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田秋的教育思想

田秋，字汝力，号西麓，明弘治七年（1494）生于贵州思南府水德江司（今德江县）。正德五年（1510）中举，四年后赴京参加礼部会试，赐甲戌科同进士出身。嘉靖元年（1522），出任福建延平府推官，六年（1527）调任直隶河间府推官。嘉靖七年（1528）至嘉靖十五年（1536）五月，先后任京城户科给事中、礼科左给事中、吏科左给事中、户科都给事中。其任谏官期间，敢言直谏，是当时朝廷内进谏最多之人，他先后为革内府监冗食、裁太常寺冗役、清光禄寺不经之费、酌御马监财用盈缩而谏言，为此而不惧怕到云南横行霸道的宦官，首奏劾停之；为维护平民百姓的利益，他曾就郊外祭典事向朝廷建议“不应侵迁民冢”；根据礼义他曾慨言“天地坛不当合祭”，故其敢言直谏官声在谏垣中最著。后官至广东布政使，乞休，屡荐不起。田秋不仅为官尽职尽责，且关心地方事宜，曾请建府城垣，又倡建先贤祠，置义田，以赡族之不能婚葬者；修桥梁，治药饵，惠济无穷。

田秋对贵州地方的贡献最突出的是他为贵州教育办了两件大好事、实事：一是嘉靖九年（1530）曾向朝廷上《请开贤科以宏文教疏》；再就是，嘉靖十年又上《请建安顺、务川、印江学疏》，而这两次所上之疏，集中反映了田秋重视和亟欲发展贵州地方教育的思想观念，即围绕着科举制度来发展教育事业，这也正是田秋教育思想特殊之处。我们知道，士子总是要通过科考才成为封建国家所需要的官吏，科考是封建教育的目的，也是封建士子读书的主要出路。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分为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童试由县、府、院分别组织考试；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贡院举行，由朝廷派考官主考，凡本省生员与监生、荫生、官生、贡生，经科考、录考、录遗考试合格者，均可应考。逢子、午、卯、酉之年为正科，遇庆典加科为恩科，考期在八月，分三场进行。考试合格称中举，中者为举人。乡试之次年举行会试，亦是每三年一次，在京举行。各省举人皆可应试，逢辰、戌、丑、未之年为正科，若乡试有恩科，则次年亦举行会试恩科。考期在二月，后改在三月，亦分三场，考中者称贡士。再由皇帝召集贡士进行殿试，分三甲，一甲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

贵州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发展历史虽源远流长，但其经济社会发展与中原、沿海和相邻各省比较相对滞后，其文化教育发展状况也是如此。尽管明初中央王朝极力推行崇儒兴学政策，如，明太祖朱元璋就曾指出：“治天下当先其重其急，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1《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为了践行朱元璋的兴学令，贵州建省前后先后在各府州县卫司兴办了一大批学校。

明代，贵州学校教育首先兴办于土司统治辖区和卫所所在地。如洪武年间贵州境内即开办有永宁宣抚司儒学、播州宣慰司儒学、普安安抚司儒学、思州宣慰司儒学和思南宣慰司儒学等土司儒学，其目的在于以儒学文化教化少数民族土司子弟，以求达到通语言、变夷俗，使贵州地方长治久安的目的。与此同时，对贵州驻军官兵及其子弟（以后当包括以卫所等组织形式来黔屯垦的移民点）的文化教育亦予以注意，还在洪武年间，即在卫所驻地创办了一批卫学。其办学目的十分明确：“选军士之俊秀者充弟子员，设学官通知文武者。教之以七书韬略，经史大义，俾知忠君孝亲，料敌制胜，以作进退之节”2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陈敬宗建铜鼓卫学碑记》。。至明宣德以后，贵州境内卫学更有较大发展，如清平、平越、安南、都匀、威清、平坝、兴隆等卫儒学陆续创办，安顺、永宁二州军生则附学于普定、安南卫学。宣德十一年明廷诏令天下卫所皆立学时，贵州黄平千户所等亦办起了卫所学校。

