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镜花缘》中阴若花的双性化性格特征

《镜花缘》乃清代文人李汝珍于乾隆嘉庆年间创作成书的一部旷世奇书，受到后人广泛称赞，如清代朱玖将其与《红楼梦》相媲美：“自是君家多谪仙，人间那得有斯编。十年未醒红楼梦，又结花飞镜里缘”*(清)李汝珍著，(清)谢叶梅等镌刻：《镜花缘绣像》，清道光木刻本。；鲁迅称其为“文人小说”优秀代表：“盖以为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然亦与《万宝全书》为邻比”*鲁迅：《中国小说发展史略》，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60页。。自然而然，学界《镜花缘》研究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但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笔者发现：自胡适将作品定义为“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胡适：《镜花缘的引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531页。后，学者翕然从之，以才女群像、女儿国的设置、武则天执政为切入点，聚焦于李汝珍“女性观”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创新。本文试图从心理学角度出发，选取性别角色为研究视角，探讨小说人物的心理性格。阴若花乃牡丹仙子、女儿国世子与国王、武后册封的“文艳王”，身份的多样性与遭遇的丰富性促使笔者将其定位为讨论对象，挖掘她的双性化性格：集女性性格本质与男性化性格特质于一体，并研讨双性化性格的实质与形成原因。

一、阴若花的双性化性格特征

“双性化”是心理学界对社会生活中人的性别角色的定位(男性化、女性化、双性化)之一。谈论“双性化”之前，笔者先对“性别角色”进行界定。作为心理学术语，“性别角色”不指人的生理性别、性取向，而指人的心理性格，是长期历史积淀下社会文化对不同性别的人格特质、心理性格、言行举止的主观规定，即王富鹏所言：“性别角色是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按照社会文化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期望，通过学习模仿，逐渐形成的一套与自己性别相应的行为规范，从而被社会认可与接纳*王富鹏：《〈红楼梦〉人物性别角色研究》,台北：台湾花木兰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传统性别模式出于文化规定而认为人的性别角色仅限于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但是当“人的性别角色与人们刻板的或传统文化所规定的性别角色发生一定程度的矛盾*张庆善：《〈红楼梦〉性别角色研究序》,《红楼梦学刊》2012年第6期，第279页。”而错位时，将产生另一种性别角色：双性化，即男女性格特质的混合。性格角色与双性化并非仅仅存在于心理学领域，也广泛存在于文学创作中，因为由于作者自身性别角色的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对性别角色的规定，出于某种创作意图，作者对文本人物的心理性格总会有所定位，李汝珍便是如此。李汝珍于小说中创作了百位才女形象，赋予其“芳容丽质更妖娆，秋水精神瑞雪标”的女性特质，但出于对男女平等思想的宣扬，众才女也具有才华横溢、有勇有谋等男性性格特征。而阴若花便是众才女“双性化性格”的典型，笔者于下文将结合文本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一)阴若花的男性化性格特质

中国传统文化规定“男主外，女主内”，男子驰骋于疆场，无畏于敌人的金戈铁马；冒险于奇峰峡谷，无畏跋山涉水的艰险；出入于殿堂市俗，于人情世故中左右逢源；饮酒交游于亭台楼阁，才高八斗而明经擢秀、舞文弄墨。因此,文化环境影响下，男子的心理性格具有理性、原则性、坚定信念、勇敢、多才、好交游等特质。阴若花乃女儿身，但其性别角色具有突出的男性化性格特质。由于心理性格具有隐性化特征，李汝珍倾向于将其寄寓于人物形象的外貌、言语、行为中使其外化而加以呈现。

阴若花外貌下的男性化性格。阴若花是女儿国世子，而女儿国内“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子，以治外事* (清)李汝珍：《镜花缘》，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49页。”。因此,所处环境男女装束的颠倒必将导致阴若花装束的男性化、简单化：不需涂脂抹粉，穿耳缠足，以简单方便的裤子、靴子、帽子代替繁复华丽的玉带蟒衫、凤冠霞帔、金环玉镯。简单化的男性穿着折射的是阴若花直接洒脱的男性化性格。

