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与地方志——纪念章学诚诞辰280周年

清代的学者章学诚是著名的地方志学家，其关于地方志编修的思想和方法对当时乃至现在的地方志编纂都有较大的影响。其一生虽未作过官，但却在官方主持的编纂地方志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值得从事地方志理论研究的学者和编纂地方志工作的人员去研究和了解。要了解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及其如何成为地方志专家的，就必须要“回到章学诚”，要回到章学诚生活的社会时代，走入其家庭及家族，了解其经常接触的群体，了解其个人的性格及人生经历。而“回到章学诚”，不仅仅是了解章学诚，更是为了让章学诚的地方志理论思想能够走入当代，更好地发掘章学诚关于地方志编纂理论体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当代意义，这样才能真正让章学诚的地方志编纂理论及其思想能够得以继承和发扬。

1738年，章学诚出生于浙江绍兴，字实斋，是清代知名的历史学家、目录学家和地方志学家。他在历史学、目录学等方面思想及其学术成果在当时并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到19世纪末期，他的思想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直到20世纪初期，才广泛受到学者们的瞩目。主要是在1922年，胡适编辑出版了详尽的章学诚年谱和第一部较为完整的章氏遗文集。从此以后，诸多的学术研究者在中国历史研究和学术探讨中开始系统地研究和讨论章学诚的思想和著作，进而深刻地了解章学诚，并为其学术思想所折服。而在国外，对章学诚的研究更注重其思想性，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撰写了一篇关于章学诚的传记文章，提出他是中国曾经出现过的最富吸引力的思想家之一。美国的倪德卫在他关于章学诚的著作中坚信，章学诚必将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家而享有重要的地位。在国内对章学诚的研究更多的是历史学家们和地方志编纂者，历史学家关注其历史撰述理论，而方志学家们更关注其关于地方志编纂的理论。章学诚之所以将编修地方志作为其主要职业之一，并有所成就和声望。这同其生活的家族和家庭、所处的社会时代、密切接触的群体和个人的秉性及成长密不可分。

一、家族及家庭对章学诚的影响

章学诚出生的浙江章氏家族，祖先可以追溯到五代时期福建的章子钧，其在福建获得了较高的地位。清朝的章氏宗族已迁移到了浙江绍兴会籍，并已有百余人在北京定居了。其家族中的几代人都做过衙门的师爷，他的爷爷是个资深的师爷。章学诚出生于一个地位较为低的士绅阶层和一个具有文化背景的家庭，在家族文化的熏陶下，成长为了一名“知识分子”。章学诚在北京应考期间，受到了北京章氏家族的关照。其23岁赴北京乡试就住在堂兄章坦业家。之后，还同其堂兄一道编纂族谱，他的第三个儿子还被其堂兄收养。他还结实了章守一、章汝南等诸多志趣相投的族人，与他们经常保持通信，交流讨论有关学术和思想上的问题。

章学诚的祖父章如璋是个资深的师爷，父亲章镳做过应城知县。据章学诚所记，他们在文学品味和历史研究的成就上都较深，其深受他们思想的熏陶和滋养。其祖父对《资治通鉴》研究较多，对“天道人事”的关系比较认同。其父乐于读书，还是个诗人。章学诚也是其父（十多年中靠教书谋生）的一个学生。其父对他在史学上的研究多有指导，提出的“把材料重新整理成正史的形式将更为有用”等一些关于历史研究的思想观点和认知，是章学诚的学术思想的启蒙和沿袭。这一点在章学诚的家书中有所表露。1786年，章学诚出资为其祖父和父亲感兴趣的道教善书《太上感应篇》给予刊印，从而表达其对父祖的孝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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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终成一代地方志名家，与其在历史学、目录学、文学方面的独特造诣有关。章学诚对历史研究有天生禀赋和浓厚的兴趣，而将这种研究成果能够付诸于实践中，编纂地方志无疑是最好的方式。其用史学的观点和历史编纂的形式来指导编修地方志，并不断创新和发展地方志编修的技巧和方法，最终建立了完成理论体系，这是当时无人能够做到的，其自己也认为在这方面是无人可及的专家。

