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语言的障碍从SCC的汉字排版问题看李约瑟的解决之道

1954年SCC第一卷出版，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此奠定了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以英文出版的SCC使用了很多让西方读者觉得新奇的汉字，这在当时的西方出版界比较罕见。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即李约瑟是如何在SCC中实现中英文混合排版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在当时铅字印刷的技术条件下，要在一本英文著作中使用大量的汉字，会给出版和印刷环节带来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一种语言上的障碍，对于李约瑟和剑桥大学出版社来说，必须跨越这重障碍，SCC才能够顺利出版。

使用汉字对于SCC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汉字铅字问题直接关系到SCC第一卷能否顺利面世，李约瑟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他本人并未提及。留给我们的唯一线索，是保存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里的SCC档案。从这一出版史料出发，我们试图还原出一个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故事，由此了解李约瑟是如何跨越语言的障碍，解决中英文混合排版这一技术问题的。

一 使用汉字的必要

SCC“实际上既不是为汉学家、也不是为一般公众写的，它的对象是一切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们”（[1]，页6），但既然以英文读者为阅读对象，为什么还要在书中使用西方人并不熟悉的汉字呢？对于SCC有使用汉字的必要性，李约瑟在全书第一章的《序言》中阐明了原因：

我认为，在这样一本书里绝对不能没有汉字的，因为汉字的同音字极多……任何一位懂得中文的人，如果只看到汉字的音译或拉丁拼音而没有看到原字，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而这样的著作便很难用作研究的工具。……没有一种拉丁拼音能精确地表达出汉字发音中的许多细微的区别……如果由于本书只用拉丁拼音而没有汉字，使（目前正在学习汉语和其他亚洲语言的年轻一代）他们受到涵义不准确甚至混乱之害，那将是不可饶恕的。同时，对于中国读者本身（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学者），这样做也是应有的礼貌。（[1]，页6—7）

有一点我希望在这个阶段就提出来，虽然说我们的读者定位是受过一定教育的普通读者，但我相信在书中包含一定数量的汉字将是必要的。这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中文的特点，只有这么做才能消除歧义、保证准确，否则就只能采用一种相当新的、罗马字母化的汉语拼写方式来处理中文，而这种方式是我们应当避免的；其次，我相信使用汉字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现在对东方的研究正在取得很大的发展，一些在战争期间从事翻译工作的年轻人很可能被吸引到这一研究领域。可是我建议，这些汉字应该被限制在脚注中使用（用于给出正确的人名、书名和专业术语），也会在附录中使用，对于每一项发明或发现，我将会在其中给出非常简短的原文，即那些常被引用的经典文句。[2]

从一开始把SCC作为一个出版选题提出来的时候，李约瑟就从避免歧义和方便读者参考使用的角度强调了书中使用汉字的必要性。他在1948年5月18日致剑桥大学出版社罗伯特（Sydney Castle Roberts）的正式提出写作SCC的计划的信中，建议出版社：

“随你怎么说。你有笔吗？没有？看来你是真没想到我们会当真，好在我是有备而来的。”徐艺说着从旅行包里掏出两张纸，还有笔，递给左达，“呶，借条、拍卖推荐函，我都替你准备好了，这是笔，签字画押吧。”

李约瑟之所以在书中强调使用汉字的必要性，与他的研究方法关系密切。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方法是以文本研究为主。他从1943年第一次到中国开始，就一直在尽力搜集各种中文典籍，作为自己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第一手资料。李约瑟与他的研究助手先从这些中文资源中摘抄出所需要的与科技发明有关的内容，并逐条翻译成英语，再把这些资料按照学科分类积攒起来，作为日后研究和写作的基本素材。

学术写作要求遵循一定的引用规范，必须把所引用到的图书、篇目、人名、地名、专有名称等原始的中文信息都一并保存下来，才能便于读者引证和溯源。尤其是当中文内容被翻译成英文之后，如果没有保留原来的中文信息，想要再次回溯到原来的中文文本，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这一点李约瑟从一开始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也是他坚持要在SCC中使用汉字的主要原因① 实际上，因为汉语典籍的版本众多，要实现对中文原文的回溯，如果不知道引用文本出自哪个版本，仅有书名还是不够的。实际上，后来SCC在被译为中文的时候，由于版本信息的不完备，溯源的问题依然不同程度上地存在着。。

