体和作为伦理范畴的文化整体的否定内涵，而且，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体系的考察，把握客体、主体、实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畴所标示的否定统一体；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换关系整体、法律制度整体对个体的否定，并进一步超越这种否定，从未来的意义上理解被黑格尔规定为普鲁士现实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统一起来的自由个体的联合”。马尔库塞甚至干脆把黑格尔哲学称作“否定的哲学”。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分篇考察中，马尔库塞继续探求可供社会批判理论汲取的质料。马尔库塞认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必然证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劳动，以至于劳动限定了他的整个存在；另一个领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拥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于这种拥有和占有而使其成为主人。”[10]由于这两个领域的存在，自我意识就只能从其“对立”的意识中获得自由。因为，作为客体的整体束缚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维的领域，进入自我意识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现实持积极的“否定态度”。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积极的“否定态度”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正在身体力行的。“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词是由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是社会批判理论彻底反传统的标志。就如阿多尔诺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中所指出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辩证法这个概念已经蕴含着否定的含义，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也已极力证明“否定性”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阿多尔诺认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还不够，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性。因为，在社会批判理论这里，否定就意味着批判、革命。既然他们从不准备在现实社会中发现物质革命的主体，去完成物质的行动，而仅仅期望通过自己的理论批判去实现社会变革，那么在他们理论的旗帜上写上“否定的”一词，也许能起到惊世骇俗的作用。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对抗的普遍解释原则。当然，作为普遍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决不停留在对表层的解释上，而是要求对现实的内在联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辩证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尔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了它的思维进程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否定的“辩证法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不管事物的对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坚持客观的、对抗的固定观念。在未平息的总体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是不平静的。”因为，“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11]阿多尔诺所理解的辩证法只有一个原则，即绝对的否定，他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亡之时都是否定的”。不过，阿多尔诺一再声明，这种绝对否定的辩证法决不进行抽象的否定，而是进行现实的否定，即坚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认可的现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会意味着肯定，他说：“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12]如果认为否定之否定能够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一开始就从肯定性出发的唯心主义幻想。“否定的辩证法”是“社会批判”的哲学表述。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尔诺表明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对一切现实的和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东西的作出绝对的否定。当然，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来说，一切现实的存在无非是传统的凝结，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意味着与传统的彻底决裂。因为，在他们眼中，现实存在着一切，无论是观念形态还是物质形态的东西，都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桎梏，人类的未来必须以现实的一切彻底毁灭的前提下。这无疑是一种激烈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社会革命一词的误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延续，不仅人的现实存在必须不断地从传统的存在中汲取其精华，而且，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设计也需要以传统的存在为前提。所以，面对传统必须作出理性的抉择。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否定都是事物前进和发展的环节，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实现的。而社会批判理论则把否定看成是绝对的东西，认为现实和未来之间是绝对对立的，所以它用以取代现实的所谓未来，只能是虚幻的、不具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的乌托邦。
20世纪60年代后在美国兴起的一种反自然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代表人物是移居美国的奥地利哲学家和社会学家A舒茨和倡导民俗学方法论的美国社会学家H加芬克尔等人在舒茨之前,德国社会学家A菲尔坎特曾尝试用现象学方法研究社会但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现象学社会学的学术思想来源是德国哲学家E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M舍勒的知识社会学和M韦伯的理解的社会学基本问题舒茨早年研读现象学,他批判地接受了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尝试着把生活世界、主体间性等概念引入社会科学,并把它与韦伯的“理解”概念相结合,主张社会学回到生活世界的基本事实上,开辟了当代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新方向现象学社会学在理论上提出的基本问题,是怎样使按照自然科学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学”在整体上不致成为一桩错误的事业,以及怎样选择一种研究社会现象的方式使之更富成效它力求选择一种使自己植根于社会现象独特性的基础,强调这一独特性要求使用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论使它关注社会现象的意义特征,但不流于无法检验的直觉正是在这一点上,现象学社会学把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与韦伯的理解的社会学联系起来生活世界和主体间性在理论上,舒茨通过对生活世界、主体间性、行动、设计与角色、多重实在等概念的论述,描述了日常生活世界的结构及其基本形式他的整个学术活动的主要部分用于研究每天运转不息的日常世界的意义构成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是这个日常生活事件构成的、不断发展的世界的组成部分,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认为世界的实质性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人们的常识使他们预先设定的共同参与和分享的世界是存在的,进而设定人的所有行动在其中发生的日常世界是外