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名臣赵弘恩生平考述 ——兼论雍乾政局变换的政治影响

赵弘恩(1686-1758)，字姜庭，号芸书，镶红旗汉军人，捐纳出身，任湖南巡抚、两江总督、工部尚书等职。赵弘恩出身汉军八旗世家，雍正时期历任湖南巡抚、两江总督等要职，与云贵总督鄂尔泰、直隶总督李卫、河南总督田文镜等同受雍正皇帝器重。其在雍正时期备受宠信，两年之内三次升迁，从四品道员升至二品巡抚。至乾隆时期，则屡起屡踬，一度被发配至蒙古军台。赵弘恩在雍正时期“官声大好”，乾隆时期被斥为“迎合揣摩”之徒，此番经历，折射出雍正、乾隆两位皇帝不同的治国之道。

对于赵弘恩之研究，目前主要有蒋明宏所撰两篇文章，即《两江总督赵弘恩略考》[1]和《雍正后期吏治的一个缩影——赵弘恩督治两江史实初探》[2]。前文考证了赵弘恩的姓名、身世、籍贯，认为赵弘恩因避乾隆皇帝名讳，将“弘”字改为“宏”字，又名赵宏恩；且考得赵弘恩并非赵良栋之子。后文考察赵弘恩督治两江期间为官理念，整肃吏治及治理社会的举措，认为赵弘恩督治两江成绩突出，深得雍正皇帝宠信。由上可知，当前学界对赵弘恩这一重要政治人物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其家世欠缺深入考证，其仕宦经历及其在雍正、乾隆两朝遭遇不同际遇之原因等问题尚未得到深入地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以雍乾时期档案、家谱为据，从赵弘恩的生平入手，剖析其家世，叙述其仕宦经历，深入分析其两重际遇之成因，以丰富学界对清代政治人物的研究，揭示历史大背景下的政治人物命运。

本文中重合点是指两个坐标系下均有坐标成果的固定控制点。仙居县国土资源空间数据多以1980西安坐标系为主，因此重合点必须同时具有1980西安坐标系和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的坐标值。重合点选取的基本原则为等级高、精度高、局部变形小、分布均匀、覆盖整个转换区域[8]。选取的重合点要分析其现势性，对测量年代已久的重合点要实地进行坐标检核，若重合点存在现势坐标与原测量坐标较差超限的，则剔除不用。经收集，仙居县满足以上要求的重合点有GNSS C级点，共18个。

一、赵弘恩家世

据乾隆年间所修《赵氏家谱》载，赵氏世居江西饶州府馀干县。明正德间，赵镇自江西迁辽东，生子继祖。继祖生四子，名一琴、一鹤、一鹗、一经。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齐起兵反明，攻辽东诸城，赵氏兄弟遂降。[注]赵璟：《初修家谱叙》，载赵弘恩：《赵氏家谱》，乾隆刻本，国家图书馆藏。下同。赵弘恩系一鹤玄孙。