二 使用汉字的障碍

1954年7月30日，就在SCC第1卷即将出版之前，克拉奇利先生告诉李约瑟，由于有了英国大学中国委员会的资助，剑桥大学委员会已经同意了收购中华印刷公司的资产[15]。这批汉字铅字将算作大学出版社的资产，由共同出资的、负责为剑桥大学出版社印刷SCC的LH公司保管和使用，只需要每年象征性地支付1镑的租金给剑桥大学就可以了。当年的剑桥大学《教职工内部通信》特意报告了这批汉字铅字已经购置到位的信息。这批汉字铅字总共有5万个汉字字模和大约三吨重的铅字，已经安装在LH印刷厂中投入使用了（图4）[16]。

近代首先使用汉字铅字进行中英文混合排版的尝试就是由英国人完成的，这要归功于第一位来华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马礼逊从1807年开始编写《华英字典》，这是第一部汉英字典，为了把它印刷出版，马礼逊所供职的东印度公司不惜耗费巨资从英国雇请了印刷工汤姆斯（Peter Thoms）带着印刷机和铅字来到澳门。汤姆斯雇请中国匠人手工雕刻出一批汉字铅字，从而把这部中英文混合排版的字典印刷完成。此后，西方各种新兴的工业印刷技术被不断引入中国，逐步替代了中国传统的印刷技术，促使中国的图书版式和装帧形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与西方接轨，因此可以说近代汉字铅字印刷技术的发源就在英国，而交流都是双向的，马礼逊和汤姆斯同时也把汉字的铅字印刷技术第一次带回到了英国。

但即使经过了一百多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英国的出版物中使用汉字的情况依然很少，能够排印汉字的印刷厂更是屈指可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汉语的读者市场太小，社会需求不大，汉字铅字的使用面窄、使用率低，没有足够的印刷业务来支撑很多汉字印刷厂。当时英国仅有三家印刷厂备有汉字铅字，分别是：印刷《亚洲学刊》（Asia Major）和《剑桥东方书系》的中华印刷公司（The Sino Press），《亚非学院简报》与《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的印刷商史蒂芬·奥斯丁（Stephen Austin，以下简称SA）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在英国本地，汉字字体和字号上能够让李约瑟选择的余地很小。

即便有了汉字铅字，要将英文与汉字进行组合排版，还会碰到很多技术上的困难。由于汉语的字符数量高达几万个，远远超过了英语26个字母的数量，这就需要在铅字上投入一笔不菲的固定投资，才能具备一套足够使用的基本汉字字库，若遇到字架上没有的生僻字，还需要具备一定的造字能力和技术水平方能应对。资金和技术的门槛，足以把一般的印刷企业都挡在外面。

最后一项障碍是人的因素，毫无疑问，只有那些认得汉字的人才能做汉字的排版。铅字排版的工序本身就很复杂，无论是铅字的制备、排版、还字这三个印刷环节的哪一个，汉字的处理都要比英文复杂得多，即便是像剑桥大学出版社这样的出版单位，也缺乏能够熟练处理汉字的排字工人。

三 解决方案的设计

SCC对汉字的需求量不大，但又不可或缺，根据这个特点，如何设计出一种在操作上方便快捷、在经济上又比较划算的中英文混合排版方式，就成了李约瑟考虑的重点。

观察术后两组患者常见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疼痛程度及心理状态。疼痛采用数字分级法(NRS)评估,分为无痛(0分)、轻度疼痛(1~3分)、中度疼痛(4~6分)、重度疼痛(7~10分)[7]。心理状态采用Zung的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估,<50分表示正常,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70分为重度焦虑[8]。

进行连续枯水年供水风险分析。选取连续枯水年，同样采用月调节计算的方法，对论证单元连续枯水年的供水风险进行分析。

经过长期的思考之后，李约瑟提出了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通过版式设计把汉字与英文完全分开，以此降低混合排版的难度。他为SCC设计了一种专门的版式（图1）：在正文中不使用汉字，仅使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把汉字统一以脚注的形式放在书页的下部，以达到把中英文区分开的目的。这种方法既合理，又简便。

  

图1.李约瑟关于SCC版式的设想[3]

按照这一思路，他为剑桥大学出版社规划出了一种简单的中英文混合排版方式，可以将汉字与英文的排版完全区分开，而且能够并行不悖。正文按照英文排版的工序照常进行；放在脚注中的汉字单独排版，所用的汉字从其他中文印刷厂购买，汉字校样由他本人负责校对。

这种设计打消了印刷厂的顾虑，即使是不认识汉字的排字工也能够进行处理，不必担心会出现错误；对于出版社来说，只需要购买有限数量的汉字就可以了，不会增加多少前期成本，这样也就打消了出版社的顾虑。

  

图2.SCC第一卷中所用到的部分汉字铅字清单[4]