在于人们的“彼在”舒茨在对自我—他人自我、此在—彼在以及它们在空间视野—时间坐标的描述性分析后指出,所谓的日常世界或生活世界从一开始就是由多重实在构成的主体间性的世界；人们关于这个世界的日常知识从根本上就具有主体间性的特征这意味着,这种知识在对他人具有什么意义的同时,也对我同样具有什么意义；既与他人的世界有关,也与我的世界有关；归根结柢都植根于人为了生活而创造的解释图式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知识恰恰是使主体间性成为可能的人们观念中的类型化,而日常的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从本质上看都是主体间性的从现象学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由常识和日常生活构成的人类世界是最高的实在,这个世界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一切都是主体间性的自然态度的悬置在方法上,现象学社会学对按自然科学理想建立的传统社会学持批判态度,认为这种社会学历来忽视人们日常生活赖以建立的基质构造,轻信自然观点把社会现象视为自然事实而加以研究,其根本弊病在于它混淆了自然科学对象和社会科学对象之间的本质差异从学理渊源上看,R笛卡尔哲学曾对世界是实在的信念提出过怀疑,胡塞尔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怀疑论,他用“悬置”概念把对世界实在的信念放入括号内存而不论,并以此作为克服自然观点错误的手段舒茨借用了现象学这一概念,提出“自然态度的悬置”方法,但他的用意与胡塞尔相反,并不是把对外部世界及其客体的信念存而不论,而是把对这个世界的怀疑“悬置”起来存而不论,以便社会科学研究者更接近于生活世界本初的、最高的实在,从而理解这个由多重实在组成的日常世界的意义结构理解舒茨认为,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的对象无论多么复杂,都是存在于观察者的世界中的客体,属于第一级构造而社会科学的对象是人及其活动,人不仅是研究者所观察的客体,也是具有他自己在先解释的世界的存在,他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是共处于社会实在中的同伴,每个人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的对象,属于第二级构造据此,舒茨把W狄尔泰、韦伯阐述的“理解”看成社会学研究应使用的一种主要方式：把社会行动解释为行动者赋予其行动的意义,即在行动者看来他的行动所具有的意义但舒茨与韦伯把“理解”当作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规范原则不同,把解释主观意义视为生活世界在观念上的类型化,认为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解释他们自己的行动以及人际互动所实际运用的方式“理解”有可能在运用观察方法和研究方法之前就已把握了纯粹的或绝对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包括对主观意义的解释在内的全部“理解”问题,涉及 3个既相互有别又彼此联系的不同层次问题①“理解”首先是一个哲学认识论问题“理解”植根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之中,它包含个人通过其具体存在所经历的日常经验的丰富整体性；它在认识中从纯粹事实里排除了知觉、感觉因素,强调感性事实以纯粹事实为基础,并随着后者的变化而变化②“理解”是关于人类事件的日常知识的经验形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从一开始就把世界解释为属人的、充满意义的世界理解他人除了把他人存在的躯体理解为心理—生理统一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外,还要把他人的各种行动作为一个具有意图的创造活动来看待③“理解”是社会科学特有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向传统的科学观所崇尚的感觉至高地位、认知必须从感觉出发、用自然科学的理想模式建构社会科学等观点提出了严重挑战它强调自然实在与社会实在之间的本质区别,要求人们审慎地鉴别以下事实：人不仅是科学家观察领域中的一个要素,也是他自己的行动领域的先在解释者；人的公开的外显的行为只是他全部行为中的一个片断；试图理解社会实在的人,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通过领会一种行动对于他、对于社会世界的坐标轴所具有的意义来理解行动者的主观性民俗学方法论加芬克尔试图从经验研究上证实舒茨的观点按照他的界定,民俗学方法论是指“研究作为有组织的、人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持续实现之表征性表达和其他实践行动的合理性质”他还解释说,“民俗学方法论把日常生活当作使这些活动成为明显合理的和对一切实际目标而言都能成立的社会成员们的方法加以分析,亦即当作平凡的日常活动的组织而应该加以阐释的方法加以分析”它关心人们使用什么手段赋予日常生活世界以意义,即关注人们怎样使用语言和其他符号为日常生活实在添加秩序和各种模式?br 囊庖澹咽导卸馐统珊侠淼摹R虼耍镅苑偶捌湟庖灞泶镂侍饩统晌袼籽Х椒鄣墓刈⒔沟恪?BR加芬克尔认为意义的表达通常被分为两种：一种是人们为把发生的事件置于时空范围内所做的“表征性表达”,虽不精确但可起到索引提示作用；与之相对的是在特定情景下需要精确描述事件的“客观性表达”表征性表达和客观性表达分别指向舒茨所说的实践实在和理论实在,前者适合于反映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后者则是一种适用于科学领域的表达方式民俗学方法论针对当代社会学中科学主义盛行的状况,集中论述了 3个密切相关的问题：①不满足用客观性表达取代表征性表达在他看来,作为一门科学,社会学力求用客观性表达,但社会学的对象是由人们互动造成的社会世界即日常生活世界,它的一切都是人为的,人们是通过表征性表达赋予它秩序的因此,他对以使用表征性表达的互动为基础来建立科学实在的现存社会学方式持怀疑态度②忽视实践行动的理由在本质上的可反思性加芬克尔认为,社会学研究的是自我的日常活动,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它既包含作为行动者的社会学家的资源、目标、动机、理由、机会和任务,也包含与他的研究程序是否合理、规定是否可靠等有关的理论前提预设问题他主张对这种实践活动作系统的考察,以探明从一开始就发生了什么在论述“实际的社会学推理”时,他在“职业的社会学”、“凡俗的社会学”和“实际的社会学推理”与“理论的”或“形式的社会学推理”之间作出区分,论证了职业的社会学研究是在凡俗的社会学基础上,理论的社会学推理是在实际的社会学推理之上实现的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在用客观性表达研究社会时,总离不开他作为一名社会成员的经验和从前的经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③行动在特定情景中的实际完成具有可分析性他主张对行动的研究要追溯到个人经历和历史背景,日常生活世界具有历史的连续性,这就使舒茨所说的对实在怀疑的悬置成为可能现状现象学社会学作为一种反自然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它针对传统社会学方法和程序中的可疑之点,提出了人的主观意识、体验和时间等问题,强调描述世界的语言和意义问题,对人们有启迪和借鉴作用但它本质上具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在社会认识中片面夸大意识、意义主观因素的作用,必然导致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我论70年代以后,现象学社会学逐渐失去了它原来的现象学本质和特征,开始走上与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相互融合的发展道路这主要表现在：①出现了与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合流的趋势民俗学方法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A西库雷尔,在70年代以后关注点由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问题转向社会结构问题；而结构本身在他看来就是加芬克尔所说的社会成员为把互动说明是合理行为的解释程序的总和；研究社会结构就是要考察社会文化群体怎样创造自己的语言,以及不同语言的描述形式怎样赋予人的活动的意义于是,民俗学方法论便成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的依据；作为一门知识社会学的一般取向,它把研究者的兴趣吸引到语言这个知识的发生和发挥功能的载体上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美国社会学家P菲尔默认为民俗学方法论未来将会与NA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和C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相互融合②英国哲学家L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渗入现象学社会学P温奇在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基础上阐发现象学社会学的社会认识观点,认为在社会学中拒斥自然主义态度必然会把语言分析放在首位,因为关于实在的概念是在使用的语言中呈现出来的；实在的结构是语言结构的反映这样,他就把社会结构研究完全归结为对日常语言的分析问题即语言哲学问题③与某些自然主义流派也有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趋势如P莱斯曼认为有可能在越轨行为社会学（见异常行为社会学）研究中应用民俗学方法论的个别理论结论,属于新行为主义的J汤姆逊的《行为主义》(1970)一书中也可以看到加芬克尔的“实践活动的形式特征”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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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评“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观今天，几乎整个人类都浸泡在经济的海洋中，思想的花朵开始枯萎，哲学成了不合时宜的“文物”。