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缘群体、微观实践与自我培力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的改变及技术变迁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一直是学者们恒久的讨论话题，[1][2] 与古典社会学家二元对立划分的社会形态不同（如涂尔干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吉登斯提及现代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从外延和内涵两方面把人们卷入了特定的生活形态，从外延方面看，现代性确定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现代性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3]此外，费舍尔等人的“社区解放论”、鲍曼“流动的现代性”及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都在向我们阐述社会形态都不再能够长久保持不变，[4][5][6]如网络社会中的虚拟社区就提供了一个替代空间，[7]将人们联合到了一个不受地域限制的新的兴趣社群中。可以说，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得虚拟社区中趣缘群体的出现成为可能，这种线上组织已被视为是一种巩固、联结和维持社会资本的创新型工具，[8]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各类社群是如何利用互联网发展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9][10][11]但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并没有在学术界形成主流，在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中，对网络趣缘群体的研究主要基于三条路径：一是从宏观的理论视角（如建构主义理论、亚文化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功能主义理论）来探析网络趣缘群体的形成过程及其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12][13][14][15]有学者基于霍曼斯的群体四要素说，在此基础上总结了青年网络趣缘群体的五大构成要素，[16]依据不同的“核心”把网络趣缘群体分为不同的类型，并指出网络趣缘群体兴起的微观个体因素及宏观社会结构因素。[17]二是基于消费理论，把趣缘群体视作超常消费者，分析其独特的消费行为、心理特征，[18][19]甚至有学者还关注互联网时代的粉丝经济。[20][21]三是网络趣缘文化的传播，这一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网络趣缘文化的传播机制，[22]二是网络趣缘群体中传播效果的价值转向。[23]

在今天的社会中，网络趣缘群体作为传统社群在互联网平台的延伸，其数量和规模远远超过了其他要素所构成的网络社群，以身份与兴趣为基础而形成的网络社群应受同样的重视，“兴趣”应被视为“身份”（或地位）以外的另一个网络社会构成要素的概念。[24]综上所述，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对网络趣缘群体的形成原因、构成要素、社会功能、传播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既有理论视角的支撑，也有实证资料的收集，但关于这一群体内部是如何运作的，尤其是微观层次的个体互动等在上述研究中并未体现；从资料收集的方法来讲，多数学者的资料来源于相关趣缘群体的文本资料（如各贴吧的数据统计），从而忽视了网络趣缘群体中真实存在的主体——群体中的个人。要想正确认识网络趣缘群体，除了文本资料的收集，对这些在网络趣缘群体中互动的个体也必须给予关注，即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提到的“是谁在说话？话语形成的主体是谁？”[25]这些主体是如何理解自己的话语，这些对于理解网络趣缘群体是非常关键的。最后，在研究视角上，权力作为研究组织形态的重要视角，从韦伯对科层制的探讨到米尔斯对中产阶级的研究再到福柯对现代规训社会的揭示，我们都无法忽视权力在其中的宏大效用，更是直接感受权力控制的无孔不入。因此，沿着卡特思对“网络社会中的权力在哪里”的发问，本研究试图回应网络趣缘群体中的权力问题。

构建现代企业物流采购管理平台对企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缩减成本成为企业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以往企业物流采购因缺乏控制和管理，成本消耗比较高，不利于市场竞争，因此，构建现代企业物流采购管理平台，对提高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建立有效的现代企业物流采购管理平台，可以强化对企业供应商以及供货产品的控制，有效提升产品原料的质量，实现企业管理的综合性，满足企业的现代化发展需要。

二、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属于质性研究，收集资料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参与观察，笔者作为G省张国荣协会的一员，从2014年开始入群，多次参与协会组织的大型线下活动及聚会活动；二是网络民族志，通过线上的参与观察，收集这群“荣迷”在QQ群中与本研究相关的聊天文本资料；三是深度访谈，此次研究得到“2017年度中国田野调查基金腾讯互联网人类学科研支持计划”的资助，于2017年7—9月在G省多地采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访谈了20位协会成员，访谈对象分为管理层和普通群成员。通过这三种方式，笔者获取了大量的田野资料。