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印刷厂从1951年底开始着手排印李约瑟交稿的SCC前3卷的内容，但是就在第一卷即将出版之前，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汉字铅字的来源突然变成了一个制约SCC出版的紧迫问题。

CS的特征为错构组织的过度生长，导致易患乳腺癌、甲状腺癌、子宫内膜癌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易患结肠癌的倾向，与PTEN缺失引起的PI3K/Akt信号传导增强有关[16]。目前，已知80多种不同的PTEN生殖系突变，包括R130X、Y178X无义突变和H93R、D252G、F241S错义突变等特异性突变。故认为PTEN突变与癌症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对于脚注中使用的汉字，由于每一个汉字都由页码和脚注的序号加以确定的，也就避免了排版操作上的难度，校对也变得非常简单，即便是并不认识汉字的排版工人，也不会感到难以处理（图2）。中英文分开排版，两者互不影响，等到最后的印刷阶段再进行拼版。李约瑟的这种版式设计，大大简化了中英文混合排版的操作工序。

式中：Dx、Dy分别为泥沙扩散系数沿x、y方向的取值；s为含沙量；Fs为底部冲刷函数，采用切应力理论表达式如下：

出版社当然希望SCC使用汉字并不会大幅度增加其出版成本。为了说服剑桥大学出版社，李约瑟不仅确定了所需的汉字铅字的字体和字号，而且联系好了汉字铅字的供应商，这样出版社就不需要预先购置整套的汉字铅字，只需要根据SCC每一卷中所用到的汉字来订购铅字就行了，这样没有一个铅字的投资是浪费的，而且总的数量也有限。这样精心的设计和安排，无非是为了打消出版社对于可能会增加排版费用的顾虑。

李约瑟的解决方案，真可谓“一举多得”，但即便如此，由于剑桥大学出版社自己的印刷厂此前并无排印汉字的经验，也没有懂得汉语的编辑，所以出版社仍然难免心存疑虑。在剑桥大学出版社1948年5月22日回复李约瑟同意出版SCC的信中，罗伯特先生还是善意地提醒：“对于实际出版中的这个问题如何处理，我个人还是有点不必要的担心，委员会到时候肯定会建议把你所说的使用一定数量的汉字铅字的事明确在给印刷部门的合同中的”[5]。

  

图3.中华印刷公司的汉字铅字样本[7]

四 汉字铅字的来源

党内监督是有效限制党内权力，确保制度实施的关键所在，是制度治党顺利开展的基本保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没有监督的制度是单薄乏力的，没有监督的权力是容易泛滥的，因此要不断拓展监督途径，建立和完善党内监督的制度机制。马恩提出了党内监督的相关思想萌芽，并在组织制度的构建中加以应用。列宁则在马克思、恩格斯党内监督思想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建立专门的党内监督机构，并在实践中加以改进和完善。

有了精心设计的方案之后，下一步只需要解决汉字铅字的来源问题。在二战之后的冷战格局之下，从中国购买汉字铅字不仅造价高昂，也并不容易实现，更何况当时中国出版工业的底子很薄，尚无余力为海外市场提供印刷技术支持。经过比较，到1951年11月1日李约瑟开始给出版社交稿的时候，他已经确定了购买SCC所需的汉字铅字的供应商。被李约瑟选中的这一家是伦敦的中华印刷公司（The Sino Press），老板名叫顾效中（Horace Goo）。中华印刷公司的汉字共有6种规格，其中10点半的汉字铅字（图3）是李约瑟所需要的，也是其他的印刷厂所没有的。剑桥大学的中文教授吉斯塔夫·哈隆（Gustav Haloun）还告诉李约瑟，中华印刷公司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印刷部门打过交道，彼此熟悉，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6]。

汉字出现在正文中的时候，需要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字的读音，音译的汉语词汇第一次出现在正文中的时候，李约瑟会以脚注的方式，在页面下部放上相应的汉字，这样的版面设计完全不会影响到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拼音李约瑟采用了当时流行的威妥玛拼音系统（Wade-Giles system）①威妥玛拼音是由剑桥大学先后两位汉语教授威妥玛（Thomas Wade）和翟理斯（Herbert Giles）创制与修订的，是当时西方一种流行的汉语拼音方法，而中国到1958年才通过了自己的汉语拼音方案。，但是由于威妥玛拼音中一些常用的符号在打字机上输入并不容易，李约瑟又根据自己的打字习惯，做了一些调整。例如，汉语中的chi（汉语拼音）这个音，用威妥玛拼音应该记为ch‘ih，但是在打字机上撇号并不容易输入，所以李约瑟便根据自己的习惯把ch‘ih记为ch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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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效中一旦如愿解决了困扰自己的问题，将会给李约瑟SCC的出版带来致命的麻烦。因为如果中华印刷公司被卖给了其他的国家，SCC在英国本地便找不到现成可用的汉字铅字了。为了确保SCC汉字铅字的持续供应，李约瑟不得不考虑对顾效中施以援手，以保住这套自己所需要的汉字铅字。

