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经验与启示

学校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校园中蓬勃兴起的学生社团则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培育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平台。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家、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学生社团活动在其革命生涯中贯穿始终。在不同时期，李大钊在学生社团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在思想上，李大钊经历了什么转变？在行动上，李大钊如何培育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以往的研究侧重分析李大钊参与学生社团的活动内容、类型和特点，着力于捕捉李大钊与各类学生社团互动的线索，较少关注李大钊如何培育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这不利于总结汲取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培育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经验。因此，本文试对李大钊参与学生社团、培育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轨迹加以考察，以求更形象地反映李大钊作为革命先驱者的精神面貌与生存状态，为新时代的高校结合实际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总结好经验、提供新思路。

一、李大钊参与学生社团的活动轨迹

20世纪前后，我国涌现许多不同类型、不同主旨的社团组织，这些社团组织有别于政党，大致分为四类：“一种是以清末士人为主的以宣扬孔教为主的孔教会、道德会之类团体”，“一种是以辛亥时代知识分子为主包括原国民党人、进步党人、国会议员等”组织的政治团体，“一种是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自己的经济组织，由封建性的行会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行业公会”，“一种是以学生为主体的以学校为依托进行的知识分子的社团”。[1]这种以知识分子、学生为主体，主要分布于大中学校的学生社团，正是李大钊参与的社团组织的主要类型。这类社团有的称为“社”，有的称为“学会”，有的称为“团”，多以研究某一主义思想、探讨某一问题为目的，但实际上多是取社会民生问题、社会现实热点为研究重点或探讨方向，所开展的社团活动大多体现出爱国主义取向。处于这一社会团体蓬勃发展时期的李大钊，长期学习、生活、工作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不同地区的学校中，其主要社会身份在学生与教师之间转换，以不同的角色在不同时期活跃在学生社团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催生着不同的变化。

（一）求学时期

求学时的李大钊与同时代的学生相同，既接受过传统教育，又在新式学堂中学习。此时的李大钊在学生社团中的角色，以学习者、执行者为主，学生社团是李大钊接触、研究、交流、分享新思想、新观点的平台。按照国内、国外划分时间阶段，李大钊的早期求学生涯可分为北洋法政学堂求学时期和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时期。按目前所知材料来看，李大钊在1909年10月中旬参加法勤、孙洪伊、张铭勋等发起成立的直隶实业研究会，被任命为书记员，此为目前所知李大钊参加社团活动之始。[2]鉴于没有充足的资料显示李大钊参与该社团的具体活动情况，故本文不作探讨，而是以北洋法政学堂、北洋法政学会为起点，作为李大钊参与学生社团的开始。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堂求学期间，曾参与筹建北洋法政学会及会刊《言治》杂志，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部长。《言治》是李大钊早期发表论文、写作的园地，他在这一社团刊物上发表了《大哀篇》《筑声剑影楼纪丛——朱舜水之海天鸿爪》等数十篇杂文、诗歌。

徐浡君后期风景油画的代表作包括2014年1月的《K.S.T.唯博邑No.5》、2014年《K.S.T 唯博邑NO.15》、2014年4月《K.S.T.唯博邑No.18》、2014年4月《K.S.T.唯博邑No.19》、2014年9月《K.S.T.No36旧城》、2014年10月《K.S.T.No.33小红地》、2014年11月《K.S.T.No.27城子村》、2014年11月《K.S.T. No.29 大糯黑》、2014年11月《K.S.T.No.32 大糯黑》等系列作品。

李大钊自北洋法政学堂毕业后，在政客汤化龙等人的资助下去日本留学。[3]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是李大钊求学生涯的另一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李大钊的学生社团活动有了新的变化，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李大钊持续关注其在国内曾参与的学生社团的发展状况。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刻苦学习，不仅熟练地掌握日语和英语，广泛阅读社会科学书籍，而且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他继续关心北洋法政学会会刊《言治》的编辑出版工作，比如为一同在日本留学的同学夏竞民的译文《自然率与横平率》撰写跋文等。李大钊也在《甲寅》《中华》等刊物发表文章，介绍自己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分享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体会，如《风俗》《物价与货币购买力》《政治对抗力之养成》和《国情》等文。[4]另一方面是李大钊在学习之余，还参加发起组织中国经济财政学会、神州学会等多个留学生社团，承担一定的重要工作，积极发挥骨干作用。[5][6]这些社团活动是当时作为留日学生的李大钊介入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为李大钊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积累经验、积蓄力量。

