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镜像中的真实与错位——评梅林的《马克思传》

梅林（1946—1919）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国际工人运动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马克思传》是梅林的最后一部著作，于1918年出版。这是第一部关于马克思生平、思想和革命实践的系统性传记，梅林也因此被称作“卡尔·马克思生平史的第一个历史学家”。

一、何以“还原”马克思

在众多版本的《马克思传》中，梅林的《马克思传》是唯一一部由马克思的同时代人兼学生撰写的传记。据梅林回忆，1910年，他受马克思的女儿劳拉女士之委托，参与了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的编辑工作，这一经历使他在以往多年研究中所形成的马克思的形象“变得更为鲜明突出”，因此萌发了为马克思作传的想法。梅林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把马克思的伟大形象不加修饰地重新塑造出来”[1]。具体来看，他对马克思的“还原”是在以下四个基础上实现的。

第一，历史方法。历史研究是梅林的专长，他主张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他在《莱辛传奇》中对这一方法的熟练应用曾得到恩格斯高度评价：“二十年来唯物史观在年轻党员的作品中通常只不过是响亮的词藻，现在终于开始得到恰当的应用——作为研究历史的引线来应用。”[2]在《马克思传》中，梅林对马克思的理论活动所发生于其中的广阔的历史背景做了详尽描绘，既注重描述思想背后的现实动因，又从错综芜杂的史实中揭示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基于编辑马克思遗著的经历和马克思亲朋的支持，他发掘并整合了丰富的一手材料，为马克思的生平研究奠定了史实基础。透过那些隐藏在私人通信中的话语，梅林展现出马克思鲜活的性格特点，并有力地刻画了一个超越一己之私、全心投身于人类解放事业的伟大形象。那些乐于在马克思一生潦倒连累妻儿受苦并长期接受恩格斯经济资助等事情上做文章的所谓批评家们应该看看梅林的以下讲述：从大学时代起，马克思就是一个在账单上迷糊的人，“他不懂得钱对于一个养家的人的价值，”“一个几乎每星期都在创立新体系和摧毁旧体系的人，难道会去注意这些生活小节吗？”[3]他的关注在更广阔的人类身上。他在专注于铲除人间忧患根源的工作时，自己的生活却不是轻松安宁的。他在中年经常哀痛地诉说，在他多舛的命运下，至亲的人所受的苦比他自己所受的更多。当然，梅林并不一味鼓吹和神化马克思，从他的历史描述中，既能看到马克思作为思想巨人和革命导师的卓越性，又能看到他身上血肉丰富的“人”的维度。

晚清最后10年，清政府也开始以较为保守的方式进行自我变革。变革的方向对后世影响较大，其中，办新学、编练新军等措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第二，文学手法。梅林是一位出色的作家，恩格斯曾评价他是“一个对文学家手法习以为常的作者”，“一支犀利的笔”[4]。梅林并不认同只能用枯燥无味的体裁来写传记的一般观点，认为历史和传记应该“既是艺术又是科学”。他运用古典文学的写作手法和优美考究的言辞使《马克思传》堪称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以致李卜克内西在狱中读到该书时激动不已，认为其描述手法“显示了无与伦比的大师的妙笔生辉”[5]。梅林善于将马克思艰深的思想通俗生动地加以表述。例如，在阐释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思想转折时，他说：“马克思还耕耘着哲学的田地，但是在他用批判的犁开出来的陇沟里，唯物史观的幼芽已经生长起来，它们在法兰西文化的阳光下很快就扬花抽穗了。”[6]他还用史诗般的语言描述了“一切天才中最伟大的天才”——卡尔·马克思“普罗米修斯式的命运”：他如何在穷困、流亡、孤寂、疾病中坚毅地思考、不倦地斗争；他描述了作为“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联盟”的马恩之间的伟大友谊：两个各具天赋、独树一帜又相互信赖、彼此扶持的伟大人物如何溶合在一个共同的事业里，并且“都毫无怨尤也毫不夸耀地对这个事业做出不同然而相等的伟大牺牲”[7]。这些富于文采的讲述无不深深打动着读者，这也是梅林所塑造的马克思形象能够促进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的原因之一。

