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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述评* ①

更新时间:2009-03-28

1.引言

2017年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继续在国内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为方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这一年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特点和前沿动态,本文在武建国、陈聪颖(2016)对2015年批评话语分析国内外研究评述和赵芃(2017a)对2016年批评话语分析国内研究综述的基础上,从研究方法、分析方法、跨学科研究、研究对象和研究成果五个方面对 2017年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特征进行梳理和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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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公众意见如何收集和分析也是一个影响刑事法治运作的难题。怎样的意见是公众意见的准确传达,新闻、媒体、网络的声音固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它们毕竟有区别。公众认同的判断极其困难的,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较深厚的物质基础来调查和证实,而且,此种事件的处理妥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公权力机关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和信誉,而负责听取并凝集民意的立法或审判某一特定案件的司法机关似乎难以胜任这样复杂的工作。

2.2017年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特征

2.1 多维度研究路径深化批评话语分析的前沿研究

批评话语分析不是话语研究的一种方法,而是一组不同的方法,其中每一种方法都是独特的,同时也是相互关联的(Wodak & Meyer,2016)。通过对2017年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文献进行梳理,我们发现,国内学者主要用到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路径既包括传统的费尔克劳的辩证—关系法、范代克的社会—认知法、沃达克的话语—历史法,还包括后来兴起的话语空间法、批评认知法、积极话语分析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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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些传统研究路径仍然受到国内学者的青睐,这些研究深化了传统研究路径的理论和应用研究。费尔克劳的辩证—关系法最早出现于《语言与权力》(第一版)中,该书把社会条件分为三个层次:社会背景(或者话语发生的直接社会环境)、社会机构(即组成更宽泛的话语矩阵)和社会整体,并提出话语是一个包含语篇、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话语事件(a discourse event),这就构成了批评话语分析的三维路径(Fairclough,1992:73)。田海龙(2017a)参照三维路径,结合具体的案例,对翻译作为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进行探讨,解析译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全过程,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路径。邱海颖(2017)以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发表的与德国统一相关的演讲词为语料,借鉴费尔克劳的三维路径,从词汇层面、语法层面和语篇层面的文本分析到话语实践,从话语实践上升到社会实践,对德国国家身份构建进行解释和阐释。社会—认知法是社会建构主义的更一般理论或哲学的特殊应用,该方法认为社会和政治“现实”是社会成员的建构(Burr,2003;Parker,1998)。鉴于社会—认知法在话语分析中的抽象性和复杂性,辛斌、刘辰(2017)系统地探讨了范代克的社会—认知法的话语观源头、核心概念及话语分析模式,推进了该研究方法在国内的发展。话语—历史法源自沃达克和她在维也纳大学的研究小组对于奥地利社会问题的研究,重视相关的历史和背景知识、论辩和一些经典的修辞范畴。赵芃(2017b)参照话语—历史法,对八篇《人民日报》“学雷锋”社论所使用的话语策略进行分析,并从互文性、使文本化和互语性对不同历史时期“学雷锋活动”话语实践间的联系进行探究,展示了“学雷锋活动”各时期的话语动因。

当今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依据时间和空间的认知及概念化揭示一种认知要素(Talmy,2000;Evans & Chilton,2010),而其中已建立的话语认知模式和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最为全面的理论是齐尔顿(Chilton,2004,2005)的话语空间理论。话语空间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趋近化(Proximization)最早由单普提出,用于分析强制模式的“9·11”事件之后的美国反恐言论(Cap,2006,2008,2010),后来被发展成为系统的趋近化理论(Cap,2013)用于语篇分析。从2017年的文献发表来看,国内学者对这一概念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宋健楠(2017)以齐尔顿的趋近化批评话语分析作为理论基础,以意向性和趋近化语义的支配和表征关系作为切入点,以英美国家三篇反恐演说为例,探讨了如何从话语/语篇参与者的角度建立态度意向作为主导的趋近化语义建构模式,这一研究阐释了趋近化批评话语分析模式的认知—心理方案。潘冬(2017)以趋近化作为理论基础,从空间趋近化、时间趋近化和价值观趋近化,对两篇政治报道如何促成话语与相关政策或者措施的合法化进行分析。

