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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梓和张汇兰的“全人”身体教育—影响20世纪中国舞蹈的早期留学生研究系列之三

更新时间:2016-07-05

时代变革中的人生际遇

在体育课程中设置舞蹈内容,为20世纪学校早期舞蹈教育的基本模式,因此,中国现代学校舞蹈教育的启蒙者大多为体育教师。高梓(1901—1997)和张汇兰(1897—1996)是20世纪中国千万个体育教师的杰出代表。她们于1919年双双毕业于上海女子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于1920—1923年留学美国,获得威斯康星大学体育学学士学位;而后,张汇兰又攻读了体育学、生物学硕士和公共卫生学的博士学位。作为体育教育的领军人物,她们曾主持过多所学校的体育建设,对中国体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现代体育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1949年之后,她们亦功绩卓著:张汇兰成为中国体育运动解剖学的创始人,曾担任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一职,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体育教育和运动荣誉奖”获得者。而高梓则在1949年春至台湾,担任新竹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长;1956年主持“台湾省国民学校教师研习会”,先后主持教师进修123期、校长储训班9期,培训校长、教导主任及教师三四万人,为台湾地区当代体育教育的奠基人。[1][2]151

作为留美归来的体育专业留学生,高梓和张汇兰在一生的体育教育生涯中融会中西教育精华,贯穿“全人教育”理念,视体育为“身体教育”“生活教育”或“生活礼仪教育”,因而提升了舞蹈在体育教育中的地位和价值。研究她们几近跨越整个20世纪的人生与职业生涯的探索和实践,对于我们察看中国学校早期舞蹈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高梓和张汇兰均生于清朝末年。在由封建制度统治几千年的中国,作为女性能够走向社会,走出国门,并获得学业和事业成功,不能不说由于她们生逢于一个历史变革时代的际遇。

为了预防PCP,所有HIV感染母亲所生的婴儿在完成4~6周HIV预防治疗后应进行PCP预防,除非已排除HIV感染。

笔者曾在《中国舞蹈通史(中华民国卷)》一书中指出:中国现代舞蹈教育的诞生与近代教育改革和“体育”教育兴起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认识到鸦片对中国人的毒害,中国人体弱导致国家的软弱挨打,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光绪二十九年(1903)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体操课成为学校的主要课程,并规定“宜以兵式体操为主”,以使学生的身体、精神、勇气、纪律得以养成。学校舞蹈教育的开端,来源于新教育制度改革中师范课程“体操”为必修课程。光绪三十一年(1905)学部成立后,女子师范教育设立,并在师范学堂内添设五个月毕业的体操专科以培养小学体操教员。民国时期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时期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则设立了中等师范学校预科和二部、高等师范学校预科和本科;1912年9月颁布的师范教育令,亦将乐歌和体操作为必修课;并于1901年在上海创办了上海爱国女学,在体育科中教授舞蹈[时至1922年11月1日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令》,师范教育从中等到高等有六种,从中小学到师范学校课程中都加强了艺术科与体育科(体操)的课程]。[3]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可谓是当时中国女校教育的一个典范。其首任校长、教务主任及生物学系、社会学系、外文系、音乐系、历史系、化学系等系主任都是来自欧美的教师,服务时间最长者甚至长达35年之久。由于多家教会加盟合作,1916年又和美国史密斯女子大学结为姊妹学校,并受益于其学生前来实习,解决了师资匮乏的问题,使得学生的品学质量很高,因而纽约州立大学委员会认为“该校毕业生成绩优良,堪与美国大学相比”[8]2。据孙建秋编著的《金陵女大(1915—1951):金陵女儿图片故事》一书回顾,该校始终贯穿“全人教育”与“实践教育”:

针对风险较高的变电站,利用沙袋、玻璃胶、水泥等完成有效封堵和加固。11月14日,金沙江堰塞湖洪峰过境香格里拉市上江乡段,洪峰水位超变电站围墙1.6米,35千伏上江变电站正是因为提前预防,采取一系列封堵措施,提前填埋了三百多袋沙袋和水泥,严密封堵,避免了损失。

