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秩春秋，甲子风华—纪念《舞蹈》创刊60周年

《舞蹈》：甲子风华历史见证

创刊于1958年1月的《舞蹈》杂志，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舞蹈专业期刊和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至2017年12月共出版436期，是迄今为止中国出版历史最久、发行总量最大、影响力最广的一本舞蹈行业期刊。

六秩春秋，甲子风华，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舞蹈艺术专业刊物，《舞蹈》见证并记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舞蹈艺术成长与发展的历程。创刊封面上的“舞蹈”两字由郭沫若先生题写，一直沿用至今，提醒着中国舞蹈理论与评论建设“不忘初心”。《舞蹈》的生命轨迹还可以上溯至其前身—1951年刊印的《舞蹈通讯》，这本小册子共出版了17期。60年中，《舞蹈》经历了1958年创刊、1966年停刊、1976年复刊、1986年由双月刊变更为月刊、1990年由月刊变更为双月刊、2002年再度由双月刊变更为月刊、2008年改版为铜胶混合全彩印刷……一次次变迁印证了中国当代舞蹈事业的风雨兼程和辉煌历程，一期期刊物饱含了杂志编辑们的努力和心血。60年中，杂志历任主编为陆静、胡果刚、吴晓邦、王曼力、游惠海及现任主编冯双白，以孙景琛、隆荫培、徐尔充、胡克、胡尔岩、王国华、王同礼、赵士英等为代表的60位核心骨干编辑，前赴后继为之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芳华，堪称后世楷模。他们的命运和中国舞蹈事业联系在一起，也和《舞蹈》的命运紧密相连。

60年来，据不完全统计，逾8 500位作者、1 800位舞坛人物、3 300个舞蹈作品和930个院团及组织机构在《舞蹈》杂志上留下了他们生命的印记。他们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见证者和书写者。中国舞蹈家为能够拥有这样一本业内权威性的核心期刊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一本好的杂志，应该是一本历史读物，一本内容丰富的“有货”之书，一本历史和社会良知的解读之书。一本好的杂志，还应该与时俱进，不断满足不同时代读者的阅读需求。今天，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又一次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随时随地地“阅读”舞蹈的活动影像，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正在发生的舞蹈资讯也都触手可及。2016年，面对新的阅读时代，《舞蹈》杂志推出全新的纸质+数字化的复合型媒体模式，通过正式上线的微信平台公众号，扩大舞蹈理论、评论的影响力与传播力。2018年，杂志再度改版为双月刊，借鉴世界优秀纸媒的当下经验，立足价值理性的精神坐标，力求稳、精、深、广、准、新的立体观察与探究，获取媒介力量的优化与价值最大化。同时，将重拾既往的名家编委会制度，集结当下中国舞蹈学术界的核心力量，继续追寻杂志对于内容的信仰，坚守对于理论阵地的护卫，不忘前辈以文字记录舞蹈艺术的“初心”。

为了纪念和庆祝这本“新中国首个公开出版的舞蹈刊物”的60年华诞，《舞蹈》杂志2018年将举办创刊60周年系列活动：其一，举办60周年作者研讨会，一起为杂志未来的发展建言献策。其二，在2018年度杂志中设立“60周年纪念专栏”，并以系列专题形式，对60年来杂志所涉及的作者、人物、院团、作品、书籍、事件进行系统梳理和呈现。其三，精选历年杂志的优秀文章，出版60周年纪念文集。其四，颁发《舞蹈》杂志“荣誉作者”和“年度人物”称号。其五，在“中国舞蹈节”之际举办纪念《舞蹈》杂志60周年大型展览。

资源依赖学派认为，组织应对环境依赖性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吸收环境，即将环境纳入组织，尤其是在这种依赖性较强且给组织带来很大不确定性的组织。社工组织作为与政府互动关系中较为“弱势”的一方，可以寻求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合作，以减少对政府的依赖。例如长者服务，社工组织可以与政府的退管部门合作，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残障服务可以寻求与街道残联的合作；青少年服务可以与政府的团委合作等。在合作过程中，社工组织可以整合双方的资源，为社区居民服务，实现共赢。此外，社工组织也可以在互动合作中让政府的相关部门对社工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在纪念《舞蹈》创刊60周年之际，下面来自作者的回首，则既折射了几代舞蹈人和《舞蹈》杂志从业者所铺就的光荣之路，亦反映了我们对《舞蹈》再续新章的寄望！

