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译过程中基于不同翻译单位的脑激活模式研究

随着神经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针对口译的实证研究也逐渐增多，实验范式日趋成熟，很多学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口译的认知能力要素。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实验者可完成不同的任务设计，主要涉及不同的口译任务，如默译、交替传译、同声传译，视译等；不同的翻译方向，如正向翻译 （外语翻译成母语或习惯语）或逆向翻译 （母语或习惯语翻译成外语）；不同的翻译模式和不同翻译水平的被试，如非翻译专业的双语者、从事口译学习的学生 （初级口译技能者）、专业口译者以及不同的语言。但将不同的翻译单位视为研究变量进行分析更能发现基于语言单位的翻译行为的普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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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不同翻译单位的脑成像研究

1.1 词语翻译与语句翻译

与词语翻译相比，语句翻译不仅包含基础性的语法信息处理，更对语义分析、概念分析提出要求更高。研究表明，在语句翻译的过程中被试所付出的认知成本更加明显 ［1］。此外，语句的语境控制着语言之间的词汇选择和语言转换的激活程度 ［2］。无论是词语翻译还是语句翻译都与左半脑功能密切相关。在正向翻译和逆向翻译中实验中，与语句翻译相比，词语翻译会在大脑后部结构中产生更大程度的激活。但是在语句翻译的实证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大脑后部激活的明确结论。另一方面，不论是正向翻译还是逆向翻译，研究均发现语句翻译和词语翻译都与布罗卡区（语言特异区）有关。也有研究表明，词语翻译和语句翻译可能与不同的前额底脑回路有关。在Klein等人 （1995）的研究中发现腹外侧前额叶皮层中的激活峰值比Lehtonen等人 （2005）的研究报告中记录的数据要更前侧 20毫米 ［3］［4］。 此外，尽管Price等人 （1999）和Lehtonen（2005）的研究都观测到了基底神经节的激活，在前者的研究中，却观察到了脑核和尾状核头的激活，而在后者的研究中， 激活则集中在内侧苍白球［4］［5］。

1.2 语句翻译和超句文本翻译

左额底结构，尤其是布罗卡脑区，在参与语句 （超句层面，包括正向翻译和逆向翻译）翻译过程中和文本翻译过程中的程度有所不同。在进行语句翻译和超句文本翻译时，逆向翻译和正向翻译似乎都会对额底脑回路产生不同的激活程度 ［6］［7］。

在Kurz（1995）的关于超句文本的实证研究报告中 ［8］，观察到了右半脑的激活现象。但这一现象从未在其他使用语句作为刺激因素的实证研究中报道过。此外，由Rinne等人 （2000）进行的研究中所发现的布罗卡脑区内的基于指向性的差异的结论似乎也存在矛盾之处 ［7］，在Quaresima等人 （2002）的研究中，也研究了相同的定位脑区，但是却没有得到基于指向性差异的结论［6］。这些差异的出现也许是由于研究中采用不同的翻译模式 （视译与同声传译），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限制 （fMIR vs.PET），以及每位研究被试的翻译专业水平的不同。最终，Lehtonen等人（2005）在研究中观察到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包括布罗卡脑区均被激活 ［4］，这一结论与Rinne等人 （2000）的研究结果一致，但激活的峰值以及各功能节点之间仍存在差异性。

1.3 超句文本翻译与词语翻译

尽管上述两种模式与翻译方向无关，但针对不同翻译单位的翻译行为都表明了其指向性差异的存在。必须强调的是，上述研究结果的总结并不一定体现出一定的研究规律。由于变量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的研究过程都会导致不同研究结果。专门用来研究基于翻译单位的神经功能性和神经结构性差异而设计的实验有可能会得出更确定的研究结果。例如，可以要求同一批实验对象完成词语、语句、超句文本的正向翻译和逆向翻译，也可以将同样的实验范式应用在不同第二外语水平以及不同翻译专业水平的实验被试身上。