正统以后，贵州地方不仅注意发展府州县卫司学，还注意普及社学，为此而一再提高社学的社会地位，如正统元年明英宗即规定，社学中优秀学生可以直接升入各级儒学校学习，诏令社学中“有俊秀向学者，许补儒学生员”3 《明史·选举志》。，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创办社学和民间子弟踊跃入学的积极性。据明代贵州各地方志所载，各府州县治地、土司辖区与土流并治地区所建立的社学约有200余所。

此外，明代贵州地方的书院教育和私塾教育亦有一定的发展。以后逐步推广到改土归流后的府州县，进而向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继而，在贵州于明初开始推行科举考试制度，但因当时贵州未开有科场，贵州各地学校的生员只能附四川考试即到四川的考场去参考。永乐十一年，贵州建省，其政治、军事省一级建置逐渐完善，但仍未建立相应的省一级的教育、考试制度—乡试。洪熙元年（1425），朝廷诏令贵州生员就试湖广，宣德四年（1429），又令改附云南。

再经过四五年的酝酿，嘉靖十四年（1535）八月，朝廷终于同意田秋、王杏的奏请，允许贵州开闱乡试 ，并同意将贵州的乡试解额增加到25 名。后又增至40名。

随着生产成本下降以及国际油价上升，油气资产效益水平不断提升，石油公司盈利水平显著增长。从长远看，未来不同类型资产新建产能盈亏平衡价格将低于50美元/桶，随着油价在中高位企稳，资产效益水平将稳步提升。

封建教育能否顺利发展与科举制度有无完善推行确实关系密切。从封建国家角度来看，科考是检验封建教育有没有和能不能培养出封建国家所需要人才的重要且主要的手段和途径，而从众多的封建士子的角度来看，能否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则是关乎其政治和生活前途的头等大事，除了读书做官外，罕有其他求职谋生之路可走。明初，封建教育与科举考试二者的关系并不是处于最协调的状态 ，其间存在的问题正是田秋在其疏文所指出的，一方面是，贵州一直未取得单独进行乡试的资格，贵州生员参加科举考试只能到四川、湖广、广西、云南等外省。据史载，永乐年间朝廷始令贵州生员附试云南，仁宗洪熙元年又令就试湖广。宣宗宣德四年，又诏令改试云南，并成为定制。另一方面是，全省名额有限，仅寥寥的三、五名，故而从英宗正统年间，到代宗景泰年间明廷为激发西南地区的教育事业，曾特意将科举名额向西南倾斜，多次“诏云贵乡试不拘额”。此后，随着贵州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逐年增多，故而再三建议朝廷增加科举考试的名额，弘治年间即已增加为19名，嘉靖年间则增至21名。而乡试地点也适当加以调整，除大部分生员附试于云南外，永宁宣抚司儒学军民生员则附试于四川。直到英宗正统八年，贵州设立卫学后，军生科考虽隶属贵州，而科贡民生仍隶四川，而荔波县学生员仍附试于广西。

受到手机网络影响，学生群体求知方式发生改变，很多知识点网上搜索一下就有，学生不引起重视。老师布置作业，学生多数依葫芦画瓢，并没真正掌握写作要领，往往在日后工作中碰壁。

贵州乡试附于外省，使其没有取士的主动权，加之名额有限制，致使贵州每科录取的举人之数额远远低于邻省。据乾隆年间的《云南通志》和《贵州通志》所载，明宣德七年（1432）壬子科之前，每科乡试，贵州仅录取1人，而云南每科取中举人数，多则五十几人，少则十几人。尽管从宣德七年（1432）壬子科起，贵州乡试名额开始增加，从5名逐渐增加到成化二十二年（1486）丙午科的16名，其中举人数仍不足云南乡试的一半。

