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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而再获之”辨析

更新时间:2009-03-28

关于“一岁而再获之”引出的对中国古代耕作制度的解读,学界意见不尽统一,主要争论点在于“一岁而再获之”是否代表着一年两熟制的形成。一部分学者坚持战国时期黄河流域不存在一年两熟制观点。郭文韬先生认为复种制创始于战国时代,但并未将“一岁而再获之”解读为是一年两熟制的产物。李根蟠先生认为“一岁而再获之”是一种就农业产量而言的论断,即一年的收获相当于平常状况两年的收获量,而非一年两熟制的反映。韩茂莉认为中国古代农作物种植制度大致经历了短期或定期轮荒制、土地连作制,并从一年一熟向两年三熟、一年两熟等土地复种制转换的发展历程,在战国时期实行一年两熟制尚有难度。另一部分学者坚持认为战国时期已经存在一年两熟制这一观点。童书业先生认为耕作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实现了变革,但“古文献中农事记载不备,西周、春秋时收成似尚以一季为主,”杨柳桥等学者在著述中认为战国时期的“一岁而再获之”也是一年二熟制度的反映。晁福林先生基于对相关文献的阐释辨析也认为在战国时期黄河流域已经出现一年两熟制。

综上梳理,纵览众多学者立足文献资料对于“一岁而再获之”的解读是不尽相同的,但本质上都是对中国古代耕作制度的解读。故本文“一岁而再获之”之辨析即对战国时期黄河流域实行的耕作制度进行探究,进而澄清战国时期农业发展以及其社会历史这一重大问题。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生命运动规律的认识程度和干预手段的先进程度,即自然条件对于农业生产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必然受社会经济条件制约。

一、从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的自然生产条件来分析

()农作物组合状况的不满足

黄河流域地区是粟和黍的起源地,也是夏商周文明的诞生地,由此导致夏商周文明的农业基础应该是以粟和黍为主要粮食作物的传统认识,但是否如此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结合甲骨文的记载,并通过对该地区自然生态环境背景、农作物的生长习性以及现有考古资料综合分析,黄河流域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夏商周时期出现了新的变化,粟和黍的主导地位开始受到冲击,麦类作物已经传入,稻谷在夏商周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战国时期,粮食作物的内部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北方黄河流域地区,大豆上升为与粟并列的主要粮食作物,麦也得到了较快发展,黍的地位则相对下降,春秋时期的文献反映着粟、麦地位的显赫。

根据杨宽先生《战国史》中记载,就商周以来整个古代社会的黄河流域而言,主要农作物为粟、黍、稷(黏性的小米叫黍,无黏性的小米叫稷)、小麦、大麦、谷、豆等*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再获”即收获两次是收获何种农产品,是专指谷物还是包括瓜果蔬菜类?若成立,那至多是指一年收获两次,而不是指一年在同一块地里收获两次谷物。当时有着绿肥、菜、果等与稻麦之间的间作套种,但这里分明是指粮食作物,即所谓“五谷”之一,这也从荀子这段话的表述中明显见得,其言曰:“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舅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专车,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主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夫有余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战国)荀况著:《荀子》,方勇,李波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7页。。”可见,如果前面五谷是概括性的,其在表述“一岁再获之”之后,接着说“然后则瓜桃枣李”“然后荤菜百疏”“然后则六畜禽兽”(不包括豆类)等,这些当然与五谷不相同论。由此可见,这里的“一岁再获”的收获明显是指“谷物”。

下面本文根据黄河流域主要农作物自身生长周期来分析是否满足“一岁而再获之”的两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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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作物品种生长周期表

  

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粟(春种)播种生长和收获期粟(夏种) 播种收获黍播种生长期收获冬小麦生长期收获(翌年)播种生长期大麦生长期收获(翌年)播种生长期豆播种生长期收获谷(早禾)播种生长期收获谷(晚禾)播种生长期收获

