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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致力于民俗学的工作，时间是那么长，在这方面，当然要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因为我现在还在从事这项工作，在日常的独自思考中，或在与同行、学生的谈话中，总不免引起对过去工作得失的反思，或对于后辈值得注意的体会的种种念头。然而，它们平时大都只涌现于自己的心头或口上；偶尔形诸文字也大概是断片的。现在，我想，有必要提出其中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几点，给予论述，或可作为一个老年学者赠与青年人们的一点精神礼品。先谈反思。一、 从文学切入我国早期致力民俗学的学者，它们原来所从事的专业，基本上是各各不同的。有的是搞文学的，有的是搞史学的，有的是搞语言文字学的，有的是搞社会学的。自然，也有人一开始就搞民俗学，但那只是众多学者中的极少数而已。这种情形，也许是一种新学术（特别是从外国引进来的）出现的初期，在还没有形成较多的专家的情况下所难免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客观事实。我自己原来是志在文学的。最初，在私塾里上过几年旧学。辛亥革命后，我上了半旧半新的所谓“学校”，在那里开始了对旧文学的学习，甚至于也学做起平平仄仄的旧体诗来了。但是，过了几年，新文化运动起来了，我又转向了新文学，耽读新出版的新杂志、新诗歌、新小说，也兼读翻译的文艺作品著作。光是阅读，还不过瘾，自己也学习协作新诗和散文，兼及文评。但是，事情并不那么单纯。当我正在热衷着新文学的时候，我又爱上了野生的文艺，并同样是那么痴情。在1930年以后，我的活动，尽管逐渐向民俗学方面倾斜，但平心而论，我始终没有抛弃我的“老朋友”（文学），不管在杭州时期，在东京时期，还是后来在坪石或香港时期。民俗学与文学（特别是诗歌），在我虽然有偏重偏轻的时候，却始终没有只务其一，不问其他的情形。这就使我的民俗学活动，或多或少的受到文学的熏染。这种熏染的结果，自然有积极的一面，如它使在广泛的民俗事象的研究上，开辟了自己较专门的一部分园地（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口头叙事文学），并对它进行着深耕细作地操作。这种局部地、比较渗入地研究成果，也有利于我对一般民间文化的理解和感悟。但是，不可否认的，它也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限制了我对民俗事象的其他方面（物质生活方面、社会组织方面等）的更为深入的理解。这种限制（或者说畸形），使我作为一门学科的领导者，分明是有它的缺点的。一种学科，特别是那些内容比较广阔的学科，作为它的一个研究者，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自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他处的不只是一个专门家的位置，而是肩负有引导整个学科前进之责的学者，则武艺越多，就越有利于事业的计划和策进。因此，我对于自己学术上的这方面局限，是耿耿于怀的。二、 学斋学者现代学者，从他们取得资料的工作过程和形成观点的治学方式看，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书斋学者，另一类是田野作业学者。前者，他的取材和观察的范围，大致限于古代文献或同时代人的著述；后者，则主要依靠到一定的时空场所去收集、采录和进行直接观察，以获得第一手资料来从事写作。这当然是大体上的分类，实际的情形可能是有交叉的。又由于学科性质的不同，这两方面的情况的侧重也会有所差异。民俗学是一门现代学，谨慎一点说，是带有浓厚的历史意味的现代学。这种学科，跟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相近，它的基本资料和观点的形成，是需要由当前事实现象提供的。因此，田野作业是它的比较重要的路径（除了民俗史或民俗学史等史学著作以外），这正是现代国际大多数学者所承认和遵循的。但是，学问的进行或结果如何，也并不是千人一律的。向弗雷泽这样伟大的先驱，就是一个书斋学者（有人把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也列入这类学者中）。我国初期的一些民俗学者，也很少是亲自到社会群体中去有计划地做过田野作业的（顾颉刚先生虽然到妙峰山搞过调查，后来又曾赴西北考察，也不过情形稍微好些而已）。但就一般的情况是，民俗学这门学问，是跟田野作业不能分开的。我开始进行民俗学工作时，曾利用居住本乡本土的方便，从家族、邻里、学校等群体的成员的口中，收集过歌谣、民间故事等资料。稍后还公开印行国这种实地调查的资料集子、《客音情歌集》和《民间趣事》等。但当时我的专业只是很有限，也缺乏应有的技术训练，这只能说是很初步的、自发的田野作业，或者叫“亚田野作业”。以后，我虽然制作了调查表向学生征稿，或草拟过故事类型，向社会广泛征稿，但是，这已经是一种间接的资料收集方式了。此后，虽多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所用资料的来源和观察的凭借，大多是取自近人的调查记录或历史民俗文献，这样写成的文章，虽然不能一笔抹杀，但从现代民俗学的方法论看，所走的路去不能说是阳关大道。我现在年龄已经高迈，不能随意到各种群体中去考察人们的行为、心态，亲自体委他们的生活意蕴，只有把这种希望寄托于眼前年富力强的研究生们了，这是我这个书斋老学者对后辈的一种恳切期望。三、 民间文学与原始文学以前，我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过，我年轻时在踏上民俗学园地不久，所接触到的这门学科的理论，就是英国的人类学派，入安德留朗神话学，哈特兰德的民间故事学。不仅一般的接触而已，所受影响也是比较深的。从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中期，我陆续写作了好些关于民间文学及民俗事象的随笔、论文。在那里，往往或明或暗地呈现着人类学派理论的影响。例如，1932年发表的论文《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的第10节，对于变形、禁忌、动物或神仙的帮助、仙境的淹留、季子的胜利、仙女的人间居留等故事清洁要素的指出和论证等，就是离子。此外，从那稍后所作的《中国神话之文化史的意义》、《中国民谣机能试论》等文章里，也多少可以看出那种理论影响的存在。从我国早期的民俗学理论思想史来看，可以知道，那些在学坛上露脸的学者们，如周作人、江绍原、茅盾、赵景深和黄石等大都是这一理论的信奉者、传播者，乃至于实践者。我不过是这大潮流中的一朵浪花罢了。人类学派的主要特点，是利用现代师姐中文化比较落后的民俗的社会制度、风习和心理（特别是信仰心理）等，去解释文化程度较高的民族（所谓“文明民族”）的某些风俗或口头文学作品（故事、歌谣等）。换一句话说，就是从文明社会里寻找原始文化的遗留。这种理论的产生，自然是有一定的事实做根据的。它不是那种逞思辨的学说。在师姐学坛上，它也产生过比较广泛的影响，本身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但是，这种学说只解释了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比较局部的、停滞的现象，而它（人类文化进程）的其他方面（甚至于更重要的、积极的方面的现象）却被忽视了。人类学派的理论本来是进化论的派生物，但可惜不能找出人类文化进程的根本法则。我在三十年代中期，多少已经察觉到这种理论的局限性。