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金融工具在公共商品供给中的作用1——基于博弈论视角的保障性住房研究

健全财政、货币、产业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创新完善宏观调控，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在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中，政府干预市场的主要调控手段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政策性金融工具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重要纽带。房地产市场是我国政府宏观调控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十九大以来，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公共住房的建设力度，出台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交织。发挥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促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于研究解决“住房难”这一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具有重要意义[1],[2],[3]。

本文研究提出公共商品的概念，政府为解决“住房难”而面向社会大众提供的多种多样的保障性住房，本质上具有公共商品的属性[4],[5]。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应用博弈理论的分析模型，以保障性住房为例，研究政策性金融工具在政府保障公共商品供给的重要作用，为政府调控公共产品的市场有效供给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在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中，政府干预商品房市场的主要调控手段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住房供应为例，政府划拨土地用于修建保障房，属于财政支出，是财政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央行（可视为广义上的政府职能部门）通过下调用于保障房建设的贷款利率，则属于货币政策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均存在一定的弊端。问题在于，如何扬其利而抑其弊。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工作，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最支撑。虽然新颁布的法规加强了对内部控制的规定，但是缺少与各个单位相适应的过程，实际上的操作性并不强，对内部控制的指导性不强，难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很多行政事业单位开展相关工作的时候都比较茫然。

在住房建设中政府职能的研究中，张宇和刘洪玉系统地分析了美国住房金融体系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特点，分析了美国住房金融体系中的公共住房政策，研究了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对美国住房金融体系的冲击。最终在总结经验中指出，美国的住房金融体系带有强烈的公共政策目标[6]。张春凯研究武汉市公共住房金融支持政策，研究结论表明公共住房的公共性质决定了公共住房的有效供给不完全适应市场机制，只有充分发挥政府的公共住房的金融支持，才能保障公共住房有效供给[7]。Tiley和Hil认为在澳大利亚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地方政府扮演着重要的作用[8]。陈怡采用博弈模型研究我国保障性住房的金融支持，提出从创新住房保障融资供给模式、构建住房保障金融支持体系、完善住房保障金融支持政策运行的制度环境和市场基础3个方面入手[9]。Zou Y.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力量、激励、责任和收益的差距阻碍了保障房建设[10]。郭捷楠等运用演化博弈的方法，分析政府和开发商的博弈策略选择，提出政府应以经济激励为主，促进保障房建设的可持续发展[11]。陈迅和赖纯见建立区域房地产商、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购房者之间的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市场中均衡供给、需求和价格的决定因素[12]。何元斌和王雪青采用博弈分析研究保障性住房建设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智能发挥[13]。Yates J.研究澳大利亚过去25年的保障房制度，认为保障性住房建设中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相对于收入而言，保障性住房的成本较高，最后指出鼓励政府机构融资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的作用[14]。Murphy L.认为新西兰的住房保障制度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谈判和冲突的影响[15]。Howell K.研究美国华盛顿特区保障性住房的重建策略[16]。虞晓芬和傅剑研究保障性住房建设中政府与社会参与的演化博弈，讨论结果表明政府极力约束机制不完善、制度环境建设滞后是造成当前规制效能不足的重要原因[17]。

在住房建设中政府职能研究中，大部分研究通过博弈分析讨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少有研究结合保障性住房的公共商品的属性，通过博弈模型研究政府在公共商品供给中的金融支持职能。因此，本研究提出公共商品的概念，结合保障性住房的公共商品的属性，通过博弈理论模型，对比研究金融部门提供的一般金融支持和政策性金融支持，进而验证政策性金融支持在公共商品供给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公共商品的供给

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之所以是有效的，其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交易的商品为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私人物品。排他性，是指一种物品具有可以阻止其他人使用该物品的特性。某个消费者在购买并得到一种商品的消费权之后，就可以把其他消费者排斥在获得该商品的利益之外，私人产品在使用上具有排他性。法律上的排他性，是指在同一商品上，不得同时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在权利类型、内容上不相容的权利。以商品房为例，购买了商品房的业主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可以阻止其他任何人占有、使用该套商品房。而竞争性，是指如果某人已经使用了给定数量的某种商品不能同时被其他人消费，一个消费者对商品的消费将减少其他消费者的消费。假设一个新开盘的商品房小区共有100套房源，每售出1套，则可供其他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房就减少1套。