赵弘恩从曾祖赵国祚，字昌期，号正卿，顺治、康熙两朝功臣。顺治初年，赵国祚从豫亲王多铎征江南，克扬州、嘉兴、江阴，授爵二等男，累迁至镶白旗汉军都统。顺治十三年(1656年)，加平南将军，驻师温州。十五年(1658年)，授浙江总督。郑成功屡犯温州、宁波、江宁，赵国祚督兵击却之。十八年(1661年)，调山东，复调山西。康熙元年(1662年)，解任。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反。次年，起用赵国祚为江西提督，驻九江，复移驻南昌。耿精忠遣军犯江西广信、建昌，赵国祚与诸将奋击破之。十四年(1675年)，随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征湖南。攻长沙、宝庆、武冈，均有功。十八年(1679年)，赵国祚以创发乞休。二十八年(1689年)，卒，谥“敏壮”。[3]赵弘恩祖赵琏，字殷重，康熙平藩功臣。顺治五年(1649年)，随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平大同姜瓖之乱，累升至镶红旗汉军都统。康熙十九年(1680年)，征云南吴世璠，历石门坎、黄草坝、归化寺、银锭山诸役。云南平，留镇之。二十一年(1682年)，卒于军。二十五年(1686年)，叙征云南功，授爵一等男。四十四年(1705年)，赐谥“襄勤”。[注]赵弘恩：《赵氏家谱》，乾隆刻本。赵弘恩父赵世纶，字静公，参与康熙平定噶尔丹之乱。初袭佐领。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随大将军恭亲王常宁征噶尔丹。次年，随都察院左都御史于成龙中路运米，直抵阿尔泰军台第二十七台。累升至镶红旗汉军参领。赵弘恩曾祖、祖父、父辈参与了清朝开国定基、平定三藩之乱及噶尔丹之乱等大小战役。祖辈戮力疆场、裹革军中的壮烈事迹给赵弘恩留下深刻印象，“读两公(案：赵国祚、赵琏)及祖辈谋勇韬钤、克忠克孝诸大节，乃不禁有三跃起舞之思”[注]赵弘恩：《赵氏家谱·重修家谱序》，乾隆刻本。。崇尚武功的八旗世家门风，对赵弘恩产生深深影响，使赵弘恩内心充满效力疆场、投笔从戎之情。“仆先人效死边疆，蒙圣天子历寄大任。至今桂岭汾关，战云犹在。仆樗栎材也，幸生太平之世，无事从戎，其负先人之志久矣”[注]赵弘恩：《玉华集·玉华堂杂著·答友人书》，雍正十二年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下同。。至雍正八年(1730年)，赵弘恩巡抚湖南，有幸统兵“开辟”六里苗疆之时，即以“家传之营、战、攻、守、骑、饷、火、不八事指挥诸将”[注]赵弘恩：《赵氏家谱·重修家谱序》，乾隆刻本。。赵弘恩母李氏，定西将军、三等候李国翰之女孙。李国翰，汉军镶蓝旗人，清开国名将，初袭三等副将，屡从征伐明。顺治元年(1644年)，从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复从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征陕西，击李自成军。三年(1646年)，随大将军肃亲王豪格下四川，歼张献忠。五年(1648年)，授定西将军，同平西王吴三桂镇汉中。九年(1652年)，与吴三桂复成都、嘉定，遣将克重庆、叙州。累爵三等侯。十年(1653年)，与吴三桂还镇汉中。十五年(1658年)，卒于军，谥“敏壮”。[4]李氏常以祖父李国翰立功封侯之事，勉励弘恩诸兄弟曰：“孟母吾不能，忠孝尔辈事。弦诵之余命学射者，念吾祖一日战功七十二，戮力疆场，而侯于定西也。尔辈其图之，吾之愿焉”[注]赵弘恩：《玉华集·玉华堂杂著·先太夫人行述》，雍正十二年刻本。。赵弘恩自幼即闻其外曾祖李国翰伟迹，“予生四年，即闻其佐太祖安社稷，奋武疆场，不以生死是计。举凡攻城布阵之功，公居大半焉”[注]赵弘恩：《玉华集·玉华堂杂著·题定西侯李公家传后》，雍正十二年刻本。，甚钦羡之。

校士馆，襄阳府试院之俗称，旧址在襄阳城西南。自明万历以来，未尝修葺，颓废百余年之久。自此馆废败以来，寄考场于北院，“东西不满数丈，茅屋不出十余间，坐号未可盈千，桌凳未能满尺。夏则烈日炽其面背，冬则严霜冻其楮颖。春秋有风雨飘摇之厄，晓夜有灯火迁移之苦。诸生未及终篇，泣归乡里者多矣”[注]赵弘恩：《玉华集·玉华堂杂著·重建校士馆记》，雍正十二年刻本。。赵弘恩遂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首倡重建校士馆。次年馆成。此馆之建，系赵弘恩首倡，且由赵弘恩及襄阳官员捐献俸禄建设而成，费用不及民间，故得襄阳民人之心。

二、赵弘恩仕宦

(一)初仕湖广襄阳道

雍正二年(1724年)，赵弘恩补湖南岳常道。岳常道驻湖南澧州，辖岳州、常德二府。赵弘恩任岳常道时间短暂，仅一年时间，期间作为无从考。但其居官操守，有广西左江镇总兵梁永禧考语可资参考。雍正二年(1724年)，梁永禧陛见时，奉雍正皇帝谕旨，令其赴任广西途中暗访各省官员操守、能力，并具折奏报。梁永禧对赵弘恩之评价甚高，曰：“岳常道赵弘恩，前任下荆南道(案：襄阳道旧称)时官声好。署按察使印，清廉有名，审断明敏。后因代父罪回京……及奉旨回楚候补，百姓仍供柴米。今任岳常道，官声大好”[注]宫中档朱批奏折，04-01-30-0021-043，梁永禧遵旨密陈湖北总督杨宗仁等居官声名狼藉并岳常道赵弘恩官声大好折，雍正三年八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藏。下同。。