但是，由于受影响程度较深，摆脱的痕迹并不明显。后来在东京时期，自己大量阅读了有关原始文化社会史的著作（有考古学的、民族学的、文化史的等），这就使我的学术兴趣和只是积累，逐渐偏向了远古文化领域。正因为这种缘故，从那时起，我对于活着的民间文学与古老的原始文学（扩大一点说，对现代民俗文化中远古的原始文化）的界限的认识，始终不免有些模糊。记得解放初期，我偶然披读了英国某现代艺术学者的而已关于人类艺术的通论著作，在那书的第二部分里，开始一介的标题是“原始艺术”，过了几节，有又“农民艺术”的标题。我当时没有加深思索，只仿佛觉得这种区分是不要的。这点颇能说明我当时对两者的界限的认识，很不清楚。其实，民间文学艺术与原始文学艺术，两者虽然有相似，仍至于有相同的方面或部分，但是，它们到底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生活的产物。两者基本上是能够分开，也是应该分开的。我过去对它们在概念上未能自觉加以区分，虽然多少有些客观想象在起作用，但重要问题，还在自己的认识能力上。“四人帮”倒台后，学界加强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大家对以往的学术精力进行了反省。在这种情况中，我经过认真地反思，弄清了自己过去一些没有弄清的思想。这里所说的混淆民间文学与原始文学疆界的思想，就是其中的一例。对这个问题反思的结果，我觉得有两点经验教训是值得注意的：（1）对学术问题，一定要从对象的实际出发，尽力摆脱过去的成见；（2）对某些事务的认识，要注意到他们的两面，即相同的方面与不同的方面――特别是后者；因为它往往是具有质的规定意义的。四、 学习苏联理论我接触马克思注意的时间是比较早的。因为我年轻时，适逢本世纪初的所谓“大革命时代”，我又恰巧居住在当时为“革命熔炉”的广州。我怀着热血男儿的激情，诵读了一批马列著作，还对《向导》和《人民周刊》等进步期刊爱不释手，又亲眼目睹了当地如火如荼的工人、农民运动。因此，我的社会观，乃至于部分人生观，急剧地改变了。但我的学术观点彻底向马克思注意靠拢，时间上却要迟些。这是我的社会观、世界观与学术观还不能和谐一致的地方。是伟大的民族抗日斗争改变了民族的命运，也解决了我的人生观和学术思想的茅盾！我感谢闲事女神对我的治学境界和情感的开拓、陶冶，也感谢那些活动在我身边的革命同志用他们的行为和思想震动了我，启导了我！我的学艺活动就此跟整个民族的步调、呼吸融洽了。它从此牢固地奠定了我一般学术的知道思想和工作态度。1949年5月，正当天朗气和的师姐，我来到了刚解放不久的北京，马上兴奋地投入到革命的文教工作阵营。学习马列注意理论，是当时每个共鸣的任务，特别是从事文教工作的知识分子的任务。我当然积极地参与了。前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比我国早，在运用马列主义方面是我们的“老大哥”，在民间文艺理论上也是如此。我不满足于当时学界这方面的介绍成果，就组织同志，加强译述工作。又在我所知道的民间文学研究生班中，请人专门讲授苏联民间文学理论。我自己当然全心学习这种新理论，并在教学和著作中加以应用，当时所写的文章，像《民间故事中的阶级斗争》、《歌谣中的反美帝衣饰》等，从题目上看，就可想见它们的政治化、前苏联理论化了。优势自己也感到写作的不是文艺理论，二十政治思想评论。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分为中，自己的心灵中的一点反省的光芒是很微弱的，它像一些水藻，被淹没在汹涌的浪涛中。我在1976年10月以前所写的文章，多少保存着这个时代思想的烙印。天佑中国，“四人帮”被摧垮了。学界的思想随之解放了，并提倡贯彻“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衡量原则。近十多年来，我跟学界一些同志一样，对过去走过的道路，不断做过反省。现在，我认为，马克思注意的一些主要理论，如历史唯物论、唯物辩证法等，是补课动摇的真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多年来，整个人类社会都迅速发展变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不断开拓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也需要丰富和发展。这是人类学术进步的公理，也是申明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应具有的精神和实质。它也是今天我们学界一般共有的认识。至于十七年间我们奉为胜景贤传的苏联理论，像我在上面说过的，当时起过一定的启蒙、涤荡作用，这不能一笔勾销。但是，它那种唯我独尊的精神和态度，以及我们自己在学习上缺少灵活的、比较的态度，也应该反省。况且，无论申明时候，那样对待外来的理论学术的态度，都是对学术进行发展不利的。今天我们回顾过去，既应该理解，也需要情形。最主要的经验教训，是像政治上和经济上那样，我们在学术上，应该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彼此的学术，固然可以，乃至于必须互相借鉴，互相汲取营养，但也应该坚持民族的自主的态度，不能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以上四点，是我近来常常在脑海里盘旋的反省。下面，谈谈一些个人在学术上比较深切的体会：一、深入对象之中无论从事哪一种学术，首先都要有一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文学的，主要对象是文学作品；研究史学的，主要对象是历史事象；研究语言学的主要对象是语言现象；我们研究民俗学，那主要的对象，不必说，就是各种民俗事象，这是一种规律，也是一种常识。我们研究民俗的目的是要对民俗事象（整个的、或部分的）在性质、范围、结构、公用和历史等方面给以科学阐明。要大道这种目的，不熟悉对象本身有又申明妙法呢？但是，有些性或懵懂的学者，却主张之读有关那对象的理论著作，并加以运用就行了。这样的结果，就不免要陷入从理论到理论的误区。它也许是一种捷径吧，可惜，它只能使你远离所要达到的学术目标。理论是什么呢？理论是学者从对一定对象的观察和思考中抽象出来的研究成果。这种成果是深浅、正误，要取决于学者应具备的种种相关条件。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对研究对象的把握和熟知程度。作为一个民俗学研究者，淡然要阅读有关的理论。在开始研究时，它是一种引导；再往后，它是一种借鉴、参考和强化分析论证力量的助力。然而，如果我们自己始终不深入到所研究的学术对象之中去（前人有“寝馈其中”的话，是很有意思的），那么，就不但不能自己得出有创造性的理论；甚至对别人的理论，也是缺乏一般评估和判断的真正能力。因为，他知识个头手缺乏资本和货色的买空卖空的商贩而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古人这句名言，对于我们所说的学术研究取得成果的方法，是很适用的。希望选择了民俗学研究而愿意走正路的青年同志牢牢地记住它！二、必备的知识结构无论研究哪一种学问，除了学科本身的知识以外，还大都必须具备相关的基础学科知识和辅助学科知识。这种知识的聚合体，就是我在这里要说的“知识结构”。各种学科自身的性质不同，它所要求的知识种类也不同，数量多少也会有所差别。民俗学这门学科，到了现在，它包含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从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到各种意识形态），因此，它所要求的基础知识和辅助学科知识也是相当广阔的。