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福克纳小说《熊》的生态伦理观念

《去吧，摩西》中的短篇小说《熊》主要描写和展示了南方少年艾萨克·麦卡林斯在开化的文明世界和尚未遭受破坏的混沌世界相交融的环境中如何长大成人，并逐步了解社会和认知自我的故事。它的叙事由五部分组成，篇幅占据了《去吧，摩西》整部小说的三分之二。就故事情节而言，它比福克纳的其他小说简单、明晰。但在小说看似简单明晰的文本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观念。尤其是构成小说中心的、带有强烈议论性质的第四部分，其叙事不仅暗示了小说审美风格的转变，而且体现了福克纳小说人学救赎观念与生态伦理思想的交汇融合。小说其余部分的叙事都以它为中心，并为它服务。对此，评论家丹尼尔·霍夫曼认为，小说第四部分构成了“一段历史记叙的影射，将社会上之基督教伦理观念，与原野狩猎之伦理观念相并立以作比较”[1]555。而批评家弗雷里克·J. 霍夫曼则详细分析并明确指出了小说第四部分可能包含的意义，“在精心写作的小说第四部分中，福克纳提供了多种‘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种：第一，土地不是人类可以为所欲为的，而是一种‘负有责任的伊甸园’，是神授予人类的‘第二次机会’。第二，种族的负担跟那个责任是不分的，三个种族——印第安人、黑人和白人——必须在那块土地上一起生活，任何对那个责任的破坏给负有责任的人带来诅咒。第三，狩猎是表达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方式。第四，人的生命在感情最紧张与最重要的时刻具有某种永恒的美和意义”[2]90。本文拟在上述评论家得出的结论的基础上，对小说《熊》所体现出的生态伦理观念展开扩展性文本细读和深层次理论分析与阐释。

一、对自然生态的虔诚敬畏

以《熊》第四部分议论叙事为核心，福克纳强调了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表达了对自然生态环境宗教般虔诚的敬畏情怀。在福克纳看来，自然是人类的伟大哺育者，是大地母亲，它不属于任何人，在本质上它是一种与人类具有同等地位，甚至在某些时候比人的地位还要高的自在自为的主体。在《熊》的开头部分，福克纳通过描写以荒野和大森林为代表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博大和宽广来暗示读者，自然生态环境不仅仅是小说的重要背景，同时也是人类精神的映照，它具有净化人的心灵的超验作用：

他们讲述的是关于荒野、大森林的事，它们之大，之古老，是不见诸任何文件契约的——文件记录了白人自以为买下了哪片土地的狂妄行为，也记录下了印第安人的胆大妄为，竟僭称土地是自己的，有权可以出售；荒野与森林可比德·斯班少校与他僭称为自己私产的那小块土地大，虽然他明知道并不是自己的；荒野与森林也比老托马斯·塞德潘老，斯班少校的地就是从他手里搞来的，虽然塞德潘明知道不是这么回事；荒野与森林甚至比老伊凯摩塔勃都要老，他是契卡索族的酋长，老塞德潘的地正是从他那里弄来的，其实他也明知道不是这么回事[3]183-184。

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子任务求得解后需与其他处理器交换数据，但这种屡屡的数据交换可能是无用的或低效的。因此，需改进和设置固定交换周期，达到减少无用交换频率的目的。处理器通信采用主从式消息传递机制，主伺候器将汇总从伺候器在固定周期内达到的局部解，实施杂交算法来运算并反馈结果。在改进算法实施时，对求得最优解的收敛速度起关键作用的是杂交算子，杂交算子的作用在于预防局部收敛，提升求得全局最优解的概率。使用主从式通信机制时，当蚂蚁迭代次数等于所建立的固定交互周期值，主节点得到其它次节点在交互周期传递的最优解，并使用杂交算子机制来分析与处理。

福克纳借此描写不仅突出了自然环境本身的神秘力量，表明任何人试图独自占有大自然都是徒劳的，而且暗示了小说主人公艾萨克的成长就是依托大自然、认识大自然并最终回归大自然的过程。

