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会通——论“新子学”的创新途径

2012年，方勇先生发表《“新子学”构想》一文，倡导“子学复兴、诸子会通”*《光明日报》，2012年10月22日。，强调继承充满原创性、多元性的“子学精神”。会通即融会贯通，与会通相同相近的概念有贯通、融通、汇通、博通、通核等。研究者应做通人，具通识，跨界会通，跨越各种壁垒森严的疆界，乃“新子学”一大创新途径。不满足于就事论事，不满足于就子学论子学、就某一学科论某一学科、就某一家论某一家、就某一问题论某一问题，而是会通众学，超越封闭的专科之学、专门之学。

一、跨学科会通

通行的诸子学研究，“专科化”“专门化”，将诸子学分解为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教育学、文学，等等。传统学术重视整体性、综合性，与西方分析性学术不同。毋庸讳言，学术分工过专过细，研究者往往自限于各自研究领域，只知道部分、枝节，不知道整体、全体，拘于一隅，识小遗大。各学科之间，往往疆界分明，孤立隔绝，缺乏联系，学术分裂，支离破碎。

扬雄《法言·君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王充撰，汪荣宝注疏，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14页。仅通天、地，仅懂得自然科学，只是“技”，通天、地、人才是“儒”，先秦诸子学即是通天、地、人的大学问，它包含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众多学科，不只是哲学。如《墨子》，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后期墨家的逻辑学伦理学和科学》(Later Mohist Logic，Ethics and Science)，其中节译了《墨子》中关于科技的六个章节。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II)中认为，正是《墨子》有关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命题和论述，区分了墨家和道家，“它们勾画出了堪称为科学方法的一套完整理论”*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页。 。《墨子》所涵盖学科范围广泛，包含了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军事学、教育学和自然科学等。墨学是“家派”之学，任何某一专门学科皆涵盖不了，孤立的“专科”研究难免片面，必须会通研究，才能真正识其“大体”，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价。诸子著作只是“文本”，可做不同学科的解读，同时又必须各学科贯通起来解读，才能认清其全体。

《吕氏春秋》是秦国丞相吕不韦集合门客们编撰的著作，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战国末期。它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兼采儒、墨、名、法、兵、农、阴阳诸家学说，博采众家，熔为一炉，贯通一体，实际上包括了现代学科分类的哲学、逻辑学、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军事学、法学、农学、民俗学、文学等。通行的单纯的专科研究，只能认识《吕氏春秋》的一个侧面，只有跨学科的会通研究，才能认识清楚其“全体”。《淮南子》研究亦是如此。

先秦诸子学对现代文学影响甚大，可进行跨学科的会通研究。现代，文学已成为独立学科，但仅仅进行“纯文学”研究是不够的，必须跨越学科疆界。如现代散文理论家十分注重吸纳诸子学资源，特别是老庄思想，注重吸纳其灵魂和精神。章太炎的《齐物论释》和《五朝文》，使庄子学和魏晋子学附加了近代色彩，直接影响弟子鲁迅、周作人等。鲁迅《〈论语〉一年》说：“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南腔北调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5页。 1940年，郭沫若发表《庄子与鲁迅》一文，详细列举了鲁迅作品在词语、题材方面对《庄子》的引用，指出鲁迅“爱用庄子所独有的词汇，爱引庄子的话，爱取《庄子》书中的故事为题材而从事创作，在文辞上赞美过庄子，在思想上也不免多少受庄子影响的反映”*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卷十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 。《庄子》词汇作为一般文言词汇影响鲁迅文学语言的建构，鲁迅自觉运用《庄子》语言，“激活”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鲁迅愤世嫉俗，文章深刻、尖锐，不仅仅接受《庄子》“文辞之美”，更接受其思想和精神气质。鲁迅推崇魏晋文章，明显带有章太炎影响的印记，其杂文风格与“魏晋文章”一脉相承。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公开声言“老子、庄周，吾之师也”。鲁迅最景仰嵇康，嵇康的“魏晋文章”是鲁迅思想和文学的最重要资源，鲁迅就是现代的嵇康。