一般地说来，入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社会文化史、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工艺学、考古学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应该知道的。当然由于个人研究的课题不同，所具备的相关知识也应当有所侧重，但总之，这些学科群的知识，对于考察、探索民俗事象，多少是需要的，因而也大都是必须具备的。由于民俗学在我国学界还是比较年轻的学科，一些研究者，缺乏完备的、必须的相应知识，之凭借一些普通常识或文学理论知识就去进行考察，并加以评论，因此，往往不免说“外行话”了。例如，大钟寺的传说，本来是人牲型的故事。匠人的女儿投身烈火中，是古代人以人为牺牲献神的信仰和行为的故事化的结果。这是宗教学上的一种常识，但是有的同志由于缺乏这种知识，就用常识性的猜想去理解了――把她去跟革命的女烈士刘胡兰的英勇的、自觉的献身行为比拟，这就不可能真正地解答什么问题了。这类的例子是颇常见的。原因就在于学者缺乏应具备的相关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民俗研究者，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不管其他条件怎样具备，也是很难探得真理的骊珠的。充实必备的学科研究相关的知识结构，是年轻的民俗学者应该大力追求的方向。三、要勤奋，不要浮躁无论自然现象、人文现象或心理现象，它的生长、成熟，大都要遵循一定的过程。果子不成熟，味道就不能香甜；蚕子不经三眠，也就不能作茧。小学生不可能具备大学生的知识。个别的情形虽有出入，但一般的情况总是有规律的。“欲速则不达”、“强扭的瓜不甜”，“水到渠成”，这些传世道德话语，说明了我们的先人在称奇的生活经验中，体委到了这是不能违拗的真理。民俗学是一种学问。它的产生、成长，自然有一定的程序。从事这种学问的人，在血液的成长上也要经历一定的解体。勤奋是必要的，没有它，我们就无从前进。但它只能加速进程，却不能由此跃过应该遵循的程序，想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我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工作，已经七十多年了。虽然所经历的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些进步，但一下子达到豁然贯通境地的不是“弹指楼台”。我现在所悟到的一些道理，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常对同志们说，我现在的一些比较成熟的意见，是多年来学习、经验的结果。如果我在六七十时去世了，它们是不可能出现的。现在有些青年同志，聪明力学，折合将成大器的可贵基础。但是，它们在态度上有些急躁，希望一夜之间学问就成熟了。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不是正常的态度。它忽视了学术成长的必须历程，只能是一种空想，一种虚幻之花。我要以过来人的身份，诚恳地告诫它们：只有服从规律，才能获得成功！
中国民俗文化 ——风水文化和风水建筑 风水一说被大多数人视为无稽之谈。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之说并不是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也将其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 《黄帝宅经》曰：地善，苗旺盛；宅吉，人兴隆。短短十个字就完全道出风水学的精髓。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 水是大地的血脉， 万物生长的依靠。 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空气与水和适宜的温度，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所以，风水一说也有正确所在，正因如此，在建筑中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风水一说。 在中国有许多风水建筑，人们在建造房屋，选择家宅的时候会注意风水的好坏，讲究环境方位问题。人们也常以山水俊秀，地灵人杰等词语来赞美自己所在的地方。风水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那么，何为风水文化？它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呢？ 《葬书》最早提出风水一词，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所谓的风水学便是：太极生两仪（阴阳、正负） ，两仪生四相（五行） ，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二十四山。通常人们将风水分为：龙、穴、砂、水、向、意、形、天。所有高等的风水师，都是按这些理去做，但要结合人命理，本性去计算；以前风水大师们的一句发家名言便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可以将其连起来读做：堪舆风水地理——堪（观察天） 、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 、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的研究分析理论） 。 在地球上， 水、 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也是风 占最大体积的物质是风、 地。 （空气）、水、地（土地） 。在地球上除了由天体进来的物质之外，几乎所有物质都由风水地三者所承载所包含所孕育，当然也包括人类。可见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 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老子曾说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一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就是水。翻成白话文便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 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 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 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 《简易经》里记载： “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 ”这里所指的风水应该就是风水的原义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风水一词是这样定义的： 指住宅基地、 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辞海》中也是如是解释：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但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准确。