1916年5月中旬，李大钊为推动反袁世凯事宜，毅然弃学返回国内。自此时直至1918年李大钊经章士钊推荐进入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这段时间是李大钊从事社团活动的一个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中，李大钊的社团活动一直未曾中断，但处于较以往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具体活动较以往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频率较其他时期有所下降。一是恢复参加北洋法政学会的日常活动，参与决定出版《言治》季刊等事宜，为《言治》撰写文章等；二是参与组建神州学会北京支部，举办演讲会等活动；三是为北洋法政学会主办的《宪法公言》从事编辑工作。[7]

（二）教学时期

北京大学时期是李大钊的社团活动最为重要的阶段，同时也是李大钊参与学生社团活动最多、参与最频繁、影响最深远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李大钊已不仅是一名单纯为寻找济世经邦的办法而向书山迈进的读书人，还是一名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更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热情的传播者和忠诚的实践者；这一时期的李大钊已不仅单纯地为某一社团工作、领导某一社团或负责某一社团的部分工作，他还是奉不同宗旨目标的学生社团的指导教师，他以大学校园为阵地，向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向学生社团植入革命精神。

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篡夺了胜利的果实。李大钊满怀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希望国家早日安定下来，因此对革命派颇多批评。这一时期的李大钊仍只是一名学生，即便被誉为“北洋三杰”之一，参与筹建北洋法政学会、担任编辑部长，并参与了一定的实践，但思想认识各方面受限于所学所见，未能准确地认识时局时势，这一局限充分体现在辛亥革命后李大钊参与的北洋法政学会的日常活动中，他撰写的《论民权之旁落》等文章（发表在北洋法政学会刊物《言治》月刊）对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非常赞同，但对所谓的“暴党”即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尤为反感。此时的李大钊认为，从前真正赤诚救国的同盟会的仁人志士，要么牺牲了，要么隐退了，现在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不为武断蛮野之军人，则为豪横骄喧之暴党”。[24]他们“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下”，声称“吾固为尔民造共和幸福”。[25]但如果让他们得势，“政权不入于军人，则入于暴党，其为少数柄政、暴民专制一也”。[26]基于对孙中山等国民党人这种不好的看法，李大钊在二次革命爆发后首先责怪“皖赣湘粤，岸傲自雄，不待宋案发生，借款事起，始有离异之迹”。[27]以上内容表明，李大钊早期思想认识的局限脱离不了学生社团的影响，这一局限直至李大钊赴日留学、接触马克思主义后才得以摆脱，而这一过程可视为李大钊在学生社团中的“受教育”过程。这既是李大钊学生时期作为学生社团成员个体进行选择的结果，“一个人的存在从来不是完成了的，不是最后的，人的状态是初生状态，每时每刻都在做出选择，永远不会停滞”[28]，这一影响也是学生社团作用于社团个体成员的结果，因为学生社团作为一种以研究某一问题、某一主义思想为目的的组织（即便往往带有政治色彩），其运行过程的实质仍是“通过向其成员提供决定前提来影响成员的决策，使成员都把实现组织目标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29]

在指导学生社团方面，李大钊应国民杂志社邀请，担任该社指导并经常为该社刊物《国民杂志》撰写文章。[11]他还被新潮社等社团邀请为顾问，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指导。他不仅为新潮社提供图书馆的一处房子作为活动场所，还引导新潮社成员关注世界局势变迁，特别是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历史潮流。1919年2月，李大钊在《新潮》（新潮社会刊）第一卷第2号上发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他在此文中指出：有了联治的组织，那时行民主政治，就像有了导师一般。[12]在《新潮》第二卷第2号上，李大钊发表了主要运用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基础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此文进一步指导《新潮》杂志社成员正确认识伦理问题。[13]李大钊这种著文立说的活动方式，是一种贴近、符合以新潮社成员为代表的知识青年接触新思想、新观点需求的方式。因为新潮社等社团的学生与李大钊有着类似的特征，既曾接受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教育，又身处动荡不安的大变革时期，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仍具有较大可塑性，他们较容易甚至是渴望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相比较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李大钊推动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更进一步扩大其联系和帮助的知识青年的范围和来源，成为其引导青年、革命实践的重要载体，加快培植出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其二，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相结合的模式，使其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间产生邻里效应。政府应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模式的扶持力度,推动合作社农业保险和龙头企业农业保险的大力发展。一方面，应增强对农户的认知培训，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的有效对接；另一方面，应提供良好的对接环境，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农户在对接过程中能享有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平等的地位，从而提高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使农户与合作社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扩大合作社规模，形成合作联社，发挥农户之间的联动效应。