直到嘉靖九年（1530），又有田秋的《请开贤科以宏文教疏》，也正是由于田秋能依托着主流意识的观念形态，明确地把发展贵州文教事业与在贵州开闱乡试结合起来，着力于为地方教育找出路，在疏文中强调指出，“国家取士，于两京、十二省属设乡试科场以抡选俊才，登之礼部，为之会试，然后进于大廷，命以官职，真得成周乡举里选之遗意，所以人才辈出视古最盛者此也”，极力应合了当时社会的主旋律，加之其能从自身体会出发比较生动、具体地反映了贵州考生出省赴考的种种不便和艰难情况，并针对有关经办单位“病于钱粮之少”而对在贵州开闱乡试的具体顾虑，提出了有效可行的具体对策：贵州虽赴云南乡试，但“举人坊牌之费，贵州自办也”；“鹿鸣之宴，贵州自备也”；“今所加者，不过三场供给试官聘礼耳。镇远、永宁等税课司每岁不下数百两，思南府又有棉花税，若设一税课司，委一廉干府官监收之，每岁亦可得数百两，只此数项，足充其费。”他还提请朝廷注意：“况求才大事，又可靳于区区之小费乎？且历年抚按官亦屡有举奏，盖一方之至愿、上下之同情，其建置之地，区画之详，在彼必有定议。”既代表贵州地方反映眼下“边方下邑之士望天门于万里，扼腕叹息，欲言而不能言者亦多矣”的遗憾之情；也再三表示，“人性之善，得于天者，本无远近之殊；特变通鼓舞之机，由于人者，有先后耳。”还以明初两广“亦共一科场，其后各设乡试，渐增解额，至今人才之盛埒于中州”为例 ，预测：只要贵州亦能“设科”，此后贵州地方“人益向学”，“他日云贵又安知不如两广之盛乎？”

通过开闱乡试，读书做官、乡试取士，日渐为贵州各族民众所接受，“读书—应试—入仕”已经成为贵州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识、是贵州士子的根本价值追求，且对贵州社会文化循着这条轨道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2)流程中含盐废水循环使用，根据其含盐浓度决定是否进行置换，不仅节约了除盐水的消耗，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污水的排放量。

上述情况的存在确实限制并影响了贵州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选拔，不利于明王朝在贵州的统治。因此，从弘治年间起，贵州地方官绅，特别是其中的有识之士，从发展贵州文化教育以进一步维护贵州地方政治安定和巩固明王朝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的大局考虑，多次要求朝廷在贵州自设科场开闱乡试并相应增加乡试名额。

正因为田秋的疏文言辞恳切、理由充足，故能引起朝廷的重视，而礼部在复议后交贵州按察使韩士英、巡按贵州监察御史王杏勘议，礼部的意见是，“云贵合试已久，贵州赴试生儒往返艰苦，单独开科势所不免 。”韩士英则认为，“贵州屡恳开科，……是士不下三千余人，每科乡试，五经皆全，上春官登庑仕者先后弗绝，则人才未尝乏也。省城南隅，现有空司，堪作贡院。合用钱财，动支无碍，则钱粮未为绌出。”1 转引自林开良、林朝晖《贵州教育溯源》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页。嘉靖十三年（1534），王杏出任贵州巡按御史，〔王杏，字少坛（一说字世文），号鲤湖。浙江奉化城内人。弘治九年（1496）生，嘉靖八年（1529）中进士，授山西道监察御史。嘉靖十三年（1534）五月，任贵州巡按监察御史，时平浪阿向等梗化为地方患二十余年，杏具疏请兵征剿，捷闻，宠锡银币。嘉靖十四年（1535）在贵阳创设贡院，独立举办乡试，为此而竭力筹划，亲选地址于省城西南隅，检藩库羡缗而筹集所需经费二千四百两白银。同年，他还应贵州学子汤冔、陈文学、叶梧等数十人之请求，于贵阳城东建阳明书院，后又建阳明祠。而早在十三年春即将原藏之秘阁的《阳明先生文录》颁给士众传习；次年亲自主持《阳明先生文录续》的编刻事宜。十五年，任山西巡按，风裁益峻，贪墨望风解绶，广悉民瘼，所陈时政，言皆凿凿可行。因后代者以私牾言政，使其落判广德州，署太平郡及建平、望江二邑篆时，以刚毅正肃，所至称神明。十九年，移判岳州，升扬州少府。二十三年，再补南康。遂浩然解组归。尝与南野欧阳德、念庵罗洪先等讲求阳明致知之学，训迪诸士。多所成立。所著有《按贵录》《按晋录》等若干卷，藏于家。〕如前所述，王杏在负责勘议贵州开闱乡试一事时亦有类似表态。