三、结果与分析

（一）网络趣缘群体中的微观实践

1.兴趣组织化与拟亲属化的关系建构

网络趣缘群体的产生得益于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把不同地域的人们联结起来，从而实现远距离的近接触。这样一种群体的产生是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的产物，它所映射的是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迈进新阶梯的社会环境下青年群体亚文化的发展。趣缘群体始于“趣缘”，G省张国荣协会的成立主要是源于这一群成员基于对张国荣先生及其所附带的一系列“符号”（主要指其在电影、歌曲创作中所形塑的形象及获得的荣誉）的挚爱而聚集在一起。该协会于2014年在与G省其他相似的协会博弈中而产生，现已由成立之际的100人左右急速扩展到1200人（截至2017年10月）的大规模网络趣缘群体。但基于这样的兴趣还不足以使得网民可以随意加入这个群体，当申请入群要求被通过后，群管理员会在群里发出入群三问题（喜欢“哥哥”多久了？为什么喜欢“哥哥”？如果“哥哥”还在，你想对他说什么？），在申请人回答这三个问题后，群管理员才赋予他正式的群成员身份。由此可看出，忠诚是趣缘群体最为核心的构成要素，它是进行属性检测的必要环节。

表3为模糊断点回归(Fuzzy RDD)的估计结果。其中，第(1)～(3)列是对城镇居民的回归结果，第(4)～(6)列是对农村居民的回归结果。 模型一为对数收入简化式方程，表示高校扩招政策对劳动者收入影响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高校扩招政策对城乡劳动者个体收入的影响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加入驱动变量及平方项和控制变量后，高校扩招政策对城镇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系数为0.092，对农村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系数为0.075；也就是说，扩招政策对城镇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程度大于农村。

1.从层级分化到虚幻权力

在艺术史上黑色始终是更让人沉迷的主题，17世纪格列柯（El Greco）在他的《奥尔加伯爵的葬礼》画作中描绘了极具表现力的“黑色”，西班牙式的“黑色”在他手中大放异彩，成为后世画家竞相效仿的典范。19世纪初，戈雅（Francisco Goya）“黑色绘画”壁画以其阴郁的主题和黑色的大量运用，展现了对疯癫的恐惧与人性阴暗面的一角。19世纪的马奈在色彩的使用上与其他印象派成员排斥黑色不同，他十分善于使用黑色，黑色使得马奈画面的色彩响亮醒目而又各得其所。

当然，协会不仅仅局限于线上的交流，他们还有丰富的线下实践活动，每年至少有两次大型的线下活动，分别是每年的4月1日（张国荣的忌日）与9月12日（张国荣的生日），这两场大型的聚会活动是一年中协会成员参与人数最多的活动，也是群成员凝聚力最强的时候，尽管有些“荣亲”不能赶到现场参与活动，但他们仍然会尽自己的努力为协会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尽可能地参与到协会中来。此外，协会还有每年的跨年活动以及不定期的线下小聚活动。这种线下的活动把群成员之间的联系从虚拟社区转向现实生活，进一步维系和增强了群体的凝聚力，也加深了彼此的认识，能让他们感觉到“荣亲”的群体认同感并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真实存在的，从而肯定了他们作为一位“荣迷”而存在的主体价值，促使他们更加坚定对协会的认同，对身份的认同。通过这样的线下活动，他们也能感受到群管理层为协会所付出的心血与努力，也向外界宣布“我”存在的意义，实现区隔“他者”的目的。

2.日常管理策略中的显形管理与隐形管理

交通通达性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以南充市各国家级旅游景点为研究对象，根据景区交通可达性模型，分别计算期间通达性系数，如表1所示。该系数反映了是各旅游景点交通通达性水平的演化趋势。

与狂热的粉丝社群相比，这群“荣迷”较为理性，如百度沸点活动，群管理层有明确规定，打榜加油必须以业余时间为主，不希望因为打榜影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他们也不是过度的消费者，他们积极去探索有关偶像的文化符号，去推广符合偶像特质的价值理念，去践行偶像精神。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及：“今天的世界，政治、宗教、教育、体育、商业和任何其他公共领域的内容，都日渐地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而人类无声无息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39]但人类这个物种真的会被“娱乐致死”吗？在以G省张国荣协会为代表的网络趣缘群体中，以“真善美”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在这里得到了回归，在无情、冷漠的现代都市社会，他们借由互联网和娱乐建构起一个可以彼此分享、共同交流、相互支持的空间，他们不是被动的“消费之境”，也不是“白痴型受众”，而是部分都市民众在当下特殊的历史时刻寻求认同、权力、社群和团结的一种社会构型。[40]

