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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建设背景下沿海渔民转业动机研究

更新时间:2009-03-28

一、引言

随着海洋经济的不断升温,我国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利用从不足到现在的过度捕捞,再加上我国与其他国家订立的多项渔业协定,导致我国出台海洋捕捞渔民的转产转业政策。另外,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得沿海工业化进程加快,港口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港区原始渔民的作业生活也受到影响。如图1,海洋捕捞从业人员的数量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但总体而言,下降趋势不明显,而且从业人员的数量规模还是较大。2002年到2016年之间,海洋捕捞从业人员共减员14万余,离30万的目标相差甚远。政策的实施受到很大的阻力,并且伴随新的问题出现,如海洋渔民在受到政策指引转产转业后,生活生计不如以前,因而又返回捕捞业;其他行业转入海洋捕捞业的趋势增加;临港产业发展,可捕捞海域减少,渔民权益保障受到影响等。因而如何在推动“一带一路”港口建设的基础上,跟“双转政策”联结,实现渔民转产转业并使之权益得到保障便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通过研究沿海渔民转业的各类动机,为相关政策措施提供借鉴。

至今,没有完善的法律对互助社进行保护,导致个别业务无法顺利开展。由于管理较为分散且落后,加之大量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没有达到银监会的规定,使得互助社无法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指导,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

二、量表设计

  

图1 海洋捕捞从业人员变化趋势

对于沿海渔民的转业动机研究较少,基本是定性研究,如饶大良(2013)研究温州渔民的现状,由于沿海工业化建设、可捕捞的渔业资源相对减少、渔民身体状态不支持作业、渔业捕捞限制政策等原因导致渔民失海,促使渔民转业。王春蕊(2013)认为,由于沿海地区开发过程中港口码头的围填海工程、近海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等原因,渔民生产作业空间受到影响,面临失海问题。刘泉(2014)通过对我国近20年来的渔民收入增长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渔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存在下滑的趋势,渔民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农民但低于城镇居民,整体水平处于从温饱过渡到小康的进程中,部分渔民为追求更高收入选择离开捕捞行业。另外,根据公平理论,对收入的不公平感会导致个人从行业流失,不公平感来源于纵向对比和横向对比。纵向对比表现为报酬与投入的正比程度,横向对比解释为与其他对象的对比。依据两类对比,将渔民对收入水平的主观感受分为收入付出是否呈正比的纵向对比以及与同行其他人收入对比、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对比的横向对比。借鉴李桦(2012)的离职因素量表,根据对沿海渔民转业动机相关文献的整理,并采用开放式访谈实地走访渔民,对量表进行改进,形成本次沿海渔民转业动机量表(如表1)。

 

表1 沿海渔民转业动机量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变量资源环境水质问题 X1外来渔船竞争 X2鱼获小 X3工作没前途 X4可学习内容少 X5发展不稳定 X6发展难度大 X7政府政策 禁渔政策 X8管理费高 X9工作发展港口建设避风港占用 X10沿岸用地减少 X11可捕捞区域缩小 X12暗流变化 X13收入因素收入付出不成正比 X14收入比同行低 X15收入比其他行业低 X16收入不稳定 X17能在其他行业取得更高收入 X18工作条件工作强度大 X19工作风险高 X20休息时间不足 X21社会保险保障不足 X22

三、数据收集与分析

(一)数据收集

调研地点为广东汕头广澳村,该村是典型的沿海捕捞渔村,并且该渔村附近的海域是天然深水港,港口建设工程日益完善,并已经投入运营,因而该村有自然经济与工业经济相结合的特点,因而是较为适合的取样地点。调研对象为海洋捕捞渔民,包括海洋捕捞小船船主、大船船主以及雇员等,大部分为自营谋生的海洋捕捞小船船主。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问卷共发放180份,有效回收158份。

(二)数据分析

1.主成分分析。对回收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可靠性检验Cronbach's Alpha值为0.836,大于0.7,信度较好。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KMO值为0.744,大于0.7,显著性小于0.01,效度较好。进行因子旋转后,共有6个成份特征值大于1,提取6个主成分因子,6个因子的累积特征值占总方差的68.04%,能比较全面地解释全部信息。对渔民影响因素量表的22个题项采用最大似然法提取公因子,得到因子负荷矩阵。对所得因子负荷矩阵采用最大方差法旋转,剔除小于等于0.4的数值,并按大小进行顺序排列,得到表2旋转成分矩阵。

 

