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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州杨氏历代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述评

更新时间:2009-03-28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形成了现代国家形态、疆域和民族,并积淀了丰富的治边经验与理念。土司制度及其前身羁縻之治,就是这样一种制度文明,它曾在一定历史时期有效维护了中央政府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利益平衡与中华帝国的统一,也有效维护了文化的多样性。我们笼统称之为羁縻—土司制度,相关遗存则为羁縻·土司遗存。从唐末至明末,杨氏统领播州长达725年(876-1600),经历了羁縻之治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的完整变迁,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献记载,是中国土司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已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文以考古发现为主线,对播州杨氏相关遗存发现和研究的历史予以梳理。

一、播州杨氏历代遗存的发现

播州杨氏的司治、山城、庄园等多已毁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平播之役1 事详明人李化龙所著《平播全书》。播州宣慰司司治之毁,见该书卷五《叙功疏》:万历二十八年(1600)“四月十三日,督兵直抵播州治桃溪口、狮子桥,各贼奔溃,随将衙宇、家庙,新川、后川等衙,违禁房宅,阖州贼党民房,悉行烧毁。”第152页。庄园之毁见卷四《攻克娄山崖门等关四报捷音疏》:“大水田、永安庄、桃溪衙,皆贼所为世修庄院,僭拟侯王者,今且据之焚之”。第103页。关囤之破,见该书《克桑木关、乌江关三报捷音疏》《攻克娄山崖门等关四报捷音疏》《克破龙爪等囤五报捷音疏》《六报捷音疏》《大报捷音疏》诸篇,第78-83、97-117页。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但没有迹象表明其墓地曾遭到明军的发掘2 李化龙在宣谕杨应龙的文书中劝其自尽、自缚请罪或献出从犯,如此“爵土虽难保全,坟墓还不发掘;你到九泉之下,也还见得你的祖宗”。又在上报材料的批示中要求“贼之坟墓有无发掘,一并查报”。《平播全书》第283、527页。但应龙终不从,也未见坟墓发掘的相关报告。从其父留存至今的部分墓碑看,杨氏的祖茔似并未遭受明军的发掘。。被焚毁的衙宇,一直有人祭拜的坟茔,在平播之役后均慢慢颓圯。由于因年代并不久远,且有的长期暴露于地表,故播州杨氏的部分遗存一直广为人知,在明清时期的方志、诗文中已有辑录或考辨。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记载了平播之后的海龙囤,引旧志称其为“杨酋穴垒,在治北三十里,四面斗绝,后有侧径,略一线,今居人尚不知通于何所。故老相传白龙太子据此,今为白龙寺”1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二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据考,曹学佺万历三十七年至四十一年(1609—1613)仕于蜀中,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左右撰成是书。参见严正道:《曹学佺<蜀中广记>的成书及版本略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5期,2013年9月。则书中所记,是万历二十八年(1600)后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前的海龙囤。。时人游曰教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客寓遵义时,杨氏庄园中的永安庄保存尚好,并未在平播之役中毁弃。“今去郡六十里曰永安庄,应龙故宅也。以都督刘公之意,幸为兵燹所存,宫院岿然”。又提到遵义府“府基即杨应龙废署”2 (清)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七十六《纪梦为先杨乞祠议》,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18页。

相对于前人的零星记载,清代本土学者郑珍对杨氏遗存的收录堪称详备,他将文献记载与田野踏勘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多少带有一些现代考古学的意味。在氏著《遵义府志》3 (清)郑珍、莫友芝编纂:《遵义府志》,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3年。和《巢经巢文集》4 (清)郑珍:《巢经巢文集》,《郑珍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里,记叙或考证了作为播州杨氏政治中心的白锦堡、宣慰司司治,山城中的海龙囤、养马城、青蛇囤、长坎囤、玛瑙囤、保子囤、水烟囤、沙旺囤等,田庄里的永安庄、桃溪庄、太平庄、茅衙等,墓地中的杨价墓、杨汉英墓、杨辉墓、杨烈墓、杨爱妻田氏墓等,以及文教与宗教遗存中的宣慰司旧学、玉皇观、鹤鸣洞等。这些遗存多数至今尚存,对它们的深入调查与发掘,构成了播州杨氏羁縻·土司遗存考古的重要内容。郑珍在《遵义府志》中多处引述了成书稍早的清代本土学者陈怀仁的《心斋随笔》,该书现已亡佚,但作者对部分杨氏墓葬实地考察的资料却因此保留了下来。《遵义府志》还收录了咏吟海龙囤、雷水堰等杨氏遗迹的诗词5 (清)郑珍:《巢经巢文集》,《郑珍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7、932、935页。,反映出明清时期文人对杨氏遗存的关注。

民国时期,高坪杨氏墓群、桃溪寺宋墓进入学者的视野,并被视作杨氏祖茔予以记录6 (民国)周恭寿修,赵恺、杨恩元纂:《续遵义府志》,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第261—262页。。前者已经考古发掘证实确为杨氏祖茔,后者目前还缺乏更为有力的证据。

1.对联并非高不可攀,更非古人专利,小孩子也能创作对联,关键是师生是否愿意去做,肯否花时间去琢磨。写对联花费时间不多,在校期间老师也可以抽出点时间,引导学生去尝试练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专业考古机构的建立,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科学探索的序幕就此拉开。1953年秋,贵州省博物馆在遵义皇坟嘴发现一座大型宋代石室墓。1957年春,贵州省博物馆对该墓进行了发掘,确认其为播州杨氏第十三世杨粲夫妇合葬墓7 贵州省博物馆:《遵义杨粲墓发掘报告(初稿)》,1965年油印本。陈默溪:《贵州遵义专区的两座宋墓简介》(《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则称系1954年发现,从报告。陈恒安:《南宋杨粲墓散记》(《遵义县文物志》,1983年),亦称粲墓发现于1953年。。这座墓葬文献无载,是目前经考古发掘确认的年代最早的播州杨氏墓葬,其周边尚有其他杨氏墓葬分布,但尚未进行清理。

