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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字词的心理语言学研究

更新时间:2009-03-28

心理语言学是以自然观察法或实验研究法研究语言感知、理解、产出和习得等领域问题的一门学科,其研究成果对于了解语言认知加工过程和规律、构建语言理论、促进语言教学都有重要的价值。对外汉语字词的心理语言学研究随着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发展而兴起,近二十年已有了长足进展。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者的汉字词加工心理过程、特点和影响因素,以及其与汉语母语者汉字词加工的异同,这些研究不仅能丰富汉字词认知加工理论,也能为汉字词教学提供重要参考,提高对外汉语字词教学效果,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依据1994年至2017年发表在国内外各类学术期刊上的近百篇论文(王碧霞等,1994;姜丽萍,1998;陈慧,1999;高珊,2017;徐晶晶等,2017),综述对外汉语字词心理语言学研究进展,分析主要的成就和问题。

一、对外汉语汉字心理语言学研究

对外汉语汉字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十年前,最近十年内的研究数量明显减少。其中,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者的汉字加工过程、与母语者的加工异同、加工影响因素,以及汉字学习策略和教学方法是学界重点探讨的问题。

(一)汉字识别与产出过程及影响因素

这方面的研究有几个主要发现:第一,汉语学习者的视觉汉字识别也同汉语母语者一样经历笔画、整字或部件在内的分析过程,笔画、字形熟悉度和部件等因素会影响汉语学习者的汉字加工,而且这一影响因为学习者的母语背景不同而不同(冯丽萍,2002;尤浩杰,2003;冯丽萍等,2005)。第二,不同母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对汉语声调和元辅音的感知特征既有差异也有相似之处,跨语言语音相似度影响学习者的汉字语音感知(王韫佳,2001;池杨琴,2005;梅丽,2011;邓丹,2014)。研究也发现中级水平留学生主要采用“读半边”(读“声旁”和“形旁”)和“类比”的策略来提取汉字的语音(张金桥等,2014)。第三,对初学汉语的学习者来说,汉字的形音信息、结构方式和部件频率都直接影响他们的汉字书写。初学阶段字形作用大于字音,左右结构的汉字易分解易书写,含高频部件的生字抄写正确率高(江新、柳燕梅,2004;刘丽萍,2008;郝美玲、范慧琴,2008)。

(二)汉语阅读中字音和字形的作用

二语学习者汉字语义通达中,字音是否起作用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高立群、孟凌,2000;江新,2003a)。目前较多研究表明,汉语阅读中字音的作用会受到留学生母语背景的影响(江新,2003a;张金桥、王燕,2010)。汉字圈背景的日韩学生获取汉字意义更依赖汉字字形,但表音文字背景的印尼、美国学生更依赖汉字读音,支持了“母语正字法影响第二语言的文字加工”的观点。虽有研究发现母语正字法作用会受到留学生汉语水平的影响(张金桥,2007),但这一发现没能得到进一步的研究支持(张金桥、王燕,2010)。

(三)频率对汉字识别的影响

研究者常以汉字复现率(汉字在汉语教材中出现的次数)作为频率指标考察其对汉语学习者汉字学习的影响。不同研究均发现了稳定的汉字频率效应(江新等,2006;江新,2006a; 郝美玲、刘友谊,2007)。研究者的分歧在于这一频率效应是否受到汉字的构词数和词素1类型这些因素的影响(赵果,2003;江新,2006a;郝美玲、刘友谊,2007;张金桥,2008a)。对不同复现率、构词数和词素类型汉字的系统实验研究发现:汉字构词数多或者是自由词素,则汉字学习效果较少受复现次数的影响,反之构词数少或是黏着词素则有较大影响(郝美玲、刘友谊,2007)。

(四)汉字学习策略

研究主要考察了初级水平汉语学习者的汉字学习策略和学习效果的关系(江新、赵果,2001;赵果、江新,2002;柳燕梅、江新,2003;江新,2007)。量表调查揭示他们最常用的六种汉字学习策略(由高到低排列)分别是字形、音义、笔画、复习、应用和归纳策略,只有应用策略最有助于汉字学习;而且策略使用受母语背景影响,汉字圈国家的学生更多使用音义、应用、制订计划和设置目标策略(江新,2001;赵果、江新,2002)。但这些发现与个案研究结果不太一致(马明艳,2007)。另外,研究发现回忆默写法比重复抄写法,“认写分流、多认少写”比“认写同步要求”教学都更能促进欧美初级阶段留学生的汉字学习(柳燕梅、江新,2003;江新,2007)。

