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信息寻求和加工模型在科学传播领域的应用——以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为例

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技迅猛发展，迅速渗透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规划个人健康到参与公共决策，从解决生活问题到掌握特定岗位技能，社会发展对公众的科学素养提出了新要求，大规模的科学传播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由此兴起[1]。80年代，英国科学家杜兰特在广泛调查基础上提出了首个科学传播模型——缺失模型。这一模型假定公众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支持是因为公众缺乏对科学的理解，因此科学共同体应当肩负起向公众传递科学知识、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责任[2-3]。到了90年代，这一模型受到了猛烈的批评，研究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指出这一模型过于强调单向的知识传授，不仅没有考虑科学本身的不确定性，而且也忽略了公众特征对科学传播的影响[4]。比如，缺失模型就难以系统性地解释下述两类现象的成因：

公众在一些科学议题上态度和行为间的不一致现象。以“可再生能源”为例，研究发现，公众虽然普遍认同生产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但是往往会反对所居住区域相关具体政策的出台与实施，并且这种反对不会因公众的知识水平而有所不同[5]。

还有研究发现，许多主流科学家认为是“低风险高利益”的科学项目，无论科学家如何进行科学传播，都会引发公众的“高风险知觉”，比如在我国出现的多起民众抗议PX事件，以及近年来闹得沸沸扬扬的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6]。

这两类现象的共同特点就是所涉及的科学项目具有一定争议性，争议缘起于科学议题潜在的风险性，并且在引起大范围的公众争议之后，争议内容本身可能已经远远超出科学的范畴，受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态度、价值观及政治、人文和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因此，Besley认为，在面对类似的争议性议题时，传播人员除了分析影响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行动的程序性因素之外，还需考虑个体对具有风险特征的外在环境信息的内化方式对其态度和行为的影响[7]。在面对风险，尤其是与个体紧密相关的风险时，其决策同时受到认知、情感、态度、行为、政治立场和社会规范等多重因素中介。考虑到科学传播过程中公众加工风险信息的复杂性和社会建构性，有必要全面分析个体的风险认知与决策机制，进而准确识别争议性科学议题的传播困境所在，为有效的科学传播实践，以及面临争议时政府的干预决策提供理论基础。

目前就青少年依恋对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同时，已有研究中对青少年依恋的测量工具较为混乱，信效度不高；对于如何界定学生的学业成绩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本研究旨在采用信效度较高的测量方法对青少年的依恋水平及学业成绩进行界定，系统探讨青少年亲子依恋、同伴依恋与学业成绩的关系，为后期制定相应的教育方案提供理论依据，以期改善青少年的依恋水平，从而达到提高青少年学业成绩的目的，促进青少年健全发展。

Griffin等人从心理学视角出发，提出了一个用于理解个体如何响应风险科学信息的模型，即风险信息寻求和加工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Model，简称RISP模型）。该模型是在改进和完善启发—系统式模型（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和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具体来说，RISP模型引入启发—系统式模型的精髓来解释个体接受、寻求和加工风险信息的机制，引入计划行为理论的核心元素分析在面对风险科学信息时个体的行为机制。

根据实验方案，学生分组进行实验探究。在实验操作过程中，因滴加试剂量不一致、顺序不当、实验材料新鲜度不同等，会造成实验结果出现差异。教师应及时引导学生探讨分析原因，使学生认识到无关变量控制是否得当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体会控制变量的重要性，形成严谨的科学态度。

式中:Pi=(αi+11-αi1,αi+12-αi2,αi+13-αi3,…,αi+125-αi25)。

1 风险信息寻求和加工模型的理论基础

1.1 启发—系统式模型

启发—系统式模型脱胎于双加工理论，该理论假定个体存在两种不同的加工方式，一种是缓慢精细，且依赖于规则和数理逻辑的加工方式，另外一种则是依赖于直觉或启发式线索的加工方式[8]。在启发—系统式模型中，前者被称为启发式加工，后者被称为系统式加工。

