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半光阴

天刚擦黑，你的双眼还没来得及适应渐渐加深的夜色，街灯便亮了，照得县城亮如白昼。独独安居南路似乎是个例外。因为安居南路上种了大叶榕树，枝丫向着四下里肆意张开，一年四季都挂满了密密麻麻的枝叶。秋天的早晨或者午后，或者风雨过后的夏日，总可以见到穿着橘黄色制服的环卫工人站在树下，嘴里小声嘀咕着，一遍一遍地清扫树下满地淡黄的落叶。夏日里，大叶榕长得尤其蓬勃，一棵大叶榕就是一把巨伞。白天里打街边的树下路过，不用戴遮阳帽也不用撑遮阳伞，就可以躲过铺天盖地的烈日照射。仅此一点，就使得安居南路有别于县城其他地方的街道，你驾着车，无须一次次按响喇叭、一次次踩刹车以避开路上旁若无人地横冲直撞的行人、人力三轮车、摩托车。安居南路上也沿街划定了白色边框的长方形格子，天一亮，长方形格子内就停满了车辆。入夜，车辆纷纷开走之后，街面上便显出宽敞，甚至有些空阔来。那些骑自行车、摩托车或者步行经过的人，无不被大叶榕树下的浓荫吸引着，很自觉地归置到了路边，白天里紧靠着路边停着的车辆，晚上踏着长方形格子，紧靠着路边的大叶榕树。藏在半空的路灯亮起来，明晃晃的灯光照亮了大叶榕树最高处的枝叶，却无法穿透层层叠叠的叶片，只能将黑黢黢的树影打在路面，树枝随风摇摆，那影子便蠕动着，不断变化着形状，像不断冒起的人头打在电影幕布上的投影，恍恍惚惚，一片黑，但不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黑，毕竟有路灯的照耀，朦朦胧胧的，仿佛若有光。

如果从一个足够高的处所俯瞰，安居南路靠里的一头连着向阳大道，靠外的一头连着滨河路，长不过四五百米。向阳大道笔直而且宽阔，自建成那一天起，就一直是县城一条标志性街道，滨河路沿河而建，尽管蜿蜒但也足够宽阔。相较而言，安居南路实实在在地只能算作一条小街了。两条大街之间至少有四条与安居南路同样走形的连接线，也都是安居南路一样的小街。但再短小它也是街，街面上也是五脏俱全的，挤满了各类门店：宾馆、餐饮店、茶楼、火锅店、超市、医院……路边的大叶榕不过是它区别于其他街道的一个标志，县城里的街道上大多种上了行道树，只不过树种不同，栽种的时间也有先后，那树的长势也就显出不同来了。

另一个更加显著、更加深入人心的标志是我供职的县中医院。相对于一条小街来说，这个偏远的川西小县城已经够得上广阔，而县中医院却是绝无仅有的一家。县城里的人们可能叫不出“安居南路”的名字，记不起路边蓬勃如盖的大叶榕树，可一说到县中医院，却是人皆尽知的，好些人都有到中医院就医的经历，要不是他们自己，要不就是陪同从外地赶来的亲朋。我在不止一篇文字里写到过我供职的中医院。一九九四年，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县城工作的时候还在北城街，新千年以后搬迁到安居南路。这里是它的第三个院址。

比医院搬迁更早的是我的住处。宿舍楼就紧挨着医院，由一小片树林隔着，门口是一道朱红色大铁门。那时候我与妻已相恋了若干个年头，妻来自县城边上的一个村子，我来自更远的乡下一个更小的村子，我们都住在医院的单身宿舍里，我们决定结婚的同时搬进新家。从那以后，我每天骑着自行车从大红铁门里出来，穿过向阳大道，去北城街上班，傍晚又骑车回到大红铁门后的宿舍楼里。过了近两年，医院也从北城街搬迁过来，我便再也不用每天都骑车出门，两点之间的那条线随之大大缩短，短到近乎融为一体，变成了一个稍大一些的圆点。我每天在这个圆点内，按照既定的方式和路线往返、打转、腾挪、踯躅。圆点之外便是安居南路。这样说来似乎太过抽象，太过宏观，像一具人体骨骼一样少了血肉，但却是我内心真实的写照。