吕艺生：历史的见证

我是在东北偏僻的大森林里，惊喜地看到《舞蹈》杂志创刊号的，那是1958年我从北京舞蹈学校毕业的第二年。至今我仍记得，创刊号首页的文章是号召舞蹈工作者到生活中去。我早其一年就践行了这一号召，放弃留校机会，选择回到生活的激流中—我参加革命时所在的东北森林文工团，该团那时刚下放到伊春。今天回忆《舞蹈》60年来的历程，之所以倍感亲切，就因为自己的艺术人生与这一主流思想同步。

这本杂志最初的主要作者都是我崇拜的偶像。我就是通过杂志与他们邂逅，相交颇深。此前，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曾有过一本《舞蹈通讯》，那时候我就与吴晓邦、戴爱莲、欧阳予倩、陈锦清、陆静、陆文鉴相识。我对《舞蹈》的喜爱，可以说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我认为，一切优秀、不优秀甚至是片面、狭隘的经验和见解，对我都是有益的。我以为，正面的、负面的、准确的和有争议的存在，都是活生生的教材。所以我说《舞蹈》既是我的良师也是益友。

火法和湿法是锌回收的两种主要方式[6]。火法回收是指借助高温设备使锌挥发后再冷却富集的回收方法，通常火法常用的有回转窑法和转底炉法；湿法回收是指使用酸或碱浸出，并借助其他药品提炼出所需的氧化锌或碳酸锌等。

对中国甚至世界舞坛，《舞蹈》是把握时代发展的晴雨表、体温计。其文章不论是政治性的、专业性的、学术性的还是正面的、负面的，都烙下了真实的历史烙印。这些文章完全可以见证我们几代中国舞人所创造的当代舞风，这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都存在那里。要说中国舞蹈故事吗？那你必须将它读好，研究明白。

作为幸运儿，我13岁前往武汉歌舞剧院学跳样板戏《白毛女》，两位舞蹈启蒙老师居然都曾受教于吴晓邦先生。20岁那年，也就是“文革”结束的1976年，我走火入魔般地用当时在湖北工艺美术厂做学徒工时的微薄工资，为自己订了一年复刊后的《舞蹈》，从此在理论上开始了解舞蹈。进入华中师范学院外语系就读本科，每周六下午去院图书馆浏览各种人文与艺术杂志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先去捧读《舞蹈》，从中畅想“舞蹈”那个神奇浪漫、异彩斑斓的梦幻世界。

60年前，我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忙忙碌碌一辈子，竟然不知老之将至。突然成了“80后”，不免会有“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心境。我知道我已经老了，但《舞蹈》却不能舍弃。不读它，就离开了舞蹈圈；不读它，就会在舞蹈圈失去发言权。

《舞蹈》是我“抱明月而长终”的“明月”。

于平：耳顺的《舞蹈》稳健的步

当我第一次在《舞蹈》发表舞评的时候，它才20啷当、风华正茂；谁知写着写着，《舞蹈》竟然也岁至花甲、到了耳顺之年……

1980年我在《舞蹈》第5期发表的第一篇舞评，评的是获得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一等奖的双人舞《小萝卜头》。我那时还真不知如何写“舞评”，只是对作品的印象深刻处加以描写并融入自己的感受。大连归来后，我便就读于江西师大南昌分院中文系了。此后直至1985年就读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之前，所写文章几乎都是从美学的视角来谈“舞蹈”，因无具体感受而不得不宏观。再一次亮相于《舞蹈》是在四年后1984年第4期中的《“蛇舞”美析—谈“现实丑”如何转化为“艺术美”》一文，尽管这期间也在其他学术刊物上发了一些文章，但这说明，想写好给《舞蹈》的文章其实不易。

《舞蹈》自2018年又由月刊改回双月刊了。前时它的“双月”可能是支撑内涵的优质文章有限而顾盼以行，现在的“双月”则可能是来稿量巨丰而需要“三思”而行—在我看来，《舞蹈》的“一思”首先是如何能吸引舞界特别是舞蹈创作界的关注。毋庸讳言，《舞蹈》由中国舞协主办，是舞蹈界的专业刊物，吸引舞界关注并最大限度得到舞界认同是它的基点—它的“以人民为中心”也是要形成舞界的共识和特性。它的“二思”是如何能助力我们新时代舞蹈创作的繁荣和发展、促进我们的舞蹈创作从高原攀登高峰。这样说，是说我们的《舞蹈》不仅仅是一本刊物，还要形成一种机制—能够召开或参与各种与之相关的学术活动，以此能“瞻前顾后”、集思广益，在丰富刊物信息量的同时深邃它的学术含量。说到《舞蹈》的“三思”，我想的是它如何能在若干年后还能让我们去翻拣、去“淘宝”。这个想法其实也是我近年来为《舞蹈》撰写文章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