信息化技术已逐渐在许多行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过去的一些会计手段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信息化的会计手段正得到认可，因此信息化会计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明显，这就对会计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1]一些高校在信息化会计教学上做出了许多努力，例如增开会计信息系统管理相关的课程，但是教学模式依旧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课程侧重于理论知识、软件简单介绍和有关技术的简介等，同时会计教学思维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教学模式，另外会计教学体系仍不够完善，因此，这样很难培养出合格的信息化会计人才。目前，我国会计教学主要存在以下一些不足的地方：

但存在一种特殊情况，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市场最优解并不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以北京的商品房房价为例，2017年12月北京新增住宅成交均价为43366元/m2，而2016年度北京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92477元，这意味着有50%生活在北京的职工工作一年的收入刚够买2平米多的房子。而是否拥有住房对中国消费者的效用有巨大的影响。

很显然，商品房的房价主要由市场决定，具有明显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市场自发形成的均衡价格从社会效用角度来说并不是最优的，超过50%的人无法用自己的收入负担一套房子，导致社会福利的较大损失。如果可以通过政府提供保障房等方式，补充提供低于商品房售价的公共住房，就能有效提高社会福利。基于此，提出“公共商品”的概念：

定义1：公共商品，指本身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但仅依靠市场力量供给，会造成较大社会福利损失的商品。

楚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我们通常所说的楚文化,主要指我国历史上楚人楚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就文学艺术而言，我们知道楚文化的特征主要以巫文化为代表，巫文化是一种与北方历史文化概念相对立的文化体系。历史文化试图以统一的理性来解释一切，并排除所有荒谬和神秘。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体系。相反，巫文化是感性的。作为一个自由开放的文化体系，楚文化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和自己的神话。

换言之，公共商品指通过政府行政干预，能够极大提高社会福利的商品。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最大的区别是由政府分配还是由市场分配，保障性住房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但是它不是依靠市场的力量供给，而是由政府分配，因此，保障性住房满足“公共商品”属性[4]。

二、保障性住房供给的博弈模型

1.模型一：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企业的博弈。

假设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企业是住房市场上相互博弈的两方，地方政府通过两种方式供应保障性住房土地，一是委托开发公司代建，地方政府通过划拨土地的方式建设保障性住房，优点是数量、规模可控且有保障，缺点是增加地方政府财政负担。二是委托开发公司完全独立运作，地方政府通过“招拍挂”出让土地，但是为房地产企业提供保障房开发的优惠政策，包括调低保障房贷款利率、提供保障房贷款贴息等。优点是房地产企业支出成本低，有杠杆作用，缺点是保障房建设结果不可控，依赖于房地产企业的自觉。在整个市场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选择开发保障性住房，也可以选择不开发保障性住房。

[11] 郭捷楠,马玉丽,郝生跃.保障性住房实施住宅产业化的激励机制研究[J].工程管理学报,2015,29(05):125-129.

建设保障性住房开发商获得的潜在收益为E，其中包括品牌价值（社会公益）、经验技术、开发商超标完成获得的奖励等，同时，开发商从商业银行贷款获得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F，贷款利率为r，因为一般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周期为2年，则项目完工后开发商应支付商业银行的本息为F×(1+r)2，则开发商的支付函数为E-F×(1+r)2。因为政府对保障房是限价销售的，因此，保障性住房未来销售单价为P1，建设面积为m，则未来的收益为P1×m，则建设保障性住房开发商的支付函数为P1×m+E-F×(1+r)2。不建设保障性住房开发商会选择建设商品房，能够未来的销售单价为P2，则未来的收益为P2×m。因为开发商不建设保障房，因此，开发商需要支付购买土地的成本C，则不建设保障性住房开发商的支付函数为P2×m-F×(1+r)2-C。