附试于邻省，对贵州经济社会、文教事业的发展以至于考生个人均有一定负面影响，在田秋给朝廷的上疏中是这样表述的：“惟贵州一省远在西南，未曾设有乡试科场，止附云南布政司科举，盖因永乐年间初设布政司，制度草创，且以远方之民文教未尽及也。”在其重学兴教和实行科举考试制度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尽如人意处，他所说的“迨今涵濡列圣休明之治教百五十余年，而亲承皇上维新之化又八年于兹，远地人才，正如在山之木，得雨露之润日有生长，固非昔日之比矣。”实际是委婉地批评有关方面在科场设置的所作所为，致使贵州生员不能概沾明太祖和当今皇上雨露之润。他还具体指出，“贵州至云南相距且二千余里，如思南、永宁等府、卫，至云南且有三、四千里者，而盛夏难行，山路险峻，瘴毒浸淫，生儒赴试，其苦最极。中间有贫寒而无以为资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于中道者，至于中冒瘴毒而疾于途次者，往往有之，此皆臣亲见其苦，亲历其劳。”

尽管嘉靖十四年贵州巡按王杏在贵阳所题建的贡院，明末时毁于“贼”，但从这时起到明末的一百多年里，经过不断的实践，科举制度与封建教育日益紧密结合起来，在进入其制度化运作状态后逐渐发展完善并在当时和此后的贵州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其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影响。

为提高算法的准确率,实验采用更改学习率的方式对神经网络进行训练。由于初始的随机权重和最优值差距较大,实验初期由较大学习率开始训练,并在训练过程中不断下调学习率大小,使神经网络的权重更新更为精细。

李耕田倒背着手，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愤怒，有不屑，有鄙夷，好些个意思都堆积在一起了，让那张脸看起来内容丰富，表情生动。没等我开口，李耕田就大着嗓门说，四眼儿张你真能耐，你刷的是啥大字？纯粹狗戴嚼子瞎胡嘞。你念念，李耕田指着我的作品说，我操。

嘉靖十六年（1537）丁酉科，贵州首次乡试在贵阳隆重举行，贵州士子一千多人踊跃报名参试，朝廷则特派出官吏入黔主持开考仪式。为了表示支持与庆贺，时已升任广东布政使的田秋特地捐资购地，以其租谷作考生的试卷费。首次进行的贵州乡试既隆重而又热烈，其结果也不负众望 ， 共取中举人25名。其中的蒋宗鲁、王炯还与贵州举人敖宗庆、缪文龙于嘉靖十七年的京师会试中考中进士。

据史载，最早向朝廷奏请贵州自开乡闱的是时任贵州巡抚右都御史的邓廷瓒，时在弘治七年，但明廷以贵州人才未盛、旧制不可轻改为由未予允准。只令贵州量助钱粮，以备云南供给，并从弘治七年（1494）起，将“云南乡试进呈录”改称“云贵乡试进呈录”为贵州乡试举人正了名分。弘治十二年（1499）贵州监察御史张淳和总兵官焦俊又相继奏请于本省设闱乡试。此后贵州地方长官还曾多次有过向朝廷请求开闱乡试之 举，但均未获准。至于广大乡绅、生员的呼吁因其人微言轻，史志未曾留下有关记载。

嘉靖二十一年， 明廷根据贵州提学副使蒋信的呈请，令湖广五开卫学生员附试贵州。嘉靖二十三年，徐樾任贵州提学副使时，认为贵州开闱乡试以来，考试生员人数不断增加，而科举名额依旧，大大抑制了贵州人才的选拔，要求增加贵州科举名额。嘉靖二十五年（1546），贵州巡抚王学益据此而向明廷上《请增解额疏》。在其疏文中，王学益指出，自开闱乡试以来，贵州人才无不鼓舞思奋，力学攻文，而地处边徼的贵州，人才易弃难成，适当增加科举名额，将有助于推进贵州教育的发展。根据王学益的呈请，明廷于是年丙子科，又增加贵州解额5名，与前共为30名。万历二十二年（1594）甲午科，因贵州巡抚林乔相的疏请，明廷又给贵州增加解额5名，共为35名。以后明廷为贵州多次增加解额，到崇祯年间，已达到40名，较开闱以前的最高数额（嘉靖十三年甲午科21名）增加了1倍。