当个体的动机和能力水平较低的时候，个体倾向于采用最小努力原则对信息做出简单的判断（比如信息的长度、信息来源是否权威、是否使用了统计数据等），进而做出决策，即启发式加工，这是大部分情况下个体会采用的信息加工方式，这种方式所带来的态度变化具有短期且不稳定特性，对个体行为不具有预测性；相比较而言，当个体的动机和能力水平较高的时候，个体倾向于采取系统式加工，这需要个体投入极大的精力对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和理解，这种方式更有可能带来长期且稳定的态度变化，且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个体的相关行为；在个体认为其信息加工程度不够的情况下，这两种加工方式可能同时发生，且互相影响[9-12]。

1.2 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探讨的是动机（行为意向）和能力（行为控制）影响个体执行特定行为的机制，即个体对执行特定行为的意向越强，感知到自身对意向行为的控制水平越高，越可能执行该行为；同时，行为意向又受个体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影响[13-15]。

3.2.2 情感响应

“喝西凤、吃泡馍、吼秦腔”是被概括成了“关中人的形象”，当然，这也是游人必不可少的原生态体验。性烈醇劲的西凤酒，劲道味重大碗泡馍，街市上都随处可见。烈酒好面，在北方并不罕见，唯有这秦腔却是西安人和关中汉所独有特征。“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楞娃齐吼秦腔。”听秦腔、吼秦腔至今仍是西安人日常生活中的一大乐事，和兵马俑一样，秦腔也可被视为陕西的象征。

主观规范是指个体评估执行意向行为时，知觉到重要他人的看法，由此感受到的社会压力。重要他人对特定行为越支持，个体越容易执行该行为。

马克斯·韦伯最早提出了人的行为具有两种“合理性”——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前者重视手段与程序的可计算性、客观合理性;后者重视目标与后果的价值、主观合理性。同时代的马克思对技术理性、经济理性导致非理性的见解也与韦伯相似，但他对解决两种理性的矛盾抱有更乐观的态度。在工作重塑研究中，两种价值取向导致了以追求个人价值、工作意义、工作幸福感为主要诉求的研究视角，和以追求人与环境、人与工作岗位匹配、组织绩效为主要诉求的研究视角。姑且称第一种视角的研究为“工作意义”流派，第二种视角的研究为“人岗匹配”流派。

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知觉到执行计划行为的容易度。该因素同时影响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一般来说，个体知觉行为控制水平越高，其行为意向越强，执行实际行为的可能性也越高。

2 风险信息寻求和加工模型的构成要素

在启发—系统式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Griffin等人提出了风险信息寻求和加工模型，该模型描述的是个体心理学变量与社会性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路径，以及它们影响个体寻求和加工风险信息的途径[16]。在国外，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解释健康信息传播、全球变暖、可再生能源使用等相关议题的科学传播活动效果。

启发—系统式模型指出个体的信息加工方式取决于其动机和认知能力水平。在此基础上，RISP模型提出了“信息充分性”缺口这一概念，也被称为“信息不足性”，用于形容个体对具有风险的行为已经知道什么和其需要知道什么之间的差距。RISP模型认为，个体对准确且充分信息的诉求是促使其进行系统式加工的动机；当然，个体进行系统式加工的能力又取决于个体的已有知识结构、知觉信息收集能力，以及知觉信息重要性和价值性等因素。同时，受到计划行为理论的影响，RISP认为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知觉风险特征和知觉情感响应等也会影响个体的风险信息寻求和加工行为[9] [17]。

RISP模型的关键组成成分包括：知觉风险特征、对风险的情感响应、信息主观规范和信息不足性、知觉信息收集能力和对风险信息的态度[18-19]：

传统教育模式下的语文教学往往比较枯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容易走神的情况，最后影响语文课堂的教学效果。微课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加强学生学习的专注力。微课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有别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它以学生为主体，更加注重学生的感受，通过语音和视频讲解课程内容的方式，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有效地帮助学生进行语文学习。

所谓知觉风险特征即形塑个体风险知觉的认知机制，包含个体知觉到信息的重要性和价值性等因素。个体知觉到的风险信息越重要、价值越大，个体越有可能寻求信息，并采用系统式方式加工信息。

正如前文所述，随着科学传播领域对经典缺失模型的质疑，以及对公众的重视，科学传播研究者开始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出发，理解公众为何、如何，以及何时会参与科学，RISP模型因其强大的预测性与解释性而引起传播学者们的重视。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以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为例，分析RISP模型如何解释围绕该议题的科学传播效果。