所以，“批判”这个带有浓重理性色彩的词语几乎被人们忘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性地体验着“竞争”的乐趣。但是，在近现代思想史上，“批判”一词曾经红火过，在今天回忆起这个词语，或许能够获得些微的学术乐趣。因为一个无批判和不再需要批判的时代，可能恰恰是从激烈的批判时代衍生而来的。象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批判理论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在它之后的思想家又怎能再度拣起批判的“眼镜”呢？我们知道，在德国哲学家眼中，“批判”一词是倍受青睐的。自从康德用“三大批判”构建起哲学大厦以来，批判就成了哲学家手中的法宝。在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曾使批判泛滥过。在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再一次滥用批判，把哲学批判发展到顶点，以致于再也无路可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因为，这种批判对现实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绝对否定，使哲学不再是人类的理性，而完全成为哲学家愤世嫉俗的牢骚。一、把“批判”写在旗帜上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众多理论家组成的一个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时期，霍克海姆在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宣言中，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批判的时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论就是适应批判的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在霍克海姆看来，传统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社会制度作为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理论，它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它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时，以为与操纵物理自然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甚至是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由于积累知识的需要，理论的概念总会被绝对化，变成了具体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理论的批判功能却因此与它绝缘了。传统理论的理论活动特点“不管是象在历史学和其他具体的描述性学科里那样，问题在于综合大量资料并获得普遍规律，学者特有的主动性(即理论活动)都是接受、改造实际知识，使它合理化。”[1]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谐和因素的标准。霍克海姆认为，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独立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对现存社会碃孩百绞知悸版溪保娄秩序的批判中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证实它们的不真实性，从而加以否定。他说：“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2]，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会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现存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结构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适宜的和富有价值的因素。批判理论从具体的、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出发，去认识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遭受的异化，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意识形态危机，寻找个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论拒斥对社会历史作抽象的、逻辑的探讨，要求具体地分析社会历史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进程，它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主体-客体统一的和运动着的总体。因此，批判理论超越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立场和政治实践，它除了对废除社会不公正感兴趣之外，再无其它要求。也就是说，批判理论是从属于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的，是这个斗争的产物和一部分，它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这个社会展开批判的。二、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霍克海姆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批判理论怀疑既定的社会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先决条件。霍克海姆说，尽管批判理论“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社会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3]因为，“在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人看来，现存社会整体的两面性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立。他们认为现存经济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目前能够并且已经给自己提供的组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同于这个整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整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同时，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可以与非人的自然过程、可以与纯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拟，因为由战争和压迫支撑着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的创造物。这个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4]批判理论之所以认同现存世界的整体，其目的正在于否定这个整体。因为这个整体无非是由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构成的社会结构，无非是由个人活动之间的盲目作用决定的，一旦批判理论使个人活动从盲目性之中摆脱出来，纳入有计划的范畴，就能够实现对这个社会结构整体的否定。其次，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不同。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在一种“确定的框架”中活动，他与既有社会是统一的。批判理论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论的主体“‘作为’科学家，学术专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但他的目的则在于“试图消除个人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期待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把知觉给予的客观实在“认作是原则上应该由人类控制的产物、或至少在将来会实际上由人类控制的产物”。