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根性”与“新子学”

一、中国文化的“劣根性”标签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原生态”文化。从几千年的历史进程看，中华民族可谓命运多舛，中华文明进程中也有跌宕曲折，但在艰难曲折之后都能够重新焕发生机。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前，中国曾经是欧洲人心目中的“人间天堂”，欧洲的旅行家如马可·波罗等人“既前往中国，也到过波斯和印度，但是他们把最高级的描绘留给了中国”*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一书中说：“旅行已经揭示了在亚洲东部有一个帝国，其人口、财富、奢侈和城市的伟大均不仅是等于而且超过了欧洲的规模。抓住了拉丁欧洲的想象并改变了它的思想观点的，更多是去中国的旅行，而不是去亚洲的任何其他部分。当时大多数欧洲旅行家既前往中国，也到过波斯和印度，但是他们把最高级的描绘留给了中国。”见[英]赫德逊著，王遵仲等译:《欧洲与中国》，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5页。，中国也是哥伦布“大航海”的重要目的地。但欧洲启蒙运动之后，中国人、中国社会包括中国文化一切都变了模样。中国形象的改变——被矮化、丑化甚至于妖魔化，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庄泽宣、陈学恂在《民族性与教育》一书中专设一章“各家对于中国民族性的意见”(第六章)，从“西人眼光中的中国民族性”(25家)、“日人眼光中的中国民族性”(10家)、“国人眼光中的中国民族性”(暴露弱点的14家、尽列优点的8家、优劣并举的15家、以测验方法来观察中国民族性的2家)三个层面综述有关中国民族性的观点，所列计70余家。见庄泽宣、陈学恂：《民族性与教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303—356页。：

其一，西方学者歪曲甚至污蔑中国文化。欧洲启蒙运动以后，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日益恶化，他们矮化、丑化、妖魔化中国文化，并最终形成了“中国意义”的表述系统，给中国文化贴上“国民劣根性”的标签。在这一方面，周宁教授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他在《“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一文中说：“从孟德斯鸠开始，西方思想界试图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确立中国的国民性，在后启蒙时代的东方学背景下，相关主题的不同文本，逐渐构筑起一个知识体系，经过赫尔德的发展，最后完成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此时，中国的国民性话语，作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中生产与组织‘中国意义’的表述系统，已经具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即中国国民的奴性；已经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概念，如中国的自然环境、政治专制、道德堕落、愚昧迷信、历史停滞如何塑造并表现这种奴性；已经表现出一种既定的陈述方式……；已经以学术建制的方式沟通了知识与权力，为西方扩张提供了启蒙与自由大叙事下的正义理由。”* 周宁：《“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5期。 周宁教授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则有更为深入、系统的论述。另外，就具体个案而言，程巍在《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的想象力》一书中，从“泰坦尼克号”海难典型事件中，集中梳理了英美人为突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骑士精神”和“英雄气概”，对幸存的6名“中国佬”的丑化与污蔑，以致成为中国人种“劣根性”的又一“铁证”。* 程巍：《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想象力》，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

其二，西方传教士推波助澜。同西方舆论相呼应，清末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为传教的需要，也极力批判中国文化，丑化中国人，其中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最为典型，该书中批判了“中国人的劣根性”，认为“中国人‘爱面子’、‘说话拐弯抹角’、‘蒙昧’、‘轻蔑外人’、‘缺乏公共心’、‘欠缺同情心’、‘相互猜疑’、‘缺乏诚信’、存在‘多神教、万有教、无神论’现象等，这些问题直接反映了中国人在民族性格上存在严重缺陷”。* 王以芳对此评论说：“国民性格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素质优劣的总体判断，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然环境、制度习俗、道德信仰等层面合力孕育出的某种性格特征，否定了中国的国民性，就等于否定了中国在以上三个层面的正当性存在。在传教士的话语空间中，中国正面形象绝不占主导地位，道德的败坏与国民性格上的劣根性交织在一起，将中国人的道德推向了野蛮人的境地。”“事实上，在传教士的形象建构中，‘中国人’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物种上的意义，二是道德层面的意义。道德的优劣决定着物种意义上存在的正当性。而传教士建构的中国人堕落的道德形象证明了中国人在道德意义上失去正当性，从而也否定了物种意义上的正当性，这也就为传教士以‘基督教拯救中国’提供了正当性。”见王以芳：《19世纪媒介形态下的美国来华传教士群体建构的中国形象与美国形象的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24页。 明恩溥的观点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影响甚大。* 可参见刘禾：《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见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第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另可参看王以芳：《论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晚清社会的“文明化”虚构》，《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试验在黔西南州笃山镇万家店村、纳黑村、王院村的黑白膜塑料大棚内进行。海拔1 106～1 090米。温差6～12摄氏度。

