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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工业概念与唯物史观的品格*——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而作

更新时间:2009-03-28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我们大家都在思考,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为什么会对一个多世纪的世界历史变革产生持续的影响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到底给予我们思考当下全球金融危机现象哪些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呢?对于这些问题,我认为,采用原理对照现实的方式,是讲不透的,唯有立足于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上,重新思考马克思唯物史观,找出其中最具有生命力的东西,才能充分地展示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的当代意义。基于这一理解,本文选择以马克思的工业概念为切入点,重新阐发马克思的实践内涵,以此彰显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品格。

②发电调试:山前水库输水涵洞附近没有可供机器人使用的电源,采用汽油发电机进行发电,待其运行平稳后打开开关向主控制器送电。在地面通过主控制器对机器人发送指令,检查爬行器的抬升架起落情况,检查爬行器前进后退、灯光、镜头的水平左右旋转、调焦控制等动作,以检查设备是否处于良好状态。同时将所要检测的涵洞的基本信息输入主控制器保存。

一、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工业与实践

本文选择以马克思的工业概念为研究的切入点,主要是基于对以往唯物史观研究中的两个缺陷的思考:其一,以往的唯物史观的研究都是接着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讲,从而把唯物史观归到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传统中去了,变成了与“解释世界”的哲学并无二致的具有认识论特征的理论体系;其二,在研究作为唯物史观基石的实践概念时,忽视了马克思的工业概念,没有把工业作为实践概念的内核加以阐发,因而难以真正地了解马克思所说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1]。在我看来,出现这两个缺陷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阐释唯物史观的原理之前,没有对研究的理论框架进行清理和思考。事实上,在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来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及如何叙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个问题上,恩格斯在他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已经作过透彻的说明。我们知道,唯物史观是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创造的,恩格斯最了解马克思创造唯物史观的思想前提、核心问题和研究思路,所以,恩格斯的说明也是最可靠的。既然如此,那么,恩格斯的这篇讲话理应成为我们建构新的理论框架的根据。

在《讲话》中,有两个观点对于我们建构新的理论框架尤其重要。

第一个观点是,唯物史观属于历史科学,是历史科学的继承与变革。在《讲话》的第2段,恩格斯写道:马克思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2]。在这里,恩格斯强调了马克思作为理论家的双重身份。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之所以能够突破旧的哲学框架,创造“改变世界”的哲学,就是因为他既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一个历史科学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勇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因此,他创造了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科学家,马克思创造的唯物史观是历史科学的批判和继承。显然,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哲学传统的定位。这个定位要求我们从两个向度上理解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革命性意义:一个向度是从马克思哲学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关系上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哲学传统。在这个向度上,恩格斯用“历史科学”一词,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区别开来。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即从笛卡儿、培根到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从总体上来说,都是在自然科学的理论框架中建构起来的思辨哲学,与之不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在历史科学的理论框架中建构起来的实践哲学。这一区别,要求我们把唯物史观置于历史科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尤其是置于17-18世纪的英、法、德和意大利等不同启蒙传统的融合中加以阐释。另一个向度是从马克思哲学与以往的历史科学的继承和变革关系上来理解唯物史观产生的革命性意义。在这个向度上,恩格斯用“发现”一词,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以往历史科学的历史观区别开来。以往的历史科学在批判封建主义、进行思想启蒙中提出了人类历史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观点,并力图通过考察人类文明的起源,揭示人类历史的规律。但是,以往的历史科学并没有实现它自己所提出的任务。它力图揭示人类历史的规律,但是,它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民族文化的起源,并没有发现贯穿于不同社会形态,把不同社会形态连接起来的普遍规律,所以,它不得不把人类历史的规律归于天意;它力图证明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却找不到人们创造历史的动因,所以,它不得不把历史的起源归于人的内心欲望。以往历史科学未完成的任务最终是由马克思完成的。马克思提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揭示了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证明人类历史是一个由低级而高级的发展过程;马克思通过考察现代社会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发现了人们创造历史的物质动因,从而证明人的社会性是在工业的劳动中创造出来的。恩格斯所说的“发现”,就是指马克思探究到了人们创造历史的物质动因,揭示了贯穿于不同社会形态的历史规律,完成了以往历史科学没有完成的任务。在这里,恩格斯通过“历史科学”和“发现”这两个概念,阐发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对于人类思想史变革的双重意义:一重意义是终结了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开创了现代哲学;一重意义完成了历史科学提出的任务,使历史的研究成为了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的严密科学。