[5]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个人的总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体是处在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的、与某个阶级相冲突的、因而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个人。这种主体与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数学点；他的活动构成了当前社会。”[6]再次，批判理论的唯一功能就是变革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批判理论超越于阶级利益而不受这种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态度的人“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表达，而且还是促进变革的力量。”[7]批判理论不准备系统阐述某个阶级的感情和观念，它是与那些要求替无产阶级代言的理论不同的。同样，批判理论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不会为既存的现实服务，而只能吐露那个现实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环节上可能发现的荒谬和错误有多么不可辩驳，不管那种可能表明是复仇行为的错误有多么多，批判理论事业的总趋向是不接受所谓人类健全理智的制裁。”[8]批判理论并不寄希望于财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社会合作方式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而是谋求社会性质的变革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于持批判态度的人，“他的职业就是斗争”，通过他的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由于批判理论具有超越于阶级利益和超越于现实社会的性质，所以，它彻底变革社会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第四，批判理论的目标是彻底消除现存社会的非正义和追求未来社会的合理状态。霍克海姆说：“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社会的合理状态，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9]现存的苦难是批判理论的动力和源泉，因为现存的苦难能够促使人们要求建立起一个合理社会的趋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为偶然地认识到自己的东西。同样，正是现存的苦难把追求未来合理状态的努力放置在对现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论看来，对现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当代社会转化为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对于批判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远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动态统一，它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对具体的历史状况的表达，而且旨在促进社会变革。所以，批判理论是一种超越现在的现实，它关于消除社会分裂和非理性状态的见解，它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在其批判中不断地得到更新。在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霍克海姆对批判理论作出的上述规定得到了证实。马尔库塞、弗洛姆，甚至哈贝马斯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方面表现非凡的人物。他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的指责，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怀疑都体现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远非是积极的，因为它把现实的社会存在与现实的人割裂开来，把批判的主体限制在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少数科学家、学术专家之列，试图超越一切阶级，用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来取代革命阶级的价值评判，所以，它走上了绝对怀疑论的道路。它不仅怀疑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对自身的存在也产生怀疑。在这种绝对怀疑的前提下，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也必然会在“不断超越”的要求中化为乌有。三、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的。早在1941年，马尔库塞在其《理性与革命》这部专门探讨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论敏觉嗅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试图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否定的”哲学基础。1947年，霍克海姆与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出版，标志着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否定的辩证法已初具体系的雏型。1966年，阿多尔诺发表了《否定的辩证法》这部专门著作，从而使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极力去发现“批判的黑格尔”，他不仅在早期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作为政治学范畴的国家整体和作为伦理范畴的文化整体的否定内涵，而且，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体系的考察，把握客体、主体、实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畴所标示的否定统一体；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换关系整体、法律制度整体对个体的否定，并进一步超越这种否定，从未来的意义上理解被黑格尔规定为普鲁士现实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统一起来的自由个体的联合”。马尔库塞甚至干脆把黑格尔哲学称作“否定的哲学”。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分篇考察中，马尔库塞继续探求可供社会批判理论汲取的质料。马尔库塞认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必然证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劳动，以至于劳动限定了他的整个存在；另一个领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拥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于这种拥有和占有而使其成为主人。”[10]由于这两个领域的存在，自我意识就只能从其“对立”的意识中获得自由。因为，作为客体的整体束缚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维的领域，进入自我意识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现实持积极的“否定态度”。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积极的“否定态度”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正在身体力行的。“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词是由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是社会批判理论彻底反传统的标志。就如阿多尔诺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中所指出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辩证法这个概念已经蕴含着否定的含义，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也已极力证明“否定性”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阿多尔诺认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还不够，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性。因为，在社会批判理论这里，否定就意味着批判、革命。既然他们从不准备在现实社会中发现物质革命的主体，去完成物质的行动，而仅仅期望通过自己的理论批判去实现社会变革，那么在他们理论的旗帜上写上“否定的”一词，也许能起到惊世骇俗的作用。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对抗的普遍解释原则。