注:本表数据根据《四民月令》《齐民要术》整理所得

根据上表可知,春种粟在2-3月播种,但其生长期和收获期界限区分不十分清晰,这是由粟播种的时间不同而决定的,但可以确定的是不管春种粟何时播种、何时收获,都将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假设其在9月前能收获,为冬小麦的播种腾出土地,但是冬小麦生长周期将跨到来年,这将直接影响到来年春种粟的播种。夏种粟的生长周期与春种粟相差不大,它也难以与其他农作物搭配出一年两熟模式。其他农作物如冬小麦、大麦播种期集中在仲秋之时,颜师古注曰:“秋冬种之,经岁乃熟,故云宿麦”*(汉)班固:《汉书》(卷六),清乾隆武英殿版本。。《礼记·月令》:“仲秋之月,乃劝人种麦,无或失时。其有失时,行罪无疑*(明)袁黄:《劝农书》,明万历刻了凡杂著本。。”其生长周期跨越到来年,如果要搭配其他农作物来满足一年两熟,就必须有在6-9月能完成播种-生长-收获的农作物,但是豆类、早晚禾、黍等属于春、夏播农作物,“夏种黍穄,与植谷同时*(北魏)《齐民要术》(卷第二),四部丛刊景明钞本。” “夏至先后各二日,可种黍*(北魏)《齐民要术》(卷第二),四部丛刊景明钞本。”均不能满足上述设定条件。

《孟子·尽心篇》:“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 杨伯峻:《孟子·尽心章句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87页。”,以及《汉书·食货志》提到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的说法是:“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木*(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上),清乾隆武英殿版本。。”可知一户人口当在五-八人左右。根据《中国人口史》得:战国时期我国人口总计为3200万,但是各国士兵人数据估为:秦国80万,楚国80万,齐国60万,赵国50万,魏国40万,韩国30万,燕国30万,其他宋、鲁、中山、越等小国共30万,总计400万军队*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0页。。关于战国时期人口数,也有持全国人口为2000万人的说法。关于7国兵员数,按照《史记·苏秦传》及《张仪传》记载,7国总兵力为五百三十万左右,按照每户出卒2人,则有265万户,每户平均5口,则7国有1325万人,其他宋、卫、中山等小国以及蜀、粤等地约占7国人口之半,故而战国盛时,估计当在二千万人左右*王育民:《中国人口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不难发现,战国时期全国人口维持在二千五百万左右应该是复合历史事实的。根据战国各国分布以及《荀子·富国》关于“一岁而再获之”之言,我们不难发现荀子之言乃基于中原地区农业发展状况得出的。根据《中国人口史》所用统计方法可以估算出中原黄河流域当有七百万左右人口,劳动力人口的年龄当在20岁-60岁,按照比例可以知道中原黄河流域劳动力当在二百万——三百万左右,又因为战国时期战争频仍,成年男子除了需要从事农业生产外还要承担兵役、徭役等,故而中原地区黄河流域劳动力人口远低于200万-300万这一数字。土地的复种需要劳动力的大量投入,战国时期人口数额远远低于后代,因此在整个黄河流域大范围推行两年三熟制、一年两熟制还不具备劳动力条件。况且战国时期垦荒仍然是农业生产主流,人地矛盾还远没有达到后世那么尖锐地步,人们在寻求增加农业产量的方式方法时往往选择最简单的垦荒,通过增加土地来实现增产。经过分析,可知在战国时期人少地多且社会局势不稳定情势下,不存在满足一年两熟制存在的农业生产环境,“一岁而再获之”不是一年两熟的反映。