其三，日本学者指鹿为马。不可否认，近代以来日本学术对中国学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日本学者为倡导日本国学，排斥“汉意”，也极力丑化甚至污蔑中国文化，如把《资治通鉴》《朝野佥载》等史书、野史中有关“吃人”的记载收集起来，就有了中国“吃人”的“习俗”； 再如日本学者热衷于讨论国民性的问题，为突出日本人优良的国民性，往往以中国为参照，芳贺矢一(1867—1927)在影响较大的《国民性十论》一书中，在宣扬日本人国民性的同时，攻击了中国“吃人”的文化。* 可参见[日]李冬木：《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与周氏兄弟》，《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

坚持以正面评述为主的原则。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年，作为超巨大体量的文化综合体，可以说是先进与落后共生，精华与糟粕同在，优秀与平庸相济，睿智与愚昧交融，其复杂程度不是几个形容词就能说清楚的。如果只把眼光盯在她的阴暗面，自然也会“罄竹难书”，这一方面是有很多教训的。如20世纪20年代在“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在名为“研究国故的方法”演讲中，谈到“疑古的态度”时说：“疑古的态度，简而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贡’这一章书，一般学者都承认是可靠的。据我用历史的眼光看来，也是不可靠的，我敢断定它是伪的。在夏禹时，中国难道竟有这般大的土地吗？四部书里面的经、史、子三种，大多是不可靠的。我们总要有疑古的态度才好！”* 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2—93页。 中国历史乃至中国文化，不是不可以怀疑、指责与批判，但全面的否定是不客观的、片面的，是错误的，所以笔者还是赞同王国维在“批评”顾颉刚疑史辨伪工作时提出的“与其打倒甚么，不如建立甚么”* 顾潮编：《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的观点。“新子学”应该汲取百余年来研究诸子、研究中国文化之教训，走出文化批判、文明批判的误区，坚持正面评述，以弘扬正能量，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这样，在欧美、日本的影响下，中国新派学人文人随其流而扬其波，中国文化遭到激烈的批判与严重的破坏，中国人也被贴上了“国民劣根性”的标签。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看，像中国人这样批判、否定甚至是诅咒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且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的文化史现象，绝无仅有。而文化批判的结果，就是让人觉得中国文化从根上就“烂透”了，想要生存必须要走“全盘西化”之路。中国传统文化真的就无可救药吗？真的就一无是处吗？真的就是根烂干朽吗？其实，这主要还是态度与立场的问题。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年，生生不息；中国人在自己家园里生存与生活，代代承承，这本身就是个奇迹，即便是激烈的传统文化批判者鲁迅在去世前也说：“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 鲁迅：《致尤炳圻》，见《鲁迅全集》(第十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0页。 在笔者看来，所谓中国“国民劣根性”，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污蔑。中国人非但没有“国民劣根性”，中国文化非但没有文化“劣根性”，相反却有着绵长的支撑着中华文明数千年发展的优秀的“根性”。徐复观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乙集自序》中说：“人类文化都是由堂堂正正的人所创造出来，都要由堂堂正正的人所传承下去。只有由平实正常的心理所形成的堂堂正正的态度，才能把古今中外的文化平铺在自己面前，一任自己理性良心的评判、选择、吸收，消化。满面羞惭的自卑心理使一个人在精神上抬不起头来，这固然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文化，同样也不能正视西方的历史文化。”* 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乙集自序》，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信夫！

