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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自然的迹化——道家的书法功能观念及其美学追求

更新时间:2009-03-28

现代学界普遍认为,在影响中国文化发展脉络的几种主要思想体系中,道家是最富有艺术气质和审美追求的。徐复观说:“老子以至庄子,在他们思想起步的地方,根本没有艺术的意欲,更不曾以某种具体艺术作为他们追求的对象……但是,若不顺着他们思辩的形上学的路数来看,而只从他们由修养的工夫所到达的人生境界去看,则他们所用的工夫,乃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修养工夫;他们由工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本无心于艺术,却不期而然地会归于今日之所谓艺术精神之上。”[1]李泽厚干脆断言:“庄子的哲学是美学。”[2]叶朗认为,“老子美学是中国美学史的起点”,“在先秦哲学家中,庄子的性格最富于美学的意味……庄子的很多哲学命题,同时就是美学命题”[3]。陈鼓应说:“道家的艺术心态,可调剂法家的泛政治主义与儒家的伦理绝对主义。”[4]可见,道家思想的艺术倾向、审美价值和美学影响引起了现当代众多学者的共同关注。美学的一个重点内容或主要构成就是艺术哲学。道家思想作为一种艺术哲学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其春风雨露当然也沾溉及书法。

一、“道法自然”的观念

道家的思想发展曾经出现了两个高峰时段:一个是先秦道家,也就是老子和庄子的原始道家思想;一个是魏晋时期的新道家,也就是魏晋玄学。道家以“道”为自己的核心范畴。道,可以指无,也可以指自然。道家的思想尤其是老子思想有时甚至直接被称为自然哲学。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子的宇宙系列中,人、地、天之间存在一种递进关系,但是它们最终都要依循于道、统一于道,而道必须效法自然。

“自然”和道一样,是道家的核心范畴之一。在先秦文献中,“自然”一词没有它在现代汉语中涵盖客观世界实存物质的“自然界”的意思。在《老子》一书中,曾经有五处提到自然《老子》十七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二十三章:“希言自然”;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五十一章:“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六十四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据陈鼓应的梳理分析,它们的含义并不是多义的、分歧的,而是相同的、一贯的。陈鼓应的阐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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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道法自然”,是说道以它自己的状况为依据,以它内在原因决定了本身的存在和运动,而不必靠外在其他的原因。可见“自然”一词,并不是名词,而是状词。也就是说,“自然”并不是指具体存在的东西,而是形容“自己如此”的一种状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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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自然,就是指天、地、事物、人自己如此的那么一种状态或者性质,也就是自性。所谓“道法自然”,就是道必须遵循自身的本性。魏晋时期,经过向秀、郭象等人的阐释,道家“自然”概念的含义又有新的扩展。郭象注释庄子时认为,天地万物无时不在变化之中,如果一味执守过去的旧有制度和事物,那也是一种矫情,也是不自然的。这种观点相当于在儒家和道家之间建立了一种调和:儒家的礼乐之道一旦被人们广泛接受并实践于日常生活,就会成为一种约定俗成,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新的自然或曰“第二自然”。不过,向秀和郭象的阐释并不是魏晋玄学的全部。魏晋玄学对“道”和“自然”的理解还有另外一种思想进路。《列子·杨朱》篇鼓吹的任情恣性的思想、西晋灭亡后中原士人南渡后普遍的悲观情绪、魏晋时代兴起的“清谈”之风都催生了人们放任自我、追求畅神适兴的风流浪漫情怀。这种风流浪漫情怀不仅通过追求酒色等诉诸感官的身体刺激求得排遣,还更多地通过山水留连、音乐欣赏、书法挥运等诉诸心灵的审美活动获得表达。这种对自我身体和心灵的放纵抒情,同样构成魏晋士人的自然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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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家书法追求自然风流的审美理想

