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闻事件的网络热词消极意义表征偏差探源

新闻事件常常伴生出相对于主流价值观具有消极意义的网络热词，这种浓缩新闻事件核心关注点，自下而上生成，具有反讽与曲意抵抗特征的热词，往往具有“一词胜万言”的传播效果，对网民带有浓烈情感倾向的情绪积累以及唤醒凝聚群体的身份认同等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因而是一种可以对网民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力量。从表征理论的视域而言，网民生成传播消极意义的网络热词，主要在于政府与大众媒体对新闻事件的处理或报道与网民的关注解读上出现了相斥，或者媒体与网民就新闻事件达成了情感趋同，新闻文本里强化了能引起网民创造传播消极网络热词冲动的相关信息，进而造成网络热词意义建构时出现相对于主流价值观的偏差。

一、 表征与网络热词消极意义生成建构的关联

具有消极意义的网络热词一是对新闻事件背后复杂的社会事实极其简要又有意味的符号化表达，二是体现了网民对新闻事件或相关新闻文本的积极性解码、制码与再创造，三是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活跃地渗入其中。上述三者又离不开网民对待新闻事件及生成传播网络热词时所具有的社会共识，这种社会共识在网络热词符号化地对相关事件进行“锚定”与“具化”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从表征视域而言，霍尔(Stuart Hall)的表征理论与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的“社会表征”理论能很好地阐释网络热词消极意义的生成建构及建构偏差。

三天后，号角鸣响，胡人大举攻城，用炮轰，用巨木撞城门，顺着云梯往上爬。城里城外杀声震天，羽箭在空中来去，犹似飞蝗。胡人登上城头，又被一枪捅下去，抓住钩索往上攀援的胡人，刚把遮挡石块的盾牌拿开，冷不防脸上中了一箭，惨叫着坠落下来。东、西、南三面城墙上，胡人好像下饺子一样往下掉，他们死了，其他胡人看也不看，踩着尸体就往上爬。

霍尔的表征理论与网络热词生成传播的关联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网络热词的生成体现了浓郁的表征本义。霍尔认为表征是通过语言符号有意义地表述世界的过程，是文化成员间意义生产和交换的必要组成部分[1]。其强调用表征的方式就这个世界说出有意义的话或有意义地表述这个世界。在霍尔看来事物本身并没有意义，而是存在这么一些表征系统，通过概念和符号构成了意义[2]。新闻事件多涉及复杂的社会问题，包含多角度多内容的信息，网民往往对其感兴趣却又不愿或难以深入了解。网络热词具有的浓缩核心关注点与对事件化繁为简的符号化处理方式，是一种十分有效又有意味地表达事物意义的表征方式，网络热词讲究用最少的字与最有意味的方式表达最蕴含丰富的内容，从而容易被接受与传播。二是网络热词生成传播过程中网民具有积极解码并制码的特性。霍尔认为 “表征是一种意指的实践，意味着主体的 ‘主动的选择、呈现、建构和塑造，而不仅仅是现有意义的传播，更多地是使事物产生意义的积极劳动’”[3]。霍尔认为接受者的实践尤为重要，文本意义的完成更多地依赖解读实践，网络热词的生成是网民积极解码基础上再能动性地制码结果，体现着热词的创造者、传播者以及多媒体参与的合谋与狂欢，在这个过程中，复杂的新闻事件被简化成网络热词传播，接受者再对网络热词赋予复杂化的无限意义解读。三是网络热词作为一种创造出的表意符号具有霍尔强调的意义符号生成中意识形态必然会活跃渗入的特性。在表征理论涉及的诸多范畴中，“文化表征”与“政治的表征”体现最为集中[4]。在表意符号隐含意义的层面也是意识形态介入最活跃的层面，而隐含意义丰富是网络热词的显著特征。新闻行业本身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政府、媒体在新闻事件发生后，其依据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一套成熟的处理模式与报道框架对新闻事件进行评判处理或报道，而消极网络热词的创造者或传播者则依据非主流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及价值观进行对抗式解读并编码制码，两大主体各自的意识形态思维活跃地介入其中，并且这种介入与表征一样存在于整个过程，任何一种文化产品的阐释都必须涉及表征、认同、生产、消费和规则五个过程，其中表征作为最关键的环节与其他各环节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5]。当然，有时三者对新闻事件的情感认知上也是同向的。