学习与传授欧美体育舞蹈体系

The idea of “holistic education” was implemented through “etiquette education” in GAO’s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dance, gardening, Chinese opera, and singing were all part of it.Her training of the teachers took the studying and learning the teaching as the rules and studying and learning the life as the principles,supplemented by three basic spirits (patriotism, democracy,and science), so as to strive for the goal that “good teachers will lead to a country’s rise.” She followed Dewey’s ideas, such as “Education is life itself,” “Education is growth,” and “We learn from reflecting on experience.”She also argued that education and life should be equally important, emphasizing teachers being models and unity of clothing, food, residence, transportation, and education and entertainment.In her eyes, the fundamental message of education lay in changing people’s temperament.Teachers should educate and teach with love, making the educated grow up in love, so the latter will learn to love other people, their hometown, their country, and mankind because of being loved.

中国早期学校普及舞蹈教育深受欧美教育体系的影响,主要源于师资学源的构成。这些学校最初的教师主要来自欧美教会大学的志愿者,或者归国留学生。例如麦克乐博士,曾于1913—1919年、1921—1924年两次来华,在多所学校授课,并曾在高梓和张汇兰所在学校教授过体育舞蹈、体育生物学等课程;而其在中国发表的诸多的体育著作之中,最早的一书即为《舞蹈》(上海青年会,1915),对于中国体育教师培训和学校体育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如高梓和张汇兰所在学校的校长梅爱培即是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主推女生教学的体育教师。副校长陈英梅则是留学美国韦尔斯利学院的中国第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体育老师。1915年由多家教会组织联合创办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第一任校长是已在中国有七年办学经验的美国人德本康夫人;1928年,继她后任的中国校长,则是当年留美归来、获得博士学位的吴贻芳。所以,高梓和张汇兰及其同时期的中国早期学校体育舞蹈的教师们既是欧美体育体系舞蹈课程的受教者,亦是广泛的传授者。她们所执教担纲的主要课程中的舞蹈内容和形式,主要亦来自美国教育体系的影响。例如,各国的土风舞、性格舞,以及形意舞、优秀舞、舞蹈律动操等成为舞蹈教育的基础。无论是当时的学生,还是公开发行的教材都证明了这一点,而高梓、黄蔷英等人曾在国立中央大学教授过形意舞、外国土风舞和舞蹈律动操等。

土风舞以世界各地的传统民间舞蹈为主要内容,以单纯而欢快的节奏和动态,开发学生自由活泼的天性,使之感受不同民族的生命律动和风土人情。性格舞则是欧洲古典芭蕾中经过整理和规范化的民间代表性舞蹈,以强化的舞蹈美感陶冶学生的性情。形意舞则是关于身心表现性的舞蹈训练,以增强学生的表达、交流以及表现喜怒哀乐情绪的能力为目的。优秀舞主要采用芭蕾舞训练的基本手位和脚位,培养学生们舒展的身姿和高雅的气质,主要目的在于“发达人之思想,使有优秀之姿态,高雅之气象”“油然而生相当之美感”[7]。舞蹈律动操则以瑞士音乐教育家达尔克罗兹创造的节奏教学法为主要内容,培养学生的节奏感及其身心协调感。此外,西方的夜会舞蹈(或称舞厅舞蹈)亦为学校普及舞蹈的主要内容。那些由欧洲各国民间的方舞、圆舞、环舞、列舞演化而来或以配对形式出现的舞会舞蹈,均成为深受欢迎的课程组成部分。然而,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这些课程背后贯穿的“全人教育”的理念。