梅林的《马克思传》虽被卢森堡称为“不朽的杰作”，一经出版便被译为英、俄、日等多种文字，但在中国，其流传程度却并不深远。该书中译本于1945年出版，1973年最后一次重印之后至今不曾再版。主要原因在于这本书被认为存在重大立场错误。该书1965年版的“出版者说明”特别指出，本书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例如“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拉萨尔和拉萨尔派的斗争和意义的错误理解”[21]。更有著名经济学教授孟氧在1983年撰写数万字长文批判梅林版《马克思传》“用拉萨尔的观点去处理马克思的传记”[22]。

第三，立足思想。《马克思传》凝结着梅林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结晶，它不仅是一本传记，也是一部微缩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在该传记中，梅林对马克思的重要著作都做了精要概述，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史进行了细致描述。梅林是最早对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思想转变有过全面论述的人，他详尽回溯了马克思成为黑格尔的信徒、与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扬弃德国哲学，最后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过程。较为难得的是，他能将历史事件和思想的发展恰如其分地统合起来，并且能将马克思（以及恩格斯）本人的原始论述糅合进在对思想观点的讲解中。

第四，结合实践。在梅林眼中，马克思不仅是思想巨匠，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甚至他作为战士的一面要胜过作为思想家的一面。这种理解与梅林自身是德国工人运动领袖有关，在对工人运动的深切关注中，他更看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马克思传》中，他嘲讽机会主义者“用了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的时间来专心考究马克思著作中的每一逗点”，而到了必须像马克思那样行动的历史时机，“却只是像风信标那档吱吱哑哑地绕轴自转”[8]。因此，除了思想发展的线索之外，这部传记的另一条叙事主线是马克思的革命实践和他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

四是为拉萨尔、巴枯宁等受到马克思强烈批判的反动理论家辩护，特别是对拉萨尔的历史功绩评价过高。必须指出，在对拉萨尔的历史评价上，梅林的确犯了重大错误。他认为拉萨尔在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动和组织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给几十万德国工人指出了走向新生活的道路”[28]，他作为革命者可以同马克思“并列而无愧”，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对拉萨尔的历史贡献认识不足，对他的批判过于苛刻和不公。梅林甚至对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也予以某种肯定。他认为，在普鲁士反动力量过于强大、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意志薄弱等情况下，“拉萨尔把普遍选举权看成无产阶级斗争的杠杆，他们的这种看法较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要正确得多，至少在当时是如此”。[29]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国际的了望台上观察事物，而这就妨碍了他们洞悉各国的实际情况。……对于德国，自从他们离开祖国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能够同它建立真正密切的联系”[30]，而“拉萨尔更接近德国的现实情况”[31]。不难看出，在评价拉萨尔这个在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的确有影响力的人物时，梅林由于一种过度关注“本国革命”和“革命短期效果”的狭獈眼界而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准绳。他既忘记了自己强调过的革命政策与机会主义政策的坚决对立，也忘记了自己曾经很清楚的道理：“革命的阶级不能为了暂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未来的利益”，“原则坚定的革命政策，即使暂时不大可能取得成就，但最终必定会产生自己的成果，因而从历史的前景来看，是唯一正确的政策。”[32]导致梅林评价失误的原因还在于他将马克思对于某一理论、立场的批判等同于对理论家个人的批判，并因对被批判者的同情而罔顾理论和原则本身。不仅对拉萨尔，对巴枯宁、格律恩、蒲鲁东等人他都有或多或少类似的同情。例如，在谈到马克思对格律恩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时，他附加了一些“即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使他们感到难堪的时候，他们仍然把自己的刊物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开放”这类带有感情色彩的描述。[33]在谈到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判时，梅林不惜笔墨地描写马克思与拉萨尔在私人交往中的不快，甚至认为马克思对拉萨尔的厌恶影响了他对其理论和立场的判断。这恰恰反映出梅林自己用个人情感左右理论判断的不当做法。不过，与德国工人运动休戚与共的梅林对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家产生同情，于理的确没有守住理论路线的原则问题，于情却并非不可理解。

二、历史镜像中的马克思

在梅林看来，“马克思之所以无比伟大，主要是因为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地结合着的”[9]。正是在这一总观点的统摄下，梅林透过历史镜像为我们呈现了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和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