二、社会时代及政治环境对章学诚的影响

不难发现，章学诚所生活的时代正值一个朝代统治稳定、繁荣兴盛的时期，正值一个学术开放、朝廷大力支持的时期。正是这样一个文化复兴和繁荣发展的时代，为章学诚研究历史、编纂地方志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清朝政府重视地方志的编纂，将学院纳入政府管理和资助的范畴，这些为章学诚在史学方面的天赋能够付诸于教学和编纂实践中创造了机会。为其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方志编纂学家提供了条件，时代造就了学术名家章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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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能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生存并有所成就，与清朝在笼络学者以及处理他们谋生的手段上有着时代的进步性是相关。清政府在1657年开始在各省设立书院，并始终资助书院。到了1731年，院长由地方官员确定已成惯例，书院已经转变成了政府的教育机构。1785年，很多书院的日常考试，是由当地的教育专员来管理。因此，在书院执教虽不是官方职位，但地方官员可以任命或指派院长，而章学诚以其学术上的影响和特定的人际关系，通过向某个熟悉的官员托请而得到这样的职位是可以做到的，章学成为了谋生也是这样做的。1777年，章学诚通过周震荣（时任永清知县）获得了定州定武书院主讲的职务；1781年，章被其同年进士的张维祺（直隶肥乡县主事）聘为肥乡清漳书院的主讲；1782年，通过周震荣的影响，获得了直隶永平县的敬胜书院的主讲；1783年，通过梁国治的影响成为保定莲池书院的主讲；1787年，得益于河南巡抚沅毕的认可，获得了河南省归德府文正书院的主讲。在1777年至1788年间，他共做过五个书院的主讲，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报酬颇丰。

个人的成长总是与其生活的时代紧密相连的。章学诚主要生活在清朝乾隆执政的中期和后期。正值和 当权，官员的腐败越来越严重，贿赂成为谋取、掌控和保留官职的必然手段。即使章学诚通过科举考取了进士，也不能确保其会得到一个官职，其父亲等了十年的情况是常有的事情。刚刚成年，其父仕宦生涯就结束了，使其家庭陷入困境；而到中年才获取进士，期间如果不从事一些获取报酬的职业，在经济上必然困窘，是无法养家糊口的。清政府部门的败坏、和 等贪官胡作非为的官场氛围，使得一个贫穷的士绅阶层的章学诚既感到憎恨和痛苦，但又很无奈。如果成为一名职位低微的官员，可能随时面临着遇到无耻的竞争者而丢失职位、甚至性命的危险。因此，还不如通过从事学问研究、编纂地方志、教书讲课等实际的事务来维持士绅的身份，保持名节。

家庭的变故对青年章学诚的影响是巨大的。在14岁那年，其父被委任为湖北应城知县，举家搬到了应城。这是章学诚人生成长中仅有的几年好时光，其父做了官，家庭生活状况较好，他还成了家。在其父亲当知县的四、五年中，他积极准备科举应试。这期间他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自信能成为一名历史学研究的专家。期间，他写了一个缩略本的《春秋》注。出资请人抄写东周的文献，用三年多的时间编写并组织成一百多卷的《东周史》，但没有最后完成。但这也充分证明了他对历史研究的热爱。世事难料，1756年，在章学诚18岁时，因父亲处理公案不当而被解职，并被罚大笔资金，其家庭名声跌落，一贫如洗。章学诚在历史方面的研究也就告一段落，转向了科举考试。这种变故对章学诚的影响不言而喻。父亲为官生涯的不幸，对其职业选择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是导致其“自以迂疏，不敢入仕”的思想根源所在，心理上有了害怕为官的阴影。同时，父亲被罢官后，无法返回老家，只能通过在应城和天门附近书院教书和受官府聘用编纂地方志来维持生计。正是这时章学诚开始协助其父亲编纂地方志，使其开始对编纂地方志感兴趣，进而深入研究，并在以后成为其主要职业之一。

三、生活地域的学术群体对章学诚的影响

章学诚出生在浙江东部，这是当时经济上最富有、繁荣的省份，也是艺术和文学上最活跃和繁盛的地方。名人硕儒层出不穷。章学成在学术思想上深受地域的文化侵染和传承。他始终将自己与浙东的学术传统联系起来，并受惠于他家乡的思想气质。