恩格斯的这一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3]在这段话中,马克思表达的观点是:研究人类历史规律,研究意识形态,是历史科学任务,因此,唯物史观的理论也只有在历史科学的框架中才能呈现它的全部意义。

第二个观点是,工业是实践的核心内容。在论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后,恩格斯指出了马克思在科学领域的发现,其中特别强调马克思发现了科学,尤其是科学在工业中的实际应用是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力量。他写道:“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4]在这里,恩格斯并没有把马克思在科学领域的发现看作一个孤立的、与唯物史观的发现无关的事情,而将其视为唯物史观发现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所以,他特别强调马克思重视科学发现及其应用与历史进步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观点,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已经作了多方面的论述。他论述了自然科学的发现对于推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5]哲学前进的意义,论述了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细胞的发现、能量转化定律的发现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提出——是马克思揭示自然界的普遍联系以及各个领域的相互联系的基础,亦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论述了推动哲学发展的实践力量是“实验和工业”[6]。恩格斯的所有这些论述,概括起来,就是把科学发现、科学在工业中的实际应用看作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内核;马克思能够终结近代理性主义哲学,能够实现历史科学的变革,就在于他不仅把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发展作为唯物史观的基础,而且把它们提升为历史科学的概念,并对它们作了科学的理论说明。因此,如果不了解马克思的工业概念,不把科学和工业纳入到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之中,不研究科学和工业的理论内涵,就不可能理解唯物史观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意义。

概括起来,本文以唯物史观与以往历史科学之间的继承和变革关系为理论框架,阐发马克思的关于工业作为实践概念的内涵,以此彰显唯物史观的文化品格和批判品格。

二、唯物史观的文化品格:工业与人的本质的创造

在马克思看来,工业之所以从属于资本的生产,是因为工业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工业从早期的手工工具发展到机器生产,是资本主义把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过程的结果,于是,科学技术也成为了资本生产过程中的一个要素,与工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构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征。如此一来,工业、科学技术和资本生产,成为了推动资本主义历史运动的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其中,资本生产是目的,决定着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科学技术是资本生产用于改进工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工业是科学技术与资本生产之间的中介,是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成为生产力的前提,也是资本生产的物质基础,它的性质决定着资本生产的性质,因此,要说明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就必须研究工业的性质。

这个夜晚左小龙特别难熬,还有一只不懂事的蚊子在他的左手中指上咬了一口,那一口恰好咬在骨头断裂的位置,还不能挠,真是生不如死。有的时候疼好忍,但痒就不好忍了,忍还不能挠是最不能忍的。左小龙在这个时候想起了泥巴。他突然想,不知道这个小姑娘现在怎么样了。明天应该去找找她,告诉她自己受伤了,当然,是在见完黄莹的情况下。

第一个问题是对“感性的人的活动”[9]的理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地把他的实践定义为“感性的人的活动”,这一定义成为了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解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依据。但是,如果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维科的“新科学”作一个比较,就会发现,“感性的人的活动”是历史科学中的一个通用概念,并非是马克思独创的。而且,无论是维科,还是马克思,也都没有把这个概念作为说明人的历史活动的最终概念,而是进一步探讨了其后的内容,从而形成自己的研究领域、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维科的《新科学》通篇讲的是“感性的人的活动”,他所讲的“感性的人的活动”的内容是“诗性的智慧”,即“异教世界的最初的智慧”[10]。这里的“智慧”不是现存的知识,而是训练功能,是原始初民的创造活动;“诗性”即“感觉到的想象”[11],是原始初民的没有推理的感觉力和想象力。同样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是通篇讲“感性的人的活动”,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感性的人”不是维科所说的原始初民,而是从事现代工业活动的人,“感性的活动”也不是维科所说的没有推理能力的原始初民的感觉力和想象力,而是现代社会有着理性思维的人所从事的创造理性社会的活动,即现代工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明确地以工业和商业的活动作为感性的人的活动的内容,并以此反驳费尔巴哈的感性概念。他说:“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12]由此可见,仅仅用“感性的人的活动”来讲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讲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不够的,必须联系工业和工业的历史来说明马克思所说的“感性的人”究竟是什么特性的人,“感性的活动”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活动。只有讲清楚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进到唯物史观的语境之中。