中医院大门就开在安居南路与向阳大道相交的路口。很长时间里，路口靠近中医院一侧摆满了小摊，卖各种水果和简易小吃，油炸土豆、啤酒、烧烤、麻辣烫什么的。水果、小吃以及加工小吃的器具都放在货三轮逼仄的车厢上，座位与车厢之间竖着杆子，擎着一把大伞，阔大的伞叶既可遮阳也可避雨。小摊无人问津的时候，摊主们便躲在伞下，脊背抵着伞把，操着双手，似乎随时准备着伸出去抓住三轮车扶手，双眼直溜溜地盯着过往的行人和相邻的摊主，顺便也盯着向阳大道和安居南路方向，警惕着随时可能现身的城管。有一天半夜，诗人何文被几个朋友拉出来，在小摊上吃烧烤，猛喝了一顿啤酒，第二天便肚皮痛、拉稀。我们都听何诗人说起过他的遭遇，有几次从那里经过，不由分说怂恿何诗人再去吃，他是打死也不从了。后来县城刮起卫生整治之风，不管白天黑夜，都有城管人员开着车子闪着警灯四处巡视，那些摊点这才渐渐从安居南路销声匿迹，也可能是转移了阵地，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

路口靠近中医院一侧开着一家邮亭，面街的玻璃柜子里摆满了各种花花绿绿的报纸杂志，却少见有人去翻动。我每年都会订阅几本文学期刊，但从不去邮局，而是年底一到便告诉邮亭老板我要订阅的期刊名，等杂志到手里之后才付给他现金。有时候打邮亭外路过，碰巧有新杂志到来，老板就会叫住我，满脸热情地拿出新崭崭的杂志来。老板姓刘，老板娘姓什么不知道，我去取杂志，有时候是他在，有时候是她在，有时候是两个人都在。邮亭里面的空间狭小，同时挤不下两个人，他们都在的时候，只得一个人在敞开的玻璃门口站着，另一个坐在邮亭里边的转动椅上，有一句没一句地交谈着什么，有淡淡的笑意浮现在脸上。一旦有人出现在邮亭窗口，他们便停下正在进行的话题，脸上却是笑得更加灿烂了。报纸书刊的生意不好做，他们便另辟蹊径，兼顾着做起了烟酒生意，所贩卖的烟酒就挨挨挤挤地码在靠墙立着的货架上，站在邮亭窗口，一抬眼便可看得清清楚楚。据说，他们还在向阳大道对面的小区里租了房子，开了一家小旅馆，取名“比家好”。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唯一一个在邮亭订阅杂志的人，但据我所见，出现在邮亭的顾客，十有八九是去买烟买酒或者问询旅馆价格准备住店的。我好多次看到，他们中的一位，乐呵呵地骑上邮亭外停着的小电动车，或者开上长方形格子内最靠近邮亭停着的天蓝色的微型车，陪来人越过向阳大道去旅馆。

去除高校“官僚气”，让高校充盈“学术气”与“正气”，这就需要标本兼治，对高校与社会存在的“官本位”现象都要予以革除。这样才能避免学生组织沦为“小官场”，净化大学生这一全社会的“预备队”。通过对社会不良风气进行源头净化，来去除高校“官僚气”，这又能达到另一种“源头净化”，让将撑起未来社会的栋梁之才不至于腐蚀、变质，让高校能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真正的有用之才。

邮亭就耸立在安居南路街口的第一棵大叶榕树底下，每当有树叶漂落下来，他们总是第一时间提起放在玻璃门旁边的扫把和铝制小撮箕，一扫把一扫把地将落叶扫进撮箕，等环卫工人骑着小车摇着铃铛出现在街口，便提上小撮箕将垃圾倒进环卫工人的小车里去。因此任何时候，邮亭外的大叶榕树下都是干干净净的。

如果我记得没错，邮亭是在医院开门大吉之后才耸立起来的。那时候，另一头的滨河路还没筑通，安居南路还是条断头路，路边还是大片的荒野，零星散落着几户人家，房屋之间是大片的菜地，立着几棵老树和竹丛。滨河路筑通后的某一年，路边的人家先后被迁走，老树和竹丛被砍掉，菜地被围了起来，围墙之内很快耸立起一栋高楼，那是县中医院的新院区。新院区建成以后，旧院区里好些科室搬迁了过去，我所在的科室变成了旧院区里所剩无几的留守者之一。新旧院区相距不超过三百米，有若干次，因为新院区里同事的邀约，我脱了白大褂，随着街边往返穿梭的人流，步行去到新院区的高楼里去会诊，有时候是看望在那里住院的亲朋，同样的，我也有若干次邀请新院区里的同事，回到旧院区来，为我所在科室的病人会诊。