“五四”退潮以后，周作人为废名《莫须有先生传》作序，其中大段引用《庄子》来评价废名，认为废名“文章已近道”，并认为庄子的话是“关于好文章的理想”*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序跋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郭沫若称庄子有“古今独步的文笔”* 闻一多著，闻立雕编：《大家国学·闻一多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1页。 ，又说他“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特异的存在，不仅是出类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拔萃的文学家”*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卷十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页。 。清初傅山不“代圣人立言”，深入研究战国诸子，周作人《关于傅青主》称赞傅山“思想宽博，于儒道佛三者都能通达，故无偏执处”* 《宇宙风》第7期，1935年12月16日。。林语堂创办小品刊物《论语》和《人间世》，即颇有象征意味，一是儒家思想和精神，一是道家思想和精神。他又以西方文化改造儒、道思想，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林语堂《论幽默》称老子为“幽默之祖宗”，称庄子为“中国之幽默始祖”，老庄思想与林语堂宣扬的表现、性灵、闲适和幽默融为一体。林语堂认为：“道家文学及学者所以受人欢迎，主要原因便是庄子散文的魅力；就吸引人的标准和思想形态来说，庄子不愧是古典时期的散文泰斗。”* 林语堂：《林语堂全集》第14卷《行素集·披荆集》，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林语堂《老子的智慧》说：“我几度钻研庄子的作品，发现其间许多用语，大都是他透过严格的文学手法创造出来的，甚至连最早以同法为文的《论语》，也赶不上他。”* 林语堂：《林语堂全集》第24卷《老子的智慧》，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他特别推崇以老庄为代表的超脱派，说：“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中国若果真只有不幽默的儒家道统，中国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国之心灵，不知要苦闷到如何。”* 林语堂：《林语堂全集》第16卷《无所不谈集》，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3页。 现代散文理论吸纳古典资源，不仅仅局限于古典散文理论本身，诸子学也是其一大资源。

“新子学”研究应跨越学科疆界，超越学科本身，各专业、方向、领域学问打通，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交叉、融合，融会贯通，会通众学，互动认知。应重视各学科间的差异性，更应重视各学科间的“关联性”，注重它们之间的相似性、相通性。

二、跨时代会通

长期以来，学术研究，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基本上各自为政，甚至画地为牢，人为地将一脉相承的历史割断，认识上难免模糊、片面。

司马迁自称写《史记》要“通古今之变”，王充《论衡·超奇》曰：“博览古今者为通人。”* 黄晖：《论衡校释》(第二册)，《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07页。 《论衡·谢短篇》曰：“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 黄晖：《论衡校释》(第二册)，《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55页。 他们皆强调古今贯通，博古通今。晚明方以智是追求古今会通的典型。他年轻时就立志要“函雅故，通古今”，“坐集千古之智。”* 方以智：《通雅》卷首，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清此藏轩刻本，第21页。 他还主张以西学为鉴，将西学与传统学术会通，扬弃吸取。方以智弟子兴斧《〈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跋》赞曰：“总持三教，烹炮古今。”* 方以智著，邢益海校注：《冬灰录(外一种〈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355页。 陈仁锡《〈稽古堂初集〉序》评方以智“妙年博洽，深通古今”* 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清此藏轩刻本，第455页。 。方中通评价父亲方以智“读尽古今书，穷一切法，以才人而兼博学实学，为一代学者”* 方中通：《陪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9页。 。方以智诸子皆绍继家学，次子方中通《陪翁训子语》诫勉子孙“聚古今之议论，以生我之议论；取天下之聪明，以生我之聪明”* 方中通：《陪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6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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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主张学无新旧。光绪二十八年(1902)，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

有一种观念认为，研究古代诸子学是“纯学术”研究，研究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研究本身就是用，是超功利的无用之用，与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等没有关系，这是一种比较“纯”的学术研究理念。不过，这只是“小乘佛”境界，而传统诸子学的“分内”事，关注一切自然和人文社会现象，关注现实人生。研究史的目的是为当下服务，而不能停留在研究本身，为了研究而研究，研究只是手段，利用才是目的。“新子学”研究应在坚守“纯学术”本位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求“用”，即与现实社会沟通联系，主动介入，积极参与。应有“当下关怀”，有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和使命感，研究者生活在当下，不可避免带有当下立场、当下意识，应为当下社会和文化建设服务，这是一种“大乘佛”境界。