其四，新派学人信以为真。受欧美、日本有关“中国叙事”的影响，新派学人文人信以为真，扛起了文化批判的“大旗”，胡适、钱玄同、鲁迅、顾颉刚等都成为鼎鼎大名的人物。如在胡适眼中，中华民族是一个“又蠢又懒的民族”，是一个“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的民族”，*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4页。 是一个“百事不如人的民族”*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5页。 ，因此，他宣告：“认清了我们的祖宗和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然后肯用全力去消灾灭罪；认清了自己百事不如人，然后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的长处。”* 胡适：《再论信心与反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1页。 钱玄同则宣称，要“将东方化连根拔去，将西方化全盘采用”* 钱玄同：《致周作人》，《钱玄同文集》(第六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更有甚者，任鸿隽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吾国的历史，文字，思想，无论如何昏乱，总是这一种不长进的民族造成功了留下来的。此种昏乱种子，不但存在文字历史上，且存在现在及将来子孙的心脑中。所以我敢大胆宣言，若要中国好，除非把中国人种先行灭绝！可惜主张废汉文汉语的，虽然走于极端，尚是未达一间呢！”* 胡适：《答任叔永·原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任鸿隽竟然要废除中国的人种，中国人不配在这个世界上存活吗？而顾颉刚等人的“古史辨运动”，则从史的角度解构了中国的古史系统，“大禹是条虫”、“东周以上无信史”等观点流行，无数中国学者把消解中国文化当成了自己的事业，对中国文化缺少最起码的“温情与敬意”。* 钱穆在《国史大纲》卷首首先强调：“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见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2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9页。

该病病原为嗜水气单胞菌或醋酸钙不动杆菌。外伤、水质恶化、养殖密度过大等为该病发生的重要诱因。蛙红腿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主要流行于3-11月，5-9月为发病高峰期。流行水温10～30℃，20～30℃发病更为普遍和严重。蛙红腿病发病率一般为20%～80%，死亡率可达80%。

二、中国文化“根性”与“新子学”的四大原则

坚持整体性原则。先秦子学在周天子式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之下产生，在人世、人心、人情方面虽各有侧重，甚至相互制约，相互矛盾，互相指责甚至互相批判，但诸子之学说都根植于先秦宗法制社会“沃土”之中，它们同气连枝，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之中。单就儒家道家关系而论，儒家弘扬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宣扬人生的正能量；而道家以无、虚、静为支点，倡导无为、逍遥、齐物，旨在消解人生的中负能量。* 笔者称之为负—负能量，即负、负得正，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正能量。 它们虽相互攻讦，但同源互补，实乃构成了相互支撑的格局，完成了中国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状态。所以，“新子学”研究者既不能因儒家而全面否定中国文化，也不能因道家全面批判中国文化，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正如人性复杂一样)，反之亦如是。

坚持开放的文化观。自西方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殖民主义以来，不少国家的“大门”被坚船利炮打开，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当下由于互联网、交通工具、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全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任何拒斥交流、封闭保守的企图都是没有出路的。毋庸讳言，当下西方文化仍然引领世界的潮流，中国在各个领域尤其是学术、思想领域已经向西方学习一百余年，以至于现在很多学人或者成为了“麦考利的孩子们”* 指西化或英国化的东方知识分子。托马斯·麦考利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史》的作者。1834年至1838年，他担任英国印度殖民当局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期间曾提交了《教育备忘录》，主张在印度废除本地语教育，将英语作为印度教学语言和官方语言，在印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造就了无数的“麦考利的孩子们”。 ，或者成为了“外表标致的道德上的矮子”* 辜鸿铭指责胡适语。1919年7月12日，辜鸿铭在《密勒氏评论》上发表《反对中国文学革命》一文，称胡适为“套鸟圈套”管理人，并说：“一个身为中国学者的人，能够说出中国的文言不适合创造活文学的话，他一定是一个——借用一位美国太太最近出版的题为《北京灰尘》书中的一句妙语——‘外表标致的道德上的矮子’(Pretty well dwarfed ethically)。”(见黄兴涛编：《辜鸿铭文集》(下)，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167页) ，这是在坚持文化开放的同时应该努力避免的。程巍在《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想象力》一书中说：“通过‘西方的眼睛’时常看看自己，无论善恶美丑，均是一种有益的参照，但把‘西方的眼睛’当成自己的眼睛，就失去参照了，所得‘尽是外国人旁观中国之见* 章太炎：《章太炎复蔡孑民书》，见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页。 ’。”* 程巍：《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想象力》,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308页。这话甚为确当。2013年12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央编译出版社联合举办的“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上，汤一介先生提出了“新轴心时代”的概念，并在采访时指出中国学术要“返本开新”，强调“西方哲学文化对中国哲学文化的冲击的积极意义”，笔者虽服膺先生之言，但更希望实现中国哲学文化对西文哲学文化的冲击，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而体现中国价值的意义。所以，我们在坚持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成果的同时，也要展现中国文化价值观念，为世界文化贡献中国智慧。