群规制造与再造的显形管理。群规是G省张国荣协会群主及管理员日常管理协会的根据，目前，群内使用的这套群规已是第七次修订版，群规共有14条，主要从群成员的“马甲”、线上聊天的话题范围、言语的表达及成员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来规定作为G省张国荣协会的一员所应遵守的规范，背离了这些规则，管理层会按照违规的程度，有权对群成员加以警告并进行责罚。管理层把这一套管理体系视作“三步走战略”——“提醒、警告、禁言”。看似在虚拟社区中形成的趣缘组织，里面却穿插着一套严厉的惩罚体系，这套体系虽是由“协会精英”牵头定制，实为群成员一致协商的结果，一经形成，便具有一种公认的社会力量，并不断内化为群体成员的心理尺度，既对协会成员的行为产生约束力，又成为协会成员之间判断各种言行的尺度，大家都认可自己作为一个被规训的主体而服从于这套规范，群规促使这群“荣迷”反思“我在群里是一种什么身份”“我可以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传统社区中的以“人情”“尊老”等为核心的这一套价值体系在虚拟社区的趣缘群体中的效用在慢慢丧失或是未起作用，入群久并不意味着违背群规会被宽限，“我”和“你”关系好也并不暗示你乱聊我不禁你言。所有的群成员在以群规为主导的这套惩罚体系面前都是一个个平等的个体，受制于同样的规训。

流动的管理员角色扮演的隐形管理。群规是作为一种显形的管理技术存在于网络趣缘群体中，但面对1200人这样异质性比较强的群体，尤其是当群成员与管理层的冲突持续升温最后爆发时，作为一种富有效力平复“火山口”的隐形管理技术——“黑白脸互换”出现了。为了防止事件的发生和特定时刻的尴尬，对于互动中的所有参与者（尤其是管理层）而言都要具备某些特质，扮演相应的角色，并将这些特质表现在为保证表演而运用的措施中。[27]管理层把他们在协会内部的角色扮演划分为三种：黑脸、红脸和半黑半红脸。三种“脸谱”表征着不同的形象特质，其中，黑脸是指一种在群管理中较为凶煞的角色，其在协会中是“沉默寡言的、一旦群成员触犯群规，则对群成员极为严厉”的一种形象；红脸代表着一种较为善解人意的角色，在群成员里是一种“多言、好说话、易给人舒服”的形象；而半黑半红脸则是一种中间角色，处于流动状态。在三种角色的互换过程中，有一套印象管理的技术穿插其中，即表演的忠诚、表演的纪律与表演的谨慎，[27]也就是说，在管理层三种角色扮演的过程中，他们决不能泄露相互之间角色协调的秘密，必须装作一副其理智和情感都卷入了他所从事的活动的样子，但又要避免自己被所扮演的角色迷醉，以免破坏了适当的卷入，妨碍他成功完成表演任务。而且，如果这种角色的扮演不是小心谨慎的，就有可能发生崩溃。

3.作为一种集体实践的形象建构与再构

从爱“国荣”到“爱国”荣的形象建构。“国荣”作为一种符号，嵌入了“荣迷”的爱国想象中，每年的国庆节，多数的“荣迷”会在微博、QQ空间或朋友圈等社交平台发出一组张国荣先生于2000年在北京故宫拍摄的一组写真集《庆》。“荣迷”这样的行动旨在向他者抑或是群外人标榜自己的偶像作为一名香港人的政治正确，同时也在展演“我”和偶像的爱国身份，践行从爱“国荣”到“爱国”荣。在十九大召开之际，群主在群里发布通知，并上传《十九大报告全文》至群文件，号召大家观看十九大：“@全体成员，今天是‘十九大’召开的日子，建议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无论年龄几何，从事什么行业，抑或身处何地，作为荣迷，首先我们都是一个中国人，应当去了解一些国家正在发生的正能量大事，同时‘哥哥’是非常爱国的。热爱祖国，也是‘继续张国荣’这件事的其中之一。发奋图强，强我中华！”；群成员也在呼应“喜迎十九大，让我们以张扬爱国主义为荣，继续爱 ‘国荣’，‘爱国’荣。”