章学诚关于历史学方面的思想，除了受起父辈的影响外，还深受浙江籍学者黄宗羲、邵廷采等学术传统的教化。出生在浙江绍兴的黄宗羲对其学术思想影响较大，章学诚将黄宗羲视为学术巨人，他的学术观点都与黄宗羲的研究有联系、有相似。章学诚对邵廷采的崇敬不仅是因为邵廷采与黄宗羲是朋友，邵廷采的著作也备受其父亲尊崇，更是因为邵廷采的知识和见解的领域宽广和深厚的文学造诣，还有些许的原因可能与邵廷采是王阳明的弟子有关。对章学诚历史思想影响最大的，应是其老师朱筠（任武英殿编修，当时受皇帝器重）。章学诚不仅向朱筠问学，而且深得老师的关照和庇护，最终发展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章学诚“不于道而于文”的学术观点明显是继承了老师朱筠的衣钵，“而其要乃在于闻道”也是章学诚写作观念的明确表述，这样用是老师传授给他的。同时，章学诚还在朱筠的小圈子里，结交了很多著名的学者，如戴震（著名历史学家）、王念孙（著名文学家）、冯廷丞（时任大理寺丞）、邵晋函（历史学家、《四库全书》史籍类副编校）、洪亮吉（诗人、地理学家）等。这些人的学术研究思想和观点都对章学诚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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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关于地方志编纂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其历史研究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对其地方志学术理论研究有一定影响的还属戴震。章学诚对戴震充满敬仰，但又有批判。戴震是当时极有影响力的训诂学家，其“坚持以细致的研究作为真正理解的先决条件”的观点影响着章学诚，并视戴震为时兴学术的最佳代表。其二人在哲学思想上是平行的，关注着相同的问题，在方法和结论上有本质的不同，在地方志编纂方面，二人思想上存在着差异，并有较大分歧，戴震编修过《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这些分歧的讨论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一文中记述的淋漓尽致。而其后的很多年中，章学诚在历史、地方志等方面写了诸多文章同戴震的观点进行讨论和批判，在这种争鸣的过程，促进了其地方志编纂理论体系的成熟和建立。章学诚还与当时诸多从事修志工作的学者们交流和讨论地方志编纂的问题，最为有代表的是其在国子监当监生时认识的好友甄松年。有载可查的二人讨论地方志编纂的书信就有四封，《答甄秀才论修志》两书和《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两书，时间应该在1764年左右。从这些书信中，可以感受到章学诚已经对编修地方志有了兴趣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也阐明了其要编修地方志的思想“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这样的志向和想法，为其以后编纂地方志和形成方志编纂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章学诚不想从政为官的思想，除了受父亲当官变故的打击以外，还受到了其好友、同年考取进士的蔡熏为官的悲惨结局的影响。直率的蔡熏因被对头们的恶意中伤而被判死刑，虽未被处死，但在出狱后悲愤而亡，这让章学诚悲恸不已。在乾隆王朝的后期，职位卑微的官员们生活十分窘迫，蔡熏为官的经历及其结局，以及章学诚在永平认识的所有下级官吏所遭遇的不幸，使其害怕授以官职。最终，在其考中进士后，有为官知县的机会而主动舍弃。章学诚曾说，自己擅长学术，而不善为官。从他的好于争辩、过于古怪的性格上来说，其判断和选择无疑是正确的，没有当官确实能保全性命，使其在学术上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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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能够成为学术专家，是得益于那个学术兴盛的时代。康乾盛世时期，政府对艺术和学问的支持越来越兴盛。朝廷组织编纂《四库全书》、推行各地定期编纂方志，等等。这些计划都鼓励和笼络学者参与其中，给予学者通过学术研究而非仅仅为官也能成为优秀人物的机会，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巩固皇权的尊严和威望，使得士大夫阶层对皇帝恭谦和尊敬，并为其效忠。政府对学问研究的支持，是章学诚成为当时具有影响的地方志专家和以后具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的一个重要因素。1791年，清朝的国史馆下令要求各地将新编的地方志送至馆中，这使得各地官员纷纷组织编纂计划，积极开展地方志的编修工作。“今天子右文稽古，三通四库诸馆以次而开，词臣多由编纂超迁，而寒士挟衣人，亦以精于校雠辄得优馆，甚且资以进身。其真能者固若农之逢年矣”。从以上章学诚的言词及其思想中充分体现了这种意识形态和文化气候，他后期在文章中对清朝权威的赞誉是有表露的。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大兴文字狱，但他没有收到任何的牵连。究其原因，是其作为史学家的敏感触觉所致。作为汉族学者他彻底接受了清朝的统治，他批评历史但不批评权力，他辩论史学的方法但不辩论国家的权威。