从莫斯科维奇的“社会表征”理论而言，网络热词消极意义的生成传播一方面体现了其主要从社会文化层面探讨人们对各种现实问题的社会共识(common-sense knowledge)，以及这种社会共识对日常行为的内在规范作用。莫斯科维奇认为社会表征是集体成员所共享的观念、意向和知识，这种思想的共识形态(consensus universe)由社会产生，并由社会的沟通而形成“共同意识”(common consciousness)的一部分[6]。新闻事件发生后能迅速被创造出广泛自发传播的网络热词，佐证了热词所表达的意义激起了网民的社会共识，这一社会共识是建立在网民对待新闻事件时所具有的相一致的观念、前理解以及身份认同等心理特征之上，否则难以成为网络热词。另一方面，在莫斯科维奇看来，表征的要义是把陌生的事物用自己熟悉的先在思想框“锚定”(anchoring)与“具化”(objectifying)的方式表述出来。在新闻事件发生后，政府管理者根据自己的认知及相关外在要求“锚定”并“具化”出处理措施，媒体据此“锚定”并“具化”出新闻文本；网民亦会进入有意思的表达创造过程，在认知上会根据自己的“前理解”、刻板成见、集体记忆、阶层、身份等对事件性质、官方处理结果、媒体文本等进行“锚定”再“具化”创造出热词。

应创新融资模式，拓宽融资渠道，构建特色小镇建设项目多元投融资体系。应鼓励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项目优先考虑选择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鼓励有稳定现金流的特色小镇项目通过PPP、资产证券化融资，同时在特定条件下允许地方政府发行特色小镇建设专项债券、绿色债券，支持设立自治区特色小镇建设专项基金，支持项目业主引入保险资金等参与具有稳定收益的项目建设和运营。同时还应创新运用券商资管、信托计划、融资租赁、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与并购重组等多种金融工具进行特色小镇项目融资，大力形成和建设广西特色小镇建设项目的多元投融资体系。

面对复杂的新闻事件用简单几个字组成的热词来符号化地浓缩表意，必然带有片面性或偏差。

二、 网络热词消极意义表征具体建构方式及偏差体现

从催生带有消极意义的网络热词来源来看，一是新闻事件本身的某一特征直接催生，如 “楼脆脆”“开胸验肺”“三色幼儿园”等，二是在新闻事件发生后，因为报道或官员处理不当等因素催生，如“替谁说话”“激情杀人”“临时工”等。能伴生消极意义网络热词的多是负面新闻事件，符合主流价值观评判标准的新闻事件也会出现反讽性的热词，如“五道杠”“羊羔体”。面对新闻事件，政府、媒体注重的是塑造政府主导价值观及舆情预防控制，具有消极意义的网络热词则注重的是群体负面情绪的狂欢与民意表达，具有民间话语权抗争的特征，体现了新闻事件发生后两者对事件意义的各自建构与争夺，两种思维决定了对各自意义符号的建构易于产生对立，进而生成相对于主流价值观与新闻客观而言的具有表征偏差的消极网络热词。

解码聚焦偏差：选择性关注也是对新闻事件的重点、疑点等问题的聚焦，虽然新闻文本表达形式上追求客观明了，但因新闻事件涉及复杂的社会，往往使语义明了的新闻文本给受众带来丰富的张力性解读。新闻事件发生后，网民对政府处理方式、官员言行及新闻文本意义的积极解读与聚焦形成了对政府、媒体提供的相关信息的批判性接受，当依据这些批判性认知经验再次得出对政府及媒体的不信任时，相悖于官方主导意愿的解码偏差现象开始出现，久而久之，网民一方会形成与政府及媒体相排斥的解读框架。戈夫曼认为框架通过将事件/事物构建为有限的形式而影响人们对事物本身可能存在的多元化阐释和解读[8]。框架本身即意味着偏差偏见，政府及媒体在框架意识下处理或报道事件时偏差往往随之出现，当政府的处理及媒体的报道框架与网民的解码认知框架不一致时，二次偏差随之形成，网民在这种解读基础上对消极意义信息进行聚拢矛盾点或疑问点。

2.5 T型子宫 T型子宫也称己烯雌酚相关性子宫发育异常，是目前唯一已知病因的子宫畸形，与胎儿期受己烯雌酚等因素影响有关，可导致不孕及不良妊娠结局。宫腔镜下T型子宫矫形术用于扩大宫腔容积，改善子宫内膜血流，从而改善生殖预后。2011年,Giacomucci等[31]报道子宫畸形矫治术可提高纵隔子宫、弓形子宫和T型子宫的分娩率，其中T型子宫矫形术后足月分娩率升高最显著。对排除其他因素的不孕，以及有不明原因反复流产的T型子宫患者，可以尝试手术治疗，是否有助于增加妊娠率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另外，伴宫颈机能不全的T型子宫，可考虑孕期宫颈环扎术，预防早产及晚期流产。

