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合理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村级背景和农户认知的多层次分析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备受各级政府及学界关注。自2004年12月《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提出“在符合规划前提下村庄、集镇和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流转”以来，中央已多次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及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相关决定，2014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产权流转和增值收益分配制度”，2015年2月27日北京大兴区等33个县（市、区）被列为了“三块地”改革试点地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也由此进入了新的探索阶段。2016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明确要求总结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经验，适当提高农民集体和个人分享的增值收益[1]。可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已成为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核心及关键问题[2，3]。

The stability evaluation of Yangmaoping landslide in Nanxin town,Mao County, Sichuan

有关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以下问题：一是政府是否应该参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其观点包括政府直接[4]、间接[5]及不参与[6]流转收益分配三种；二是农民集体内部应如何进行收益分配，如有研究认为农民作为农民集体的成员，流转收益分配应向农民倾斜[7]，但集体成员间收益具体如何分配应由集体成员民主讨论决定[8，9]，也有学者从农户角度研究农民选择收益分配方式的影响因素[10]；三是在收益分配比例上，有研究分析了部分地区实践中各主体间分配比例[8，11]，也有研究测算了各主体的分配比例[12]。总体而言，学界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鲜有研究从农户角度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的合理性进行评估。作为农村集体成员，农民应是流转收益的主要获益者，其理应对流转收益分配合理性作出评判，这也是事关农民财产权利是否得以合理实现的综合反映。同时，不同村镇农户所处生活、政策环境一致，农户认知数据具有嵌套结构特征，村、镇级环境等对农户认知也会有影响。因此，从农户及多层因素视角研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合理性问题十分必要。在农户对流转收益合理性作出评判时，不同村民认知结果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是否受村级背景与农户层次因素的多重影响？村级背景因素对农户认知结果作用路径如何？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为建立、健全流转收益分配机制，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苏南地区人地矛盾突出，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践探索开展较早，特别是苏州市作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改革先行试点区域，目前已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流转市场，而常州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隐性流转也大量发生，其武进区目前也被列为试点地区之一，因而两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均具有典型性。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对苏州及常州开展农户问卷调查，采用多水平计量模型研究农户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合理性认知及其多重影响因素，以求为推进流转收益分配机制的完善提供决策支持。

1 理论分析

农户对流转收益分配合理性认知不仅会受其个体及家庭特征、其对政策制度及流转实际情况认知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其所处村级背景（如区位条件、村经济发展水平及流转类型等）的影响。考虑到数据可获取性，本文仅对村级和农户层次的因素进行分析（图1、表 1）。

在村级层次，到最近城镇的距离、户均收入水平及流转类型等1由于数据可获取性，本研究仅选取这些因素表征村级背景条件。村级背景因素均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农民对流转收益分配合理性的评价。从直接影响看，离城镇越远的村，农户在分配流转收益时整个村农民的满意水平可能会越高，从而其平均合理性越高。农户收入水平越高的村，农民可能认为其获益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而更容易认为收益分配是合理的，也可能因为因收入水平高而对收益分配要求更高而难以给出较高水平的合理性评价，因而其对收益分配合理性认知的作用方向尚不确定。流转类型越侧重农民利益的保护，越能提升村农民对收益分配的合理性认知。从间接作用来看，村级层次各因素均可能通过强化或弱化农户层次因素对收益分配合理性认知的作用强度，进而影响收益分配合理性认知。

  

图1 流转收益分配合理性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表1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合理性影响因素

  

个体与家庭特征政策制度认知流转实际情况认知年龄（x1）文化程度（x2）健康状况（x3）职业（x4）是否有贷款经历（x5）家庭收入主要来源（x6）流转土地所有权归属（x7）流转政策了解程度（x8）流转流程了解程度（x9）有无权利分享收益（x10）流转价格水平（x11）收益获得途径（x12）资金管理规范程度（x13）流转后生活水平变化（x14）参与收益分配相关决策（x15）25岁以下 =1；26-35岁 =2；36-45岁 =3；46-55岁 =4；56岁及以上=5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大专及以上=4差 =1；中 =2；良 =3；优 =4无业=1；农民=2；农业为主的兼业=3；非农业为主的兼业=4；非农=5否 =0；是 =1农业=1；打工=2；政府、事业单位上班=3；经商=4；退休金、养老保险等=5；其他=6不清楚=1；国家=2；村集体=3；农户=4完全不了解=1；只是听说=2；不太了解=3；一般了解=4；了解较多=5；非常了解=6不了解=0；了解=1无权利=1；不清楚=2；有权利=3低 =1；中 =2；高 =3没有=1；间接获得=2；直接获得=3；直接、间接收益均有=4不规范=1；不清楚=2；基本规范=3；规范=4生活水平下降=1；生活水平无变化=2；生活水平提高=3未参与=0；参与了=1