学术是有传承的。正如章学诚所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因此，其史学研究的思想深受浙东学派、浙东史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章学诚生在浙江，学习成长在浙江，接触密切的学者和官员也多为浙江籍，因中国特有的地域人情文化，其自然会得到“老乡”的关照和帮助。天生学诚为俊才。

四、章学诚与地方志

由此可见，章学诚作为当时社会层级较低的士绅阶层中章氏家族的一员，其文化和教育必然受家庭的熏陶，而命运自然受家庭的左右和影响。其祖父和父亲对历史的研究使他具有天生的禀赋，父亲的教导又使其对历史学的研究有了启蒙的想法。而在其父亲丢官后，所从事教书和地方志编纂的职业，也导致其今后的职业选择趋同与他的先人。是他的家族和家庭决定了他将成为历史学和地方志的专家。

章学诚对历史研究有着天生的悟性和自信的能力禀赋，而这对历史学研究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20岁左右的章学诚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1790年《遗书》卷九）。“吾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家书二）。同时，他也乐于研究和著述：“生平为文，未有捷于此者”（年谱86页）。其放弃从政，而终身致力于对历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的研究，其学术思想和观点是值得尊崇的。“六经皆史”“文质合一”“据事志书，善恶自见”“志为史载”“地方志应包括志、掌故、文征三书”等诸多学术观点，充分体现了思辨性、前瞻性，从而展现出其历史哲学思想的魅力，赢得了诸多学者的敬仰和钦佩。“六经皆史”的观点被章炳麟所支持和征引。钱穆认为“六经皆史”在本质上体现了改良主义。章学诚提出的“作索引书籍的摘要”“在史学撰述中使用脚注”（《史注》）的建议，以及他提出的“地方志的编纂应该是地方政府的常规职能”（《州县请立志科议》）建议都已经被现代所使用，可见其具有罕见的才智。同时代的邵晋涵、汪辉祖、姚鼎、段玉裁等诸多学家都认可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在其离世之后，他的儿子在1833年将其编写的著作《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给予刊印，使其学术思想得以流传。章学诚提出的都是思辨性的问题，要探寻事物的本质，寻找兴衰的模式。而对这些历史问题的追问当代被称之“思辨的历史哲学”。西方学者甚至将章学诚的历史哲学思想与黑格尔、马克思进行比较。胡适在章学诚的思想中找到了史学和哲学方法，使其中西贯通；冯友兰在章学诚思想中发现了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洞见。

但章学诚的性格是倔强和执拗的，使其在学术上逐渐走向孤立，或许高手永远都是寂寞的。在学术研究方面，章学诚对与其持有相反观点的态度是不可容忍，并不给予对方任何尊重式的反驳。他因对袁枚的公开批评而闻名于全国；因对学术评价的不一致上公开写文章反对戴震的观点，丝毫没有留情的余地。他对其坚持的思想和理论是倨傲而又固执，对与之辩论和批评其思想的人是毫不留情而又敢于公开挑战。因其他人编辑的方法过于训诂学化，而同洪亮吉、孙星衍的友谊破裂；因对汪中的著述不满而在其文章中进行抨击；只因段玉裁在信中对其文风的评价而使其恼怒，并在给友人的书信和《答客问》中进行反驳。正如其所说“以此知专门之学，未有不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正是他的“一意孤行”和倚才的傲慢，使其成为固执而又无助的人。

章学诚在当时的学者群体中被认为是一个很难相处的学术怪人，正如他所说“吾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章学诚的思想和才智迥异于同一时代的其他学者，他深知自己的观念不是通常人的观念，甚至有些怪异。实际上，他不仅学术思想中有一些“奇思妙想”，更带有一些强制性的偏见。如“史志经世之业，诗赋本非所重”的思想，是其对文学蔑视达到了绝无仅有的程度。章学诚是一个执着的辩论家，其作为一个“思辨的历史哲学家”，其历史研究的思想、哲学的思想在他所生活的时代而不被认可，因而他必须要通过反复的辩论来阐明他的思想，通过驳斥来树立他的地位，让别人所接受并认同。但遗憾的是章学诚的思想太具有先进性了，在那个时代他缺少知音。章学诚好辩驳的性格使其让人感觉很难缠。正如与其同榜的进士李威所写“章学诚议论如涌泉，先生乐于之语。学诚姗笑无弟子礼，见者愕然，先生反为之破颜，不以为异”。然而能有几人如同章学诚的老师朱筠（先生）那样包容和理解他呢？章学诚平生爱好争论的脾气，使得其不可避免地与他周围的那些人很难融洽相处。36岁的章学诚与50岁的戴震当面辩论志例，各不相让，竟然让一代考据大师“戴拂衣径去”。这是章学诚的学术傲骨和大家风范!