二、对外汉语词汇心理语言学研究

即使如此,相比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些研究对学科发展的积极贡献和重要意义。这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已有的研究对对外汉语字词的加工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与字词意识发展有了较深入的了解;而且,大于词汇单位的汉语语块的认知加工实证研究也开始出现,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这些都扩展和丰富了汉语字词认知研究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教学实践价值,也为对外汉语字词认知加工理论的深入探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二,从研究方法和所用技术手段来看,已有研究使用了观察法(调查、个案分析等)和实验研究法,借助问卷、纸笔测验、行为反应实验或眼动仪来收集数据。在所有收集数据的方法中占绝对多数的实验研究都有明确的研究问题、实验假设和严格的实验设计,对各种实验变量和因素有系统的操控,因此能发现加工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都保证了汉字词认知研究过程的客观性、研究结果的较强可靠性,以及结论的可验证性,最终能增强汉语作为二语的字词研究的科学性。这也会使学界更重视实证研究,从而促进实验研究方法在汉字词研究领域的普及和推广,提升研究者的研究方法意识。

建筑是城市不同的历史时期发展的产物,旧建筑不仅见证了城市的发展历史,同时还承载了城市的文脉,通过延续旧建筑风格,改造旧工业建筑设施,保留城市的记忆。同时在设计中考虑增加能适应现代社会的使用功能。既要充分利用原有建筑的价值还要赋予建筑新的内涵,使之符合现代生活的使用要求。

(一)汉语词汇心理词典表征与通达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字词的语音意识、正字法意识和词素意识发展三个方面,重点考察汉语二语学习者元语言意识的发展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机制是指各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要素变化的相互联系。积极构建适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规律的党委领导机制、合力育人机制、融入渗透机制、实践机制、督查考评机制、激励问责机制等,为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常态化提供保障。

(二)汉语词汇理解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考察了词汇特征和语境等因素对汉语二语学习者整词理解的影响,以及他们学习和理解词汇过程中使用的策略。研究揭示汉语词汇的词形、词义、语义透明度和句子语境(张金桥、吴晓明,2005;张金桥,2008b;张金桥、王燕,2010),以及语境和构词法线索(江新、房艳霞,2012)都会影响留学生汉语词汇识别、理解和学习成绩。汉语二语学习者理解汉语名名组合词时会采用关系解释和属性解释这两种策略,且关系解释偏好更突出(江新等,2016),而对汉语名名偏正复合词的学习会受到复合词内部语义关系的影响,且语义关系的作用与词素重复位置有关(徐晶晶等,2017)。

(三)汉语词汇识别的频率影响

研究者主要考察了生词复现率(即词在汉语教材中出现次数)对留学生汉语词汇学习的影响。柳燕梅(2002)发现欧美学生学习汉语词汇中存在频率效应:复现率越高, 学生的词汇掌握得越好。但这种效应也受到字的复现率的影响(江新,2005、2006b):字的复现率越高,词的学习效果越好,但字的复现率达到10以上时这种效应就不显著了。而且字词复现率存在交互作用:词频为5时单字复现率效应就比较小或没有显著影响。

(四)汉语词素加工

这方面的研究一是考察汉语二语学习者汉语词汇加工中的各类词素信息的影响,二是考察词汇识别中整词和词素信息的相对作用。研究发现构词词素的性质(自由或黏着词素)和构词能力(冯丽萍、宋志明,2004)、词素显义程度(郭胜春,2004)、词素多义性(王娟、邢红兵,2010)、词素义常用度(王意颖等,2017)、词素具体性(郝美玲、厉玲,2015)、词素位置(洪炜、冯聪,2010;陈琳等,2016)和词素位置频率(高立群、赵媛琳,2008)都影响留学生的词汇习得。此外,研究也发现词素信息和整词信息在初中级汉语二语学习者合成词识别过程中均起到促进作用,即留学生的汉语词汇识别中同时存在着整词通路与词素通路(冯丽萍,2009;洪炜、冯聪,2010;郝美玲、厉玲,2015;陈琳,2015),但留学生可能更依赖词素来识别汉语词汇(冯丽萍,2009)。