农户个体及家庭特征包括农民的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职业、是否有贷款经历、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等。理论上，年龄越小或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民对村集体依赖越小，其对流转收益分配要求可能越低而更容易认为分配合理。农民文化程度越高，政策接受能力越强，但其对评价结果的作用方向尚不确定。农民职业越偏向于非农职业，其收入越高，故其对流转收益分配要求可能较低，从而越容易认为收益分配合理。而具有贷款经历的农民对资金具有迫切需求，故对收益分配更为重视，从而可能降低其对收益分配评价的合理性。此外，如果农户以打工或经商甚至养老保险等非农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其对流转收益分配依赖会更低，并更容易满足，故农户对收益分配合理性评价会越高。

完整模型结果（表4）显示，前述8个因素中流转后生活水平变化变得不再显著，其余7个因素仍然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且作用方向不变，而村级层次仅到最近城镇的距离和户均收入两个因素对收益分配途径斜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流转类型未能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在考虑村级因素后，虽收益获得途径斜率的随机效应仍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但其p值增加到了0.044，且通过计算村级因素对收益获取途径斜率的方差成分解释程度[19]，各村间收益获取途径与农民对收益分配合理性认知间关系的差异有25.74%能被上述两个村级因素所解释，这说明完整模型结果更合理，但如能考虑更多村级因素或更高层次，其解释能力会进一步提高。整体而言，流转收益分配合理性认知的影响因素中，个体与家庭特征、农户对流转实际情况认知两大类因素均有三个显著，说明这两类因素是影响农户对收益分配合理性评价最突出的因素。

农户对流转实际情况认知可用农户对流转价格水平、收益获得途径、资金管理规范程度、流转后生活水平变化及是否参与了收益分配相关决策等认知来表征。其中，当农民认为价格越高时，其更可能认为集体资产得到充分体现而保障了其自身权益，故可能对收益分配合理性具有正向作用。而在收益获得途径方面，如农户认为直接、间接收益都有，其可能更容易感到满意，从而提高收益分配合理性。流转资金管理越规范，农民越可能认为资金管理及收益分配越合理。同时，如农户认为流转后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其更可能认为其从流转中获得了显著收益，从而越可能认为收益分配合理。此外，如农户认为自身参与了收益分配相关决策，其更可能认为自身的权利得到了保障，越容易对收益分配感到合理。因此，以上因素均可能对收益分配合理性具有正向作用。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中，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合理性（y）分为“合理”和“不合理”，故y的取值状态为0或1。由于本研究样本数据具有嵌套及层次性特征，难以满足传统回归模型对样本独立性的假设，而多水平模型能弥补传统回归模型的不足，适用于研究具有嵌套结构的问题，并已广泛用于诸多领域[13-15]，故本文选择两水平二分Logistic回归模型[16]。两水平回归模型包括零模型、随机模型及完整模型等[17]，本文首先通过零模型判断流转收益分配合理性是否存在显著的村级差异，零模型如下：

 

克深区块单井试油期间开展测试放空气回收，在钻井显示发现良好后，开始组织测试气回收，由承包商铺设回收管线，并在井场连接好回收气设备，试油放喷开始后直接开展放空气回收，大大减少天然气放空，降低耗电量，实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其次，将农户层次因素纳入模型建立随机模型，分析各因素对流转收益分配合理性的影响，并判断其回归效应在村级层次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随机模型的总模型为：

 

[7]郭世强，罗崇亮，游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研究——基于公平与效率视角[J].中国房地产，2014（06）：22-29.