严复强调“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 古今会通，视野开阔。光绪三十年(1904)，《英文汉诂·卮言》曰：“所谓学者，但有邪正真妄之分耳，中西、新旧之名，将皆无有。”* 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六)，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87页。 严复晚年《与熊纯如书》最后一次强调“观其会通”：

A statistical simulation study on spring-summer precipitation in Jilin Province using self-organizing maps

本报讯10月25日，史丹利发布2018年三季报，公司2018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2.91亿元，同比增长9.03%；化学制品行业已披露三季报个股的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为4.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7亿元，同比下降17.87%，化学制品行业已披露三季报个股的平均净利润增长率为41.17%；公司每股收益为0.17元。

严复认为，人类社会的终极之“理”，必须从“古书”中获取，但是古书并非皆明白告诉后人真“理”，必须依靠后人的“会通”式研究，从中发现耐久无弊的“原则公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文化保守派如“学衡派”，即认同严复思想。王国维也强调“学无新旧”，《〈国学丛刊〉序》曰：“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页。

庄子认为人本性恶，人类自己制造各种恐怖和仇恨，掠夺资源，物欲横流，变成物质的俘虏，最终是自己毁灭自己。他深刻反思人类文明“进步”造成的“异化”，揭示了人类认识和智力的有限性。庄子的思想与当代生态学理论是相通的，庄子的反思至今仍振聋发聩，传统诸子学思想精华永远不会过时。

丰子恺散文如《浙》《大账薄》以艺术的笔触探求大自然、人生的微妙变化，对详细记载世界上一切物类事变的过去、现在、未来之世世因因奇妙的极大的“大账薄”的思考，缘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观点的演绎，也是《庄子·秋水》“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思想生动丰富的展示。

当今时代，内容建设是提升新媒体竞争力的关键所在，而地方新媒体的优势就是以本地区的特色文化内容取胜。在新闻信息的制作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新旧媒体的优势，对本地区发生的事情进行及时报道和权威发布，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在新闻的时效性上下大工夫，在信息内容上突出本地特色，形成内容亮点。利用互联网的优势，进行全方位的信息报道，将信息内容做得更深、更透。[3]

然则今之教育，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英人摩利之言曰：“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别择其故所善者，葆而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王所创垂，累叶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功，非暖姝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 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八)，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页。

传统文化似大江大河奔腾不息，从古流到今，是旧水，也是新水。古代诸子学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影响着当下的社会文化生活，有永恒的生命力，永远不会“过时”，不会“无用”。古代诸子学只有与当下人的生活发生联系，才是“活”的学术，否则，只是“死”的学术。1915年，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提出一重要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研究古代学术的意义在于“过去”与今天的联系，“死”的历史由当下“唤醒”，历史便“复活”在当下。“新子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古人，而是为今人。当下发生的诸多问题，皆可从古代诸子学中汲取智慧来解决。“新子学”研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如只是陶醉于故纸堆，“学问”易变成纯粹的技能，学者易变成纯粹的“工匠”，对国计民生、世道人心漠然视之，这样的“学问”意义会大打折扣。我们既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厚今薄古，应摆脱古今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模式的束缚。学术存旧统，更要开新域。笔者呼吁学界在观念上重视当下取向，古今贯通，意在纠偏，并不是轻视，更不是否定“纯学术”研究。* 参见欧明俊：《中国古代文学与当代中国社会之沟通》，(韩国)《中语中文学》第56辑(2013年12月)，第39页。

“新子学”研究应打破古今壁垒，注重分析古今源流关系，进而合理评定其价值和地位。

三、跨越不同学术路径

与现代的“学科”性质不同，传统“学术”并非“学科”概念，义理、考据、辞章三分或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分，是贯通一体的不同学术路径，“新子学”研究应会通不同学术路径。

刘勰《文心雕龙·诸子》将诸子定义为“入道见志”之作，《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一《子部总叙》曰：“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69页。 强调一为“‘六经’以外”，一为“立说”，述“六经”者不得列入子部，非“立说”者亦不得列入子部，即凡著书立说自成一家之言者，除经学外，统称子书，子书和研究子书的学问称为“子学”或“诸子之学”或“诸子学”。子学为义理之学，子学内部又有考据之学、辞章之学、经济之学。“新子学”不能满足于“义理之学”或哲学思想研究，还应包括传统的考据之学、辞章之学、经济之学研究。

