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诗酒文化——以徐元文《斗酒诗》所载的清初“北五省”名酒为例

古人很早就有“诗能存史”的观念。宋代学者计有功在《唐诗纪事》的自序中云：“唐人以诗名家，姓氏著于后世，殆不满百，其馀仅有闻焉，一时名辈，灭没失传，盖不可胜数。敏夫闲居寻访……取自唐初首尾，编次姓氏可纪，近一千一百五十家……庶读其诗，知其人。”1 计有功：《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近人陈衍批评计氏的搜录“有名无实”，认为应该“以诗补史之未详”，即通过保存、研究诗人文献资料，来还原重大政治事件与当时的现实社会生活2 陈衍：《元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陈寅恪和洪业都专门阐释过清人“诗史互证”的观念和传统3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827、933页；洪业：《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8页。。邓之诚尤其强调诗歌在保存史料方面的价值，在编撰《清诗纪事初编》时曾提出“以诗存人、以诗系事、以诗补史”的主旨和要求4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台湾明文书局1986年版，第1—4页《序》。。就邓氏“以诗补史”的意义而言，清初大儒徐元文（1634—1691）应长兄徐乾学（1631—1694）之命而作的《碧山堂元夕斗酒诗》（下简称《斗酒诗》）值得研究者的关注5 作为“昆山三徐”之中文名最盛的两位，徐元文和徐乾学兄弟都被邓书收录，且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邓书对二人的记载如下：徐元文，字公肃，号立斋，江苏昆山人，顾炎武的外甥。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康熙十八年（1679），出任修《明史》总裁。升国子监祭酒，充经筵讲官。后任左都御史，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康熙二十九年（1690）与长兄乾学一同遭弹劾，被解职，次年“惊悸呕血而死”，享年五十八岁。著有《含经堂集》《得树园诗集》。徐乾学，字原一，号健庵。历任内阁学士、刑部尚书等职。康熙二十一年（1682），继弟元文而出任《明史》总裁。康熙二十七年（1688）罢官返乡，有阎若璩、顾祖禹、胡渭、姜宸英与黄虞稷等随行，编修《大清一统志》及《资治通鉴后编》等。康熙三十三年（1694）应召还京修书，不久病逝。参见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台湾明文书局1986年版，第368—372、363—368页。。

对研究者而言，《斗酒诗》在“补史之未详”方面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它还原了在徐乾学家中举办的上元节晚宴的场景，使我们对明清士人阶层以酒会友的乐趣从细节上加深了解；同时，它也保留了徐乾学个人所藏的三十种名酒的名称、产地、质感、外观、口感、原料或配料之特殊、酿造方法、口碑以及相关典故等形形色色的信息，称得上是一篇研究古代酒史的重要文献。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乾学所藏以“北醖为多”（《斗酒诗·序》），所以元文所记之名酒有三分之二以上都产自北方；而眼下受关注较多的清代酒单资料（如袁枚的《随园食单·茶酒单》等）大多偏重南方1《随园食单》中虽然也记载了“德州卢酒”“山西汾酒”等北方酒，但产自南方的名酒占了绝对多数，如“金坛于酒”“四川郫筒酒”“绍兴酒”“湖州南浔酒”“常州兰陵酒”“溧阳乌饭酒”“苏州陈三白”以及“金华酒”等等。参见（清）袁枚：《随园食单》，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版，第364—367页。——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以“北酒”为中心的《斗酒诗》的价值，更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图2表明，脱脂奶粉添加量对酸奶品质的影响很大,感官评分随脱脂奶粉添加量的增加呈先升高后缓慢降低的趋势。奶粉添加量为6%和9%时，酸奶有大量乳清析出，凝乳不均匀；奶粉添加量小于12%时，增加奶粉的添加量可使酸奶更具稠厚感，凝乳更均匀，口感更细腻，酸奶品质明显提高；但当奶粉添加量大于12%时，奶粉添加量对酸奶的品质影响不显著，感官评分差值不大，因此以12%奶粉添加量为最佳值。

一、徐元文《斗酒诗》的创作过程及其价值

在自撰的序文中，徐元文详述了他写《斗酒诗》的原因2 （清）徐元文：《<碧山堂元夕斗酒诗>有序》，收录于《含经堂集30卷、别集2卷、附录2卷》，《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89页。：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农历正月十五之夜，时任《明史》总裁的徐乾学与两位弟弟秉义（1633—1710）、元文，召集子侄门生、《明史》编修书局的同僚以及交往的寓京名士，在北京宣南绳匠胡同的“碧山堂”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开宴之前，主宾一起欣赏了碧山堂内布设的华丽灯展，“……诸君子未晡而集，散歩庭除徙倚栏槛虚堂之上，回廊之侧，华灯四垂，奇制巧绘，不待加烛而烂已夺目矣”。赏毕落座，乾学说：“胜友嘉夕无他乐，方尝蓄酒，得三十种，相与品量而赏之，以诗可乎？”在座的不是宿儒就是青年才俊，自然都对主人“品酒作诗”的提议表示支持。于是乾学将自己平生所蓄的30种佳酿尽数取出，在壶上一一标注名称，然后命长子徐树榖、次子徐炯担任司酒3 徐树榖，字艺初，徐乾学长子，仕至山东道监察御史，与王翚、纳兰性德等人交好，与其弟徐炯合纂《李义山文集笺注》十卷、《庾开府<哀江南赋>注》十四卷。徐炯，字章仲，号自强，继承其父徐乾学藏书，有藏书印“徐仲子”“徐章仲所读书”“徐炯收藏秘籍”“彭城仲子审定”等多枚，着有《五代史记补考》。，要求在座宾客无论酒量大小，必须逐壶品尝，并点评各酒的特色；喝到一半之时，宾客出户赏灯以稍作歇息，此后再归席续饮，直至酒酣夜阑，尽兴而归。当年苏子瞻与朋友出游，各自携带不同的酒，等大家见面后则混合在一起共饮，“以和为义”，因此称为“义酒”；而乾学则认为应有所区择，不可“溷然而无别”，要求参与品酒的宾客为每一种酒作一首绝句，最大程度地描述该酒的特质，因此号曰“斗酒诗”。次日，才思敏捷、以诗文知名的元文率先完成了30首，合为一卷向长兄乾学交稿，并谦虚地表示，因水平所限，不一定每一种酒都描述得很准确。

（3）标准方面：我国关于信用相关的现行有效标准共282项，其中国家标准97项。以“质量信用”为关键字进行检索发现相关现行有效标准共18项，但国家标准仅有3项，分别为GB/T 31870—2015《企业质量信用报告编写指南》、GB/T 31863—2015《企业质量信用评价指标》和GB/T 23791—2009《企业质量信用等级划分通则》，行业标准1项，其余14项都为地方标准。质量信用标准体系尚不完善，当前还应加快质量信用基础标准、质量信用信息管理标准、质量信用产品标准、质量信用服务标准和质量信用管理标准的制修订。