在进行管道焊接过程中需要采用氩弧焊接。并在进行焊接工作前，将坡口对接角度控制在30°～35°，而坡口内外壁的厚度需控制在10～15mm。在焊接之前所需要进行的准备工作非常多，并且要求非常多严格，对于需要焊接的管道应该打磨光滑，并且不能出现弯折、错口现象，保证对口质量，每一次焊接的合格率都应该大于或等于99%，在焊件组装过程中，需要保证其垫置的牢固性，焊缝避免强制对口，为了更好地防止在焊接过程中变形或者是产生附加应力，需要对焊接组装的质量进行保证。

一般每间隔7～10天应向池中加注新水一次，每次加注新水20～30cm，如果出现水质过肥或水质腐败等现象，应及时排出老水，并注入新水，通常换水不宜超过池水的1/5。通过经常性的水质调节，力求水色保持在黄绿色或黄褐色，确保水质肥、活、嫩、爽，促进池鱼健康快速生长。

朴永光：“话语空间”春常在

“空间”作为一个美妙、神秘、无限的概念，既可以是物理学的存在，也可以是心理学的认知；既可以是稳定持续的结构，也可以是稍纵即逝的过程；且其形构犹如万花筒般地实在又魔幻，那么美妙、神秘和无限。

对于中国舞蹈事业来说，《舞蹈》杂志的作用至关重要，作为业界一个不可或缺的平台和窗口，通过它，舞者们相互沟通和瞭望。更何况，偌大一个中国，舞蹈的专业刊物却如此之少；舞蹈界的圈子不大，从业者的阅读习惯又没有建立起来。也正因此，我们更加珍惜《舞蹈》60年办刊而不辍的努力，如果不是本着对于中国舞蹈事业的一份热爱和坚守，放弃的机缘和借口太多太多，然而这么多年来，编辑换了一茬又一茬，装帧改了一版又一版，但是除了“文革”十年，这份杂志却从没有中断过，其出品单位—中国舞蹈家协会功不可没。我们更要对那些执着于办刊的决策者们和终日坚守在一线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们表达敬仰之情，正是在他们长期坚韧不拔的努力下，才让中国舞蹈的蹒跚步伐得到60年的记录。

我作为《舞蹈》的听讲者，也是言说者，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始，就经常光顾这个空间，听老一代舞蹈家们讲述舞蹈历史、理论、评论以及舞蹈表演、创作、教学等方面的观点。其实，彼时的所闻常常是在似懂非懂之间，也在这一懵懂的过程中，懂的东西越来越多。之后，经过上学和阅读，渐渐地不满足于听，也想说点自己的学习心得。于是，1989年在这个“话语空间”里第一次言说了自己想说的话题，即“抽象舞与具象舞之比较研究”。从此在这个“话语空间”里，我也偶尔言说，但更多是倾听他人的观点。

几乎是与我同龄，1958年，《舞蹈》问世，这个“话语空间”在中国已存在了60年。60年来，这个“话语空间”既沐浴过风和日丽，也经历过狂风暴雨；在其中既有过观点间的细语，也有过话语间的博弈。在其中，流水的兵可能换了一茬又一茬，然而这一“话语空间”作为铁打的营盘却依然常在。60岁对于人的生物年龄而言，已开始由壮年步入老年，但于一个杂志而言，乃为血气方刚之龄。故而在当今全媒体时代，《舞蹈》更需自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让更多的人融入其中，言其所欲言，闻其所欲闻，让青春和活力常驻于这个“话语空间”。

欧建平：一生挚爱，半世情缘

基体效应是指溶液中高浓度基体元素对分析信号的抑制或增强效应。为了考察Co基体对待测元素测定结果的影响，按表3中各元素标准溶液系列绘制校准曲线(不加钴基体)，测定含有不同量Co基体的2.50mg/L S和1.00mg/L其他待测元素的标准溶液，结果见表6。