戴震强调由训诂以通词(词义)，通词是为了“闻道”，即“以词通道”，词义明，方谈得上“义理”明。他的《孟子字义疏证》是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会通的典范，是借《孟子》发挥自己的思想，批判程朱理学。戴震重考据，是从考据中发现义理，是“志存闻道”，考据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新子学”不只是“考据学”或文献学研究，不能满足于纯而又纯的“学术”研究。

科学化的饮食干预是糖尿病患者治疗的一项重要辅助手段，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其每日的能量摄入以恰好维持或略低于理想体重为宜[3]。而对于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来说，由于受到疾病因素的影响，导致患者的机体处于高消耗状态，需要大量补充热量。因此，这二者之间存在矛盾[4]。这就给临床饮食护理带来了较大的难度，因此，如何在甲状腺功能亢进合并糖尿病饮食护理中做到饮食平衡，既能够满足血糖控制，又能够兼顾高消耗需求，是非常重要的[5]。该次研究中，通过采取综合性、科学化、量化的饮食干预，在积极控制甲状腺功能亢进临床症状，改善高代谢及物质代谢紊乱情况的同时，又良好的兼顾了血糖控制的需求。

古代主流观念，无论经、史、子，都称为“文章”，先秦诸子文章多是“至文”，古代学科分类的混沌状态下，仅将诸子学视为纯粹的“义理之学”或哲学，是对诸子学的狭隘化理解。《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列子》等诸子著作，都是优秀“文章”，是优秀 “文学”。古人多重视《庄子》的“辞章之学”研究。明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重视《庄子》的宗旨、文脉及行文手法，强调《庄子》抒愤悱之情，细致分析《庄子》奇特的字法、句法、文法，总结其艺术手法。清代林云铭《庄子因》从“纯文学”角度探究《庄子》意旨，梳理其文脉；宣颖《南华经解》将《庄子》“文”与“意”结合起来，揭示其空灵意境，总结出各种表现手法和修辞技巧；胡文英《庄子独见》以审美眼光分析《庄子》的形式美和语言艺术；刘凤苞《南华雪心编》对《庄子》散文笔法作多角度、全方位的细致入微的个性化赏析。历代《庄子》评点，如林希逸《庄子口义》、林仲懿《南华本义》、吴世尚《庄子解》、陆树芝《庄子雪》、归有光《南华真经评注》等，都是从文学角度鉴赏和评价《庄子》的。

金圣叹将《庄子》作为文学散文来看待，确定《庄子》为“第一才子书”，认为《庄子》文采高于诸子中任何一家。他以传统古文笔法评《庄子》，揭示其文学意义，用《庄子》解释诗文，评点《水浒传》《西厢记》，以提升诗文和小说、戏曲的哲学意义。刘熙载高度评价《庄子》的文学性：“寓真于诞，寓事于玄，文法断续，意出尘外，怪生笔端。”* 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7—8页。 古代几乎所有散文家都受到《庄子》不同程度的影响。

历代对《庄子》的文学性评点，一般人论古代散文理论，多忽略这部分内容，而这些确确实实是古代散文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勇先生《庄子学史》论及历代许多庄学著作，其中不少是《庄子》的“辞章之学”研究，这是义理之学与辞章之学的会通研究，是一种观念的突破。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曰：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何谓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学者不知，而溯挚虞所裒之《流别》，甚且以萧梁《文选》，举为辞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页。

章学诚指出，“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立言”的诸子著作流变为后世“集部”的论辨之体，诸子之文是后世“集部”的源头，有学者将萧统《文选》举为“辞章之祖”，是视流为源，是极为片面的。章学诚对这一文学史和文体史现象的揭示，是通人之见，非常深刻，学界应给予高度重视。

诸子学讲究“经济之学”，就是经世济用，对现实有用、有益。诸子学产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时为乱世，官学失守，诸子私学兴起，著书立说，百家争鸣，儒家仁爱，墨家节用，道家无为，法家严刑峻法，提出各不相同的救世方略，并奔走于天下，力行实践。诸子为“干世主”而进行大辩论，虽异趣，但皆为“治术”，目的是救世、济世。他们所传承的古之“道术”即“治道”。诸子学与现实政治、经济、道德密切相关，是“经济之学”，“学术”与“治术”“政术”一体，是为现实服务的，诸子学绝不是纯粹的“学术”。