同样是在1953年,今汇川区高坪镇官田坝一组石室墓遭人破坏,从中掘出一批金银器,后追回金冠、金鱼等遗物交遵义图书馆保存,后移交贵州省博物馆收藏。次年,贵州省博物馆罗会仁先生等赴实地调查,确认遗物出自一座五室并列的小型明代石墓内。据村民的回忆,金冠出在自西向东的第一室和第三室中,凡2件。金鱼亦出在第三室,共5组。墓葬所在的官田坝“在高坪粮食仓库后面,衙院的南面”。而“官田坝北面的衙院,也有一明墓群,很多都已开口,其中有一宣德七年墓,墓室比官田坝的墓大得多,墓壁上的盆栽牡丹浮雕,看去要浑厚一些,花间还有一些云气”8 据罗会仁先生1954年调查时所填写的卡片:《遵义高坪官田坝(在衙院南边)1953年破坏的墓葬记录》(写于1954年7月24日),现存贵州省博物馆。。1972年3月,贵州省博物馆对高坪衙院的杨氏祖茔进行清理,确认了杨氏第十五世杨文、第二十二世杨升、第二十四世杨纲、第二十六世杨爱四座夫妇合葬墓。在随后发表的资料中,简报的作者回应了1953年出土金银器的墓葬,称从杨文墓与杨纲墓之间的一座五间墓室的小型石墓中出土了一批金银器和玉器,其中有一顶完整的金凤冠。“根据这一地区的历史条件和器物的特点,似乎可以断定为‘播州土司’杨氏家族的遗物”9 贵州省博物馆:《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文物》1974年第1期。。今杨文与杨纲墓之间确实残存小墓一座,但仅存一室,应即简报所认为的出金冠的小墓,但墓主身份已难确认。2015年6—8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衙院墓地东南数百米外的黄秧嘴清理了一座被严重盗扰的三室石墓(编号M2),发现残碑两通,居右(依墓主之左右为左右)一室前残碑上铭“明故仲女恭?(音“两”)杨氏之墓”,立碑人为“孝父杨爱”,知墓主系杨氏第二十六世杨爱次女。居中一室前残碑上铭“明故播郡淑人田”1 杨磊:《贵州遵义市高坪黄秧嘴明代墓群发掘》(待刊)。。左室未见标明墓主身份的材料,三室所葬可能均系杨氏女眷,这种情况并不见诸此前发掘的杨氏墓葬中。

1974年2月,四川美姑发现一处明万历十六年(1588)“播州营碑记”摩崖,反映了第三十世土司杨应龙参与明军征伐凉山彝族的史事2 李绍明:《凉山发现明“播州营”石刻碑记》,《文物》1975年第3期。

杨氏的历史,小而言之是一部家族史,但事不孤起,其与上(中央政权)下(治内各族)左右(周边土司与政府组织)的关系决定了家族的命运,家族的历史因此折射出宏大的社会背景,见证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政策从羁縻之治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的完整变迁。不同学者从播州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社会关系及国家认同等角度作过探讨。择其要者,略述如次。

[18] BARTOLI DE SAXOFERRATO Consilia, Tractatus et Quaestiones quibus praeter Alex. Barb. Seifell. Pom. Nicelli, & aliorum Adnotationes & contrarietatum conciliationes,[Lugduni], 1533, consilium LXXIX, f. 22 va, nn. 2-3.

1985年3月,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对桃溪寺墓地中的M2进行了清理4 郑星会:《桃溪寺古墓群》,遵义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遵义地区文化局编:《遵义地区文物志》(内部印行),1984年4月,第72—73页。。这组墓葬共有3座,散布在桃溪寺后的缓坡上,M2保存较好,M3早已被夷平5 张定福、万光云:《遵义桃溪寺宋墓》,《贵州省博物馆馆刊》1986年第2期,又载《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1953—1993)》,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371-372页。。也许因为元人袁桷在为杨汉英所撰的神道碑中提到汉英死后“葬于桃溪祖域之东”的缘故,该墓地一直被认为是杨氏祖茔,但墓主各为何人,则向无定说6 (民国)周恭寿修,赵恺、杨恩元纂:《续遵义府志》,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第261—262页。

1987年初,位于遵义县团溪的杨辉墓三次被盗。次年5月,贵州省博物馆等对该墓进行了清理。由于墓前3通石碑俱在,碑后的单室石墓(编号M10)便被理所当然地视作杨氏第二十五世杨辉墓7 刘恩元:《遵义团溪明播州土司杨辉墓》,《文物》1995年第7期。。但此后的发掘表明,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1989年10月,遵义县志办组队,对杨氏在播州的“首邑”白锦堡的诸疑似地点进行调查,重申了杨粲墓所在的皇坟嘴即白锦堡的主张8 白锦堡考察组:《白锦堡新考》,遵义市文化局、杨粲墓博物馆编:《古播遗踪(一)》(内部印行),2002年3月,第53—66页。白锦堡在皇坟嘴由谭用中先生在考释杨粲墓出土碑志时率先提出,参见氏著:《杨粲墓及其出土碑志考》,《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

1998年1月,新蒲杨烈墓被盗,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清理。这座墓葬也因地表有墓碑,一直以来广为人知,系杨氏第二十九世杨烈夫妇合葬墓9 赵小帆:《遵义杨烈墓清理简报》,《贵州文物工作》2002年第3、4期合刊。又载《贵州田野考古报告集(1993—2013)》,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38-340页。

1999年秋,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遵义县文化局等组建考察队,对海龙囤及其周边的养马城、养鸡城、养鹅池诸囤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调查,并对“新王宫”和“老王宫”遗址进行小规模试掘,对新发现的“龙虎大道”和“三十六步”进行清理10 海龙囤文物考察组:《海龙囤遗址调查报告》(打印稿)。。这是海龙囤历史上的第一次考古试掘活动,也是针对播州杨氏土司遗址的首次科学的田野发掘。

纳春英以赐服制度为中心,考察了明王朝与西南土司的关系。据《明史·四川土司》记载,明时杨氏共受赐六次,其中四次明确提到赐服,并以景泰年为界,前后变化明显,前期多衣币同赐,后期则鲜见赐币,赐衣由笼统的“衣”而有了具体名称,如正德二年(1507)杨爱受赐麒麟服,正德十六年(1521)杨斌受赐蟒衣玉带,万历十四年(1586)杨应龙受赐飞鱼服。前后的不同反映出明代中央经济状况的变化,由早而晚赐服的政治性相对减弱,经济性增强,并有效弥补了明廷财政的拮据11 纳春英:《明中央与西南土司关系:以赐服制为中心的考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1期,2008年1月。。据《明实录》,有明一代,杨氏受赐超过百次,而非区区六次,且无后期“鲜见赐币”的明显倾向12 贵州省遵义市政协宣教委员会:《明实录·播州资料辑录》,黔新出【图书】2006年内资准字第374号。。但在官服之外另赐麒麟、飞鱼和蟒服等确实成为一种新现象,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因此从赐服制度来解读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不失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董明珠认同了卢春泉的看法,她的态度也随之发生转变。但魏银仓看中天津方面给出的土地政策,一心想完成收购,最终方案流产,双方不欢而散。

欧阳灵文做麦先生。邝裕民算是表弟,陪着表嫂,第一次由那副官带他们去接易太太出来买东西。邝裕民就没下车,车子先送他与副官各自回家——副官坐在前座——再开她们俩到中环。

