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和完善

一、《资本论》中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在研究经济学理论时，很重视唯物辩证法。1858年初，他在写《资本论》的初稿时，曾给恩格斯写信说要写《辩证法》。在《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以后，马克思在1868年5月9日给约瑟夫·狄慈根的信中又提出这种想法：“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当然具有神秘的形式。必然去除这种形式……”[1]由于没有时间，马克思生前没有完成这一工作，可是他逝世后给我们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在《资本论》中，辩证法和逻辑、唯物主义认识论应用于同一门科学，并取得了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其中蕴含着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的思想。所以，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2]《资本论》中关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可从两方面予以揭示和阐明：一是依据唯物辩证法的诸要素加以揭示，二是从逻辑方法予以阐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将辩证法、逻辑和唯物主义认识论有机地运用于同一门科学，首先在于他唯物主义地坚持了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一致的原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辩证法作为研究的对象。虽然这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但是马克思在研究时，通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把作为局部情况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辩证法提高到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高度，实现了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统一。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将全部辩证法原则和基本规律综合地和完整地运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辩证法，而且深化了主观辩证法，从而形成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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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

在人类认识史上黑格尔第一次发现了“辩证法的真正规律”，但他却是以唯心主义方式加以叙述的。与此相反，马克思将辩证方法置于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使它成为唯一科学的思想方法。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3]在这里马克思把作为观念的东西的认识和科学分析方法的本质，理解为现实世界的辩证法在人的意识中复杂的再现过程。而这个复杂的再现过程，是在人的实践中、通过主体的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而实现的。

2.辩证法的基本原则——联系和发展的原则

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的结合，这是实现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基本方法。由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从最简单的规定出发，这就离不开分析；最终要达到多种规定性的具体，这又离不开综合。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中首先把统一的资本过程分解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来分别考察。然后在第三卷中又综合为资本的总过程。前两卷以分析为主，同时辅以综合；后一卷以综合为主，但也辅以分析。分析和综合的相互结合以及交替使用，形成了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的螺旋运动，直至再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

研究方法是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的方法；叙述方法则是在理论认识阶段对所提出的各种规定进行逻辑加工使其成为理论体系的方法。二者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系统化。研究方法的唯物主义内容为叙述方法提供了唯物主义基础和出发点，舍此，叙述方法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叙述方法则将研究方法的结果在逻辑上进一步加工、发展和完成，舍此，研究方法的结果就不能形成理论体系，就会成为片面的和不完整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即都是人类所特有的“抽象力”活动的结果；都是主体反映客体的表现；二者所反映的内容也是同一的。它们所不同的，只是“形式上”的区别。因此，在理论上既不能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把它们看作互不相干，也不能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在实际运用上，要经常交叉地并列地使用它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两种方法的运用在《资本论》中有机统一，起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作用，从而使这部伟大著作成为一部科学认识的“艺术整体”。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不仅从总体上反映现实本身的联系和发展，而且还揭示出这一联系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即客体固有的矛盾。矛盾的运动和展开，矛盾的扬弃和再生，构成现实发展的内部动力。矛盾分析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一方法。他首先从分析资产阶级社会中最常见的最简单的细胞——商品的矛盾开始，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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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及其方法的意义

第一，《资本论》对逻辑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关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别和联系的论述，就是其中之一。马克思在谈及他在《资本论》中运用的方法时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进而他又指出这两种不同方法的具体含义和联系：“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种工作完成之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7]这就是说，研究方法，是一种揭示客观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即它的本质和规律的思维方式，而叙述方法则是一种说明和表述它的本质和规律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方法的结合构成逻辑认识的全部过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开始就谈到，任何事物“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4]。《资本论》的目的，是要发现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规律，因而必须揭示社会经济现象的质和度。所以，马克思对其中每一种经济现象，都进行过质量的分析。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十分重视数量分析，即对现象量的关系和比例的分析，因为分析整个社会系统，必然涉及各种要素的比例和量的关系。为此，马克思对数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很深的造诣。不过，马克思在这方面注意的中心是“一定质量的数量”。数量分析和质量分析有机的结合就是度量分析。