我注意到，不知什么时候，新院区门口也耸立起了一家邮亭，面街的玻璃柜子里同样摆满了花花绿绿的报纸杂志和各种烟酒，邮亭的玻璃门上还挂着一块硬纸壳做成的简易招牌，歪歪斜斜地写着“拐杖、车票”几个黑体大字。那也便是邮亭同时兼顾着的营生。新院区对面开着一家大型超市，从新住院大楼里出来的人大多去了那里，我经过的时候，从没见有人在邮亭窗口出现过，老板坐在邮亭里，头埋得很低，大约是在玩手机度日。

我去到过若干个大大小小的城市，走过若干条大大小小的街道，却从没见过哪一个城市哪一条街道像安居南路这样，如此短促的一条小街，却同时耸立着两家邮亭，兜售报纸杂志。它们随医院而生，但它们能否随医院一直存在下去，我不得而知，无法预言。

旧院区对面是天漏园。名字来自于本县的古称，因为这方地域向来多雨，古称天漏，为了表达人们心中的祈望，移“漏”为全，即为天全。天漏园以前是一座喷泉公园，面朝向阳大道和安居南路敞开着，白日里，好些大人牵着咿呀学语的小孩，在公园里蹒跚学步，黄昏来临，广场舞激越的音乐声响起，公园便是大妈们的天下了。公园隶属于其后紧挨着的宾馆，经历过5·12、4·20两次大地震，喷泉就再没喷出过水，水池里的假山毁坏了，但水榭、曲廊和石砌小径还在，水池里依然蓄着水，借着重新修缮的机会，面街扎了围栏，从此封闭成了一处幽静的露天茶座。

现阶段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状况普遍呈现出“业务单一、传统服务占主体地位”的情况，所以，会计师事务所依然是以财务报表审计、验资等业务为主，同时业务拓展能力十分有限。而普华永道(PWC)、毕马威(KPMG)等“四大”事务所的审计业务收入与非审计业务基本达到了均衡的状态，业务领域更是转向了非审计服务方面，因而会计师事务所多层次发展的思考与对策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持续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夏夜的黄昏，我、杨一父、何文约了李晓奎一起去那里喝茶。烦热的夏季，我和杨一父、何文差不多每天都在一起喝茶，时间通常是从傍晚开始，一直到午夜，一直到空气中有了丝丝凉意，有李晓奎参加，那是第一次。我很早就知道李晓奎，并且在不同的场合见过几次面，但那样长时间、面对面坐在一起，还是头一次。

近年来，武汉商学院就教风的建设采取了多样化的措施。比如采取“新进教师助教制度”，用“以老带新”的方式传承教学技艺和教学方法；开展教学质量月活动，通过微课比赛、教案比赛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在教学环节上，对课堂提出高标准、对教学质量提出严要求；在科研上，加大力度奖励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老师等等。

李晓奎是一位三轮车夫，得空的时候便写小说，最近刚刚出版了一部小长篇，我们就是为此坐到一起的。我们坐在一把大伞之下，伞是白天里遮太阳的，伞叶阔大，以至我们只能通过水池里的水看到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却也让我们能够安心坐在那里，而不担心天空什么时候突然“漏”雨。大伞下没有灯，月亮、星星和远处的灯光映在水中，折射到伞下，足可以让我们顺利地把握自己的杯盏，足可以让我们看清对方朦朦胧胧的脸——至少在我稍后一些时间赶到时，一眼就认出了李晓奎——那时候，他正利用说话的间隙，端着茶杯，咕嘟咕嘟地喝水。看到我，李晓奎赶紧将杯子从唇边拿开，放下，起身和我打招呼。重新坐定之后，又继续开始他的讲述。

那一夜李晓奎说了很多的话：莎士比亚、但丁、托尔斯泰……司汤达与《红与黑》、司马迁与《史记》、高尔基与《海燕》……读书、写作、文学名著……人类、人生、世界……这些词条，一个个，接二连三地从他的嘴里滑出，自自然然的，像醉酒者粗重的呼吸，像熟睡者清晰的呓语。李晓奎说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在他的感觉里，在我们面前，他一点也不用掩饰自己内心里的狂喜，因为终于有一本书出版，更因为终于有懂他的人听他说话。他所说的懂他的人，指的自然就是那一刻围坐在一起的我们。