作为认知的一种功能,隐喻分析为批评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手段,使他们能够理解人们对现实的概念,并探讨特定的思想结构,特别是作为主导意识形态范式的一部分,是如何在话语中提供给受众的(Ng,2018:225)。隐喻分析和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的产物——批评隐喻分析(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简称 CMA)由查特里斯-布莱克(Charteris-Black)提出,并在《政治演讲分析:修辞、话语和隐喻》一书中得到进一步拓展,成为话语批评性分析的有益补充(穆军芳,2016b:139)。单理扬(2017)从定量分析和隐喻情节上探讨了美国主流报纸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隐喻塑造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对批评隐喻分析进行优化。刘悦怡(2017)对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反恐演讲中的概念隐喻进行批评隐喻分析,揭示演讲者的真实政治意图和立场。

三是选择好播区。今年,飞播造林选择了几种类型的造林地块,即完成整地的未造林地、整地造林的未成林地、播前使用镐头搂沟的宜林地、灌木林地、高山远山宜林地。通过苗情调查,我们认为,飞播造林地块应尽可能进行播前整地或搂沟,为种子出苗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环境,同时可以有效避免水冲使种子集中到低洼处。几种形式的地块出苗率较好的是完成整地的未造林地和整地造林的未成林地,其余依次为播前使用镐头搂沟的宜林地、灌木林地、高山远山宜林地。

生态语言学可能为批评话语分析中的理论建设做出贡献,因为所分析的各种数据可以揭示语言如何构建社会的新见解(Stibbe,2014:125)。黄国文、赵蕊华(2017)对生态话语进行综述时,探讨了生态话语、生态批评话语与批评话语分析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话语分析通过语言在现实构建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来推动生态系统中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和谐,促进生态语言学化,因此生态话语分析不能等同于批评话语分析;而目前生态话语分析主要对生态环境相关的话语进行批评话语分析,属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范畴,又称作批评生态语言学。李美霞、沈维(2017)对国内外生态语言学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回顾,并对未来生态语言学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两位学者指出,生态批评语言学是生态语言学的常见主题之一,包括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和语言系统生态批评,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话语分析可以参照以上途径,探究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话语分析模式。

认知语言学是面向费尔克劳所说的“解释阶段分析”,其中涉及“更多的心理学和认知问题”(Fairclough,1995:59)以及读者如何建构意义(Hart,2010)。鉴于此,国内学者从认知语言学的不同视角对批评话语分析进行考量。张辉、罗一丽(2017)运用认知语法的行为链,以《中美军事积分卡》为例,对战略情报话语的小句组织方式和情境植入进行批评认知分析,该研究是将认知语法与批评话语分析融合研究的开拓性尝试。徐中意(2017)分别以美国、英国和伊朗前总统的政治演讲稿作为语料,提出认知情态的认知—功能分析框架,阐释政治语篇中认知情态的话语功能,揭示这些语篇所暗含的权势关系及演讲者的意识形态和话语策略。郭彬彬(2017)对中国和意大利主流报纸的环境新闻报道进行了批评认知分析,对中意环境新闻语篇的认知机制进行探讨,提出中意环境新闻语篇的话语策略,通过中意环境新闻语篇认知机制与话语策略的互动关系解读,为环境新闻语篇的认知话语分析提供参照。此外,多模态与认知方法相结合主要关注电影、广告和动画等媒介中语言的隐喻,特别是视觉隐喻如何用于影响人们对于特殊现象的感知(Charteris-Black,2014)。多模态认知分析目前已用于批评话语分析,国内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一转向并对此进行相关研究。潘艳艳、郑志恒(2017)通过对比中美征兵宣传片,对国防话语进行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两位学者运用认知—功能分析法,以隐喻和转喻作为分析基础,从叙事模式、话语策略及意识形态差异三个方面对中美征兵宣传片进行了对比分析,为多模态与批评话语分析的接面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参照。以上文献从认知语言学的不同研究路径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探究,具有很强的开拓性和前瞻性。

2.2 分析方法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

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原理和分析策略都得到广泛引用,这在2017年国内批评话语分析文献中也有突出表现。黄国文(2017)在探讨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生态语言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些理论和概念能够辅助所研究语篇的语言分析以揭示其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含义,强调系统功能语言学对批评话语分析乃至生态批评话语分析的重要语言观和方法论意义。汪徽、辛斌(2017)以范代克(van Dijk,2008)明确指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理论的六个问题作为切入点,结合相关的理论和概念作为支撑,对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的批评一一进行评述,认为范代克的批评大部分是有理可循的。