1982年3月，我与双白同学一道走进恭王府的大门，在吴晓邦先生和舞研所全体前辈专家的调教下，步履蹒跚、诚惶诚恐地进入了舞蹈界！毋庸置疑，《舞蹈》杂志成了我最为亲密的读本和逐步成长的平台……我曾率先去灯市东口的中国书店，补购了自1958年创刊号开始的全套《舞蹈》杂志。

然而我在《舞蹈》中所过的第一次“铅字瘾”，居然是一条编译的仅有235字的玛丽· 兰伯特夫人在伦敦逝世的讣告，而后一发不可收拾。根据我的一位研究生的统计，35年间，我在《舞蹈》杂志上先后刊登了100篇大小不等的文章，其中有38篇评论、17篇论文、12篇译文、13篇人物特写或专访、9篇新闻报道、10篇新书介绍、1篇答读者问。

作为《舞蹈》40多年来的忠实读者和30多年来受到扶持的作者，这本杂志给我的帮助很多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当属1988年，我以全套《舞蹈》刊登的文章为主，参照其他舞蹈刊物撰写了《中国舞蹈学术研究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一文，在“首届世界舞蹈学者大会”上发言，不仅受到各国舞蹈学者们的好评，让他们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了中国舞蹈及其学术研究的成果，更以此为台阶，邀请我的塞尔玛· 珍妮· 科恩博士将我推上了国际学术界的最高平台，为我赢得了更多走向世界的机缘！

我一直认为，当代舞蹈史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此前有见识、有评析、有学理的舞评文字，而《舞蹈》无疑是征集、存留、传播这类文字的一个“宝库”。怎样让这个“宝库”有“宝”可“淘”，我们只要回眸此前的《舞蹈》便心知肚明了：一部当代舞蹈史，不应有当代舞蹈佳作的“遗珠之憾”，这就需要我们的《舞蹈》对佳作“眼有慧根”“胸有成竹”；一部当代舞蹈史，不应有当代舞蹈品析的“滥竽之憾”，这就需要我们的《舞蹈》对舞评“抱璞琢玉”“汰沙淘金”；一部当代舞蹈史，还不应有当代舞蹈发展的“断简之憾”，这就需要我们的《舞蹈》“登高望远”“正本清源”……当然，这只是一个目标，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步步为营”“久久为功”的目标。

就像是一位从不爽约的老朋友，每一期的《舞蹈》都会非常准时地出现在我眼前，及时告诉我圈内正在发生的一切。一册在手，通晓天下舞事，让我有一份踏踏实实的安全感。对于我及我们而言，《舞蹈》杂志这个伴儿，是不可或缺的。

往事如烟，回首与《舞蹈》杂志的半生情缘，我的确是在她的提携与培育下，度过了自己生命中精力最旺盛、思想最活跃的“芳华”茂年；眺望明天，我期待“我们的”《舞蹈》杂志在下一个甲子中，继续成为中外舞蹈交流的平台，引领我们舞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这一生，特别是在几十年基层工作的时间里，《舞蹈》是我专业信息的主要来源。那时候，没有万能的手机，没有微信，没有电视媒体，信息的交流基本依靠邮政，既慢又不通畅。《舞蹈》杂志诞生时，我还是个刚从北京舞蹈学校毕业的年轻后生，但第二年我就成了它的作者之一。我既是它的读者也是作者，既当客人也当主人。据《舞蹈》统计，从1959年直到现在，我大多数年份都有文章发表。从创作感想到经验，到评价别人作品，直到理论发现，虽然都是工作的余暇所作，却也记录了个人的成长。没想到，忽然间已经是一个甲子。60年来，我在《舞蹈》上发表过许多个人见解，与它结下了亲密关系，重读那些文章，不管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还是时过境迁不值一瞥的，都已记录在案，铁证如山。它们可能成为后人研究中国舞蹈和舞人们个人成败的材料。

刘青弋：在学术“平台”和“云梯”的背后

《舞蹈》杂志60年的重大的历史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在其背后的是编辑们付出的心血—他们以“甘为人梯”的精神和生命的付出，搭起一座座平台、一道道云梯，让数千篇文章的作者及其反映的对象成为杂志的血肉，同时，使得中国舞蹈的理论家、评论家、编导家、表演艺术家乃至中国舞蹈艺术借台发挥，借梯登高，得以成长，成熟。因此，我们怀着感恩的心，祝贺这本刊物的甲子之庆，感谢那些为这本杂志创刊和发展默默付出的编辑们！