渐渐地，我发现李晓奎有一个习惯：他喜欢一边说话，一边扬起双手在眼前挥舞；间或还会站起身，踏着急促的步子，不安地、没轻没重地围着座椅转圈儿。

那一夜，李晓奎还说了很多。从一开始到临近午夜时离开，基本都是他一个人在说，我们在一旁倾听。之前很久，我就知道李晓奎在写小说，但仅仅是知道他在写，以及他写过的一些题目：《小宇宙》、《农民张顺》、《大禹治水》、《逆子与绝爱》等等。话别之后，看着李晓奎骑上三轮车在夜色朦胧的安居南路上消失，回想着李晓奎的话，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他的作品找来读读，尽管我可能并不是一个合格的读者，尽管他的作品，可能并不见得多么适合我的胃口。

杨伟东毕业于位于江苏南京的河海大学中文系，并不出众的学历，加上又是在海归远“吃香”于土鳖的外企，他还是在2009年到2011年，从一名普通职员一路升到了诺基亚大中国区市场营销总监。之后，杨伟东等人创立了麦特文化，一只脚踏进了文娱圈。

我想起另一个午夜。我从向阳大道对面的一个小区里出来，路过街口时，邮亭里还亮着灯，亮汪汪的，像一座孤岛。刘老板一个人坐在邮亭里，丝毫没有要打烊的意思，不知道今夜，将会有多少位顾客光临他的邮亭。街上安静，灯火通明的邮亭里更静。走到邮亭外大榕树下时，我停了一下，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衣兜，兜里的火机和香烟盒都在，便收起已然迈向邮亭窗口的脚步。

在我的印象里，那是李晓奎第二次抚着胸口说“伤心”。第一次是在说到自己父亲的时候。李晓奎的父亲有一腔火爆脾气，李晓奎十六岁那年，驼背的奶奶在街上捡垃圾，奶奶站在如山的垃圾堆里，开垃圾车的师傅没看到，奶奶耳聋了很多年，也根本就没注意到有车开过来。等垃圾车师傅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奶奶已经瘫软在车轮之下，没有了呼吸。奶奶的娘家人前来吊唁，对奶奶这么大年岁了还在街上捡垃圾从而死于非命提出了质疑。李晓奎的父亲闻之，抬腿就踢向了奶奶的棺木……李晓奎把自己的父亲简称为“他”：“死者为大，入土为安，亏得他还是个孝子啊？！”话音未落，语声里便显出哽咽，一直舞动着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捂向了胸口，仿佛真的被什么东西击中了。这也是《逆子与绝爱》中写到的一个部分，李晓奎说，到现在他都无法理解自己的父亲，无从解释自己的父亲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坏脾气。在那之前，我从没读过李晓奎的作品，但通过他的讲述，我想我已经能够大体推测出《逆子与绝爱》所写的内容了。

李晓奎讲的，大多是他读过的书、亲历过的事情，以及他坐在三轮车上的思考。通过李晓奎的讲述，我对他的了解一下就增加了许多，归纳起来起码有两点：一是他写作的起因和动机，二是他多病的身体。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吧，李晓奎曾经爱上过一个女孩，用他的话说，是那种用了心血拼了命的爱，那女孩起初并没有拒绝他，可是后来有一天，女孩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李晓奎一度接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现实，却不知道如何排解和发泄，后来他想到了写信，但他不是想挽回，只是觉得该让对方明白自己的心思。他一口气写了五封，每一封都是洋洋洒洒几千字，可那个人却一封也没回。第五封信寄出之后，李晓奎便彻底死了心。李晓奎的写作之路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他说，那时候他明明知道对方已经不爱了，仍然止不住要写信给人家，连他自己都有些诧异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能够写出东西。他的第一部小说《逆子与绝爱》随即在脑海里成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但李晓奎说他一直写的很慢，因为他的身体不好，他曾经病了十四年。用李晓奎自己的话说，他最美好的青春都是在病中度过的。到现在，他的身体依然不好，经常感觉头昏头痛，还胸口疼，尤其是在写作的时候，常常因为昏痛到无法忍受而写不下去。很多时候想起曾经的过往，他便禁不住想写，有好几次动笔，他都是一个人蒙着头，号啕大哭之后才坐到电脑桌前，郑重其事地写下第一个字的。

后来我有很多次在医院里见过李晓奎。有时候是他载了客人来医院，有时候是他从安居南路经过，停了车，顺道到医院临街的卫生间小解。他微微低着头，目光盯着眼前的路面，听见我叫他，喉咙里“哦”的一声，算是回答了我。声音很低，像蚊蝇，像一声轻叹，头依然低着，径直无声地离开了，与我们一起在天漏园喝茶时完全判若两人。起初我以为是他没认出我来，几次之后，我就否定了自己的猜测。也许他本就是那样一个人吧。我想。毕竟，我们那次见面是在夜间，而且那还是我们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相见。