根据竺可桢先生论断,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12—222年)气候比现在温暖的多*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15-38页。。但是其立足依据则是孟子齐鲁地区农业种植“一年两熟”论,《孟子·告子上》记载:“今夫麰麦,播种而耰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浡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杨伯峻:《孟子·告子章句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41页。。”以及荀子的“一岁而再获之”,他认为“一岁而再获之”就是一年两熟制的反映,基于此他才得出了战国时期气候温暖于现在的结论。刘昭民与竺可桢先生持相同观点,认为当时黄河中游流域气温比现在要高1.5 ℃*刘昭民:《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孟子和荀子的论断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年两熟制,那么竺可桢先生关于战国时期气候温暖于现在的结论是否还能站得住呢?对于中国历史时期气候的研究,伊懋可认为公元前第一千年(战国时期)的气候是比今天更加寒冷*[英]伊懋可著:《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梅学芹,毛利霞,王玉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但是气候的温暖与寒冷并不是决定耕作制度的决定条件,竺可桢先生论断1400-1900这500年是中国历史上气候较为寒冷时期,谓之“明清小冰期”,但就是在较寒冷的这一时期的明末清初,李令福先生认为二年三熟制才在北方逐渐形成*李令福:《论华北平原二年三熟轮作制形成时间及其作物组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第119-124页。。二年三熟制直到明清时期才形成,更不必说条件要求更高的一年两熟制了。而且学术界在论述耕作制度的历史发展时,气候所起的因素不是特别突出,因为华北平原—黄河流域历史时期气候虽然有一定上下波动,但无论如何变化,华北平原—黄河流域总不出暖温带地域范围,其温度特征和积温状况完全可以满足农业生产。

()气候条件不满足

Step2 确定衡量聚类结果合理性的指标.记个类中所有元素与其各自重心距离的平方和为,给定充分小量,当时,即认为已得到了较为合理的分类,将会停止聚类的迭代过程.

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进,古代土地耕作和土地利用方式不断变化,土地利用水平不断提高。原始农业起始于刀耕火种的农业耕作方式,其土地利用方式主要是撂荒制,经历长期生产实践之后,大概在夏、商和西周时期,刀耕火种的撂荒制被休闲制所代替,出现了畎亩结合的土地利用方式。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连种制又取代了休闲制,并创造了灵活多样的轮作倒茬和间作套种方式。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等逐渐以土地连种制替代原先的轮荒耕作制,还有部分土地在连续利用基础上,出现了轮作复种制的萌芽。故而《管子·治国》篇中所说的“四种而五获”,《荀子·富国》篇中的“一岁而再获”,以及《吕氏春秋·任地》的“今兹美禾,来兹美麦”等记载,均为出现连种制农作制的反映。轮作复种是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重要内容,轮作复种制度创立的前提是对于农作物生长过程的认识,为古代轮作复种制度提供了解释。先民基于植物生态演替规律的认识,了解了主要作物禾、麦、豆等的生态习性,由此创造了作物轮作复种。《吕氏春秋·任地》言“今兹美禾,来兹美麦”,《汜胜之书》所说“禾收区种”,郑玄注《周礼·稻人》《周礼·遂人·薙氏》中引郑众语:“今时谓禾下麦为荑下麦,言芟刈其禾,于下种麦也”“又今俗间谓麦下为荑下,言芟荑其麦,以其下种禾豆也”,显示了麦禾、麦豆间的轮作。《淮南子·地形训》直接运用五行生克机制阐述农作物生长发育阶段,其说:“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故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麦秋生夏死,荠冬生中夏死。”阐明了禾、菽、麦、荠等四种农作物基本生长过程,都受制于五行生克制化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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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左传》中记载:“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9页。。”古人所谓禾有两义,一是百榖之通名;二是稷类榖物之专名。杨伯峻认为这里的禾取第二意,即现在所谓的小米*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9页。。又从地理位置分析,温在今河南温县境内,成周则在今河南洛阳境内,这就从侧面证明战国时期存在着在不同土地上有两次收获情况,即四月收获温地之麦,秋天收获成周之禾(谷)。

虽然战国时期气候条件已经满足了粟、黍、谷、麦、豆等农作物生产标准,但即使在今天,黄河流域年平均无霜期约一百八十——二百二十天,年降水量为500-950毫米,实行一年两熟也是比实行两年三熟更具难度,更不必说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落后的战国时期。如果不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达到了一定水平,一块土地一年种两季的产量未必高于一年种一季,在土地充裕条件下,垦荒比复种增产作用更明显,而且需要耗费的成本更低。