阴若花言语行为下的男性化性格。阴若花具有足智多谋的男性化心理性格，于女儿国立储遭害之时，她深谙宫廷斗争与骨肉相残之灾，欲设计远遁，恰逢“国王纳天朝商人林之洋为举案妻，唐敖揭黄榜治河救舅兄”，于是对林之洋诸事照应、屡次送信，希冀借林之洋上轿出宫回船之机，暗藏于轿内而脱虎穴、保性命。可逃脱之时，因人多若花未逃脱，但却留下“儿臣住在牡丹楼，且须在意* (清)李汝珍：《镜花缘》，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69页。”的话语，似乎她料定林之洋必定会回来救她。因此从“设计逃离女儿国”一事可看出阴若花有智慧有远见的男性化性格特征。同唐小山等人出海寻父期间，阴若花的智慧也得到显现，如：在两面国遇强盗，阴若花、唐闺臣、林婉如三人被掳，阴若花想出灌酒醉大汗之计；在蓬莱山中，若花解樵夫信中唐敖要求唐小山改名唐闺臣之意图：“据我看来，其中大有深意：按‘唐闺臣’三字而论，大约姑夫因太后久已改唐为周，其意以为将来阿妹赴试，虽在伪周中了才女，其实唐朝闺中之臣，以明并不忘本之意* (清)李汝珍：《镜花缘》，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66页。”；在泣红亭中见玉碑，若花想出用芭蕉叶、竹签抄写碑文以传后世的点子。于上京应考途中，遇见未带文书而痛哭欲绝的锱瑶钗，阴若花发挥其聪明才智，想出“该女子顶替同名姓、乡贯的锱氏伯母”的妙计，使她重获应考机会。

阴若花具有温柔善良的女性性格本质。虽然前文言及阴若花具有坚毅刚强、勇气十足的男性化性格气质，但是毕竟是女子，具有柔弱的一面。阴若花不似男儿“有泪不轻弹”而好哭，因立储被害、求救天朝贵人而哭泣；因暗藏轿内逃亡之计未实施而哭泣；因感激唐敖、林之洋的救命之恩而哭泣；因君子国海中遇水怪，唐小山被拖下水无踪迹而哭泣；因唐敖归隐蓬莱山，谢绝人世，众人不知其生死而哭泣；同唐小山往蓬莱山寻父，途遇凶险而哭泣。阴若花具有女性之“善”美，她乐善好施，对深受裹脚穿耳之痛的林之洋日日照应，端茶递水，屡次送信。同时在寻父途中对唐小山的照顾，可谓温情脉脉。这似乎反映了若花所具有的人性美，但这也符合儒家所标榜的“女德”。

当果园发生病虫害，要结合果园病虫害发生情况，科学选择防治方法进行综合防控。可以借助生物农药，在果园释放天敌，采用振频式杀虫灯、黄板等措施诱杀害虫。当田间病虫害达到防治标准后，要选择合适的生物农药进行针对性防控，禁止使用化学农药。在果实采收前要制定合理的休药期，避免果实药物残留。

综上所述，槐耳清膏能够在体外促进NCIN87自噬和凋亡，同时能够抑制NCI-N87细胞增殖，在一定的浓度及作用时间范围内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其可能的机制是槐耳清膏可能影响自噬基因Beclin-1表达，同时增加PTEN表达，导致自噬发生。由于自噬的机制甚为复杂，在本研究中槐耳清膏是否影响自噬相关信号通路改变，尚不清楚，能否在体内发生抑瘤作用也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随着我们交往的深入，崔仁浩开始设计各式各样的求婚——可能是我出身微寒的自卑心理作祟，我说，崔仁浩，你给我求婚99次吧，你能坚持到第99次我就义无反顾地嫁给你。