AR的发现是治疗TNBC患者的一个重要进展。TNBC患者预后较差，又缺乏有效的分子治疗位点，所以AR很有可能会成为TNBC的一个新的治疗靶点。

早在1930年，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就感叹：“国人治学，罕具通识。”* 陈寅恪：《陈寅恪先生全集》(下)，台北：里仁书局1979年版，第1377页。 当代学术，专家主义(Specialism)盛行，Jacques Barzun尖锐地指出：

熊十力《答邓子琴》说：“中国旧学家向有四科之目，曰义理、考据、经济、辞章。此四者，盖依学人治学之态度不同与因对象不同，而异其方法之故。故别以四科，非谓类别学术可以此四者为典要也。”* 熊十力：《十力语要》，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11页。 他不同意以此“四科”来类别学术，是基于治学不分科的传统，认为是“旧学家”的常规认知。顾颉刚《古史辩》第一册自序指出，“中国的学问是向来只有一尊观念而没有分科观念的”，“旧时士大夫之学动则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 顾颉刚：《我与古史辨》，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他强调，古人没有类似西方的学术“分科”观念，学术分类是经籍的分类，而不是科学的分科。经、史、词章三分，实际上还是统一的整体，而不是独立的学科。* 参见欧明俊：《学术视野中的古代文章学》，王水照、侯体健主编：《中国古代文章学的衍化与异形——中国古代文章学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页。 “新子学”亦应如是，应做整体性会通研究。

方勇先生《“新子学”构想》强调指出，产生于“轴心时代”的诸子之学从来都是当下之学，自汇聚诸子思想的诸子文本诞生伊始，诸子学就意味着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积极参与。而后人对诸子文本的不断创作、诠释、解构与重建，亦是为了积极应对每一具体历史阶段之现实。* 《光明日报》，2012年10月22日。 揭示了诸子学的“经济之学”的本质特性，所论极为深刻。如果认为诸子皆是关起门来研究纯而又纯的“学术”，那是对诸子学的“误读”，是对诸子学的狭隘化理解。有人主张只要做好“学问”，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民生疾苦，皆与我无关。诸子的担当精神正是当下不少学者缺乏的。“新子学”必须重视传统诸子学的“经济之学”这一学术路径。

当下的子学研究，“分裂”明显。文章与义理分裂，两者似乎是井水不犯河水，文学以“言志“抒情”为宗，不讲义理，放弃“道”，舍本逐末。诸子学的文献学研究，纯粹的“考据学”，排斥义理之学，也排斥辞章之学、经济之学，诸子学还剩下什么呢？

先秦子书与“六经”几乎同时产生，清儒考经证史，重视援引子书考稽经书文字异同，佐证三代名物制度和史实。钱大昕《惠先生士奇传》引惠士奇语：“周、秦诸子，其文虽不尽雅驯，然皆可引为《礼经》之证，以其近古也。”*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四部丛刊初编》本。 胡承珙、俞樾等学者皆强调子书可以考证经义。冯友兰对比经学和子学，在《三松堂自序》中指出：“‘经学’和‘子学’，两面对比，‘经学’的特点是僵化、停滞，‘子学’的特点是标新立异，生动活泼。”*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页。

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墨、尹文之言，苏、张、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论，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页。

吾辈生于此日，所得用心，以期得理者，不过古书。而古人陈义，又往往不堪再用如此。虽然，其中有历古不变者焉，有因时利用者焉，使读书者自具法眼，披沙见金，则新陈递嬗之间，转足为原则公例之铁证，此《易》所谓“见其会通，行其典礼”者也。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 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八)，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43页。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当今社会中，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喜欢使用唇膏、指甲油、粉底液、眉笔等化妆品来打扮自己。却不知道，化妆品作为一种日用品，含有多种添加剂，可导致青少年性早熟、身材矮小等多种内分泌疾病。

章学诚深刻地揭示出先秦诸子学与经学的源流关系，两者必须会通研究，才能真正认清学术史真相。

（5）加强缺陷处理后的养护，防止出现二次缺陷，已处理混凝土表面快要出凝时在表面涂刷一层养护剂，保证涂刷均匀，不漏刷。

经、史、子、集四部，是古代文献分类，而非学术分科。子部与经、史、集三部研究应融会贯通，注重关联性。子与经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的核心思想是“以子离经”，尊经基础上，重视子学的独立地位。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曰：