在马克思的思想功绩上，相比恩格斯所说的“两个伟大发现”，梅林更强调马克思对历史科学做出的重大贡献，他用一种蕴含史实又不乏逻辑的叙述回溯了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在上大学期间，马克思的思想世界既丰富又变动不居，而“黑格尔的哲学越来越明确地成为变换不息的现象中的一个固着点”[10]。“博士俱乐部”的精神生活为马克思开辟了通向黑格尔哲学的道路，通过思想论争，马克思越来越接近这个“现代世界哲学”。作为其最初的思想伙伴，青年黑格尔派所关注的基督教批判、普鲁士国家批判等当时德国迫切需要解决的资产阶级启蒙问题也是马克思所关注的，但马克思同他们的分歧也日益分明，因为他“既不到宗教这个歪曲形象的凹镜里，也不到专制君主的无谓的哲学空谈里去寻求‘人类自我意识’这个独一无二的‘至上的神’；他宁可去追溯这种哲学的历史根源”[11]。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高度赞扬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而对在古典哲学史中有崇高地位的德谟克利特却并不十分肯定，因为后者的自然哲学缺乏那种“能动的原则”，这也是他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在《莱茵报》时期的政论文章里，为保卫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马克思对普鲁士当局进行了尖锐批评，但他不是从经济方面，而是从法律方面加以论证。他虽然仍遵循着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学说，但已经“由于必须谈到黑格尔思想体系中所没有考虑过物质利益问题而感到为难”[12]。当黑格尔哲学已无力解决马克思的思想困惑时，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发表了，它致命地打击了黑格尔哲学。但费尔巴哈“过多地注重自然界，而过少注重政治，”而马克思则“像费尔巴哈研究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和宗教哲学一样彻底研究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学说”[13]。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可被概括为：“理解历史发展的钥匙不是黑格尔所赞扬的国家，而是他所轻视的社会。”[14]他不再像黑格尔那样将国家看作绝对合理的东西和绝对的目的本身，而是将其看作资产阶级社会的卫兵。这些思想预示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萌芽，而马克思在流寓巴黎期间对法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相关史料的研究、对德法工人运动的关注也为他的共产主义思想铺垫了基础。《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进一步促成了马克思对德国哲学的扬弃，待到《哲学的贫困》这个“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时，马克思用简练明确的语言对以往著作中闪现而过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之点第一次做了科学阐明，从此以后，唯物史观的“船已不再是在沼泽上逶迤行进，而是乘风破浪地扬帆疾驶了”[15]。

梅林辩证地处理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阶段性和延续性，向人们呈现了一部具有“严密的逻辑连贯性”的马克思思想史。对比在他之后西方学界所产生的“两个马克思”的观点和马克思思想“断裂说”，梅林的历史性诠释显然更有说服力。值得一提的是，在还原马克思的思想面貌时，梅林也充分肯定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证明了恩格斯“绝不仅仅是马克思的解释者和助手；他是马克思的一个才能不同而旗鼓相当的独立的合作者”[16]。这些评述亦可作为对西方学界老生常谈的那种矮化恩格斯或强调“马恩对立”的观点的有力回应。

在思想之外，梅林还描绘了一个为了人类解放自始至终战斗着的马克思形象。自《莱茵报》时期介入与普鲁士当局的政治斗争起，随着思想和理论的成熟，马克思一步一步地深入到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中去，在巴黎的《前进报》、布鲁塞尔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科伦的《新莱茵报》、纽约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等理论阵地上都留下了斗争的身影，并亲自参与多个工人组织的筹备和建立。这也使马克思成为一切反动势力集中攻击和迫害的对象，屡遭刊物查封和驱逐。梅林对此评价道：“同那些为了个人身边琐事而忘掉世界的庸人的可怜命运相反，马克思能够为了‘人类的伟大目的’而超然于最痛苦的不幸之上。生活给予他锻炼这种能力的机会太多了。”[17]即便在流亡的困苦中，马克思仍然心系革命，成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指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等工人组织的建立。终其一生，只要工人运动需要，他必定提供支持，或起草纲领，或亲自演讲，不倦地向工人启蒙和传播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繁杂的工人运动理论思潮中，他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等错误方向做了最彻底的斗争，揭露这些理论对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知、对革命的恐惧以及在理论领域缺乏党性的反动本质。他用一句话总结自己的革命立场：“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18]在马克思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梅林特别说明了马克思在领导国际工人协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比任何人都深刻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将民族矛盾推到极限，又按自己的模样改造一切民族，只有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才能摧毁资本主义的世界统治。当工人阶级中的国际主义意识趋于成熟时，他积极推动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为协会起草宣言和章程，并作为协会的“伟大的头脑”使其免于长期的歧途彷徨。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将工人运动提高了国际联合的层面，是马克思让工人阶级真正认识到：“工人的解放不是一个地方和民族的课题，而是包括一切存在有现代社会的国家的社会课题；它只有靠这些国家的有计划的合作才能解决。”[19]