只要保证路面的平整、清洁，同步碎石封层技术才能够正常进行。因为同步碎石封层技术要想对道路养护的效果好，就必须在平整的里面上进行操作，只要这样才能保证与地面充分接触，养护效果好。如若地面不平整或地面灰尘多，清洁度差，沥青与颗粒性碎石和地面的粘合程度收到影响，使得同步碎石封层技术的效果就大大降低，质量大打折扣，并且不利于施工完成后期对该整修路段的监修和养护工作的开展。因此，道路平整且整洁是该技术正常进行的基础。

另因贵州地处西南边陲，战略地位重要，明廷为教育武臣子弟，从嘉靖年间起，又在贵州开武举，以选拔军事人才。嘉靖十七年（1538），贵州卫人刘文在武举会试中中举，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一个武进士。到明朝末年，贵州共有20人被录取为武举人，有32名武进士。而终明一世，贵州士子共有1759人中举（其中武举人20名），进士 137名（其中武进士32名）。

田秋对贵州教育的关注还表现在他曾向明廷上过《请建务川、安顺、印江学疏》。在其疏文中，他先以“自古圣王皆致谨于庠序之教”，“太祖高皇帝即位之明年，即谕中书省臣以学校之事，必欲去元室之陋，回淳古之风”；“洪武八年（1375），又命郡县，凡闾里皆得启塾立师，守令以时程督之”，按此旨意，本应山陬僻县莫不有学，但贵州一省“因制度草创，止有府卫建学而州县尚无。”对此，他提出贵州还有三个州县亟须开办学校：一为务川，其理由为，务川系“ 黔南古邑，擅砂场之利，有鱼稻之饶，商贾辐辏，民庶殷实，士生其间者类多向学，而登科第者往往而有，只以离府五日山行，就学不便。是以闾阎俊秀虽不乏人，而奋庸致身终于无路。”又如安顺州，“设有普定卫，其地上通云南，下接湖贵，实西南都会之所，号为多才，科目相望，而该州亦未有学。”至于印江县，“离府虽无百里之程，而有三江之隔，夏秋盛涨未免病涉，且其邑多才， 足以自成一学。”其实，田秋不仅主张在此三地开办学校， 而且希望在贵州所有的州县建学，“以新化机， 以广文教”。

综合以上两疏所论，我们不难发现， 田秋的教育思想的主旨始终不离广行教化这一宗旨，他认为：“学校，教化之本源；教化，王者之先务。教化行则风俗美，可以措刑罚，可以寝干戈，”他还特别指出：“贵州边陲之地，每遇有警，未免用兵，而所费动以万计。”而通过学校教化之功，便能广泛、深入地将封建纲常伦理灌输到贵州各族民众心中，在耳濡目染、不知不觉之中化风易俗，逐渐铸造出君臣父子各安其位的大一统的封建理想社会来。所以，他的这种思想观念占据了其所处时代的制高点，上可获得朝廷的认同和赞助，下可赢得贵州地方官绅和广大士子积极响应和支持。这也正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在贵州所取得的主要成功经验。我们不能因为近一百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转型变化而否定此前数千年中国社会所取得的居于世界前列的发展进步。