信息主观规范即针对某一风险信息，个体感知到的社会对于其应当知道多少的期望，个体的信息主观规范会影响其对信息不足性的认知和信息加工方式。RISP模型认为，个体知觉到社会期望其知道风险信息的压力越大，越有可能寻求信息，并进行系统式加工，而不是采用启发式加工。

知觉信息收集能力是个体对自己收集风险信息能力的评估，个体越相信自己的信息收集能力，越可能采取寻找风险信息、进行系统式加工并作出决策的行动。

在最初的RISP模型中，相关信念渠道被包含在关键要素中，但是Kahlor对RISP模型的这一要素提出了质疑，并通过研究证明是个体对风险信息的态度，而非信息来源渠道相关信念在影响着个体的加工方式[20]。

行为态度指个体对执行意向行为的喜欢程度的评估，个体行为态度越积极，越容易执行计划行为。

3 风险信息寻求和加工模型在科学传播研究中的应用——以转基因食品安全为例

RISP模型认为个体在知觉到风险信息特征之后，会产生情感响应，如果个体产生的是对风险信息的负面情感，这会激发个体寻求和加工风险信息的动机。

3.1 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引起的争议

转基因食品因其具有产量高、成本低和抗虫害能力强等特点，能够创造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而被世界各国所关注。与此同时，尽管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给人带来的健康风险大于传统农作物，但国内外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与由此引发的争论却是与日俱增。由转基因技术应用引发的争论已经超出转基因食品科学意义上的“安全”问题。

在科技日新月异、信息传播高效迅速的时代，由新科学技术应用引发的争议正在不断涌现，在面对类似“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这类问题时，如何分析公众可能出现的态度行为，避免公众出现可能引发社会焦虑的迷思概念，这是值得每一位科学传播工作者思考的事情。RISP模型就是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可用以帮助传播者和研究者理解公众加工风险科学信息并作出决策的机制过程。

3.2 用RISP模型分析个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或反对

在结合已有RISP模型应用研究和新闻报道中呈现的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基础上，研究者提出了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公众RISP模型，详见图1。从图中可知，个体特征、知觉重要性、风险知觉、情感响应、知觉信息收集能力、对转基因食品相关信息的态度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个体的风险信息加工方式，进而直接或间接影响个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程度。

  

图1 争议性科学议题的RISP模型：以转基因食品为例

 

注：图中实线箭头表示已有实证研究证明不同因素之间存在相互关系，虚线箭头则是根据RISP模型应当存在关系但实证研究中未被证实或不同研究间存在相悖结论。

3.2.1 知觉信息的重要性和风险知觉

根据RISP模型，感受到社会期望压力越大的个体，越有可能主动寻求与转基因食品有关的风险信息，并对其进行系统式加工。而随着对转基因食品了解的越多（解决信息不足性问题），个体也越有可能积极参与相关科学传播活动，并支持相关政策[9]。

采用SPSS 20.0统计分析软件(美国IBM公司)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χ2分析，P＜0.05代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在由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争议中，在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上，公众呈现两极分化，农场主等直接受益人群最容易接受并持续在自己的农庄农场应用转基因技术，相反，消费者中则以反对者居多[22-23]。尽管态度不同，但两者在加工信息时颇有相似之处，只是因立场和利益而导致观点相反。以消费者为例，他们在面对转基因食品风险相关信息时，会同时采用启发式和系统式方式加工信息。一方面，他们不仅会自动忽略转基因作物背后具有的重大经济价值，而且还轻易相信“美国人不吃转基因食品”这类与事实相悖的谣言，这是一种启发式加工；另一方面，他们又会从科学的角度出发，以“由于实验数据的缺乏，现阶段关于转基因食物安全性问题是悬而未决的”来驳斥“没有科学证明转基因食物有害健康”的观点，这是对信息进行系统加工之后产生的疑问。除了忠实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以外，还有部分公众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看过新闻就忘，或者以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宣泄他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不满或恐慌，比如将转基因食品安全与“地沟油”“奶粉污染”等问题相提并论，从而滋生了无数谣言。