勿庸讳言，梅林版《马克思传》的确存在偏颇和错漏之处，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某些思想理解有误。例如，对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所阐明的国家学说和无产专政理论，梅林只认识到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及机会主义路线这一重涵义，而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必要性，反而将马克思所说的“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误解为废除一般国家，并错误地将之混同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又如，梅林认为《共产党宣言》唯一的可指责之处在于“从李嘉图根据马尔萨斯人口论所发展的工资规律出发”[23]，并认为这构成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的直接来源。而事实上，《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仅有的一段关于工资的论述并不包含任何从马尔萨斯所说的“自然规律”或拉萨尔所说的“铁的”意义上理解工资的意涵，更何况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揭示过工资规律的弹性及其剥削实质，并强烈批判拉萨尔主义在“工资规律”上做文章而不触及“废除雇佣劳动”这一革命目标的做法。梅林的这些错误理解是导致他在评价巴枯宁、拉萨尔时出现过失的根本原因。

急性心肌梗死(AMI)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急性心血管疾病,具有发病重、死亡率高等特征,患者常伴有心力衰竭、心律失常以及休克等现象,若没有及时予以正确的护理措施,患者极易发生其他并发症,最终影响患者的预后效果、增加其经济负担[1]。本文主要分析优质护理干预与常规护理干预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护理中的实施价值,具体分析如下。

三、偏颇与错漏的“马克思”

④加强计量监管，初步建立了以国家水资源监控系统、石羊河流域水资源监控系统、黑河水量调度系统监控、疏勒河及党河水资源信息系统为骨干的水资源监督管理系统，张掖、玉门、敦煌、武威、金昌、民勤等城市水资源实时监控管理系统基本建成，3个流域雨量站、水文站、地下水动态观测井网得到扩充和完善，全方位的水资源监督管理系统得以建立；地表水斗口以上计量设施全部完善，地下水机井开采量计量IC卡安装率超过80%，用水的精确计量成为可能，不同区域以水票控水、以电控水、以时间控水、以费用控水、以轮次控水等用水控制措施及机制初步完善，民勤等县（区）建立了由审计部门牵头的用水审计制度。

通过梅林的诠释，我们可以更深地体会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段评语：“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20]

二是对马克思的部分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意义估计不足。例如，梅林认为《神圣家族》对鲍威尔等人的批判过于轻蔑和繁琐，并认为应当将其仅仅视作一部“即兴之作”[24]，这显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鲍威尔学说所象征的以往“哲学信仰”的清算来完成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因此也就低估了它为新世界观的诞生做了最后准备的重要意义。而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标志着新世界观诞生的重要著作，梅林认为它篇幅过于庞大，是“冗赘烦琐的‘超争论’”，虽然有时也会显现“沙漠中的绿洲”和“辩证法的锋芒”，但“很快就被琐碎的挑剔和咬文嚼字的争论所代替了”[25]。这些误判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梅林在马克思思想研究上的局限性。但也必须指出，由于梅林成书较早，一些重要文献，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还未公开发表，研究资料的不充分也构成评价失误的部分原因。例如，梅林在评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蕴含丰富历史唯物主义论述的费尔巴哈章节尚未面世，也就无从做出准确判断。如他自己所说，“如果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费尔巴哈说了些什么，那一定会更有教益的。因此，这里问题会不仅仅局限于纯粹否定的批判。”[26]

三是在介绍马克思的重要思想和著作时存在浅显和疏漏之处。梅林自述在写作《马克思传》时，为了“使文化程度较高的工人觉得通俗易懂”且“万万不可篇幅过大”，他只能将伟大作家传记中惯用的副标题“他的生活和著作”中的“著作”二字删掉了。[27]这意味着出于理论通俗化和传播的考虑，梅林并没有将全面准确地阐释马克思的理论作为首要的写作宗旨，最终造成《马克思传》在思想性上的缺憾。譬如，对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的重要著作，对其写作背景的讲解盖过了对其思想内容及历史意义的呈现，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阐发得不够准确，对马克思的晚年笔记疏于介绍，等等。