当然，作为普遍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决不停留在对表层的解释上，而是要求对现实的内在联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辩证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尔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了它的思维进程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否定的“辩证法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不管事物的对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坚持客观的、对抗的固定观念。在未平息的总体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是不平静的。”因为，“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11]阿多尔诺所理解的辩证法只有一个原则，即绝对的否定，他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亡之时都是否定的”。不过，阿多尔诺一再声明，这种绝对否定的辩证法决不进行抽象的否定，而是进行现实的否定，即坚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认可的现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会意味着肯定，他说：“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12]如果认为否定之否定能够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一开始就从肯定性出发的唯心主义幻想。“否定的辩证法”是“社会批判”的哲学表述。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尔诺表明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对一切现实的和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东西的作出绝对的否定。当然，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来说，一切现实的存在无非是传统的凝结，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意味着与传统的彻底决裂。因为，在他们眼中，现实存在着一切，无论是观念形态还是物质形态的东西，都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桎梏，人类的未来必须以现实的一切彻底毁灭的前提下。这无疑是一种激烈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社会革命一词的误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延续，不仅人的现实存在必须不断地从传统的存在中汲取其精华，而且，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设计也需要以传统的存在为前提。所以，面对传统必须作出理性的抉择。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否定都是事物前进和发展的环节，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实现的。而社会批判理论则把否定看成是绝对的东西，认为现实和未来之间是绝对对立的，所以它用以取代现实的所谓未来，只能是虚幻的、不具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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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论当代审美主义文艺 思潮的历史文化语境 弥 沙1,李育红2 (东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渤海大学中文系,辽宁 锦州 121013) [摘 要]审美主义是中国当代文艺的主潮,它以审美为文艺的最高价值和本质,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 的文艺观。不仅如此,它还将审美主义从一种文学观念提升为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它既是我国 当代文艺潮流的一种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和重要表征。它带来的文艺转型和文化转型产 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一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对极左文艺思潮的反拨,一是改革开放后西方审美现 代性的制导。这两种历史文化语境深深嵌入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机体,使它表现出巨大的历史合理性, 但同时也存在较为严重的历史局限。 [关键词]审美主义;文学工具论;文学审美论;现代性;审美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 (2008) 03-0034-05 On the Historical Culture Context of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of Modern Aestheticism MI Sha, LI Yu-hong ( College ofHumanities,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 Department of Chinese, Bohai University, Liaoning, Jizhou 121013, China) Abstract: Aestheticism is the main stream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art, and it takes aesthetic as highest value and substance of literature and Furthermore it improves the viewof literature toworld view, the viewof value and Itwas not only the change of Chinese modern 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but also the part and important signal of Chinese cultural It brings the transfor- m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literary context: one isthe criticismto extreme leftist literary and artistic ideas; two isreferringtowest aesthetic the- The two historical cultural contexts inset the body of modern aestheticism deeply, and showed great historical rationality, but it has the serious limitation of Key words: aestheticism; the theory of tools of literature; literary aestheticism; modernity; aesthetic modernity 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我国当代文艺思潮中出现较早, 渗透面较广,影响力较大的一种文艺思潮。改革开放之 后,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中国特色的 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萌生并迅速发展壮大,压倒了政治化的 革命文学,成为我国当代文艺领域中的主流。这种文艺思 潮的核心观念,强调文艺的审美独立性、自律性,以审美 为文艺的最高价值、最高本质。这种文艺观念渗透于当代 文艺活动的各个方面,并成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文 艺创作、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唯一标准。审美主义文艺 思潮,不仅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文学观,还将审美主义从 文学观上升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因此,它既是当 代中国文艺潮流的一次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 部分和重要表征。因此,深入分析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 思潮产生的语境,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文艺思潮 的性质。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最直接的文化语境是 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极左思潮的拨乱反正。