作为1970年考入解放军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专业舞蹈演员，我的艺术修养来自艺术团体的哺育；而走上舞蹈研究之途的起步则得益于《舞蹈》的鼓励和引路。1976年后复刊的《舞蹈》，是走出“文革”思想荒漠如饥似渴的我们了解国内外舞蹈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是我们寻求解决实践中的困惑所关注的理论阵地。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舞蹈界解放思想、锐意创新的年代，我所就职的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作品《再见吧，妈妈》《希望》《醉剑》《繁漪》《一条大河》《踏着硝烟的男儿女儿》《采蘑菇》《小小水兵》等在艺术上的创新，受到《舞蹈》评论充分的肯定。《舞蹈》作为置身学术前沿的平台，及时讨论并反映时下舞蹈观念上敏感和有争议的话题，从而让实践者清晰地认识到艺术成败之“所以然”。

1986年全军首届舞蹈比赛中，我的作品《线的旋律》因为打破传统时空观创新的双人舞所引发的争论在《舞蹈》上被提及，尽管微不足道，我却深受鼓舞。而《舞蹈》影响我走向舞蹈理论研究的则是1987年初，时值全国第二届舞蹈比赛结束不久，“前线”舞蹈因艺术的创新而倍受舞蹈界的关注，《舞蹈》的主编王曼力带着后来成为副主编的胡克、王同礼、王国华等一行编辑来到“前线”调研约稿—为了约一个专栏，他们深入基层，在我们“前线”就驻留了两三日。这样的办刊理念和组稿方式，对于今天的杂志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当时，他们约时任“前线”舞蹈队队长的我，谈谈如何当好一队之长，而我则交了一篇以对话形式撰写的关于我团获得一等奖的作品《踏着硝烟的男儿女儿》的艺术探索的文章。由于《舞蹈》编辑部的老师们毫不吝啬地夸奖了我的文章不像出自舞者而似出自成熟的作者之手，使得坚守在舞蹈实践第一线，同时读完大学中文课程并钟情写作的我深受鼓舞，因而开始认识自己，并萌生从事舞蹈学术研究的梦想。1987年夏天，再次有幸接到《舞蹈》编辑部的邀请，参加了其在厦门举办的舞蹈评论培训班，亲耳聆听了吴晓邦先生关于学科建设的讲课，以及诸多专家的讲座。虽然是时不少理论问题仍然让我困惑，然而，却如“细雨润无声”般地滋养了我的心田，才有了我后来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经历，而无论我日后在高校或研究院从事学术研究，还是主持学科建设，都深受《舞蹈》启益。

如今，我亦出任《当代舞蹈艺术研究》（中英文双语）杂志的主编，自然，《舞蹈》前辈“甘为人梯”的牺牲奉献精神，为中国舞蹈文化事业发展的职业担当、智慧，以及人才培养的高度责任感成为我的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江东：不可缺失的交流平台

在我看来，杂志作为“话语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有两个主体群，一个是说话的人群，一个是听话的人群。其中，说话的人群有着各种身份，既有舞蹈研究者，也有舞蹈实践者；所说的话也有不同，有的宏大叙事，有的评头品足，也有的言说切身经验等。听话的人群的身份也各不相同，有经验老道者，有学识深厚者，还有蹒跚习舞者；所听之言也各有倾向，有的在验证经验，有的在审听学理，也有的在懵懂听言等。然无论言者抑或是闻者，在《舞蹈》的“话语空间”中，都围绕着舞蹈实践言说和听讲。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舞蹈》杂志同样扮演了不可估量的推手角色。20世纪70年代末，我还是山东艺术学校刚留校的青年舞蹈教师，在全国各地刮起的英语学习热潮中，我进步得很快，不久便开始尝试翻译一些手边能找到的专业文章，想也没想，便径直将译文投给了《舞蹈》杂志。对于能否发表，我并不抱什么期待，因为我既不认识《舞蹈》杂志的任何编辑，也不可能自己直接去杂志社查询，然而不久之后，我“意外”地收到了《舞蹈》杂志寄来的样刊。对于一个从未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过任何文字的我来说，这一幸福来得实在是太突然了，无论如何都不相信杂志上白纸黑字印的竟然是我的名字，当时那种受宠若惊、那份惊喜之情，直至今天仍恍惚如昨。