二、从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社会经济因素来分析

()从劳动力资源来分析

劳动力资源是农业发展中重要因素,人们对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性早有认识,《管子》早就指出“地非民不动”*(明)刘绩:《管子补注》(卷五),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认为土地潜力的开发最终要通过“民尽力”才能实现。《吕氏春秋·求人》指出“欲尽地利,至劳也*(秦)吕不韦著:《吕氏春秋》(第二十二),(汉)高诱注,四部丛刊景明刊本。。”《汉书·食货志》论及李悝推行的办法,也有“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应为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上),清乾隆武英殿版本。”的记载。东汉王充(公元27—约九十七)在《论衡》中说,“深耕细锄,原加粪壤,勉致人工,以助地力*(汉)王充:《论衡》(卷第二),四部丛刊景通津草堂本。”。此外,地力人助还意味着只有善于劳作,改善耕锄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尽地之利,由此可见劳动力资源对于土地利用开发的重要性。从劳动与资源对土地的投入,用古人的话说“尽地力”,以投入大量劳动为条件,对土地资源进行开发和充分利用,这是中国古代尽地力思想的重要内容。复种制度下土地利用率高,但耗费劳力,故而一般是在整个社会人地矛盾突出的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在这种大前提下,如果“一岁而再获之”是指一年两熟制的产物,那必然表明社会已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必然是劳动力数量与土地的多少出现了不平衡局面,然而在人少地多背景下,完全不需要通过农业生产技术条件更复杂的复种来实现增产。

扫描条件同“2.5”项下,对Lut在Lut-PC及Lut-PC-SD中的存在状态进行XRPD扫描分析。由结果可知(图6),Lut制备成Lut-PC后,呈现典型的无定形状态,表明形成了磷脂复合物。进一步将Lut-PC制备成Lut-PC-SD后,Lut在Lut-PC-SD中同样以无定形状态存在。

尽管上述从农作物品种搭配方面分析可知,“一岁而再获之”属于一年两熟制是不成立的,但是这样单方面的证明仍显得无力和有纰漏。上述只选取了6个品种的农作物,但不排除有可以满足一年两熟的农作物被统计在外,故而从气候条件来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故而“一岁而再获之”的第一种解释,指一年在同一块田地里收获两次是不成立的,至少在农作物品种搭配上是不能满足的。但“一岁而再获之”的另一层解释,指一年时间里而在不同田块里有两次以上收获(当然在战国时期可以理解为一年收获两次)则可以满足,战国时期黄河流域农民在安排农事活动时,可根据农作物生长周期和饮食习惯、土地利用状况等安排农业生产,则可以实现“一年两获”或者一岁多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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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而再获之是连种轮作制的产物

如果“一岁而再获之”是指一年两熟制,那么战国时期的黄河流域就要有十分适合农业生产复种的气候条件。复种是一种集约化程度较高的种植方式,复种的发展受当地热量、土壤、水利、肥料、劳力等条件制约,其中热量条件常是主要限制因素。中国无霜期约 180天以上、≥10℃积温在3600℃以上的地区,热量条件可满足小麦及其他农作物套作1年两熟要求。

在农作物品种缺乏时期,农民实行的更可能是一种撂荒休耕制度、轮耕制度,但是随着后期农作物品种的丰富,以及精耕农业的初步发展,通过在不同土地上种植不同农作物品种的连种制轮作制出现了。在这种耕作制度下,农民在安排农事生产活动时,可以在不同土地上种植不同的农作物,并因此而实现一年内不同土地上不同农产品的收获。合理轮作具有很高生态、经济效益,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防治病虫害;其二,均衡土壤养分;其三,调节土壤肥力。故而“一岁而再获之”在很大程度上是连种轮作制下的产物,是在不同的土地上实现的多次收获。

()“一岁而再获之是保证地力常新的反映

中国古代的农书特别强调以豆保谷、养地和用地相结合的豆类谷类作物轮作制。因为在这种轮作制下能最大限度保证地力常新。土地是农业生产第一要素,积极养地,保证“地力常新”,是中国自古以来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古代尽地力思想重要内容。