所谓道德批判的原则,或文化批判的原则,就是以人的个体自由的实现为历史进步的道德尺度,以文明/野蛮的辩证法为模式,评价资本主义的历史意义。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创造了大工业,把个体从原始共同体的自然联系中解放出来,变成了社会的个体,变成了理性的人,极大地推进了理性的进步,从这一方面看,资本主义是文明,而此前的社会都是野蛮,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把资本生产作为社会的原则,把工人变成了商品,把工人的劳动变成了资本生产,工人以及工人活动都成为资本生产的一个部分,这就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由于这种颠倒,“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29] 这是工人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由于这种异化,劳动由目的变成了手段,由生命价值的创造变成了生命价值的贬值。从这一方面看,资本主义是不道德、不文明的,而根除这种不道德、不文明的唯一路径,就是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进到共产主义社会,从这一方面看,资本主义社会是野蛮,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

我们一旦以工业作为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内核,并以此来区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维科、赫尔德的实践概念,立刻就会看出以往有关马克思实践概念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有两个:

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分析表明,“感性的人的活动”“劳动”都是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内涵,却又都不是决定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性质的内容,真正决定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性质的,体现马克思的实践品格的,是工业。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工业要成为实践的内容,要进入历史科学,需要进行哲学的抽象。所谓哲学的抽象,就是去掉工业的“外在的有用性”[18]的现象,揭示它的内在的普遍性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工业的内在的普遍性的本质,不是工业生产中的技术因素,不是它的经济效益,而是它的价值因素,它的文化内涵。这个文化内涵就是,“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19]。在这里,马克思是把人的本质的创造看作是通过工业而展开的人的自我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异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扬弃两种形式展开的。异化劳动,从人的本质的创造和实现的角度看,是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与外部自然界、与人自身的自然分离开来的过程,这样一种分离活动在自然经济的生产活动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只有工业的生产才能制造出这种分离。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人的本质的创造是以工业生产的形成为起点的。在分析异化劳动时,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种形式:工人与他所生产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在这四种异化形式中,前两种是经验的存在,即是“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存在,后两种异化形式是从前两种异化形式中抽象出来的,是以理性的形式表达的人的普遍性的存在,这种理性形式的表达,就是人对自己生命的意识,即对自己的类本质的意识。马克思把人对自己生命意识的确立作为人的本质创造的第一个阶段,也是人的自我否定的第一种形式。人的自我否定的第二种形式,便是异化劳动的扬弃。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的扬弃,就是以理性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人的普遍性的存在向自然界、向人的感觉的复归。这种复归也就是对象化的过程,即人把自己的类本质、人的社会性转变成了感性的存在,从而创造出了感性的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自然界是属人的自然界,是确认人的本质的感性的自然;人的感觉是社会的人的感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有音乐感的耳朵、能享受形式美的眼睛”[20]。马克思把这种复归称之为人的解放,而推动人的解放的力量就是工业,因为工业作为感性的人的活动,是联系理论与实践、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的中介,因而也是把理论转化为人的实践活动,把自然界和人的自然纳入到人的历史之中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21]。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归结起来就是,工业作为人的实践,是文化的创造活动,是人的自我创造的辩证法,因而,它是历史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事。

马克思充分肯定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但是,马克思也看到了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服务于资本生产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这就是,它们创造了一个普遍异化的社会。面对这样一个普遍异化的社会,马克思改造了以往历史学采用的考据方法,确立了科学的批判方法。他的批判方法是由两个批判原则构成的:一个是资本批判的原则,或理性批判的原则;一个是道德批判的原则,或文化批判的原则。

马克思以工业活动说明人的本质的创造活动,既是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扬弃,也是对以往历史科学的超越。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用自然科学方法静态地说明人的本质,使人的本质抽象化和神秘化了;以往的历史科学以经验的方法描述原始民族文化的起源,只说明了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而没有说明人类文化的普遍性。马克思把工业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一方面把人的本质置于感性的人的世界之中加以考察,说明它是人的文化创造活动,消除了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的、思辨的说明,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工业的考察,把人的本质的研究置于现代社会的平台上,从而把对人的文化的经验研究提升上理论研究的水平,揭示了人的文化理性形式和文化的普遍性,并把文化的普遍性看作是各民族文化的共同性,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必然过程。于是,以感性的形式展示人的文化理性、各民族文化创造的共同性、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一并构成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文化品格。