语境也是批评话语分析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沃达克(Wodak,2014)提出语境分析的四个等级:直接的共同语境;文本借鉴的其他文本和话语;语篇生产、分布和接收的条件和情景化;更宽泛意义上的社会构成。沃达克还强调了互文性和再情景化,即一个文本的要素被合并到另一个文本中,这就不可避免地把新意义创造到再情景化的要素中,使其成为操控的可能。国内研究者已经意识到语境研究对于批评话语分析的重要性,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研究。

田海龙(2017c)指出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实践,根据伯恩斯坦的纵向话语和横向话语,结合再情景化这个概念,提出了纵向再情景化和横向再情景化,并以此来探讨社会实践网络中各个社会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纵向再情景化通常在某一特定社会生活领域的不同社会实践之间发生,是单向的、具有等级特征的,起到支配和规范的社会实践作用;横向再情景化通常在不同的社会生活实践领域中的社会实践发生。该研究从全新的视角解读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辛斌(2017)对后现代语境下批评话语分析的相对语义观和动态辩证方法论进行探讨,这是该作者“后现代语境下的批评话语分析”系列论文的第三篇。作为后现代语境下的产物,批评话语分析坚持建构主义的观点,倾向于用不同的方式对同一语篇进行分析;作为一种“有态度”的话语分析(van Dijk,2001:96),批评话语分析有自己的反思和批评立场;由于兼具动态辩证性,批评话语分析重视语言在后现代社会变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纪卫宁、郭飞(2017)探讨了体裁互文性的概念渊源和三个类别,从社会文化变化、批评性体裁分析两方面对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体裁互文性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指出目前体裁互文性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今后研究既要兼顾语言内和语言外研究,又要关注中国的再语境化。

会上,公司安监部(应急指挥中心)通报了“三种人”和《安规》调考的情况,与会人员听取了楚雄、普洱、德宏、怒江供电局,大理巍山5家供电局就“三种人”管理的专题交流,普洱供电局“三种人”代表谈了个人感想,玉溪供电局分享了安全文化建设的经验,普洱思茅供电局六顺供电所从切身体会出发,汇报了在供电所安全管理方面的工作,最后公司参会各部门进行发言。会议现场大家还共同观看了昆明供电局的安全文化微电影。

语用学是最早将语言学中的语言和语境联系起来的尝试之一,它将语言运用视作行动,这在原则上也是与批评和社会相协调的建构主义话语方法(Polyzou,2018:204)。国内学者已开始尝试运用语用学的分析方法辅助批评话语分析。陈新仁(2017)运用语用学、评价理论和体裁的分析框架,以国际核心期刊论文作为语料,从批评对象、批评维度、批评态度、批评策略和批评强度建构学术批评话语框架,这一研究对提高二语学术写作学习与教学效果非常具有建设意义。

在该装置的内部,包含一个蓄电池、抽气泵、气体传感器、气体凹槽通道、信息处理系统等,因为SF6气体的密度大约是空气的五倍,因此空气经过长凹槽时SF6会通过长凹槽下沉到隔离板下方,隔离板下方的气体传感器会检测GIS设备内的气体的浓度通过控制面板将其显示在显示屏上。其内部结构如图一(b)所示。

批评话语分析与翻译研究在 2017年国内批评话语分析文献中呈现出互动、互融的势头。胡开宝、孟令子(2017)从概念界定、属性、主要特征、研究内容、意义等方面探讨了描写性译学和批评话语分析有机融合的产物——批评译学。批评译学以描写性译学为框架,参照批评话语分析的相关理论,阐释翻译与意识形态间的互动关系。以此为基础,胡开宝(2017)对语料库翻译学与批评译学的融合产物——语料库批评译学进行介绍。语料库批评译学以语料库文本分析为基础,参照批评话语和描写性译学的相关理论,坚持描写与解释相结合,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并举,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郭庆民(2017)对学术翻译理论和实践与批评话语分析核心理念(如话语、权力、意识形态等概念)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阐释,就学术翻译应注意的问题进行讨论,提出一些学术翻译可行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为学术专家和英语专家齐心协力,全面提升学术翻译质量提供启示。田海龙(2017b)从超学科视角提出中央文献英译的话语研究范式。超学科出自费尔克劳的跨学科分析,指的是两个学科间的互动和相互作用以推进各自发展。如果以上研究属于批评话语分析与翻译的理论研究,那么以下文献则侧重对具体翻译文本进行批评话语实践研究。陈勇(2017)基于再情景化理论,对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英译进行探讨,认为为了避免原文意义在新的语境中被曲解,译者应发挥其主体性,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以保证译文读者能准确理解原文意义。尹佳(2017)运用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实践,以英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作为语料,对外宣文本翻译中译者的能动作用进行解读、商讨与建构。