(五)汉语语块心理语言学研究

语块常被看作大于词小于句子的多词单元,加工时整存整取,是语言的基本建构单位,对语言理解和习得有重要作用(Wray,2002)。使用心理语言学实验范式的行为和眼动研究都显示留学生在识别汉语语块时存在着语块加工优势效应,表明中高级留学生心理词典中已具有了各类汉语语块的整体表征(郑航等,2016;Kong等,2016;Yi等,2017;高珊,2017),但是语块的加工和理解会受到语境的明显影响(孔令跃,2012;郑航等,2016)。而且,研究也发现汉语二语学习者掌握的汉语口语语块数量上与母语者有明显差异,导致提取运用存在困难(孔令跃、史静儿,2013)。

三、对外汉语元语言意识发展的心理语言学研究

双语者心理词典中的表征单元及其通达,两种语言单元的表征结构是研究的焦点问题。冯丽萍(2009)发现汉语学习者的汉语心理词典中存在着形、音、义三个层次和词素与整词两种单元的表征,各层次和各表征单元之间存在着联结。对韩国留学生来说,他们的汉语心理词典中组合反应明显高于聚合反应,且双字词的词性和构词方式都影响心理词典结构(吴思娜,2017)。而日本留学生的日汉词汇联结是从初级的词汇联系模式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多通路模式(高立群等,2003;高立群、黎静,2005)。

(一)语音意识发展

语音意识指个体对口语中声音结构的意识及运用,是个体对言语音位片断的反映与心理控制能力(张金桥、吴晓明,2007)。汉语二语学习者的语音意识发展研究主要考察了留学生的声旁意识发展,以及韵母和声调意识发展。基于留学生形声字加工的研究显示:留学生经过一学期的汉语学习就能意识到声旁的表音作用(郝美玲、舒华,2005);在二年级时他们的形声字读音就明显受到声符表音规则性的影响,且这种声符表音意识随着年级升高而增强(江新,2001);学习汉语一年左右时能逐渐认识到形声字声旁表音的局限性(陈慧,2001;陈慧、王魁京,2001)。此外,高小丽(2004),高立群、高小丽(2005),张金桥、吴晓明(2007)等人考察了留学生的韵母意识和声调意识发展。研究发现,初级水平的学习者已经具有明确的声调范畴,但还未形成独立的声调表征(张林军,2011)。而且外国留学生语音意识发展具有相同的模式:声调意识优于韵母意识,韵母意识又优于声母意识。但这一发展过程可能受到汉语水平的影响。

此外,有三个研究使用言语产生任务考察了留学生汉语心理词汇表征的激活和提取问题,分别发现:中级水平留学生在名词短语产生过程中可以通过名词或量词本身激活量词信息(张金桥、肖潇,2012),日本学生产出汉语或日语时会出现非目标词汇语音的激活(李利等,2014),高水平二语者的词类信息在语言产生中不能激活(冯浩、冯丽萍,2016)。

(二)正字法意识发展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字词心理语言学研究在最近二十年内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字词教学面临的许多重点和难点问题,比如汉字词的频率、汉字的部件、词素等因素在汉字词加工中的作用,还有汉字正字法意识的发展这些重要问题,都有了比较系统深入的考察和可靠的发现。相关研究成果能使我们有针对性地开展或改进相关的汉字词教学,提高汉字词教学和学习的效果,因而具有重要的教学实践价值。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中也还存在着一些较明显的问题。比如,不同实验研究中对同一关键变量的界定不一(如学习者的汉语水平、汉字词频率等),导致不同的研究结论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不利于不同研究结果的比较和问题的系统深入探讨。虽然研究者分析并指出结果存在分歧的可能原因和实验设计中有待改进的方面(如任务不同,变量因素控制不全面,被试抽样不同等),但相关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仍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验证。