阴若花的女性本质还体现在她对儒家传统文化规定下“礼”的遵循，既所谓“知书达礼”。阴若花遵循儒家规范下的传统陋习，逃亡后，她换上女装，涂脂抹粉、穿耳缠足以符合儒家所言之“女容”。她遵循儒家“见客”之礼，作揖问候，恭恭敬敬，如见国舅时“连忙拜见让座，道：‘阿舅别来无恙！阿舅身体可安？今阿舅忽来天朝，有何贵干？*(清)李汝珍：《镜花缘》，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17页。”。她极力推崇儒家孝道，当唐小山放弃科考决定尽孝寻亲之时，“若花暗暗点头*(清)李汝珍：《镜花缘》，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08页。”，同时若花决定陪小山入蓬莱山“无非念阿妹一团孝心*(清)李汝珍：《镜花缘》，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25页。”。若花坚守儒家贞洁观，当若花等人听到两面国大盗决定将他们收作妾时，若花的反应是：“只管望着闺臣”“登时面如傅土，身如筛糠”“议定自尽的死法*(清)李汝珍：《镜花缘》，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41页。”。李汝珍在小说中大力描写女子的才，但对“情”之自由自主较少涉及，并且才女面对婚姻爱情，主动受制于儒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即便是阴若花也不例外，当多九公道：“若花小姐，乃尊驾义女，仍带船上与侄女同居，日后往来，替她择一婚配，完其终身，也算以德报德了* (清)李汝珍：《镜花缘》，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07页。”之时，若花并未反对。若花虽然走出狭小闺阁，参加科举，渴望实现自身价值，但是她科考中第后，武后仅仅授予其“文艳王”等虚名，未授予其官职，因此她不能像男子一样位高权重而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大事，治国理政，建言献策。虽然后来若花应诏回女儿国，位居国王之职，但那毕竟是虚无缥缈的海外，并非天朝，并且作者无心写她在女儿国的政事。可见李汝珍笔下阴若花的自我社会价值仍未实现。

(二)阴若花的女性性格本质

阴若花外貌上具有女性本然的美丽。在女儿国，阴若花虽着男装，但仍未能完全掩饰女性的外形：无胡须，女音，身段瘦小，袅袅婷婷，温柔体态。作为百花之主的牡丹仙子，虽遭贬下凡，但其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美貌不会逝去。因此，阴若花逃亡后换上女装，天仙般的亭亭玉立便显现出来。再者，其名字“若花”女性化，似乎是印证唐敖于海外所遇十二名女子皆以花木为名。

由上可知，阴若花的男性化性格尤为明显。但是她毕竟是女儿身，因此阴若花具有鲜明的女性性格本质。在中国传统文化规定下，女子的性格特征为：性情温柔，情意绵绵，忠诚柔顺，富有同情心，知书达理等。笔者在此从外貌、言行两方面来论述阴若花的女性性格特质。

除此之外，可变剪接也对小干扰多肽起着调控作用。转录因子在此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转录因子是基因表达调控研究领域的“明星”————一个转录因子可以影响一系列下游的基因在何时何地表达，甚至表达量的多少。有一类转录因子，由于其存在一段多聚化功能区域，需通过形成二聚体才能发挥作用。

阴若花还具有男性所具有的信念坚定、勇气十足的性格特征。信念坚决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逃亡信念之坚决，只要能逃得性命，换女装、梳头、裹脚、粗衣淡饭也情愿，可见身体上的摧残与物质的匮乏并不能阻挡其逃亡之心；其次，携小山入蓬莱山寻父信念之坚决，小山因“道路甚远，归期难以预料以及同父修炼之打算”，劝阴若花下山，但阴若花坚决不回，言自己无“半途而废之理*(清)李汝珍：《镜花缘》，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25页。”；最后，留天朝不回女儿国之决心，女儿国国舅来天朝，呈国王亲笔信，痛述国难，苦苦劝说阴若花回国，但她心如铁石，决心不回。这样坚定的决心在心软女子性格上是难以发生的，但阴若花便有。阴若花也具有男子的勇气胆量：首先，逃亡便是勇气鼓动下的决定，因为较之于宫廷斗争，逃亡被发现或许更早一步让阴若花走向死亡；其次于蓬莱山上寻父，不怕路途艰险，跋山涉水，勇斗大虫；不怕博学的亭亭，敢于领教：“他又不曾生出三头六臂，无非也是一个肉人，怕他怎的*(清)李汝珍：《镜花缘》，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48页。”；众人见忽去忽来的颜紫绡，吓得忙钻床下，可阴若花不怕，并问明来意，把信存下。阴若花总给人一种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冷静、理性、沉着、勇敢，或许男子都难以企及。