马克思在对现象进行质和量的分析时，也时刻注意它们的发展和转化，并指出，它们的相互转化服从于量变和质变的互相转化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货币向资本的转化，以及简单商品生产者向资本家的转化的分析，就是运用量转化为质规律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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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对立统一规律看作矛盾分析法的核心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它作为自己所运用的矛盾分析法的核心。他依据这一规律从揭示商品的矛盾开始，经过对劳动、商品、货币和资本矛盾的分析，直到考察导致资本主义形态灭亡的对抗性矛盾而结束。马克思在运用这一规律时，首先是把握现象的对立的统一：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

（3）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对象、现象的矛盾运动展开、解决过程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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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对立的统一，并不是指两个平行的、各自具有绝对独立本质的两极的统一，而是指从一个统一体内的矛盾中引出彼此相对的、相互依存的对立面之间的两极。例如劳动的二重性，是同一劳动中的两种属性，而不是并存的两种劳动；资本主义的矛盾对立面，并不在资本主义本身之外，而在其中。因此，在对立中把握统一性并不磨掉其中的对立，正是这种对立，构成整体的内在本质与自身冲突、自我运动，形成了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是一个过程，矛盾不仅是对立面的冲突，而且同时也是对立面冲突的展开、解决和再产生的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是考察和分析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冲突、展开、解决和再产生的。由此而形成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完整的逻辑体系。其中后一范畴，既是前一范畴中所展开的矛盾的解决或“融合”，又是下一个范畴必然要产生出来的前提。所以，马克思曾说过：“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5]这里的“融合”并不是政治范畴，而是逻辑范畴。它是指矛盾在对象的新的特殊规定中的解决。这种新的规定又以新的矛盾列入完整的体系之中。辩证法活生生的自我运动的源泉，就在于此。

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重要含义，是对矛盾运动的解决形式和具体结果的哲学概括。换句话说，矛盾运动的解决形式和具体结果是服从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用这一规律概括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总趋势的本质特征，而且运用这一规律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的许多局部过程。就前者而言，他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6]就后者而言，他提出资本运动的总公式：G—W—G；以及资本是商品和货币发展的结果，货币是第一次否定，而剩余价值则是第二次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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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资本论》在分析资本主义矛盾运动时，为了全面地本质地把握资本主义的实质及其产生、发展直至灭亡的内在机制，还出色地运用和丰富了辩证法所有的基本范畴，如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可能和现实，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等等。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同时，构建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

二、《资本论》的逻辑方法

《资本论》的逻辑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论》是一部大写的逻辑，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科学的逻辑方法。逻辑方法在《资本论》中之所以能够得到完备的、科学的体现，基于下列两个因素：其一，它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存在着不可割的联系，它是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在方法中的表现。世界观的科学水平，决定了它的方法论的科学水平。其二，是由它所考察的对象——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水平决定的。作为一门科学的方法，是同它所考察的对象和内容分不开的。对象和内容愈复杂，考察它的方法也就要求愈完备。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最复杂的生产组织，面对这样复杂的问题，必须有一个完备的分析方法。这是逻辑方法在《资本论》中之所以能够得到科学的完备的体现的重要原因。

（1）坚持质量分析和数量分析，以及质和量的相互转化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立北平图书馆对青年职员选聘的原则是：“为事择人，不因人择事。对于专门人才，尤愿罗致”［1］（6）。 在这一用人方针的指导下，国立北平图书馆针对文献编纂一职，特别延揽了一批有着文史知识背景或文献整理经验的青年人才。

根据马克思上面的阐述，可以看出研究方法主要是凭借思维形式和抽象的方法，对所掌握的有关事实材料和文献资料进行概括，从而形成概念、范畴等抽象规定，为叙述方法提供进一步逻辑加工的思维材料。科学抽象在研究方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8]

3.辩证法的基本方法——矛盾分析法

第二，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根据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一致的原则，在坚持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相统一的基础上，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形而上学，创造性地制定了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这一方法是《资本论》所使用的全部逻辑方法的轴心。也正是这一方法，使《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经济关系作了深入而全面的理论分析，使它具有秩序井然、有条不紊的范畴次序，最严谨的结构（卷、篇、章）与极为严密的理论体系。