完稿当日，元文将书稿拿给一同列席的慈溪书法大家姜宸英，并请其为之作跋；后者当时在碧山堂书局任《明史》纂修官，负责《刑法志》的编撰。姜宸英在跋文中说：“今总宪徐公碧山堂之宴，出所储酒三十种饮客，命客为斗酒诗，明日相继以诗来者若干人，而前总宪公先得绝句三十首，手书小帧示某，某谨受而读之，其体物精切，寄托深远，至于声调之谐美，按之皆可歌也”4 （清）姜宸英：《<碧山堂元夕斗酒诗>跋后》，见陈雪君、孙欣点校《姜宸英文集》之《湛园集》卷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5页。——可知除了元文之外，也有其他宾客如命完成了诗作，可惜都未曾流传下来；徐乾学在碧山堂的这次品酒活动能被后人所知，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其弟元文的诗名。事隔不久，徐元文的门生钮琇（1644—1704）将离京赴陕西白水任知县，元文又嘱咐他为《斗酒诗》再作一篇骈体跋文。钮琇是江苏吴江人，康熙十一年（1672）至京师入国子监，拜元文为师，并同乾学交往，当日他也参加了碧山堂的宴会。元文请他作跋，一是欣赏钮琇的文采，二是因为门生临时到京，刚相聚了片刻就要远行，有些不舍，想有个留别之念。钮琇在跋文中提到“近者北门休沐，东观成书……因偕乌府先生，共诣碧山别业……美有必章，何假伯伦之颂；类无不辨，还同季野之评。”5 （清）钮琇《临野堂文集、诗集、诗余、尺牍》之《文集》卷八，转引自朱端强著：《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97页。与钮琇一起赴碧山堂宴会的“乌府先生”指的是某位当朝御史，具体名谁已不可考6 “乌府”乃御史府的雅称，典出《汉书·朱博传》：“是时御史府吏舍百馀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乌府先生”典出苏轼 《钱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诗：“乌府先生铁作肝，霜风卷地不知寒。”；“伯伦”指蓝瑛的弟子王奂，字伯伦，绍兴人，以善摹宋人及佛像人物而闻名京师1 （清）徐炯文：《徐炯文集》，线装书局2009年版，第480页。；“季野”则是万斯同的字，万氏1679年至京后，“请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以平民身份住进徐乾学的碧山堂宾馆，从事《明史》的编修工作2 黄云眉：《明史编纂考略》，收录于《史学杂稿订存》，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 125页。。值得一提的是，钮琇在给徐元文的跋文呈稿中将“滁”讹写作“涤”，元文“粉涂其上”，用细楷改正，然后才命其誊录于卷。“一字之微，敬慎若此”，这个细节对钮琇的触动很大，他在一篇晚年所写的回忆文章中还提及此事3 （清）钮琇：《觚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9页。。

在《斗酒诗》的序文中，徐元文对当晚所饮的三十种酒集中作了如下评价4 （清）徐元文：《<碧山堂元夕斗酒诗>有序》，收录于《含经堂集30卷、别集2卷、附录2卷》，《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89页。：

维时酿之秘者出自尚方，远或千里而至，甚有隃岭越海者，其他则北醖为多；而乡邦之酿，箬下二泉、桂花竹叶之属，常所御者不与焉。昔人称“北酒以南茶比之”，北固未可少也！虽味异辛、甘，质殊清、酽，色分黄、碧、丹、白，杂然其不齐，要皆足以导和而释愠，会嘉侣，陶良辰，正如宫商迭奏，合为一成，黼黻有章，常兼数采，其得自致于斯筵者，非无故矣。

③ 王燕晶.“中国风”歌曲流行现状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J].四川: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6卷第5期,2011.

也就是说，除去少数大内御酒、以及不远万里而来的贡酒之外，乾学的藏酒大都是北方各地所产的佳酿，那些无特色的土酒，如各地均产的“桂花竹叶之属”，都被排除在外。元文对长兄的藏酒之丰称赞不已，认为从味道来看，有甘甜的也有辛辣的；从质地来看，有清澈的也有浓浊的；从颜色来看，则有黄、绿、红、白以及杂色等多种——种类如此丰富的酒在席上配合起来，妙不可言。

《斗酒诗》的正文由30首以酒名为题的七绝组成，分别为：《万寿酒》《内醖》《葡萄酒》《荔子酒》《紫阳酒（朱尚书家所酿）》《太和春》《墨露》《贺兰酒》《养荣酒》《乳酒》《桑落酒》《玉酒》《秋露白》《金茎露》《羊叶酒》《莲叶露》《房山酒》《蓟酒》《沧酒》《浭酒》《易酒》《瓮头春》《潞酒》《罗家黄》《菊酒》《橘酒》《豆酒》《苦蒿酒》《章丘酒》和《涞酒》5 （清）徐元文：《碧山堂元夕斗酒诗》，收录于《含经堂集30卷、别集2卷、附录2卷》，《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591页。。30种酒可粗略分为3类，即据原产地命名的“地名酒”，以花果为原料、或是浸泡取其风味的“花果酒”，及对其特征进行雅化、或涉及人文典故的“雅名酒”。酒名的排序，应当就是徐树榖与徐炯奉父命为宾客呈献的顺序，即自最为珍贵的大内御酒“万寿酒”和“内醖”始，续以“逾岭越海”的珍奇贡酒“葡萄酒”、“荔子酒”，以及前兵部尚书朱之弼（1621－1687）自家酿的“紫阳酒”等6 朱之弼，字右君，顺天府大兴县（今属北京市）人，顺治三年（1646年）进士，授礼科给事中，转工科都给事中。累迁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康熙五年（1666）起历任工部、刑部、兵部尚书等职。康熙二十二年（1683），之弼举荐道员王垓担任湖北按察使，不合康熙帝之意，以“所举非材”被降三级调用。不久卒。《清史稿》有传。，最后以各类地方酒收尾；同时，也呈现出一个从度数较低的酿造酒起，逐渐向酒精含量高的蒸馏酒过渡的次序。现选择诗中记录的五种“北五省”名酒7 也有学者认为，“北五省”作为一个专有地理概念，其范围应包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六省，因“陕西”为旧名沿用，其区域应包括分省后的陕西和甘肃。见李大海：《清代“北五省”地理概念考》，《中国史研究》2009年一期，第149—160页。，即蓟酒、沧酒、潞酒、墨露和桑落酒，结合明清时代文人诗文、笔记、地方史志、奏折档案等资料，对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诗酒文化进行考察。

