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腔镜手术联合LNG-IUS治疗子宫内膜增生息肉疗效及对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影响

子宫内膜息肉(endometrial polyps，EMP)为妇科常见病，导致阴道不规则性出血，也是孕龄妇女不孕的主要原因之一[1]。宫腔镜下息肉切除为治疗该病的主要手段，但术后复发仍对患者生活造成明显不良影响。因此，临床治疗中，降低术后息肉复发的可能性成为关键环节。有研究显示[2]，由于致炎因子的反复刺激导致子宫内膜反应性增生物；也有研究显示，息肉的发生与局部激素水平紊乱有关。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levonorgestrel intrauterine system，LNG-IUS)可有效阻止子宫内膜增生，临床已有相关研究显示[3]，术后联合LNG-IUS可降低息肉复发率，可解释激素水平与术后息肉复发的相关性。为分析术后联合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对患者炎症因子水平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2013年10月至2015年10月入我院妇科治疗的160例子宫内膜息肉患者，根据随机数字表，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80例。两组年龄、临床分期、病理类型等基线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本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及“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且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表1　两组基线资料对比(n=80)

  

组　别年龄/岁息肉生育史/次子宫手术史/例单发多发01≥2有无体质量指数(BMI)/(kg·m-2)对照组42．7±6．345353023271164423．9±2．4观察组42．2±6．544363121281104022．7±2．3t/χ2/Z0．0730．0460．2450．0320．085P0．9410．8270．8140．8750．824

1.2　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子宫内膜息肉诊断由病理学检查证实，符合宫腔镜手术指征[4]，近期无生育要求；②年龄20～50岁，未参加过其他药物试验者；③取得患者书面知情同意。

隐喻指用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暗示二者之间存在相似性或类推性。它的本质是用一种事物和经验理解另一种事物和经验，应然地，喻体往往是具体、生动的常见事物或形象，这样才能发挥它辅助理解本体的功能。教师在教学中常常穿插着隐喻，这种妙趣横生的词语能让学生迅速理解和掌握知识点，并且产生体验的共鸣。

信息感知层对耗材流转进行跟踪定位、自动识别并将实时采集到的信息反馈到网络支撑层，网络支撑层同步记录数据并及时无误地向平台上层传输［7］。

这个身体比例失调的人是被画家故意画成这样的，旨在展示神经末梢在人体的分布情况。这个人身上哪个部位被画得大，就说明那里的神经末梢分布得多，痛感自然也比其他部位强烈。同理，他身上哪个部位画得小，则说明那里的神经末梢分布得少，对疼痛自然也就没那么敏感了。

1.3　治疗方法　对照组取膀胱截石位，常规消毒阴部后，放阴道窥器，探宫腔位置及大小，放入10 mm宫腔镜，予子宫内膜息肉电切除术，常规病理学检查。观察组手术方法同对照组，术后在患者第一次月经来潮时放置LNG-IUS(德国拜耳公司)。

1.3.5.2 ReHo算法 使用REST软件计算分析ReHo值，计算过程与以往报道一致［9］。fMRI检测的脑活动区域是空间上相邻的多个体素，计算每个既定体素的肯德尔和谐系数（KCC）值，最后可获得每个个体的KCC图［14］。将单个体素的KCC值除以全脑平均KCC值就生成了标准化的ReHo图。

子宫内膜息肉由子宫内膜腺体和含有厚壁血管的纤维化内膜间质构成，是局部子宫内膜过度增生形成的有蒂或无蒂的赘生物[7]。随着微创技术的提升和普及，宫腔镜成为治疗EMP的“金标准”，手术安全，出血量少，具有多种优势[8]。但EMP发病机制并未达成统一，与炎症因子的刺激、细胞因子的过度表达以及局部雌孕激素水平的失调等有关[9]，术后仍未改变局部刺激因素，成为术后EMP复发的主要原因所在。

1.4.1　一般情况　随访2 a，嘱患者每6个月到医院复查，以观察是否息肉复发(经过妇科彩超复查，观察子宫内膜，出现异常回声，经病理证实，确定是否发现息肉，当发现息肉再次出现，即定义为息肉复发[5]。

1.2.2　排除标准　①术前慢性盆腔炎急性、亚急性发作者；②伴有妇科肿瘤疾病、盆腔结核、子宫内膜异位症等患者；③药物过敏史者、精神病史或意识障碍者；④伴有严重心、肝、肾等器质性病变者。