从文化的“根性”讨论中国文化相关的问题，可能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这应该是“新子学”的重要内容。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文化“根性”的生成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新子学”即要如查普曼教授一样穷根溯源，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化；又要望闻问切，讲清楚中国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概而言之，立足中国文化研究的实际情况，“新子学”要把握住以下几个原则：

中国文化的“根性”究竟是什么呢？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这当然还要从中国人独有的品性中去寻找、去挖掘。我们上文中说到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气质》中所列中国人的“国民性”，但他“是根据农村社会生活写的，是他多年与农民接触所得的印象，所以都是第一手的材料”* 李景汉：《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序》，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潘光旦文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有失偏颇。* 在笔者看来，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分为两个基本的层面，即仕人社会与乡俗社会。仕人社会重人文理性，由儒家、道家、法家思想建构起来；乡俗社会则重神道设教，重乡民俗约。二者虽然缠绕交织，但还是有明显的差别。明恩溥主要以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观察为依据，有失偏颇(鲁迅小说如《阿Q正传》者，只就农村取材，来批判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亦存在此问题)。 下面再看几种说法：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1915)一文中认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 broad and simple)”,此外，“还应补上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灵敏’(delicacy)”。*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编:《辜鸿铭文集》(下卷)，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林语堂在《中国人》(1935)一书中，专设“中国人的性格”一章以“试着描绘其民族性”，认为大致有如下特点：(l)稳健，(2)单纯，(3)酷爱自然，(4)忍耐，(5)消极避世，(6)超脱老滑，(7)多生多育，(8)勤劳，(9)节俭，(10)热爱家庭生活，(11)和平主义，(12)知足常乐，(13)幽默滑稽，(14)因循守旧，(15)耽于声色；* 林语堂著，郝志东、沈益洪译：《中国人》(全译本)，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55—86页。“但所有这些品质又可归纳为一个词‘老成温厚’。这些品质都有消极性，意味着镇静和抗御的力量，而不是年轻人的活力和浪漫。这些品质是以某种力量和毅力为目标而不是以进步和征服为目标的文明社会品质。这是一种能使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获得宁静的文明”。* 林语堂著，郝志东、沈益洪译：《中国人》(全译本),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56—57页。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1949)中，则综合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 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中有关中国人“民族性”的部分，是节译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中的内容。明恩溥论述了中国人的26种“气质”，潘光旦只选译了其中15种。 、庄泽宣《民族性与教育》以及日本人内山完造《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渡边秀方《中国国民性论》、原惣兵卫《中国民族性之解剖》等诸家学说，指出了“比较公认”的、“约得其要”的中国人十大特点，即自私自利、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及残忍、韧性及弹性、圆熟老到。*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8页。 上述三人的观点，辜鸿铭充分地肯定了中国人与中国文明，但过于笼统；林、梁二人对中国人“国民性”评价无疑多是负面的。林氏《中国人》是写给美国(外国)人看的，其中不乏“调侃”甚至讥嘲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笔调，不足为据。梁氏所论，综合西方及日本诸家之说，其客观性与真实性则有待商榷。林氏、梁氏所谓中国人的特点，或者只谈现象，或者仅为感觉，或者人云亦云，缺乏深入的审慎的研究。

“不是，我怕他是因为他太可怜了。我一直都很害怕可怜的人。每次家里来了乡下的亲戚，我就很怕。他们天天干那么累的活，晒得黝黑，还穿着破旧的衣服。我怕这些可怜的人，所以才躲着他们。”