其一，它将风水等同于一种迷信，没有肯定其科学的内涵；其二，没有把风水与风水术区别开来。风水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从表面上讲，它是一种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从本质上讲，它是古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 、的一门学问。简略地说，它与现代的“人类聚居学”“环境地理学”有些相似，但二者之间仍有本质的差别： 后者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一门科学； 而前者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与实验基础， 夹杂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说法和迷信的内容，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将它作为一种科学，只能作为一种“术数” 。 近年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人，中外学者对风水的看法渐趋一致。他们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而提出的一套景观评价系统， 是古人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处理的方法与布局的艺术。风水的范围包含住宅、宫院、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许多方面，其中涉及死人葬地的称“阴宅风水” ，涉及生人居住地的称“阳宅风水”。风水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简单地采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它。有的学者还认为，严格地讲，风水与风水术是有区别的。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体是自然界；而风水术是主观对客观的活动，其本体是人。 中国风水学是宇宙星体学、天文学、天体运行方位学、地球物理学、地磁方位学，水文学、地质地貌学、环境景观学、自然生态建筑学、社会伦理学、美学、人体信息学、气象学、空间选择学、时间选择学、民俗学、做人哲学、玄学、易学、预测学、阴阳学、五行学、形气学、理气学、日课学等等一门庞大的综合类学科。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后人所应学习继承，应大力发扬光大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熟知的风水建筑可能非故宫和明十三陵莫属了。 北京有一条龙脉，贯穿故宫和明十三陵。 古代君王身前居住之所与身后安息之地皆在龙脉之上，受天神庇护。 故宫，距今已经有了 600 多年的历史。故宫的龙脉与昆仑山相通，而昆仑山与天上元气相通。故宫中的交泰殿是故宫的龙穴也是北京城的龙穴，同时也是全中国的龙穴。从静态风水来看，故宫后有景山，前有金水河，位于山水之间，镇山金水，处于山水的环抱之中，为延年穿宅之格。从后宫后寝分析，以前宫前三殿来论，主体建筑太和殿、中永殿、保和殿皆占吉星位置，以后寝、后三宫来论，朝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亦处于吉星位置，尤其是延年吉星得位，更主长久稳固。整个故宫是完全按照风水这个大体的格局来建造的。 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十三陵亦是如此，它始建于永乐七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 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十三陵周围层峦叠嶂，秀美天成。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神道两侧的两座小山，为“龙山”和“虎山” ，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 “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 （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 ，着实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地。这次在去北京的旅游途中，我还听说了北京另一特别知名的风水建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大厦。此建行位于北京西二环金融街 25 号。 “金融街”在元代被称为“金城坊” ，明、清两代是金铺、银号聚集之地；清末至民国，我国的大部分银行也多设于此，是历代各种金融机构垂青的风水宝地。“现在的‘金融街’始建于1993 年 8 月，至 2005 年全部完工。南起复兴门， 北至阜成门，东临太平桥，西沿二环路，占地总面积 103 公顷。这里云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中行总行、农发行总行等国家级银行总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一大批著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和电信企业入驻。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等国外的著名银行机构等 200多家国内外金融及非金融机构落户此地， 成为我国掌握国际最新金融信息， 了解世界金融动态的国家级金融中心。” 虽说在此块“风水宝地”之上，但建行总行却是“地处不兴” 。建行门前天桥斜去，呈虚水而走遇“天桥煞”，而其西北角又面对十字路口遭“路冲煞” ，皆为泄财之象。相传时任行长周小川为此请来了香港著名的风水大师为建行的设计出谋划策， 力图化险为夷。于是便有了这幢为北京人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建筑” 。金融街上的建行大厦通体黑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在风水学中，黑色属水，水亦表财，黑色不仅催财力量强而且可以化煞；在西北角的煞重之位，大厦被设计成两把尖刀状的化煞布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顶部，为四个形如水闸放水的旺财设计， 意为财源滚滚；十字路口与天桥的西北角也有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来招财镇宅；在貔貅的正中，竖立三根旗杆，意为三根高香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在如此风水建筑的庇佑之下，这几年来，建行蓬勃发展，成为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楚翘；原行长周小川也官升三级，从总行行长之位扶摇直上至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之高位。 