当地方政府采用“招拍挂”的方式出让土地，并且房地产企业决定建设保障性住房，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价格为GB，建设保障性住房地方政府获得的公众效益为B，同时地方政府为开发商获得商业银行贷款提供贷款贴息，因此，地方政府需要支付一部分利息，假设贷款贴息率为β，房地产开发商的还款方式为等额还款付息，则地方政府每年贴息为地方政府的支付函数为GB+B-2X。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开发商决定建设保障性住房，所有的资金从商业银行获得，获得的资金总额为购买土地的资金和建设资金的总和，即GB+F，则开发商的支付矩阵为P1×m-(GB+F)×(1+r-β)2。当开发商决定不建设保障性住房，地方政府的支付函数为GB。开发商的支付函数为P2×m-(GB+F)×(1+r)2。

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一次博弈模型如表1所示：

分情况讨论这一模型下的博弈结果：

策略1：当政府通过土地划拨资助建设保障性住房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房地产开发商在开发保障性住房的收益大于开发商品房收益时会选择建设保障性住房，即P1×m+E-F×(1+r)2＞P2×m-F×(1+r)2房地产开发商会选择建设保障性住房。同时，因为保障性住房价格要低于市场价格，因此P1×m+E＞P2×m，可知当房地产开发商的潜在收益E＞(P2-P1)×m时，会选择建设保障性住房。

 

表1 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博弈

  

地方政府 划拨土地招拍挂房地产开发商开发保障房（B-C，P1×m+E-F×(1+r)2）（GB+B-2X，P1×m-(GB+F)×(1+r-β)2）不开发保障房（C，P2×m-F×(1+r)2）（GB，P2×m-(GB+F)×(1+r)2）

同理，得到地方政府选择自建保障房或者补贴企业，

2.模型二：地方政府与金融企业的博弈。

在分析保障性住房建设供给方的基础上，本部分讨论房地产行业的资金供给方：商业银行。假设银行作为微观市场主体，符合理性人假设，其经营目的是自身利益（即利润）的最大化。地方政府作为参与者1，有两种选择：一是委托项目公司代建，通过项目公司向银行等金融企业贷款，自建保障房。贷款自建的优点是能够减轻短期内的资金压力，缺点是要以保障性住房未来的收益作为偿债资金来源。二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独立经营，地方政府补贴房地产企业，使银行等金融企业向房地产企业贷款优惠利率，开发保障房。优点是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小于贷款自建，缺点是结果不可控。金融企业作为参与者2，可以选择贷款给保障房，或贷款给商品房。

在模型一中，地方政府采用“招拍挂”的方式出让土地，除了地方政府支付一部分开发商获得商业银行的贷款利息之外，商业银行对房地产商建设保障性住房也会提供一定的贷款优惠，假设贷款优惠的比率为α，则房地产开发商商业贷款本息为(GB+F)×(1+r×α-β)2。此时，地方政府的支付矩阵为商业银行的支付矩阵为(GB+F)×(1+r×α)2。此外，地方政府会选择不补贴保障性住房开发商，而是选择通过项目公司自建保障性住房，此时，地方政府会获得金融企业贷款的优惠利率r1（r1＜r），地方政府的的支付矩阵为P2×m+B-F×(1+r1)2，商业银行 的 支 付矩阵为 F×(1+r1)2。不管地方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资助保障性住房建设，当金融机构不将资金贷给保障性住房自建企业，地方政府的支付矩阵为GB，商业银行的支付矩阵为(GB+F)×(1+r)2。

地方政府与金融企业一次博弈模型如表2所示：

分析这一模型下的博弈结果：

在宏观经济学的传统理论中，理想的市场是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达到最优解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总会由于信息不对称、结构粘性等多种原因无效化，特别是在企业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政府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之间，更容易出现矛盾。本文以公共产品为研究对象，以保障房供给为典型案例，探讨了通过“政策性金融工具”，联合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新型金融企业三方力量，提高公共产品的社会效用。研究结果表明：

策略1：当政府通过项目公司自建保障性住房，不补贴企业时，因为，F×(1+r1)2＜(GB+F)×(1+r)2，因此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企业会选择将资金贷给商品房建设。

在 《西行漫记》中，斯诺谈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国际，他明确指出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被大大夸大了。中国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无疑受到俄国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和帮扶，但共产国际的作用并非决定性的。 “有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共产党人在自己的领导下自发组织苏维埃运动。而相比于美国对南京政府的援助，共产国际给予中共的实际财政援助实在是少得惊人。”[1]343-344在这种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中国革命能取得胜利，靠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