章学诚一生所谋求的事务，不论是其当师爷、做书院教员，还是编纂地方志，都得益于其出生在浙江地域的特性而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亲属也好，同乡也罢，这种由自然联系起来的地缘关系，为其在遇到困难之时，给予了他帮助和恩惠。对章学诚恩惠和资助最多的人有：祖籍为浙江的朱筠、周震荣、毕沅。章学诚通过国子监副主考扬州人沈业富（与朱筠是同科进士）结实了朱筠，深得朱筠的欣赏，成为了朱筠的学生。章学成跟随朱筠（时任安徽学政）到安徽，在朱筠府下做了师爷，还得到了教书的职位。朱筠让他编纂《续通典》和《和州志》等。朱筠对章学诚资助甚多，直到故去。章学诚因老师的离去而涕泗纵横，亲自为其撰写了墓志铭。在朱筠的推荐下，章学诚结实了浙江人周震荣（任永清知县），并成为好友。在周震荣的帮助下，章学诚获得了多个学院的主讲职位，还被委托编纂《永清县志》，并给予了刊印。也是在周震荣的推荐下，章学诚进入了以毕沅为核心的才士圈中。毕沅做过陕西总督、河南总督、湖广总督，并对学术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是当时最重要的学术赞助人之一。毕沅不仅宽厚地接纳了章学诚，而且还给其提供了书院主讲的职位，并为其编纂《史籍考》专门组建了编纂局。更为重要的是，毕沅一直支持编纂地方志，其在任湖广总督时，请章学诚主持编纂《湖北通志》、湖北《荆州府志》等多部地方志。当然，章学诚还得了沈业富、裴振、冯廷丞、梁国治等人的支持和资助。沈业富不仅将章学诚介绍给了朱筠，还在1790年资助章学诚将他的大部分新著付梓，并请其编修家谱。1789年，在裴振的资助下从事编纂安徽《亳州志》。

章学诚虽资质非凡，思想上充满活力，但其成长是坎坷的。在科举应考上屡受挫折，或许是年少时对八股之文有着天生的抵触，或许是其时运不济，以致于“七应科场”，在四十岁才考上举人。屡次应考而不中，对章学诚应有一定的打击，期间虽在国子监成为了监生，但精神上是抑郁的，其才能让人怀疑，甚至被同仁所嘲笑。幸好其得到了国子监祭酒欧阳瑾的认可，他将章学诚擢为第一，并给予了“固非一世士也”的评价（章学诚是有真才的），还让其参与《国子监志》的编纂工作。由于家庭变故、官场的腐败、朋友为官的悲惨结果以及个人性格的诸多原因，使其畏惧了做官，而没有选择从政为官。这也使得章学诚一生奔波流离，多次因求得职位而搬家、移居。而期间又多次被抢掠，导致其作品多次遗失。章学诚为了生存只能求助朋友，依靠他们的帮助和资助谋得生计，但这是极其不稳定的。就其性格而言，能始终认可和资助他的人并不多，只有他的老师朱筠、朋友周震荣和历任多省总督的毕沅。而这些人又都先于章学诚而亡故，使其失去了资助，无法刊印学术文章和地方志书。最终章学诚在贫困和病痛中离世。

小儿腹泻的治疗原则:预防脱水、纠正脱水、继续饮食、合理用药。防止脱水是第一位的。此外，抗生素只能对付细菌性腹泻，而腹泻的因素有很多，细菌、病毒、过敏、消化不良等。大便化验结果中的少量白细胞和脓细胞，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并不代表就是细菌感染，暂时不要使用抗生素。