看助手帮自己解释着孩子们的疑问，陆叔叔就独自走到了房间的尽头。在大楼与地面垂直的那面墙上，开着一扇两米多高的推拉窗，与A楼二层的走廊正相对，两座楼隔着六七米的距离，从这里能够清楚地看到对面楼二楼走廊里灰色的地垫。

根据RISP模型，在一定情况下，负面情感（担忧、恐惧和愤怒等）与系统式加工和对风险信息的积极应对呈正相关；但也有研究发现，负面情感的强烈冲击可能会引发公众对宿命论的支持，抑制他们采取积极行为应对争议性科学议题[24]。

2012年的湖南黄金大米人体试验事件本质上来说是严重的学术伦理道德问题，但到最后却作为公众对食品安全忧虑的宣泄口，成为公众转变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拐点，引发了公众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持久争论，这是非常典型的由负面情感所引发的对科学信息的启发式加工。

久病虚损及年老体弱的人，尤其需要平调阴阳、流畅气血，不宜急补、峻补，只能平补、缓补。最好先从小剂量开始，逐渐调整到最佳剂量，且宜选药性平和、补而不滞、滋而不腻的药物。

3.2.3 信息主观规范、信息充足性和知觉信息收集能力

已有研究发现，当公众感觉到某一科学议题与个人生活、情况或困难等有直接联系时，公众会对这些信息格外敏感。而在风险知觉的偏好方面，公众倾向于风险对个人造成的影响，这与科学家所关注的风险概率存在很大差异[21]。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组1为木香质量高的分组单元，组2为质量中等的分组单元，组3为质量差的分组单元。同时由灰色关联及模糊聚类可以粗略地寻找不同产地木香间性质的相似程度及亲缘关系，有利于更好地对木香进行质量评价研究。

也就是说信息主观规范和信息充足性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正相关，并能够影响到个体的信息加工方式。但是，也有研究对这一结论提出了质疑，Yang等人的调查发现，信息主观规范和信息不足性之间存在负相关，与启发式加工方式存在正相关。也就是说，个体感受到的社会压力越大，越有可能高估自己的已有气候变化知识水平，而低估刚好足够有效应对目标风险所需的信息水平（充足性阈值），也越有可能采取启发式加工的方式对科学传播活动中获取的信息进行便捷加工[18]。

类似的，在对待转基因食品态度上，可能感知到相似信息主观规范的个体也做出了不同选择。比如，截至2017年12月末，2016年发布的《支持精准农业（转基因生物）诺奖得主联名信》（Laureates Letter Supporting Precision Agriculture （GMOs）），获100多位诺奖得主签名，数千名网友在线支持[25]。同时，仍有更多的诺奖得主并未对这封联名信做出明确表态。尽管选择不同，但从新闻报道来看，无论支持与否，诺奖得主们都是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参与转基因议题引发的争议。

这些相互矛盾的结果表明，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期望（信息主观规范）对他们积极参与转基因食品相关科学传播活动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可能受很多其他因素（社会经济地位、政治立场和当时情境等）干扰。

3.2.4 知觉信息能力和对信息的态度

此外，知觉信息收集能力也会影响个体加工相关风险信息的方式。同时，知觉信息收集能力又可以通过影响个体加工信息的动机间接影响个体加工方式。Yang等人的研究证实知觉信息收集能力与个体知觉已有气候变化知识水平和启发式加工之间存在正相关[18]。类似的，我们可以假设若个体知觉转基因食品相关信息收集能力越高，越有可能高估自己已有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知识，并且在遇到相关活动时，倾向于采用启发式方式加工接受的信息。

最后，个体对待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的态度越积极，越有可能采取系统式方式加工风险信息，而个体的知觉重要性和态度之间存在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受到具体科学议题和传播具体情境的中介[26]。一般来说，个体对于转基因食品越是了解，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也越积极，但是当转基因食品与个人切身利益相关时，很有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比如许多公众都能很好地理解并认同“目前没有科学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会危害健康”这一观点，但是在购买食物时会抱着“万一有潜在危害呢”的心态选择购买非转基因食品。因此，在考察态度变量影响的时候，科学传播发生的具体地点，目标群体等变量需要被同时纳入分析过程，以保证结果的稳定性。