策略2：当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招拍挂”，向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开发商提供商业贷款贴息参与保障房建设，同时要求商业银行对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贷款提供一定的优惠，因为(GB+F)×(1+r×α)2＜(GB+F)×(1+r)2，金融企业会选择将资金贷给商品房建设。因此，在模型二中不存在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

三、非市场化手段——政策性金融工具

1.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定义

在传统的微观经济理论中，企业作为独立经营主体，其必然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将社会福利纳入自身效用函数的，是政府而不是企业。进一步的分析，“企业”这种主体在模型二纳什均衡中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将模型二中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企业”改为“受行政力量主导的金融机构”，并不影响纳什均衡的成立。因此，假设可以进一步放宽为“受行政力量主导的金融资本”，即，只要存在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资本，配合政府适度补贴，就可以与房地产开发企业达成最优解，以最小的成本提高社会福利。[20][21]

围绕着这一假设，我们尝试提出一个新概念，即“政策性金融工具”。

定义2：政策性金融工具，指接受政府行政主导，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非财政资金的金融资本的筹集、管理和使用方式。

 

表2 地方政府与金融企业的博弈

  

地方政府 不补贴企业补贴企业金融企业贷给保障房（P2×m+B-F×(1+r1)2，F×(1+r1)2）（GB+B-2X，(GB+F)×(1+r×α)2）贷给商品房（GB，(GB+F)×(1+r)2）（GB，(GB+F)×(1+r)2）

2.保障性住房建设中政府强制力的作用

在模型一和模型二的讨论中，我们能够得出两条基本结论：

A.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无政府强制力的情况下，只有当E＞(P2-P1)×m或者 β＞1+r+会选择假设保障性住房。B.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企业，在无政府强制力的情况下，当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招拍挂”向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开发商提供商业贷款贴息参与保障房建设，同时要求商业银行对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贷款提供一定的优惠，金融企业会选择将资金贷给商品房建设的开发商。

上述结论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无政府强制力”，这意味着，在类似于保障房这类公共商品的市场上，依靠市场自身作用，无法自动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即使模型考虑了传统的政府干预手段——财政政策（包括政府出资、财政补贴等方式），仍然无法实现社会效用最优。二是“追求利润最大化”，金融企业和房地产企业都没有动机为了社会效用放弃自身利润，博弈双方的效用目标并不一致。

在《伊朗核协议》实施之前，中国曾多次获得美国政府的“重大削减例外”豁免，分别为2012年6月、12月，2013年6月、11月[21-23]。2013年11月29日给予中国的大幅削减豁免于2014年5月28日到期。此后，随着有关伊朗核计划的国际谈判推进，美国于2014年1月延长了对伊朗制裁的临时解除期，并且同意在6个月内，在特定条件下不对购买伊朗原油的某些国家（包括中国）实施次级制裁。制裁临时解除期后又多次延长，直至2016年1月伊核协议实施。本次给中国等的豁免是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后对“重大削减例外”的首次适用。

现实情况下，政府强制力成为推动保障房项目的关键因素。我国自2011年起，能够有效推进保障房项目的手段，一是命令式干预，采用包括土地招标的捆绑政策等方式，迫使商品房企业不得不承担部分保障房任务。二是亲自下场，财政出资，或通过政府的项目公司贷款来建设保障房。

然而，这两种方式都存在各自的弊病，土地招标的捆绑政策人为地扭曲了商品价格，实质是由购买商品房的群体负担了享受保障房群体的成本，虽然提升了享受保障房群体的效用水平，但相对抬高了商品房价格，降低了购买商品房群体的效用。出资自建或贷款自建的方式，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土地财政，增加了政府负担，挤占了其他公共服务的提供，实质是由其他公共服务承担了建设保障房的成本。

是否存在一种更有效的方式推动类似于保障房的公共商品供给呢？

3.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新型金融企业

回顾模型二，金融企业目标是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是模型无法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的主要原因。假设一种新型的金融企业，其不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效用函数与政府一致，追求整个社会效用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到模型三：

假设新型金融企业贷款给保障性住房的概率为x，不贷款给保障性住房的概率为1-x。地方政府选择自建保障性住房的概率为y，选择补贴房地产企业的概率为1-y。[22]那么，新型金融企业贷款给保障性住房时，获得的期望效用为