“全人教育”是为培养精英女性,举手投足都要有榜样的力量,因而对学生的要求十分全面。从走路姿势、音乐的素养、组织活动的能力,到对美的欣赏、对周边群众的关怀与服务,对体育活动的坚持,等等,都有要求。体育、音乐、美育、服务、姐妹班、实践(教育、生物、地理考察等)以及先进的教育手段等方面,均体现了金女大校园文化特色。[8]16

由于跨界的原因,亦因战争的破坏,以至我们难以拥有丰富的史料来复原中国现代早期体育教师的舞蹈教学实施的完整面貌,但是,我们通过当事人的回忆和历史遗留的碎片,仍然能够窥探他们的历史贡献。例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张汇兰曾作为首任和再任体育系主任在此工作,高梓亦在此教授过课程,该学院的教育便可让我们窥视到当时女子师范院校的体育(舞蹈)教学气象的一斑。

2.动物园游览时间集中在周末和自由支配时间,这既说明动物园游客来自工薪阶层,又体现出其休闲旅游的典型特征。游客信息获取渠道分散,说明动物园并没有为此过多宣传。但门票价格影响因素分析发现,游客总体上还是觉得门票价格偏高,而西乡塘区外和多次游览及非周末假期游览的游客对门票价格的敏感度显著降低。

“基础会计”是面向经管类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主要教学目标为,在了解会计基础理论的同时,具备根据企业基本经济业务进行账务处理的能力。主要教学内容包括:复式记账原理、借贷记账法、会计凭证填制、账簿登记、会计报表编制等。

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涉及银行多、款额大,限于办案时间和人力、物力,公安机关查办案件时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并不明确区分,法院在庭审阶段也很难予以彻底查清,导致一些涉案财物无法追回。根据现行法律关于追缴涉案财物的规定,判决生效时才可以对涉案财物进行追缴,这意味着只有法院执行部门才可以执行追缴任务。追缴渠道的单一影响追缴的效果。实践中有些集资参与人不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工作,还有一些集资参与人与被告人串通,向司法机关提供虚假证据,试图证明涉案财物与案件无关。这些情况都会导致部分涉案财物无法被及时查清,待查清时已难以追回。

1)公交刷卡乘客上车站点识别包含2个模型,基于IC卡刷卡时间识别(模型2)相较于基于GPS时间识别(模型1)存在明显缺陷,部分站点缺乏刷卡数据或部分乘客刷卡时公交车辆已经驶离站点,这些缺陷会导致下车站点无法识别或识别错误. 并且利用实际数据试算时发现采用模型2识别,站点序号基本对应不上,而模型1站点识别率高达98.31%,所以最终选取模型1为识别模型.

金陵女大对体育极其重视,将其作为必修课,不及格不得毕业。体育课中除了有土风舞、现代舞,还鼓励学生编创表演舞蹈作品。[8]16—17金陵女大教学的不仅是舞蹈艺术,亦是生活的仪态,以养成端庄的气质和女性的风采。走路是新生入学训练的内容之一。每一学年的一周体态周,即是矫正其身体姿势的训练。而美育则是“全人教育”的中心,亦是其重要的办学特色。它将美的观念贯穿于各种活动之中,音乐、诗歌、舞蹈都是其重要的教育手段。例如依循英国民间传统发展而来的每年一度的“五月花柱”舞蹈汇报演出—Maypole Dance即是通过彰显女性的优雅和柔美达成教育的目的。校方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塑造有健全人格的人,因此以“厚生”二字作为校训。而作为以培养师资为重点的学校,因而强调实践,鼓励学生走出校门,走向自然和社会。[8]24—30金陵女大作为一个小小的缩影,既让我们得以窥视高梓和张汇兰这些在中国现代早期舞蹈教育中培养起来的优秀体育教育工作者所接受的教育及其知识结构,同时亦可窥见她们走上教师岗位后开展舞蹈教育的基本情况。