五 问题的最终解决

在英国的汉学学术圈中，李约瑟施展他的外交才能，广泛地寻求支持，希望要么能扶持中华印刷公司的业务使之持续经营，要么能筹集资金买下他的整套铅字或者整个印刷厂。

在牛津方面，李约瑟在1952年10月首先致信牛津大学的亨利·史博定（Henry Spalding），想请他资助收购中华印刷公司的汉字铅字[8]。这位史博定先生是一位有钱的慈善家，曾捐资为牛津大学设立过一个汉学教授的职位，他的弟弟肯尼思·史博定（Kenneth Spalding）也是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汉学家。但是亨利·史博定在咨询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印刷厂之后表示爱莫能助，因为牛津已经有了两套汉字字体，每种字体达6千个汉字之多，其中一套还铸造出了铅字，但很少使用，不可能再购买另一套汉字铅字[9]。

综上所述，在新医改形势下，对公立医院的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公立医院作为医疗行业的特殊企业类型，其想要长期稳定的发展，就需要全面了解新医改形势对其具有的机遇与挑战，进而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推进经济发展。

在给亨利·史博定写信求助无果的一年之后，1953年10月，李约瑟又一次写信给史博定先生的弟弟肯尼思·史博定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恳求施以援手：

我们在几家感兴趣的合作方之间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洽谈。剑桥大学出版社需要使用也有足够的地方来储存这批汉字铅字，他们愿意投资1000镑，联合其他的4家出版商来共同购买这批铅字，共同使用、共享收益。很遗憾，只有一家英国的出版商真正感兴趣，这就是出版布鲁诺·辛德勒（Bruno Schindler）博士主编的《亚洲学刊》杂志的Lund Humphries公司（以下简称LH），愿意参与这个计划。因此，我们仍然面临一种可能，顾先生有可能会接受荷兰、比利时或德国的一些出版商的购买意向，那将会导致这批漂亮的汉字铅字流失到英国之外。[10]

肯尼思·史博定再次向牛津大学询问，得到的答复与一年前一模一样，牛津大学的印刷厂认为自己并无购买中华印刷公司汉字铅字的必要[11]。

在剑桥方面，李约瑟在1952年10月通过剑桥大学的印刷商布鲁克·克拉奇利（Brooke Crutchley）咨询英国外交部，希望能够获得政府的支持，结果英国政府和英国文化交流协会（British Council）都无意帮助这家中华印刷公司的业务经营，克拉奇利也感到此事难办，他告诉李约瑟：

我还没有把这个问题向剑桥大学的委员会提出来过。因为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我还没法真心地建议他们必须购买这家印刷厂，虽然从学术的角度我知道这很重要。无论如何，我认为，重要的是使之能够在伦敦继续经营下去。比较合理的前景是，如果有一个排字工在那里能每周有3天的活儿的话，它就能够达到收支平衡。现在需要做的是为从顾先生那里购买资产筹集所需的资金。他报价5000镑。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我建议剑桥大学委员会，我们应该购买一个共享资产中的一套铅字，这样大约需要花费1000镑，即使整个计划失败了，我们至少还留下来了一套完整的铅字。当然，他们是否会同意这个建议，我不能保证，但是目前我肯定不能提出更大金额的投资建议。[12]

就在寻求各方帮助的同时，李约瑟一直与顾效中保持着业务上的密切联系，并在修改和补充SCC第一卷中所要用到的汉字铅字。两个人的通信中，李约瑟并不讳言，正是汉字的原因导致了他的书在出版上的延迟。而直到1954年3月中旬，顾效中才最终修改完成了SCC第一卷所需的最后一批汉字字体。这些汉字铅字赢得了李约瑟的高度肯定，他认为这些修改后的字体已经完美无误，他兴奋地告知对方，在8月23日即将在剑桥举行的东方学家的国际会议之前，SCC就能见书的好消息，同时也附带着试探性地询问顾效中能否考虑单独出售10点半的字体[13]。

中小学生的思想层面主要包括知、情、意、行四个方面，无论中学生还是小学生在道德观念、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发展顺序一般都是开端于知，结束于行。陶冶教育法对于学生的综合方面都会有一定积极影响，尤其是上述四个方面。