表2 旋转成分矩阵

  

指标 成分F1 F2 F3 F4 F5 F6 X10 0.833 X11 0.826 X12 0.811 X13 0.788 X1 0.864 X2 0.841 X3 0.837 X6 0.795 X7 0.786 X4 0.664 X5 0.537 X21 0.726 X20 0.670 X22 0.629 X19 0.559 X15 0.444 X16 0.455 X17 0.759 X18 0.744 X14 0.608 X9 0.758 X8 0.683

玉米芯残渣由国内某厂提供,主要化学组分为:聚葡萄糖59.84%,聚木糖3.28%,酸不溶木素19.01%,酸溶木素1.45%,乙醇抽出物12.60%,灰分1.69%。纤维素酶液,酶活为94.56 FPU/mL,由青岛蔚蓝生物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收入因素与渔民转业呈显著正相关,表明渔民个体的收入水平相比其他对象越低,能在其他行业取得更高收入的可能性越高;收入不稳定,越能促使渔民产生转业想法以及采取转业行为。该研究结果与朱晓莉(2008)对渔民转业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大致相同,同样认为渔民的收入水平越高,则渔民越不愿转业。

2.二元逻辑回归。将“半年内是否离开海洋捕捞业去做其他工作”作为因变量,分别取值0和1,其中0值表示“半年内我不会离开海洋捕捞业去做其他工作”,1值表示 “半年内我会离开海洋捕捞业去做其他工作”。将上述因子分析降维后所得6个因子,即 F1、F2、F3、F4、F5、F6 作为自变量,采用“进入”方式进入到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每一步与前一步的似然比检验结果Step统计量的显著性小于0.01,说明随着各变量的进入,回归模型的显著性解释力越来越强。Hosmer和Lemeshow的检验结果显示,回归方程的显著性为0.510,远大于0.05,则不拒绝原假设,在可接受水平上的模型估计拟合了数据。在模型汇总中,Cox&Snell R Square值为0.557、Nagelkerke R Square 值为 0.755,大于 0.4,比较接近1。由此可认为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

 

表3 二元逻辑回归结果

  

注:*、**、*** 分别表示显著性小于 0.1、0.05、0.01

 

自变量 B S.E. Wald df Sig.F1_1 0.937 0.347 7.311 1 0.007***F2_1 0.993 0.332 8.963 1 0.003***F3_1 0.382 0.279 1.885 1 0.170 F4_1 0.142 0.284 0.249 1 0.618 F5_1 0.666 0.285 5.457 1 0.019**F6_1 0.709 0.363 3.824 1 0.051*Constant 0.626 0.292 4.602 1 0.032

(三)计算分析结果

资源环境因子与渔民转业倾向呈显著正相关,并且对其影响最为显著,表明海洋环境污染以及可捕渔业资源的日益衰减是渔民进行转业决策时最为担忧和关心的事实。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都提及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问题,在理性经济假设下,渔民会不断投入生产,而在实际的研究中,基于渔民的自我感知,反而渔民更可能会采取脱离捕捞业的行动。

根据表2所示,将22个题项分为6类。X10、X11、X12、X13这四个项目反应港口建设对渔民的影响,因子 F1命名为“港口建设”。 X1、X2、X3主要涉及渔业资源,因而将因子F2其命名为 “资源环境”。X4、X5、X6、X7 可以看出都是与未来发展有关,因子 F3 命名为“工作发展”。 X19、X20、X21、X22 都是在描述渔民的工作环境和作业条件,因而因子F4命名为“工作条件”。 X14、X15、X16、X17、X18 与收入相关,因子F5命名为“收入因素”。X8、X9为一组,与政府的渔业管理政策有关,因子F6命名为“政府政策”。进行因子分析降维的结果与渔民转业动机量表的6个一级指标吻合。

政府政策与渔民转业呈显著正相关,表明我国的休渔政策以及相关渔业管理费用会对渔民离开行业产生影响。一方面是每年的休渔期使得渔民无法从事捕捞工作,在此期间部分渔民会寻求其他工作,以此来补贴家用,久而久之便会向其他行业转移;另一方面,政府每年收取的渔业管理费用从经济与非经济角度来看,会对渔民的作业成本以及作业积极性产生影响。

从表3回归结果来看,F1(港口建设)、F2(资源环境)、F5(收入因素)、F6(政府政策)这四个影响因子对海洋捕捞渔民的转业有较为显著的影响,F3(工作发展)、F4(工作条件)对沿海的转业倾向则无显著影响。