4 RISP模型及相关研究对我国科学传播活动设计的启示

总的来说，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RISP模型及其衍生模型中的部分或全部因素进行了检验，肯定了该模型的解释力与普适性。本文追根溯源，梳理了RISP模型的理论基础及模型核心要素，并以由转基因食品引发的争议为例，利用RISP模型分析个体在寻求和加工风险科学信息过程中社会心理学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揭示围绕争议性科学议题的科学传播活动中影响公众决策变化的机制，为设计科学传播活动提供思路。

分析：”you”和“我”对应，但两者含义大相径庭。考虑到如果直译成“当然你能”是不符合对话中的人称逻辑的。

第一，在设计科学传播活动时应当充分考虑公众因素，找到能够激发公众个体对活动信息进行系统式加工的路径。诸多研究显示，当信息与个体环境价值信念相匹配，或与个人紧密相关时，传播效果会有显著提升[27]。因此，在设计科学传播活动时，我们应当尽量从生活中的科学出发，让公众理解风险信息的重要性。比如，在农业为主的地区，以转基因食品为主题的活动可以突出转基因技术对本地农业经济发展的推动性；而在面对环境保护主义者时，则要强调现有科学研究表明转基因技术是对环境是友好的，且有利于个体农户的发展。

第二，在设计科学传播活动时应当注意活动发生的情境，以及活动的受众。根据RISP模型及应用该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在特定传播情境中，科学传播受众知觉知识水平越高，或知觉收集信息能力越高，他们可能越不容易接受新信息，从而减弱其参与相关活动的效果。因此，在设计诸如转基因食品安全这类具有争议的传播活动时，要考虑到部分公众可能存在知觉知识水平和知觉收集信息能力被高估的情况，并进行针对性设计以帮助公众克服这一障碍。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是通过新奇的活动框架、活动内容或证据呈现方式突出所要传播的重要信息让观众感受到这不是“老生常谈”，进而激发其系统式加工。

第三，在总结科学传播活动效果的时候要谨记不能将公众的信息加工倾向直接等同于其最后的态度和实际行为。在科学传播活动效果评估的相关研究中，公众知识、态度、意向行为和实际行为之间存在差距的现象并不鲜见[28]。因此在科学传播活动设计中需要全面考虑目标群体的特征，分析公众知识、态度和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的潜在不一致情况及产生原因，以期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传播活动效果，避免资源的浪费。以公众对可再生能源的态度和行为差异为例，大部分公众都承认使用可再生能源有益于保护环境，但由于实施相关行动带来的不便（如电动汽车充电难）导致他们并不愿意支持相关政策的落实。在这种情况下，改变个体环保理念比简单知识传播更有意义与效率。

最后，也应注意到个体不同的社会心理学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非常复杂，RISP模型也有其应用限制。首先，RISP模型未能清晰解释动机因素（信息主观规范）和信息充分性对个体加工方式的影响。其次，RISP模型中诸多因素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具有不确定性，如负面情感、信息主观规范等对个体加工方式的影响受多重因素中介。因此，不少研究者建议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在引发个人强烈情感的同时，也要注意同时为公众提供有逻辑有价值的信息，避免公众的启发式加工，以保证传播效果。比如，王大鹏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对待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上，公众往往倾向于关注能挑起他们负面情绪的信息，因此在进行相关传播活动时，要尽可能突出强调国家目前在转基因农产品生产方面安全评价与审批过程的严谨性，以及消费者在购买转基因食品方面具有知情权与选择权，以保证公众能够对接受到的科学信息进行系统式加工[29]。

总之，科学传播是纷繁复杂的公众沟通活动，在传播过程中，实践者除了要考虑科学概念本身的难懂之外，还要理解公众个体的社会心理学特征也会影响传播效果。换言之，传播活动的设计除了要有效传递科学知识之外，还要考虑如何促发公众的系统式加工倾向，保证信息被公众有效接受并加工。传播活动设计者可以借鉴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如社会心理学、语言学和教育学等），从而在现有资源条件下，最大程度上实现科学传播的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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