隆中，即诸葛亮早年隐居耕读之所，位于襄阳府治西30里。隆中原有武侯祠。明朝藩王夺武侯草庐旧基，于隆中造墓，遂改迁武侯祠于隆东。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七月，赵弘恩驱车赴隆中，寻武侯故迹，见“断碑卧水，乱草牵衣。当日抱膝长吟、躬耕倦卧、三顾之君臣，谈兵之草榻，指顾无从想象”[注]赵弘恩：《玉华集·玉华堂杂著·重修隆中碑文》，雍正十二年刻本。。遂于隆中稍前重建武侯祠，新祠于次年四月竣工。祠内竖三碑，中刻武侯遗像，载《梁父吟》，旁镌前后《出师表》，又于祠后建草亭。赵弘恩重建古迹之举、复古礼贤之心受到襄阳士人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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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汉军世家的出身，使赵弘恩具有先天的政治优越性。虽然没有科举功名，赵弘恩依然凭借家族势力顺利步入仕途，并依靠自己的能力在雍正朝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

(二)再仕湖南岳常道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赵弘恩初仕湖广襄阳道。湖广襄阳道驻湖北襄阳，辖襄阳、郧阳二府。在此期间，赵弘恩重修隆中，重建校士馆，对襄阳一带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同年十二月初十日，弘历面向八旗都统、副都统，再次提出同样的治国之道，曰：八旗大臣等在皇考时，办理旗务错谬之处甚多，屡蒙皇考训诫开导，谆复周详。伊等总不能领会圣训，所办事件专务深刻烦苛。以为如此方可立身无过之地，且恐怨归于己，动云岀自圣意，此种恶习深可痛恨。朕缵承大统以来，诸臣条奏旗务头绪繁多，章程不一，是以略加斟酌，去其繁冗，俾从简易。盖以事繁则难于办理，事简则易于遵循，所以使之率作兴事，专心竭力于应办之件也……总之办理事务，宽严当得其中。若严而至于苛刻，宽而至于废弛，皆非宽严相济之道。嗣后若不悛改，朕必严加处分。[4]卷八306

或因此句“官声大好”，赵弘恩的仕途开始进入平稳上升期。三年(1725年)，调湖北武昌道。四年(1726年)，丁父忧。五年(1727年)，服阙，复任武昌道。六年(1728年)二月，擢湖南按察使。十月，调四川布政使。七年(1729年)四月，署理湖北巡抚印务。九月，擢湖南巡抚。自雍正二年(1724年)赵弘恩代父罪归来，补湖南岳常道，至雍正七年(1729年)九月赵弘恩擢湖南巡抚，从四品道员升至二品巡抚，赵弘恩仅用了5年时间。其升迁之速，与同期之田文镜、李卫等人不相上下。

(三)“开辟”湖南六里苗疆

乾隆二年(1737年)二月，赵弘恩被调离两江总督任，内召为工部尚书。次年，受许登瀛行贿案之牵连，被革职并发配军台。七年(1742年)，始被召还。此后虽屡踬屡起，并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兼镶黄旗汉军都统，但或在朝廷各部院之间转任，或在八旗都统之间转任，未能再担当封疆重寄，出任地方督抚。弘历登极是赵弘恩仕宦生涯的转折点。赵弘恩在乾隆朝遭遇厄运，以及其仕途陷入困境的原因，蒋明宏所撰《雍正后期吏治的一个缩影——赵弘恩督治两江史实初探》[2]一文亦有探讨，认为雍正末期赵弘恩督治两江，用赤诚理念应对疏玩官风，靠一时圣宠挑战体制积弊；雍正皇帝驾崩后，赵弘恩知音不在，难逃悲剧性结局。此论固然不误，但亦难免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论述基调，忽略了历史大背景对人物政治命运的影响。赵弘恩仕途陷入困境，实与雍正、乾隆两朝施政方针的巨大翻转关系甚巨。