2000年11月,在对杨粲墓进行维修时,于女室西北角掘出一件内藏买地券的石龟。经考,地券应是杨氏第二十七世杨斌之妻的葬墓券1 周必素、白彬:《贵州遵义杨粲墓出土地券的年代与性质》,《江汉考古》2015年第2期。

2003年,早年发掘的高坪杨文墓被盗,从杨文及其妻田氏的棺床下腰坑中各掘出镇墓券一方2 刘世野:《杨文墓镇墓券》、《田清慧墓镇墓券》,《遵义县文物志(第二集)》,黔新出(2003)内资准字第253号,第117-118页。。镇墓券的发现,解决了杨文的生年问题,其上的河图数象,是目前黔北地区出土的年代最早的此类图案。

2012年春,为配合土司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了海龙囤历时三年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基本厘清了全囤的格局,并重点对其中的“新王宫”遗址展开了大规模揭露,取得了一系列超越前人的认识3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遵义市汇川区文体广电局:《贵州遵义市海龙囤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遵义海龙囤文化遗产管理局:《贵州遵义市海龙囤遗址城垣、关隘的调查与清理》,《考古》2015年第11期。

论者对杨粲墓的修建年代也进行了讨论。一是认为修于杨粲生前,乃预作寿藏。前述杨粲墓道教因素分析诸文均认为墓内墓主人像为石真,而鉴于石真是墓主真身的替代物,“且限于替代尚健在的墓主,确保墓主长寿,为寿藏之专用”10 龚扬民、白彬:《贵州遵义南宋杨粲墓道教因素试析》,《四川文物》2013年第4期。,也便是承认杨粲墓当修于杨粲生前。二是其孙杨文所建。李衍垣认为杨粲墓可能是淳祐七年(1247)杨文执政时为其祖父重修的一座大型石刻迁葬墓11 李衍垣:《播州土司考古发现及研究》,《贵州高原的古代文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5页。。三是建于嘉定十七年(1224)至淳祐七年(1247)间。这是周必素根据杨粲墓近旁新出镇墓券所作的考订12 周必素:《杨粲墓发现买地券》,遵义市文化局、杨粲墓博物馆编:《古播遗踪(之一)》,遵义:黔新出(图)内资字第874号,2002年,第47页。。但后来发现该券并非嘉定十七年(1224)之物,亦与杨粲墓无关,而是明嘉靖二年(1524)杨斌之妻田氏的镇墓券13 周必素、白彬:《贵州遵义杨粲墓出土地券的年代与性质》,《江汉考古》2015年第2期。。所以,这一具体的年代考订也便难以成立。但杨氏墓葬中较为多见的另一类与道教相关的河图洛书遗存却因此得到正确解读。

海龙囤的发掘,开启了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探索的新纪元。2013年,在海龙囤发掘的基础上编制的《海龙囤与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工作规划(2013—2015)》获国家文物局批准,对杨氏土司遗存的全面梳理就此展开。

2013年4月至2014年11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结合考古工作规划,对已知的新蒲杨烈墓及其周边墓葬展开发掘,由于恰处在建设中的中桥水库水淹区内,为墓地的大规模揭露提供了条件。此次发掘取得了三项重要收获,一是确认墓地内所谓的“挨河宋墓”实为杨氏第二十一世杨铿夫妇合葬墓。二是根据杨铿墓志线索,找到了第十四世杨价的墓葬,该墓从未经盗扰。三是清理出杨价墓与杨烈墓较为完整的墓园格局4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贵州遵义市新蒲杨氏土司墓地》,《考古》2015年第7期。。墓园的发现尤为重要,提示杨氏其他墓葬亦可能存有此类设施。以此为鉴,2014年3月起,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团溪杨辉墓进行系统勘探,果然发现了墓园遗迹,该墓还存有规模不凡的墓祠遗址。更为重要的是,接下来的发掘显示,此前所认为的杨辉墓(M10)前不远处的一座三室石墓(M11)才是杨辉及其夫人俞氏、田氏合葬墓5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遵义县文物管理所:《贵州遵义市团溪明代播州土司杨辉墓》,《考古》2015年第11期。。处在同一中轴线上的M10可能为风水冢。

2017年3月起,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皇坟嘴、赵家坝两处墓地进行了再清理,并有了一系列重要的发现。一是发现皇坟嘴杨粲墓周边,尚葬有十八世杨嘉贞、二十三世杨炯和二十七世杨斌三代土司的墓葬。二是新确认隔河相望的赵家坝墓地,也是杨氏土司墓地,内中至少葬有十九世杨忠彦、二十世杨元鼎两代土司6 黄黔华:《五座土司墓墓主身份确认》,《贵阳晚报》,2017年9月16日,A06版。

2013年开始实施的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工作规划,将杨氏的遗存视作一个整体,有计划开展调查、勘探和发掘。2014年5—10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作为海龙囤“羽翼”的养马城遗址展开调查与试掘,基本确定其始建于南宋时期7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贵州遵义市养马城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11期。。同年10月—12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考古系对遵义县、汇川区、红花岗区、新蒲新区等四区县展开调查,共发现宋明时期遗存100余处,包括墓葬、庄田、营盘等。其中播州宣慰使同知罗氏家族墓地、永安庄、茅衙遗址、遵义老城城垣等较为重要8 资料现存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不断扩充的遗存,有些是已知的存在,有些是无意中的偶然发现,有些则是有目的的探索,持续深化着后人对播州杨氏及羁縻—土司制度的认识。回顾这段历程,可以将其分成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明代晚期至民国时期):旧文人的主动寻访期。以本土学者陈怀仁、郑珍等为代表,对杨氏的相关遗存进行主动寻访,或吊古寻幽,或加以考证,为播州杨氏羁縻—土司遗存的研究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火锅传播弓形虫显然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肉类被弓形虫污染,二是弓形虫没有被杀死。动物感染弓形虫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比如有调查说,羊群中弓形虫的感染率大概是61.4%。因为弓形虫主要寄生在肌肉和内脏中,所以肉类中有弓形虫的几率较大。肉类弓形虫的另一个来源是直接或间接被受感染猫的粪便污染。总而言之,吃生肉意味着较大的感染风险。