在这一极大的鼓励之下，我的英语学习热情空前高涨，又陆续发表了几篇译文。而后，我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师从郭明达先生攻读舞蹈学硕士学位，不仅必读每期的《舞蹈》，而且通读过之前所有的旧刊，渐渐由读者变成了作者。在这份杂志上向同行们汇报自己的所看所思，一度成为我写作生涯中十分主要且重要的事情。而《舞蹈》对待作者的友善和真诚，也成为我继续为其写作的动力。

2007年，我去台湾教授“舞蹈评论写作”研究生课程前，再次以这套《舞蹈》为主要参考文献，撰写了《新中国舞蹈评论史纲》，并在上海戏剧学院主办的《舞蹈评论》上连载三期。2017年岁末，我与冯双白、罗斌、江东、许锐四位同仁，获得北京舞蹈家协会颁发的“30年来最受欢迎的舞蹈评论家”称号，这让我再次想到了《舞蹈》给我们提供的成长平台，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刘建：缤纷世界与君子之交

中国当代舞蹈是幸运的，诞生不久，便有一份专刊用文字（以后是图文并茂）记录她磕磕绊绊的成长历程。60年的《舞蹈》是一面镜子，足以让我们看见中国舞蹈教学、编创、表演和理论的踪迹，看清哪些东西像阳光下的浮冰，已然化成海水；哪些东西是逐渐形成的冰山，正在海面上露出一角。有趣的是，在这面镜子旁边，《舞蹈》还为我们历时性又共时性地竖立起另一面镜子—外国舞蹈万花筒般的五彩缤纷。于是，我们的自鉴之中又有了他鉴：《天鹅湖》怎么总是上演，马林斯基剧院之后又是莫斯科大剧院，还演化出男版《天鹅湖》、蒙特卡洛版的《天鹅湖》……

从1989年起，自己与《舞蹈》结缘已近30年。最初，只是以“槛外人”的身份介绍一些舞蹈精英、舞蹈活动和舞蹈作品；此后，逐渐由“槛外”迈进“槛内”，投递一些关于舞蹈—特别是中国舞蹈的思考和评论，像2017年发表的《中国古典舞的四种存在方式—导师工作坊序》（2017年第1期）、《未来学视野中的中国古典舞前景》（2017年第4期）和《转型期当口的中国民间舞》（2017年第7期）。无论之前之后，《舞蹈》都是以一种宽容与谦和相待，诸多C刊不能说的，这里敢于担当；一些言辞过重的话语，这里也敢于亮黄牌。所以，无论稿件发表还是被拒，我们一直都像朋友那样，各持己见，成君子之交。

公正地讲，《舞蹈》是一份有文物与考古、有投枪与匕首、有“灰色”理论的刊物，也是一份有人物与事迹、有鲜花与赞美、有“生命之树常青”的各类舞姿的杂志。作为一份刊物，它为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舞者提供了视觉之外的知觉的冷知识系统；而作为一本杂志，它又为C刊式的舞蹈冷知识系统提供热知识系统的视觉直观。或许正是这种有苦难言的双重身份和责任，才使得它在毁誉参半中形成了自己的姿态—一种八方待客又四面出击的开放姿态，乐观地像婆罗多“阿拉瑞普”的舞姿那样，用身体开放的鲜花回馈舞蹈世界。

人说30年为一代人，《舞蹈》已经为两代中国舞者和关心中国舞蹈的读者送上了白纸黑字及图片的记忆与思考；从2018年起，它又要开始面对第三代人，愿这一代人能将中国舞蹈的冷热知识系统中和，在世界舞蹈蓝色的海洋中立起自己银色的冰山，并把它的升高过程记录在一直伴随我们的《舞蹈》之中。