三、唯物史观的批判品格:工业、科学与资本生产

在马克思那里,工业作为创造人的本质的力量,有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之分:工业的一般意义体现的是人的文化创造,在这层意义中,异己的形式起着分离的作用,是工业对它的历史前提——土地、自然经济、人的自然等自然因素的否定,这是社会对自然的否定、资本对自然经济的否定;工业的特殊意义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历史运动,在这层意义中,异己的形式起着否定人的生命、价值的作用,是物的东西对人的价值存在的否定。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逻辑上,它们的确表达了工业对于人类历史创造的不同意义。马克思从逻辑上把这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分别加以论述,旨在揭示人的解放的力量和现实基础,揭示人的解放的内在必然性。因此,在论述工业的一般意义时,马克思透彻地分析了工业对于人的本质创造的意义,彰显了唯物史观的文化品格,而在论述工业的特殊意义时,马克思开展了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业活动的批判,彰显了唯物史观的批判品格。因此,我们要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的工业概念,除了研究马克思对工业的一般意义的说明外,还需要研究马克思对工业的特殊意义的分析。

在马克思看来,工业的特殊意义也是创造人的本质的历史运动,它的作用是从两个方面给予人的本质以历史的形式:一个方面是以它的有用的对象形式赋予人的本质以经济的形式,使经济的形式、经济的活动成为人的本质的表达和自我实现的基础;另一个方面是以资本的形式完成对人的统治。正是这一方面,使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人的本质实现中的一个必须否定的环节,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也由此而成为人的本质借助以实现自身的手段。从这一观点出发,马克思把工业与科学、资本的生产联系起来,考察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

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定义为历史科学,这里所说的历史科学,是指17-18世纪由维科、赫尔德创立的历史科学。这个历史科学属于实践哲学传统,它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一样,也以实践为核心,研究人的活动、人的本质,但是,它又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是一种道德伦理学说,而维科和赫尔德创立的历史科学却是研究民族文化及其发展道路的学说,研究人的文化发展规律的学说。由于这一区别,实践在维科和赫尔德的历史科学中与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有着极为不同的内涵。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实践仅指人的德行,即以善为目的的活动,在说明人的本质上,它只是静态地对比人的特性与动物的特性,说明两者之间的差别,由此决定,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彰显的是人的德行,而在维科和赫尔德创立的历史科学中,实践是指人的文化创造活动,包括人的语言、习俗、经济、政治、艺术、思维、宗教、道德等等,在说明人的本质上,它以起源学的方法说明人的本质的形成,把人的本质看作是人的自我创造活动。这就是维科提出的历史科学的研究原则:“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以找到。”[7]由此决定,维科和赫尔德的历史科学彰显的是人的文化。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接着维科和赫尔德的历史科学讲,因此,它也按照历史科学的原则去研究人的活动,研究人的本质,彰显人的文化。但是,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人的活动的实践,不是原始民族的习俗、经验的活动,而是现代工业的活动,人的本质就是在这种工业的活动中创造出来的。所以,马克思强调:“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8]。马克思正是凭借对工业的实践意义的说明,而使他的唯物史观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历史科学的文化品格。因此,我们要了解唯物史观的文化品格,就需要研究马克思的工业概念。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机器生产,机器与手工业工具一样,也是生产资料,但是,机器作为生产资料与手工业工具作为生产资料有着质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在于两点:其一,从资本主义生产性质来看,机器是资本家用于追加到不变资本中的剩余价值,机器的运用就是价值的增殖过程,亦是资本家把作为剩余价值的商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在这里,“机器与工场手工业中的简单协作和分工不同,它是制造出来的生产力。机器具有价值;它作为商品(直接作为机器,或间接作为必须消费掉以便使动力具有所需要的形式的商品)进入生产领域,在那里,它作为机器,作为不变资本的一部分而起作用。机器和不变资本的任何部分一样,把它本身包含的价值加到产品上,也就是说,它使产品由于加进生产它本身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变贵。”[22]相比之下,手工业工具只能依靠简单协作和分工来提高生产力,对于资本家来说,它是一种无偿的自然力,因而是不具有价值的。其二,就机器与手工业工具本身的结构及对于生产方式变革的意义看,手工业的工具是人的工具,它的使用受到人的身体器官的限制,即受人的自然力的限制,而机器则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由三个部分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具机或工作机:“发动机是整个机构的动力。它或者产生自己的动力,如蒸汽机、热力机、电磁机等;或者接受外部某种现成的自然力的推动,如水车受落差水推动、风磨受风推动等”[23];传动机构调节运动,它和发动机的作用“仅仅是把运动传给工具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24];工具机不是人的工具,而是一个机构的工具。这种机构“在取得适当的运动后,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25],由于这样一个系统,机器就取代了单纯的工具,不再受到人的身体器官的限制。于是,机器的出现就导致了生产方式的两个变革:一个变革是改变了手工业工场那种简单的协作和分工,创造了大工业的生产和世界性分工,从而把整个世界都卷入了资本的生产,于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在大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另一个变革是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密切结合起来,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同样地,科学技术也越来越通过机器的改进而进入人们的生产过程,成为生产力的内容。