审 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是作为对我国文艺极端政治化、泛 政治化的极左文艺思潮的强有力反弹而出现的。而从更大 的范围和长远的历史发展状况来看,它受到了西方现代性 的深刻影响,与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息息相关。西方的现代 性思想和实践,作为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他者”,深 深地介入了我国当代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这在文 艺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反拨 新中国的文学长期以来是以“为工农兵服务”,特别 是“为政治的文艺”为宗旨的,它秉承和延续着革命战 争年代解放区的文艺与政治相统一的新型革命文学传统。 因此,新中国的文学一直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强调文学 的政治性在建国之初,是完全必要的,是有其合理性的。 然而,随着“左倾”思潮的逐步膨胀和极端发展,文学 的政治性因素不断被强化、被体制化,导致思想领域中 的带有专制色彩的非人化,造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扭 曲和畸变。在这种语境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被“文 艺为政治服务”所取代。文艺沦为政治的奴仆,沦为表 现政治思想的图解,沦为描写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路 线斗争的工具。 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以拨乱反正为目的的 思想解放运动,为了打破人们的精神枷锁,求得与实现 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相一致的社会和文学的新发展,开展 对极左政治思潮的批判,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是非常及 时和完全必要的。新时期文学就在这种拨乱反正和思想 解放的语境中形成,开始了对政治挤压、剥夺文学的反 拨。这种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准确地找到了极左文艺思潮 的思想核心和基础———“政治工具论”,相继展开了对 “政治工具论”的批判和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批判,进而转 向了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性扬弃。但是,文学 界也把政治确定为文艺的“外部规律”,以隔离文学与政 治的关系,进而切断文学与政治的一切联系。至此,对 文学的政治工具论的否定经历了一个越来越激进的道路: 从反对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推进到以文学立法的方 式确定政治属于文学的“外部规律”,最后发展为文学 “远离政治”、要求文学具有“非功利性”、“非政治性” 和“非社会性”。 就在对文学“政治工具论”拨乱反正过程当中,一 些学者发出了“文学回归本位”的呼声,认为文学“政 治工具论”抹杀了文学本身的特征,泯灭了文学的审美 品格、忽视了文学的“内部规律”。这种“文学回归本 位”的学术要求在批判极左文艺思潮的过程中越来越强 烈,最后终于以傲然独立的面貌出现,变成新时期之初 最有感召力的文学主张。 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正是在对文艺政治工具论的反拨 的基础上,循着“文艺回复自身”的道路出现并发展起 来的。 审美主义文艺思潮对我国文学从被政治的束缚和扭 曲状态中解放出来,恢复文学的自身活力,作出了历史 性的重大贡献。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作为新时期思想解放 运动的一翼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力地批判了“左倾” 文艺思潮,使文学的审美特性得到重视,使文学具有了 一定程度的自觉,从理论到实践,包括文艺创作、文艺 评论到文学史的书写都取得了突出的实绩。这是必须充 分加以肯定的。然而,这种正义的批判和清算具有历史 合理性的同时,始终存在着问题的另一面。人们不禁要 问:难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重要吗?难道没有好的肯 定人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 的全面进步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 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 吗?我们在拒斥文艺与不好的、非人的、危害社会和历 史发展的政治的同时,又怎样处理文艺与好的、宜人的、 有利于社会的历史发展的政治的关系呢? 克服文艺与政治的不正确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学术上 的矫枉。矫枉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过正。但真的一定要 矫枉必须过正,只有过正才能矫枉吗?事实上,这种矫枉 过正的理论与实践,相当长的时间内,造成了对文学与政 治关系的误解,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偏见,造 成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学说和意识形态理论的遮蔽, 造成了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狭隘理解和冷漠态度,造 成了文学内部的政治、审美、道德等因素的失衡。 当然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既保证文学与政治各 自的独立力量,又使二者在有机关联中达到互相推动, 至今仍然是个尚待解决、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更是马 克思主义者不能回避的任务。审美与政治的关系,并没 有因时代的演进而消失,所改变的只是这个问题的存在 方式和提问方式。 其实,政治具有不同的形态:政治的思想形态和观念 形态、政治的制度形态和体制形态,政治的生活形态和实 践形态等等。同时,政治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时代 的政治的质态和表现形式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狭隘地理解 政治,就可能会导致狭隘地理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然 而,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政 治对社会关系和国家群体意志的重要性,对文学的制导作 用的内在机制是不会改变的,所改变的只是影响文学创作 和审美活动的形式。中国的当代文学应该以此调节文学与 政治的关系。对此,王杰说:“从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来看,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仍具有现实意义。其一,文艺、审美必 然具有政治性。这个命题所揭示的是政治性只是审美、文 艺的一个属性,但它决不等于文艺、审美必须为政治服 务。文艺不被规定为‘为政治服务’时,文艺仍然具有政 治性或者意识形态性。其二是什么是‘政治’?政治不能 被简单地界定为‘党派政治’,政治并不狭隘地局限于政 党之间的争权夺利。相反,当代社会直接的政治斗争具 体、广泛地以文化冲突的形式在作品文本中得到曲折表 现。其三,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看来,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 界、个体与社会、人的内在要求与外在现实相统一。马克 思主义美学的重要性在于,它要求我们在正视现实矛盾的 前提下,把生产力的巨大力量以及个体的心理内驱力转化 为与人类幸福生活这个目的相一致的建设性力量。美学通 过对艺术和审美现象的分析而把握现实关系,通过改变人 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而实现对现实的改造。”[1]因此, 一概不加分析地、笼统地忽视、轻视或漠视文学的社会因 素和政治因素的观点都是不妥当的。 二、西方的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 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中国明确以实现现代化为发展 目标,预示着我们已经自觉地加入到世界现代性的历史 进程之中,这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步。在此进程 中,西方现代性的范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审美主义文 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 诉求,一方面是西方现代性本土化的必然结果。现代性 的历史进程,为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提 供了复杂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反映着西方社会历史自 身内部的一种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现在已席卷全球,变成 了世界性的社会历史过程。