1918年6月30日，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临时编辑部，推举李大钊为会刊的编辑主任。对于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主要从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两方面来进行指导。在组织结构方面，李大钊主要担任编辑部主任和评议部评议员，但从来没有担任过少年中国学会的评议部主任、执行部主任等最高领导职务。所以李大钊对少年中国学会的影响与作用更侧重于组织文化、思想宗旨等方面的指导。在少年中国学会筹备时期，李大钊便对少年中国学会成员提出的具有浓厚改良主义色彩的学会宗旨很不满意。在他的建议下，成立后的学会宗旨修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14]这个宗旨虽然也还比较笼统，但“创造少年中国”这样一个目标却明确地提出来了，使学会具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学会的活动与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李大钊又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学会的指导思想，希望把学会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920年8月16日和19日，在少年中国学会等五团体的茶话会上，李大钊提出，“本会同人已经两载之切实研究，对内对外似均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15]根据李大钊当时的思想信仰，他所要求标明的主义自然是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虽然多次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学会指导思想，都因为学会内部思想庞杂，没有获得一致意见而以失败告终。虽然少年中国学会没能进一步蜕变为具备共产主义理想的青年组织，也没能与其他进步团体实现联合，但在李大钊的宣传和影响下，少年中国学会成员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黄日葵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迅速成长起来，他们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革命活动家。如少年中国学会成员邓中夏等便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发起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16]该会旨在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用互助的办法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其方法是利用文字宣传和口头演讲。此时的李大钊已引导知识青年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组织，更有针对性地缩小范围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对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产生更深程度、更多维度的影响。

除上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和社会主义研究会外，李大钊还曾参加北京大学经济学会、北京大学政治学会、学生读书会等学生社团的活动。在这些学生社团的活动中，李大钊或作为师长发表演讲，或为这些社团的刊物撰写文章，如为北京大学政治学会作以“人种问题”为核心的演讲并发表在《新民国》杂志第一卷第6期[17]，为《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撰写《这一周》等[18]。此外，李大钊还曾指导其他地区、其他学校的学生社团，天津觉悟社便是受李大钊指导和影响的进步社团。1919年9月21日，李大钊曾到天津对该组织成员发表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李大钊还曾推动觉悟社与少年中国学会等联合起来，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该组织中的一些成员都逐渐成长为革命骨干，如周恩来、郭隆真等便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二、李大钊参与学生社团活动的经验启示

阿吉里斯认为，基于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一个人的个性发展总有其轨迹，这一轨迹就是“不成熟—成熟”。[19]晚清民初的李大钊，既是深受传统私塾教育影响的读书人，又是接受新式教育、具有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既是接受与学习共产主义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又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20]李大钊参与的学生社团活动，涵盖学生、教师两大阶段，作为其个性发展轨迹的内容之一，自然也存在“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转变。李大钊参与的学生社团活动，既是他个人包括世界观、价值观等在内的思想演变的重点体现，也是他社会化程度和社会影响力的体现，更是他逐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体现。李大钊在学生社团中，不仅逐渐转变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立足校园实际，充分结合时代需求，广泛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培育出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回顾李大钊参与的学生社团活动，可为当前我国高校思政工作者、共青团工作者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学生头脑、培育新时代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树立理想，坚定信念，做学生的引路人

20世纪初的中国，山河破碎，内忧外患，生灵涂炭，社会危机空前严重，中华民族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难。此时尚且还在永平府中学堂读书学习的少年李大钊，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发下“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21]的宏愿，后来无论是在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学习、到日本留学，还是进入北京大学工作，他的这一志向从未改变。秉持着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李大钊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在思想上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探索转变过程，最终接受并开始传播能真正拯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而这一转变过程则深受学生社团的影响。从李大钊早期的学生社团活动经历来看，他曾先后受到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影响。