 

其中，Xpij表示农户层次第j个村第i个农户第p个自变量，Wqj为村级层次第j个村第q个自变量；rij、μ0j、μpj分别为 Yij、Yij截距及 Xpij斜率的随机成分。

方案 B──钢内筒 + 宾高德泡沫玻璃砖。在烟囱筒内设置由钢质内筒和轻质泡沫隔热耐腐蚀玻璃砖保护层组成的排烟内管系统。该方案施工方便，材料的隔热和防腐性能良好；然而其机械强度较低，且需要施工和维护的防腐区域大，有许多高空作业。

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适用于嵌套特征数据的两水平Logistic模型分析了研究区19个村农户对流转收益分配合理性的差异性及其多层次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从农户视角看，常州及苏州受访农户对流转收益分配合理性认知差异不大，且其整体合理性认知度还有待提高，但不同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且这一差异的67.05%是由村级层次差异导致；②在农户层次，个体与家庭特征及流转实际情况认知对流转收益分配合理性影响最为主要，受访者健康程度、职业，以及农户对流转流程了解程度、收益获得途径、资金管理规范程度和是否参与收益分配相关决策等因素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是否有贷款经历具有负向影响；③在村级层次，到最近城镇的距离及户均收入能显著强化农户层次的收益获得途径对收益分配合理性的正向影响，从而导致不同区位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村具有不同的农户收益分配合理性认知水平。

3 结果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统计，常州受访农户对收益分配合理性评价中，合理所占的比重为69.92%，而苏州地区合理所占比例为69.29%，两地总体合理性水平差异不大。但从不同村来看，收益分配合理性认知中合理所占的比重最低为41.94%，最高达100%，标准差为16.27%，说明不同村间的收益分配合理性存在较大差异。为定量探讨其差异是否显著，采用前述零模型进行分析。分析前，对所有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的VIF值均小于2.35，说明这些变量间均不存在显著共线性，故将其全部纳入模型。

 

表2 零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固定效应及显著性检验 随机效应及显著性检验参数γ00回归系数0.9215 T检验4.864 P 0.000参数μ0j r标准差0.6557 0.4596方差0.4299 0.2113 x2 48.8216 P 0.000

 

表3 随机模型估计结果

  

农户层次变量 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检验 方差成分和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 T检验 p 方差成分 x2检验 p合理性均值（截距1），β0截距2，γ00健康程度斜率，β1截距2，γ10职业斜率，β2截距2，γ20是否有贷款经历斜率，β3截距2，γ30流转流程了解程度斜率，β4截距2，γ40收益获得途径斜率，β5截距2，γ50资金管理规范程度斜率，β6截距2，γ60流转后生活水平变化斜率，β7截距2，γ70参与收益分配相关决策斜率，β8截距2，γ80-12.3455 0.5413 0.2631-1.0549 2.1256 1.5909 2.0580 0.5981 0.5805-7.573 2.223 2.665-2.540 4.438 3.861 7.436 2.098 1.820 0.000 0.039 0.016 0.021 0.000 0.001 0.000 0.050 0.085 10.7319 0.1400 0.0666 1.3303 0.4691 1.6547 0.4057 0.4178 0.7270 7.4894 11.6375 7.9194 12.0112 7.9552 28.5379 11.7967 14.8605 14.0536＞0.500＞0.500＞0.500＞0.500＞0.500 0.027＞0.500＞0.500＞0.500

零模型估计结果（表2）显示，随机效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不同村农户对收益分配合理性评价存在显著差异，这一差异是由农户及村级层次因素的差异共同导致。经分析，组间差异系数ρ为0.6705，表明收益分配合理性认知中总体变异有67.05%的比例是由村级差异导致，需将村级因素纳入收益分配合理性认知影响因素分析中来。

进而，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法按10%的显著性水平对放入随机模型的农户层次变量进行筛选，结果（表3）显示，健康程度、职业、贷款经历、流转流程了解程度、收益获得途径、资金管理规范性、生活水平变化及参与收益分配相关决策等8个因素均能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且其中仅贷款经历回归系数为负，而其余7个因素不显著。方差成分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仅收益获得途径回归系数的随机效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该变量的斜率在不同村间存在显著差异，需将村级因素纳入该变量的村级层次模型构建完整模型。

农户对相关政策制度认知包括对流转土地所有权归属、流转政策和流转流程了解程度及有无权利分享收益认知等。其中，在土地所有权归属方面，如农户越认为土地属集体甚至农户所有，会认为其应分得更多收益，从而会对收益分配要求更高而降低其对收益分配合理性的评价。农户对流转政策、流转流程越了解，其更容易理解流转制度的意义及过程，从而更容易觉得自身知情权得到了保障，但也可能发现更多流转问题，故这两个因素对收益分配合理性的作用方向不确定。而对于有无权利参与分配，当农民认为自己有权分享收益时，其更可能会关注收益分配且要求可能更高，故对收益分配合理性评价可能会越低。