魏晋时代是中国书法的一个高峰期。从南朝虞和的《论书表》、袁昂的《古今书评》到唐代孙过庭的《书谱》,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四人逐步被书法批评家们认定为书法中的“四贤”。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说,四人中的前二位张芝、钟繇对后世书坛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后来居上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从唐宋到明清,被一步步偶像化的“晋字”,就是指书法史上以“二王”父子为代表的神话般的巅峰时段。“晋字”在书法史上所获得的尊崇,类似于诗歌史上的“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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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书法被誉为尽善尽美的完美典型,王羲之其人被历代书法家推为“书圣”,这样的推崇源自于儒家和道家两派的合力筛选。而王羲之在书法艺术中则主要受到道家思想和道教信仰的影响。这种影响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文艺创作中,都获得充分的体现。《世说新语》有多处记载王羲之轶事,如“容止篇”记“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如惊龙”、“雅量篇”记其“东床坦腹”的故事。《晋书·王羲之传》的记载更加详细:“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性爱鹅,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能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其任率如此。”“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5]王羲之留有多篇书论,这些文章的作者究竟谁何,一直存在争论。《记白云先生书诀》见载于南宋陈思编辑的《书苑菁华》,是署名王羲之的书论中面世最晚的一种,同样是来源可疑的篇目。该文假托王羲之名义记录了“紫台真人”对自己的书法传授,实属故弄玄虚的无稽之谈,但是文章中所述的句子凝聚了后人关于王羲之形象的揣摩与想象。文中说:“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刀圆则润,势疾则涩;紧则劲,险则峻;内贵盈,外贵虚;起不孤,伏不寡;回仰非近,背接非远;望之惟逸,发之惟静。敬兹法也,书妙尽矣。”[6]这样的书法观念,将王羲之与神秘的紫台真人叠映在一起。

在道家书法类似的追求面前,历代书法家精心构筑起来的传统经典谱系遭遇动摇和颠覆,不再拥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和地位。

极端推崇自然的倾向不断向艺术领域渗透的结果是:书法家们越来越注意珍惜并维护自己的个性,自信而频繁地尝试走出一条彰显个性的创作道路——书法成为自然的迹化。南朝齐梁时期的文学家兼书法家张融(444—497)的故事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张融擅长草书,经常自彰其能,齐高帝在讨论书法时对他说:“你的书法确实很有骨力,遗憾的是没有‘二王’的法度。”张融的回答出乎意料地石破天惊:“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7]这样的回答对于敬畏传统、尊重晋人的书法家们来说是出乎意料、大胆狂悖的。据史书记载,张融个性独特,不仅形貌矮丑,而且举止怪诞,对道家和佛教理论都有深入研究并有所著述,其思想观念没有被儒家的道统所限制。如果说张融的故事只能代表书法创作家的艺术追求,那么唐代张怀瓘的想法则代表了书法理论家的思考。张怀瓘在《六体书论》中说:“如人面不同,性分各异,书道虽一,各有所便。顺其情则业成,违其衷则功弃,岂得成大名者哉!”[8]这是告诫人们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切勿屈己从人,不仅要寻找和发现个性,而且要顺遂和张扬个性,否则就不可能取得书法事业的成功。

三、道家书法对书法临摹途径的蔑视和排斥

张怀瓘的主张还顺理成章地发展出对临摹的重新认识。在书法艺术中,临摹自古以来被人们视为学书的基本手段。在迄今所知最古老的汉字甲骨文中,就留有临摹的痕迹。大多数书法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视书法传统为圭臬,以临摹前人法书为学习书法的不二法门。但是,受到道家影响的书法家们却思想解放,不按常理出牌,他们对临摹自有一套自已的看法和做法。既然推崇自然,强调各人自具个性,而人性又各有不同如其面,那么为什么还要苦心孤诣地模仿别人呢?清代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说:“作书要发挥自己性灵,切莫寄人篱下。凡临摹各家,不过窃其用笔,非规规形似也。近世每临一家,止摹仿其笔画;至于用意入神,全不领会。要知得形似者有尽,而领神味者无穷。东坡自谓悬书壁间观之,所取得其大意。正指此也。若赵承旨,不能补米颠《海月赋》,则转为临摹所困矣。”[9]这段话强调的意思有好几层:第一,发挥自我的性灵才是最为重要的,临摹属于寄人篱下的做法,千万不要这样做。第二,即使要临摹他人之作,也仅仅是为了获取其用笔方法,不是斤斤计较地追求和临摹对象在外形上的相似。第三,晚近的人们在临摹方面是存在巨大误区的,只重视对临,而不重视意临;对临是浅显的,而意临可以无穷地深入下去。据朱和羹的看法,苏轼将书迹悬挂在墙上揣摩的做法比赵孟頫追求形似的亦步亦趋的临摹要高超得多。赵孟頫追求形似的做法是存在很大弊端的,当他想补写米芾作品的残缺部分时,他难以顺利地完成,就是有力的证明。