二、《斗酒诗》所载北五省产“地名酒”例析

3.《潞酒》原诗为：“干酢驰从上党来，轻瓶窄口蜡封开。倾时的的成丹露，不用还浮琥珀杯。”潞州始设于北周宣政元年（578），治所在山西襄垣县，唐代时移置上党县，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日的长治市，并一直延续下来。万历《山西通志·物产》称“汾、潞之火酒盛行于世”。钱塘人梁绍壬（1792—？）称“……不得不推山西之汾酒、潞酒，然禀性刚烈，弱者恧焉，故南人勿尚也”1 语出《两般秋雨庵随笔》，转引自刘集贤等著《山西名产》，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8页。。这都说明，明清时期上党地区所产的潞酒可与汾阳地区所产的汾酒并称，两者均是全国知名的高度烧酒。梁章钜在《浪迹续谈》卷四中曾云：

1. 《蓟酒》原诗为：“频向渔阳泃水去，携壶直自上盘山。临觞试得兼清味，忆取峰阴紫盖间。”“渔阳”之名始于隋代，多见于唐诗，明洪武初年，撤渔阳县入蓟州，属顺天府。泃水源出蓟州北，《水经注》载其“东南迳平谷县故城，东南与洳河会”。盘山在蓟州境内，《水经注》云“（盘山）水出山上，其山峻险，人迹罕交。去山三十许里，望山上水，可高二十馀里，素湍皓然，颓波历溪，沿流而下，自西北转注于泃水”1 （南北朝）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8—1219页。，唐以后寺庙、道馆云集，明清时期更是成为大量文人墨客登临游览的名胜。徐元文在诗中列举了四项与蓟酒出产有关的地名，并结合自己多次携蓟酒、登盘山、观胜景、发幽情的经历，强化了蓟酒“文人酒”的特征。

据传世诗文，蓟酒作为一种高品质的地方特产，明代中后期就已在士人阶层中获得了全国性的美誉。“公安三袁”很推崇蓟酒，其中又以袁宏道（1568—1610）为甚，其《吴人求别诗》云：“乐事尽输吴，蓟酒独难舍。空囊何所恋？身轻等飞瓦。夜雨潞河风，秋郊吴苑马”2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二十八，转引自陈庆元主编：《明代文学论集》（上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51页。。宏道任职县令两年的吴县治所在今日的苏州市，他所嗜的蓟酒却产自千里之外的北地3 按明清时期的交通发展水平，对酒进行长途运输的结果往往是酒价昂贵。因此，大多地方酒都是就近或就地销售。如山东福山县生产的高粱酒，“只行销本地，无外运者”。可以远销外府、外省的大多是品质优异而独具特色的名酒。参见王兴亚：《清代北五省酿酒业的发展》，《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一期，第16—17页。；在已经决心称病辞官、闲游四方之时，他最难割舍的便是这两年来日日得以饮用的蓟酒。数年后，他又在答复吴化的问安信中宽慰友人说：“往曾附字潘景升问讯，不觉又易春夏矣……近颇有一二相知可得快语者。又衙斋与城东北湖水近，多大刹，蓟酒虽贵，时亦有见饷者，观此数事，弟之情景岂不百倍吴令也？”4 （明）袁宏道：《答吴敦之司理》，收录于《袁中郎全集·袁中郎尺牍》，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48页。其弟袁中道（1570—1623）更是以蓟酒为例，发表过一段关于酒事、酒风、酒品、酒友、酒害等问题的精彩议论：

生平饮酒……明知其为苦趣，然居人世，亲友以此为礼，见予素有酒名，一席不饮，则主人讶之。不得已强为之饮，饮至渐多，则已先欲饮，又不待主人劝矣，俗所云“下坡酒”也。予不幸有此病。性既择酒，而酒不堪饮者最多，然不容不饮，勉强吞噬，有如服药。……往事无论，丁未居渔阳府署中……读书至二更则饮……其寂寞如此。然半醉后，拍拍满怀，酣舒不可言喻。大都渔阳密迩蓟镇，蓟酒与易酒皆佳，可饮也。惟与蹇大司马饮，则常不支。蹇全不择酒，酒或遇暑而败者都不择，一吸而尽。每饮止一吸，即以杯向下曰：“干！”颇为其速所困……次日，蹇公苦头眩不能起，延医视之，然予知是病酒，私谓其令公子曰：“尊大人病，至午后即愈矣。”已而果愈。追思此老之兴致，与其怜才，何可得也。今亦化去矣。嗣后，予以老人不宜过饮，密令所亲止之，不复出。予每夜但小饮以为常。5 （明）袁中道：《游居柿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万历三十一年（1607），37岁的袁中道考进士不第，在渔阳司马蹇公的府上寄居数月始归。中道对酒甚为挑剔，但极为欣赏附近出产的蓟酒与易酒，除每夜独饮外，还常与东道主对饮。蹇公既不讲求酒的好坏，又经常过速、过量，颇受其害。中道为老人的健康考虑，便不再与其共饮，而是继续自饮自乐。除袁氏兄弟外，好饮蓟酒的明代知名文人还有生于广东顺德，历仕于扬州、南京等地的欧大任（1516—1596），他曾有诗云“严霜醒蓟酒，落月引吴舲。稻熟荆溪馆，鲈肥笠泽亭”6 （明）欧大任：《送何别驾见可之晋陵》，收录于《欧虞部集十五种·旅燕集》卷二，清刻本。欧大任，字桢伯，号崙山，广东顺德陈村人。与梁有誉、吴旦、黎民表和李时行号称“南园后五子”。著有《欧虞部文集》二十二卷、《百越先贤传》四卷。。秋深月落，蓟酒终而宴席散，微醺的大任陪伴好友行至江边，目送其登上前往晋陵的夜船。

亿万农民作为这场改革的践行者、见证者，众志成城，书写了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壮丽史诗，钾肥工业作为这场改革的参与者、推动者，砥砺奋进，锻造出中国式发展样本。