阴若花具有男子遇事沉着冷静理性的性格特质。途经两面国时，出于前车之鉴，阴若花提醒众人不可大意，“到了晚上，大家都不可睡；并命众水手多带鸟枪来往巡更，阿父不时巡查；一切谨慎，也可放心*(清)李汝珍：《镜花缘》，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39页。”，被俘后，小山与婉如焦急万分，她却能冷静想法逃脱。殿试后发榜之时，众才女个个发慌，人人胆落，而阴若花却镇定自若，认为在此发慌瞎猜测无济于事，何不叫多九公前去打探。

阴若花的男性心理性格还表现在对自身才华的认知与实现自身价值的强烈渴求。于中国古代，在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下，封建社会所推行的女教重德育轻智育，女子学习内容为儒家伦理道德。文化的规定下，女子对自身性别角色的认知也为：作为女子，应当以学习“三从四德”儒家教条为荣，以学文化知识与实用技能为耻，或认为自己愚笨而无能力学习文化知识。因此，古代女子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大多局限于守贞洁德行，做一个照顾家人的贤妻良母，而较少认知到自身才华以及其所具有的社会价值。但阴若花并未将自己的活动领域限制在狭小的闺房院落，而是走向广阔的社会领域，肯定自身才华与自身价值，并不断为自身价值的实现而奋进。阴若花肯定自己有接受教育的权力，在女儿国上学堂，在多九公家里跟着兰音、若花习学。她肯定自己的博学多才，当多九公、林之洋、红红皆言黑齿国女子亭亭学问渊博而害怕领教时，若花却信心满满，认为自己的才华并不低于亭亭：“阿妹为何只长他人志气，却灭自己威风？我倒是个‘初生牛犊不怕虎’，将来到彼，我就同你前去，难道我们两个还抵不过他一个*(清)李汝珍：《镜花缘》，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48页。”，因此途经黑齿国时，主动拜访亭亭并与她切磋，凸显自己的博学。阴若花认为才学并不限于诗词曲赋、经史子集，应兼具琴棋书画、文字音韵、医疗占卜、天文算术、骑马射击等才能。此外，阴若花认为不应该将博学多才藏于自身象牙塔内，而应像男性一样将其发挥出来，实现其社会价值，因此，她报名参加科举考试，希冀能参政议政，尽忠报国。由此不难发现阴若花不愿回女儿国的原因在于：报武后之恩与实现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之之志，而后来阴若花回女儿国之也在于：应武后之旨而尽忠，作女儿国国王而实现自身政治抱负之志。

对于设置除铁除锰滤池的地下水厂和氨氮轻度污染的地下水原水而言，铁、锰的存在会影响对氨氮的去除［5］，因此处理工艺需根据地下水水质特点及主要的水质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从而得到合理有效的方案。