1909年至1910年，天津等地纷纷发起请愿立宪运动，上书清政府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此时天津各大学校的学生纷纷响应，北洋法政学会作为天津北洋法政学堂的主要学生社团，更是积极组织学生参与，李大钊作为北洋法政学会的骨干成员，在1910年12月参加了天津学界第四次立宪请愿运动，作为学生代表前往省议会参加集会游行。尽管李大钊为实现君主立宪付出了努力，然而这次立宪请愿最终还是在清政府镇压下宣告失败。后来，李大钊在《十八年来之回顾》一文中描绘了他当时的感受，“那种悲惨激昂的光景，我终身不能忘”。[22]从此，李大钊彻底抛弃对清政府的幻想，从拥护立宪转变为赞同革命。他参加了共和会（同盟会在北方的外围组织），为该会响应辛亥革命、发动滦州起义做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支持辛亥革命。1927年，曾与李大钊一同创办《晨报》的高一涵在《李大钊同志略传》中回忆，“辛亥革命，守常奔走之力亦极多”，[23]然而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李大钊在学生社团活动中显露出其早期思想认识的局限。

朗读是书面语言的有声化，是通过清晰响亮的声音，利用各种语言手段，完善表达作品内容感情的语言艺术，它是小学生完成阅读起点的基本功。就低年段语文学习而言，朗读是最重要的教学形式。识字教学包括识字与写字，识字就是教师指导学生知道字的读音，做到会读，读准，并知道字的由来和字的意思。写字是学生能将字写正确，写好看，写字姿势端正。朗读与识字是低年级语文教学的重中之重。如何将二者有机地整合起来，用不同形式的朗读来激发学生的识字兴趣，反过来在识字教学中促进学生的朗读水平，从而提高低年段语文教学效率，是每个低年段语文老师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组织或领导学生社团方面，李大钊在北京大学首倡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组织直至1921年11月才公开，[8]并由最初的十九名成员在《北大日刊》发布招新启事，[9]随后进一步扩大该组织并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李大钊亲自参与该组织几乎所有活动，例如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针对罗素学说研究会发起的关于“社会主义何以不能实行于现在的中国”的讨论，针锋相对地组织了题为“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大辩论，李大钊获邀为裁判员并在辩论结束后就“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这一主题发表演讲。[10]李大钊还积极推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其他团体联合组织发起活动，例如指导该组织与北京高师工学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一同发起五一纪念大会等。李大钊是青年人的良师益友，他通过学生社团，身体力行地采取不同方式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传递革命精神，促使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学生成长起来，他们丰富了学识修养，提升了工作能力，逐渐形成共产主义理想并朝马克思主义者的方向发展，该组织主要成员后来都成长为早期北京党组织的党员。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30]李大钊从倾向君主立宪到赞同革命，从赞同革命到迷茫彷徨，最终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认知的转变过程主要由两大因素催生：一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局面决定了这一时代的主题是救亡图存，既接受了传统教育，又学习了西方先进思想的李大钊，“自束发读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31],这一宏大的志向为李大钊照亮前行的路，指引他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险阻，矢志不渝地寻找实现救国救民抱负的思想武器；二是李大钊通过参与学生社团等活动，不仅锻炼了社会工作能力，还帮助他在纷纭复杂的社会思潮中学会甄别，最终寻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救亡图存造就了李大钊的宏大志向，多元思潮影响下的学生社团活动使得李大钊经历若干曲折才寻得马克思主义真理。如今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已经不再需要经历艰难险阻的思想摸索、实践探寻才能获得先进理论的指导，但是面临“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潮交流交融交锋，国内各种矛盾和热点问题叠加出现”[32]的复杂状况，李大钊参与学生社团的活动经验依然可为高校思政工作者、共青团工作者提供启示：第一，要做好学生的引路人，引导学生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时代主题来树立远大的理想抱负，早立志向，明确目标；第二，要办好学生社团，引导学生在社团活动中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学习好、掌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一批又一批具备远大理想、坚定信念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二）引领风气，传播思想，做学生的带头人

[1]刘健清.中华文化通志·制度文化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52-253.