从新闻事件具有消极意义的网络热词传播生成路径来看，其表征偏差也呈现了个体及群体四个方面的再现：个体及群体认知活动认知能力的再现、观念系统的再现、身份归类认同的再现，以及建构一种有误的意义符号的再现，在再现中出现的相对于主流价值观的偏差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关注选择偏差：人类具有选择性关注的特征，新闻事件往往因其新闻价值重大易于引起网民关注，当其属于负面重大新闻时关注度更高。人类的选择性关注又受其认知经验、情感、利益、地域及心理接近性等影响，因而关注不仅是对当下发生事件的关注，还有多种功利性因素渗入其中。同时，个体的关注选择也是对过去记忆及经验的再现，因而也就难以保证客观。个体只能在社会中才能获得记忆，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进行定位，而这种唤起、建构和定位记忆的文化框架，即是所谓的集体记忆或记忆的社会框架[7]。网络热词消极意义的生成传播，网民除受上述因素影响外，在获取新闻事件的相关信息时，更易于关注选择其中的负面信息，同时，网民的判断识别及集体记忆中会呈现出以往类似新闻事件的媒体报道框架以及政府的处理框架，当以往的框架与当下新闻事件的处理报道框架再次重复时，网民的负面情绪会进一步积累，导致其对负面信息的重点关注，从而强化这一符号意义而忽略舍弃其余意义。新闻信息的传播讲究客观真实，这种关注选择方式不利于全面客观了解新闻事件及其发生的内外环境，偏差于是形成。

新闻事件网络热词在传播路径上一般为：先由网民根据新闻事件的特性创造出热词。创造网络热词的网民主要有两种，一是“自由人”性质的网民，一是热衷于制造热词的“智愿者”，再由网站推广及社交媒体上运用，然后网民积极传播，最后传统媒体跟进运用，聚合形成热词效应。网络热词在造词方式上有直接挪用(如“你妈是你妈”、“你懂的”、 躲猫猫、红衣女、红蓝黄)和加工创造两大类，后者又包括：谐音(如70码对应“欺实马”、仿词(如“××门”系列、“被××”系列)、隐喻(如“自杀死”)、缩写(如“西毕生”)、借代(五道杠、表叔)等。其消极意义表征建构路径一般呈现为：关注—解码—聚焦—对抗—制码。在新闻事件发生后，网民的注意力自然会第一时间被吸引，之后对关注的信息进行解码并取舍，寻找出核心信息，通过对核心信息的聚焦及再次解读形成心理认知上的进一步对抗，最后创造出消极意义的网络热词来宣泄情绪、表达民意与温和地抗拒。

对抗制码偏差：霍尔认为解码的三种呈现形式之一是对抗式解读，解码后聚焦的关键点、疑问点也是群体性不满或不信任的要点，是生成消极网络热词的内容来源。在互联网时代当表达渠道受阻后，具有交互性的网络平台成了表达其曲意反讽与抵抗的平台，带有情绪化以及典型符号化的网络热词即应运而生，符号化表达本身意味着片面、非客观。消极网络热词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新闻事件用有意义、有意味的方式浓缩概括，负面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后，网民对这种信息的关注中往往带有对政府及媒体的“前理解”偏见，这种认知偏差激发其生成消极意义的网络热词。以莫斯科维奇的观点而言，热词生成者根据自己“前理解”、身份认同、社会文化、集体记忆等进行选择性注意及解码，然后“锚定”对新闻事件的认知，而这些要素的内涵往往又与政府管理者及记者、编辑的社会共识不同，于是出现解读制码上的对抗与偏差。网络热词既然能做到广为传播并被广泛认可，证明其包含的意义让创造者以及传播者达成了社会共识，这种共识里面可以解析出阶层认同、价值认同、集体记忆认同、意识形态认同等。

综上所述，具有消极意义的网络热词表征建构偏差及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认知规律上必然避免不了的偏差；二是对抗式解读造成网民重点关注新闻事件中的负面信息，强化负面意义而忽略其余信息以及缺乏联系整个新闻事件及上下语境的认知态度，具有“只抓一点，不及其余”的特征，易于造成偏离客观且具有情感倾向的偏差；三是这种偏差带有典型的社会共识、群体认同、阶层认同及群体极化情绪等，是一种理性与非理性夹杂的舆论。

