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对留守儿童歧视知觉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农村儿童被迫和父母分离留在家乡读书。留守儿童是指由于父母双方或者单方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家乡，不能与其父母共同生活的6～16岁儿童[1,2]，根据调查2015年我国留守儿童的规模达到6876.6万人，其中农村留守儿童5492.5万名[3]。歧视知觉包括个体歧视知觉和群体歧视知觉两种，相对于客观歧视现象而言，歧视知觉是个体知觉到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的资格(比如户口、种族、性别、出生地区等)造成外界对自己的区别对待，这种区别对待可以表现为不合理的制度和拒绝的态度等，或是实际的行为和动作[4,5]。目前，部分教师和研究者夸大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倾向，留守儿童被“污名化”倾向非常明显[1,5]，将留守儿童等同于“问题儿童”，认为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父母不在身边，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少，情感交流较少，这些不利因素使得留守儿童受到很多外界的歧视。歧视知觉可以使个体意识到自身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从而对心理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主观幸福感作为评价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是个人对其生活满意度的总体评价[7]，有研究表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情绪、歧视知觉、社会支持、自尊等[1]，歧视知觉是其中的重要变量。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什么因素缓冲了留守这一因素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呢？在留守儿童面临环境中的各种压力的同时，来自老师、同学的支持可能会成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子。社会支持可能是影响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外部因素,是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的预测变量[8,9]。

另外，随着初中生在心理发展上迎来青春期，他们的生理和心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时期被称为“疾风骤雨”时期，初中生更加敏感，情绪极易发生变化[10]，因此本研究以初中农村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分析农村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现状，探讨歧视知觉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并从保护性因素的角度，考察这一过程中社会支持起到的具体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山东省鱼台县4所初中七、八年级的400名学生发放问卷，剔除无效问卷26份，获得有效问卷374份。其中留守儿童265名，非留守儿童129名；男生203名，女生171名；平均年龄 (11±2) 岁。

1.2　研究工具

1.2.1　歧视知觉问卷　本研究使用北京师范大学刘霞[11]等编制的歧视知觉问卷，该问卷由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两个维度组成，各包含3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总体分数越高，歧视知觉程度越高。两个分量表的信效度良好，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分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70和0.76。

1.2.2　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　本问卷由叶悦妹[12]等编制，问卷共计17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法，问卷分为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及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即“符合”记5分，“有点符合”记4分，“不确定”记3分，“有点不符合”记2分，“不符合”记1分，信效度良好[11]，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2。

1.2.3　幸福感指数量表　采用由Campbell等编制的幸福感指数、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共9个条目，量表分为两个部分：总体幸福感指数(8个条目)和生活满意度(1个条目)，总体幸福感指数每个项目都是7级计分。据姚春生[13]等的资料，重测一致性信度为0.849。

1.3　统计方法　本研究使用SPSS 2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使用相关分析、线性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进行研究。

2　结果

2.1　留守儿童歧视知觉、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表1　留守儿童歧视知觉、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项目1231个体歧视知觉2群体歧视知觉0．64∗∗∗3社会支持总分⁃0．46∗∗∗⁃0．35∗∗∗4主观幸福感⁃0．42∗∗∗⁃0．30∗∗∗0．48∗∗∗

注：***P<0.001

表1表明，留守儿童的个体歧视知觉、群体歧视知觉与和社会支持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个体歧视知觉、群体歧视知觉与和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总分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

2.2　社会支持在留守儿童个体歧视知觉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温忠麟[14]等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步骤，本研究采取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首先将个体歧视知觉、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3个变量数据中心化处理，个体歧视知觉、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均为连续变量，第1步以个体歧视知觉为预测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检验回归系数c，结果发现回归系数c显著(β=-0.419，t=-7.044，P<0.001)；第2步以个体歧视知觉为预测变量，社会支持为因变量检验回归系数a，结果发现回归系数a显著(β=-0.475，t=-8.749，P<0.001)；第3步以个体歧视知觉和社会支持为预测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检验回归系数c'和b，结果发现回归系数c'、b均显著(β=-0.245，t=-3.862，P<0.001；β=0.367，t=5.792，P<0.001)。因此，社会支持在个体歧视知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的贡献率为(c'-c)/c，即(0.245-0.419)/0.419=41.53%。中介效应结果，见表2。

 

表2　社会支持在留守儿童个体歧视知觉、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步骤因变量预测变量R2Fβt第一步主观幸福感个体歧视知觉0．17649．613∗∗∗⁃0．419⁃7．044∗∗∗第二步社会支持个体歧视知觉0．22668．046∗∗∗⁃0．475⁃8．249∗∗∗第三步主观幸福感个体歧视知觉社会支持0．28045．045∗∗∗⁃0．2450．367⁃3．862∗∗∗5．792∗∗∗

注：***P<0.001

2.3　社会支持在留守儿童群体歧视知觉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将群体歧视知觉、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3个变量数据中心化处理，群体歧视知觉、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均为连续变量，使用线性回归的方法，第1步以群体歧视知觉为预测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检验回归系数c，发现回归系数c显著，(β=-0.274，t=-4.345，P<0.001)；第2步以群体歧视知觉为预测变量，社会支持为因变量检验回归系数a，结果发现回归系数a显著(β=-0.316，t=-5.084，P<0.001)；第3步以群体歧视知觉和社会支持为预测变量，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检验回归系数c'和b，回归系数c'、b均显著(β=-0.135，t=-2.245，P<0.01；β=0.441，t=7.351，P<0.001)。因此，社会支持在群体歧视知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的贡献率为(c'-c)/c，即(0.135-0.274)/0.274=50.73%，结果见表3。