在个体与家庭特征方面，健康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受访农民越健康，其越易认为流转收益分配合理，这可能是因为越健康的农民在同等情况下医疗费用支出较少，从而在资金需求上相对较小，对收益分配的期望也不会太高，故越可能认为收益分配合理。职业对收益分配合理性具有正向作用，即受访农民职业越侧重于非农化，其越容易对收益分配感到合理，可能原因是这部分农户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对流转收益分配依赖性较低，故更容易感到满足。是否有贷款经历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即具有贷款经历的农户更可能认为收益分配不合理，这主要是因为此类农户资金相对紧张而对收益分配要求可能更高，故对其合理性认知会更低。

 

表4 完整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 T检验 p合理性均值（截距1），β0截距2，γ00健康程度斜率，β1截距2，γ10职业斜率，β2截距2，γ20是否有贷款经历斜率，β3截距2，γ30流转流程了解程度斜率，β4截距2，γ40收益获得途径斜率，β5截距2，γ50到最近城镇的距离，γ51户均收入，γ52流转类型，γ53资金管理规范程度斜率，β6截距2，γ60流转后生活水平变化斜率，β7截距2，γ70参与收益分配相关决策斜率，β8截距2，γ80-10.6149 0.4435 0.1582-0.8581 1.7219 1.5166 0.2165 0.2227 0.1658 1.7894 0.4969 0.7289-6.534 1.877 1.928-1.908 3.563 3.531 2.591 2.282 1.372 6.653 1.561 2.170 0.000 0.061 0.054 0.057 0.001 0.003 0.021 0.038 0.190 0.000 0.119 0.030

在政策制度认知方面，土地所有权归属认知、流转政策了解程度及有无权利参与收益分配均不会影响农户对流转收益分配合理性的评价，仅流转流程了解程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即农户对流转流程越了解，其更可能认为收益分配合理，这一结果与预期相符。这主要是因为了解流转流程的农户更容易认为包括收益分配在内的流转工作公开透明，自身的知情权得到了保障，因此对收益分配更可能认为合理，反之则更可能认为不合理，这说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必须要做好本地区流转工作基本流程相关规定的宣传工作。

在流转实际情况认知方面，收益获得途径包括直接、间接获得，如果直接与间接均有，农民更可能认为收益分配是合理的，而如果仅有间接获得收益甚至没有获得收益，农民对收益分配更可能认为不合理。对于资金管理规范程度，如农户认为资金管理越规范，其更可能对收益分配感到合理，反之则越不合理。同时，如农户参与了收益分配相关决策，其对收益分配也更可能认为合理。这主要是因为收益分配越直接、资金管理越规范、农户越能参与到收益分配决策中，农民越能感觉到自身权利受到保障，对流转收益分配越满意，即便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对农户生活水平没有影响。

枯草芽孢杆菌和中药提取物复合饲料添加剂（成分：枯草芽孢杆菌活菌总数≥3.0×109cfu/g,提取物由黄芩、黄芪、杜仲、甘草组成，投料比例为3∶2∶2∶1，1 g提取物相当于生药5 g），由成都用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批号20170521)；饲用抗生素：15%金霉素，由河北兴柏药业集团石家庄高科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提供。

在村级层次因素方面，到最近城镇的距离、户均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其均显著强化了收益获得途径对收益分配合理性认知的正向作用。其中，距离城镇越远，收益获得途径对农民收益分配合理性认知的影响程度越大，即在距离城镇越远的村，收益获得途径对农民收益分配合理性认知影响越重要，可能的解释是，在距离城镇越远的村庄，当农户认为收益获取途径既有直接又有间接途径时，其更可能认为其村集体成员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且这种收益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带来的，农民自然会感到更满意。而在离城镇越近的村庄，即便农民认为收益的获得既有直接又有间接途径，他们可能认为这种收益特别是间接收益不单纯是流转带来的，故此时收益获得途径对农民的收益分配合理性认知影响力会降低。对于户均收入而言，在收益获取途径同样包括直接和间接途径时，户均收入越高的村，村民越可能觉得其从流转收益中分享到了更多，从而越可能觉得其集体成员权及收益权得到了保障，进而更可能认为收益分配合理，此时收益获取途径对收益分配合理性的作用系数越大；反之，在户均收入越低的村，农户对收益分配越可能认为不合理，此时收益获取途径的影响系数越小，因此户均收入强化了收益获取途径对收益分配合理性的正向作用。此外，结果还表明流转类型不能显著强化收益获取途径对农户收益分配合理性认知的正向作用，说明在研究区域虽有部分村流转类型存在差异，但其尚未对农户收益分配合理性认知产生间接影响。