现阶段,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化建设速度也在不断加快,在此背景下,对于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进而给耕地占补平衡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部分区域,低附加值的产业在具体发展过程中也付出了代价——对土地环境和资源造成了破坏,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在建设工程中侵占良田,然而通常情况对其进行补充的都是处于偏远区域的劣质旱地,耕地质量不高,导致生产效率低下,无法确保粮食安全,严重破坏了自然资源。

港口建设因子与渔民转业呈显著正相关,表明渔民的渔业生产受到港口发展的影响。港口建设促使沿海渔民脱离捕捞行业,原因是渔民的生产作业以及后勤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捕捞场地、停泊区域、其他作业用地的缩减或变化。

由数据分析所得结论可知港口建设是影响转业的第二大因素,因而港口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带动海捕渔民就业。现代港口除了其物流功能外,由于港口产业联动效应,会带来产业集聚的效应,带动发展其他经济活动,如商贸、工业等。因此,应当引导海捕渔民向商贸、工业、服务等第二、第三行业发展,这符合产业发展趋势。政策的制定需要结合当地港口建设与渔业现状,调和港口建设人才需求和海洋捕捞渔民整体素质之间的矛盾。

四、政策建议

(一)发挥港口就业效应,解决海捕渔民就业

工作发展与工作条件因素对渔民转业的影响不显著。渔民多数是老渔民,对于未来发展已经不看重,而且已经习惯了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社会保障的不足。同时,渔民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没有职业规划或者职业规划不清晰,因而对工作发展表现出不敏感。

(二)加强渔业资源保护,改进禁渔政策

我国近年来对渔业资源的保护采取多项措施,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禁渔休渔政策。该项政策实施之后,渔业资源保护效果显著,但渔民的权益因此受到了损害。因此要思考如何将“一刀切”的伏季休渔制度改进,即让渔业资源得到适当的保护也让渔民的权益得到保障。休禁渔的特定时期应当根据当地海洋鱼类的产卵发育周期制定,一方面错开濒危珍惜鱼类的繁殖期,保护海洋多样性,一方面将开捕期与鱼市贸易高峰期结合起来,增加渔民收入,保障渔民权益。

(三)引导渔民转向相关产业,实现渔民增收

渔民进行转业决策时,自身与其他行业的收入水平的高低是关键因素,并且渔民会衡量到新行业后自身素质能否达到要求。因而促使渔民转业需要考虑转移行业的收入水平与渔民素质水平不够,技能单一的特点,结合以往研究,可将海捕渔民引导至远洋捕捞业、休闲渔业、海产品加工

应用大数据方法主要分为四个环节。一是数据抓取。通过企业访谈,确定企业的主要招聘渠道、首选招聘网站、关键招聘。依据企业访谈,编制招聘网站数据抓取程序,利用R语言软件连续进行网站数据抓取。二是数据清洗。对抓取的数据进行初步清洗,即对数值空值或极值进行清洗,然后按照后续数据挖掘需求进一步数据深度清洗。三是数据挖掘。按照岗位层级和结构进行数据挖掘,对岗位要求描述数据进行挖掘,建立岗位要求画像标准。四是数据分析。设计岗位紧缺度指数,根据岗位紧缺度指数进行数据分析,岗位排序,岗位等级确定,建立紧缺岗位的具体画像。

业等相关产业。

我县金沙江流域沿线坝区,有着丰富的光热资源、水源资源、肥沃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年平均气温19.1℃,年降雨量800—1000毫米,全年无霜,属亚热带冬干夏温气候,是早市蔬菜种植的最佳适宜区。现有四季豆面积1.05万亩,产量2.7万吨,产值1.57亿元,是沿江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次研究主要结合我县沿江早市四季豆栽培现状,就沿江早市四季豆栽培技术进行了必要分析。

参考文献:

[1]刘泉.上海市海洋捕捞渔民收入现状研究[D].上海海洋大学,2014.

[2]王春蕊.“三联动”:沿海开发进程中渔民转产转业的路径[J].未来与发展,2013,36(07):57-60.

[3]饶大良.温州失海渔民现状与社会保障对策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13.

[4]李桦,黄蝶君.新生代农民工离职类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2,26(04):36-41.

[5]朱晓莉,杨正勇.上海淀山湖水源保护区渔民转产转业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8,(03):106-112.

 
向佐春,朱楚斌
《江苏商论》 2018年第05期
《江苏商论》2018年第05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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