早在春秋战国之际,人们就开始注意养地问题。《礼记·月令》总结了“季夏之月,利以杀草,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的经验;《孟子》曾提及“百亩之粪”;《荀子》曾倡导“多粪肥田”之说;《周礼》中提出过“土化之法”,郑注说是“化之使美”;《吕氏春秋·任地》提出了“息者欲劳,劳者欲息”的土地休闲以恢复地力原则。在战国时期,农民在缺乏肥料和不实行休耕土地条件下,保证地力常新的方法只能依靠轮作制度下农耕技术的改进和合理轮作。成书于北魏年间的《齐民要术》是对前朝历代农业生产的一次经验大总结,其对此记载道;“谷田必须岁易”*(北魏)《齐民要术》(卷第一),四部丛刊景明钞本。,如果不实行轮作易地,就会“莠多而收薄”*(北魏)《齐民要术》(卷第一),四部丛刊景明钞本。。《齐民要术》是对之前农业发展的一个经验大总结,其对复种轮作的认识已经比较深刻,并对不同轮作方式进行了比较,还特别强调了以豆保谷、养地和用地相结合的豆类谷类作物轮作制,通过这种豆—谷组合轮作制度保证地力常新,“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北魏)《齐民要术》(卷第一),四部丛刊景明钞本。即是这种通过轮作来保证地力常新的最好证明。轮作制的推广,通过保证地力对促进我国古代农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由此不难发现,“一岁而再获之”的再获很有可能是保证地力常新而实行的轮作制产物,通过在一块土地上实行谷类交替种植来实现在多块土地上收获不同的农作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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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分析,荀子“一岁而再获之”不是一年两熟制是无疑的,应该指因作物种植茬口安排造成的不同田地上存在着一年二获或多获。对此问题的辨析,其深处是对中国耕作制度发展阶段的一个探究。中国的耕作制度发展历史表明,一年两熟制是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后形成的。很显然,在战国时期,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都还不能满足一年两熟制的形成。根据文章分析可知,荀子在特定条件下的“一岁而再获之”的论断是记录了当时农业生产一种表面现象,而不是对于农业生产发展规律的本质认识。根据当时农业生产条件可知,一岁而再获之如果是指一年内两次收获的话,应当是指不同农作物在不同土地上因生长周期不同而实现的,而且这不同农作物在不同土地上的收获也是和气候、农作物品种组合状况以及轮作制度和地力保证相关联的。

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得到统一,秦汉时期,自然地农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精耕细作传统开始步入一个新时期。耕作制度的发展,在一年一熟制形成以后,历史上还经历一个二年三熟时期,目前学术界对于两年三熟制形成的时间是不确定的,最晚有学者认为在某些地区二年三熟形成的时间应当是明代中后期。两年三熟的时间尚且充满疑虑与不确定性,更不必说对自然和社会条件要求更高的一年两熟制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农业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前期积累基础上,主要基于牛耕和铁器农具的使用,使得农业生产能力大大提高,提供了较大的人口支持力。在生产方式与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的条件下,农作物种植面积大大提高,土地利用率提高,产量提高以及土地利用方式及复种方式逐渐施行。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理论水平与经验也实现了较快发展,人们对农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依靠土地、农作物品种以及耕作制度来保证地力的技术日益成熟。荀子关于“一岁而再获之”之论只是春秋战国时期农业发展根本性转变的一个表象而已,此论是一年两熟制为代表的耕作制度日益发展的产物,但它不能作为一年两熟制形成发展的标志。

参考文献

[1] 郭文韬.中国复种制的历史发展[J].世界农业,1986(3):39-42.

[2] 李根蟠.中国古代耕作制度的若干问题[J].古今农业,1989(1):1-7.

[3] 韩茂莉.中国古代农作物种植制度略论[J].中国农史,2000(3):91-99.

[4]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5] 晁福林.战国的社会变迁(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敬淼春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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