2 基于 “翻译单位”变量的研究模式

其次，除了Kurz（1995）的实验研究外，其它所有监测双脑半球的研究都显示，不论翻译单位是什么、翻译方向是什么，翻译活动过程只与左半球加工有关 ［8］。此外，在 Kurz（1995）的研究结论中，左半球激活程度也比右半球更高更明显，但是右半球也显现出激活的现象 ［8］。这表明在时间限定条件下，必须采取实时方式进行超句文本的语言转化 （比如，同声传译）才可能会观察到涉及到注意能力、推理和语用功能等相关认知功能的脑区的激活 ［11］。但是遗憾的是在翻译中右半脑所起的作用并未得到很详实的陈述，其主要原因是相关的神经成像研究以及右半球受损的双语者的临床证据不足。Lebrun（1991）研究了一位以弗兰德语为母语、以法语为第二语言的双语者，患者的大脑右半球有未导致语失语症的持续损伤 ［12］。在脑损伤后，这位患者产生了一种自我强制性的，自动翻译书面文本的倾向。在第二语言的听写测试任务中，该患者会首先写下听到的词，然后写下该词在其母语中对应的词。在应对长篇文章的时候，患者也会重复这样的行为。Lebrun（1991）认为，右半球脑损伤可能导致对语言的使用和学习习惯的控制出现了问题，但是病人保留了能够找到正确对应目的语的能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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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不同翻译单位的研究几乎都采用了不同的测试任务、基于不同的翻译方向、翻译模式、实验基准和研究技术，因此这些研究有可能得到不同的研究结果。此外，词语翻译和对话翻译也存在本质的差别，词语翻译是不依赖于语境进行的语言重新编码行为，是可由机器代替并完成的翻译行为；而对话翻译则是依赖语境的语言行为。将基于不同的翻译单位 （或翻译单位变量）的脑成像实验研究进行比较、分析和总结可得出以下基本的研究模式。

首先，无论刺激材料为何种翻译单位时，均能观察到额底不同水平的激活，尤其是布洛卡及周围脑区。颞叶区则只在翻译词语任务中被激活，而语句翻译和超句文本翻译任务的特定脑区则在额底区。以上的差异性结果与双语的脑成像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10］，即词汇-语义信息激活的是负责陈述性记忆的神经基板，而形态句法信息则激活程序记忆基板。这意味着双语加工至少部分地参与了翻译的脑回路加工，并且那些参与了母语或第二语言加工过程的脑回路一样出现在了相同的脑结构区域中。

与 Kurz （1995） ［6］以及 Petsche和Etlinger（1998） 所得到的研究结果不同［8］［9］， 在关于词语翻译的研究中并未观测到明显的右半脑激活现象。然而，Kurz（1995）和Rinne等人 （2000）的超句文本研究中所报道的基于指向性的差异被Klein等人 （1995）在词语翻译方面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证实［3］［7］［8］。 在该研究中，左脑核只与正向翻译任务密切相关。此外，在Rinne等人（2000） 和Klein等人 （1995）的研究中均报道了翻译过程中呈现左背外侧额叶前部的激活现象［3］［7］， 而这一发现并未出现在 Price 等人（1999）关于词语翻译的研究中 ［5］。Rinne等人（2000）坚称出现这样矛盾结论的原因是因为使用不同的测试任务和控制组，以及研究对象不同的语言使用水平 ［7］。

3 基于神经成像的临床假说

Paradis（1994）提出，间接神经成像证据表明结构性翻译或基于形式的翻译和概念性或基于意义的翻译之间存在神经功能上的分化。在Price等人 （1999）的研究中，与单语测试任务相比，翻译测试任务导致了与语义处理密切相关的脑区激活的减弱 ［5］。这可能意味着那些具有高水平第二语言能力的实验被试在进行跨语言信息重组的过程中都依靠结构联系而不是概念链接，即依形不依意。此外，Janyan等人 （2009）的研究认为，在非同源词翻译任务中存在具体性效应的缺失，也就是说在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过程中，概念及语义信息是无法获得的。这意味着对同源词的处理是从概念角度进行的，而非同源词的处理则是从词汇角度进行的。在非同源词翻译过程中，概念活动的缺失意味着结构性 （基于形式）脑通路被激活。如果该结论是正确的，也为上述假说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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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注意的是，上述研究结果得出的数据和结论并不足以完全证实或否定上述假说。想要证实上述神经功能性假说，则需要更直接的神经成像依据或心理依据。这对于实证研究的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需要使用空间分辨率更高的实验技术，如fMRI（功能磁共振），或能够体现高时间分辨率，能够揭示认知的时间过程及动态过程的技术，如ERP（事件相关电位）。这些技术可以帮助研究者确认双语者大脑中究竟是否存在专门服务于翻译功能活动的大脑通路。