到了清代，蓟酒尤其受到上层社会的推重，以宗室文昭（1680—1732）为代表。文昭对蓟酒的喜爱至老不改，一日其长子自蓟门带着当地的干醡酒来看他，他欣喜不已，立刻涤杯开饮的同时，还口占二绝句：“老夫户小易为酣，蓟酒生平最所耽。恰怪曾元飬口体，归装载得曲盈甔”。“催办盘餐涤酒杯，红泥小印拂尘开。照人浅浅新波绿，春色今朝入手来。”7 （清）文昭：《大儿自蓟门携干醡酒至口占二绝句》，收录于《紫幢轩诗集》之《画屏斋稿》，清雍正刻本。在一首忆旧游的诗中，文昭描述了当年祭拜清东陵归来，与朋友相聚对饮蓟酒、共话心迹的情形：“拜陵归后无公事，迟日招邀坐竹间。小榼解泥分蓟酒，幽窗剪烛话盘山。讵辞直禁为身累，闻道栖田羡我闲。何日追陪偿夙愿，万松深处一跻攀”1 （清）文昭：《有怀修庵公兼忆旧游》，收录于《紫幢轩诗集》之《知田集》，清雍正刻本，不分页。。“万松”指的盘山的万松寺。另一宗室允禧（1711—1758）有诗云：“山窗磨隃縻，蓟酒酌山蕙。小纸聊述游，挑灯夜迢递”2 （清）允禧：《揺动石》，收录于《紫琼岩诗钞》卷上，清乾隆二十三年永珹刻本，不分页。胤禧，爱新觉罗氏，康熙帝二十一子。《清史稿》称其“诗清秀，尤工画，远希董源，近接文徵明”，著有《花间堂诗钞》、《紫琼岩诗钞》等。，把指代名墨的“隃縻”和蓟酒都作为其书房生活的一部分。

对于客居北方、尤其是京师的江南士人来说，蓟酒作为“文人酒”的属性体现得更明显。在京城的宣南地区，专营蓟酒的酒馆“顶泉居”深受文人喜爱。戴璐《藤阴杂记》引毛奇龄《诗话》：“宣武门竹林寺傍，有酒家，名顶泉居，酒名蓟酒。尝骑马诣益都相公第，必造饮。”3 （清）戴璐《藤阴杂记》卷七《西城·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77页。通过阅读著名学者的诗文，还能获知蓟酒乃“知交送别酒”的印象。以浙江嘉兴人、长年于京师担任要职的大学者朱彝尊（1629－1709）为例，《送郑培南还》有：“五里亭边倾蓟酒，一帆风末挂吴船”；《送曹郡丞贞吉之官徽州》又有“暇有怀人作，知同惜别情。十年呼蓟酒，双调谱秦筝”4 （清）朱彝尊著：《曝书亭集》（上册），北京国学整理社1937年版，第154页。。江苏太仓嘉定县的大史学家王鸣盛（1722—1797）《送曾谦益先生之官郴州二首》也有：“牛腰诗卷压装轻，蓟酒才倾问去程。千骑共看迎父老，双旌岂为厌承明。”5 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第十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79页。

2.《沧酒》原诗为：“清风楼阁尚存无，渤海烟云醉不孤。岂是仙家传旧醖，汉皇曾此祀麻姑。”汉武帝以沧酒祭“麻姑”的典故，虽是一种文学上的夸张，也反映了关键的信息：在清初文人看来，沧酒作为一种顶级佳酿，有着深厚的历史传承。祖籍江苏淮阴、久居北京的阮葵生（1727－1789）在《茶余客话》卷二十“名酒”中记载了沧酒的起源和酿造：

此外，寄情于蓟酒的清代文人还有很多。嘉兴府崇德县人郭濬除夕客居京邸不得归，便以蓟酒助其纾解思乡之情：“蝶缕燕台胜，椒盘蓟酒浓。他乡暂为乐，赖尔放眉容。”6 （明末清初）郭濬：《京邸除夕同朱峩武林大》，收录于《虹暎堂诗集》卷六“五言律诗”。郭濬，字彦深，号默庵，祖籍浙江海宁，顺治九年进士，官行人。《光绪石门县志》和《题名碑录》对其生平都有所记载，郭濬与卓人月、宋徵舆（字辕文）、茅维（字孝若，茅坤之子）、张卿子等均有交往。参见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卷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汪超宏：《明清曲家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2—435页。康熙时的诗词名家纪映锺《寄塞上人》云：“蓟酒天下劲，赵女天下白。英雄虽失意，割肉颇自得。边草色萎枯，胡笳气萧瑟。凭吊古战场，千秋动魂魄。”7 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1625·集部·总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页。纪映锺，字伯紫，一字蘖子，号憨叟，自称锺山逸老，上元（今南京）人，著有《真冷堂诗稿》。生于山东莱阳的宋琬（1614—1674）与王玉铭交好，后者以蓟酒赠送，宋琬连作六绝句以表感谢之情，其中佳句颇多，如“虚名甘露数陈家，近日青州亦漫夸”，讥讽当时名声在外的一些言过其实的名酒，言下之意是“蓟酒乃真佳酿”；“忽发新醅香满座，渴喉不复羡郫筒”，更是直抒能喝到蓟酒的快慰之情8 《四部备要·集部·安雅堂诗集》，上海中华书局1957年版（据繙宋本校刊），第96页。宋琬，字玉叔，号荔裳，出身莱阳宋氏世族。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称其一生遭遇“丰少屯多，故其诗多愁苦之音”；王士祯对其评价极高，《池北偶谈》谓：“康熙以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宜城施闰章愚山、莱阳宋琬荔裳也”。。江苏青浦人王昶（1724—1806）有诗云：“一樽竹叶真如梦，曾记僧廊解珮环”，自注“甲申随辇过此，与张侍郞怀月饮长廊下，今侍郞下世久矣，‘竹叶青’盖蓟酒之佳者”9 （清）王昶：《春融堂集》卷二十，清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刻本，第303页。，亦为其认可蓟酒品质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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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近乎神话的记录，首先指出了沧酒之口碑确立的时代，即崇祯前后——这在其他史料中也得到佐证。万历四十五年（1617）成书的《客座赘语》中，沧酒已经被列入“色味冠绝”之类2 熊月之等：《传世藏书： 客座赘语》，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106页。；万历二十九年（1601）中进士的南昌人熊明遇（1579－1649），留有《沧州沽酒》诗：“南皮称胜地，沧酒复陶真。月下青帘夜，风前白堕春。自宽频独酌，求醉反劳神。杯影乾坤狭，悠悠何处论？”3 （明）熊明遇：《文直行书诗文》诗部卷六，清顺治十七年熊人霖刻本，不分页。熊明遇，字良孺（一字子良），号坛石山主人，著有《南枢集》《青玉集》《格致草》《绿云楼集》等。终于得饮传闻已久的沧酒，熊明遇用了《洛阳伽蓝记》里提到的河东人刘白堕善酿美酒“春醪”的典故，来对其进行赞美。陈梦龙所编的《甲申纪事》卷五《再生纪略（下）》中，收有一篇明军军官、长洲（属今苏州市）人陈济生的自述：旧历1644年4月25日军队行至沧州，知州罗爌已“骂贼而死”；入城之后，济生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命童子觅沧酒”，谁知“竟不可得”，惋惜万分4 （明）冯梦龙：《甲申纪事》卷五《再生纪略（下）》“长洲陈济生”，收录于《丛书集成续编》第27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31页。。