顾效中显然没法同意单独出售一套字体的建议，但他后来还是同意把总的价格降低到3000镑。于是接下来很快有了戏剧性的发展，各方终于达成了一致，李约瑟一年多来的努力也最终有了结果。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落实在1954年4月2日由中文教授蒲立本（Edwin Pulleyblank）撰写的一份收购中华印刷公司资产的建议书中。李约瑟也在上面签了名。建议书不仅是几个合作方的备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为了申请获得英国大学中国委员会（University China Committee，简称UCC）的资助。报告书中说：

尽管我们国家在战前使用汉字铅字只有非常小的需求，但在战争开始后已经有了显著增长，而且预期这种增长仍将持续。这主要是因为最近牛津、剑桥和伦敦大学（新近还包括了杜伦大学）的中文系发展的结果，在这些大学里，中文学科的教师数量已经接近30名。很多老师还只是刚刚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随着他们的成长，可以预期中文主题的出版物也会持续不断地增加。

……中华印刷公司在英国近期的汉语出版物印刷市场中占据了很大的份额，而且他们的汉字铅字要比其他两家印刷厂的好。他们有三种大小规格汉字铅字的全套铸模，分别是8点、10点半和不常用的13点半大字，这些字体颇具现代感，令人赏心悦目。而SA公司只有一套10点半的铅字，牛津大学出版社印刷厂的汉字铅字都比13点半要大，而且颇为难看，已经过时。

……如果中华印刷公司关门，将会带来一个严峻的问题，在这个国家我们再也找不到印刷厂能够提供这么高质量的汉字，研究中国的学术著作的出版也将受到很大的制约，这让我们在一个学术即将大发展的时期却不得不面对所需的印刷设施正在减少的困局，而这些中文相关的研究正是大学中国委员会一直在极力通过提供教席资金等方式所推动的。对于那些新的印刷需求，SA公司肯定不愿意再承担更多的印刷任务，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汉字铅字又不适用。

中华印刷公司的老板顾效中是子承父业，他的父亲原本打算为旅居西欧的中国人团体出版一份中文报纸，所以从中国进口了一批汉字铅字的字模，但是这项计划后来落空了，于是原本打算要作一名工程师的顾效中不得不转而投身于这家印刷公司的经营。由于在英国从事中文印刷的生意并不红火，所以他一直想要卖掉这些铅字和设备，找一份自己更喜欢的工程师的工作。就在SCC第一卷开始排版的节骨眼上，经营的困难让顾效中最终下定了决心，他对外报价5000镑，寻找可能的买主，但是由于在英国寻找买主并不容易，他不得不考虑其他国家的潜在购买者。

在1954年3月11日，SA公司的执行董事哈里森先生、剑桥大学印刷商克拉奇利先生、LH公司的辛德勒博士举行过一次会议，经过协商，大家一致认为，最好由大学中国委员会把中华印刷公司的汉字铅字字模购买下来，交给剑桥大学出版社进行管理，这样的话，SA公司也同意，由LH公司在（剑桥北边的）布拉德福市保管和使用这批汉字，将之用于大家共同的学术和教育读物出版以及其他的商业业务。

  

图4.LH公司的汉字排印车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非常急迫地建议，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来重开中华印刷公司，否则毫无疑问会对我们国家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所有学科分支的越来越多的图书和文章的出版与发表带来极大的阻碍。[14]

词汇黏连造成又一类拼写错误。英语书写规定句子之中的词间需要保持一到两个字母的宽度，可是博物馆里面却有词是连着的。如：“福建金漆木雕纹饰及内涵（Ornamentation of Fujiangold lacquered wood carving and its connotation）”中的Fujiangold是黏连词。Fujian是一个地名，而gold却是另一个词，两者却连在了一起，会让人误以为是一个词。

要将两种不同的语言组合在一起进行排版，对于我们今天使用的计算机排版技术来说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但在SCC第一卷出版的时代，计算机排版技术还没有出现，印刷使用的依然是铅字，对于身处英国的剑桥大学出版社来说，要获得所需的汉字铅字，要把不同规格的汉字和英文铅字组合在一起进行排版，要完成两种语言的编辑和校对，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但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中，跨越语言的障碍进行中英文混合排版的努力从未停止过。

这批汉字铅字，如果按照6套不同字号的汉字来估算，平均每种字号有8千个左右的汉字数量。如果我们按照英国银行对历史通胀率的计算，1954年这项收购所花费的3000镑，实际大约相当于2016年的7.5万英镑①英国历史通货膨胀的计算方法，参见http://www.bankofengland.co.uk/education/Pages/resources/inflationtools/calculator/default.aspx。。

通常情况下取l0=1，且α为GF(2m)上的本原元.此时，g(x)=x2t+g2t-1x2t-1+…+g1x+g0，其中gi∈GF(2m),0≤i≤2t-1.