谭其骧先生的文章也引发了播州“杨保”的讨论,亦关乎杨氏的族属。谭文认为“杨保”是播州以杨氏为代表的居于统治地位的族群。王兴骥承此观点,并加以延伸,认为杨氏及文献记载中与之一同入播的令狐、成、赵、犹、韦、梁、娄、谢等八姓,均为杨保。杨保是播州的主体民族,而杨氏在杨保中居于主体地位。杨保之得名,与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二“惟豪家能服僚者名为保主”之说有关。杨氏为当地僚人之统帅,故其族称“杨保主”,又称“杨保子”,久之成“杨保”1 田玉隆、田泽等著:《贵州土司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27页。。周必素则认为“杨保主”与“杨保子”是两回事。“杨保主”是就播州统治者杨氏而言,“杨保子”则是杨氏统治范围内的广大土民,二者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杨保”指的是“杨保子”2 周必素:《播州“杨保”名称含义再析》,《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2期。。曾超在周必素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杨保”包括“杨保主”和“杨保子”,在“蛮夷互化”的过程中可能包含多种民族属性。“杨保”一名与唐代中晚期边地军事设施“堡”相关,由“杨堡主”演化为“杨保主”,明王朝将播州一地民众笼统称为“杨保”3 曾超:《“杨保”名义演变考》,《长江师范学院学报》第30卷第4期,2014年8月。

沿海景观带的规划是以海洋与海岸线作为整体设计的载体与背景,融入人工建设,打造出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滨海世界。环境的改变,有利于展现区位优势,提高土地价值,实现招商引资,促进整个岛屿经济的发展,推动琅岐岛向新型化、现代化和生态化城市商圈发展。岛屿形象的改变,实力的提高,也为琅岐岛引来大量人才、资金、技术上的支持和投入,带动本岛第三产业的发展,实现更宽、更高层次的合作与竞争,最终达到全岛经济的发展。

第三阶段(2012—今):全面探索的新时期。2012年贵州省文物局启动了海龙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步伐,对海龙囤展开了历时数年的大规模科学发掘,为其在2015年7月成功跻身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科学支撑。以此为契机,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了对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进行系统探索的考古工作规划,对杨氏的相关遗存展开有计划的考古工作,包括了海龙囤、养马城等遗址的发掘,新蒲杨氏墓地、团溪杨辉墓与墓祠、皇坟嘴墓地、赵家坝墓地的发掘,其他相关遗存的系统调查等。除了一系列重要新发现外,其中几个新的变化,将播州杨氏羁縻—土司遗存的探索推向了全新的时期。第一是首次将包括墓葬、遗址等在内的播州杨氏羁縻—土司遗存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考察。第二是遗址得到重视,并逐渐在杨氏羁縻—土司遗存的探索中占据了其应有的位置。第三是针对墓葬的考古工作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实现了从挖墓葬到挖墓地的转变,墓室以外的墓园、墓上建筑、墓祠等遗存得到重视并有了新的发现。

杭州画院知道,远大的目标是要靠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来达到的,他们说:“画院的地位是要靠大家的积极作为争取来的,有作为才会有地位,有了地位就能有更大的作为。扎扎实实抓创作研究,不要急于求成、谋取名利,更不能贪图金钱、迎合市场。”

二、播州杨氏研究述评

既往对播州杨氏及其相关遗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杨氏的族属,杨氏统领时期播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及社会关系,以及杨氏的墓葬、遗址等方面。概括起来有基于文献的研究和基于考古遗存的研究两种取向,彼此之间又互有交叉。前者论著数量不菲,但有影响的高水准作品不多。在不能用新的理论有效解读有限文献记载的前提下,毋庸讳言,是相关考古发现,将播州杨氏土司的研究一步步推向深入。

在安全教育中,依次开展安全知识、技能和意识教育与培训。入场时对从业人员进行三级安全教育,以生产组织原则、环境、纪律、操作标准为主;结合施工的变化适时进行安全技能教育和训练,并分步验收;经常性地根据安全形势开展安全意识教育和培训,以事故为事例,坚定从业人员掌握安全知识和技能的信心。

1.关于播州杨氏族属的讨论

谭其骧先生于1940年在遵义作有《播州杨保考》一文,迄今仍是利用文献研究播州杨氏的代表性作品。文章以明宋濂《杨氏家传》为本,参证正史、方志及舆地杂记,质疑了杨氏祖先来自太原的成说,认为杨氏本杨保,而杨保是唐末从泸(治今泸州)叙(治今宜宾)二州的边徼羁縻州地区迁来播州的少数民族。至于杨保为何族,文章提出应为罗族(今彝族)的一支。1982年该文重新发表时,谭氏又在后记中表达了杨保可能为古僰人后裔一支的意见,但未具体论述1 谭其骧:《播州杨保考》,首刊于《史地杂志》第1卷第4期,1941年;校勘之后,再刊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文章引发了对播州杨氏族属的讨论,意见纷呈,但无外乎汉与非汉两说。“非汉”说,认为杨氏乃当地少数民族,但到底是哪个民族,则有不同意见。除谭其骧罗族—彝族说、僰人说外,王兴骥提出僚人—杨保—仡佬说2 王兴骥:《播州杨氏族属探研》,《贵州文史丛刊》1990年第4期。,田玉隆等主苗族说3 田玉隆、田泽等著:《贵州土司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27页。,章光恺持僰人—白人—白族说4 章光恺:《播州杨氏族属初探》,《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第4期。。而杨氏是来自山西太原的“汉人”说,至迟在元人程钜夫受杨汉英之托所撰的《忠烈庙碑》中已有清晰表述5(元)程钜夫:《雪楼集》卷十六《忠烈庙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明初宋濂在《元史·杨赛因不花》和《杨氏家传》中进一步予以强调,并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针对杨氏“非汉”诸说,罗宏梅等认为现有资料尚无法支撑新论,杨氏的族属与籍贯因此仍应“沿袭传统记载,定为山西太原汉人”6 罗宏梅、徐钰:《杨端其人及其族别考》,《贵州文史丛刊》2012年第2期。。但目前“非汉”说逐渐占据主流。

第二阶段(1953—2012):利用考古学新手段的偶然发现期。1953年杨粲墓和高坪杨氏墓群的发现以及随即展开的杨粲墓的发掘,开启了利用考古学手段科学探索杨氏相关遗存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工作以墓葬为重点,但多数墓葬是偶然的发现,鲜有主动性的探索。此时,杨粲(十三世)墓、杨文(十五世)墓、杨升(二十二世)墓、杨纲(二十四世)、杨辉(二十五世)墓、杨爱(二十六世)墓和杨烈(二十九世)墓先后被发掘确认,部分家族墓葬被发现,这当中的相当一部分墓葬是此前的文献无载的。与多数墓葬的偶然发现相比,对遗址的工作却都是主动性的带有学术目的的探索,比如对白锦堡的调查和海龙囤的首次考古试掘以及周边诸城的调查等。