2.3 批评话语分析的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

除了人类学研究之外,批评话语分析还涉及广泛的领域,例如商业研究、地理、健康研究、媒体研究、心理学和旅游研究等。从这一点上来看,这是一个具有很强跨学科性的学科(Flowerdew & Richardson,2018:1)。2017年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另一显著特征便是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这些学科涉及社会学、翻译学、政治语言学、生态语言学和历史学等。

批评话语分析在社会科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原因在于,它承认语言使用与语境和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一背景下,“做”批评话语分析需要对语言进行尽可能多的反思,这就意味着要理解社会(Fairclough,1992)。2017年,国内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者从社会学的不同视角对批评话语分析进行诸多接面研究。在已有的对批评话语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探讨的基础之上(苗兴伟、穆军芳,2016),田海龙和赵芃(2017)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批评话语分析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两位学者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指出批评话语分析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语言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何少娴、尤泽顺(2017)从历史维度提出布尔迪厄的实践社会学对批评话语分析(特别是对于费尔克劳的辩证—关系法)具有重要影响。布尔迪厄提出的建构主义结构观为批评话语分析构建话语与社会关系提供基本理论框架;他就惯习和场域的探讨使批评话语分析明确分析应侧重场域;他的符号权力学说提出的一些概念,如“合法化”“权威”等,已经在批评话语分析中得到广泛运用。实际上,权力问题是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在这方面,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诸多研究。张丽萍、丁天会(2017)借鉴福柯的空间与权力理论,对古代县衙法庭空间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指出法官话语权力在司法话语体系中的非中心性,为庭审话语的全面理解提供参照。王晋军、刘笑元(2017)通过分析中国家庭的日常会话,发现家庭会话中的问句不仅是实施权力的重要方式,还呈现出显著的特点。赵芃(2017c)通过分析广告中语言暴力的温柔实施,揭示出广告通过特定的语言手段影响消费者的知识构架和控制消费者的购买行动。李艺(2017)以中英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生的语言交流作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语言实践构建权力关系的途径及这种权力关系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影响。

边缘话语(margin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MDA)由丁建新教授(2010)在国内首次提出,关注话语和文化中的不平等性,是以社会关切作为基础的后现代主义话语分析范式。因此,对边缘话语的关注展现了批评话语分析对社会的关切。唐子茜(2017)以边缘话语作为分析方法,对《水浒传》两个译本中反语言所呈现的社会文化内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沙博理的英译文更能体现出《水浒传》中反语言的社会和文化内涵。这一研究是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的有益尝试。

政治话语的批评话语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政治话语研究和政治话语分析。二者均聚焦语言在塑造政治或者被政治塑造中的作用,然而前者以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作为出发点,而后者的特征是使用应用语言学(Hart,2014:2)。目前国内学者多是使用第一种方法对政治话语进行批评话语分析。王磊(2017)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对美国战争话语的类别、范式变化和话语规范进行探讨,这一研究为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王野(2017)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对中俄国家领导人讲话中的互文现象对比分析,发现在互文形式上,中俄领导人都注重引用国内外名人话语来表达思想;在互文内容上,俄罗斯领导人更注重宣传“俄罗斯新思想”,展示自由、民主、值得信赖的伙伴形象,而中国领导人通过本国传统文化,塑造一个负责任、和谐民主的大国形象。田伟琦(2017)从词汇选择、被动句和互文等方面对2016年日本防卫白皮书中的涉华内容进行批评话语分析,旨在揭示日本政府如何通过话语表征来建构“中国威胁论”的意识形态。杨漪漪(2017)对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涉朝问题的施政演讲进行批评话语分析,着重分析演讲中涉及的主题、所使用的话语策略,旨在揭示安倍如何运用政治话语来传播其特定的意识形态,从而获得民众的支持。郭旭、欧阳护华(2017)选取两则中美官方危机话语作为语料,提出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分析框架,从宏观和微观对比分析中美官方危机话语的人际意义协商和建构,阐释双方在文化价值观和官方政策的差异性。