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李大钊参加学生社团活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参与，如李大钊参与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少年中国学会等；另一种是间接参与，如李大钊指导《国民杂志》社、新潮社等社团开展演讲辩论、编辑出版刊物等。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的学生社团活动角色都已更侧重于领导者的定位，而“所谓组织领导，实际上是指一种人际关系，它表现为一个人去指挥、协调和监督其他人去完成某项共同的任务”，“对于一个组织来说，领导的任务就是动员其成员相互配合，合作共事，去顺利地实现组织目标”。[33]在进入北京大学工作后，李大钊作为一名富有社团活动经验的教育工作者，积极地参与到不同宗旨、不同研究内容的学生社团活动中，并逐渐凸显出领导者的社团角色。这一角色定位不是因李大钊担任社团内哪一职务而决定的，而是李大钊自身多方面因素构成的：第一，李大钊具有国内、国外学习经历，知识面广，长期接触不同阶层群体，对国内外学术研究动态、思想潮流、社会时势等较为熟悉，可以在思想上、活动上给予学生社团充足的指导，引导青年走向马克思主义之路；第二，李大钊在北大主要担任图书馆主任等职务，他可以在学校允许范围内，酌情提供资源予学生社团，如提供日常活动地点、赞助活动经费、协助购买图书资料等，想方设法服务青年，为优秀青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创造条件；第三，李大钊到北大工作时才27岁，与北京大学等学校的学生年纪相近，代沟较小，他平易近人地与学生交往，青年学社也视他为良师益友；第四，李大钊自在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已逐渐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身体力行地在中国率先宣传马克思主义，还努力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传播思想。而这需要具有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精英，为此，李大钊通过指导和组织学生开展社团活动来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组织能力，培养出初步具备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培育骨干力量。

由于自联合装置输至硫磺成型装置的液硫中硫化氢含量降低，释放至大气中的硫化氢量减少，大气腐蚀现象得到明显减缓，暴露在大气中的电子设备、管线、仪表元件等腐蚀问题减少，因腐蚀导致的停机故障率大大降低，见表2。

结合时代背景与历史规律来考虑，李大钊吸引和凝聚青年的关键不在于图书馆主任这一职务所能带给学生社团的资源，而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思想武器，他发挥自身国内外学习的优势，身体力行地采取贴近学生实际需求、接近学生接受程度的方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对青年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能单靠组织一些活动、分发一些经费，这些也需要做，但必须明白，只有思想上精神上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是内在的强大的持久的”。[34]此外，“组织领导和管理人员应该充分考虑组织成员的处境、想法和期望，让他们自觉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地位”，“支持组织成员去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奋斗，并由此激发出下属对领导的信任感”。[35]李大钊本是青年知识分子，曾是学生，熟悉青年身心发展特点，理解青年思想发展需求，认清时代赋予青年的历史使命，所以即便李大钊没有担任哪一学生社团的负责人，但毫无疑问仍是学生社团的领导者。这一角色在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工作后愈发凸显，也成为李大钊后续开展革命实践活动的主要定位。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为代表的学生社团蓬勃发展起来，以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等为代表的学生社团则拓宽了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人群和覆盖范围，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如1923年5月1日指导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协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等团体在天安门举办纪念“五一”国民大会，1925年6月10日指导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其他数百个团体参加游行示威，等等。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李大钊在近现代史的历史地位来看，李大钊积极参加社团活动最根本的，也是最强大的推动力是追求中国的独立、自主、自强和进步。这一强大推动力促使李大钊在求学直至牺牲的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持续不懈地参加学生社团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李大钊以社团为阵地，以社团活动为手段，以青年为中心，在不同宗旨目标、以不同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学生社团的活动中，逐步实现自身角色的嬗变，从一名求学者成长为教育者，从一名执行者蜕变为领导者。这种社团活动角色的嬗变适应了李大钊社会职业身份的变化，促进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初步建立党组织目标的实现。在此过程中，李大钊凭借长期不懈的努力走出自身思想的局限，摆脱早期参加的学生社团的影响，逐渐实现了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蜕变，反作用于他参与的学生社团，促使他参与的学生社团产生相应的变化，形成李大钊与学生社团持久延续的互动，这是环境外因与个体内因互相调动、互相作用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37]对照李大钊参与学生社团、历经艰难摸索最终寻得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个人经历，参照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培养马克思主义者的探索历程，适逢党在十九大上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的新时代背景下，李大钊通过学生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过程，他在引导青年、培养青年、凝聚青年、服务青年的实践活动和宝贵经验，都值得我们很好地追寻、学习和总结。新时代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新时代的我们不仅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38],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和内涵，培养出一批批具备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还要引导广大学生脚踏实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凝心聚力，奋力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断努力。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工作、学习的时间是1917年底至1927年初，正值军阀割据混战时期。此时的李大钊，“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何其艰难，但他以开拓者的无畏姿态，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并积极辅助行动”[36]，组织发起并参与学生社团，向学生系统地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社团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直面反击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成功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始以学生社团为媒介植入校园、植入学生的头脑。在李大钊的影响、引导下，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结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所参加的学生社团活动，立足当前新时期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实际需求，高校思政工作者、共青团工作者足以汲取足够多的经验：一是高校思政工作者、共青团工作者要向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学习，在思想上、行动上做学生的带头人，坚持用理想信念来感召学生、吸引学生、凝聚学生，特别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切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培养新时代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二是高校思政工作者、共青团工作者要重视并发挥学生社团的作用，针对当代学生特点找准工作切入点、结合点，采取青年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特别是要将阵地推进到学生日常活跃的网络空间、虚拟社会，引领时尚，引领风气，传播思想，唱响主旋律，更好地组织广大学生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争做新时代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三）不忘初心，凝心聚力，为实现伟大中国梦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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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打造一个美国应得的政府》一书的主题，是美国现存的道德体制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无法抑制破坏政府秉公行政的种种行为，脱胎换骨的改造已是刻不容缓。该书共301页，十一章，引言之后，第一章首先讨论在私法和公法中的信托原则 (the fiduciary principle)。作者指出，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监管措施，绝大部分都是为了落实信托原则，以达到透明和问责的双重目标。然而，其触角遍及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体制性的腐败却造成了对信托原则的独特的威胁。