(三)词素意识的发展

普光天然气净化厂大型硫磺回收装置应用MAG○R+液硫鼓泡脱气工艺可将液硫中的硫化氢质量分数脱除至15×10-6以下。MAG○R+液硫鼓泡脱气工艺完全包含在液硫池内,不需采用任何化学添加剂,大大降低了生产运行成本,同时节约了后续的人工运行成本,降低了操作难度和液硫脱气工艺的危险系数,可为国内同类装置的液硫脱气工艺提供参考[9]。

四、结语

汉字正字法意识是对汉字组合规则的意识,它对汉语学习者的文字识别和阅读能力都有影响。有关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关于汉语学习者正字法意识发展的研究。研究发现汉语学习者汉字正字法意识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是有层次性的,随汉语水平的提高不断发展(鹿士义,2002;郝美玲,2007;徐彩华等,2007;徐彩华,2007,2009)。学习汉语半年到一年的留学生已经能形成汉字正字法意识,到中级水平就能完全确立(王建勤,2005;郝美玲,2007)。在这一过程中,汉语学习者部件位置意识的发展(初学三个月)早于部件意识的发展(中级水平)(郝美玲,2007)。第二,关于汉语学习者汉字正字法意识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研究发现,汉字的结构、汉语水平和识字量等因素都会影响留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的发展,而且这些影响会受留学生母语背景的影响(王建勤,2005;冯丽萍,2006;张娟娟,2017)。例如,初学汉语五个月的美国大学生仅形成了上下(而无左右)结构的汉字正字法意识(江新,2003b),而初级水平印尼华裔留学生已形成左右结构的汉字正字法意识(张金桥,2008c)。

汉语中合成词数量众多,词成分的组合关系对整词意义理解、识别加工和词汇学习都有很大影响。对外汉语教学界对汉语二语学习者的汉语词汇心理表征、加工方式、影响因素(包括频率和词素信息等)等方面开展了较多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受到持续的关注,研究数量稳中有升,且多集中于最近十年内。

词素意识是指语言学习者对词内在词素结构的意识以及操作这种结构的能力。对汉语二语学习者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关于留学生汉语词素意识发展特点的研究。研究发现,非汉字背景的中级汉语水平(学习汉语一年半)的外国学生已经开始具有一定的词素意识,并对词汇加工中词素提取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冯丽萍,2003)。对于有汉字背景的日本留学生来说,初级阶段(学习汉语半年到一年)是汉语合成词结构类型意识的萌芽阶段,汉语合成词结构类型意识初步形成。到了高级阶段(学习汉语三年以上),日本留学生则具备了较完善成熟的汉语构词法意识(高立群、赵媛琳,2008)。第二,关于汉语词素意识对汉语阅读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结果显示,词素意识对初级水平留学生的汉字学习成绩(郝美玲、张伟,2006)、中高级水平留学生的汉语命名组词以及阅读理解(常云,2011;张琦、江新,2015)都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汉语作为二语的字词心理语言学研究还有巨大的探索空间,后续研究可结合更多技术手段(如ERP)来开展汉字词认知研究,尤其是汉语词汇和语块的认知研究;同时也可以对一些关系汉字词教学的重点难点问题,基于更严格的实验设计和因素控制做进一步的探讨。这既能验证已有的实证研究发现,也能推动汉语二语字词认知加工理论的构建,最终为汉语二语教学实践提供重要参考。

附注

成联方:通过比赛出来的书法家,趋同化都非常明显。不仅仅书法这样,美术也是一样,音乐、体育都大同小异。请问你们文学类的比赛,是否也这个样子?

(3)针对辨识对象的危险原因进行直接判断。①物理性危害,类似设备自身质量不佳或设备运行形成的故障等都属于物理性危险;②化学性危害,包括了易燃易爆特征、毒性、自燃性等物质在内的危险源;③生理性危险,主要是指可能导致健康受到威胁的生物或植物等危险源。

1 本文所引用的一些研究文献使用“语素”一词,但其使用含义基本等同于“词素”,主要限于构词层面上的理解。为综述方便,本文引用时统一使用“词素”一词。

教学时,教师首先对实验进行了研究和改进,学生分组分任务,全班共同合作来完成全部实验。笔者设计时将4个实验全部设置为学生实验,用1节课时间完成。时间安排分课前预习、实验准备和课堂展示实验结果、表达交流、归纳总结两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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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跃
《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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