就个人而言，章学诚的一生是比较悲惨的。少年家庭徒生变故，青年科举屡试不中，中年不敢谋官，老年穷病交集，他的一生是多忧郁而少快乐的。章学诚固有一身才华而无法施展，有盖世的学识而无以致用，有绝世之思想而无以宣扬。在其年迈之时，其多次上书给朝廷，提交了关于国家政务的诸多意见，其中很多是有创新性、思想性的观点，比如：建议反腐败，建议御史负责研究国家的财政和经济事务，改革科举制度，等等。章学诚有心从政，而无力施展。

章学诚从事修志工作3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修志经验，深入研究和思考了方志编纂的方法和技巧，撰写了专门关于方志理论文章、著作10多篇，最具代表性的有《修志十议》《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方志辩体》等，从而构建了一套完成的方志学理论体系。他的方志理论和思想集中国古代方志理论之大成，并多有自己的创建，从而创新和发展了方志理论，其思想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方志是最为系统、最为完整、最为专业的理论体系。正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说“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这些地方志编纂思想和理论在其去世后，仍对从事地方志编纂的学者有较大的影响，包括参与编纂安徽《徽州志》的龚自珍等。

章学诚一生亲自编纂、主持编纂和参与编纂了地方志、志书10多部。1763年，他开始协助父亲编纂湖北的地方志。1767年，他参与了《国子监志》的编纂工作。1774年，独立完成了他第一部地方志《和州志》的编纂，并与1790年重编了这部地方志。1779年，他完成了《永清县志》，这是他所编修的现存的不完整的地方志中最为清晰的一部；也在1790年左右重修了这部方志，为《永清新志》。1781年，他协助直隶肥乡县主事张维祺编纂了《大名志》。1783年，他应永定河道陈琮之聘编纂《永定河志》。1790年，他为安徽亳州知县裴振编纂了《亳州志》，对这部志书章学诚非常满意，在给周震荣的信中说“此志，拟之于史，当于陈、范抗行”。但由于裴振的去职而没有刊印，已经遗失。1791年，湖北麻城知县聘请章学诚编纂了《麻城县志》。1792至1793年，应湖广总督毕沅之请，编纂了湖南《常德府志》和湖北《荆州府志》。1794年，他主持完成了《湖北通志》的编纂工作，任总编之职，1797年又被重新编订，但最终没有被刊印。《湖北通志》按照其的修志体系进行了编纂，设置了志、掌故、文征三个部分，还增加了丛谈部分。他在地图中用两色来标明疆界；收录了地方家族的族谱；提供了职业的描述，并给出了不同时期商品的价格。这些创新性的编纂方式，得到了赞誉。《湖北通志》曾被人称赞为是一部真正的地方史，而不仅仅是一部百科全书。梁启超盛赞章学诚的这部著作是所有中国地方志中最好的，而且是整个历史领域杰出的著作之一（朱士嘉第93、144-151页）。章学诚在地方志编纂中，能够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方式，不畏权贵的影响和地方利益的干扰，这无疑会产生敌对，也导致了其编纂的部分方志无法刊印。比如《湖北通志》的编纂中涉及大量的地方利益和人物，编写的相当艰难，在即将定稿之际，受到了湖北巡抚惠龄对其编纂思想的质疑，并阻止了《湖北通志》的出版。但这并不影响章学诚在地方志编纂领域的声望。1799年，广西巡抚谢启昆下令编修《广西通史》，就将章学诚的《湖北通志》作为范本。

1801年11月，章学诚带着遗憾而故去。其诸多的作品都没有进行刊印，比如主要著作《史籍考》《湖北通志》等。其学术的思想并没有在他所生存的时代而给他带来赞誉，其“历史哲学”思想没有创立自己的学派，甚至都没有一个继承其衣钵的继承者。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当时对其编纂地方志的认同，其关于地方志编纂的思想和方法被后人继承，并得以实施和发扬光大。章学诚故去一个多世纪后，终于被世人所关注，其学术地位得以认可，其声誉得以稳固，其思想被诸多学者所敬仰。我们无法回到章学诚生活的时代，无法亲身接触到章学诚本人，无法与之交谈和探讨编修地方志的理论，只能从其遗存的不完整的文章中去寻找他的学术思想。

“然百年之后，吾辈亦古人也，设身处地，又当如何？”章学诚就是章学诚，在其生存的时代没有让其感到孤独的就是地方志，感谢章学诚对地方志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