对杨氏族属的讨论仍在继续,拙作《夷夏之辨:播州杨氏的家世疑云》提出“不论出身何处,杨氏心慕华夏及其对华夏的认同在各种表述中已流露至明。在这样的祖源追认中,边地人群的心理和文化与华夏核心渐趋一体,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国渐渐凝聚。”4 李飞:《夷夏之辨:播州杨氏的家世疑云》,《复活的土司城堡:海龙囤考古手记》,贵阳:贵州出版集团、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3页。裴一璞、张文亦跳出夷夏的争辩,着眼于杨氏通过寻求华夏祖先以证明自己亦为华夏、内部塑造、强化与中央王朝的互动及区分更边缘的“异己”等种种努力,使其华夏身份逐渐得到认同5 裴一璞、张文:《拒绝边缘:宋代播州杨氏的华夏认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部》第24卷第1期,2014年3月。

杨粲墓是杨氏诸墓中最早经科学发掘并确认墓主的墓葬,因各种原因发掘报告迄今尚未刊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研究的深入,但因墓葬的重要性,其受关注的程度远高于杨氏其他墓葬。其早期的研究者主要是早年参与发掘或发掘报告编纂的学者以及后来的杨粲墓博物馆从业者,他们曾从不同角度对墓葬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如刘锦讨论了墓葬的雕刻艺术,认为后龛坐像为墓主杨粲本人,其旁的进贡人深目隆鼻,应是西域胡人形象1 刘锦:《杨粲墓的石刻艺术》,《贵州文史丛刊》,1983年第2期。。对进贡人形象,周必素持相同意见,并认为系西域波斯人2 周必素:《杨粲墓“卷发贡使”考》,遵义市文化局、杨粲墓博物馆编:《古播遗踪(之一)》,遵义:黔新出(图)内资字第874号,2002年,第38—43页。。谭用中对杨粲墓出土墓志进行逐一考释,讨论了墓葬年代、墓主家世、墓主其人及其生平等问题3 谭用中:《杨粲墓及其出土碑志考》,《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 宋世坤将出土墓碑、墓志、铜鼓、钱币和文献记载相结合进一步阐明了将墓主推定为杨粲的原因4 宋世坤:《试论杨粲墓的推定》,《贵州文物工作》1996年第3期。。杨粲墓腰坑内出土的铜鼓引起了普遍关注,鼓上存有“元祐通宝”残钱垫片,其铸造年代清楚,向被视作铜鼓研究中的标型器。李衍垣讨论了杨粲墓出土铜鼓的类型、年代、铸造工艺及来源等问题,认为播州土司所拥有的铜鼓是从使用铜鼓的“僚”人手中掠夺而来5 李衍垣:《试论杨粲墓铜鼓》,《夜郎故地上的探索》,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7-100页。。宋世坤等则从遵义所出铜鼓出发,系统梳理了贵州省内当时所见的80余面铜鼓的分布、类型与年代,亦认为遵义所出铜鼓系僚人所遗6 葛镇亚、宋世坤:《遵义县刀靶水出土的铜鼓——兼论遵义县铜鼓在贵州铜鼓中的地位》,《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宋世坤:《贵州出土铜鼓及其断代》,《考古》1983年第11期。宋世坤:《贵州铜鼓的分布、类型和断代》,《贵州文史丛刊》1980年创刊号。。杨粲墓出土各类石刻190幅,其中部分带有道教文化色彩。张勋燎考释了墓主人像后填土中所出镇墓石刻的内容,并指出后龛中圆雕石像为道教葬仪有关生墓代人以祈长寿之“石真”7 张勋燎:《四川平武明王玺家族墓出土部分道教文物的考察》,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1314-1322页。。张合荣注意到了石真、道符之外,黔北宋墓中的神兽、仙境铭刻和八卦等题材所具有的道教意味8 张合荣:《略论黔北宋墓的道教雕刻》,《贵州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黔北宋墓反映的丧葬心理与习俗》,《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6期。。墓主人像、镇墓石与道教的关系得到普遍认同9 龚扬民、白彬:《贵州遵义南宋杨粲墓道教因素试析》,《四川文物》2013年第4期。

相对于墓葬,播州杨氏的遗址较晚才进入文物工作者的视野。1980年春,遵义县文化馆对海龙囤遗址进行调查,于荒草丛中重新发现《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1982年,该遗址被列为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 葛镇亚:《遵义县文物工作大事记》,《遵义县文物志》(内部印行),1983年,第237、241页。。同年,杨粲墓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烈墓公布为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郑珍、莫友芝在道光《遵义府志》中综合各种文献,将杨氏历代土官作了传略式扫描,并考订了其中舛误6 详见《遵义府志》卷三十一《土官》,第584—603页。。罗克彬的《杨氏史籍编年》用“大事编年”的方式较为全面的勾勒了播州及杨氏从唐贞观十三年(639)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间的历史轨迹7 罗克彬:《杨氏史籍编年》,贵阳:贵州出版集团,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罗宏梅、徐钰梳理了杨氏在播州的发展历程,将之分为与土著融合、规范家族权位继承方法,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与中央政权关系逐渐密切,以及与汉文化和中央政权渐生罅隙乃至排斥、对抗等三个历史时期8 罗宏梅、徐钰:《黔北杨氏土司历史沿革考(一)》,《遵义师范学院学报》第12卷第5期,2010年10月;《黔北杨氏土司历史沿革考(二)》,《遵义师范学院学报》第13卷第5期,2011年10月;《黔北杨氏土司历史沿革考(三)》,《遵义师范学院学报》第14卷第3期,2012年6月。。陈季君比较了羁縻之治与土司制度的不同,讨论了土司制度在播州逐步深化的历史进程,指出杨氏的兴衰是随着土司制度的出现、发展、衰落而变化的,土司制度对播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9 陈季君:《播州土司制度的形成和历史作用》,《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王君义讨论了播州杨氏土司的承袭制度,有父死子继、孙袭爷职、族人袭替等承袭方式,也有代职、越职袭替等特例10 王君义:《试析明代土司承袭制度——以播州杨氏土司为例》,《遵义师范学院学报》第17卷第5期,2015年10月。。其实,关于官位的承袭,杨氏在遵从中央相关制度的同时,也自有“家法”。据《勘处播州事情疏》,成化年间,第二十五世土司杨辉欲立非嫡出的长子杨友为嗣时,遭到众人的反对,原因是“杨氏家法,立嗣以嫡”1 (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丛书集成初编·张司马定浙二乱志(及其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页。。张文等较为全面地梳理了统领播州的杨氏诸土官及其职官体系,同时关注到辖境内的其他土司家族及播州土兵状况2 张文、林鹏旭、王荟:《播州地区土司制度》,《海龙屯与播州土司综合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97-137页。