其中，特征权值在0到1之间。W(i,d)为词i在电子邮件中的权值，if(i,d)为词i在邮件中出现的频率，M是训练集的总数，n为训练集中出现i的内容总数，分母表示归一化因子。

子与史密切关联，诸子之书多与史部相为表里，如《周官》典法，多见于《管子》《吕氏春秋》。章学诚《报孙渊如书》曰：“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第86页。 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曰：“夫以庄生之文杂之《史记》，似《史记》；以《史记》之文杂之庄生，不似庄生者，庄生意思欲言圣人之道，《史记》摅其怨愤而已。其志不同，不相为谋，有固然者，毋足怪也。若复置其中之所论，而直取其文心，则惟庄生能作《史记》，惟子长能作《庄子》。吾恶乎知之？吾读《水浒》而知之矣。”* 金圣叹撰，曹方人、周锡山标点：《金圣叹全集》(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 强调《庄子》与《史记》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质相通。

诸子百家立论不同，但多彼此相通处。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指出：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6页。

诸子之间，有差异性，又有相似性、相通性，相灭而相生，相反而相成，应充分重视诸子学内部的会通研究。

从一定程度上看，诸子学史就是会通的历史。老子所谓“法自然”，庄子所谓“法天”，孟子所谓“事天”，荀子所谓“参于天地”，皆论人生行为修养，所论是相通的，共同的不足是不重视探知宇宙。《韩非子》综合会通各家学术；《吕氏春秋》会通儒、道为主，兼论名、法、墨、农、阴阳诸家；《淮南子》既有道家无为思想，也有儒家、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劳作不息的思想。自战国末到魏晋，贯串着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产生了魏晋玄学。魏晋玄学以《周易》《老子》《庄子》为基础，称为“三玄”，会通儒、道，既论自然变化，也论社会变迁，论证名教与自然的一致性。唐代，三教并立，佛学吸收了儒学和道家老庄学说，如《父母恩重经》专讲儒家孝道。两宋时，儒学吸取了佛学哲学，程朱理学以儒学为主，三教会通，称为“新儒学”。儒、道之间本有许多相通之处，宋至明、清，以儒注道，以儒解道，援道入儒，援儒入道，儒、道互释，道学儒学化，儒中有道，道中有儒，交融一体。“新子学”绝不能局限于孤立封闭地研究儒家、墨家、法家等，应注重关联性、会通性研究。

四、追求整体会通之学

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32页。 所谓“君人南面之术”，即治国之术、政治哲学，是以“道”和人的天性自然而然治理天下，无为、虚静，顺应天道，独任“清虚”之道，以卑弱为手段，其本质为解决社会问题，追求天下大治。“内圣外王”是《庄子·天下》视为“一”的“古之道术”，人类可以明察“大道”，庄子试图给出社会治理的“良方”。庄子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文化担当精神，以天下安危为己任。清胡文英《庄子独见·庄子论略》曰：“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 胡文英撰，李花蕾点校：《庄子独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庄子表面上消极避世，无情以应世，怀疑和否定一切，实质上对世道治乱始终有一颗“热心”，有人间情怀，关注世道人心，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充满人性的光辉。从本质精神上看，庄子是强调顺应“道”来实行社会治理，道通为一，“天人合一”，尊重自然规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而不是冲突对立。

在专家主义的氛围下，我们把文化整个委托给了专家；就算有人出于好意而想要分享文化，文化却再也不属于他们了。显然，结果就造成了零碎化的现象，每个人都在感叹，但却没有人想要予以改变。专家们选择一个小小的主题作为自己的专业领域，毕生划地自限，但这还不是最糟的。由于文化被委托给了专家，艺术与人文的重要性也随之改变了。这些之所以有价值，不再是因为它们能直接影响我们的理智与内心；它们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变成了专业，成了谋生之道，成了某种光环，成了可以营销的商品，也成了文化产业的组成要素。* Jacques Barzun著，陈荣彬译：《文化的衰颓》，台北：橡实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学术研究“零碎化”，学者“划地自限”，视野狭隘而不自知自觉，诸子学研究亦不例外，必须深刻反思。