阮葵生强调了沧酒乃“世家酿造”，佳者不易购得。事实上，明清北方酿酒业的一大特征，便是豪门大户自设烧锅，自产自用，多余者出售牟利；但制得的上品只留作自饮、宴客或赠友，既不交官府，也不上市贩卖5 王兴亚：《清代北五省酿酒业的发展》，《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一期，第16—17页。。纪昀结合沧酒，对此有过生动的记载：

沧州酒……著名已久……相戒不以真酒应官，虽笞捶不肯出，十倍其价亦不肯出……其酒非市井所能酿，必旧家世族，代相授受，始能得其水火之节候……然互相馈赠者多，耻于贩鬻……董曲江前辈之叔名思任，最嗜饮，牧沧州时，知佳酒不应官，百计劝谕，人终不肯破禁约。罢官后，再至沧州，寓李进士锐巅家，乃尽倾其家酿。语锐巅曰：“吾深悔不早罢官。”此一时之戏谑，亦足见沧酒之佳者不易得矣。6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32页。

㊺Migdal，Joel S．，State in Society: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oth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正是因为优质沧酒极为难得，才导致大批文人墨客对其追捧不已。钱谦益（1582－1664）有《后饮酒》一诗，描述了孙家沧酒制成上市，立刻被抢购一空；后来孙家将自存的佳品相赠，钱谦益如获至宝，欣喜万分的情形：“停桡买沧酒，但说孙家好。酒媪为我言，君来苦不早。今年酒倍售，酒库已如扫。但馀六长瓶，味甘色复缥。储以嫁娇女，买羊会邻保。不惜持赠君，君无苦相找。涂潦泥活活，僮仆手持抱。郑重贮船仓，暴富似得宝。”7 张撝之：《传世藏书·别集11·牧斋集/吴梅村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34页。

从明后期起，有许多学者试图从酿造原料和工艺上对沧酒的独特品质作出解释。崇祯七年（1634）进士及第的陈龙正，在阐释“沧蓟之酒妙天下”之说并非虚妄时，提出“用黄小米造成”和“沧俗造酒用菊花”是两个最重要的原因8 （明）陈龙正：《几亭外书》卷五，明崇祯刻本， 第148页。。纪昀载“水虽取于卫河，而黄流不可以为酒，必于南川楼下”9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32页。，强调水质的重要，也与乾隆八年（1743）出版《沧州志》的记录相互印证：“沧酒，酿用黍米，曲用麦面，水以南川楼前者为上。”10 转引自孟庆斌等主编：《沧州市志》第2卷，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第909页。

“烧酒”之名古无所考，始见白香山诗“烧酒初开琥珀光”则系赤色，非如今之白酒也，元人谓之“汗酒”，李宗表称“阿刺古酒”，作诗云“年深始得汗酒法，以一当十味且浓”，则真今之烧酒矣。今人谓之“气酒”即汗酒也。今各地皆有烧酒，而以高粱所酿为最正，北方之沛酒、潞酒、汾酒，皆高粱所为而水味不同，酒力亦因之各判。尝闻外番人言“中国有一至宝，而人不知服食”，即谓高粱烧酒也。2 （清）梁章钜撰，吴蒙校点：《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浪迹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

用酒的产地为其命名，是古今中外均常见的做法之一。《斗酒诗》所载的“地名酒”中，蓟酒、沧酒、房山酒、浭酒、易酒、潞酒、章丘酒和涞酒等均产自“北五省”地区，其中又以直隶地区出产最多。通过查阅史料，选取在明清时期声名最著的蓟酒、沧酒与潞酒（分别产自今天津、河北与山西）进行讨论：

1.1.1 药物因素 在治疗过程中，急性髓系白血病采用DA、MA和HA方案，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多采用VDCP、VDP方案，非霍奇金淋巴瘤多采用CHOP方案，多发性骨髓瘤多采用VAD方案。使用阿糖胞苷、柔红霉素、足叶乙甙、米托蒽醌、表柔比星、环磷酰胺、长春地辛、左旋门冬酰胺酶等抗肿瘤药物［3］。因此，化疗药物抑制了患者口腔黏膜上皮细胞内DNA的复制和细胞增生，导致基底细胞更新障碍，引起黏膜萎缩，胶原断裂，形成口腔黏膜溃疡［4］;化疗后骨髓造血功能受抑，常伴有中性粒细胞减少或血小板减少，使口腔易发生感染或口出血，且常发生于两颊部和齿龈部［5］。

沧州世家大族对沧酒酿造技术的垄断与非市场化，虽然招徕了文人阶层的追捧，但却也导致其随着时代变化而逐渐式微。道光年间，福州人梁章钜（1775—1849）发出这样的感慨：“沧酒之著名尚在绍酒之前，而今人则但知有绍酒，而鲜言及沧酒者，盖末流之酿法渐不如其初耳……余初次由运河舟旋，过沧州，至村中极意访之，始购得一壶，归饮之，果佳。此后屡过其地，则皆饬仆往沽，无一如前味者矣！”11 （清）梁章钜撰，吴蒙校点：《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浪迹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19页。

《潞酒》诗首的“干（乾）酢” ，在典籍中多称“干和”，音“或”，乃“混合”之义，本是隋唐时期在山西境内汾州、潞州一带兴起的一种酿酒工艺，后成为该地区所产佳酒的代称。成书于天圣二年（1024）的窦苹《酒谱》云：“唐人言酒美者，有河东‘干和’……张籍诗‘酿酒爱干和’即今人不入水酒也。 并、汾间以为贵品，名之曰‘干酢酒’”。浙江湖州人朱肱（1050—1125）在其所撰《酒经》里也引用了这句话，只是将“干酢（通“醋”）”改为“干醡（通“榨”）”，称“大抵用水随其汤黍之大小斟酌之”，其实就是“黄酒之少加水者”。4 （宋）朱肱：《酒经》，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7页。据现代研究人员的考证还原，“干和”工艺主要有 “熟料拌曲”与“干和（不加水搅拌）入瓮发酵”两项特点，具体点来说，先将用于制酒的高粱蒸熟，捣烂、加曲进行糖化，浸泡数十天；压榨取得第一次酒液，再加入高粱，蒸制、冷却、加曲，进行第二次糖化；最后将第一次酒液加入第二次的糖化醅中，入缸密封，再经陈酿、压榨、过滤等工序制成。5 吴国荣主编：《太原经济笔谭》，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49页。有学者认为宋代之前的汾、潞地区所产的“干和”就已经是蒸馏酒：“酢，醋也，酸也。今之高粱烧酒酿造实为干和发酵，发酵完毕之醅，确具酸味也。……扬雄《方言》曰‘酢馏，甑也’。其酒之酢败者，常以甑蒸馏吊取烧酒，因以‘酢馏’名‘甑’乎？”并得出结论“余确信中国之有蒸馏酒，最晚亦在唐代”6 见魏喦寿，何正礼编：《高粱酒》第一篇第一章第二节《蒸馏酒之发明》，商务印书馆，1935，第5页。魏喦寿（1900－1973）先生1920年代初就读于日本京都大学，师从当时的微生物化学权威喜多源逸教授，后回国长期从事食品发酵、酒精生产等领域的研究，是我国近代工业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还有学者强加附会，声称产自河东地区的“干和”是“性烈火热，遇火即燃”的“烧酒”的肇始。7 （清）袁枚撰，（清）夏曾傅补证，马鳙点校：《随园食单补证》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381—382页。这些观点都是欠考虑的。需要强调的是，宋代以前的潞酒均为黄酒，元代以后作为“烧酒”的潞酒，是在早期干和工艺的基础上加以蒸馏提纯而制成的，只是继承了古“干和酒”的名字。