对本土特色的探索与教育精神的坚守

“全人教育”的理念在高梓的教育实施中具体是通过“礼仪教育”来实现的,而舞蹈、园艺、国剧、歌唱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因而,她对教师的培训亦是以研习教学为经,以研习生活为纬,并辅以爱国、民主、科学三大基本精神,达到“良师兴国”的既定目标。她秉承杜威的教育理念,强调教育与生活并重,强调教师要注重“师表”,强调衣、食、住、行、育乐的统一。她认为,教育的根本要义就在于变化人的气质。教师应以爱心育人、教人,使得受教育者在爱中成长,因被爱而最终学会去爱人、爱乡、爱国、爱人类。[2]149—150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以救国图存为己任的高梓和张汇兰民族意识高涨,她们或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或以振兴体育作为救国的努力和行动。高梓在随国立中央大学迁校到达重庆后,和毕业于金陵文理学院的妹妹高棪合作,系统地编著了中小学和军中舞蹈的教材,如《小学韵律活动》《中小学舞蹈补充教材》以及《军中舞蹈》等书。同时,她们深入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采风,将民族舞蹈纳入教学;通过深入研究古代文献,编排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舞蹈《宫灯舞》《拂舞》《干舞》和《剑舞》等。这些舞蹈或充分表现中国女性端庄、含蓄、温文尔雅的气质,或大力彰显中国勇士的勇敢、刚强、恢宏的气派。为了培养更多的舞蹈师资,她们在青木关和英国留学归来的戴爱莲合作,举办暑期教师训练班。其课程有土风舞、现代舞、踢踏舞、中国古装舞、边疆舞等(由戴爱莲教授边疆舞,高梓教授土风舞,高棪教授儿童舞),参与者踊跃,社会反响热烈。[9]16—171946年3月10日,高梓又和戴爱莲共同发起,由杨荫浏、马思聪、叶浅予、庞云卫、黄之岗、张光宇、潘子农及边疆舞蹈家格桑悦希等四十余人参加,在重庆青年馆成立了“中国民间乐舞研究会”,将对中国传统乐舞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10]而该会会章《中国民间乐舞研究会缘起》则以对于中国乐舞文化的寻找、挖掘、收集、整理的明确目标和深刻思想,对于中国乐舞文化继承、发展、建设所具有的清晰思路,让我们看到这个由爱国艺术家、学者共同组成的团队,对于边疆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研究和建设的决心、信心及其思想认识的高度与深度,即便在70年后,仍然让人感佩。[11]5—6

晚清末科状元张謇为了发展民族工业所需要的科学技术,曾于其家乡江苏大力兴办教育,于1902年在南通开办了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使得男女可以平等地在校学习。[2]144出生于书香世家的高梓得以进入南通义明女子小学读书。在学校开设的体育课程与活动中,她对体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体育方面的潜质得到了良好的发掘—游泳和田径都是其酷爱,而百米短跑的成绩一直在全校乃至全南通女生中名列前茅[4]。其后在美国留学时,她曾被选为威斯康星大学女子篮球队的中锋,成为入选美国高校篮球代表队的第一位中国女生[2]144—145。张汇兰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但因父亲在其2岁时即早逝而家陷贫困,靠母亲在教会学校里做针线活维生。她在教会学校中接触到了体育运动,爱上了体育,并受五四运动爱国热潮的激发,树立了发展女子体育、改变国民体质的远大理想。[5]天时、地利及对理想的追求,使她们战胜了重重困难,选择了为之奋斗终生的体育教育事业。

1946年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归来的张汇兰应校长吴贻芳的邀请再度出任金陵女大体育系主任,亦带领体育系教师在教学中融会中西,扬其所长。1948年5月,金陵女大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体育盛会被认为是其进入发展新阶段的标志。这一全校学生参与的盛会,不仅上演了丰富多彩的外国舞蹈,如西班牙舞、荷兰舞、法国宫廷舞、美国踢踏舞和土风舞,更有中国的武术三才剑和练步拳,以及运用民族传统理念创新的形意舞—只用神意而不用身体接触的“搏击”,还有新编创的中国古装舞和《满江红》[8]163,加之此前创作的舞剧《挣扎与反抗》,无疑从侧面显现了张汇兰及该校教师团队对中国体育舞蹈教育本土特色的建构。