带有消极意义的网络热词在其生成建构中虽然有来自认知规律必然避免不了的偏差，以及因对抗式解读与网络群体极化心理带来的偏差，但其共性特征是网民民意的不满与温和的抗争，是其集体性共同心理的表达。特纳认为，集体行为的产生需要某种共同心理(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思想和愤恨)，这种共同心理形成的关键是聚众中的某个共同规范的产生[16]。要纠正其相对于主流价值观评判标准而言为主的各类偏差，解决的根本途径是要在新闻事件的处理与报道中解决好信息告知的客观全面及时，“信息的真实、对权威性信息发布者起码的信任，是现代社会生活最起码的基础” [17]。并须从社会学视角出发，重视并解决好阶层、行业以及贫富等矛盾，防止社会阶层、阶层记忆、身份认同的严重对立分化，防止民粹主义滋生强化，因为这种热词的产生不仅是新闻学问题，更是社会学问题。“社会的权利、财富、教育和文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掌握在权力者手中，所以一旦普通网民有了不满和愤怒，民粹主义就会立即滋生出来。”[18]顺带产生对群体内的认同与对群体外的敌视等情绪，在新闻事件中利用消极网络热词进行曲意抵抗式宣泄狂欢与表达对抗，既是这种群体心理行为的体现，也是社会问题的体现。

三、 表征视域下网络热词消极意义建构偏差原因探源

在对抗制码上，抛开网民认知能力带来的偏差外，当网民对新闻事件的“前理解”框架正好印证了政府与媒体的处理方式与报道方式，社会又无合适表达渠道时，解读聚焦的关注点往往就成了积聚群体情绪的火药桶，群体共同意识甚至群体激化情绪会因此发生，涂尔干指出：“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12]。社会认同由三个部分组成：社会类化、社会比较和积极的区分。在新闻事件发生后，网民具有参照新闻事件把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归类的心理意识，强化其与自己的心理关联性，并在网络世界里寻找同类支持。美国传播学教授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指出：“互联网似乎成为人际传播的新选择，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无法满足或得不到满足的人在互联网上呼朋唤友，按照自我的趣味和要求，去选择他者的存在，他者就是自我的延长，是自我同类的复制。”[13]当网络热词生成者迅速“锚定”关键点并“具化”出消极意义的网络热词后，网民们便能迅速自发接受并积极传播，“强烈的群体情绪促使群体成员更加快速和高频地使用某个特定的语言，促成了流行语的产生甚至是爆发”[14]。由于网络热词能浓缩新闻事件核心要义，带有一定的极化情绪倾向，又能技巧性地用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符号建构，这也是其能迅速广为传播的因素。“极化、碎片化、浅阅读等种种网络信息传播和接受的特征，让越是简单、有力、符号化的思想片段越易于传播。” [15]

在关注选择上，当负面新闻事件发生后，作为守门人，政府处理与媒体报道上有一套长期积累而成的固定思维与报道模式，政府与媒体工作者据此处理新闻事实与报道，这也形成了政府与媒体对相关新闻信息如何关注选择的依据，因此政府与媒体在建构信息时受到多种外在制约因素导致信息的建构和再现有意或无意地脱离事件最初原貌。同理，网民在接收一则信息时，也会受到社会阶级、经济条件、教育背景、性别、年龄和族群等自身条件的影响而有不同的诠释[9]。当网民不认同政府与媒体关注选择的信息时，对抗性心理就易于出现。从政府与大众媒体应对新闻事件而言，主流价值标准与主流意识形态标准是基本指导原则，而网民往往不遵从这一准则，意识形态此刻活跃地渗入三者对新闻信息的关注选择中。对网民而言，在新闻事件相关信息的关注与选择上，其自然地会进行身份互认等心理活动，在新闻事实中对于那些对自己身份、阶层具有伤害或污名化的信息就会关注性选择，对于与自己阶层或身份相对立的当事人或现象受到包庇或规避式处理的信息，也会重点关注，“因为每个社会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或心灵的社会历史结构”[10]。

在解读聚焦上，网民对相类似新闻事件的处理以及政府的形象，在新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前已经建立有印象框架，包括可信不可信，会怎样处理，怎样报道，怎样开新闻发布会等，当官方处理与媒体报道又一次印证了已有的印象框架时，网民会出现对抗式解读，并重在挖掘背后隐藏的信息，聚焦事件的矛盾点，传播放大其消极意义。因而当政府与媒体通过一定数量的新闻事件处理报道上给网民带来“塔西佗陷阱”认知后，这种认知就直接影响其对相关信息的解读，在解读时聚焦到符合自己情感倾向、前理解或刻板成见的认知上，聚焦到网民情感认同的那一部分信息，并对之强化，从而形成消极网络热词的固定式思维、共性式生产模式等，产生主流价值认为的偏差。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具有一定时空边界的群体的支持[11]。在对新闻事件的解读聚焦中，从网民能不约而同产生相似性解读并聚焦到共同的关注点时，可以看出这种明显的群体支持。

已有研究表明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成为自然灾害风险分析的热点地区，不仅与本地区灾害频发有关，也与该地区高度的国际化水平有关[1-2，9].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因全球金融、贸易等的高速发展，使得自然灾害影响的空间波及效应明显增强[34，38].史培军等同样强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互联网、无线通信等高新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巨灾风险的时空转移提供了基础[7].