梁章钜认为，白居易诗中的“烧酒”是红色的，而清代的烧酒都是清澈透明（白色）的，因此二者乃名同酒不同；他还结合文献记载指出，元代出现的“阿刺古酒”或“汗酒”，才是“真今之烧酒”。这段论述涉及到酒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我国何时开始有蒸馏酒？”3 关于“我国何时有蒸馏酒”，学界的说法有以下五种：一、东汉说，二、唐代说，三、宋代说，四、金代说，五、元代说。其中第五种是元、明以来的传统说法，第一至四种乃是近人与今人提出的。见孙机：《中国之谷物酒与蒸馏酒的起源》，收入《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94页。对此，元明时期著作中有很多记载，如忽思慧《饮膳正要》（1330年成书）卷三“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刺吉”；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五 “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方以智《物理小识》“烧酒元时始创其法，名阿刺吉”等等。今人黄时鉴、孙机等也通过详细的考证，论述“蒸馏酒技术传入中国的时间不早于元代”的观点，几乎已为学界公认。

有趣的是，徐元文诗中的“丹露”与“琥珀”二词，表明他所饮潞酒是红色的，同白居易诗中的“琥珀光”接近，反而与梁章钜潞酒乃“今之白酒”的说法矛盾了。这是何故？经查阅文献，明清时期潞州地区至少出产两种名酒，除色泽透明的“潞州白酒”之外，还有一种名为“珍珠红”的烧酒。万历年间进士、浙江衢州人徐应秋（？—1621）在《玉芝堂谈荟》中记载“潞州烧酒名‘珍珠红’”1 （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收于《笔记小说大观》，台湾新兴书局1978年版，第1142页。。更早的一条记载来自明太祖的五世孙、生前封灵川王的朱诠鉌（？—1509）：“潞州城中酒价高，胭脂滴出小檀槽。华胥一去不复返，汉使何须种葡萄。”原诗无题，诗前小序云：“潞州鲜红酒，盖烧酒也，入口味烧美，易进而作剧，吻咽间如刺，或云即葡萄酒遗法也” 。2 史耀清主编：《上党寻笔·诗文卷》，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朱诠鉌以葡萄酒的颜色与“潞州鲜红酒”进行类比，可见后者在酿造技法上确有独到之处；“胭脂滴出”更是与徐元文的“丹露的的”呼应。比较相差一个多世纪的两条史料，可以大致推断出，“珍珠酒”作为潞酒的雅名，应当出现在16世纪后半期。

除以上三者外，其他“地名酒”诗也多用典故，追思古人，兼怀“近人”与“今人”：《房山酒》“礼饮定思霍处士，醉吟还忆贾参军”两句，分别提到了晋时隐居广阳山的霍原（《舆地名胜志》云“大房山南，晋霍原隐处”）3 （清）于敏中等：《下旧闻考》 第七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9页。，与曾居住在房山无相寺的唐代诗人贾岛；《易酒》“郝卿昔共酒人游，酒人既空酒谱留。吾曾饮酒吊燕客，易水黯湛风声秋”，用荆轲刺秦之典描绘感慨悲歌的燕赵民风，“郝卿”疑为三年多前刚去世的直隶定州人郝浴（？—1683）；《章丘酒》“绣江春水源无极，酿谱犹传谢侍郎”，则追思了不到三十年前离世的章丘人谢启光（1577—1658），他曾官至大明南京兵部左侍郎，明亡后降清，历任总督仓场侍郎、户部尚书、工部尚书，校对、刊刻过宋欧阳修《集古录》与赵明诚《金石录》等4 瞿冕良编：《中国古籍版刻辞典》，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599页。。

沧州酒止吴氏、刘氏、戴氏诸家，馀不尽佳，盖藏至十年者味始清冽，市中安可得耶。沧州城外酒楼背城面河，列屋而居。崇祯间，有三老人至楼上剧饮，不与直。次日复来醉，酒家不问也。三老复醉，临行以馀酒沥阑干外河中，水色变，以之酿酒，味芳冽。仅数武地耳，过此，南北水皆不佳。刘紫庭凤翔为予言之甚确。予在京师，紫庭岁致沧酒数瓮，非市中物可同日语也。1 （清）阮葵生：《历代笔记小说大观·茶余客话》（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76页。

二是突出“支部”。主题党日活动能否见成效，重点在党支部，关键在支部书记。支部书记作为主题党日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执行者，其重视程度、能力水平、履职情况直接影响到活动的质量和成效，抓党日活动就要抓好 “领头雁”。支部书记要切实强化责任，自觉把落实党日制度作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像抓中心工作一样抓好党日活动的策划组织、检查督促、考核推动。

三、《斗酒诗》所载北五省产“雅名酒”例析

我国古人非常喜爱作为委婉语的“雅称”。用美好的意象或文雅的比喻，来对事物进行指称和命名，在文人社会中有着悠久的传统。曹操《短歌行》中的名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即是以传说中的酒神“杜康”来指代酒。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记载的“鹤觞”“夏鸡鸣”，以及顾起元《客座赘语》中的“满殿香”“金盘露”“蜜淋漓”等等均为雅名酒的代表。5 （明）顾起元撰，孔一校点：《历代笔记小说大观·客座赘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页。在《斗酒诗》所记的30种酒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雅名酒，如“万寿酒”“太和春” “秋露白”“金茎露”“莲叶露”“瓮头春”“羊叶酒”“罗家黄”等等，其中又以产自山东德州的“墨露”与产自晋南的“桑落酒”最具代表性。

