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儿异常孕妇社会支持及家庭关怀现状调查分析

胎儿异常包括胎儿先天畸形及死胎，先天畸形为出生前存在结构性或功能性异常，死胎是指妊娠20周后胎儿在子宫内死亡。近年来因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及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高龄高危产妇相继增多，导致胎儿异常发生率呈上升趋势[1-2]。胎儿异常会对孕妇产生巨大的心理冲击，使其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3]。研究表明社会支持能有效缓解胎儿异常孕妇的焦虑、抑郁情绪[4]。家庭作为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家人的情感和物质支持对孕妇心理具有很好的缓冲作用[5]。2016年11月至2017年3月，笔者对210例胎儿异常孕妇进行调查，以期了解该类孕妇社会支持及家庭关怀的现状，并探讨社会支持及家庭关怀对孕妇心理的影响。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在本院就诊的胎儿异常孕妇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孕期突发胎儿异常，经浙江省产前诊断中心或门诊确诊胎儿畸形或死胎的孕妇；年龄≥18周岁，孕周≥12周；意识清楚，能理解并可独立完成问卷填写；既往无精神、心理疾病史；愿意参加本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2.1.1 一般情况调查表 为自编问卷，内容包括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状况、宗教信仰以及产科一般资料(孕周、产次、不良孕产史、妊娠合并疾病等)。

1.2.1.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 量表由肖水源等[6]于1987年编制，已在国内广泛应用。该量表共3维度10条目，客观支持维度，由条目2、6、7题总分得出(分值1～22分)；主观支持维度，由1、3、4、5题总分得出(分值8～32分)；支持利用度维度，由8、9、10题总分得出(分值3～12分)。SSRS具体评定方法：第1～4、8～10题，每题只选一项，选择l、2、3、4项分别计1、2、3、4分；第5题分A、B、C、D、E五项计总分,每项从无到全力支持分别计1～4分；第6、7题如回答“无任何来源”计0分，回答“下列来源”者，有几个来源就计几分。总分即10条目计分之和，总分越高说明社会支持状况越好，社会支持总分<35为低分组，35～45分为一般，>45分为高分组。该量表的重测信度r为0.92，Cronbach’s α系数为0.89～0.94[6]。

1.2.1.3 家庭关怀度指数量表(Family Adaptation Partnership Growth Affection and Resolve index, APGAR) 该量表由Smilkstein[7]于1978年设计而成,用来检测家庭功能，由家庭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亲密度5条目组成，采用3级评分制，“经常这样”得2分，“有时这样”得1分，“几乎很少”得0分，5个条目计分相加为总分。总分为0～3分表示家庭功能严重障碍，4～6分表示家庭功能中度障碍，7～10分表示家庭功能良好。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713[5]，在国内应用比较广泛，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1.2.1.4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8] SAS是由Zung于1971年编制而成，包含20条目，采用4级评分制，其中5个条目反向计分。SAS标准分<50分为无焦虑症状，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70分为重度焦虑。SAS应用于胎儿异常孕妇时Cronbach’s α系数为0.852[9]，显示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1.2.1.5 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 此量表是由英国Cox等[10]于1978年编制，并于1987年重新修订，1998年李德诚等译成中文版。应用于筛查孕产妇围产期抑郁症状。该量表包含10个条目，分别涉及心境、乐趣、自责、焦虑、恐惧、失眠、应付能力、悲伤、哭泣和自伤等。采用四级评分制(0～3分)，按其所显示的症状严重程度从轻到重分别赋值，即0分(从未)、1分(偶尔)、2分(经常)、3分(总是)。总分范围是0～30分，推荐使用总分为9分作为轻度抑郁的临界值，13分作为严重抑郁的临界值。该量表的Cronbach’s a系数为0.914[11]，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1.2.2 调查方法 在本院门诊由研究者向研究对象解释研究目的及内容，知情同意后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对象根据统一指导语自行填写问卷，填写过程中如有疑问，研究者随时解答。问卷现场回收并由研究者对问卷进行初步核查，防止缺项、漏项。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SPSS 19.0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双人录入的方法建立数据库，并进行逻辑检错,以确保资料录入的准确。采用描述性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和Spearman相关分析，检验标准为P<0.05。

2 结 果

2.1 问卷发放与回收 共发放问卷220份，回收有效问卷210份，有效回收率95.5%。

2.2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本组210例，年龄18～44岁，平均(29.35±4.80)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38例(18.1%)，高中或中专46例(21.9%)，大专66例(31.4%)，本科及以上60例(28.6%)；婚姻状况：已婚206例(98.1%)，未婚3例(1.4%)，离异1例(0.5%)；在职188例(89.5%)，无业22例(10.5%)；有宗教信仰39例(18.6%)，无宗教信仰171例(81.4%)；孕周为12～38周，平均(27.03±5.57)周；初产妇104例(49.5%)，经产妇106例(50.5%)；有不良孕产史29例(13.8%)，无不良孕产史181例(86.2%)；有妊娠合并疾病22例(10.5%)，无妊娠合并疾病188例(89.5%)。