王兴骥考释了《元史·地理》所载播州下辖的三十三处地方,由唐及宋,播州势力逐步加强,并在元代达到高峰3 王兴骥:《播州土司势力的扩展及地域考释》,《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第2期。。杨斌等结合文献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了播州唐、宋、元、明不同时期的辖境地图,使播州版图的变迁一目了然4 杨斌、胡安徽:《播州地区的区域地理》,《海龙屯与播州土司综合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16页。。马国君等揭示了播州辖区变迁背后中央王朝对西南土司经营政策的变化。元时,朝廷委托播州传统势力杨氏经营播州,开辟南部的平越地区,疆域趋于鼎盛。明初亦施以绥抚之策,并不急于将南部辖区划入贵州。万历时,蒙古诸部突破西南边疆,杨氏恰在此时叛乱,改土归流势在必行。播州被一分为二,南部平越属贵州,北部遵义则属四川。清雍正时,遵义入黔,原播州地域悉数归入贵州5 马国君、陈冬梅:《从播州杨氏辖区变迁看元明清诸王朝对西南的经营》,《遵义师范学院学报》第17卷第2期,2015年4月。。陈季君从地缘政治学的视角考察了明王朝与播州土司的关系。在二者的博弈中,当国家在空间视觉平衡时,采取恩惠安抚政策;而当这种空间平衡关系被打破时,战争就不可避免6 陈季君:《地缘政治学视角下明王朝与播州土司的政治博弈》,《遵义师范学院学报》第13卷第5期,2011年10月。

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播州之役史称“万历三大征”之一,终结了杨氏一族在播州的统治,开启了流官治理的新时代。此役的实质是改土归流,相关研究颇多,并曾召开过专门的学术研讨会7 刘作会主编:《平播之役400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张文以播州之役为例,强调火器的使用是明清两代改土归流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8 张文:《火器应用与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刘利平考辨了播州之役所花军费,提出共筹措449万余两,花于战事252万余两,善后开支110万两以上的新说9 刘利平:《明代“播州之役”军费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2卷第3期,2012年9月。。此外,相关研究还涉及了杨氏的军制、军事征调、成化播州内乱等10 禹明先:《宋代播州杨氏军制考》,《贵州文史丛刊》2000年第3期;谭杰容:《明代播州杨氏土司军事征调研究》,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黄阿明:《成化年间播州杨氏动乱探析》,《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2000年7月,遵义县文物管理所对高坪杨氏墓群周边展开调查,在笔架山发现墓碑3通,对应已经被毁的两座双石室墓,分别系第二十一世杨铿的祖父杨如祖及铿父杨城的夫妇合葬墓11 刘永书:《播州杨氏墓葬新发现及墓主人考》,《贵州文物工作》2000年第4期。。这是杨氏支系墓地的首次发现。

农业是播州经济的主体。史继忠较早讨论了播州的庄田经济。据文献记载,成化时杨氏土司即有庄田145处、菜园26处、蜡崖28处、猎场11处、鱼潭13处。庄田布种田禾、麻、黍、豆、红花等,以农业生产为主,采取地主制的经营方式,由佃户、九姓土僚等住种。但其将海龙囤亦视为一处庄园的意见,值得商榷13 史继忠:《闲话播州庄园》,《古播遗踪:播州杨氏的历史遗迹与口碑传说》,贵阳:贵州出版集团、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8—184页。。谢尊修关注到了除农业外的播州其他经济形式,粗略讨论了播州方物、矿产、盐马贸易等关乎经济的内容1 谢尊修:《播州经济状况管窥》,《古播遗踪:播州杨氏的历史遗迹与口碑传说》,贵阳:贵州出版集团、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84-191页。。王兴骥、张文等利用文献对播州的农业、庄园经济、手工业、贸易、朝贡之物、户口与赋税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但并无太多新的创见,部分内容甚至直接摘抄自前揭两文2 王兴骥、张文、杨斌:《播州土司地区的经济》,《海龙屯与播州土司综合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1-169页。

一些研究涉及到了羁縻—土司治下播州地区的文化、教育、民族和社会关系。陈季君论述了播州土司文化教育的一般面貌,认为播州土司教育与汉文化密切相关,南宋时文教昌盛,明初学校教育兴起,明中后期却在土司统治的桎梏中陷入停滞3 陈季君:《播州土司文化教育考述》,《教育文化论坛》2011年第6期。。领播期间,在积极推行儒家教化的同时,杨氏对佛教和道教也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崇佛奉道,加快了儒释道巫混杂合流的步伐,并留下了大量相关遗迹,构成播州土司文化的一部分4 陈季君、张全晓:《播州杨氏土司崇佛奉道史迹考略》,《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土司统治时期,播州境内民族众多,据考有僚人—杨保—仡佬、苗、仲家—布依等10余种5 王兴骥:《播州土司辖境少数民族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治下有“五司七姓”,即除播州以外的真州、余庆、白泥、容山、重安五个长官司,田、张、袁、卢、谭、罗、吴等七姓民。曾经良好的各种关系,却在杨应龙领播时期内部关系恶化,与百姓也矛盾重重,并最终与中央王朝发生对抗,曾经交好的周边水西、石砫等土司参与了平播之役6 李良品、邹淋巧:《论播州“末代土司”杨应龙时期的民族关系》,《贵州民族研究》2010年第5期。。不少学者讨论过杨氏与周边土司的关系,如杨氏与水西安氏时好时坏,亦敌亦友,十分微妙7 王兴骥:《播州土司与水西土司关系之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但杨氏与安氏从未联姻,而与实力略次的石砫马氏,则是姻亲。土司婚姻实行阶级内婚制和多妻制,正室必是门当户对的土司或地方豪强8 葛镇亚:《播州土司和石砫土司的关系考证》,《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国家认同是近年土司研究的热点9 彭福荣:《国家认同:土司研究的新视角》,《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多个相关课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国家认同,从土司的角度,是保障其自身安全的条件;从国家的层面,则是维系国家和谐发展的基础,双方都乐见其成并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推进。杨旭等认为唐宋时期播州地区的筑城活动促进了该地国家认同的构建10 杨旭、刘欢:《唐宋时期播州筑城活动的国家认同构建》,《民族论坛》2015年第6期。。彭福荣以播州土司为个案,讨论了环境资源对历代土司国家认同的影响。山高水险致使天威难达,封闭性使播州历代土官心向中原,又不时有妄尊称雄的野心。丰富的物产使播州土官有充裕的方物通过朝贡来表达国家认同,同时也借之积聚的财富悖逆国家意志11 彭福荣:《乌江流域环境资源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以播州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万历二十八年(1600)播州之役结束后,明帅李化龙作平播纪功铭施于铜柱和铜鼎之上,曾超认为,此举既彰显事功,又震慑土司,从国家层面要求地方土司增强国家认同意识12 曾超:《李化龙平播纪功铭与国家认同内涵研究》,《长江师范学院学报》第31卷第5期,2015年10月。。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土司对国家的认同或忤逆,依附或游离,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境,但更是羁縻—土司制度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3.关于播州杨氏墓葬的研究