真正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应该是一种古代人类繁衍生息，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知识；是一种研究大自然对人类作用的精深学问；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 是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是一种由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形成的人居环境选择优化的实用技术；是一种由中国古人的唯物唯心学术混杂而形成的博大学派； 是一种科学与玄学相提并论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落后于现代技术的、超越于现代科学的的系统理论；是一种宝贵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 风水可以改天命而夺神功，这是古人对风水学的高度肯定。风水学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天人合一，要优化自然环境，这样就有了好的阴阳宅，有了好的风水地的吉气感应与荫庇，自己和后人即可以平安昌盛，所以丁财贵秀，百福臻临，如果人人家家都能获得好风水地而吉祥， 社会就会因人人平安幸福而和谐，民族国家也就会因人人有为家家发达社会和谐而兴旺，这就是风水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所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不是万能的，风水也只是影响人生的一种力量。中国风水学虽博大但杂乱，虽精深但虚玄，虽可验证但少数据，虽有作用但多无科学根据，尚存在很多局限性，广而无边，深不见底，艰以学习，难以操作，尚泥古不化，裹足不前，为此，但愿风水同行们能摒弃成见，在考古践今的同时，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提升它。是所至望！
《民俗研究》杂志向国内外读者全面介绍中国民俗和民俗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国家确认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该刊自创办以来，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被认为是“能够代表中国民俗学最高学术水平的杂志”，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全世界将近50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它的读者。 《民俗研究》由国内知名民俗学者组成编委会，编委会主任齐涛，现任主编叶涛。编辑部设于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 《民俗研究》刊发的各类文章，注重学术质量，提倡学术创新。 《民俗研究》为季刊，每期272页，每季末月出版,全国邮局发行。
旅游民俗文化1、民俗及民俗文化的涵义它是一个民族中的广大人民所创造、享用和使承的生活文化。2、旅游与民俗文化“入乡随俗”、“入国问俗”、“入国问禁”，早已成为旅游中的常识，旅游与民俗历来就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诸多的文人学者，为了探索各民族历史变迁、民俗风情，行万里路，越千重山，进行旅游采风，观风察俗，考察民间文化。妙不可言的神话故事、宗教祭祀、民间娱乐等，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旅游的内容和内涵。 3、民俗文化的构成民俗文化是社会共同体在劳动中，顺乎自然、征服自然、发展自己的人类活动的过程里自发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研究者一般将“民俗文化”分为“生产民俗”、“生活民俗”、“礼仪民俗”、“岁时民俗”、“信仰民俗”等。4、民俗文化的特点（l）社会性和集体性风俗习惯是人们在共同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它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即使最初是个人的生活习惯和爱好，但个人的行为只有得到社会的认同，才能融于社会民俗之中，才有生命力，也才能由集体的行为实现流传。 （2）类型性和模式性社会民俗现象存在不是个性的而是类型的。社会民俗文化现象一旦形成，社会每个成员都必须共同遵守，并成为约束行为的标准，具有相对稳定性，在稳定发展中形成一定的模式，并按照这一模式代代相传。 （3）传承性和传播性社会民俗文化现象在时间上是传承的，在空间上是播布的。当然传播性决非被动地、平镜式的复制，运动场跑步式的单调重复，而是“扬弃”式的贯通，是辩证否定基础之上的继承创新，兼容并蓄基础上的推陈出新。（4）稳定性和变化性 相对稳定性是指和上层文化相比，民俗文化具有较大的稳定性。但是从来无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民俗尽管具有较大的稳定性，．但是民俗在时空中传承、播布、演进，也必然受到社会的、政治的、生活的种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种种变形变异和消亡的现象。如傣族泼水节，称为“浴佛”节，但现在淡化宗教的成分，而加人娱乐的内容，取其吉祥洁净，对境内外游人有了吸引力。
怎么写开题报告呢？ 首先要把在准备工作当中搜集的资料整理出来，包括课题名称、课题内容、课题的理论依据、参加人员、组织安排和分工、大概需要的时间、经费的估算等等。 第一是标题的拟定。课题在准备工作中已经确立了，所以开题报告的标题是不成问题的，把你研究的课题直接写上就行了。比如我曾指导过一组同学对伦教的文化诸如“伦教糕”、伦教木工机械、伦教文物等进行研究，拟定的标题就是“伦教文化研究”。 第二就是内容的撰写。开题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 所谓课题背景，主要指的是为什么要对这个课题进行研究，所以有的课题干脆把这一部分称为“问题的提出”，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或者说提出这个课题。比如我曾指导的一个课题“伦教文化研究”，背景说明部分里就是说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伦教作为珠江三角洲一角，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她的文化发展怎么样，有哪些成就，对居民有什么影响，有哪些还要改进的。当然背景所叙述的内容还有很多，既可以是社会背景，也可以是自然背景。关键在于我们所确定的课题是什么。 二、课题研究的内容。课题研究的内容，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的课题要研究的是什么。比如我校黄姝老师的指导的课题“佛山新八景”，课题研究的内容就是：“以佛山新八景为重点，考察佛山历史文化沉淀的昨天、今天、明天，结合佛山经济发展的趋势，拟定开发具有新佛山、新八景、新气象的文化旅游的可行性报告及开发方案。” 三、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课题研究的目的，应该叙述自己在这次研究中想要达到的境地或想要得到的结果。