康熙十五年(1676)，黄宗羲《离别海昌同学序》曰：

上海市化工行业协会是由从事化工生产、经营、施工、科研、教育、设计及服务等活动的企事业单位、团体和其他经济组织自愿组成的行业性社会团体。据统计，上海与化工相关的企业总计有2000多家，其中纳入上海市统计局统计范围的规模以上化工企业680家。目前会员单位有232家，约占规模以上企业29%。协会会员单位的构成主要有：中央在沪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等，集中了国内外一大批著名集团公司和企业。

尝谓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三代以上，只有儒之名而已，司马子长因之而传儒林。汉之衰也，始有雕虫壮夫不为之技，于是分文苑于外，不以乱儒。宋之为儒者，有事功、经制改头换面之异，《宋史》立“道学”一门以别之，所以坊其流也。盖未几而道学之中又有异同，邓潜谷又分理学、心学为二。夫一儒也，裂而为文苑，为儒林，为理学，为心学，岂非析之欲其极精乎？奈何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薄文苑为词章，惜儒林于皓首，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其规为措注，与纤儿细士，不见长短。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之愈巧乎？* 黄宗羲著，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杂文类》，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77页。

大长径比无缝钼合金薄壁管产品的成功研制，标志着金钼股份技术中心又一依托科研项目制备的新产品取得实质性突破，也为公司再增加一新产品种类。

在智能环境下，制造任务分解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制造任务与制造活动的对应关系，一般情况下降低制造任务的复杂度、细化制造任务的内容，可以有效地与制造活动相对应并建立其对应关系，不同的任务分解粒度都将影响制造任务与制造活动的关联关系。制造任务分解后获得其子任务，各个层次制造任务之间的关联关系基本有独立型制造任务、顺序型制造任务和耦合型制造任务3种类型[20]。

黄宗羲论古代学术发展演变，原始儒学演变成儒林、文苑、理学和心学，儒学分化，许多学者竟然“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一儒而“裂之为四者”，黄宗羲欲反其道而行之，告诫弟子要将四者“复之而为一”。他说：“诸子之在今日，举实为秋，摛藻为春，将以抵夫文苑也。钻研服郑，函雅正，通今古，将以造夫儒林也。由是而敛于身心之际，不塞其自然流行之体，则发之为文章，皆载道也，垂之为传注，皆经术也。将见裂之为四者，不自诸子复之而为一乎？”* 黄宗羲著，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杂文类》，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77页。 黄宗羲决心将文苑、儒林、文章、经术四者复合为一，实质就是要彻底改变理学、心学严重脱离实际的状况，要弟子重视经世有用之学，这是学术大家追求会通之学的学术理想。

钱大昕《〈味经窝类稿〉序》曰：“尝慨秦、汉以下，经与道分，文又与经分，史家自区‘儒林’‘道学’‘文苑’而三之。夫道之显者谓之文，‘六经’、子、史皆至文也，后世传《文苑》，徒取工于词翰者列之，而或不加察，辄嗤文章为小技，以为壮夫不为。”*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四部丛刊初编》本。 他强调“道”最为根本，经、道、文分裂是不对的，经、史、子本身就是“至文”。

严复《穆勒名学》按语说：

此段所指之自然公例，即道家所谓道，儒先所谓理，《易》之太极，释子所谓不二法门。必居于最易最简之数，乃足当之。后段所言，即《老子》为道日损，《大易》称易之简能，道通为一者也。* 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五)，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17页。

严复认为“自然公例”即公理相当于道家的道、儒家的理、《易》的太极、佛家的不二法门，所谓“天理”，就是西方所谓的“Nature”，也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依乎天理，就是按自然规律办事，严复强调“道通为一”。