将催芽萌发的甜瓜种子平放到营养块预制种穴中，每个营养块上只放一粒种子。覆土时最好使用每箱内配置的覆盖土，或者用已消过毒的土壤覆盖，防止土壤的病虫害对植物幼苗进行侵害。播种后覆地膜，进行增温保湿，但地膜不要与育苗营养块紧贴，以免缺氧，影响出苗与齐苗。因此，平铺地膜时，要在营养块上每隔10厘米左右平放一根稻草或其他隔物，当70%以上种子破土后揭去地膜，防止强光、高温烤苗。

(四)督治两江

雍正十二年(1734年)初，赵弘恩署理两江总督。次年实授。赵弘恩由此步入仕途巅峰。

雍正皇帝对赵弘恩寄予厚望。如，雍正十二年(1734年)正月，赵弘恩奏报：“安庆省属水陆塘汛，不甚严紧，而江西、安庆交界之大江塘卡尤觉稀疏，现经安庆抚臣徐本通查，修添塘船，但必须兵丁实在操驾游巡，方有实济”。雍正皇帝朱批曰：“两江塘汛皆然，总言两江、直隶，朕十二年未得一人整理，其废弛疏玩处亦不胜烦事。今直隶得李卫督理，可大望其起色；两江则观汝之能与不能、肯与不肯也。”[5]第二十二辑523雍正皇帝对赵弘恩期望甚高。十二年(1734年)以来，历任两江总督者有查弼纳、范时绎(署理)、史贻直(署理)、高其倬(署理)、尹继善(署理)、魏廷珍(署理)、高其倬(实任)。雍正皇帝对上述人员均不甚满意，独对赵弘恩抱以较高期望，足见雍正皇帝对赵弘恩寄予厚望。关于赵弘恩在督治两江期间的作为，蒋明宏所撰《雍正后期吏治的一个缩影——赵弘恩督治两江史实初探》一文从整肃吏治、整治社会风俗，整治盐务、兴修水利，保护民间经济、减革重赋私派，设立育婴堂、普济堂，整治刑狱等方面有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三、赵弘恩仕途的转折及原因

雍正八年(1730年)“开辟”湖南六里苗疆，是赵弘恩仕宦生涯中最引以为豪之壮举。正如其在《重修(赵氏)家谱序》中所称：“恩虽家传有素，然以病躯临阵，初历戎行，忽经大敌，少玷先臣，其何立世？然则徒读父书之讥，恩将谁答，叨蒙圣天子福荫，全师振旅，归命阙廷，其荣亦大焉”[注]赵弘恩：《赵氏家谱·重修家谱序》，乾隆刻本。。

应选择地势平坦、排灌方便、耕层深厚、保水保肥性能好、前茬作物非白菜类等十字花科蔬菜的沙壤土或黏壤土地块栽培为宜。选好地块后深耕细耙，深度在20～30厘米。结合整地，每亩施腐熟有机肥3 000～4 000公斤，氮磷钾复合肥或过磷酸钙25～50公斤，辛硫磷颗粒剂900克，翻耕入土，耧细耙平，做成宽约1.5米、长15～20米的平畦。

我向来个性坚强独立，从事市报记者的工作又把我历练得视野开阔、思想活跃，“三等女”是我引以为荣的称号。当初，乔振宇信誓旦旦捧着一大束玫瑰花向我求婚时，我再三向他重申了自己对婚姻对伴侣在感情、事业、家务和经济上“平等享有、对等付出、同等对待和共同经营”的宗旨，乔振宇把头点得如鸡啄米，把胸脯拍得当当响，我这才放了一百二十个心上了他的贼船。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日，雍正皇帝驾崩，宝亲王弘历继承皇位，于九月三日举行登极大典。十月九日，弘历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即允禄、允礼、张廷玉、鄂尔泰，曰：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而《记》称“一张一弛为文武之道”。凡以求协乎中，非可以矫枉过正也。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我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徼幸之心。此皇考之因时更化，所以导之于至中，而整肃官方，无非惠爱斯民之至意也。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不竞不絿，以臻平康正直之治[4]卷四216。此为弘历登极后第一次公开提出“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在弘历看来，康熙帝治国有过宽之弊，故雍正帝登极之后，力矫宽纵，而行之于严厉。至自己登极，则以宽济严，取适中之道。