比如我校叶少珍老师指导的“重走长征路”研究课题，在其研究目标一栏中就是这样叙述的： 1、通过再现长征历程，追忆红军战士的丰功伟绩，对长征概况、长征途中遇到了哪些艰难险阻、什么是长征精神，有更深刻的了解和感悟。 2、通过小组同学间的分工合作、交流、展示、解说，培养合作参与精神和自我展示能力。 3、通过本次活动，使同学的信息技术得到提高，进一步提高信息素养。 四、课题研究的方法。 在“课题研究的方法”这一部分，应该提出本课题组关于解决本课题问题的门路或者说程序等。一般来说，研究性学习的课题研究方法有：实地调查考察法(通过组织学生到所研究的处所实地调查，从而得出结论的方法)、问卷调查法（根据本课题的情况和自己要了解的内容设置一些问题，以问卷的形式向相关人员调查的方法）、人物采访法（直接向有关人员采访，以掌握第一手材料的方法）、文献法（通过查阅各类资料、图表等,分析、比较得出结论）等等。在课题研究中，应该根据自己课题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关的课题研究方法，不一定面面俱到，只要实用就行。 五、课题研究的步骤。 课题研究的步骤，当然就是说本课题准备通过哪几步程序来达到研究的目的。所以在这一部分里应该着重思考的问题就是自己的课题大概准备分几步来完成。一般来说课题研究的基本步骤不外乎是以下几个方面：准备阶段、查阅资料阶段、实地考察阶段、问卷调查阶段、采访阶段、资料的分析整理阶段、对本课题的总结与反思阶段等。 六、课题参与人员及组织分工。 这属于对本课题研究的管理范畴，但也不可忽视。因为管理不到位，学生不能明确自己的职责，有时就会偷懒或者互相推诿，有时就会做重复劳动。因此课题参与人员的组织分工是不可少的。最好是把所有的参与研究的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推选出小组长，由小组长负责本小组的任务分派和落实。然后根据本课题的情况，把相关的研究任务分割成几大部分，一个小组负责一个部分。最后由小组长组织人员汇总和整理。 七、课题的经费估算。 一个课题要开展，必然需要一些经费来启动，所以最后还应该大概地估算一下本课题所需要 的资金是多少，比如搜集资料需要多少钱，实地调查的外出经费，问卷调查的印刷和分发的费用，课题组所要占用的场地费，有些课题还需要购买一些相关的材料，结题报告等资料的印刷费等等。所谓“大军未动，粮草先行”，没有足够的资金作后盾，课题研究势必举步维艰，捉襟见肘，甚至于半途而废。因此，课题的经费也必须在开题之初就估算好，未雨绸缪，才能真正把本课题的研究做到最好。
可以问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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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作业法，又叫直接观察法。因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是广大群众的生活、文化现象，而这些一向是很少被记录的，并且，随着社会情势的发展，它不免或多或少的变化着。为了得到鲜活的、丰富的科学资料，就必须进行实地调查、采集工作。这种工作收获的结果，就是民俗科学的建筑基础。田野作业法，是民俗学研究中最可靠的研究方法，它既可以获得忠实可靠的资料，又可以修正、补充前人调查资料的不足。历史研究法，又叫历史考证法。民俗学既是一门现在之学，也是一门历史之学。民俗学对任何一种民俗事象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它的历史过程的考察。所谓历史研究法，就是要追溯民俗事象的纵的历史联系。历史研究法，是许多学者早就采用了的。在民族学研究中，学者们经常采用历史文化残余分析方法。所谓历史文化残余，是指现代各民族中还以某种变形的形式保留的许多文化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现象的分析研究，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十九世纪的许多学派，如神话学派、仪式学派和进化人类学派等，曾用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民俗现象，而且大都把民俗作为文化“遗留”物来对待。十九世纪晚期，芬兰历史地理学派及其方法形成，这时民俗学（主要是民间文学）才有了自己的一套方法。民间文学是民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对整个民俗学的研究也是适用的。任何一类民俗事象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都表现为一定的历史过程，许多民俗学事象不仅现在仍在民间流传，而且在历史文献中早有记载，借助古籍文献资料，可以追溯某一民俗的原始形态和它以后的发展和今天的传承。比较研究法。这是各种科学，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可以采用的一种方法。但是，对于民俗学，似乎更特殊地需要它。比较研究法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开展从国外介绍进来，而且首先运用在我国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神话学的研究，民间故事的研究和歌谣研究等。近几年来随着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法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注意。所谓民俗学的比较研究法，是指在民俗学研究中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民俗事象拿来作比较，从而找出各类民俗事象之间的纵的和横的联系，探讨某一民族民俗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的方法。由此看来，比较研究法便可分为两种：历史比较法和类型比较法。历史比较法，是对历史上有关系的民俗事象加以比较，找出某一民俗事象的历史联系和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变异和原因。它在研究某一民族民俗的特征、分布及文化史方面被广泛采用。这种比较研究法常常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比如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有时也可能是某一具体的民俗事象。类型比较法是将历史上没有关联的民俗事象，作横向的排列比较，探讨它们之间的交流和影响。这种方法重点在横向比较，所以它常常将众多的民俗事象进行分类比较，以探讨同一类民俗事象的传播和变化幅度。在民俗学研究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孤立地看，某一民俗事象并不见得有什么特点，也似乎和别一地区的民俗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如果将不同地区的同一类民俗在一起作比较，不仅特点很快明显起来，而且这一类民俗互相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也十分清楚，即使是没有联系，我们也很容易找出这一民俗产生和流传的原因来。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中“中心起源说”和“心理共同说”就是这样得出的。除历史比较法和类型比较法之外，有时学者们还采用深度的区域比较法，控制比较法和交叉比较法。区域比较法，是为了使比较深入而采用的方法。它将比较的范围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由此出发将这一区域的特殊民俗事象加以比较，区别类型，然后再和民俗学总的分类发生联系，进行比较。所谓控制比较法，是指研究者先要分析不同民俗的构成，然后再去了解这一民俗的全部内容和形成过程（历史）。这样对某一民俗的结构和历史的前后关系在研究中都可以照顾到。交叉比较法，是指在更大的范围内，从世界各民族民俗事象中，抽出某一部分，作统计分析，由此说明某一类民俗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演变和发展的规律。