社会历史现代性是一个总体性 的概念,表现为两个具体的现代性层面,即社会现代性和 文化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主要指社会的物质层面和经 济、政治等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而文化现代性则主要指社 会的思想文化层面。这种文化现代性,从精神性质上说, 可以划分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前者倡导一种以培 育和弘扬启蒙理性为宗旨的启蒙精神,后者则往往表现为 对启蒙精神的反思和批判,特别关注和追求人们对社会现 代性的负面因素的感受和体验,宣扬一种与社会历史现代 化进程不相协调的审美现代性精神。 历史现代性是以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 想解放运动为开端的。启蒙理性和启蒙精神是历史现代 性的主导的和重要的精神意向和思想内涵。正如康德所 指明的:“人从自我蒙蔽的状态中走出来”。为此,必须 “强烈地意识到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开发心智” “成为启蒙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之一”。[2](22)在这种精神指 引下,现代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在思想文化等精神领 域,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实现“理性的塑造生活”,“坚定 不移地推进客观化的科学、道德与法律的广泛基础以及 独立的艺术的发展,但同时也要把如此积累的认知潜能 从其深奥的阳春白雪形式中解放出来,将其运用到实 践。”[3](112-113)“那是一个拥有原理和世界观的时代, 对人类的精神解决它的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它力图理 解并阐明人类生活———诸如国家、宗教、道德———和整 个宇宙。”[4](421)。这种现代性与主体构型连接起来,使 现代人摆脱外在权威的辖制,赋予主体以一种改变自己 和批判自己的气质。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经济政治制度领 域中的变革,促进了物质生产的飞跃发展,使社会财富 急剧增加,形成了合理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 同时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 “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 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需要、才能、生产力等等的普遍 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 ‘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 财富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在这里, 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 面性。”[5](486-487) 但是,以启蒙现代性为主导的历史现代性同时存在 着严重的负面因素,诸如社会层面的资本主义和技术主 义,制度层面的工具理性,精神层面的感性与理性的不 平衡。最严重的是由于资本和雇佣劳动所造成的人的异 化。当时的一些学者对以理性为依托的历史现代性进程 中的负面因素进行过种种批判。法国思想家卢梭较早地 对西方现代文明提出了质疑。黑格尔、马克思、尼采、 阿多诺、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和一些无政府 主义者都这样那样地对历史现代性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加 以反省,寄予忧思。马克思对“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 的异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马克斯·韦伯称现代合理化和 官僚化的社会制度已使现代生活成为“铁笼”。斯宾格勒 觉察到西方文化开始“日落西山”,走向“文化悲剧”的 时代。海德格尔把破坏了人的完整性的技术统治一切的 时代指称为“贫困的时代”,指出“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 球上连根拔起”[6](1305)。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 辩证法》中说:“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 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了巨大的不 幸。”[7](1)马尔库塞提出“单面人”的概念,指出“技 术解放的力量”不仅导致“物的工具化”,而且造成“人 的工具化”[8](136)。 审美现代性在批判启蒙现代性,克服社会现代性的 负面作用中,功不可没。当时的西方社会,用审美现代 性来批判历史理性和启蒙现代性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它 反对工具化、科学化的目的理性的思想,反对体制和制 度的一体化、总体化和绝对的完美化,赞美和追求个性、 差异、分化和多元,关注“内在的自然”和“灵性的抒 发”,倡导“不纯粹性”。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 将审美现代性表述为“背离传统”,“通过否定的思维方 法建立一种肯定的东西”,“在不缺少规定性的情况下把 辩证法从这种肯定的本质中解放出来”。反对主张“理性 与现实和解”的黑格尔的保守的辩证法,把黑格尔宣扬 的绝对统一性的哲学本体论说成是戕杀事物的差异、矛 盾和运动的根源。强调艺术“对个体进行更高层次的全 面塑造”,“必须抛弃那种靠再现正面的东西来帮助社会 干欺买卖的现实主义”[9](703)。他批判“文化工业” 生产的“大众文化”是以丧失艺术的自律为代价,通过 制造“虚假的同一性”导致公众意识的“物化”,削弱了 批判能力和超越意识。海德格尔提出只有艺术才是守护 “亲在”和自身的“诗意地栖居”的护法神。 然而,审美现代性批判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是非常明显 的。一是审美乌托邦的倾向。席勒主张审美能弥合人的感 性与理性的分裂,是人类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和理想境界, 审美教育是改变社会零散化的唯一途径。法兰克福学派的 社会批判理论则认为艺术是现代社会负面作用的解毒剂, 是被理性高度抑制、高度异化的现代人的解放之路。阿多 诺认为“艺术救赎”是一剂消除理性控制的良药,因为艺 术具有形式上的颠覆能力,可以消除统治阶级行使意识形 态的理性条件。马尔库塞主张通过“文化心理本能革命” 来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人的解放。海德格尔则认为,人的 本真生存是诗性生存,艺术是存在的家园。这些理论都陷 入了不切合实际的审美乌托邦。马克思指出:“意识的一 切形成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批判来消灭的……只有实 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社会关系才能把 它们消灭。”[10](43)审美现代性批判的另一个问题是对现 代性的阻碍。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主义文化扰乱了文 化的一统天下,动乱来自三个方向:对艺术和道德分治的 坚持以及把自我(热衷于原创与独特性的自我)奉为鉴定 文化的准绳。”[11](30)伯林一语中的地道破了催生了审美 现代性的浪漫主义的局限:“整个运动,事实上,是一种 要将审美模式强加于现实的企图,……对于艺术家,事实 上,浪漫主义的一些主张是非常合适的。但他们企图将生 活转变成艺术假设在我看来是荒谬的。”[12](145-146)卢卡 契批评处于异化状态下的艺术家往往企图以谋取内心的自 由来对抗现实的异化,他说:“自由便缩小为一种灵魂的 实际,缩小为个人行动的一种特有的方式”。[13](383)通过 以上地分析我们看到,历史现代性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十分 明显的。历史现代性内部更存在着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 性、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西方学 者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但大多把现代性所带来的弊病归结 为启蒙理性,倾向于认为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突 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倾向于从精神方面解决二者的对立, 建构二者的和谐,或用审美现代性取代启蒙现代性。这种 审美现代性的精神价值取向在文化现代性中表现得尤其突 出。它一方面夸大了启蒙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 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加深了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 突。