被世俗趣味所排斥的美感,往往反倒成为崇尚自然的艺术家们追逐的目标。例如笨拙。南帆曾经谈到:在某些传统思想家那里,“笨”不一定是一个贬义词。从讷于言而敏于行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笨”是许多思想家所推崇的品质。很大程度上,“笨”与踏实、忠厚、可靠、谨慎联系在一起。他们赞许的是耐心和恒心,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笨功夫。过分机灵的人往往喜欢耍弄一些花拳绣腿,至于巧言令色、夸夸其谈、八面玲珑的人多半是一些奸诈之徒。这些思想家不信任那些制造奇幻的玩艺儿,“奇技淫巧”一词表明了他们的鄙夷之情[15]。作为对老子提倡的“大巧若拙”的响应,南帆所说的这种笨拙感觉,曾经被追求自然、追求个性的书法家竞相表现。再如“朴”。“朴”的本义是指未经加工雕琢的原木。人们通常喜欢润泽、流利、圆滑、光洁之物,“朴”常常是不受待见的,但是很多书法家却竭力在书法中表现朴、追求朴。翁方纲说:“拙者胜巧,敛者胜舒,朴者胜华。西汉之文近质,故胜东汉;马史之文用疏,故胜班史。画家亦曰:逸品在神品之上。故太璞不完,胜于雕琢也;太羹不和,胜于淳熬也;五弦之琴,清庙之瑟,胜于八音之繁会也。……书,小技也,而精其义可以入神。宋、元、明以来,品书者未必皆知道也。”[16]按照翁方纲的意见,原生态的“朴”胜过人工打造的“华美”,凡是不理解这种对事物自然的追求,就属于不理解、不认识“道”,就不可能被归入翁方纲所认可的高尚的书法行列。

在道家的观念之中,对自然、对个性的推崇不仅在创作领域得到遵循,在观察对象、欣赏书法的审美接受过程也同样如此。

北宋文豪苏轼经常应一些人物画家的邀请,配合他们创作自己的肖像画。宋代的这种绘画做法,与当代美术教育中人物写生训练时选用模特的方法是相同的。那种静坐不动的姿势让苏轼不舒服,那种盯视对象直接描摹的方法也让苏轼不以为然,于是他抱怨道:“画像和相面这样的事,要想捕捉到对方的天性,办法应该是躲在众人中悄悄观察他的举止,现在竟然是让人整整齐齐地穿衣戴帽静坐不动,专注地凝视一物,一副面容严肃态度矜持的样子,那还怎么可能观察到他的天性呢?”[10]苏轼说的是写真造像,清代刘熙载则把苏轼的意见发挥到书法中来,并进一步补充说,观摩一个人的书法最好是选择观摩其行书和草书,因为在行书和草书会显露出人的天性,不易伪装成苏轼所描绘的那种“敛容自持”的样子[11]

要想在书法上达到那种天性释放、自然浑成的状态,当然是非常不易的,不仅需要过人的悟性,还需要人生与艺术的漫长修养。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出了“人书俱老”的命题:“若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思则老而愈妙,学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时。时然一变,极其分矣。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12]梁巘说:“古人于书,大抵晚岁归于平淡,而浑含收敛,多若不经意不用力者,无复少年习气矣。”[13]赵之谦说:“书家有最高境,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绩学大儒,必具神秀。”[14]“绩学大儒”通常是那些天姿超人而又阅历百家、穷原竟委之人,这样的人则可能超越遮蔽,不再被世俗的规则和陋习所蒙蔽——王安石曾对苏轼说:“礼岂为我辈所设?”王安石的意思是,他和苏轼这样的大儒早已窥破了礼俗的真相,挣脱了各种社会规则的束缚和传统观念的限制。“三岁稚子”则尚未被尘俗作浸染。这两种人,前者是恢复了自然,后者则是保全了自然。

为了达到最佳创作状态,书法家们通常效法天地,因为天地大化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自然的状态,张怀瓘《书议》道:“无为而用,同自然之功;物类其形,得造化之理。皆不知其然也。”[19]书法家们还要努力摈弃各种干扰因素。黄庭坚在另一则题跋上谈到了苏东坡的创作状态,他说:“东坡居士极不惜书,然不可乞,有乞书者,正色责之,或终不与一字。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义味,真神仙中人,此岂与今世翰墨之士争衡哉?”在创作中,还要尽可能排除事后的修改,赵宧光在《寒山帚谈》拾遗中说:“字须一笔成就乃佳,若以点缀飞转补其前失,即是伪物,况可独藉肥瘠秾纤瞒人耳目乎!是以不具胸中完字,必毋动笔。”[20]

四、道家书法对传统书法经典谱系的颠覆

强调个性、放任自我的结果是对个人意志的解放、对各种各样独特风格的宽容。道家崇尚自然的观念对书法的渗透激发了书法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凭借自己的胆识和智慧,创作出各种奇思妙想之作。这些作品往往并不与既有的经典相容,也不与众人的趣味相容。在书法史上,他们特立独行、大胆尝试,既有可能演变出荒率怪诞、非驴非马的怪物,也可能成就独出机杼、别具特色的崭新开拓。