在艾萨克接受自然启蒙教育的过程中，大熊“老班”与猎人山姆·法泽斯无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是他们让艾萨克领悟到了人类的一系列美德。福克纳在小说中描述道：“如果说山姆·法泽斯是他的老师，有兔子和松鼠的后院是他的幼儿园，那么，老熊奔驰的荒野就是他的大学，而老公熊本身，这只长期以来没有配偶、没有子女以致自己成为自己的无性祖先的老熊，就是他的养母了。”[3]201-202很显然，福克纳视大熊“老班”为人类古老精神的象征，认为它是原始荒野的代表，是“未受玷污而不可败坏”的“大自然的化身”，是“一个从已逝的古老年代里残留下来的顽强不屈、无法征服的时代错误的产物，是旧时蛮荒生活的一个幻影、一个缩影与神化的典型”[3]185。在“老班”身上显示出的是人类古老的美德与尊严，是一种蛮荒而和谐的自然力量，是人类文明开化以前就已存在的理想。它竭力维护着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又始终与人类保持和平共处的关系，它以神秘的自然力量践行着道德的现实。小说中写猎人们每年去猎熊实质上是一种朝圣行为，是“去向那头他们甚至无意射杀的大熊作一年一度的拜访的”，是“去参加一年一度向这顽强的、不死的老熊表示敬意的庄严仪式”[3]186。小说详细叙述了艾萨克是如何在山姆的指导下朝拜“老班”并接受大自然洗礼的。艾萨克自幼就曾听说过神秘的“老班”的故事，早想一睹它的风采。第一次，艾萨克一个人带着枪去寻找“老班”，结果未能成功。山姆告诉他那是因为他身上的枪、手表和指南针等是一些被现代文明污染的物品。第二次，当艾萨克去掉了这些文明的污染物后，很快就在丛林中见到了神灵一般的“老班”。小说描述的这一系列场景都是极富象征意义的，福克纳以这种“富有神秘色彩的构成性经历”[4]544和图腾祭礼仪式暗示只有“老班”才是荒野和大森林的真正主人，只有“老班”才是真正的自然宗教的代表和化身，人类也只有返璞归真、洞悉大自然的微妙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才能永远发展下去。对此，路易斯评述认为，“《熊》把人可以认识到的高尚体现于一种行为，一种反复的宗教仪式般的行动方式”，仿佛是在“跳一种宗教舞蹈”，而年轻的艾萨克正是“通过参加这种舞蹈仪式才获得再生，才受到圣礼的祝福”的[5]172。换言之，荒野和大森林等自然生态环境被福克纳赋予了一种宗教伦理色彩，成为了弗雷泽所说的“神灵的居所”和敬畏仪式的场地，相应地，狩猎行为也具有了宗教内涵，成为了一种了解自然、认识自然、与自然交流和对话的“宗教语言”。

因为他在《圣经》里说到怎样创造这世界，造好之后对着它看了看说还不错，便接着再创造人。他先创造世界，让不会说话的生物居住在上面，然后创造人，让人当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管理者，以他的名义对世界和世界上的动物享有宗主权，可不是让人和他的后裔一代又一代地对一块块长方形、正方形的土地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而是在谁也不用个人名义的兄弟友爱气氛下，共同完整地经营这个世界，而他所索取的唯一代价就只是怜悯、谦卑、宽容、坚韧以及用脸上的汗水来换取面包[3]246。

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

对了，还有关于那只半大不小的熊的逸闻呢：火车第一次开进三十英里外林中采伐地的那回，有只熊蹲在铁轨之间，屁股翘得老高，像是只在嬉戏的小狗，它正用爪子在刨掘，看看这里是不是藏有什么蚂蚁或是甲虫，也许仅仅想仔细看看这些古怪匀称的、方方正正的、没有树皮的木头，它们一夜之间不知打哪儿冒出来，形成了一条没有尽头的数学上的直线。它一直在那儿刨掘，直到坐在扳了闸的机车上的司机在离它不到五十英尺处朝它拉响了汽笛，才疯狂地跑开，遇到第一棵树就爬了上去：那是棵幼小的梣树，比人腿粗不了多少，这只熊爬到再也没法往上爬的地方，抱紧树干，当司闸员把一块块石碴朝它扔去时，它把脑袋缩在脖子里，就像一个男人(也许应该说像个女人)会做的那样。而当三小时后，机车第一次拉着装满原木的车皮开回来时，那只熊正往下爬到那棵树的半中腰，看见火车开来，又赶紧爬上去，爬到再也没办法爬的地方，抱紧树干，看列车开过去，等到下午火车重新开进森林，它还在那里，等到黄昏时火车开出森林，它依旧在树上；……而这只熊在树上呆了差不多三十六个小时才下树，连一口水都没喝过[3]304-305。