1.《墨露》原诗为：“淆浊澄清便不如，筵前隐隐墨光舒。从教草圣三杯后，笔惟应蘸酒书。”全诗极言酒色之墨黑，可见在徐元文眼里，颜色是墨露酒最重要的特点。明末时，山东德州的酿酒业兴起，先后出现了罗酒、卢酒和墨露三种佳酿。最早暴得大名的罗酒由崇祯年进士罗钦瞻本人亲督酿造，具有极高的水准。山东籍的王士祯（1634—1711）在《分甘余话》卷三里评价说“德州罗酒擅名京师，清冽在沧酒之上”；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里也说“德州罗酒，亦北酒之佳者”。卢酒作为德州卢家的家酿最晚崭露头角，雍乾时期卢见曾（1690—1768，号“雅雨山人”）携带家酒南下赴任，其品质轰动江南地区，才以“德州卢酒”之名为世人所知。袁枚在《随园食单》对卢酒很是推重，称其“卢雅雨转运家所造，色如于酒而味略厚”。6 （清）袁枚：《随园食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3年版，第202页。

墨露的名声在康熙年间兴起，早于卢酒、晚于罗酒，1687年的《斗酒诗》最早记载德州墨露的文献之一。德州人田雯（1635—1704）在1691年开始写作《长河志籍考》，卷七记载“（德州）酒之美者……有墨露酒，色如黛漆，味比醍醐……善酿之称，侔于河东刘白堕也”7 （清）王士禛著，惠栋、金荣注：《渔洋精华录集注》（下册），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926页。；《茶余客话》卷十云：“德州又有露酒，色如黛漆……俗呼墨露”8 （清）阮葵生撰：《历代笔记小说大观·茶余客话》（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76页。，都强调了墨露酒颜色深黑，口感香浓的特征。从传世的清代诗文来看，墨露深受文人阶层的喜爱。浙江海宁的查慎行（1650—1727）曾受康熙四十二年（1703）同科进士李文众的邀请，到李氏先祖在德州所营建的名园“见可园”内宴饮，并作二诗酬谢主人，其中名句为“亭台纵好须贤主，子弟多才必世家。直得此间成茗芋，瓮头墨露不须赊”；根据诗前小序中的“墨露，德州名酝也，品在卢酒之上”，可见查慎行对墨露的评价之高。1 （清）查慎行撰，张玉亮、辜艳红点校：《查慎行集》第四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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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露因为在外观、口感上都别具一格，很早就开始受到京师文人阶层的追捧，而且其名声长盛不衰。康熙年间在京师被称为“酒王”“酒帝”的顾嗣立（1669—1722）就很喜欢饮墨露2 阮葵生《茶余客话》载：“江左酒人以顾侠君为第一。少时居秀野园，结酒人社。有饮器三，大者容十三斤，其次递杀。各先尽三器，然后入座。因署其门曰：‘酒客过门，延入与三雅，诘朝相见决雌雄。匪是者，毋相溷。’酒徒慑服而去，在京师称‘酒帝’。……宾朋觞咏无虚日。”邓之诚《五石斋小品·酒人》一文也说：“康熙时，长州顾嗣立侠君，号酒王……每会则耗酒数瓮，既醉则欢哗沸腾，杯盘狼藉。”参见（清）阮葵生撰：《历代笔记小说大观·茶余客话》（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78页；邓之诚：《五石斋小品》，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页。，经常在他府上作客的直隶大名府诗人成文昭（1672—1707）《叠前韵送王秋史归济南》有“话到故园墨露香，开尊正驾义鲤舫”，注曰“济南夏酒名墨露，德水鲤如玉，亦夏岀”，认为墨露酒与鲤鱼作为两项德州特产，承载了关于德州夏天美好生活的回忆3 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十五册，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印行，第141页。。淄川人王培荀（1783-1859）在《乡园忆旧录》中称：“昔称酒之美者，曰青州从事酒，不必出于青也，而青州实有美酒，曰紫露，国初与德州‘墨露’共传……尤展成在施愚山学使署饮此酒，作歌以赠，将山左名胜俱括其中。 ”4 （清）王培荀著，蒲泽校点：《乡园忆旧录》，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55页。其中提到的尤展成是清初江苏长洲人，与当时在京师宣南活动的名士朱彝尊、王士祯等常有诗酒酬唱；施愚山指施闰章（1618—1683），宣城县人，长居京师，其位于宣南的故居“宣城会馆”是西城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 （清）朱彝尊：《曝书亭集》（上册），北京国学整理社1937年版，第328页；胡去非选注：《王士祯诗》，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66页。。

浙江嘉兴的钱陈群（1686—1774）曾作《墨露酒歌薄图南前辈斋头同王楼山给谏赋》，“酿作千日酒，流出金茎盘”形容墨露酿造之不易；“欢然洗爵进此酒，墨光露气四壁浮”，形容墨露在酒杯中的色彩质感；“暮春时，浆之上者”指出了墨露一般是在春末夏初饮用6 （清）钱陈群：《香树斋诗文集》诗集卷五，清乾隆刻本，第48页。。乾隆年间，山东聊城人邓汝勤写了一首赞颂葡萄酒的诗，作为回应，邓氏友人、德州平原县人董元度（1712—1787）作了一首《和邓午厓西凉葡萄酒歌》，引用了康熙二十六年（1687）徐乾学召开品酒宴会的典故：“当年东海徐尚书，遍征名酒来燕都。吾郡墨露推第一，南茶北酒良非诬！”7 （清）董元度：《旧雨草堂诗》卷七，清乾隆四十三年刻本，不分页。对故乡德州所产墨露的名声充满了自豪感。

2.《桑落酒》原诗为“记取河东霜落时，珍酿白堕至今遗。兴来牵拂招人处，不在王公在所思。”“桑落”指“桑叶凋零”，在北方正是农历九、十月间。语出《诗·卫风·氓》之“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王安石《招约之职方并示正甫书记》诗亦有“忆初桑落时，要我岂非夙；蚕眠忽欲老，一介未言速。”因此，“桑落”作为酒名从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感怀伤逝之感。因原产于山西晋南永济地区（古称“蒲坂”），故曰“河东”。《齐民要术·笨曲并酒》云“十月桑落时者，酒气味颇类春酒。”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四》在提到“蒲坂”时，专门讲述了桑落酒的源起与特点：

魏秦州刺史治太和，迁都，罢州，置河东郡。郡多流杂，谓之徙民。民有姓刘名堕者，宿擅工酿，采挹河流，酝成芳酎，悬食同枯枝之年，排于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醑之色，清白若滫浆焉。别调氛氲，不与佗同。兰薰麝越，自成馨逸。方土之贡选，最佳酌矣。自王公庶友，牵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顾，思同旅语。索郎，反语为桑落也。更为籍征之隽句，中书之英谈。8 《水经注疏（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304页。