相比较在北京大学任职任教期间，李大钊求学期间参加的学生社团并不多，但李大钊的社团活动角色却相对固定，即执行者。无论是在北洋法政学堂学习时期，还是在早稻田大学求学时期，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会、财政经济学会、神州学会等学生社团中主要从事编辑、文案等工作，曾负责编辑出版《言治》《晨钟报》等期刊。此时的李大钊虽极少担任某一学生社团的负责人，但其角色却符合社团的核心需求与发展方向。因为清末民初的学生社团通常情况下是以某一问题为研究对象或是以学术研究为宗旨，其成员往往是接受过教育的知识青年，而在当时的传播条件下，期刊杂志既能满足知识青年获取知识信息的需求，又是易于传递信息的媒介，所以，李大钊从事的编辑文案工作对于李大钊所参加的学生社团尤为重要，这可以视为社团对于李大钊能力的信任与认可。李大钊也不仅只是负责编辑、文案工作，他还曾自主发起组织神州学会等社团。求学期间的李大钊在学生社团及留日学生总会等其他群体性社团中的活动经历，均成为李大钊到北京大学工作后指导学生社团开展活动的宝贵经验，为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坚实基础。

笔者根据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在MOOC平台上选取了比较适合的视频作为教学资源，虽然有的知识点没有找到适合的MOOC视频资料，笔者根据教学目标对现有的MOOC网络资源进行编辑重组，将MOOC平台提供的教学资源转化成符合本门课程要求和学情的微课视频资料。这样做节省了团队制作微课的成本和录制微课的时间，将大量精力投入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教学设计中去[5]。

[10]朱务善.回忆守常同志[N].人民日报，1957-04-29(2).

在对口支援中加快缩小区域差距。很多东中部省份都把中小学多媒体教室建设、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作为援建重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区域、城乡之间的“数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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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萍(1959-)，女，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的发病机制和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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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吸取了西方国家任由经济发展导致市场经济整体崩盘的经验教训，设立经济法，对社会经济资源进行了合理分配，最大限度地避免行业垄断这一不安分因素对经济发展造成巨大伤害。通过对市场需求的总结，及时指导企业调整生产计划，规避商品滞销风险。并且在经济发展低迷期时有效地减少其对人民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