首先，在编写校本教材之前应在学生中进行调研，将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与课标要求结合来确定要讲授的话题。根据问卷结果，学生对日常生活贴近的话题接受度更高。

从“张国荣”到“真善美”的形象再构。“继续张国荣，追求真善美”作为G省张国荣协会的宗旨，这是每位协会成员都在践行的准则。自2017年以来，协会除了是一个缅怀明星的平台外，还新增了一项集体实践，将“张国荣精神”践行到日常生活中，如2017年“荣倾黔城·共度61世”的庆生活动中，G省张国荣协会经过近一个月的募捐与筹备，将募集到的来自G荣亲5000余元的善款组织了一场帮扶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公益活动。从一个名字到一种文化符号再到一种“真善美”人文精神的信仰，协会不断地在调整自身的策略，再构自身的形象，以期建构出一种最符合张国荣先生生前作为的形象。这是他们对偶像爱意最富有实效的表达，希望将“张国荣精神”一直继续下去，所以“继续张国荣，继续真善美”。访谈对象XB认为：“我们不再是爱一个人，而是让这种爱传递下去，爱‘哥哥’，也是为了‘哥哥’，为了这个社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二）网络趣缘群体中的虚幻权力与自我培力

在QQ群中的线上聊天，是维系整个协会成员的重要感情基础，除了日常的聊天外，他们还会收集有关于张国荣先生的网络文本资料及亲自制作照片和剪辑视频相互分享，聊天互动、分享鼓励在这里成为一种团体性生活的基本模式，并成为一种日常的需要，尽管彼此之间并非真实而是虚拟的在场。[26]曾经相互分离的个体在这里重新虚拟地在一起，通过线上对有关“哥哥”的集体叙事回忆及相似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建构起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相互分享自己的知识、经验与认同（“荣迷之路”）。通过这样的集体叙事，他们得以建构起一个表达认同的场域，这个场域在他们看来，具有拟亲属化的性质，所以大家把协会称之为“大家庭”抑或是“一家人”。这种拟亲属化的关系建构，并未仅仅是一种形式，群成员会将它付诸于实践，并在现实生活中互帮互助。这些看似毫无血缘关系的独立个体，却共享一张相互支持的关系网，在这张关系网中，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有的群成员甚是把这种虚拟社交实践为现实生活的兄妹之情，这种亲密关系的变革，说明了在互联网时代中，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已开始受到趣缘群体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试图创造出一种具有拟亲属化性质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中存在着相互支持的关系网络，他们会彼此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生命叙事，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避开同学、朋友、家人等传统的询问对象，转向共同体中的个体，向他们寻求帮助。

G省张国荣协会并非是理想型的“乌托邦”，而是一个存在分层的趣缘群体，分层的标准是每位群成员在群里的活跃程度，不同的活跃程度被授予不同的群头衔。群头衔有六个等级，分别为想你、被爱、爱慕、浓情、最爱、做伴，这六个头衔分别是张国荣先生的六首经典曲目，也具有两层所指意义，由想你—做伴，一是代表了协会成员对张国荣先生不同的爱慕程度，二是代表了群成员在群里的活跃程度。因此，1200人的大群体又可分为不同的子群体，这样一种分层标签与话语权紧密相关，不同层级的群体其话语权是不一样的，在群里较为活跃的“荣迷”，更容易受到群成员的关注和回应，其话题也更容易得到他们的回应，这样就会造成新人“说话”无人理的困境。所以，尽管是“一家人”，却是一个有层的“家”。此外，处于不同层级的“荣迷”，其会服款式及颜色都有所不同，会服仿佛是一条分界线，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区分开来，普通成员的会服是一件白色的T恤，前面印有张国荣先生的经典头像，背面印有协会的名称——“G省张国荣协会”；而管理层的会服则是黑色的，前面印有“MISS YOU MUCH,LESLIE。”