1.4.2　炎症因子水平[6]　所有研究对象于清晨空腹采血，统一为肘静脉血4 mL，以3 000 r·min-1离心20 min，离心后将血清分装试管，置于-80 ℃的冰箱内保存待检。以ELISA法检测血清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介素-6(interleukin-6,IL-6)、白介素-4(interleukin-4,IL-4)。TNF-α、IL-6、IL-4酶免试剂盒均购自天津均尧联赢生物制品有限公司。CRP采取日立76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用免疫比浊法检测，试剂盒购自瑞士ROCHE公司。以上操作由同一检测水平人员负责完成检测。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符合正态分布，釆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构成比(%)表示，釆用χ2检验；等级资料用秩和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因此，这个阶段考虑的问题就是稳定、减少风险和成本。由于职业经理人模式一般成本过高，加上企业没有完善的经营机制，容易受到内部势力的排挤，职业经理人发挥的空间受到限制，同时缺乏有效的监控机制，企业面临的道德风险巨大，所以选择职业经理人模式明显不是很合适。内部提升模式虽然其忠诚度要优于职业经理人模式，但由于家族企业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影响，加上制度不完备，容易形成派系，对企业的稳定不利。而自己人接班模式，不管是企业主个人愿望，还是道德风险规避来看都是比较合适的方式。只要创业者指导帮助，以及内部人士的鼎力相助，还是可以弥补其经验、人脉等存在的各方面欠缺，获得成功。

2.2　炎性因子水平　观察组治疗后TNF-α、IL-6、CRP因子水平和治疗前相比显著降低，IL-4升高显著升高；治疗后，观察组TNF-α、IL-6、CRP因子水平低于对照组，而IL-4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4。

表2　两组术后复发率和盆腔炎对比(n=80) 例(%)

 

表3　两组治疗前后一般情况比较(n=80，±s)

  

组　别子宫内膜厚度(双层)/mm治疗前治疗6个月治疗24个月对照组11．3±2．510．7±1．39．8±1．6观察组11．5±2．66．5±1．65．7±1．1

 

表4　两组治疗前后炎性因子水平比较(n=80，±s)

  

组　别TNF⁃α/(ng·L-1)IL⁃6/(ng·L-1)IL⁃4/(ng·L-1)CRP/(mg·L-1)治疗前治疗后治疗前治疗后治疗前治疗后治疗前治疗后观察组65．9±11．545．3±11．7①②428．4±58．6282．8±38．7①②54．2±12．4105．6±9．9①②28．9±8．510．8±3．8①②对照组67．3±10．760．7±10．8434．5±54．5368．6±39．955．9±11．785．8±10．829．6±8．915．7±4．5t0．1297．0580．2136．5530．5985．8150．3415．094P>0．05<0．05>0．05<0．05>0．05<0．05>0．05<0．05

注：①与治疗前比较，P<0.05；②与对照组比较，P<0.05。TNF-α：肿瘤坏死因子α；IL-6：白介素-6；IL-4：白介素-4；CRP：血清C反应蛋白。

3　讨论

1.4　观察指标

术后联合LNG-IUS以预防EMP复发，主要以调节激素水平发挥预防作用，该方式置入后，可恒定式释放左炔诺孕酮，可有效维持局部有效的药物浓度，促使局部内膜腺体萎缩，子宫内膜变薄，避免内膜增生，从而有效预防EMP发生[10-13]。本研究中治疗后观察组子宫内膜较治疗前明显变薄，而对照组子宫内膜治疗前后变化不明显，说明了LNG-IUS对子宫内膜增生的预防作用。该联合方法的疗效已被证实[14-16]，并且，本研究中观察组术后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提示了术后联合LNG-IUS可有效预防EMP复发。

TNF-α、CRP、IL-6、IL-4炎症因子为炎症反应的主要成分，TNF-α为炎症反应级联重要始动因子和多效细胞因子，TNF-α呈高水平表达时，可介导白三烯、IL-6、IL-4等多种炎症因子，促进CRP水平的合成，增加炎症细胞的浸润，造成局部损伤；IL-6为前炎症细胞因子，为重要炎性因子之一，可促进超氧化物及溶酶体酶释放；IL-4为抗炎症细胞因子[17-18]，两者水平的失衡则提示炎症病理损伤的存在。有研究显示[19-20]，以上炎症因子水平的失衡与盆腔炎的发生有重要关系。炎症因子可在雌孕激素对子宫内膜刺激过程中起介导作用，在子宫内膜增生性疾病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本研究中，抗炎症细胞因子IL-4水平升高，TNF-α、IL-6、CRP因子水平较治疗前显著降低，提示治疗后患者炎症过程被控制，因此可推测炎症水平的抑制与术后预防EMP的复发也有一定相关性。而且，术后观察组盆腔炎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可能也与炎症因子水平的调控有关。以上结果揭示该种联合方法对炎症反应的作用机理与有效预防EMP相关。

[6]　李建霞.宫腔镜电切术联合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治疗子宫内膜息肉的临床疗效分析[J].现代妇产科进展,2016,25(7):529-531.

综上所述，宫腔镜术后联合LNG-IUS可降低宫腔镜子宫内膜息肉切除术后的复发率，可能与调节患者血清炎性因子变化有关。

2.1　一般情况比较　两组手术均成功，且无失访。随访期间，观察组息肉复发率为6.25%(5/80)，盆腔炎发生率为3.75%(3/80)，低于对照组的18.75%(15/80)和15.00%(12/80)(P<0.05)，见表2。治疗6个月后观察组子宫内膜厚度为(6.5±1.6) mm，治疗24个月子宫内膜厚度为(5.7±1.1) mm，低于治疗前的(11.5±2.6) mm和对照组的(9.8±1.6) mm(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子宫内膜厚度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参考文献：

[1]　张海燕,夏恩兰.子宫内膜息肉的发病特点、恶变及治疗研究进展[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11,21(9):1109-1113.