六 后续的使用情况

对李约瑟SCC所使用的汉字铅字的质量，剑桥大学《教职工内部通信》可谓赞誉有加：

说起这批汉字铅字，我们不得不提到李约瑟博士和他的伟大著作SCC，其中的第3卷正在出版当中，后面还有4卷即将出版。在一篇刊登在美国《哲学评论》（Review of Metaphysics）上的书评中，是这样评价李约瑟SCC前2卷的中英文混合排版的效果的：“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向这部书带给我们的视觉观感表达敬意。作者和出版者通力协作，（这些汉字显得如此漂亮），就像中国人自己做的那样精巧，堪称完美。李约瑟先生如此严谨、细致和独特的方法，体现出了娴熟的排版技巧，其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已经达到了一种在这个国家从未实现过的高度。”[16]

时隔三十年之后，这笔汉字铅字的资产仍旧保留在剑桥大学的账目上，应财务人员的要求，已经退休的剑桥大学的印刷商克拉奇利先生于1984年再次回顾了收购中华印刷公司的整个过程，他说：

二是要注重配套民生保障功能留住人才。留才比引才更重要，要营造让各类人才安心安居条件氛围。留住人才除了给予合适的工资待遇外，还要创造条件满足人才及其家庭在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方面重大民生保障需求。可以降低人才认定门槛和拓宽人才层次，将更多人才吸引至政府认可的人才范畴，并给予相应的民生保障待遇。

战后，我们很担心自己当时已有的汉字铅字的情况，因为这些汉字铅字的质量不佳，我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一校的时候进行修改。我们知道可以从一家上海的企业购买汉字铅字，但是价钱相当高。我们从中文教授蒲立本那里得知，负责印刷《亚洲学刊》的LH公司是从伦敦唐人街的中华印刷公司购买的汉字铅字。中华印刷公司本身仅承接一些伦敦港的中国海员们的广告页的印刷，现在这种业务也几乎没有了，所以顾先生很乐意承接任何排字业务和供应铅字。

这种状况维持了一段时间，然后LH公司的辛德勒博士告诉我，顾先生想要处理掉他的铅字，价钱也非常合适，3000镑。辛德勒博士的意思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应该买下来，这样就可以接受LH排版汉字的订单。由于剑桥大学委员会并不乐意花这笔钱，蒲立本教授就想了一个主意，说我们应该向英国大学中国委员会寻求帮助。英国大学中国委员会（UCC）管理着英国的庚子赔款中用于资助中国学生来英留学的资金，但是就像顾先生曾经的雇主——那些中国船员一样，现在也已经没有新的中国留学生了。

……相比之下，LH明显比我们更经常需要用到汉字铅字。他们从那些出口产品到中国的制造商那里得到了不少订单，需要印刷标贴和说明书等。他们也有场地来安放这些设施，而我们则没有地方。但是大学中国委员会不愿意补贴一个纯粹的商业机构，所以最后的安排是这样的：由大学中国委员会资助1500镑给剑桥大学出版社，只要我们能从其他地方募集到另外一半的资金，条件是如果我们卖掉或融化掉了这批铅字，那我们还要归还大学中国委员会的资助款。由LH负责保管这批铅字，每年象征性地付给我们1镑作为租金，但要根据我们的需要完全义务地替我们排版任何需要用到这批铅字的业务。这批汉字铅字和铸造字模作为固定资产记录在我们出版社的财务报表上，财产保险也由我们来购买。

……在我们规划新的印刷厂的时候，曾经想过要取回这批铅字并摆放在一楼的一个宝塔之中，但这个想法最终没能落实。[17]对于克拉奇利的回忆，李约瑟简短地补充道：

大学中国委员会的主席西德尔（Ceadel）正好是我的棋友，在我的印象里，可以这么说，后续的运作都是由他来操作的。总而言之，西德尔先生说服大学中国委员会拿出了一半的购买资金，而你（布鲁克·克拉奇利）则说服剑桥大学出版社与LH平均承担了另外的一半资金（双方各出资750镑）。在此后的15年时间里，我们所需的汉字都是来自于LH在布拉福德市的排字车间。[18]