 

当新型金融企业不贷款给保障性住房时，获得的期望效用为

All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statistical software(SPSS v13.0;SPSS Inc.,Statistics for Windows,Chicago,IL,USA).Data are the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x¯± s)using an analysis of variance,followed by the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est.P＜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那么，新型金融企业的期望效用为

 

策略2：当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招拍挂”，并且通过地方财政拨款向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开发商提供贴息的方式参与保障房建设时，地方政府提供的商业银行贷款贴息比率时，房地产开发商会选择建设保障性住房。此时，GB-2X＞0，GB+B-2X＞B-C，（招拍挂，开发保障房）是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

 

那么，地方政府的期望效用为

 

因为可知新型金融企业的效用随着资金贷给保障性住房的概率x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在无政府强制力的情况下，新型金融企业为了社会效用最大化也会选择将资金贷给保障性住房。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2014年高考江苏卷优秀作文《书中自有颜如玉》，文中以排比铺陈的形式罗列了李清照、卓文君、王昭君式的青春，无可非议地论证了论点“青春是一种情怀，一种状态”；而后又以杜拉斯80岁时依然自信青春不老一例探寻她身上的青春魅力根源所在。这说明：只要将同类论据组合起来，一样可以使材料熠熠生辉。

 

表3 地方政府与新型金融企业博弈模型

  

地方政府 不补贴企业（y）补贴企业（1-y）新型金融企业贷款给保障房（x）（P2×m+B-F×(1+r)2，F×(1+r)2）（GB+B-2X，(GB+F)×(1+r×α)2）不贷款给保障房（1-x）（GB，(GB+F)×(1+r)2）（GB，(GB+F)×(1+r)2）

因此，政府在调控公共产品有效供给调控政策方面，应该充分考虑“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在市场中建立接受政府行政主导，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新型金融企业，更好的发挥新型金融企业在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中的关键作用。并且，结合本文的论证过程，政策性金融工具具有以下优点：[23]

2.在无政府强制力的情况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企业，当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招拍挂”向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开发商提供商业贷款贴息参与保障房建设，同时要求商业银行对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贷款提供一定的优惠，金融企业会选择将资金贷给商品房建设的开发商。

3.在无政府强制力的情况下，新型金融企业为了社会效用最大化也会选择将资金贷给保障性住房。

1.在无政府强制力的情况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只有当E＞(P2-P1)×m或者 β＞1+r+会选择假设保障性住房；

1.与政府目的一致，同样以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不受企业“利润最大化”动机的影响，能够在具有排他性、竞争性的公共商品提供中与政府达成纳什均衡，且同时可以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

2.2 实施合理轮作倒茬。玉米与大豆、花生、地瓜等作物实现2～3年轮作倒茬。但要特别注意玉米田封闭除草剂用量，必需按说明用药量使用，否则将会对非禾本科作物产生药害。

2.不占用财政资金，能够大幅降低政府提供公共商品的财政负担。政策性金融工具筹集资金的方式较多，可以参考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经验，发行专项债券。也可以借助资本市场力量，发行低风险、低收益的信托产品或者集合理财计划。

3.组织形式灵活，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作为政策性金融工具，其核心是以政府信用为依托筹集的第三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既可以集中管理，通过类似于国家开发银行的政策性银行统筹使用；也可以定向投放，建立针对项目的公司或基金专款专用。能够根据公共商品的特点，灵活调整投入方式，控制资金规模。

4.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公共商品的提供最终还是要依赖企业，通过政策性金融工具和财政补贴的综合使用，能够通过成本核算等方式，从总量上保证公共商品生产企业合理的利润水平，建立政府与企业的良性合作关系。

但是，在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使用中，仍然存在一些风险：

1.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使用具有选择性。政策性金融工具并不是万金油，其投资的项目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必须是具有竞争性、排他性的公共商品。具体到每个项目，必须进行详细的可行性论证和收入分析，保证企业的盈利空间和产品的市场需求，方能切实提高社会效用。

2.政策性金融工具存在权力寻租的风险。由于政策性金融工具实质上是政府提高社会福利意图的延伸和扩展，具有行政强制性色彩。那么在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中就有权力寻租的空间，如果不能建立规范、有效的配套管理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就难以避免权力寻租的风险。