【离1941年整整过了50年，大茉莉已经66岁了，生活已经磨去了她昔日的光彩，她撑着油纸伞，提着菜篮子经过双抛桥。

其次是，田秋的教育思想是从贵州以至全国的实际出发，将不断扩大封建学校教育和认真切实推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既解决事关培养、选拔和使用更多人才的封建国家大的需要，又与众多社会下层士子通过读书—科考—入仕做官解决个人出路的具体需求结合起来；同时，还满足了贵州地方社会的需求，通过科考制度对封建教育的导向功能，进一步控制和宠络了贵州社会各民族、各阶层的人才，起到强化封建国家向心力、强化中央集权统治的功效，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再分配以缓和当时贵州社会的内部矛盾等问题，即所谓“重科举以进其良士，肆翦伐以除其顽苗，置守令以扶其教化，宿重兵以弭其觊觎”1 民国《贵州通志·风土志序》。，且在一定程度有助于贵州的民族融合。正是因田秋所主张的贵州自设科场开闱乡试和尽可能的在府州县卫兴学校办教育，从而使中原文化以前所末有之势进入贵州，“开黔则必设吏，设吏则必来五方之民”，贵州与中原和邻近各省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联系由此而不断加强。我们知道，自从贵州自设科场以后，贵州陆续新建府州县学16所，占总数的28%，新建书院29所，占总数的75%，这表明当时贵州文化教育确有发展，学校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贵州各族民众的总体文化素质。既为明廷在贵州的科举取士提供了较为充足的人才储备，也为贵州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如在侗族、苗族聚居的黔东南地区，从景泰五年（1454）兴隆卫人周瑛考中进士后，又有熊祥、侯位、王炯、钱嘉猷、李佑、孙应鳌、李大晋、宋儒、孙世祯等19人通过会试成为进士，成为明廷重要官员；还有钱润、时顺等282名考中举人。在布依族、苗族较多的黔南，自正统十三年（1448），平越卫人黄绂考中进士后，先后又有杨遵、姚世熙、陈尚象、邱禾实、扶纲、姚咨俊、涂宏猷等8人考中进士，有金溥等102人考取举人。这些贵州出来的进士、举人大抵本人或父辈、祖辈多为中原或邻省移居贵州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生活安定下来后往往并不以此为满足，更有政治、文化方面的追求，后来对国家和贵州社会都有过不凡的贡献。如，清平卫人孙应鳌官至礼部，充经筵讲官兼国子监祭酒，为明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和理学名儒，曾被誉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又如黎平府人何腾蛟，天启元年（1621）中举，明末官至桂王政权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为南明时期抗清名将。

也是因田秋力主贵州自设科场的主张，当年，贵州各地许多无力远涉外省参加乡试的贫寒子弟得以就近参加一定程度上体现公平竞争和量才录用原则的科举取士，从而为这批人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明王朝既以此开发了这部分人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贵州地方人才匮乏之难，同时也为贵州中下层知识分子开辟了入仕之途，还因为这样一批具有政治和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进入政府机构，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贵州地方土司豪强把持政治权力的历史；科考制度所采取的全国统一的语言文字、统一的考试内容和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考政府官员的做法，向贵州各族民众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传达了更为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公平竞争、量才录用等观念，这种观念无疑对贵州地方的社会风气和人们的精神文化面貌的进步大有助益。据载，明中叶以后，贵州境内不仅出现了中原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一样的父子同登进士榜的普安蒋宗鲁及其子思孝，清平李佑及其子大晋，普定梅月及其子惟和，铜仁的陈珊及其子杨产等簪缨世家，以贵州开闱乡试为界，此前的160年里只出过30名进士 、546名举人，而到明末的107年里就出了107名文武进士、1213名文武举人，明清两代，贵州曾出过3名状元、1名探花，在中状元数上与云南等邻省相比亦不遑多让；更出过700进士，6000举人，其中的名宦、学人、诗人、学者不无享誉全国者。正是因有了这样的文化底蕴和存在一批思想开放、敏锐的士子，贵州地方才会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风气之先。

从田秋所上两疏和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行为中还可看到他有着极强烈的家国情怀，也正是像他这样来自穷乡僻壤的一介书生，毫无官场的阅历和世故，才会在朝廷恪守初心，笃信圣人之道，对不合规矩之事，不计得失、不怕得罪达官贵人而放言建白，又才可能为家乡籍籍无名的穷书生的出路而挺身而出向朝野社会呐喊呼吁。也正因为如此，田秋以他的言行成为了贵州人的骄傲和楷模，而他的精神风貌，至今仍为我们记取和学习。

当然，时至今日，田秋为发展贵州教育事业所主张的以开科举等作法已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但田秋通过解决学生就业出路和多办学校的办法以发展教育的主张仍可稍加变通后运用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