相对于“老班”的自然对话，山姆·法泽斯则充当了引领艾萨克完成自然朝圣之旅的引路人的角色。山姆是印第安人后裔，葆有淳朴、善良、正直的高贵品质和令人敬畏的人格尊严。他是艾萨克狩猎的老师，更是艾萨克的精神之父。正是在他的帮助下，艾萨克才完成了庄严的成年仪式；也正是在他的提醒下，艾萨克才意识到“你必须失却自己方可找到自己”的人生真谛；最后也正是受到他伟大精神的感染，才使艾萨克做出放弃一切世俗欲望、回归自然的决定。福克纳在小说中高度赞扬了山姆在精神上不属于任何人和社会，只属于大自然的美好情操，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与“老班”殊途同归。山姆最终因为目睹“老班”的毁灭而选择以独特的方式结束自己的荒野生涯之旅，走向死亡，实质上这是另一种方式的自我体验，是以理想化的方式回归自我精神家园、实现自我救赎与精神超越的隐喻表达，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他以生命的最后光芒教育和召唤艾萨克回归自然和绝对精神的自由的象征。正如艾萨克自己所说：“山姆·法泽斯使我得到了自由。”[3]286

接着，小火车头尖叫了一声，开始移动了：排气管急急地震颤着，松弛的车钩开始懒洋洋而不慌不忙地拉紧，一阵碰撞从车头一点点传到车尾，当守车也往前移动时，排气管发出一阵阵深沉、缓慢的啪啪声，孩子从圆形眺望台望出去，只见火车头完全拐过了这条铁路线上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弯道，随后便消失在大森林里，把身后的一节节车皮也拖了进去，就像是一条肮里肮脏的不伤人的小草蛇消失在荒野草丛里，还把孩子也拖进森林，不久就以最大的速度，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又像过去那样疾驶在两堵未经砍伐像双生子那样相像的林墙之间[3]304。

透过《熊》中关于自然生态的种种描写和议论，可以清晰地看到福克纳关于自然生态问题的立场与沉思，即人类创造的欲望与毁灭的欲望之间呈现一种持续性的紧张状态，而这种紧张状态往往将孕育出死亡。对此，路易斯评述道：“如果说《熊》是一篇描写死亡的作品，那么它是描写边疆世界及其可能性的死亡；它还描写了新的尚未受到破坏的地区的死亡，在那里一种真正的和根本的道德自由——一种原始的纯真——又可能得以实现。”[5]183小说中“老班”和山姆的死亡之于主人公艾萨克来说已经预示了这一点，正如批评家鲁宾所说：“艾萨克不想老班死去，因为他不想那只巨大的老班所象征的荒野消失。他渴求的是追捕猎物时的激动而不是结束一切的枪杀。一句话，他想置身于时间和变化之外。正如麦卡斯林·爱德蒙引用济慈的诗所暗示的，这只能存在于艺术之中，而不是现实生活之中。”[9]88而通过寓意深刻的小说结尾，福克纳也向读者印证了现代文明入侵必然导致生态荒野死亡的现实，自古以来受到诅咒、象征“古老的倦怠、低贱的种姓和死亡”[3]314的“蛇”重新出现，猎人正企图修好枪械以猎杀树上的松鼠，人变得日益渺小、贪婪与自私。在谈及为何如此安排小说的结尾时，福克纳也曾无奈地表示“反对进步是愚蠢的，每个人都是进步的一部分”[6]98，从中可以想见作家本人对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和差距无法释怀，其对美国南方渐行渐远的自然荒野充满了留恋，这也应是其多次强调的“不愿改变”的事物之一。

在福克纳看来，人的自我实现并非一定要建立在无限制蹂躏和挑衅自然的基础上，相反，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相处正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等高尚品质外化的重要形态之一，人类应该深刻领悟上帝赋予的神圣职责，有限度地利用和开发自然，实现一种真正意义上人与自然的可持续性的发展。福克纳在谈及《熊》的现实意义时曾明确表达了上述想法和观念。他认为无论《熊》如何展示人类与荒野之间的矛盾冲突，其没有强制要求任何人做出偏袒任何一方的选择，只是希望当改变必须伴随毁坏时，人类要保证这种毁坏的产出是有价值的，且无论何时人类都能对美好事物抱有一种深切的“同情”。对此，他形象地打比方说：“清除荒野仅仅是为了留出棉花地，然后以雇佣长工和奴隶的农业经济方式种植棉花，虽然这是基础性的，但并没有比取代荒野好多少。如果荒野的毁坏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带来更多的食物，那才真正值得。”[6]277