积极话语分析由马丁 1999年在伯明翰举行的“批评话语分析核心团体”中提出,其灵感来自克莱斯(Kress,1996:15-16)对批评话语分析焦点的批评,并呼吁“从解构主义转向生产劳动”。由此可见,虽然积极话语分析与批评话语分析的焦点不同,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话语和语篇的繁荣和发展。刘纯(2017)以批评话语分析和积极话语分析的共现关系作为理论基础,选取美国国情咨文中涉华部分作为分析语料,对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形象建构进行批评话语分析,从而证明美国对华策略及其特定的政治意图。

批评话语分析的历史学分析方法试图揭示所接受和归化的隐藏假设历史记录,特别强调其阐述中所使用的语言(Flowerdew,2012:17)。依据这一分析方法,林燕(2017)以《柳如是别传》中河东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事件作为语料,分别从语义态度、道德观及其当下历史价值进行批评话语分析。这一历史文本研究将为话语分析研究注入新的研究活力,推动历史文本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2.4 研究对象聚焦社会热点问题特别是本土热点问题

与人类休戚相关的生命和死亡问题已成为批评话语分析的热点话题。王景云(2017)以定位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探讨一名肿瘤医生在病人临终和死亡叙事实践中的职业认同变化。陈艳清、高一虹(2017)将联想组合分析法和访谈法相结合,对在校大学生及其家长这两代人对“安乐死”“尊严死”的死亡态度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学生持更宽容的态度,而家长更注重法律和伦理的约束。高一虹、张雨涵(2017)基于语义区分量表,辅助以访谈录音,选取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同地区的大学本科生,探讨大学生对“自杀”的心理意义建构,这一研究将对高校的生命教育提供参照。孟玲(2017)以北京某高校生死教育课上就自杀讨论的录音作为语料,运用民族志的方法探讨多元声音的对话性及其建构出的生命意义。

通过文献分析,我们发现,2017年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对象中尤为突出的是本土热点问题,例如网络暴力、老年身份建构、教师身份建构、中国国家形象、中国妇女形象、生命和死亡问题、医患会话、高考外语改革等。

从早期的批评语言学时代到批评话语分析时期,媒体领域的批评话语分析是国内批评话语分析应用最为广泛的领域(穆军芳,2016a:32)。通过对2017年的文献进行考察,我们发现国内学者对本土化媒体领域的批评话语分析十分重视。将费尔克劳、沃达克和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相结合,刘文宇、李珂(2017a)提出网络语言暴力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探讨网络语言暴力的事件—过程及驱动机制和社会操纵过程,为更好地揭示网络语言暴力提供借鉴。以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认知法为基础,结合集体身份建构和话语策略相关理论,刘文宇、李珂(2017b)借助质性分析工具,对老年人相关报道的报刊和微博进行对比分析,旨在探讨不同媒体类型对老年人的集体身份在话语建构上的差异性。刘文宇、毛伟伟(2017)选取《人民日报》和“新浪微博”中与教授相关的语料作为研究对象,对教授集体身份进行批评话语分析。刘熠(2017)通过分析教师为主题的时政漫画中多模态隐喻,揭示出时政话语对于教师身份的建构途径,从而唤起媒体和公众对教师形象的正确理解。颜琪琳、李勇忠(2017)以范鲁文的社交网络为基础,对中美主流媒体就天安门金水桥事件的新闻报道进行批评话语分析。

国家和个人形象建构问题也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朱桂生、黄建滨(2017)借助费尔克劳的三维研究路径,从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对BBC纪录片《中国的秘密》进行批评话语分析,发现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青年形象的建构上失之偏颇,提醒中国受众要正视外媒报道。潘艳艳、董典(2017)选取美国主流媒体就中俄军演的新闻报道作为语料,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借助评价理论和新闻的互文性,探讨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和大国关系建构的话语策略,发现这些主流媒体倾向于使用隐性评价意义的表达。王楠楠(2017)通过分析俄罗斯媒体对北京奥运会的新闻报道,探讨俄罗斯背景下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和途径,为我国国家形象的对外自塑和他塑的和谐提供一定的参照。以女性为研究对象是国际批评话语分析(2006—2015)的一个显著特征(穆军芳、马美茹,2016:150),目前有国内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热点对象。李娜(2017)以《人民日报》在妇女节刊发的社论评论作为语料,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女性形象建构进行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女性形象的变化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基本是同步的。

批评话语分析的显著特征是通过话语分析来揭示社会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改进问题的相应策略(Fairclough,2010:9)。