复杂地区地震勘探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噪声问题,对复杂地区的地震勘探而言其噪声类型繁多,严重影响资料品质,因此,如何压制干扰波是复杂区地震勘探的主要问题之一。山地地震勘探中的干扰大致可分为环境干扰和激发后的半生与次生干扰2大类。因此,要进行波场调整,并针对资料影响较大的干扰设计组合图形,压制干扰,提高资料的信噪比。根据干扰波的特征,把沿测线方向最强的一束干扰波作为主测线组合检波的压制对象或组合检波纵向组合基距的考滤对象;把垂直测线方向最强的一束干扰波作为联络测线组合检波的压制对象或组合检波横向组合基距的考滤对象;还可以通过适当的提高地震仪器低截滤波参数或使用高频检波器进行压制。

所谓资本批判的原则,就是考察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异化的社会,并从科学技术运用于机器生产所产生的消极后果方面,揭示异化的根源。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而资本主义生产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生产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把科学技术运用于机器生产,因此,要发现资本主义异化产生的根源,就必须考察科学技术在机器生产中的应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在这一考察中,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在机器生产中的应用给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归根到底,是由资本生产的本性所造成的。由于从属于资本的生产,首先是科学技术本身异化了,即科学技术不是用于造福人类、不是为了人对自然、对自身的解放,而是用于资本的生产,变成了致富的手段,变成了资本竞争的工具。马克思说:“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26]其次是科学技术的生产过程应用的异化。所谓科学技术的生产过程应用的异化,是指科学技术的生产过程应用不是为了解放工人,发展工人的智力和专业,恰恰相反,它是为了“使工人从属于资本”,是要“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27]。由于这种异化,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的过程就成为通过发明机器,利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来排挤工人,加剧工人的贫困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具体表现就是,由于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抽掉了个体的个性和智力发展的经验基础,个体的创造也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而使用机器使得“简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28],不仅大量地降低了工人的工资水平,而且把越来越多的童工和妇女卷入生产过程,造成了庞大的产业后备军。最后是全社会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在机器生产中的应用所造成的异化,其实就是劳动过程本身的异化,劳动过程本身的异化引起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的异化,进而引起从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的全面异化,使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个普遍异化的社会,而造成普遍异化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因此,要消除科学技术的异化,消除机器生产的异化,消除全社会的普遍异化,唯一的途径,就是否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第二个问题是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理解。劳动是马克思用以说明他的实践内容的又一个概念。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的内容是人类的一般劳动,这是“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劳动,马克思把这种劳动定义为“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3],总之,它是为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而进行的活动;另一个方面的内容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特定的劳动,这是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劳动。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劳动的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中,究竟哪一个是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确切内涵呢?从现有的文献看,人们通常以劳动的前一方面的内容,即人类的一般劳动,为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内涵,并且反复引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1节中给人类的一般劳动下的定义,即“劳动过程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14];劳动的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5],甚至连马克思对比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的举例也都被当作说明马克思的实践内涵的经典,反复引用。至于劳动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特定的劳动,则被看作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而被排除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之外。其实,这样一种理解与马克思的观点并不一致。马克思虽然提出并详尽地分析了人类的一般劳动,但是,他真正重视的,是资本主义形态下的特定的劳动。他提出和分析人类的一般劳动,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形态的特定的劳动,说明这种劳动的性质,它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进行的。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人类的一般劳动是从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特定劳动的,其意义也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劳动中加以定义。马克思在定义一般劳动时使用的“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一词,就是讲的商品二重性中的使用价值属性,可见,马克思是把一般劳动置于剩余价值的生产之中,从剩余价值生产的角度来分析一般劳动的要素的。所以,在论述了一般劳动的要素之后,马克思马上就开始论述剩余价值生产的构成及其过程,并进到了对以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现代工业的分析,强调以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现代工业是剩余价值生产的现实的物质基础,它在建立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创造人的本质,推动历史运动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他尤其注意到机器生产对于改变劳动和劳动要素的性质的意义。他说:“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在农业中,在其资本主义前的形式中,人类劳动只不过是它所不能控制的自然过程的助手。)这些自然力本身没有价值。它们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是,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自然力,而机器是有价值的,它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因此,自然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并且只有机器的主人才能占有。”[16]很显然,马克思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劳动,即工业的劳动,作为他的实践概念的内容。事实上,这一观点,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提出来了。马克思说:“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17]