（1）通过焊接热影响区最高硬度试验、斜Y坡口焊接裂纹试验、对接接头刚性拘束焊接裂纹试验，验证了高性能Q500qE钢焊接性良好。

福克纳在此用圣经意象“蛇”来比拟现代工业文明的象征“火车”，意在强调其中的诱惑与罪恶。其后福克纳又在小说中讲述了一段“逸闻”，以此来进一步说明现代工业文明对原始自然生态的罪恶和毁坏达到了何种严重的程度：

福克纳借《熊》第四部分的议论叙事强烈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现代工业文明对荒野和自然的破坏，深化了宗教人学意义上罪恶与救赎的观念。福克纳曾多次强调人类在本质上需要“某种上帝观念”，无论称他是上帝还是别的其他什么[6]161。在《熊》中，福克纳借小说人物之口再一次表达了他的这一观念：

在蔡家堡乡、西山乡、东山等乡镇建立马铃薯“青薯2号”“青薯9号”全膜覆盖栽培技术标准化示范区80hm2，平均产量3.58×104kg，总产量达286.4×104kg；实现收入3.22万元·hm-2，总产值257.76万元(按0.9元/kg计算)；与露地常规栽培相比，增产0.85×104kg，增产率31.14%，增收0.77万元·hm-2；新增产量68.0×104kg，新增产值61.2万元。

这段惟妙惟肖而又略带幽默的描写，足以显现现代工业文明扩展之神速，灾难之巨大，以及后果之严重，同时也预见了人类必将为此付出惨痛代价：“糟蹋的森林、田野和他蹂躏的猎物将成为他的罪行和罪恶的后果与证据，以及对他的惩罚。”[3]332

虽然福克纳并不完全排斥自然为人类生存提供服务的意识，但他强调这只是出于人类更好生活的需要，而非主张一种完全放任的态度。事实上通过《熊》的主要情节，可以看到福克纳对现代工业文明入侵荒野和田园及其所引发人类欲望膨胀给予了明确而深刻的批判。生态学家卡森曾明确指出，人的能力和欲望的急剧膨胀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幸”，“因为这种巨大的能力不仅没有受到智慧的调节，而且还以不负责任为其标志。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意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意识到征服自然的最终代价是毁灭人类自己”[7]162-163。福克纳对此不仅有着明确的认知，而且还预见性地在小说中描述了人控制和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所带来的恶果。在福克纳看来，生态恶化与人类滥用自由意志有直接关系，是人类的罪恶之一，其必将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与疏离，人类也将由此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诚如劳伦斯·布伊尔所评述的那样，福克纳“早在《八月之光》中就曾对工业化之于森林资源的破坏进行了谴责”[8]172，而这种谴责在《熊》中则达到了顶峰。福克纳在小说中以忧虑的口吻写道：“这荒野是注定要灭亡的，其边缘正一小口一小口地不断被人们用犁头和斧子蚕食，他们害怕荒野，因为它是荒野，他们多得不可胜数，彼此间连名字都不知道。”[3]185在福克纳心中，现代大工业文明时代到来之前人类并没有向自然生态环境过多索取，那个时候大森林中仅有猎人斧子的伐木声，人类与自然之间处于一种相互凝视的状态。而随着大工业文明的发展，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变得唯利是图，其对物质和自然的占有欲望日益强烈。对此他评述说：“人类在机械和技术方面的进步比他在精神方面的进步要快得多，可能存在某种东西人类可以用来代替破坏了的荒野，但他还没有找到。他花在破坏荒野上的时间多于他寻找替代物的时间；同样，他花更多时间去生产更多的人，而不是生产与人类有关的好东西或是使人们变得更好。”[6]68在《熊》的第五部分他还详细描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象征物——火车是如何进入自然荒野的：

三、对人的本质重建的希冀

通过《熊》第四部分的议论叙事，福克纳在承认“新世界从建立之时从未短缺过罪恶”[5]184的同时，也传达出了强烈的拯救与重建人的本质的愿望。在小说中，主人公艾萨克及其言行本身就是救赎观念的重要载体。对此，福克纳在任弗吉尼亚大学住校作家期间曾进行过一次详尽阐述。他认为，面对邪恶人们会采取三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和处理方式：“第一种人说，这坏透了，我与之无关，我宁愿先去死。第二种人说，这坏透了，我不喜欢，我对此无能为力，但至少我自己不会参与其中，我将离开到一个洞里去或爬上一个高高的石柱坐在顶上。第三种人说，这腐败透顶，我要为此做点什么。麦卡斯林属于第二种人。他说，这真坏，我将退开。我们所需要的是那么一些人，他们会说，这真坏但我将对此做点事，我要改变它。”[6]245很显然，福克纳对艾萨克这一人物形象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他认为艾萨克在行动方面不够积极，有消极退避之嫌。