每年三月，是学校的“推荐与捐献图书月”，学校鼓励同学积极推荐与捐献图书。学校对同学们推荐的书目进行整理，从中挑选出适合大家阅读的书籍，作为我们每个年级的必读书目和建议阅读书目，以此丰富同学们的阅读内容，并对入选书目的推荐者进行表彰。

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弘历面向诸王及朝廷的满汉文武大臣，重申治国之道，曰：朕自即位以来，兢兢业业，时刻以皇考敬天勤民之心为心。凡政事之张弛，治理之竞絿，惟恐不能协乎大中至正之矩，以致获戾于天心……夫事务宽严，贵得其中。若不揆夫理之大中，而以私意相测度，则用宽而失于废弛，用严而流于苛刻，其何以协中正之则，励相我国家乎？[4]卷九328-329

六里苗疆，即今花垣县地方，位于湖南西部，广三百余里。在清代文献中，此地常被称为“六里红苗”。至雍正七年(1729年)时，六里苗地仍处于“无君长，不相统属”状态，既不受中央政府统治，亦不受土司管辖，是流土俱不受的“化外”苗疆，六里苗众则属于“化外”苗民。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时，此地经偏沅巡抚(湖南巡抚旧称)赵申乔招抚，六里苗众同意归属朝廷，由乾州同知管辖。但因该地远距乾州百余里，一切事件难于遥制。乾州同知对六里红苗的管辖徒有其名。至雍正皇帝时，开始在西南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雍正五年(1727年)，湖南境内的三大土司保靖、桑植、永顺先后归流。清廷于永顺、保靖、桑植故地分设保靖、桑植、永顺、龙山四县。六里苗地被包罗其中，有不得不改流之势。因赵弘恩久任湖广，熟悉湖南苗疆，且系“实心任事、有力量”之人[5]第十四辑429，遂于雍正七年(1729年)被调巡抚湖南。赵弘恩抵湘后，诸事急图振饬，于次年九月进兵，十月便招抚六里红苗，并于此地设官驻兵，将其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之区，从而成功“开辟”六里苗疆。

乾隆元年(1736年)三月十一日，弘历面向全国各省督抚，发布同样的治国之道，曰：天下之理唯有一中。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人臣事君，一存迎合揣摩之见，便是私心而事之。失中者，不可胜数矣。昔我皇考临御之初，见人心玩愒，诸事废弛，官吏不知奉公，宵小不知畏法，势不得不加意整顿，以除积弊。乃诸臣误以圣心在于严厉，诸凡奉行不善，以致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大为闾阎之扰累。然则皇考之意果如是乎？朕即位以来，深知从前奉行之不善，留心经理，不过欲减去繁苛，与民休息。而诸臣又误以为朕意在宽，遂相率而趋于纵弛一路……现在各省督抚，皆昔年皇考简用之人。即朕偶有除授，亦系从前曾任封疆者。乃当年条奏则专主于严，而近日条奏又专主于宽，以一人之身而前后互异如此，是伊等胸中毫无定见，并不计理之是非、事之利病，而但以迎合揣摩为事，希冀保全禄位、固结恩眷，而不知大违乎皇考与朕之本意，适成为庸鄙之具臣而已。[4]卷十四403-404

自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日至乾隆元年(1736年)三月十一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再晓八旗都统、副都统，复训诸王及朝廷的满汉文武大臣，终饬各省督抚，以及藩、臬、道、府各级官员，乾隆皇帝“宽严相济”的治国之道由点及面，从上至下，逐步推开，全国各级官员形成一股合力推崇的浪潮。

而与此相反，赵弘恩无论此前主政湖南之时，还是督治两江之际，其行政作风皆近于严厉，与乾隆皇帝“宽严相济”的治国之道背道而驰。如，雍正七年(1729年)十一月，赵弘恩履湖南巡抚新职，向雍正皇帝奏报，曰：湖南民情蛮蠢，刁悍胜于湖北，少加姑息，难于安贴。上下各官，近以宽容居心，和蔼处事，以致案件疲缓，奸胥猾吏蒙蔽妄行。臣到任之始，即将臣衙及两司蠹役二十余人拏惩，递回原籍收管。凡有各官进见，臣俱切实指示一切案件，不许耽搁，随到随行，迟则查惩。但湖南吏治过于严急，又恐激成事端，须严胜于宽，方可整此萎靡不振之风[5]第十四辑870。