SCC第1—4卷所使用的汉字都来自中华印刷公司的这批汉字铅字，但由于这套汉字的字体、字号和数量毕竟有限，所以当SCC后来需要更多种类的汉字铅字的时候，李约瑟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就必须另寻他途，来弥补自己汉字字库的不足了。20世纪70年代初，李约瑟在访问中国途中，出版社安排他去香港，专门实地探访了一家名叫“大日国际印刷有限公司”（Dai Nippon Printing Co., International Ltd.）的企业。李约瑟在亲自查看了他们的铅字之后，把这家印刷厂确定为新的SCC的汉字铅字供应商，为SCC第5卷的出版提供汉字铅字。新的汉字铅字来源终于可以让剑桥大学出版社实现原来李约瑟设计的那种只购买用得到的汉字铅字的预想，不再勉为其难地自己来解决所有的汉字问题了，尽管实际上也并不能完全如意，只要是对外协调的工作，一样是要费一番周折的。

剑桥大学出版社最初所购买的那套汉字铅字，作为承载着那段历史的实物，我们虽然没有机会得见，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应该仍然被完好地保存着，就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某一处地方。

七 结论：李约瑟的解决之道

作为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SCC的开创性不仅体现于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之上，也体现在李约瑟解决中英文混合排版技术问题的过程之中。如何跨越语言的障碍，李约瑟的解决之道，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那么什么才是李约瑟对待问题的解决之道呢？

首先是他的科学精神与创新意识。当面对一个出版的技术难题的时候，从一开始李约瑟就没有绕着走，而是选择了知难而上。他的信心来源于他的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他作为一个作者，不仅要为读者考虑，也要为出版者考虑。而要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不仅需要在操作上简单易行，而且需要做到成本上物美价廉。我们看到，为了解决中英文混合排版所带来的麻烦，他采取了从源头入手的演绎思维方式，为SCC设计了专门的版式和出版流程，把中文统一放在脚注中，正文中不用中文，而用拼音或英译，这样既满足了学术文本的规范，照顾了读者的阅读习惯，又将中英文尽量分开，降低了排版操作上的难度，避免了出版社不擅长处理中文的问题。李约瑟所做的这些工作，其实都已超越了一个作者的角色，实际上是一种出版上的创新。正是通过这种创新，并不擅长排印汉字出版物的剑桥大学出版社也能够高质量地出版SCC这样的中英文混合排版的著作，而且并没有增加多少图书的制作成本。通过科学的设计与规划，李约瑟为SCC找到的解决方法，也为西方同类英文出版物中使用汉字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其次是他的执着精神与灵活处事。面对困难，李约瑟的解决方式既坚定执着又不失灵活。执着的一面，体现在当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或预想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的时候，李约瑟始终没有改变初心，而是执着于原来的目标，想尽办法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当中华印刷公司的老板顾效中想要处理资产因而会影响到SCC的汉字铅字供应的几年间，李约瑟一直在积极地居中斡旋，想了各种办法，竭尽全力保留下来这批汉字铅字。能做到这一点，没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着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在执着于目标的前提下，还需要有灵活的一面，这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这种灵活体现在哪些地方呢？当汉字铅字的供应来源可能发生问题的时候，为了确保SCC的出版不受到影响，李约瑟就需要考虑是否买下来中华印刷公司的全套铅字；当顾效中不愿意单卖给李约瑟他所需要的铅字而要出售整间印刷厂的时候，李约瑟就四处求援，筹集资金，准备买下这件印刷厂；当没有任何一家合作方愿意拿出钱来买下中华印刷公司的情况下，他转而提出了一种共享的方案，大家共同出资、共同使用；当这种共同出资的方案依然无法凑足足够的资金的时候，他转而寻求另外的资助，争取到英国掌管庚子赔款的大学中国委员会来提供资金扶持；当这种资助不能用于商业还要有附带条件的时候，他又想出新的变通办法，以剑桥大学出版获取资助，租赁给商业印刷公司使用的方式来满足这一条件。在李约瑟的斡旋下，终于促成了几家教育、出版、印刷机构的联合，大家共同出资买下了中华印刷公司的全部资产，不仅满足了SCC的出版，也以非常低廉的成本（750镑）为剑桥大学出版社获得了一套完整的汉字铅字（价值3000镑，作为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资产）。

最后，也是最难能可贵的，是李约瑟的成人之美和谦虚低调。面对问题的时候，李约瑟总是主动去承担很多并非属于作者的责任，愿意成人之美，而在功成之后，他又甘居幕后，而非厥功至伟。在我们今天看来，李约瑟能够最终解决SCC的出版中所遇到的这个技术问题，当然不只是李约瑟一个人的功劳，肯定离不开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印刷商布鲁克·克拉奇利、蒲立本教授、英国大学中国委员会的西德尔先生、SA和LH这两家印刷公司作为关键角色的积极参与，包括中华印刷公司的老板顾效中，不管他是被李约瑟的真诚所感动，还是出于经济上的精明权衡，最终选择了以一个较低的价格把自己的资产出售给剑桥大学出版社，他们都为SCC汉字排版问题的最终解决做出了贡献。