卡斯特在《网络社会》一书中发问，网络社会中的权力在哪里？[28]在田野过程中，笔者也在思考网络趣缘群体中存在权力吗？访谈对象MM在聊天中突然亢奋说起的一句话：“他们（指管理层）让我感觉到了权力的味道！”在虚拟社区中，权力运作的关键策略不是赋予身份和安排固定的位置，[29]而主要呈现为这三种面貌，从制度化形式来看，权力在趣缘群体中表现为规则的制造与再造，这在“显形管理”中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从实践方式来看，它表现为群管理层的权限设置，其中最为明显的即为“禁言”的操控。福柯将系谱学和知识考古学两种方法论联系起来，通过对“沉默的历史”及“被忽视的历史”的挖掘，揭示了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由权力关系构成的“规训社会”，身体、知识（话语）成为了被规训的对象，[30]与此相类似，“禁言”（对话语的规训）作为网络趣缘群体中的一种操控技术，在被管理层看来，这是管理层在运作权力，尽管身体不在场，但各类话语、线上行为仍是被规训的对象，而且这种对话语的规训也是引起群成员与群成员之间、群成员与群管理层之间矛盾激增的主要因素。三是群管理层在制定决策和安排活动中的信服力。这种信服力类似于韦伯所说的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它更多的体现在线下的实践活动中，每组织一场活动，群主要给管理员分工，同样管理员又要给普通成员分工，这种分工是支配力在起作用，由此可产生精神上的愉悦和有关自我的想象。

需指出的是，网络趣缘群体中的权力实则为一种虚幻权力，有其特定的权力场域，处于流动的状态。尽管在兴趣组织化的趣缘群体中，管理层可依据协会分工享有特定的权力，当在线的互动转移到线下的实践时，它也跟随流动变为一种现实支配力并发挥一定的效用，一旦切换到另一种生活空间，这些原本组织化的个体则变为相互独立的个体，权力也就脱离了趣缘场域，变得飘忽不定，甚至消失。

情况 2 设d(v)=4,则f3(v)≤⎣」=2,且ch(v)=4-4=0。 由权转移规则知4-点只转给3-面的权值。

[3]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4.

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政教育必须进行改革，以往那种忽视学生能动性的灌输式教育方式已经不再适合当前的社会环境，学生不再迷信老师的权威，学生更需要的是平等的对待，希望从老师能够以平等的视角来看自己。因此，在改革中，思政教育要注意改变教育观念，变服从为接受，变被动为主动；还要注意转变主体地位，主客体的模式应该被双主体模式取代。只有这样才能拉近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距离，帮助学生培养自我存在感。在教育中，要根据各个学生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尊重学生的特性引导学生，同时又不能抹杀学生的主动性，充分发挥学生的特长，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改变教育的被动性，使学生从知识的接收者变为知识的接受者。

国内外多数的研究已表明互联网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可帮助草根民众，底层群体改变其社会体验，赋予他们权益表达和利益诉求的机会。[31][32][33][34][35] 同时，网络作为一种有利的技术，它可在个人、人际关系、社群以及公民身份（尤其是政治参与）四个方面实现赋权的目的。[36]趣缘群体也一样，他们借助网络场域，组织成一个兴趣共同体，从最初的形成，管理到运行，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自我培力的过程，在这个共同体中，首先是身份得到了重塑，对于管理层而言，从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他者转变为一个群体内的管理精英，这是实现了身份的向上流动；对于其他成员而言，“荣迷”的身份在这里得到了集体力量的形塑，这种身份有了集聚的力量，从“我”转变为“我们”，从个体转变为群体。其次是角色的转变，学生、老师、普通职员、企业主管等等群体之外的身份地位在这里统一都在扮演粉丝的角色，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不再是话语的决定力量，反倒是对“荣史”信息（尤其是珍贵资料）的占有者会成为魅力型的领袖，每个个体都有可能成为被培力的对象。再次是一系列的实践，从协会的管理到协会形象的建构与再构，从微观实践再到集体实践，他们通过不同的策略吸纳新的成员，壮大集体的力量，扩展协会的影响力。在特殊的时刻，这种集体的力量会跨越地域，与各方力量相汇合，迸发出新的活力。身份的重塑，角色的转变，集体的认同及力量的壮大都在改变这些个体的主体性，一股社会性的积聚力量逐渐地酝酿形成，使他们在趣缘的场域中成为一个个充满意义的个体。

四、结语

[17]罗自文.青年网络趣缘群体的类型和成因分析——以6个典型青年网络趣缘群体访谈为例[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05):132-136.