任何有生命力的、有生机的、有价值的绵延持久的文明，都会努力解决人之为人的问题，都会努力解决人们安身立命的问题，都会努力解决人之所以生、之所以死的问题。人一旦出生，即是向死而生，所以解决死亡的问题包括对病痛与死亡的惊惧、恐慌、绝望更为重要，宗教即由此产生，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是通过虚幻、信从一个超自然的神，虚化一个超人间的“上界”来安顿心灵的。中国人则不同，宗教观念相对淡薄，则需要通过道德的修养来解决生与死之根本问题。中国文化以人为本，崇尚人本主义，* 楼宇烈在《人本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一文中说：“以人为本是维持人的独立性、主体性、自我自律这样一种精神，而不是去支配这个、支配那个，这才是中国的传统的人本精神。我们一定要知道，人本主义不是从西方来的，是我们中国的土产，而且是这样一种原汁原味的土产。”(见《金融博览》2016年第6期)。儒家、道家都在宗法制社会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人生模式。在对待生与死这一根本问题上，儒家、道家道德的路径迥异其趣，儒家由生入死，道家由死入生，赋予生命乃至于死亡以道德意义。所以，在儒道生死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人知道人一辈子究竟是什么样子，能够正视死亡，不回避死亡，生为天，死亦为天，把自己的“命”(死亡)都扛在肩上，这就给中国文化整体上蒙上了悲凉的底色。相关的内容，笔者多有论及，此不赘述。* 详情可参见笔者《论中国古代道德生态的形成及其特点》(《学术论坛》2013年第2期)、《中国古代道德生态浅论》(《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14年7月16日)、《固本培元，革故鼎新——儒道学说与“新子学”的发展》(《诸子学刊》2015年第13辑)。在笔者看来，这是涉及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需要多方面地深入地讨论。 当然，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儒家、道家思想也并不是孔子、老子闭门造车臆想出来的，他们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积淀的结果，是春秋战国时期各种社会因素激发的结果，是宗法制尊尊、亲亲社会升华的结果(儒家是正面的响应，道家是反面的要求)。儒道思想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关键。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认为中国人“十大特点”是“中国文化所结之果”*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 ，并指出，“中国文化以周孔种其因，至秦汉收其果，几于有一成不变之观”*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5页。 ，“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之所形成，周孔之力最大。举周公来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举孔子来代表他以后那些人物；故说‘周孔教化’”*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页。 ，周、孔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伟人，在中国文化形成过程中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没有问题，但中国文化的因(根)与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根)、果也很难分得清楚，或者因即是果、果即是因，这需要全面地综合地分析。2017年6月，美国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戴维·查普曼在一场报告中，采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在分析了中国古代钻燧取火、洪水神话、后弈射日、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后指出，中国古代神话里表现出的文化核心只有“抗争”二字，“中国人的祖先用这样的故事告诉后代：可以输，但不能屈服。中国人听着这样的神话故事长大，勇于抗争的精神已经成为遗传基因，他们自己意识不到，但会像祖先一样坚强。因此你们现在再想到中国人倔强的不服输精神，就容易理解多了，这是他们屹立至今的原因”，并反复强调这是“中华民族特征”。* 《哈佛教授：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个民族特征，让他们屹立至今》，2017年6月11日。2017年6月23日访问http:∥chuansong.me/n/1904553241129。 查普曼教授的研究为我们把握中国文化的“根性”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路。在笔者看来，中国文化的“根性”要到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英雄故事中去挖掘，要到“尊尊”、“亲亲”的西周宗法制社会中去探求，要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诸子思想中去寻找，要到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家、道家思想建构中去甄别。如果顺着查普曼教授的思路，如梁漱溟般列出中国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点”的话，在笔者看来，中国人乃至于中国文化具有孝悌、忠信、务实、勇毅、宽恕、坚韧、真诚、淡泊、自在、闲适等特点。而这些特点，既可谓中国文化的“根”，也可谓中国文化的“果”(当然该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地讨论)。

三、构建以人为本的“新子学”

坚持以中国的逻辑思考中国的问题。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发展，自然会形成中华文明的“个性”，形成中国逻辑与中国标准。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儒家、道家思想都坚持道德至上的原则(客观上也造成了中华文化重道不重技的传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辐射周边朝鲜半岛、日本以及东南亚诸国的道德范式。需要强调的是，我们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先秦诸子的道德观念，对道德的理解不能只与儒家学说联系在一起，* 如陈霞在《论道家道德哲学的几个特点》一文中说：“一般说来，道德至上论者多以高层面的生命内涵淹没低层面的生命追求，把生命的丰富内涵单向地化约为人伦道德，将多元的生命主体简化为一元的道德主体，淡化人保护生命、自由、财产等‘情’方面的追求，总想用性善情恶、义利之辩、舍生取义等教化人们，最终走向泛道德主义。失去生命中最本真的东西，没有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也会使道德走向虚伪。”(见《宗教学研究》2010年增刊)此论有失偏颇。道家强调道无所不在，庄子就明确提出了“道在屎溺”(《庄子·知北游》)的说法；王阳明龙场悟道，所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本身即是对生命的尊重。 儒家、道家的道德处于一种互补的、动态的平衡状态。从道德角度理解生命的价值，以确立行为处世的原则，即是中国的逻辑，但百余年来，在西化思潮的冲击下，中国的道德逻辑、中国的道德标准遭到了空前的破坏，所以，“新子学”需要在儒家、道家学说的基础上，重构中国的价值体系。坚持以中国的逻辑思考中国的问题，就是要把中国的事情、中国的问题、中国的人心说清楚，* 其实，中国文化很难说得很清楚。相对于中国文化五千年这棵参天“大树”来说，我们只如蚍蜉。2014年3月29日，习近平在德国柏林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师生代表座谈时曾说：“有一些国家的政治家们滔滔不绝，我就问了一句话。我说，请问你去过中国几次？他说，很遗憾，我一次也没去过。我说，请问你还去过亚洲的什么国家？(他说)很遗憾我现在亚洲都没有到过。我说，我非常佩服你的这种自信心，我对于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我是不敢发表意见，因为我不了解它。由于难以简单地概括中国，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习总书记的讲话，我是十分赞同的。 并在现代社会参与世界文明的进程，成为世界文明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其中有些“逻辑”和“标准”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经不合时宜，应予以扬弃。