二、阴若花双性化性格的变化发展与性格实质

阴若花的“双性化”性格贯穿其行为活动始终，但是在不同时间地点其男性化特征与女性化特征所占份量不同，呈变化发展趋势。在女儿国之时，环境的影响下阴若花的男性性格特质所占比重大，但女性的柔弱多泪的性格特质尚存，原因在于：作者建造一个“女治外事，男治内事*(清)李汝珍：《镜花缘》，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50页。”男女颠倒的女子当权王国，女子只有具有男子的大部分性格气质，才能治国理政、用劳力修水道，但是女儿国中“男女颠倒”是外界人出于自身文化规定下的性别角色而对其作出的界定，但是女儿国国民出于自身文化规定，却将生理结构上为阴性的人界定为男性，将生理结构为阳性的人界定为女性，男性当政治外事，女性缠足治内事，这种性别模式与统治模式与天朝儒家文化规定下的统治模式一样，因此女儿国文化还是轻视女性，限制女性。因此李汝珍虽然将阴若花置于“女子”当政的女儿国，最大化地赋予其男性特质，但是女儿国文化对儒家文化的复制，导致阴若花性格中女性本质不可能完全被磨灭。逃亡到天朝之后，阴若花变为女儿身，其女性特质份量加重，逐渐与男性特质持平，她不仅具有男子的主动求学性格特质，也有女性的缠足穿耳、知礼的性格特质。于海外寻父之时，李汝珍又极力表现若花勇敢无畏、冷静理性、有胆有识的男性特质。寻父回天朝之后，上京参加科考之时，男性的博学多识、有胆有识、信念坚定的性格特质与女性的知书达理、温柔美丽性格特质参半。后回女儿国，参政议政的男性特质又占据主流。由此可见阴若花于海外男性特质则多于女性特质，于天朝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参半。

阴若花双性化性格实质在于作者女性观的矛盾性、文化观的矛盾性。儒家传统文化推崇“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将女子的活动领域限制在闺阁、院落、家庭，要求女子遵从三从四德、守贞洁、重礼法、不重学识、温柔体贴。但是李汝珍笔下的阴若花具备“足智多谋、冷静理性、信念坚定、勇气十足、文人气质、求学热情，参加科考，参政议政”的男性性格特质与行为举止，这反映了李汝珍对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地位、品格、活动领域限定的反对，并推崇“男女平等”的女性观。然而，若花又未彻底摆脱儒家文化规定下的“温柔善良、知书达礼”的女性性格本质，并且若花参加科考中第之后，其建功立业的抱负并未落实到一个实际的官职之上，若花的性格又回归传统文化的限定中，这折射出李汝珍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对女性地位推崇的保留。阴若花双性化性格具有地域性与变化性，在海外男性特质居多，在天朝女性特质增多与男性特质持平。李汝珍毕竟出于天朝，海外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虚无缥缈的想象世界，作者终究会回到现实，面对天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因此阴若花的男性化性格特质终将受女性本质支配，李汝珍游离传统儒家文化而推崇“男女平等”的理想必将归于传统文化“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决定李汝珍文化观与女性观的星星之火在传统文化思想中不能成燎原之势。