对于原始人类来说，最大的对象莫过于头顶上的天与脚底下的地了。这是他们的生存空间，是他们的环境。这天是太伟大了，日月星辰云霞出入其间，给大地带来光明与黑暗，也带来梦幻与联想；地虽然没有天那样神秘，但地也同样极为伟大。海水、湖泊、河流、平原、森林，还有那千奇百怪的动物、花草均在这大地上，成为人触手可亲的真实的世界。原始人最为崇拜的对象无疑就是天地了。

对一至六缸的气环进行测量，第一道气环的背隙在0.7mm至0.9mm之间，符合标准；第二道压缩环的背隙在0.9mm至1.0mm之间，符合标准；第三道油环的背隙在0.5mm至0.6mm之间，符合标准［5］。

虽然梅林所还原的马克思存在某种程度的“错位”，但若认为梅林有意歪曲马克思、打着为马克思立传的旗号为拉萨尔唱赞歌却是言过其实。[34]梅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均做出了重要贡献。恩格斯在他思想转变后多次予以肯定，不仅将其视为一个阵营的同志与之保持通信往来，还高度赞扬他对普鲁士反动统治本质的揭露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捍卫。最重要的是，在马恩逝世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梅林经受住诽谤、迫害、监禁等各种考验，始终坚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路线。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者向资产阶级妥协、以“正统”自居的考茨基也投入机会主义怀抱时，他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旗帜，并与叛变者进行勇敢的斗争。直至生命最后阶段，梅林仍在向德国工人宣讲布尔什维克运动的伟大意义并积极筹建德国共产党，最终因痛心于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的遇害而加重病情，与世长辞。这些事实，都使梅林能够当之无愧地被称作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能证明他不可能以拉萨尔的立场去歪曲他所坚定追随的伟大导师。更何况，在梅林丰富的理论著述中并无任何信仰拉萨尔主义的迹象，而且对拉萨尔的国家崇拜、改良主义倾向等都有明确批判。对此，《梅林传》的作者施拉夫斯坦也强调：“再说一遍，如果认为弗兰茨·梅林信仰拉萨尔主义那是错误的。在梅林的著作中找不到一点拉萨尔的决定性的理论痕迹。”[35]他认为，梅林的《马克思传》的巨大成就不会因为他对拉萨尔所持的立场错误而逊色，“一代又一代德国的和外国的社会主义者从梅林的著作中，特别是从刻画得十分感人的马克思的传记中汲取了力量和必胜的信心。”[36]的确如此，即使在今天，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梅林的《马克思传》出版100周年之际，梅林的《马克思传》仍然显示出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王 聪 男,1981年8月出生,河北抚宁人,博士,副教授,毕业于东北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云计算,智能优化算法.

注释

[1][3][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1][23][24][25][26][27][28][29][30][31][33]【德】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5页；第22页；第96页；第300页；第4页；第4页；第20页；第36页；第56页；第71页；第85页；第160页；第295页；第73页；第167页；第415页；“出版者说明”；第193页；第136页；第144页；第145页；第3页；第391页；第397页；第626页；第398页；第15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0页；第296～297页。

应用专用计算软件对发电电动机进行静止变频器(SFC)起动仿真计算，发电电动机励磁电流为1.0(p.u.)，励磁控制方式为恒励磁电流调节方式。起动过程为压水起动，计算中考虑了各种损耗对电机产生的阻力矩，包括水轮机的水导轴承损耗、推力轴承损耗、主轴密封损耗、转轮在空气中旋转的损耗、发电机的上导轴承损耗、下导轴承损耗、推力轴承损耗、通风损耗、铁心损耗、定转子绕组铜耗及杂散损耗等等[6]。另外，静止变频器的容量为18 MW。计算结果，电机的加速时间为210 s左右，即机组从静止状态加速到额定转速的时间(不包括同步并网的时间)见图4。

[5][32][35][36]【德】约·施拉夫斯坦：《梅林传》，邓仁娥、董荣卿等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9页；第282页；第78页；第38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22]孟氧：《评梅林的〈马克思传〉》，《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年第9期。

[34]关于这一观点的详细论证，详见孟氧：《评梅林的〈马克思传〉》，《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年第9期；杨致恒等：《也评梅林的〈马克思传〉中的错误》，《财经科学》198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