在这件事上，李约瑟刻意隐身幕后，以免掩盖了他人的光芒，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角度去理解，其实大家都是为了SCC，而SCC毕竟是李约瑟的SCC。正是因为李约瑟，让SCC和中国科技史这一学科“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在全世界范围内持续不断地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为西方学术界打开一个过去知之甚少的知识领域，促进了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相互了解”[1]。

普外科常治疗外伤、乳房肿瘤、甲状腺肿瘤、血管疾病、肛肠、胃肠、胰腺、胆道、肝脏等脏器受损疾病，由于部分患者对疾病的不了解，容易引起抑郁、焦虑、不安、紧张等情绪，对此还需加强护理措施[1]。通过优质化护理干预能够秉持着“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可实现政府满意、社会满意、患者满意的目标，且通过加强基础护理的落实为切入点，能够更好的开展优质护理服务，满足患者生理、心理需求，拉近彼此关系，增加患者满意度[2-3]。本文旨在探索不同护理方式在普外科患者中的价值，如下文所述。

致谢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教授的指导和帮助。

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M].北京: 科学出版社, 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90.

[2]Letter to S.C.Robert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oposing that they be publishers of“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and letter of reply[R].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1948年5月18日.英国剑桥：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SCC1/1/2/11.

[3]Joseph Needham notes of “Preface Ideas”[R].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project.英国剑桥：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 SCC1/1/2/7.

[4]Correspondence with Horace Goo of The Sino Press, London, about Chinese character proofs and the purchase of The Sino Press[R].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R].1948年5月18日.英国剑桥：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 SCC1/1/3/1.

[5]Letter to S.C.Robert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oposing that they be publishers of“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and letter of reply[R].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1948年5月22日.英国剑桥：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SCC1/1/2/11.

[6]李约瑟致剑桥大学出版社J.L.Kingsford的信.Papers relating to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first instalment of the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typescript 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1951年11月1日.英国剑桥：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 SCC1/1/2/13.

[7]Correspondence about facilities for printing Chinese founts in England.Documents also include samples of type produced by The Sino Press[R].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1952年10月.英国剑桥：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SCC1/1/3/1.

[8]李约瑟致亨利·史博定的信.Correspondence about facilities for printing Chinese founts in England[R].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1952年10月1日.英国剑桥：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 SCC1/1/3/11.

[9]亨利·史博定致李约瑟的信.Correspondence about facilities for printing Chinese founts in England[R].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1952年10月9日.英国剑桥：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 SCC1/1/3/1.

[10]李约瑟致肯尼思·史博定的信.Correspondence about facilities for printing Chinese founts in England[R].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1953年10月17日.英国剑桥：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 SCC1/1/3/1.

[11]肯尼思·史博定致李约瑟的信.Correspondence about facilities for printing Chinese founts in England[R].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1953年11月7日.英国剑桥：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 SCC1/1/3/1.

[12]剑桥大学出版社印刷商布鲁克·克拉奇利致李约瑟的信.Correspondence about facilities for printing Chinese founts in England[R].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1952年10月2日.英国剑桥：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 SCC1/1/3/1.

[13]李约瑟致顾效中的信.Letter to Horace Goo of Sino Press, London, accompanying a final sheet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r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1[R].1954年3月15日.英国剑桥：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 SCC1/1/3/1.

[14]“Memorandum on the Sino Press”prepared by E.G.Pulleyblank, Professor of Chinese,Cambridge[R].1954年4月2日.英国剑桥：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SCC1/1/3/6.

[15]剑桥大学出版社印刷商布鲁克·克拉奇利致李约瑟的信.Letter from Brooke Crutchley,Cambridge University Printer advising that he has been authorised to purchase The Sino Press equipment[R].1954年7月30日.英国剑桥：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SCC1/1/3/8.

[16]剑桥大学《教职工内部通信》(No.37).“Staff Information Sheet” produc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1955[R].1954年4月2日.英国剑桥：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 SCC1/1/3/9.

[17]布鲁克·克拉奇利致彼得·伯比奇(Peter Burbidge)的信.Correspondence with Brooke Crutch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inter[retired], recounting the process of acquisition fonts and matrices from The Sino Press, London.England[R].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1984年6月18日.英国剑桥：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SCC1/1/3/11.

[18]李约瑟给布鲁克·克拉奇利的回信.Correspondence about facilities for printing Chinese founts in England [R].NR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project.1984年7月12日.英国剑桥：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 SCC1/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