对于G省张国荣协会而言，这群“荣迷”不再停留在对一个人的崇拜，而是转移到对一种“真善美”人文精神的信仰，他们的文化实践开拓出了一个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文化空间，在这个文化空间中，他们以集体实践的方式不断地建构区别“他群”的协会形象。这一系列的微观实践，包括线上的情感分享、线下的聚会活动、拟亲属化关系网的构建及管理层不同的角色分工，等等，互联网在其中发挥了培力的效用，帮助这些“荣迷”个体重塑身份、形塑认同、壮大力量及制造意义，改变他们对日常生活的阐释与理解，从而改变了其主体性。尽管这种改变只是微观的而非宏观政治层面的，是个体的而非社会性的，它甚至是碎片式的、暂时性的，[38]但对于这些“荣迷”而言，他们得以实现身份、权力的转换，实现地位的上升。

(2)花岗闪长岩铜矿石(图2)。矿石成分中矿石矿物为黄铁矿、褐铁矿、黄铜矿等，脉石矿物为方解石、斜长石、绿泥石、绿帘石、石英等，矿石结构主要为粒状结构，矿石构造为星点状构造、浸染状构造、团块状构造。其光片镜下黄铜矿(Ccp)呈铜黄色(图3)，较高反射率，中—低硬度，易磨光，小刀易刻动，可见擦痕，弱非均质性，呈他形粒状集合体。铜蓝及透明矿物沿黄铜矿的网状裂隙充填交代，呈网状结构，粒径较大，在几十到几百微米之间，含量3%左右。

截至2017年10月，该群有1个群主，6个管理员。整个协会的管理由群主带头，6个群管理员分块管理。但这种分工并不是固定的，可以临时调换，尤其是每次筹办活动时，群主会召集其他管理员召开小组讨论会，临时根据活动的需要再次安排分工。协会通常在每次大型活动之前都会选拔出1—2位新的管理员。群主提到，管理员的选拔不看年龄，而是依做事能力，看重激情和责任心。群管理员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想从群成员晋升到群管理员，首先该成员至少要参加一次大型的线下活动承担工作人员，群主、群管理员会根据在活动中的表现与想晋升的群成员进行双方面谈；面谈后，该成员需在协会实习1到2个月；实习期满后，群主会下发一份申请表，表内包括了一些个人的基本信息和开放式的问题，申请人交上“答卷”后，群主会召集群管理员召开小组讨论会对申请人的这份答卷进行细致的审核，然后再以投票的方式作出表态，票数没有超过2/3的，算是被淘汰了。投票结束并不代表群成员就可以晋升为群管理员，投票的结果只是宣示“准群管理员”的产生，此时的“准管理员”拥有和群管理员相同的权力，群主及其他管理员会在群里默默考察“准管理员”的工作表现，细致考察他们在群里面的活跃程度以及能力，直到群主及管理员考察合格后，他们会给成功晋升为管理员的成员颁发聘书，聘书才是预示着一名正式的群管理员的出现。

参考文献：

[1]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89-93．

[2]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8、95.

2.从网络赋权到自我培力

[10] Khan M S, Wahab A W A, Herawan T, et al. Virtual Community Detection Through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rime Nodes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Ranking Algorithms[J]. IEEE Access, 2017(04):9614-9624.

现在，各级各类的班主任工作室建设得红红火火，在选择工作室平台时，要多方考察，基于自我的需求，选择一个工作室并长期坚守。参与工作室研修，以深度卷入的姿态全力以赴，研修不掉队，读书写作不缺席，主动承担项目，主动申请任务。如是，团队研修会为你插上飞翔的翅膀。

[5]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谷蕾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1.

[6][28]卡斯特.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M].周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5、34.

[7] Oldenburg R. The great good place : cafés, coffee shops, bookstores, bars, hair salons, and other hangouts at[M]. Da Capo, 1999：126.

[8] Ellison N B, Steinfield C, Lampe C. Connection strategies: Social capital implications of Facebook-enabled communication practices[J]. New Media & Society, 2011(06):873-892.

[9] Yates B L. It's Social, Not Parasocial: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Building Community Among Bruce Springsteen Fans[J]. Atlant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5(05):254-268.

[4]Fischer C S. Toward a Subcultural Theory of Urbanism[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5(06):1319-1341.

[11] Chih W H, Hsu L C, Liou D K. Understanding virtual community members’ relationships from individual, group, and social influence perspectives[J]. 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 Systems, 2017(06)：990-1009.

[12]王国华等.网络趣缘群体虚拟互动的关系逻辑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J].情报杂志，2015(10):106-111.

[13]谢玉进.网络趣缘群体与青少年发展[J].中国青年研究，2006(07):60-63.