高梓和张汇兰这两位体育家—“身体教育家”,对于后人的更大贡献在于:她们以对体育(包括体育舞蹈)教育的本质精神的正确理念指导体育教育,从而为体育教育实现“全人教育”提供了有效途径。体育是“身体练习”还是“身体教育”?这一概念今人未必十分清晰。李有强在《张汇兰体育思想述评》一文中指出,张汇兰在学术界对此莫衷一是的时候,早已明确将其视为教育的重要方式,而且认为健身房和训练场饱含德性、群性的机会。因此体育对于她来说,是“一种追求”“一种信仰”。因为“雪东亚病夫之耻”不仅在运动的比赛中,更应普及体育,首先在中国女性中普及体育。[12]133—134她还认为,竞技体育的成绩不仅不能代表体育普及的程度,反而因为过度强调使得学校体育误入歧途。她指出:“造成本末倒置的选手制畸形的体育,忽视体育本旨,违背教育原则的种种情形,实为一般学校体育的通病。”1935年,她与孙征和合作编著了《和缓运动》一书,为当时教育部在“中小学体育课程标准”中设立的“和缓运动”提供了教材。她在该书“自序”中再次强调:“就经验所知,中学及大学学生中身体软弱、姿势不良者,约占全数三分之一。注重体育,首在普及,苟于此一部分学生,忽略视之,不无有背提倡之宗旨。”[13]6这本教材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正确的姿势养成和对不良姿势的纠正,对学生进行姿势、体操、游戏、戏剧、舞蹈的训练指导。因此,张汇兰对于舞蹈的重视是以“身体教育”的理念为指导的,亦是从中国学生的体质,尤其是女生的生理特点为因材施教出发点的一种“和缓运动”。秉承她在上海女子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的学习经验,在进入金陵女大初期,她对于一些体弱多病或缠足女性的教学也主要施以体操、游戏和舞蹈活动。[12]135此外,她还发表多篇论文强调之。例如:在《舞蹈之演进及其与音乐之关系》(《女师学院期刊》1934年第3卷第1期)和《舞蹈之改善》(《女师学院期刊》1936年第4卷第12期)中,都不仅提倡体育人士有责任注意舞蹈,并注意改善体育范围内的艺术。[12]135她在体育中对舞蹈以及艺术教育的强调和重视,无疑都使得体育更加符合“全人教育”的根本目标。

从1925年起,金陵女大就在两年专科的基础上正式创办四年制教育的体育系,而张汇兰成为该系的首任系主任。与1928年国民政府收回金陵女大的教育权,要求校长由中国人担任对应,中国本土一代体育教育工作者成为教师的主体,他们自然地将那些流淌在血液中的文化传统渗透到体育教学中。对中国传统武术的重视和运用,对中国民间舞、古风舞、新编儿童歌舞的重视和采纳,都使得体育舞蹈的本土化特色逐渐显现。而陈英梅编写的全国《中小学的体育教程》、张汇兰编写的《运动解剖学》《女子篮球裁判》及她与孙征和合作编著的《和缓运动》等体育教材,以及鲍庆恩编写的《土风舞》、凌佩芬编写的《现代舞》等舞蹈教材不断问世,并在全国产生影响,中国体育及舞蹈教育的体系亦逐渐形成。

教学质量是高校促进内涵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提高教学质量的落脚点在课程教学,科学合理的课程教学质量评价将发挥以评促改、以评促建的重要作用,是各高校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

因此,高梓和张汇兰这两位“身体教育”领域的世纪教育家,倾其一生提供了“身体教育”理念及其经验,留给了我们一份宝贵的遗产。

菁鸢
《当代舞蹈艺术研究》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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