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实质，就是从对“混沌表象”所作的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出发，不断增加新的规定，通过一系列多级抽象范畴的指示，一步步地展示出具有多方面规定的具体。也就是思维从一个事实上被确定下来的现象向另一个事实上被给予的现象运动的方式。这种运动方式，不是纯形式的“分类”“系统化”，也不是纯“演绎式推出它们”，而是合乎逻辑地、合乎方法论地进行的对经验事实的理解。因为经验事实本身就是各种不同部分的总和，多种规定性的统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运用这一方法，从最抽象的范畴引导出一系列抽象性程度不等的范畴。在这种范畴体系中，后一范畴较前一范畴丰富、具体。例如，他以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等表现直接生产过程；继以资本循环、资本周转、流通资本、固定资本、物质补偿、价值补偿等表现流通过程；最后又以平均利润、利息、企业主收入、地租等表现资本总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思维进程，也就是生产关系的不同方面、环节、层次的理论表现为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的过程。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再是一个混沌的表象，而一个以观念形态再现的庞大的复杂的、但纲目分明、轮廓清楚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这个最终确立起的观念形态的具体结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结构的确切而全面的理论反映。

为了引导学生，我也积极参与创作古诗词。我曾写了一首《青玉案·二月二》：晨雨萧萧二月二。龙抬头，伸懒腰。舒展筋骨迎春到。蛰伏寒日，喜上眉梢，雨飘黄雀闹。鹅黄迎春发最早，朵朵含笑把春报。书声琅琅志四方，他日龙门，中华复兴，恰花开正好。这是借“二月二”龙抬头有感而发，抒发对中华复兴的殷切期盼。我还写了一首《冬至有怀》：时事催人老，佳节惊心烦；冬日新阳至，春风旧梦翻；书生怀天下，壮士头先斑；念念黯有愧，冷冷月生寒。此为抒发时光催人老而梦想没有实现的感慨。

由抽象向具体的每一级的上升，都不是任意的，而是客观的；不是直观的，而是逻辑的。其中所运用的基本的方法和原则是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的结合，逻辑和历史的一致。

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法，首先要求它能够从总体上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客观世界本身既统一于物质又处在不断运动变化的状态中，因此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就成为唯物辩证法的两个基本原则。前者要求反映客观事物之间以及客观事物各种属性之间纵的方面和横的方面的相互联系；后者则要求反映客观事物的前进、后退或平面水平的变化。所以，联系原则和发展原则是有机的统一。这一原则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具体的阐明和运用。马克思既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一个社会有机体——特定的经济社会形态；又把它看作是一个过程——自然史的过程。马克思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要素，而且把这些要素都放在经济运动中，放在它们产生、发展和行将到来的必然灭亡的过程中来加以考察，从而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形态是一个不断运动和发展的活的社会有机体。

3）在进行植物造景时，主要应用的生态理念是营造一个理想景地。此时，最重要的设计就是植物的应用和选择，同时这也是生态环境建设的关键要素[6]。在此次的城市湿地公园景观设计项目中，主要应用的是比较适宜的乡土植物，形成“四季有景、三季有花”的公园景观。

同样，归纳和演绎也是如此。由抽象到具体要用演绎进行逻辑推演和证明，又要用经验归纳的事实作为出发点。二者在认识过程中是方向相反而又相辅相成的。这是马克思在方法上不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形而上学的重要所在。

逻辑和历史的一致，这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所依据的唯物主义基础。因此它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条重要原则。

马克思在建立他的《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时，一刻也没有离开历史这一基础，即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现实和历史。马克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9]正是由于这一点，马克思将《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放置在十分牢靠的客观物质基础之上。同时《资本论》的逻辑体系又是从资本主义这一对象的历史直接升华而来的，即以经济学说史为中介，通过对经济学说史的批判、继承和发展而建立起整个逻辑体系。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和方法，为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科学方法奠定了基石。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页。

[3][4][6][7][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第48页；第874页；第21～22页；第8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5页。

习近平总书记在革命圣地井冈山视察时提出，“井冈山要在脱贫攻坚中作示范、带好头”。如今，井冈山在全国600多个国家重点贫困县中第一个“摘帽”。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由图6可以看出小吸盘组件从图5所示的位置向左随履带做匀速直线运动，此时阀杆密封面与阀体底面的距离为17 mm。当小吸盘进入压缩区域后阀杆密封面与阀体底面的距离为6.5 mm，此时小吸盘组件处于吸附状态(图4(b))，由此可以验证多吸盘履带的机构方案设计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