泰高高速公路TG-2标位于泰州市海陵区,处于长江三角洲冲击平原区,主要为低液限粉土,属D类土,天然状态下CBR值5.2,设计路床96区上部40cm为5%石灰+3%水泥综合处治土,分2层施工,每层20cm。K11+100~K11+200段作为上路床首件工程,长100m,处理平均宽32.64m,每层土松铺25cm,压实厚20cm。

灵隐寺,又名云林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背靠北高峰,面朝飞来峰,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占地面积约87000平方米。灵隐寺开山祖师为西印度僧人慧理和尚。五代吴越王钱镠命请永明延寿大师重新开拓,并赐名灵隐新寺。宋宁宗嘉定年间,灵隐寺被誉为江南禅宗“五山”之一。清顺治年间,禅宗巨匠具德和尚住持灵隐,筹资重建,仅建殿堂就前后历十八年之久,其规模之宏伟跃居“东南之冠”。

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之间是平等互利的关系,且组织内部实行民主管理,但是也经常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在此基础上,我国相继出台了《农村专业合作社法》等多部法律,力求让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法律的框架内,建立长期的契约关系,从而有效提高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主体地位,做到价值和公理的合作。

注释

马克思提出的这两个批判原则与他对工业的一般意义的说明一起构成了创立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表明,唯物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创造的工业文明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成果,因而它既是当下的,也是趋向未来的。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能对一个世纪以来的思想世界和社会历史变革产生持续的影响,也才能够从马克思的哲学发展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因此,对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们既不能在近代理性主义的哲学框架中,更不能回到前资本主义的传统文化的框架中去理解,而只能联系现代工业的变革,从历史科学传统的继承与变革的角度去理解。

莱考夫阐述的第四个基础隐喻是算术是沿路线运动(Arithmetic As Motion Along a Path)的隐喻。

[1][3][9][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第66页注释②;第54页;第75~7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第777页。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第225页。

课堂上教师通过与学生互动,不仅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而且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较高,总的来看,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

[7][10][11]【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135页;第161页;第161页。——维科,即Vico,朱光潜先生在译这部著作时,将其译成维柯,中共中央编译局在翻译马克思的著作时,将其译成维科,本书采用中共中央编译局的译法。——作者注

[8][17][18][19][20][21][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306页;第306页;第306页;第307页;第305页;第307页;第270页。

[13][14][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175页;第169页;第169页。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神经生理学家文森特·维莱特(Vincent Villette)利用电压传感器研究阈下电信号的周期性波动如何影响小鼠小脑神经对肌肉活动的协调。维莱特表示:有关细胞如何协同运作,我们还知之甚少。

[16]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5页。

[22][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366~367页;第366页。

[23][24][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29页;第429页;第430页。

[26][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572页;第576页。

 
何萍
《理论视野》 2018年第04期
《理论视野》2018年第04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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