以往对播州杨氏羁縻—土司遗存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墓葬上,目前已确认墓主身份的杨氏墓葬达15座,相关研究亦以墓葬为多。论者围绕墓主身份、碑刻铭文、石刻内涵、文化因素、出土遗物、丧葬习俗等展开过讨论。

2.关于播州杨氏羁縻与土司制度的探索

鲁棒性的分析可以用零极点图来描述,通过零极点的位置变化来说明系统的鲁棒稳定性。零极点图可以由20-sim中Frequency Domain Toolbox的Model Linearization工具直接得到[11],如图8所示,选择输入输出变量后即可得到如图所示的界面,选择相应的选项即可得到相应的传递函数、零极点等,同时也可以直接画出Bode图、Nyquist图、零极点图等,从而使得系统的分析更加方便简洁。

一是针对部分地区经济发展较快,涉水活动频繁,河湖开发建设项目亟待进一步规范等情况,主动送法上门,加强教育和引导。连续三年举办“一湖两河”沿岸苏州、无锡、常州镇长水法规培训;组织两省一市水利、环保等部门在全流域联合开展《太湖流域管理条例》专题培训;会同吴中区人民政府举办镇长培训班暨保护太湖倡议书签名活动,赴吴江、湖州、青浦等重点地区宣讲《太湖流域管理条例》,增强了流域特别是沿太湖地区政府的守法意识。

相对于杨粲墓,杨氏其他墓葬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相关文章多是介绍性文字。宋世坤介绍了1986年前已确认的7座杨氏墓葬,其中一些细节是此前公布的简报中所未见的,如杨纲墓志铭中关于杨炯夭亡的信息等14 宋世坤:《播州杨氏墓葬》,《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4期。。李衍垣除介绍上述相关发现外,还注意到了海龙囤《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美姑《播州营碑记》和桃溪寺古墓群。并质疑了宋文对杨升、杨纲等人的世系基于墓志铭的解读,提出杨粲墓系“川贵类型宋墓”的代表与大足石刻对这类墓葬石刻可能的影响以及杨粲墓对杨氏元明时期墓葬的影响的主张1 李衍垣:《播州土司考古发现及研究》,《贵州高原的古代文明》,第60-78页。。周必素较为全面的梳理了2008年前确定的7座杨氏土司墓葬以及相关家族墓,归纳了杨氏土司墓葬结构、墓葬雕刻、出土器物以及墓外祭祀建筑等方面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杨氏土司墓葬反映出以阴阳堪舆术选择茔地、生前即建墓室、有家族墓地且夫妻同坟异穴合葬、有浓郁的道教信仰等丧葬习俗2 周必素:《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5期。。除此之外,周必素还对当时已知的遵义境内约50座宋墓进行了初步整理,黔北该类“川贵类型宋墓”的年代主要在南宋时期,其流行与该地曾是巴蜀旧壤和杨氏长期的经营有关3 周必素:《贵州遵义的宋代石室墓》,《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这为深入认识杨氏羁縻—土司墓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背景。

2014年杨价墓发现后,部分学者也对之进行了初步探讨。秦大树撰文指出,宋墓随葬品一般有盟器神煞、明器和墓主生前珍宝玩好三类,体现出对礼制性随葬品的忽视和个人喜好之物的流行的特点。杨价夫妇合葬墓中各随葬了一套香具和酒具,反映出其饮酒、品香的雅好4 秦大树:《“土豪金”与“生前玩好”:土司墓中的奢华世界》,《中国文物报》2015年8月28日第5版。。李飞在第一时间回答了关于杨价墓外界关心的几个问题,如价应读为“介”,如何确定墓主以及杨氏墓葬腰坑内涵的变迁等5 李飞:《十问杨价墓》,《藏天下》2015年第2期。。周必素、李飞总结了目前已知的所有9座土司墓葬的分布规律,指出其具有远离司治衙署而葬在田庄近旁,墓地有完整的规划,一般不与其他家族成员墓葬混同,祔祖而葬但尚未见相连两代土司葬于同一墓地之现象等特点6 周必素、李飞:《贵州遵义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考古》2015年第11期。。李飞的博士论文《夷夏之间:播州杨氏羁縻·土司墓葬研究》,以杨氏墓葬为中心,对黔北宋元明时期墓葬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代表了目前该领域研究的最新水平7 李飞:《夷夏之间:播州杨氏羁縻·土司墓葬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4.关于播州杨氏遗址的相关讨论

遗址可分治所、山城、田庄等几类,分别具有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功能,以往的讨论对此都有所涉猎。近年因为海龙囤的发掘及其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对山城防御体系的讨论渐多。

第四,要锤炼高尚的品格和坚韧不拔的耐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一种精神力量,就形不成很强的凝聚力。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要注重培养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展示良好的精神风貌,使平凡者变得伟大,平庸者摆脱平庸。古往今来,无数商业巨子、政坛领袖、文学大师,都是饱经风雨,以顽强的毅力,在风浪中搏击。我们要敢于直面困难、直面挑战、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一步一个脚印,全力写好人生的答卷。

播州南宋中期以降的政治中心在穆家川,即今遵义老城,平播后为遵义府府治,沿革清晰,论者因此普遍漠视之。倒是迁居穆家川前的治所白锦堡因地望不明而引发较多关注。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称白锦堡去播州三百里。以此推之,在今綦江境。郑珍作《白锦考》,据《杨氏家传》认为白锦堡在时之府城南四十里的懒板凳,即今之南白8 郑珍:《白锦考》,《遵义府志》卷十,第165-166页。。谭用中根据杨粲墓志中“葬于本堡”一句,在肯定郑说的同时,进一步将白锦堡堡治的具体地点定在杨粲墓所在的皇坟嘴9 谭用中:《杨粲墓及其出土碑志考》,《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此说得到多数人的认同。翁仲康是少数几个关注过穆家川宣慰司司治的学者之一,他根据文献描绘了播州城的大致情景:城内至少有二街三坊,土司衙署以三堂一祠为核心,即忠孝堂、祖先堂和承恩堂,其中忠孝堂处于中心位置,是处理公务的场所,祠在忠孝堂西,先后有玉皇祠、玉皇观和正一宫等名10 翁仲康:《四百年前的播州城》、《杨氏忠孝堂始末》,《海龙囤烟云录》,遵义:黔新出(图书)内资字第480号,2001年,第151-156、330-331页。