中国民俗文化 ——风水文化和风水建筑 风水一说被大多数人视为无稽之谈。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之说并不是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也将其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 《黄帝宅经》曰：地善，苗旺盛；宅吉，人兴隆。短短十个字就完全道出风水学的精髓。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 水是大地的血脉， 万物生长的依靠。 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空气与水和适宜的温度，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所以，风水一说也有正确所在，正因如此，在建筑中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风水一说。 在中国有许多风水建筑，人们在建造房屋，选择家宅的时候会注意风水的好坏，讲究环境方位问题。人们也常以山水俊秀，地灵人杰等词语来赞美自己所在的地方。风水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那么，何为风水文化？它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呢？ 《葬书》最早提出风水一词，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所谓的风水学便是：太极生两仪（阴阳、正负） ，两仪生四相（五行） ，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二十四山。通常人们将风水分为：龙、穴、砂、水、向、意、形、天。所有高等的风水师，都是按这些理去做，但要结合人命理，本性去计算；以前风水大师们的一句发家名言便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可以将其连起来读做：堪舆风水地理——堪（观察天） 、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 、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的研究分析理论） 。 在地球上， 水、 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也是风 占最大体积的物质是风、 地。 （空气）、水、地（土地） 。在地球上除了由天体进来的物质之外，几乎所有物质都由风水地三者所承载所包含所孕育，当然也包括人类。可见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 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老子曾说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一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就是水。翻成白话文便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 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 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 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 《简易经》里记载： “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 ”这里所指的风水应该就是风水的原义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风水一词是这样定义的： 指住宅基地、 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辞海》中也是如是解释：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但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准确。其一，它将风水等同于一种迷信，没有肯定其科学的内涵；其二，没有把风水与风水术区别开来。风水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从表面上讲，它是一种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从本质上讲，它是古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 、的一门学问。简略地说，它与现代的“人类聚居学”“环境地理学”有些相似，但二者之间仍有本质的差别： 后者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一门科学； 而前者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与实验基础， 夹杂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说法和迷信的内容，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将它作为一种科学，只能作为一种“术数” 。 近年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人，中外学者对风水的看法渐趋一致。他们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而提出的一套景观评价系统， 是古人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处理的方法与布局的艺术。风水的范围包含住宅、宫院、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许多方面，其中涉及死人葬地的称“阴宅风水” ，涉及生人居住地的称“阳宅风水”。风水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简单地采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它。有的学者还认为，严格地讲，风水与风水术是有区别的。