2.3 SSRS得分情况 SSRS得分24～57分，平均(41.03±6.71)分，低分组35例占16.7%，一般组118例占56.2%，高分组57例占27.1%。SSRS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情况见表1。

 

表1 SSRS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情况(n=210)

  

项 目得分(x±s)客观支持维度10．01±2．78主观支持维度23．29±4．19支持利用度维度7．73±1．78SSRS总分41．03±6．71

2.4 APGAR得分情况 APGAR得分0～10分，平均(7.20±2.52)分，家庭功能严重障碍19例占9.0%，家庭功能中度障碍60例占28.6%，家庭功能良好131例占62.4%。APGAR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情况见表2。

 

表2 APGAR及各条目得分情况(n=210)

  

项目得分(x±s)适应度1．59±0．61合作度1．38±0．65成长度1．39±0．66情感度1．42±0．63亲密度1．44±0．70APGAR总分7．20±2．52

2.5 不同社会支持水平孕妇SAS和EPDS得分比较 见表3。

 

表3 不同社会支持水平孕妇SAS和EPDS得分比较

  

组别例数SASEPDS低分组3549．51±9．4913．77±3．56一般组11843．69±8．3611．99±4．73高分组5740．21±9．9510．00±5．08F值11．5747．467P值<0．0010．001

注：两两比较发现3组间SAS、EPDS得分均存有统计学意义(P<0.05)

2.6 不同家庭关怀度孕妇SAS和EPDS得分比较 见表4。

 

表4 不同家庭关怀度孕妇SAS和EPDS得分比较

  

组 别例数SASEPDS家庭功能严重障碍组1953．16±9．5515．79±3．39家庭功能中度障碍组6044．45±8．3711．87±4．35家庭功能良好组13142．02±9．1111．11±4．91F值13．1578．477P值<0．001<0．001

注：两两比较发现家庭功能严重障碍组与中度障碍组、良好组SAS、EPDS得分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度障碍组与良好组SAS、EPDS得分无统计学意义(P>0.05)

2.7 社会支持及家庭关怀与胎儿异常孕妇焦虑、抑郁的相关性 社会支持、家庭关怀与孕妇焦虑、抑郁之间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及其各维度与焦虑、抑郁均呈负相关，见表5。

 

表5 社会支持及家庭关怀与孕妇焦虑、抑郁相关性分析(n=210)

  

项 目焦虑r值P值抑郁r值P值SSRS总分-0．301<0．001-0．244<0．001客观支持-0．263<0．001-0．1420．040主观支持-0．2070．003-0．1890．006支持利用度-0．2380．001-0．274<0．001APGAR总分-0．350<0．001-0．351<0．001适应度-0．261<0．001-0．2710．002合作度-0．329<0．001-0．339<0．001成长度-0．275<0．001-0．256<0．001情感度-0．274<0．001-0．299<0．001亲密度-0．244<0．001-0．275<0．001

3 讨 论

3.1 胎儿异常孕妇社会支持与家庭关怀的现状 社会支持作为一种可利用的外部资源，有助于减轻个体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12]。本研究中胎儿异常孕妇SSRS总分为(41.03±6.71)分，社会支持低分者比例占16.7%，社会支持一般者占56.2%，表明胎儿异常孕妇社会支持以中等水平为主，该支持现状明显低于正常孕妇的社会支持水平[13]。家庭功能作为一个整体具备满足家庭成员需求的能力，与个人健康状况和疾病的发生、预后有着密切的联系[14]。本研究中胎儿异常孕妇的APGAR总分为(7.20±2.52)分，家庭功能严重障碍者占9.0%，家庭功能中度障碍者占28.6%，明显低于孟春艳等[5]研究的正常孕妇的家庭关怀水平。胎儿异常孕妇社会支持、家庭关怀水平不高，原因可能与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支持需求较为专业复杂、支持内容和支持需求不匹配、心理状态较差等相关。由于我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胎儿异常孕妇获得的客观支持、家庭关怀明显少于正常孕妇。同时，孕妇也有对家庭的内疚感或担心亲友对其有异样眼光，在面对胎儿异常事件时多呈回避与伪装的心理，不愿面对亲友的关注[15]，故其对支持的利用度明显低于正常孕妇。其次，胎儿异常孕妇在疾病原因、产后心身恢复、再次妊娠等方面都需要科学的指导和建议，支持需求更加专业和复杂，而现有的支持资源尚无法完全满足，家人也常表现为相关信息缺乏和经验缺失，无法为孕妇提供有效支持。此外，家庭提供的支持内容与孕妇的支持需求不匹配，或孕妇存在较高的焦虑、抑郁水平均会妨碍其对支持的感知，导致其主观支持水平较低。在研究中还发现，孕妇渴望和家人更深层次的情感交流，但相比情感支持，家人更善于提供物质的、有形的帮助。由此可见，目前的研究在胎儿异常孕妇社会及家庭支持的需求、内容、形式等方面存在诸多盲点，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3.2 社会支持对胎儿异常孕妇心理的影响 胎儿异常是强烈的精神创伤性事件，社会支持可作为缓冲机制调节孕妇面对心身挑战。本研究中拥有良好社会支持的孕妇焦虑、抑郁得分显著低于社会支持较差者，SSRS总分及其各维度与焦虑、抑郁水平均呈负相关，这与Flenady等[4]的研究结果相似。其原因在于，拥有良好社会支持的个体在面临应激性的生活事件时，物质、信息等客观支持可以增加其喜悦感、归属感，提高自尊感、自信心，充分有效的主观心理支持，可以阻止或缓解应激反应，从而增加正性情感并抑制负性情感[16]。因此，有必要完善对胎儿异常孕妇的社会支持，医护人员应该为胎儿异常孕妇提供信息与情感支持，如专业化健康教育、人性化心理疏导和关怀等，还可为其提供经验交流的平台，促进病友之间相互支持。此外，社会各方应共同努力，积极为胎儿异常孕妇搭建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以提高其社会支持水平，促进其心身恢复。