新闻事件为何会催生带有消极意义的网络热词？弄清上述几方面偏差背后的原因，也就清楚了网络热词消极意义表征建构上出现偏差的根源。

四、 结 语

针对不同层次学生水平，布置不同层次的课后作业，以保证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通过作业得到相应的训练。以第八单元为例，课后作业布置如下：

要想塑造出健康的网络环境，例如网民不再大量生成反讽或曲意抵抗的消极网络热词，还需要认识到其是一个长期的国民素质培养及国家文化环境塑形过程，鲍曼(Zygmunt Baunam)在《寻找政治》一书中说道：“个体没有现成的认同，认同需要个体自身去建构并为之负责；换言之，个体并非‘拥有一种认同’，而是面临一项长期、艰辛、永无止境的同一化(identitify)的任务。”[19]关于文化、信仰、记忆等方面的社会共识是一个长期培养熏陶的过程。

注释：

沿着小商河曲折的河道向上游走，发现小商河自西南方向先向北流，在距桥200米的上游向东折去，减缓了水势后才穿桥而过，因此，小商桥的桥墩避开了汹涌波涛的冲击，从而保证了桥的主拱基础稳定。所以，一千多年来，桥身和桥面虽有损坏，但小商桥的主体部分拱券和桥墩却从未进行过大修。

[4] 邹威华、伏珊：《斯图亚特·霍尔与“文化表征”理论》，《当代文坛》2013年第3期。

[2] S.Hall,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 2002, p.62.

[3] S.Hall,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Gurevitch, T.Bennett, J.Curran and J.Woollacott, 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ndon： Routledge, 2005, p.60.

[1] [英]斯图亚特·霍尔：《表征： 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15页。

[11]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0页。

[6] 转引自管健：《社会表征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对莫斯科维奇〈社会表征：社会心理学探索〉的解读》，《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

在“以鱼护水，以人护鱼”的长效机制下，千岛湖出境断面水质持续保持I类，入选首批5个“中国好水”水源地。更重要的是，水明如镜、碧波万顷的千岛湖里，源源不断的鲢鳙鱼成为一张金名片。数据显示，淳安向全国市场提供的鲢鳙鱼数量，从2000年的200吨增至2017年的3472吨。

那一年，国内网站上汉语诗歌写作已经进入萌发期了。榕树下、橄榄树、蒲公英……很多诗人没事的时候都喜欢到网吧去聊天、发帖子。

[7]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8] E.Goffman，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New York，NY： Harper & Row，1974, p.21.

[9] 张艳秋：《国外媒介教育发展探析》，《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2期。

[10]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7年，第50～51页。

[5] [英]保罗·杜盖伊等：《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霍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总序第3页。

[12] [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42页。

伴随我国建筑装饰装修行业的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与绿色能源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通过不断加强清洁能源的应用，利用清洁能源进行建筑室内装饰装修，能够提升大气污染与二氧化碳的控制水平，为居民营造一个更为健康的居住环境。清洁能源的合理应用，不仅能够推动我国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化发展，而且有效满足国家绿色发展需求，将其运用到建筑装饰装修当中，能够减少生态环境污染，推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设计实现生态化发展目标[4]。

[13] [美]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165页。

[14] 石晶、崔丽娟：《群体行为驱动： 流行语的社会心理分析》，《当代修辞学》2011年第6期。

[15] [英]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 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任孟山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38页。

[16] R.H.Turner,L.M.Kilian, Collective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87.

[17] 孙立平：《重建公信力关键在机制》，《经济观察报》2012年8月 27 日。

11月8日起，美国加州北部及南部爆发山火并迅速蔓延，大火范围达近4.5万公顷，山火造成31人死亡，此外还有228人失联。此次山火已成为加州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一次火灾，估计死亡人数将进一步上升。

[18] E.A.Shils, The Torment of Secrecy： The Background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Security Policies, Chicago： Dee, 1956, p.103.

[19] [英]齐格蒙·鲍曼：《寻找政治》，洪涛、周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