茅慧：我与《舞蹈》杂志最初的两次交集

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读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时，曾担任过班里的文艺委员。一次，不记得是谁给了我一期当时的《舞蹈》杂志，也或是我自己在校内的小书店买的，总之，我爱不释手。因为那时在综合性高校里，是很少能看到像《舞蹈》杂志这样的专业刊物的。记得当时手上那期杂志上有一幅非常漂亮的黑白照片，是日本松山芭蕾舞团访华演出的剧照—森下洋子表演的黑天鹅。她的身体是那样既紧凑、又舒展，轮廓清晰的侧影，玲珑的头颈，至今印在脑海里—这么美的舞蹈，真的想跟人分享；作为文艺委员，我应该让学中文的同学们都见识见识！于是，我找来剪刀把这幅剧照剪了下来，后来索性把整本杂志全拆剪了，从中挑出一些好看的剧照和几篇通俗易懂的舞蹈短文，剪成各种几何图形，又用糨糊粘在我们教室的后墙上，算是开辟了一个舞蹈欣赏园地。肢解了一本杂志，难免心疼，但是看到一本薄薄的杂志，变身为图文并茂的墙报，铺满一面墙，小有成就感。

我们80级中文系100多名同学中，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了这块用《舞蹈》杂志粘贴的舞蹈墙报，也不清楚这些文图对他们产生过什么影响，但对于我，却是永远难忘的一件事。虽然那个时刻自己并不清楚未来的道路会与舞蹈发生什么交集，但是，《舞蹈》杂志中那些美轮美奂的舞姿，那个超凡脱俗的艺术世界，那些对舞蹈的谈论，跟周遭的现实是多么不同！这对于一个20岁出头、充满幻想的女大学生，它就像一个美丽的梦境让人憧憬、向往，且挥之不去……

自信心是学生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量，学生在学习上自信心的获取来源主要是教师的激励与表扬。在班级中，优秀的学生之所以成绩优异、表现突出，正是因为他们有着强大的自信心，而另一些学生成绩落后、表现不佳，多半是自信心不够导致的。激励教育在教学中的应用，能让优秀的学生保持原有的自信，找出新目标继续向前，让他们更加优秀。鼓励落后的学生，让其树立自信心，找出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并加以放大，逐渐赶上其他同学。

没想到，几年后的我居然成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舞蹈理论专业的研究生。那时吴晓邦先生是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并且担任《舞蹈》杂志主编，同时他还是我们的专业课主课老师。他常从我们这个班的舞评习作中挑出较好的推荐给杂志发表。我们班几乎所有同学都因此获得在《舞蹈》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机会，我的第一篇评论文章也是这样发表在1986年第7期上的，篇名是《虚幻的实体—王德顺造型哑剧观后》。那时的王德顺先生正值盛年，携家自费从事造型哑剧创作，吴晓邦先生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和表演，大力支持且号召我们前去观摩。如今回头看，并非我们观摩后的习作有多么出色而得以发表，实在是吴晓邦先生乐意鼓励和扶持年轻人在专业上起步，使我由此品尝到一份小小自信的甘甜。

如今，《舞蹈》杂志度过了60年峥嵘岁月，她承载着新中国舞蹈事业的每一段历程，她厚重的历史信息使她略有沧桑感，但她却总是年轻！永远地翩翩起舞着，也许在她下一个华丽转身后，更加别有洞天！

张华：一份感怀和祝福

记录漫漫时间长河的时点，本来未必有意义，但当和具体人事联系在一起，对当事人往往就有了不一般的意义。《舞蹈》杂志创办至今60年，正好一个甲子。一个甲子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总意味着一个完整阶段过去，一个轮回重新开始。60年，她走过的每一步，都是中国舞蹈发展的历史脚印；《舞蹈》杂志60年集合，大抵就可以看到中国舞蹈60年发展的概貌。

我在谷歌上填了她女儿的名字和学校，试着按下回车，没想到真的找到一个有关她女儿的帖子。那是一个山区老师发的，说他们学校条件很差，但仍有许多三好学生。帖子的最后，附了一张照片，几个孩子围着一个年轻的老师。万姐忽然指着蹲在前排的一个女孩儿说：“那是小洁，我女儿，都是三好学生了！”

20世纪70年代初，我初入舞蹈殿堂，在贵州一个基层小文工团，闭塞的地理环境与封闭的历史境况，使我对舞蹈艺术的认知，基本上只能靠老师形体传授。还好，团里订了《舞蹈》杂志，我通过这个渠道能了解到更广更新的舞蹈艺术近况。