3.3 家庭关怀对胎儿异常孕妇心理的影响 家庭是社会支持中举足轻重的情感支持团体，家人尤其是配偶的关心和支持能很好地缓解应激性生活事件给孕妇带来的不良影响[12]。本研究结果表明，自觉家庭关怀度较高的孕妇焦虑、抑郁水平显著低于家庭关怀度较低者，APGAR总分及其各条目与焦虑、抑郁水平均呈负相关，这一结论与以往关于正常孕妇家庭关怀的研究结果一致[5]。良好的家庭关怀能给孕妇较多的理解、支持和关爱，促进孕妇的积极应对；同时，能帮助孕妇建立对未来的美好展望，减少妊娠失败带来的内心挫败感和再次妊娠的压力，从而缓解其焦虑、抑郁情绪。因此，医护人员应加强对家属的宣教，指导家属掌握胎儿异常相关知识及有效的心理支持技能，还应与家属共同制定个性化家庭支持计划，并随着治疗的进展，不断完善家庭支持内容，以适应孕妇不同时期生理和心理的需求。

3.4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因客观条件所限，研究样本仅局限于一家医院，因此还有待多中心、大样本的研究资料来佐证本次研究结论，并积极探索提升胎儿异常孕妇社会支持、家庭关怀的有效措施。

参考文献：

[1] 崔小妹,王凤华,张建敏,等.嘉兴市2006～2011年中期引产者特征及趋势分析[J].浙江临床医学,2013,15(12):1898-1899.

[2] 范建霞,杨帅.单独二胎政策开放高龄产妇面临的临床问题[J].中国临床医生杂志,2015,43(8):1-3.

[3] Kaasen A,Helbig A,Malt UF,et al.Paternal psychological response after ultrasonographic detection of structural fetal anomalies with a comparison to maternal response:a cohort study[J].BMC Pregnancy Childbirth,2013,13(1):147-157.

[4] Flenady V,Boyle F,Koopmans L,et al.Meeting the needs of parents after a stillbirth or neonatal death[J].BJOG,2014,121(4):137-140.

[5] 孟春艳,江百灵,苍爽,等.家庭关怀与心理资本对妊娠妇女产前抑郁的影响[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5,31(8):589-591.

[6] 肖水源,杨德森.社会支持对身心健康的影响[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87,1(4):183-187.

[7] Smilkstein G.The family APGAR:a proposal for a family function test and its use by physicians[J].J Fam Pract,1978,6(6):1231-1239.

[8]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235-237.

[9] 余晓燕,曹淑殷,李君琴,等.SAS与SDS在胎儿异常引产孕妇中的适用性研究[J].护理与康复,2016,15(8):723-727.

[10] Cox JL,Hoiden JM,Sagovsky R.Detection of postnatal depression:Development of the 10-item 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J].Br J Psychiatry,1987(l50):782-786.

[11] Alvarado R,Jadresic E,Guajardo V,et al.First validation of a Spanish-translated version of the 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 (EPDS) for use in pregnant women. A Chilean study[J].Arch Womens Ment Health,2015,18(4):607-612.

[12] 周彩虹,李乐之.长沙市妊娠晚期孕妇心理压力与社会支持状况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14,24(2):109-112.

[13] Jonsdottir SS,Thome M,Steingrimsdottir T,et al.Partner relationship, social support and perinatal distress among pregnant Icelandic women[J].Women Birth,2017,30(1):46-55.

[14] 陈佩玲,谢伦芳.系统性红斑狼疮女性患者家庭功能与抑郁情绪的相关性分析[J].中华护理杂志,2013,48(2):133-135.

[15] 徐彬彬,程云,钱苗红.胎儿异常孕妇的情感体验[J].护理管理杂志,2014,14(8):549-551.

[16] 梁添玉,陈涵,黄艳,等.福州地区急诊科护士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J].中华护理杂志,2015,50(8):1014-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