我们知道，先秦子学产生于周天子式微、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社会动荡、士阶层崛起等背景下，其创建学说的基本动机即是经世致用，希望解决人世、人生、人情、人性的基本问题。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篇中评论先秦诸子时说：“人人自以为道德矣……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新子学”也应该秉持这种精神，以人为本，为现实的人生服务。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物质已相对富足，物质文明也已经有了很大提升，但不可讳言，精神文明的发展相对滞后。当代中国人在享受富足的物质生活的同时，精神生活并没有得到丰富，相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精神类疾患，如焦虑症、强迫症、恐惧症、自闭症、神经衰弱症、抑郁症，自杀事件频发，急需心灵的疏解与疗救。所以，我们的“新子学”要在这些方面多下功夫，既要坚持文化凝聚人心、激励人心的功能，又要坚持文化抚慰人心、温养人心的功能，注重文化的泄泻功能，排解生命中的“负能量”(人生于世，总会遇到一些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情，总会遇到逆境、困境、险境甚至绝境，所以文化中应该有也必须有温养人心的功能，人心需要抚慰)。

建构人本主义的“新子学”，一方面要尚友古人，学习古人的智慧。如在消解人生负能量方面，庄子思想就很有借鉴意义。在笔者看来，作为乱世之民、弱国之民，作为没落的失势的贵族的后裔，生活贫困的、被人轻视的庄子在他的思想世界里表现了他的怨愤。为消解人生中的负能量，庄子继承老子道家思想，从负的思维方法即否定的方法出发，对人生的价值、人世的功名利禄、儒家的学说体系进行了解构，在价值取向上指向了无。在此基础上，庄子从安时处顺、安贫乐道、死生一体、心性修养等方面进一步提出了消解负能量的具体方法，构建了中国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上独树一帜的心灵境界。* 详见张洪兴：《论庄子消解负能量的方式方法——从庄子人生际遇说起》，《兰州学刊》2016年第9期)。可以说，庄子通过负的方法消解生命中的负能量，从而转化为别具一格的正能量，此种正能量可称为负-负能量。另一方面，要有理念的、理论的创新，这一方面，当下中国学人尤为欠缺，既不能解释当下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的变化，也不能为当下的中国人提供生活的、生命的指导，且常常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人云亦云。2017年5月，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时强调“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扬弃‘西天取经’的信念”，要有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独创性价值。经济学如是，“新子学”的研究亦应如是。

余昌胤告诉记者，为了从院级层面有效实施监管，医院定期组织召开各种工作部署会、专业委员会、工作交流会等，增强科室重视程度，加大交流合作力度，并积极建言献策，共同提升。医院还通过内部信息系统、奖惩通报等多种途径，定期对各专科工作进度和主要业务指标进行公示和讨论，帮助其进一步明确目标、查找差距，持续提高。

为了庆祝李家庄整体建成李家社区，县电视台拍摄了一部《从农民到市民的跨跃》的专题片，采访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我。当村支书李顺（对了，现在叫社区主任）带着记者上楼时，我正痴迷地看着我那个小鱼塘。

从世界范围内看，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激发该民族、国家对自己文化的“热情”，强调自己文化的主体性，并在世界范围内追求与其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文化上的“地位”(或可称之为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莫不如此。而中国当下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不能只成为经济上的“巨人”、文化上的“矮子”；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得天独厚，中华民族屹立世界五千年，现在已经到了宣扬中国价值、中国标准、中国荣誉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