大学上的中文系，做了一段文学梦。打算考研究生时，我毫不犹豫地考了吴晓邦先生的硕士。1988年，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舞蹈》杂志，当了最重要的评论版的编辑，曾经手不释卷又感到遥不可及的《舞蹈》，现在大量最重要的选题、文章都出自我手！1988年到1993年这五年，是我在《舞蹈》杂志难忘的五年。主编王曼丽老师在抗美援朝志愿军歌舞团创作的女子舞蹈《三千里江山》名扬舞界，她不仅编得一手好舞蹈，也写得一手好文章。副主编胡克老师，跟他握手感到他的手很厚实很温暖，就像他的人，很厚道很诚恳。当时的《舞蹈》编辑部实力很强大：王国华，原中央芭蕾舞团《红色娘子军》男主角洪常青的B角；蒲以勉，我的同门师姐；王同礼，一开口就能背出好多古诗的老哥们；谭美莲、侯晓枫，都是中央芭蕾舞团出来的人。和我年龄、思想更靠近的有两人，一个是编辑能力极强的陈辉，另一个是山东大学中文系跨界而来的才子曲立君。这五年，经我的手，《舞蹈》组织评论了苏时进的交响化舞蹈探索，首先提出了张继钢现象，挖掘了王举在黑土地上的红高粱舞蹈，揭示了陈惠芬和王勇持续深入的创作努力，为广东现代舞团的破冰喝彩，为吴晓邦先生建立舞蹈学的倡议进行了系统阐释……

时间像扫荡一切的风！市场化大潮袭来，1993年我去了深圳，之后，陆陆续续，那一批《舞蹈》杂志的编辑同仁们也都风流云散……

好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舞蹈》杂志依然在。穿过云烟，历经改版，她变得更漂亮、更丰厚。江山代有才人出，如今的新一代，意气风发，同时也更为沉稳，守望着这块舞蹈艺术的“麦田”，还通过不断的耕耘，把《舞蹈》杂志办得越来越好。

当此《舞蹈》杂志60年之际，作为一个参与过其中的人，我唯有献上一份深切祝福，一份满含感怀的深切祝福！

郑慧慧：怀念与感恩

我从小喜欢跳舞，长大了自然也爱看《舞蹈》杂志。1976年《舞蹈》杂志复刊后，我就成了它的长期订阅户。在舞蹈理论书籍匮乏的年代，《舞蹈》杂志是我舞蹈知识的重要来源。正是受惠于这个舞蹈信息渠道，1985年我获得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招收舞蹈硕士研究生的信息，并靠长期阅读的点滴积累，没花多少时间就做好了“舞蹈史论”科目的考试准备。

让我兴奋的是，读研的第二年我就在《舞蹈》杂志（1986年第7期）上发表文章了，而且还同时发表了两篇。《舞蹈艺术之我见》是学习吴晓邦老师“舞蹈概论”课的体会，现在看来文字十分平淡、稚嫩，但《舞蹈》杂志却记载下了当年我对“如何学习舞蹈”“树立什么样的舞蹈观”“怎样理解舞蹈创造”和“应该强化舞蹈功能”这些吴晓邦舞蹈思想精华的理解与体会，以及吴老师对我的鼓励和推荐。《限制与自由》是我践行吴晓邦“启发式”研究生教学法，要求史论专业的学生尝试创作实践的经历和感悟。我用歌德“在限制中才能显出身手，只有规律能给我们自由”这一充满哲理的名言来阐述和理解吴老师对舞蹈创作的要求，确实是通过自身的创作实践，对舞蹈创作规律有了质的认识飞跃，奠定了我日后感悟舞蹈和深入研究舞蹈的基础。

更加鼓舞我的是，1999年第4期的《舞蹈》杂志首次刊登了我的《关于国民舞蹈教育》的全文。这是我在完成硕士论文《先秦乐舞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后，又研究了中国近现代学校舞蹈教育的历程，以及留学法国期间考察法国舞蹈教育体制后形成的舞蹈教育思想。时任北京舞蹈学院常务副院长的同学于平看了我的文章后，邀请我参加北京舞蹈学院在45周年校庆期间与文化部共同举办的“面向二十一世纪舞蹈教育研讨会”，并作主旨发言。这一肯定，鼓励我以近20年的相关研究的坚持，不断完善自己的舞蹈教育思想，直至迎来国家主张“开展面向全体学生的素质教育”的新时代。这一肯定，还鼓励我立下老当益壮之志，坚定要将这一思想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决心。

回想与《舞蹈》杂志结缘的日子，重读自己那些稚嫩但执着的文字，心潮难以平静。我想念吴老师和理解我的老同学，更感恩我们的《舞蹈》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