又如，雍正十三年(1735年)三月，两江总督赵弘恩欲在省城江宁推行保甲制度，以加强对江宁百姓的管控。此建议遭到雍正皇帝批评，谕曰：编立保甲，先应审度地方之可行与否，有司才力之能行与否，毋得一味严急，勉强从事。倘地方或不相宜，才力或有不逮，反滋纷扰，毫无禆益。前代论治术者，动称社仓、保甲二事，然必须俯顺舆情，徐徐劝导，相机酌宜而为之，方能奏效。非如赌博、宰牛、私铸、盗匪等项，但当绳之以法者之可比也。且立法之初，严似胜宽，而不知过严之弊，害亦随之。盖宽徐则奸宄暂时潜迹，而善良却不致株连；严急则奸宄固无所容身，而善良亦不免扰累矣。总之，为政以得人为要，用得其人，自能因地制宜，顺时敷教。若不得人，纵奇策神术，徒美听闻耳，于事何济？[7]

赵弘恩在督治两江期间，不仅主政严急，而且恃宠而骄，凌虐同僚。关于赵弘恩在督治两江期间，排挤江苏巡抚高其倬，王蕴章《然脂余韵》有相关记载，其文曰：高文良(案：高其倬谥号)继室季玉夫人，绥远将军蔡毓荣女，有《蕴真轩诗抄》二卷、《诗余》一卷。文良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以阁学岀抚广西，历督云贵、闽浙改两江移抚。江苏总督赵芸书宏恩为后进，每齮龁之。公卓然孤立，喜愠不见于色，尝咏白燕，第五句云“有色何尝相假借”，沈思未对。夫人至，代握笔曰：“不群仍恐太分明”。[注]王蕴章：《然脂余韵》卷四，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920年，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高其倬，字章之，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进士。生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长赵弘恩10岁，巡抚江苏之前历任云贵总督、闽浙总督、两江总督。如此资历，仍屡遭赵弘恩排挤，足见赵弘恩居两江总督时盛气凌人。

赵弘恩主持民生吏治，崇尚严急，加之其本人性格凌厉，与乾隆皇帝“宽严相济”的治国用人之道相悖，故不为乾隆皇帝所喜。早在乾隆元年(1736年)弘历登极之初、赵弘恩内召为工部尚书之前，乾隆皇帝即屡屡表达其对赵弘恩的不满。如，乾隆元年(1736年)四月，乾隆皇帝批评赵弘恩“以迎合揣摩为先”[注]宫中档朱批奏折，04-01-12-001-0435，赵弘恩钦遵圣训敬谨涤虑洗心奉行折，乾隆元年四月十八日。。十月，又批评赵弘恩在处理苏州巡抚顾琮、按察使郭朝鼎包庇属员、家属之案时，未“公忠为国，不顾一己”[注]宫中档朱批奏折，04-01-12-0005-068，赵弘恩等特参臬司郭朝鼎失察之咎折，乾隆元年十月十九日。。十二月，又训斥赵弘恩专能为“掩过文非之言”，并表示“朕甚不取也”[注]宫中档朱批奏折，04-01-01-0004-021，赵弘恩恪遵圣训察过省非折，乾隆元年十二月十九日。。乾隆二年(1737年)二月，赵弘恩被调离两江总督任，内召为工部尚书，明为平调，实为暗降。次年，受许登瀛行贿案之牵连，赵弘恩以“纳贿”之罪被革职并发配军台，四年后始被召还。从封疆大吏到革为废员，赵弘恩仕宦生涯在雍正、乾隆两朝形成巨大反差，而这种遭际的形成与雍正、乾隆两朝施政方针的翻转有着密切关系。雍正皇帝的猝死，使相当一批崇尚严急的官员还没来得及转换政治风向，即被乾隆皇帝革退或遭受训斥，如乾隆皇帝上谕中提到的“八旗大臣”“各省督抚”等，仕途从巅峰滑向低谷，而赵弘恩即为其中具有相当分量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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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蒋明宏.两江总督赵弘恩略考[J].历史档案，2003，(4).

[2] 蒋明宏.雍正后期吏治的一个缩影——赵弘恩督治两江史实初探[J].历史教学问题，2006，(4).

[3] 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9803-9804.

[4] 清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241-244.

[5]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M].台北：故宫博物院，1979.

[6] 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 清世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881-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