三、阴若花双性化性格产生原因

性别角色最终受制于文化思想，因此阴若花双性化性格源于明清社会文化思想之时代新声——女权主义之萌动与儒家传统文化之束缚的共同作用。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手工业为主的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的繁荣促使人民抛弃“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积极从事商业活动。“士农工商”的人民身份地位划分的等级出现错位，商人地位得到大大提升，商人拥有的话语权增多，而商人较为活跃开放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将冲击顽固的儒家传统文化思想。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家庭经济来源的多样化：除务农外，养蚕、纺织、做零工皆为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常言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决定了封建社会对“女织”的轻视：妇女织布仅仅是为家人提供衣物，若有余力可替他人作衣而获得较少经济来源。但在明清时期，蚕桑业与棉纺织业相当繁荣，使得妇女能发挥所长在家庭生计维持上承担更大责任，如余新忠《中国家庭史》中载有：“女子七八岁以上能纺絮，十二三岁能织布，一日之经营，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也*余新忠：《中国家庭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17年版，第438页。”。女子除织布外，还从事田园耕作、做佣工等经济活动来创造财富。由此可见女子在家庭、社会、生产活动中的地位升高，这使得社会各个阶层对女性价值进行重新审视。同时明清“禁海令”废止以来，海外贸易迅速发展，行驶于海洋上的船只不仅带来了商品与钱财，更为重要的是带来了西方文化，而西方文化中女性文化自然而然会对中国传统思想造成冲击。商品经济的发展、女性于家庭社会所承担责任的增加、西方女性文化的引进促使社会上女性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而肯定女性的价值与才能，推崇男女平等，赋予女性传统文化规定下而缺失的男性独有的性格特质。如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赞赏女子才华：“吾乡多闺秀，而莫盛于叶方伯荪家，其前后梁夫人，两女公子，一儿妇，皆诗坛飞将也* (清)袁枚著，顾学颉点校：《随园诗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李贽于《焚书》中肯定女性价值，将女性视为人之始：“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清)李贽著，陈仁仁注解：《焚书·续焚书校释》，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34页。”，钱谦益《历朝诗集》专门为富有才华的女诗人立传，赵世杰也言有：“海内英灵，或不钟男子而钟女子* 胡凯文：《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16页。，”同时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大量涌现，如《牡丹亭》《红楼梦》等。因此，明清时期思想文化中融入了强烈女性意识的时代新声，它肯定女性的地位与价值，倡导女性应具有男性同等的性格与行为，释放人应有的天性。在这种新文化的规定下，小说人物阴若花的性格体系中将存有传统儒家文化规定的男性性格特质。

明清时期虽然出现了高扬女性主义的时代新声，但是新生事物毕竟力量弱小而难以与历史积淀下形成的儒家传统文化相抗衡。同时女权意识存在的经济政治基础薄弱：虽然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封建地主经济难以动摇；虽然统治者解除了禁海令，但是海外贸易仅限于个别沿海地区，中国基本上还处于封闭状态；中国仍是一个封建国家，三纲五常仍为维护国家统治的思想体系，儒家的伦理道德仍束缚着人们的行为与思想并无意识化。可见，明清时期的思想文化新声力量还比较弱，不可能取代传统文化而权威化。因此儒家传统文化规定下的男女性格特质不可能被颠覆，阴若花性格中的女性本质已经无意识化而难以被取代。李汝珍希冀通过赋予阴若花男性化性格特征来实现男女平等的理想终究化为幻影。

创作主体为思想文化与小说人物的中介，因此作者自身性别角色确定的矛盾性直接影响阴若花双性化性格的形成。李汝珍出生于乾隆二十八年，《镜花缘》成书于嘉庆二十年，皆为清代中后期。期间社会上的女权意识正处于高涨态势，这必然会影响李汝珍。李汝珍居住地极浦，是沿海古城海州最大的盐都，商业发达，城市繁荣，海外贸易频繁，思想活跃，以致李汝珍更容易接受女性意识。同时李汝珍与海州才子许乔林、许桂林交往甚密，自然而然受二人“尊重女性”思想的熏染。女性意识的增强促使李汝珍自愿将女性性格特质融入自己性格体系中，但这不代表李汝珍存在“性取向”问题。女性性格特质的吸收只是更进一步拉近了他与女性的距离，使他能更好的体会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发掘女性所具有的不逊于男子的才华与价值，从而为女性发声，以女权话语创造“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形象。因此，李汝珍对自身女性性格的定位促使阴若花成为女权主义化生而具有突出的男性化性格特质。但是李汝珍生理结构上为男性，必然受儒家传统文化中男权意识影响，不可能将社会话语权由男性移交给女性，因此李汝珍将自身性别角色最终定义为男性。出于对男权意识与自身男性性格特质的维护，李汝珍不会完全反对传统文化中的“男尊女卑”思想，因此《镜花缘》开篇便写到：“昔曹大家《女诫》云：‘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节而不可无者也*(清)李汝珍：《镜花缘》，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页。”。男权话语下女性阴若花的性格不可能完全男性化，她终将遵守儒家的婚姻制度、贞洁观、行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