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这与已有研究一致[18]。根据儿童心理弹性发展理论，儿童发展过程中的保护性因素能够有效地降低不良的生存处境对儿童的消极影响，心理弹性就是与危险因素产生交互作用的保护性过程[19]。本研究中社会支持属于保护因素，儿童在社会支持网络里，能够获得更多的老师、同伴的肯定，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获得的同伴情感支持越多，精神状况越好[18]。

 

表3　社会支持在留守儿童群体歧视知觉、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步骤因变量预测变量R2Fβt第一步主观幸福感群体歧视知觉0．07518．880∗∗∗⁃0．274⁃4．345∗∗∗第二步社会支持群体歧视知觉0．10025．849∗∗∗⁃0．316⁃5．084∗∗∗第三步主观幸福感群体歧视知觉社会支持0．25038．605∗∗∗⁃0．1350．441⁃2．245∗∗∗7．351∗∗∗

注：***P<0.001

3　讨论

3.1　留守儿童歧视知觉、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相关关系　留守儿童的歧视知觉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以往部分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歧视知觉越高，个体越容易产生抑郁、生气等负性情绪[15,16]，通过诱发消极情绪，留守儿童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和个体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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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个体歧视知觉、群体歧视知觉与社会支持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这与邓欢[17]、范兴华[18]、申继亮[1]、傅王倩[19]等的研究一致，对于环境不利的个体，社会支持对个体身心健康发展更为重要。留守儿童与父母长期分离，缺乏父母的关爱支持，导致他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同时长期与父母分离可能导致留守儿童感到被歧视、性格内向、攻击性强或不善于与人交往、缺乏朋友等，从而导致留守儿童从同辈群体中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少[20]。歧视知觉越强，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越少，当社会支持非常弱的时候，歧视知觉会更有破坏性。

目送鲍泽离开后，米多无奈地拿起桌上的录音笔，摁下了结束键。随后，他想起来答应妹妹今天要在六点前到家，现在已经五点多了，他得赶紧回去。

3.2　社会支持在留守儿童歧视知觉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表明个体歧视知觉对主观幸福感的解释力为17.6%，回归系数c显著；个体歧视知觉对社会支持的解释力为22.6%，回归系数a显著；个体歧视知觉和社会支持两个因素同时进入回归方程对主观幸福感的解释力为28%，回归系数c'和b显著。群体歧视知觉对主观幸福感的解释力为7.5%，回归系数c显著；群体歧视知觉对社会支持的解释力为10%，回归系数a显著；群体歧视知觉和社会支持两个因素同时进入回归方程对主观幸福感的解释力为25%，回归系数c'和b显著。可见，引入社会支持这一因素后，对因变量的解释力提高，而回归系数都显著，说明社会支持在个体歧视知觉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群体歧视知觉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部分中介作用说明歧视知觉对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作用过程并不是完全直接的，还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地作用于歧视知觉和主观幸福感。因此，社会支持在文化适应中起缓冲器的作用，可以减少心理疾病的发生[21]。歧视知觉作为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负面因素，对主观幸福感起到消极作用，而社会支持可能是直接的情绪情感支持、群体认同的归属感和接纳感，或是资源和共享的时间，以积极应对由于歧视而带来的各种损失，而使得留守儿童更好地适应环境，促进心理健康发展。

群体歧视知觉对主观幸福感的解释力为7.5%，群体歧视知觉和社会支持两个因素同时进入回归方程对主观幸福感的解释力为25%，本研究表明个体歧视知觉对主观幸福感的解释力为17.6%。以往研究表明，处于弱势地位群体中的个人往往知觉到的群体歧视高于个体歧视，也就是认为他人的歧视对象主要是群体而非自己，因为个体把自己作为受害者的话，就预示着要承认自己被不公平对待，要付出更大的心理代价[22]。国外的研究是基于不同种族和性别得出的，群体相对稳定，而留守儿童的身份具有可变性，如果父母不去打工，回到孩子身边，这些孩子就自然解除了留守儿童的身份。留守儿童知觉到群体歧视较弱，而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消极生活事件直接指向其自身，比如被同学欺负等，所以留守儿童知觉到的群体歧视知觉显著较弱，群体歧视知觉对主观幸福感的解释力也相对较低。

如图1所示的Stewart六维力传感器,其包含上平台、下平台和6个弹性分支杆件。上、下平台与弹性杆件通过去耦结构连接,各个平台的去耦结构分布在同一个圆周上;弹性杆件用来测力,其位置成对称关系,在不考虑重力和摩擦力的情况下,每个弹性杆件都只承受沿轴线方向的拉力或压力,即二力杆,因而通过检测6个弹性杆件的形变情况就可以对空间载荷进行测量。整个结构为对称的静态结构,具有保持几何不变性所需的最少约束,减少任何一个约束都将使结构失去几何不变性。

本研究提示我们在对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研究和干预过程中，歧视知觉是对主观幸福感的负性影响因素，应该重视社会支持这一保护性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23]，打破负性因素对心理健康影响的恶性循环，更好地提升留守儿童社会支持水平从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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