3.对企业产生挤出效应。政府通过政策性金融工具，向市场提供的公共商品，其本质仍然是商品。以保障房为例，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供给量增加，无形中减少了商品房和商业租房的需求，对商品房开发企业和房屋租赁行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故在使用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过程中，需要谨慎的进行前期调研，并做好动态监控和调整的准备，防止“看得见的手”伸得过长。

因此，政府在调节公共商品有效供给的过程中，应综合考虑“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利弊，做到扬长避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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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通过对于马克思实践观、自由观的深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往教科书体系对于实践和自由所作的简单直观性的理解和诠释，确立了实践与自由的本质属性和核心内容，丰富了马克思哲学核心范畴的人本意蕴和人的形上境界，彰显出马克思哲学超越维度的本真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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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后备力量调整改革以来，民兵网军的编成与力量结构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集网络攻防、信息保障、电磁频谱管理、舆情管控为一体的网军队伍。近年来，这些力量先后参加了G20安保、互联网大会、部队战役演习、抢险救灾等大项活动的信息通信保障和网络安防任务，展现了精湛的业务能力和过硬的战斗作风。但是民兵网军这支新质力量不同于应急维稳、抢险救灾等传统类型的民兵队伍，其人员编组、组训模式、战法运用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反观当前省军区系统民兵网军队伍的建设与运用现状，距实战化的要求和走在前列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概括起来主要反映在以下6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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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方政府采用土地划拨的方式支持建设保障房时，土地的成本为C，建设保障性住房地方政府获得的公众效益为B，当房地产企业决定建设保障性住房，则地方政府的收益函数为B-C。当房地产企业决定不建设保障性住房，地方政府会选择正常的土地交易方式出售土地，则地方政府获得的收益为C。[18],[19]

团场学校、幼儿园通过每周一次的双语口语学习培训、民族团结主题班会、学习传统文化主题队会等系列活动415场次，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播撒到了孩子幼小的心灵中。医院组成医疗队伍远赴离团场300多公里以外的青河县，为阿热勒乡达巴特村的村民进行免费义诊。元旦春节、肉孜节、古尔邦节期间，团场党员干部开展了“走亲戚庆节日”活动。通过活动的开展，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与认识，增进了彼此间的友谊和感情。

[12] 陈迅,赖纯见.区域房地产市场四方有限理性博弈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6,36(04):857-874.

[13] 何元斌,王雪青.保障性住房建设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行为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6(11):39-44.

利用课件对所学知识进行呈现时，要进行步骤化呈现，让学生亲历知识形成过程，激发学生数学学习兴趣.体现了认知负荷理论的分割原则.[22]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教师在教学当中往往通过各种教学辅助软件给出一个完整的图形，缺乏步骤化呈现，导致学生不能很好地领会知识的形成过程并对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缺乏对所学知识的深刻理解.勾股定理课件设计中，对图形进行移动时，采用步骤化呈现方式，通过图形逐步引导学生对代数式的理解，有助于学生对学习材料的组织与加工，减少外在认知负荷.

[14]YATES J.Why Does Australia Have an Affordable Housing Problem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J].Australian Econom ic Review,2016,49(03):328-339.

[15] MURPHY L.The politics of land supply and affordable housing:Auckland’s Housing Accord and Special Housing Areas[J].Urban Studies,2016,53(12):2530-2547.

[16] HOWELL K.Preservation from the bottom-up:affordable housing,redevelopment,and negotiation in Washington,DC[J].Housing Studies,2016,31(03):30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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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双色8×8LED点阵的驱动需要3个并口，一个并口输出位选择信号，一个并口输出一种颜色的帧信息，另一个并口输出另一个颜色的帧信息。显然占用了单片机太多的并口资源。实际使用中，可以用3片74HC595，一片输出位选择信息，另二片输出颜色的帧信息。二片输出颜色的帧信息的74HC595在连接上要进行级联。即一片74HC595的输入端连接在另一74HC595芯片的串行输出端Q7’,特别注意的是，二片芯片的SHcp引脚和STcp引脚需分别连接在一起，使用相同的移位脉冲源及相同的锁存信号。在软件设计中，需考虑级连的情况，先将二种颜色的帧信息发完，再进行锁存。相关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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