最主要的这些学者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精神层面,试 图通过审美现代性来战胜工具理性,克服启蒙现代性的弊 端,解决社会现代性的问题,表现出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倾向。马克思批判现代社会的人的异化,人性的分裂,艺 术与社会的敌对,但并不认为这只是精神的问题,他不把 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归结为精神矛盾。马克思发现资本主 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私人占 有制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冲突,因此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 出路在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解放生产力;归 根结底,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力要求之间的矛盾造成 了人的异化。西方大多数反思现代性的学者,虽然也看到 了制度与人的矛盾,但把这种矛盾的本源理解为精神之间 的冲突。因此,他们不去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物质关 系和政治关系,而试图从精神上反对启蒙理性和工具理 性,加剧了审美现代性批判精神的紧张;另一方面,由于 他们提出的用审美现代性解决现代社会矛盾的方法的乌托 邦性质,所以他们看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真正出路和历史 发展的光明前途,从而感到悲观和绝望。这种理论、思想 的偏失诱发出历史与人文的对立,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 全面发展的对立,造成西方文学艺术及其理论对审美的批 判性的过度强调。 三、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 潮的影响 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的文艺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 响。西方的审美现代性作为“他者”,遮蔽了中国的现代 性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的诸多差异,导致对中国现 实的误解,导致我们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缺乏必要的反思, 使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走上了批判社会现代性和启蒙现代 性的审美现代性的道路。 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是存在着诸多差 异的。一是时间上的差异。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 的现代性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水平,我们的主 要任务仍然是推进现代化进程,走向现代性的历史深处; 二是制度上的差异。我们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 家。因此,我们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途径 不能全盘照搬西方。人们思想中对我国这两个关键性现 实还存在着极大的误解,或急于改变我们的不发达状况, 主张走向资本主义;或忽视了我国现有的制度基础,误 认为通过改革走向资本主义,把实行的商品经济误当作 实现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对中国当代基本现实的这两 种误解,一方面,使我们忽略了对西方现代性、特别是 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另一方面,限制了我们具有而且 应该创造新型社会制度、新型审美现代性的勇气和创造 性智慧的发挥。当代中国既有现代性发展不充分和不成 熟之处,又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将 两者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新的“和谐社会”。这既是人类 的理想,又是现实的运动,绝不是一种乌托邦幻想。为 了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西方的现代性经验,尤其是 西方审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对我们具有极大的警示作 用。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审美现代性的限度。 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深受西方审美现代性 影响的。其核心理念“审美”及其理论基础“美学”主 要是通过吸收西方审美现代性而建构起来的。在较为匆 忙地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的过程中,不可能会对西方审 美现代性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现在看来这种反思是非 常重要的,而且目前学界也已展开了对西方审美现代性 的反思。周宪运用社会批判理论对“审美现代性”进行 了全面地反思。他着重指出了审美现代性的悖论性质, 尤其是审美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矛盾。他指出这种内在矛 盾有三种:第一,肯定与否定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于, 审美现代性并非只是单纯地批判否定现存社会,它同时 也承担了肯定现存社会的功能,但这二者之间并不是否 定之后的重建,审美用它自身感性的或“身体的话语” 对抗理性的绝对命令,这种张扬感性的路径同时产生两 个后果,一种是对现存社会生存状态的反叛,一种是提 供工具理性无法达成的另类体验或欲望的满足,这又是 对现存社会的一种补充或弥合。这两个后果之间是矛盾 的。第二,是精英与民粹的矛盾。它指的是,现代艺术 自律性包含着精英主义和贵族立场,它往往把艺术退守 到很小的专业圈子范围内,因而呈现出某种“自恋”特 征。而自律性艺术又采取一种社会批判路径,社会批判 是要通过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来实现的,既然自律的现代 艺术并不以广大社会公众为目标,那么它的颠覆力量从 何谈起呢?第三,普遍人类学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矛 盾。审美趣味、天才、艺术自律性、审美价值等本是资 产阶级为了更有效地施行统治而设置的意识形态观念, 但是它们又被提升为人类的普遍要求和价值,资产阶级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使自身成为普遍的人类主体,但在资 本社会的现实中,他们又只代表自己的利益,因而,这 种意识形态策略是不能服人的。这就是自律那么软弱无 力的原因[14](252)。 在西方,查尔斯·泰勒对审美现代性的思考在众多的 对现代性的反思中独树一帜。他不仅描述现代性精神的 两个方面———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冲突和紧张, 而且,在历史的追索和分析中,他恢复了这两者各自给 现代性、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带来的精神滋养和道德力量, 并指出人们应该宏观、客观的看待两者。 在泰勒看来,审美现代性从其来源———浪漫主义对 现代自我的支撑是重要的,也是正确的。它保证了我们 的自由和自主。但这种取向却有一个过于狭窄的道德容 量,它排斥、无视其他的同样是道德的自我构成因素, 尤其是启蒙运动的分解式理性带来的自我构成因素——— 自负其责、自我控制和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由于这种排 斥和忽视,致使它混淆了自由和自主或自我实现的两个 不同层面———行动的方式和行动的质料。前者是指真实 的理想是自我指示的,它必须是我的取向,这是对的, 但这不意味着我的目标或自由、自主的内容也是自我指 示的,也是由自我决定的。相反,这种内容应该是以某 个外在于我的东西为背景。否则,自我实现可能会滑入 肤浅和主观主义。简单地说,审美主义与理性主义是冲 突的,但两者并不是不相容的,它们带给我们的都是有 效的道德价值理念。在现代,由于没有了前定的、统一 的意义秩序背景,于是,它们变成了探索性的东西,因 而会给人带来不确定的误解,使现代人无所适从。而一 旦我们知道他们虽然是可探索的,但他们都已成了支撑 我们的道德力量,我们应当恢复他们的道德效力,而不 是使他们你死我活的斗争。 面对西方现代性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必须对当代中 国的历史进程和现代化发展程度作出比较准确的科学定 位,从我国特殊的国情、人情和文情出发,追求和探讨 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学的现代性。当代 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推进启蒙现代性。我们的审美 现代性应当受到有利于实现现代化历史使命的规定和制 约。一切反对和不利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现代性, 特别是阻碍当代中国启蒙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都应当加 以检视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