玉米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近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各种玉米高产技术，灌溉技术也是玉米高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滴灌作为一种比较节水的灌溉方式，在现代农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对膜下滴灌高产栽培技术进行了分析研究。从栽培前的准备工作到具体栽培技术的实施，全面加强技术控制，实现玉米高产。

[2]　宋秀英.宫腔镜下电切术治疗子宫内膜息肉疗效观察[J].中外医学研究,2013,11(3):19-20.

[3]　邱淑芬,王芸.曼月乐治疗子宫内膜异位性疾病的临床观察[J].中国现代医生,2011,49(14):121.

[5]　郭静,王劲红,杨丹,等.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和口服避孕药预防子宫内膜息肉术后复发的临床疗效比较[J].中国医药,2016,11(6):882-886.

[4]　孙雪竹,卢美松,李萌,等.子宫内膜息肉研究进展[J].现代生物医学进展,2015,5(4):985-987.

中国水利：《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考虑到我国南北方水资源条件有较大差异，下一步如何进行责任分解和考核？

[7]　徐静平,牛俊华.子宫内膜息肉中ER、PR、Ki-67的表达及意义[J].宁夏医科大学学报,2014,36(8):908-910.

[8]　焦雪,赵涵,陈子江.子宫内膜息肉的病因学研究进展[J].中华妇产科杂志,2011,46(6):469-471.

[9]　付潆苇,李元元,崔满华.左炔诺孕酮宫内释放系统临床应用进展[J].中国妇幼保健,2014,29(26):4358-4360.

[10]王轩,黄向华.子宫内膜息肉手术治疗进展及其复发的预防[J].中华妇产科杂志,2011,46(4):307-310.

[11]罗萍香,何星云,胡红波,等.ER,PR,VEGF,IGF-1,HGF在子宫内膜息肉中的表达及意义[J].医学临床研究,2012,29(12):2318-2324.

[12]赵哲人,刘广申.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对子宫腺肌病患者血清 CA125、血红蛋白及痛经的影响[J].中国现代医生,2013,51(1):139-141.

[13]熊敏.左炔诺孕酮宫内释放系统联合宫腔镜治疗子宫内膜息肉临床分析[J].中国现代医生,2012,50(31):41-43.

中国在进步，智能建筑系统工程的建设过程也在不断完善。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关的施工设备也在不断更新，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为提高施工的安全性，应加强施工安全管理，制定完善的施工组织计划和安全防范措施，为各单位员工提供规范的运作标准，严格约束作业方式，减少违规操作的发生，降低风险。首先要制定合理可行的施工组织方案，科学地安排施工进度，最大限度地保证施工质量，同时不能影响工程进度。此外，各单位之间应加强沟通，注意协调配合，特别是夜间施工安全一定要有保障，制定风险应急机制，提高效率。同时，建议将分散和小规模作业转变为平行作业，这有利于工程的整体把握和急救，进而确保施工进度[2]。

[14]田秦杰,王春庆.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在异常子宫出血中应用研究[J].中华妇产科杂志,2014,49(7):553-556.

不过这台借用了尼康高级入门胶片单反相机F80机身的柯达DCS Pro 14n性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并且也没能帮柯达从尼康的镜头群中占到什么便宜。比如它尽管设计了配置256MB缓存的信号处理系统，但是在当时来说超高的1400万像素造成的大影像数据处理负担使DCS Pro 14n的连拍效率只能达到每秒1.7张，连拍持续拍摄能力仅为8张左右。这台相机最终也随着柯达的惨淡经营而很快退出了大家的视野。

[15]刘琛姝,王永莉,尹淑杰.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治疗子宫内膜息肉临床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14,11(12):69-71.

[16]付潆苇,李元元,崔满华.左炔诺孕酮宫内释放系统临床应用进展[J].中国妇幼保健,2014,26(3):4358-4360.

[17]任娟,宋恩学,王文艳,等.子宫腔粘连患者子宫内膜组织中ER、PR的表达及意义[J].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2015,31(4):380-384.

[18]曹桦,吴宁,陈樑,等.ER、PR、Ki-67 在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J].实用癌症杂志,2015,30(7):964-966.

[19]郭伟男,孙丽敏,郑小霞,等.ER、PR和GLUT-I在子宫内膜息肉中的表达及意义[J].河北医学,2012,34(11):1632-1633.

[20]徐萍,陶跃平,吴晓杰.左炔诺孕酮宫内释放系统对子宫内膜息肉术后ER、PR的影响研究[J].中国现代医生,2016,54(10):7-11.

CP是消化道疾病中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分为肿瘤性和非肿瘤性息肉[5]。该病的病因尚不明确，有研究[1]显示，沿海地区渔民患病率较高，并且海上作业时间越长，CP患病率越高；海上作业<5年CP患病率为15.7%，5～10年为28.6%，>10年为37.2%。可能与其生活习惯和工作环境的特殊性有关，如长期海上作业饮食节律失常，新鲜蔬菜水果相对缺乏，饮酒吸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