桑落（或其反语“索朗”）的创造者刘堕，在《洛阳伽蓝记·卷四》中名为“刘白堕”，称其“善能酿酒。季夏六月，时暑赫晞，以瓮贮酒，暴于日中。经一旬，其酒味不动，饮之香美而醉，经月不醒。京师朝贵，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因此“白堕”也成为美酒的雅称。1 孟光全：《<洛阳伽蓝记>研究》，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296页。徐元文诗的后两句正是从《水经注》原文变化引申而来。唐宋时期，桑落酒是宴饮、送别与馈赠朋友的佳选。天宝进士钱起《九日登高》诗云：“木奴向熟悬金实，桑落新开泻玉缸。”2 王启兴主编：《校编全唐诗》上，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6页。白居易在《房家夜宴喜雪戏赠主人》中形容说“桑落气熏珠翠暖，枯枝声引管弦高”3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250页。。段成式《怯酒赠周繇》云“诗中反语常回避，尤怯花前唤索朗”4 《全唐诗》第八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767页。。张谓《别韦郎中》说“不辞郎中桑落酒，教人无奈别离何”5 王启兴主编：《校编全唐诗》上，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25页。。郎士元《寄李袁州桑落酒》：“色比琼浆犹嫩，香同甘露仍春。十千提携一斗，远送潇湘故人”——前两句夸桑洛酒的颜色和酒味如同琼浆和甘露，后两句则言其价贵。6 《全唐诗》第八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87页。宋范成大《次韵宗伟阅番乐》有：“尽遣馀钱付桑落，莫随短梦到槐安”，表达了桑落对诗人的吸引力7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范石湖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6页。。

明清时期，桑落酒的名声更是被广为传颂。云南大理人、嘉靖年间的著名学者李元阳（1497—1580）曾作《瑞泉寺谢萧太守于阃挥二地主》，有“地主遥供桑落酒，野民争侑蔗柑杯”8 （明）李元阳：《李元阳集·诗词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9页。之句。题中的瑞泉寺在宾州，即大理州宾川县，萧太守指宾州知州萧缙，江西吉水人；李元阳在离晋南数千里之外的宾州饮到了萧缙赠送的桑落酒，欣喜不已。同是嘉靖年间，冯时化（1526-1568）在其所撰的《酒史》中称：“桑落酒，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时，取其寒暄所得，以井水酿酒甚佳。”9 转引自《清明诗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冯时化，字应龙，号与川，晚号无怀山人，柏乡（今属河北邢台）人。冯氏一生形影孑然，惟好读书、善文词，然终身不得志，中年嗜酒成性，加之忧病侵寻，遂在寥落之际，手编《酒史》一帙，以释愤怀。《（雍正）畿辅通志》卷七十九有传。万历年间，顾起元（1565—1628）在《客座赘语》中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对全国各地“生平所尝”的名酒进行了优劣评判，其中被列为一等，称“色味冠绝”的就有“永平之桑落酒”10 （明）顾起元撰，孔一校点：《历代笔记小说大观·客座赘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页。。大诗人吴伟业在顺治二年（1645）所作的《梅村》有“桑落酒香卢桔美，钓肥斜系草堂开”11 《元明清诗鉴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当时是他在江苏太仓梅村隐居的第一年，乡间僻壤仍能饮到晋南所产的桑落酒，使吴梅村觉得隐居生活很令人惬意。康熙十一年（1672）的正月十三日夜晚，朱彝尊与友人毛子霞、张登子等人在王湛求家中聚会：“桑落甘如蔗，齐向樽中泻。北斗春回，西堂烛腻，沉沉此夜”——说明他们所饮桑落酒是一种甜酒12 钱仲联选编：《清八大名家词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426页。。雍正四年（1726）的重阳节，皇帝召群臣入乾清宫赐宴，并要求分韵吟诗；从时任工部尚书李永绍所作的“酒传桑落百官喜，菊列日精五美香”来看，雍正君臣共饮的也是桑落酒。13 刘汉杰：《工部尚书李永绍》，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51页。乾隆年间的诗人张懋延（1713—1778）在家乡镇海草堂以桑落酒招待友人，“旗亭桑落酒初酿，钓艇人归蟹正肥”；14 张如安编：《宁波历代饮食诗歌选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2页。浙江鄞县人董道权《雪中答李杲堂》有“鄢陵孝廉重然诺，约我今秋醉桑落”，说的也是河南鄢陵有个朋友要请他在秋天喝桑落酒15 王余札编：《历代叙事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5页。。由此可见，桑落酒一直到清后期仍在全国范围内享有美誉。

四、馀论

明清时期，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北方五省得益于盛产优质曲麦与制酒用的黄粱、高粱，加上人口众多、需求量大，发展出了极为发达的制酒业；尽管经历了清代的数次禁酒运动，依然是全国的制酒业中心。1 参见徐建青：《清代前期的酿酒业》，《清史研究》1994年三期，第45—54页；范金民：《清代禁酒禁曲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三期，第92—104页。除了地方志和奏折官档之外，关于明清北方地区制酒与饮酒情况的大量信息都保存在诗文之中。对于古代知识分子来说，诗与酒既是现实生活的调剂与出口，也是朋友之间交往的重要媒介。苏东坡登超然台思念故乡，最终以“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将阴霾的情绪一扫而光2 （宋）苏轼：《苏轼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版，第47页。；张耒与友人同登楚州东园楼，云“尚有风光供醉笔，我生诗酒是生涯”，面对美景觉得心满意足的同时，还把“诗酒”上升至毕生所愿的高度，将现实生活高度审美化3 （宋）张耒：《张耒集》（上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12页。。明清时期，文人社会扩张至前所未有的规模，关于诗酒酬唱的作品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前代，其中有价值的部分应值得我们关注。因此，本文从徐元文《斗酒诗》中选择了最有代表性的五种北方酒，再结合文人笔记和诗文中的记载进行讨论，从而对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酒文化有了大致的印象。从邓之诚所说“以诗存人、以诗系事”的意义上而言，讨论明清文人的饮酒诗，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日常生活史”的视角，使我们可以窥得知识分子们不为正史所著的一些人生细节。

学术界普遍认为：1849年英国考古学家莱尔德在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境内），发掘尼尼微亚述王宫遗址时，发现的2700多年前刻写着史事札记、商务记录、贡品清单、行政训令与天文资料等的泥板书，且保存完整、内容齐全、规模宏大。这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图书馆——亚述巴尼拔图书馆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