元代的杨维桢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杨维桢的书法,像他的人品和诗文一样,被人们视为标新立异。他的书法,将章草、隶书、行书三种书体熔汇在一起,并大胆发挥、肆无忌惮,尤其是草书作品,显示出放浪形骸、忘怀得失的气概。明代书画家吴宽在《匏翁家藏书》中描绘其书为“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笺,倒载而归”。“大将班师,三军奏凯”显示出其书中蕴含的大气磅礴、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破斧缺笺,倒载而归”则描绘了其书中残缺不全、不堪入目的邋遢外表。“扬州八怪”中的金农是另一个例子。金农的隶书在运笔上经常运用横粗竖细的对比手法、在行笔的末尾经常夸张銛锐侧掠的恣肆情调,加上沉重的力量感和朴拙气息,共同交织成一种斩钉截铁的惊人胆魄。

清代郑板桥的书法故事也是这一思路的注解。相传郑板桥勤奋地临摹诸家法帖,连睡觉时都临摹不辍,他东横西划的手指落在夫人身体上,夫人被打扰醒来后说:“人各有体!你何不自用自体?”这句话让郑板桥幡然醒悟,于是尽弃法帖,自创风格。郑板桥后来的“六分半书”确实属于书法史上一种新颖独特的破体尝试,关于其风格来源,坊间的传说究竟是否属实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背后透露出的心态:故事的创作者和传播者都乐意借此表达对艺术家独特个性的欣赏、珍惜、期待。这种心态与儒家强调勤奋不懈地学习前贤经典法帖、不断约束和改造自我个性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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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样品检测结果的准确度,需要对水质分析结果主要阴、阳离子平衡进行核算,当其当量浓度差值比在5%以内时[10],则认为离子平衡,检测结果有效,否则重新测定。

五、道家书法追求解衣磅礴的创作状态

崇尚自然的书法家追求的创作状态也是与众不同的。

[11]刘熙载.艺概·书概[M]//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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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必须真实。随性则容易做到真实,达到自我的统一。但是,随性并不容易做到,如果修养不够、定力不足,在外界的诱惑和自我的魔障干扰下,书法家可能会偏离自我的本真状态,这时,有必要借助于外物的帮助——比如酒和药物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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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伟东 湖北美术学院美术学系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0.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178.

[3]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9,106.

[8]张怀瓘.六体书论[M]//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214.

[5]房玄龄.晋书(王羲之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098-2101.

[6]王羲之.记白云先生书诀[M]//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37-38.

[7]李延寿.南史(张融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835.

[4]陈鼓应.老庄新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318.

[9]朱和羹.临池心解[M]//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733.

[10]苏轼.书陈怀立传神[M]//许伟东.东坡题跋.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312.

语文教学可以说是小学教学中比较重要的一门学科,所以农村学校对于语文教学也比较重视,但是我国目前的农村小学语文教学中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需要改善,包括教学方法单一,教学内容枯燥,缺乏对于学生的重视等等。这些问题是我国农村小学现在教学的现状需要进一步的解决。

第一,必须随性。苏东坡在《论书诗》中说:“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17]黄庭坚在一次题跋中谈到:“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较工拙与人品藻讥弹,譬如木人,舞中节拍,人叹其工,舞罢则又萧然矣。”[18]

[12]孙过庭.书谱[M]//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29.

[13]梁巘.承晋斋积闻录[M]//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522.

[14]赵之谦.章安杂说[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3.

[15]南帆.快与慢,轻与重[M]//南帆.优美与危险.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39.

1.物理是一门对高中生逻辑思维能力要求比较高的科目,物理实验教学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传统教育理念的束缚,教学方法没有创新,学生对物理学习的兴趣也不高,导致学习效率低.教师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讲解,忽视了对物理现象的分析,一味的讲解理论知识,导致学生的学习比较被动,缺乏独立性思考,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提高.

关于“霍李比武”的事,具体发生在何时已经不可靠了,只知道肯定是在1900-1909年之间。在金恩钟先生所著的《国术名人录》一书中有关于霍元甲与李瑞东比武的描述:

[16]翁方纲.复初斋书论集萃[M]//崔尔平.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717.

[17]苏东坡.石苍舒醉墨堂[M]//杨克炎.书法咏论.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3:84.

[18]黄庭坚.山谷题跋[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157.

[19]张怀瓘.书议[M]// 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48.

[20]赵宧光.寒山帚谈[M]//华人德.历代笔记书论汇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311.

 
许伟东
《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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