与杨氏墓葬的研究较多集中在杨粲墓相似,海龙囤是杨氏诸遗址中最受关注的一处。除却明清文人的资料辑录与诗词咏叹外,近人对海龙囤的研究包括了其始建年代、关隘名实、整体格局及其历时性变迁、衙署格局、管理制度等内容。自杨文神道碑出土后,海龙囤始建于宋宝祐五年(1257)几乎成为共识,但鲜有文章专门讨论此事。目前能查到的文献,较早论述海龙囤始建年代的是侯天佑等人11 侯天佑:《海龙囤700年军事城堡》,杨秉渊:《萧萧故堡海龙囤》,黄万机:《战略家杨文与海龙囤的修造》,《海龙囤烟云录》,第1-18、209-211页。。在2012年开始的大规模考古发掘揭露出新的关隘之前,囤上已知关隘9座,除了少数榜额尚存者外,其余名称与文献对照均存有疑问。周必素、王兴骥、李飞、孙华等曾先后对关隘名实予以考辨1 周必素:《海龙囤关口释疑》,《古播遗踪(之一)》,第123-127页;王兴骥:《海龙囤究竟有几个关隘》,《海龙囤烟云录》,第349-350页;李飞:《海龙囤关隘考》,《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孙华:《海龙囤遗址初论》,《南方文物》2015年第1期。。李飞基于考古发现勾勒了全囤的格局以及城池轮廓从宋到明的历时性变迁2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贵州遵义市海龙囤遗址城垣、关隘的调查与清理》,《考古》2015年第11期;李飞:《考古学视野下的土司遗产:以海龙囤为中心》,《南方文物》2015年第1期。,又在考古发掘简报中介绍了带有土司衙署性质的“新王宫”的整体布局并对其功能分区作了初步推测3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贵州遵义市海龙囤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孙华参照明思南府署图等图像资料对“新王宫”部分建筑的功能提出了新的意见4 孙华:《遵义海龙囤遗址初论》,《南方文物》2015年第1期。。李思睿据《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讨论了海龙囤管理人员、进出人员、通关文书类型与通关程序等问题5 李思睿:《播州杨氏土司军事关隘的设置与海龙囤的管理》,《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

体育适性课堂教学应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生为主,设置合适的、能突破重难点的、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问题串,从而运用“一二·三六”教学模式探索实践技能来完成整个学习过程。

海龙囤只是杨氏众多防御性山城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一处,这些山城一起构成了庞大而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是土司遗存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这是因为山城作为军事性遗存,是土司“世有其兵”的直接反映,而土兵制度向被视作土司制度的根本与基石6 李良品:《土司时期西南地区土兵制度与军事战争研究》,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3年,“前言”第1页。。周必素、李飞对以海龙囤为核心的军事防御体系进行了探讨,指出该体系由关隘、峒寨、囤城等所构成的由外围而中心的三道防线组成,层层耗歼,逐次阻敌7 周必素、李飞:《海龙屯军事防御体系》,《海龙屯与播州土司综合研究》,第275-305页。。李亮、但文红等持相同意见8 李亮、但文红、吴孟珊:《古代军事城堡海龙屯防御体系探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28卷第2期,2013年第6期。。孙华则认为实情并不如此简单,播州杨氏土司防御体系是以播州疆域四面八方的交通线为防御方向,利用山隘险阻修筑层层关城堡寨,形成多层级的节节阻击的纵深防的山城防御体系9 孙华:《遵义海龙囤遗址初论》,《南方文物》2015年第1期。

庄田,又称田庄。今遵义境内平阔的田畴在杨氏领播期间均应已辟为庄田,通常由良田、水利工程和管理庄田的庄宅(民间多称之为衙院)等组成。而时至今日,通常只留下少量衙院、堤坝、碑刻等遗存。葛镇亚等曾结合文献和碑刻铭文,对大水田(太平庄)、永安庄等进行调查和考证10 葛镇亚:《大水田》,遵义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遵义县文物志》(内部印行),1983年,第131-134页;刘世野、李正猛:《遵崇高等级公路遵义县部分文物调查》,《遵义县文物志(第二集)》,黔新出(2003)内资准字第253号,第157页。。周必素、李飞介绍了几处经调查确认的衙院和水利工程遗址,并阐明了庄宅与庄田、庄田与墓地等之间的关系11 周必素、李飞:《贵州遵义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考古》2015年第11期。

此外,与杨氏相关的普济桥、鹤鸣洞、紫霞山等遗存均曾引起论者的关注12 参见《古播遗踪——播州杨氏的历史遗迹与口碑传说》,第34-44页。。万历二十八年(1600)爆发的播州之役震动朝野,战事结束不久,便有小说《征播奏捷传》问世。同时,由于年代并不久远,民间遗留着大量关于杨氏的口碑传说。如何看待这些“不经之谈”及其背后所蕴藏的历史的景,也成为播州杨氏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13 对章回小说《征播奏捷传》的研究,参见李克玉:《<征播奏捷传>与万历播州之役》,《广东教育学院学报》第27卷第4期,2007年8月;王虎:《明代通俗小说<征播奏捷传>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对播州口碑文献的收集与初步研究,可参看王兴骥、谢爱临、李飞:《播州土司民间传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古播遗踪——播州杨氏的历史遗迹与口碑传说》,贵阳:贵州出版集团、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

2017年5月,习近平在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开幕式发表演讲,沿线130多个国家各界代表参加此次盛会,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热议。它对中国树立大国形象、深化同沿线各国的互利合作、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意义重大。自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平稳推行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习近平卓越的演讲能力无疑为此起着直接推动作用。该文以习近平在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为研究对象,运用同一理论对演讲所采用修辞进行详细分析,挖掘其修辞策略,并首次提出运用列数据、沿线国家共性典故等方式达到同情认同的修辞策略。

三、结语

整体而言,对播州历史、文化的研究,随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而得以不断拓展和深入。考古研究本身的变化也呈现出从针对个别墓葬、遗址到某类遗存再到将所有遗存视为一个整体予以观察的变化。由于材料偏多,早期的研究更偏重于墓葬,而随海龙囤等遗址的发掘,这种情况有所改观。羁縻—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的研究,近年因为土司遗址的申遗而一时成为热点,研究的方法与视角也在逐步变得多元。

但不可忽视的是,播州羁縻—土司遗存研究中重墓葬轻遗址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且随着申遗工作的结束,各方对海龙囤的关注逐渐减少,相关投入也骤减,前期考古发掘材料全面、系统的整理和报告的出版变得遥遥无期。考古报告的整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我们期望各方再适当增加投入,将近年的考古新发现尽早刊布,引领播州相关研究持续走向深入;更期待海龙囤能尽快推出与其世界文化遗产身份匹配的科学的考古发掘报告,使相关研究成果能迅速成为络绎不绝的观者的广泛认知,从而让这座进入世界“非遗”名录的古囤真正活起来。

 
李飞
《贵州文史丛刊》 2018年第02期
《贵州文史丛刊》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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