老子论“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饶尚宽译注：《老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5页。 孔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第2版，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第39页。 《庄子·齐物论》曰：“道通为一。”* 胡文英撰，李花蕾点校：《庄子独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庄子·天地》曰：“《记》曰：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 胡文英撰，李花蕾点校：《庄子独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 《淮南子·精神训》曰：“夫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能知一，则无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则无一之能知也。”* 刘文典校注，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卷七，《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24页。 刘宗周《读〈大学〉》曰：“夫道，一而已矣；学亦一而已矣。”* 刘宗周撰：《刘子全书》卷二十五，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第2056页。 皆强调“一”，即根本性、整体性把握宇宙和社会人生，认识事物和世界的整全性。“一”思维是一种从本质上、大局上把握，超越细枝末节的高级思维。* 参见欧明俊：《论“子学思维”与“子学精神”》，方勇主编：《诸子学刊》(第十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一”是一种“大判断”，诸子最擅长“大判断”，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第2版，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第39页。 《孟子·告子下》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6页。 吕不韦《吕氏春秋·不二》曰：“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 张双棣、张万彬、殷国光、陈涛译注：《吕氏春秋译注》(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页。 “新子学”研究，学者应养成这种高度概括的“大判断”能力，一句话甚至一个词即能概括一家、一书、一流派、一主义、一文体、一时代、一学科的本质特点。

荀子主张通识事物“大理”，即“合二而一”的整体思维，《荀子·解蔽篇》开宗明义曰：“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6页。 即人之大患在囿于一己之见，而不通达大道大理。部分是整体的缩影，个体是全体的缩影。诸子擅长“全息”思维，强调由一点见全体，通过一个表征来认识清楚事物全貌。《韩非子·说林上》曰：“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故见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韩非子著，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58页。 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一点推出全部，举一反三。《淮南子·说山训》曰：“以小见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 张双棣校释：《淮南子校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4页。 学者要善于运用“全息”思维看问题。* 参见欧明俊：《论“子学思维”与“子学精神”》，方勇主编：《诸子学刊》(第十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不同学术可融会贯通，徐光启《历书总目表》曰：“欲求超胜，必须会通。”* 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74页。 当然，部分和整体、分析和综合皆重要，“专科化”盛行的当下，学术研究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应正确处理好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王国维《〈国学丛刊〉序》曰：“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 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67页。 所言甚是。不研究整体，仅研究部分，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反之，不分析部分，也不可能认识清楚整体。所以，既要重视整体研究，也要重视部分分析，这是一种互为循环的关系。不应满足于专科之学，传统诸子学的精髓，重视整体性，部分是整体中的部分，与整体不可分割，并非如西方专业划分，局部分析、解剖，彼此割裂，互不相涉，而是相互联系沟通，为会通一体之通学。

Yuan Cheng等人针对在线社交网络中用户之间的关系进行访问控制建模，提出了利用正则表达式符号来对隐私策略进行描述的方法，用户和资源的访问控制策略由访问请求、多种关系类型、评估的出发点和路径中的跳数组成，并提出了两种路径检测方法来确认用户之间是否存在访问关系路径[12]。文章主要还是关注于用户是否有访问权限，而并不能对信息的暴露程度进行灵活的控制。

上古学术，“道术”一体，春秋战国时，道术“分裂”。《庄子·天下》感叹：“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王先谦注：《庄子集解》(第二册)，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复印本，第96—97页。 战国以后，各种学术从大“道”中分裂开来，由“合”而“分”，庄子明确指出学术“分裂”之弊。清末引进西方学术分类、分科观念，学术研究“专科化”，精细、深刻，但流弊日显。笔者特别强调在学术整体中，在大“道”视野中看待“新子学”，要时刻警惕观念封闭，思维单一，警惕新的“学术分裂”。* 参见欧明俊：《“新子学”界说之我见》，方勇主编：《诸子学刊》(第九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五、结 论

“专门化”的封闭式研究，容易片面化、碎片化，应深刻反思近百年来完全采用西方学科分类、独立带来的肢解诸子学和古代学术的“学术分裂”之弊。“新子学”研究，应跨越学科疆界、时代疆界和学术路径，会通众学，通大义，识大体，作“大判断”，破除藩篱，得其全，成其大。应发扬光大传统诸子学的整体思维，有宏阔的学术大视野，整体性宏观把握和概括。会通之学，是综合之学、整体之学，重视关联性，重视相似、相通，反思过重差异性、个体性之弊。返本开新，弥合学术分裂，激发传统诸子学的内在生命活力，升华“新子学”研究的内在价值。必须强调指出，跨界研究，目的不在于跨界本身，而是追求会通，追求“见森林”式的整体学术，“成一家之言”，追求思想深度、理论高度，这是理想境界的“新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