其他领域的社会热点问题也备受关注。谭晓风(2017)把不同科室医生和患者的对话录音转写为语料,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相关理论,对医生的身份建构和语言表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指出在具体的门诊会话中医生需要根据不同情况转变角色,医生要具备互动的身份建构意识,注重语言在身份建构中的作用,从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张天伟、高新宁(2017)以国内备受关注的高考外语改革政策作为案例,从批评认知视角对语言政策话语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框架进行探讨。杨党芳(2017)基于费尔克劳的话语实践法,探讨新闻报道中空巢老人的形象建构,指出媒体的报道影响公众的认知。

2.5 期刊专栏、研讨会助力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

2017年国内有关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专栏和研讨会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

《外语研究》2017年第6期刊载了由南京师范大学张辉教授主持的“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专栏研究团队文章,从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互动的视角对不同的分析语料进行探讨,展现批评话语分析的认知转向。《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刊发了由天津外国语大学田海龙教授组稿的“话语与中央文献英译研究”专栏,对新时代中央文献英译研究进行批评话语分析,展现批评话语分析与翻译学的互动、互融研究。田海龙教授还在《语言学研究》组织“话语与权力关系研究”专栏,特别强调批评话语分析不是以语言问题为出发点,而是关注社会问题,其对社会问题的探究要以话语分析为基础。他还强调,进行批评话语分析,首要的是对具体的社会问题进行个案研究,这不仅比建构宏大的理论对批评话语分析更为重要,而且也是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建构的基础(田海龙,2017d)。《东北亚外语研究》2017年第2期刊登了由大连外国语大学刘宏教授主持的“政治语言学研究”专栏,运用话语分析的不同研究方法对政治语言学进行多角度探析,丰富了该领域研究。《话语研究论丛》2017年第1辑刊登了由北京大学高一虹教授组稿的“死亡的意义研究”,表明批评话语分析不只是“批评”,更是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切。以上的专栏研究分别从认知语言学、翻译学政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视角对不同语料进行批评话语分析,这些研究必将推动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繁荣发展。

除了专栏研究之外,学术研讨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作用。2017年3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举办的“2017当代语言学前沿:语言、社会及意识形态”研讨会,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研究的相关热点问题进行探讨。2017年11月在华东交通大学(江西南昌)成功举办的第七届“当代中国新话语”国际学术研讨会(每两年举办一次),汇集国内外200多名话语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国内外语期刊主编和中青年学者,主旨发言结合小组平行发言就话语研究领域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进行探讨,为国内新话语研究的深入发展献计献策。这些颇具影响力的话语研究学术会议每年或隔年成功举办,充分展现了国内相关科学研究机构对话语研究的高度重视。

3.结语

本研究从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路径、分析方法、跨学科研究、研究对象和研究成果五个方面,对2017年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特征进行梳理分析,研究发现如下特征:第一,传统研究方法如辩证—关系、社会—认知、话语—历史及后起的研究方法如话语—空间、批评认知法和积极话语分析等都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这些多维度研究路径深化批评话语分析的前沿研究;第二,分析方法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等分析方法推进批评话语分析的蓬勃发展;第三,批评话语分析与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翻译学、政治语言学、生态语言学及历史学等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第四,研究对象聚焦社会热点问题特别是本土热点问题,如网络暴力、老年身份建构、教师身份建构、中国国家形象、中国妇女形象、生命和死亡问题、医患会话、外语教育改革等;第五,研究成果通过期刊专栏和研讨会等得以展现,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蓬勃发展。相信在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之下,批评话语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将会进一步发展,也会在国际学术界展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 该文原发表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120-133页。

② 国内还有部分学者将其翻译为“邻近化”,为了保持术语一致性,我们在本文采用学界较多的译文“趋近化”。

信息研判的平台建设,是信息集成的必要途径,是整合信息并得以功能化的必备基础。虽然信息研判平台建设取得初步成果,但在基础数据的扩张、专业信息应用平台、信息研判方法及信息战法探索等方面需要进行进一步深化。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所教授赵荣光提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也是食材、食品与饮食文化之路,是人类饮食文明之路,而当前的“一带一路”也是“舌尖上”的“一带一路”。我国食谱因此更加丰富多样,既有土耳其的无花果干、越南的咖啡、斯里兰卡的红茶,也有意大利的葡萄酒、奶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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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军芳
《话语研究论丛》 2018年第01期
《话语研究论丛》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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