尽管小说描写艾萨克选择隐居确有逃避现实的意图，但在有限的言行范围内他仍可称得上是一个积极行动的拯救者。当他发现祖父在大森林和荒野中犯下了无法饶恕的罪行时，主动放弃了本属于自己的遗产。这一举动表明艾萨克已经深刻意识到了放任自由意志不仅是奴隶制的根源，也是人类自身悲剧和大自然生态悲剧的根源，这种从人的“原罪”的角度看待现代工业文明及其后果的姿态有其独特的价值意义。而艾萨克选择承认上帝的公正与权威，更是意在告诉我们很多情形下上帝是人类获得终极救赎的重要保障，面对罪恶人类应更多地从自身寻找原因，并要以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勇于承担相应的后果和责任的决心。对此，小说以艾萨克的口吻写道：“我知道你现在想说什么，如果真理在我看来是这样的而在你看来是那样的，那我们怎么能决定哪种说法是真理呢？其实你不需要选择。心灵早就知道了。他的书不是写给必须做出抉择、选择的人读的，而是让心灵来读的，不是给世界上的聪明人读的，因为也许他们并不需要这本书，也许聪明人已经没有心灵了，而是给世界上遭到厄运和地位卑微的人读的，他们除了用心灵之外再也不能用别的来读了。因为那些为他写他的书的人写的都是真理，而世界上只有一种真理，它统驭一切与心灵有关的东西。”[3]249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艾萨克认为自己遵照上帝的旨意有义务赎罪，称自己是“一个以撒”，心甘情愿按照《圣经》所描述的那样去献祭，成为上帝选中的牺牲品。小说中还写到他将自己看作耶稣基督，并仿效耶稣基督成为了一名木匠，在艾萨克看来这并不是因为他“手脚灵巧”，而是因为他“身不由己不得不做一个耶稣”，如果连耶稣“都发现干木匠活儿对于他采取并选择去侍奉的生活与目的有益的话”，那么“对于艾萨克·麦卡斯林也必定有益”[3]295。艾萨克做出如此选择是要以耶稣基督为榜样，用自己的生命来为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所犯下的罪恶忏悔并赎罪。在此意义上，艾萨克堪称是一个受难者和自我牺牲者，是一个典型的基督-替罪羊形象。路易斯对此评述认为，福克纳是以“最不平凡的、最富有想象力的直觉”表现了“一个凡人同神之间——密西西比地区的一位猎人同基督形象之间的——近似之处”，因为艾萨克既“代表失去的希望又代表未来的可能性”，象征“逝去的伊甸园”，同时又为“未来的炼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5]188-189。

近年来随着光纤测试技术迅速发展，Kister等[14]对灌注桩中光纤光栅传感器的埋设工艺进行了研究，并给出了可行性评价，但没有对光纤光栅传感器在PHC管桩的应用进行研究.国内众多学者将光纤传感测试技术应用至PHC管桩桩身轴力测试，魏广庆等[15]对PHC管桩中传感光纤的埋设工艺进行了研究，在桩身表面开槽放入光纤后再用胶封装，并将其应用于PHC管桩桩身应变的测试.寇海磊等[16]、秋仁东等[17]都采用在PHC管桩桩身表面刻槽预埋光纤光栅传感器的埋设工艺，分别进行了管桩贯入过程试验研究和水平载荷试验研究.

四、结论

有评论家指出福克纳笔下的美国南方生态是一种持续性的“对世界和生活的普遍观点及公共道德的广泛接受”[10]xiii。这很好地揭示出了福克纳的自然生态书写本身就具有深厚的人学意蕴，正如学者雷蒙·威廉斯所说的那样，自然观念在本质上也是人的观念，因为“自然观念之中包含着大量的人类历史”[11]70-71。福克纳以自然生态环境为人类生存的一面镜子，以显性的道德和隐性的神性相结合的方式为现代南方的自我救赎和人的本质重建提供了一剂良方，希望人类以此为戒，积极反思，共同营造大地与天空、神性与俗世、自然与道德完美融合的新境界。这也是路易斯透过中篇小说《熊》评价福克纳的生态建构“深入到了人类极限的边缘”并“达到了文学所能企图实现的最高高度”[5]189的真正原因。

Percent inhibition rate on peak value of TTX-R sodium current produced by drug was calculated using Eq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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