[14] Han J S, Kim C K, Mi Y K, et al. Dark Sides of Engaging in Fan Community of Human Brand[J]. Asia Marketing Journal,2014(01):133-148.

[15] Marwick A, Boyd D. To See and Be Seen: Celebrity Practice on Twitter[J]. Convergence, 2014(02):139-158.

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始终保持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是我们党能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克服各种困难与挑战的根本原因。因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先锋队，我们党必须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推行党务公开，使人民群众了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倾听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对改善党的领导，密切党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的作用。党务公开可以说是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互通有无的桥梁，是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我们党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16]罗自文.青年网络趣缘群体的构成要素及其引导策略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4(08):64-67.

网络虚拟社区中的趣缘群体作为传统社区在互联网场域中的延伸，在某种程度上，其结构类似于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即系统内部自组织产生的秩序，是人的行为的产物，而不是人为(有意识)设计的产物。[37]这并非是一群乌合之众，趣缘群体在接纳新成员时要进行严格的属性检测，线上交流的过程中要受制于群规的规训，同时显形的管理与隐形的管理穿插其中；这也并非是一个理想型的乌托邦，社会层级依然存在，决定群体内层级分化的不仅是群头衔的标签，还有管理层权力的运作。此外，线上交流和线下实践共同构成了网络趣缘群体的运作，使社群交往的模式发生了转变，传统时代的社群交往是面对面的、身体在场的，而互联网时代的青年群体交往则是身体缺场的、是靠共同的符号信息来交流。这种交流彻底冲破了传统的血缘、地缘、业缘空间，不同职业、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基于共同的身份认同建构出一个拟亲属化的关系网络，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寻求支持。

[18]申凡、钟云.网络粉丝群体心理研究[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4):27-31.

[19]刘伟、王新新.粉丝作为超常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社群文化与心理特征研究前沿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1(07):41-48.

[20]蔡骐.社会化网络时代的粉丝经济模式[J].中国青年研究，2015(11):5-11.

[21]邓惟佳.跨媒体“粉丝经济”及其形成机制研究——以现象级《何以笙箫默》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15(11):17-23.[22]蔡骐.网络虚拟社区中的趣缘文化传播[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09):5-23.

[23]罗自文.网络趣缘群体中传播效果的价值转向:传播过程刍论[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08):116-119.

[24]郭玉锦、王欢.网络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06.

“米多，如果你爸妈看见你这么能干，一定会很自豪。”颜姨上前拥抱了一下米多，“之前你说去见一个异想天开的读者，见到了吗？”

农夫山泉有点甜——论韩少功《山南水北》中的乡土书写 …………………………………………………………… 甘林全（4/70）

[25]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54．

[26]赵旭东.微信民族志时代即将来临——人类学家对于文化转型的觉悟[J].探索与争鸣，2017(05):4-14.

[27]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82-187．

[29]黄少华、沈洪成.虚拟社区中的权力关系——以“中穆社区”为例[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0(05):73-78.

[30]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等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53．

[31] Gray J E, Safran C, Davis R B, et al. Baby CareLink: using the internet and telemedicine to improve care for high-risk infants[J].Pediatrics,2000(06):1318.

[32] Karine Barzilai-Nahon. Gaps and Bits: Conceptualizing Measurements for Digital Divide’s[J]. Information Society,2006(05):269-278.

[33] Amichai-Hamburger Y. Internet empowerment[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08(05):1773-1775.

我国历来十分重视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在“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化学、生物、辐射、环保、特种设备、职业健康方面涉及实验室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5-8]，本文对这些实验室安全的法律法规进行了汇总。

[34]王全权、陈相雨.网络赋权与环境抗争[J].江海学刊，2013(04):101-107.

[35]朱逸等.网络赋权的双重性:形式化增能与实质性缺失[J].天府新论,2015(05):34-40.

[36] Amichai-Hamburger Y, Mckenna K Y A, Tal S A. E-empowerment: Empowerment by the Internet[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08(05):1776-1789.

[37]张文宏.网络社群的组织特征及其社会影响[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04):68-73.

[38]黄淑贞. 成年女性粉丝中的性别政治[D].南京大学，2011:44.

[39]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4.

[40]杨玲.西方消费理论视野中的粉丝文化研究[J].长江学术，2011(01):2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