运用最新科学技术也能够很好的控制造价成本。例如，近几年来，减震隔震技术得到了广泛研究，由于这项技术拥有构造简单、造价相对低廉，以及便于维护等优点，已经在国内外得到推广使用。此外，一些新的施工工艺、施工方法也会有效控制造价成本，设计人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最新科学技术。

如果光阴可以分割开来，我愿意把它分成两半，一半属于白天，一半属于夜晚；如果仅就回忆而论，能够记起的是一部分，被我们忘却的是另外一部分，而且后者只可能更多；如果仅就眼见与否来说，我们目力所及的永远只是那么有限的部分，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更多的物事在我们的视线之外，在我们无法触及的地方存在和发生。我无从知道，在李晓奎眼中我是怎样一个人，但可以肯定，和我眼中的自己绝对不会是同一副模样。

说到这里，李晓奎顿了顿，抚着胸口说，我们的祖先造了个词叫伤心，那个“伤”字连着“心”，真是个绝配。

2）保护装置后面的开出信号，k7均为正电（对应W134告警信号），#3接地变保护装置的k6（对应W133跳闸信号）为正电。

刚过医院大门，便听见医院对面的宾馆门口有人在叫三轮车，声音忽高忽低，带着浓烈的酒气。走近了，才看见面前的大榕树下停着一辆三轮车，我刚想踏上路边的人行道，三轮车便开动了起来。安居南路四通八达，不知道三轮车将开向哪里。路灯幽暗，大叶榕掩映下的三轮车里更暗，我走在三轮车后面，我们暂时走在同样的方向上，我没法看清乘客的脸，只能听见他的声音：“开慢点，慢点！”没听见应答，三轮车却是收敛起了风驰电掣的疯狂，显得有气无力起来，就那么慢慢悠悠地向前爬行着。没有了风驰电掣的响声，乘客的话于是更加清脆更加明晰：“前天晚上你睡沙发，昨天中午你还说身体不舒服，今天你又要睡沙发？”停顿了一会儿，再开口时，声音突然变得高亢有力：“去哪里？老子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2) 3种不同施肥处理间新竹株数、平均胸径及产量均无显著差异，因此生产上可以选择最经济的肥料进行施肥。

我大致明白了，三轮车上的乘客是在和一个人通电话，对方应该是一位女性，他的妻子或者情人，他们在讨论两个人之间的那点完全私密性质的事情，按理，也应该只适合在私密性质的地方完成，但他把它搬到了夜色朦胧的安居南路，一辆缓慢行进着的三轮车上。

他的话给我提供了足够广阔的想象空间。我呆立着，可能一秒，可能十秒，具体多久不知道，但那一瞬间的呆滞是确定无疑、记忆犹新的。人活于世，活的无非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瞬间。我见证了安居南路是如何一点点降临，又如何一天天繁华起来的，然后天天踏上它的地界，我以为自己已经足够熟悉它，但当我准备说出它来的时候，却发现它留给我的也不过就是一个又一个瞬间，连接在一起，竟也是长长的一串。一根被记忆的细线连着的串珠。铺展开来，可能比它实际的长度还要长。但再长也仅仅是我个人的，或者说是仅仅属于安居南路的，在更加漫长的时间史上，微细如沙，甚至比一颗沙粒还微不足道，还容易被人忽略。

三轮车上的乘客显然不知道，有个同样酒后的人在他身后。很明显，是夜色和大叶榕的双重掩护蒙蔽了他，让他误以为现在、此刻、这里是他一个人的世界。这使得我无意间变成了一个无辜的偷窥者，心底忽然生出一种被剥光，或者撞见两个忘情的剥光者的慌乱和不安。赶紧逃也似的加快了脚步，走过第四根大叶榕树，就是宿舍区，往右一拐，就跨进了宿舍区朱红的大门。

为了提高装修的施工质量和施工效率，需要运用科学、合理地运用低碳施工手段，进而提高装修质量，避免由于不合格装修事故而造成二次施工地问题发生。

我回转身飞快地关上大铁门时，两扇大铁门相互碰撞了一下，发出响亮的哐当声，像猛地里被人一巴掌拍在脑门上。站在门后，心里扑通扑通跳着，被一种无法抑制无可名状的眩晕感包裹着，只感觉门外的安居南路就像是一块波涛滚滚的洪流，而我刚刚从洪流里脱身上岸，我就是个劫后余生的溺水者。

我依着铁门。三轮车声在门外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又朝着滨河路方向渐行渐远……尔后，一切归于阆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