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体是自然界；而风水术是主观对客观的活动，其本体是人。 中国风水学是宇宙星体学、天文学、天体运行方位学、地球物理学、地磁方位学，水文学、地质地貌学、环境景观学、自然生态建筑学、社会伦理学、美学、人体信息学、气象学、空间选择学、时间选择学、民俗学、做人哲学、玄学、易学、预测学、阴阳学、五行学、形气学、理气学、日课学等等一门庞大的综合类学科。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后人所应学习继承，应大力发扬光大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熟知的风水建筑可能非故宫和明十三陵莫属了。 北京有一条龙脉，贯穿故宫和明十三陵。 古代君王身前居住之所与身后安息之地皆在龙脉之上，受天神庇护。 故宫，距今已经有了 600 多年的历史。故宫的龙脉与昆仑山相通，而昆仑山与天上元气相通。故宫中的交泰殿是故宫的龙穴也是北京城的龙穴，同时也是全中国的龙穴。从静态风水来看，故宫后有景山，前有金水河，位于山水之间，镇山金水，处于山水的环抱之中，为延年穿宅之格。从后宫后寝分析，以前宫前三殿来论，主体建筑太和殿、中永殿、保和殿皆占吉星位置，以后寝、后三宫来论，朝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亦处于吉星位置，尤其是延年吉星得位，更主长久稳固。整个故宫是完全按照风水这个大体的格局来建造的。 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十三陵亦是如此，它始建于永乐七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 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十三陵周围层峦叠嶂，秀美天成。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神道两侧的两座小山，为“龙山”和“虎山” ，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 “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 （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 ，着实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地。这次在去北京的旅游途中，我还听说了北京另一特别知名的风水建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大厦。此建行位于北京西二环金融街 25 号。 “金融街”在元代被称为“金城坊” ，明、清两代是金铺、银号聚集之地；清末至民国，我国的大部分银行也多设于此，是历代各种金融机构垂青的风水宝地。“现在的‘金融街’始建于1993 年 8 月，至 2005 年全部完工。南起复兴门， 北至阜成门，东临太平桥，西沿二环路，占地总面积 103 公顷。这里云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中行总行、农发行总行等国家级银行总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一大批著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和电信企业入驻。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等国外的著名银行机构等 200多家国内外金融及非金融机构落户此地， 成为我国掌握国际最新金融信息， 了解世界金融动态的国家级金融中心。” 虽说在此块“风水宝地”之上，但建行总行却是“地处不兴” 。建行门前天桥斜去，呈虚水而走遇“天桥煞”，而其西北角又面对十字路口遭“路冲煞” ，皆为泄财之象。相传时任行长周小川为此请来了香港著名的风水大师为建行的设计出谋划策， 力图化险为夷。于是便有了这幢为北京人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建筑” 。金融街上的建行大厦通体黑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在风水学中，黑色属水，水亦表财，黑色不仅催财力量强而且可以化煞；在西北角的煞重之位，大厦被设计成两把尖刀状的化煞布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顶部，为四个形如水闸放水的旺财设计， 意为财源滚滚；十字路口与天桥的西北角也有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来招财镇宅；在貔貅的正中，竖立三根旗杆，意为三根高香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在如此风水建筑的庇佑之下，这几年来，建行蓬勃发展，成为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楚翘；原行长周小川也官升三级，从总行行长之位扶摇直上至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之高位。 真正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应该是一种古代人类繁衍生息，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知识；是一种研究大自然对人类作用的精深学问；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 是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是一种由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形成的人居环境选择优化的实用技术；是一种由中国古人的唯物唯心学术混杂而形成的博大学派； 是一种科学与玄学相提并论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落后于现代技术的、超越于现代科学的的系统理论；是一种宝贵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 风水可以改天命而夺神功，这是古人对风水学的高度肯定。风水学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天人合一，要优化自然环境，这样就有了好的阴阳宅，有了好的风水地的吉气感应与荫庇，自己和后人即可以平安昌盛，所以丁财贵秀，百福臻临，如果人人家家都能获得好风水地而吉祥， 社会就会因人人平安幸福而和谐，民族国家也就会因人人有为家家发达社会和谐而兴旺，这就是风水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所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不是万能的，风水也只是影响人生的一种力量。中国风水学虽博大但杂乱，虽精深但虚玄，虽可验证但少数据，虽有作用但多无科学根据，尚存在很多局限性，广而无边，深不见底，艰以学习，难以操作，尚泥古不化，裹足不前，为此，但愿风水同行们能摒弃成见，在考古践今的同时，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提升它。是所至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