基于心理实验的非确定性，上述学者所完成的神经成像实证研究并未给基于临床的神经功能性假说提供确定的实验依据，但有些结论却是一致的。翻译的脑功能区是独立于母语信息加工和外语信息处理密切相关的脑功能区 ［13］。对特定皮层区进行电刺激会破坏单语加工过程但并不会影响翻译能力的结果也支持了该结论 ［14］。

除此之外，在Klein等人 （1995）的研究中，左脑核区与正向翻译密切相关，而并非逆向翻译 ［3］；Quaresima等人 （2002） 的研究结果表明逆向翻译和正向翻译激活了靠近布罗卡区的不同脑区 ［15］；与逆向翻译相比，正向翻译参与了更广泛的脑活动模式 （Rinne et al.， 2000） ［7］。 以上研究表明，正向翻译和逆向翻译的脑神经通路是不同的，即两种不同方向的翻译任务在神经功能上也是独立的 ［16］。

除此之外，翻译脑通路的左偏侧化假说表明左半球确实是翻译行为的优势半球，左半球有可能完全参与甚至是主导着整个翻译活动。行为学和神经成像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上述观点。但也有一些研究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与单语者和未接受过专业口译训练的双语者相比，同声传译员在进行语言处理和转换时呈现的左侧偏侧化较弱些。无论结论是翻译行为显示较强的左半球激活，左半球激活活动的减弱，还是临床显示翻译行为失常则发生在左半球受损的病例都表明翻译行为具有大脑偏侧化特性，而非大脑的双侧化，即功能的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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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词语翻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与陈述性记忆密切相关的脑后部，包括颞叶和顶叶部分区域，该结论也得到了上述神经功能成像实证研究的证明。与语句翻译和超句文本翻译不同，词语翻译在与陈述性记忆密切相关的颞叶结构中引发了不同的大脑激活模式 ［3］。额叶底部 （尤其是在布罗卡脑区和其周围脑区）也与词语翻译任务密切相关 ［3］。然而，额叶底部在词语翻译研究中并未像他们在语句翻译和超句文本翻译研究中一样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且其激活的程度也没有在颞叶区观测到的活动程度大。而语句翻译任务的完成则在很大程度上与负责程序记忆的额叶底部密切相关。语句翻译的神经成像研究表明无论是逆向翻译任务还是正向翻译任务均能观察到与程序记忆功能密切相关的不同程度的激活强度。与词语翻译相反，语句翻译任务并未导致脑后部出现任何激活现象 ［4］。因此，参与了语句翻译和超句文本翻译的特定的额叶底部脑区不同于那些与词语翻译密切相关的脑区。

对于不同翻译要素的加工以及不同方向的翻译任务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已经趋于成熟发展，但是由于不同实验在实验设计、实验任务和实验实施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以及实证研究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很难就这一复杂的语言操作行为给出一致及肯定的假说或结论。目前，研究者只能通过已有的得到相似结论的实证研究整合研究结论，总结结论相同的广义模式。研究者重点考查某些特定的基底神经参与翻译加工，具体包括不同的翻译单位——词语、语句、超文本以及不同的翻译方向。在完成三种不同翻译单位的翻译任务过程中，无论是正向翻译还是逆向翻译，左半球发挥着完全控制或主导作用。而在左半脑的布罗卡脑区似乎会在所有翻译活动中观察到不同程度的激活。然而，研究者们并未确认仅仅参与翻译活动相关的皮层区或皮层下区，要得出确定的结论还需基于临床数据的神经功能性假说和神经结构性假说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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