2004年12月，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发布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价指标体系（试行）》。该指标将评价因子分为三级，各因子的权重值体现在各项因子分值的大小。2012年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颁布的《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从传统村落的建筑、选址格局、非物质文化遗产等3个方面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评价。这些指标是对历史文化村镇和传统村落的保护价值评价，在列入保护名单之后，对于其保护的优劣评价，尚未出台法规标准。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合理性为因变量，以15个农户层次变量及3个村级层次变量为自变量，各变量赋值如表1所示，各个变量均源于2014年11月到2015年1月对研究区7个镇19个村的随机问卷调查与访谈数据。调研时，共发放问卷425份，可用于本研究的有效问卷共376份。以上变量中，流转类型主要是根据流转是否具有规范性市场、土地所有权归属及土地所有权是否上收（如通过参照征地办法将村民小组所有的土地上收为村集体或乡镇集体所有）三种情况进行分类，并根据调研中获取的相关信息及流转类型对农户利益的可能影响等进行赋值，值越大，流转类型对农户越有利。

基于以上研究，可得到以下启示：其一，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中，政府应重视并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体制，有条件的村集体可从流转收益中预留一部分用于村民重病、大病的安抚费用支出；其二，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增加本地就业岗位，加强农民非农就业培训工作，提升农民非农就业水平，在实现集体建设用地资产价值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其三，加强对本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具体流程等知识的普及，让农民充分了解相关内容，做到流转工作公开透明；第四，探索多样化的流转收益分配与共享方式，特别是对于离城镇越远及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越应重视通过多种间接和直接的收益分配途径来开展收益分配工作；最后，进一步规范流转资金管理和使用，建立流转收益分配管理与使用决策的民主化协商机制，保障农民集体成员权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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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面直达波。地面直达波是在雷达信号经由近地表土壤直接从发射天线传播到接收天线的部分，其传播距离可近似地看作两天线间的距离。利用地面直达波的优势在于，即使没有明显的反射层存在时，接收天线也能探测到表层土壤中的这部分电磁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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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ij=1为第j个村第i个农民对收益分配合理性评价为合理；Yij表示第j个村第i个农民的因变量的函数；rij、μ0j分别表示Yij和β0j的随机成分。在以上模型基础上可算出农户和村级层次的方差分量σ2=Var(rij)及T00=Var(μ0j)，从而可得到组间差异ρ=T00/(T00+σ2)[18]，ρ值越趋近于1，村级层次方差相对于农户层次方差越大，此时应在模型中考虑村级层次因素；而当ρ值接近于0时，表明样本不具有组群效应，此时可采用传统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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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基于以上结果进一步将村级因素纳入到回归效应具有显著村级差异的农户层次因素的斜率模型中，从而建立完整模型，进而综合分析两个层次因素对流转收益分配合理性的作用。完整模型的总模型为：

那只是表面的繁荣，昙花一现。高文鹏说，你是老抛光了，你应该知道，咱们抛光厂端的多是钟表五金厂的饭碗，而目前大陆的钟表订单主要来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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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件主体的多元性。近年来的群体性冲突事件还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即在传统的官民冲突、商民冲突发生的同时还伴随着民民冲突，即“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暴力冲突，或本地人之间的冲突。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特别是行政管理过程中雇佣的编制外人员主要是本地人，因此群体公共事件的发生通常被理解为是本地人欺凌外地人，人的族群依赖、保护本性被激发，极易引起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同时，社会戾气的传播使人际间的轻微口角和情绪波动就能造成人与人的冲突，这使得群体性公共事件的发生范围进一步扩大。

凤凰县当地相关政府部门也应该大力促进、组织相关宣传交流活动的开展，实行鼓励政策，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文化交流与银饰传承过程中。此外，旅游局可以将凤凰古城苗族银饰有效融合民俗风情，介绍给外来游客，推动苗族银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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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继电保护设备更新换代非常快，但目前高校的教学实验设备仍以老旧设备居多，学生无法学习到当今社会主流的继电保护知识，从而造成学校与社会脱节，不利于学生日后的工作。类似于“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这类和实际工作岗位联系紧密的课程，是学生日后工作必须掌握和使用的，因此应在该类专业课教学过程中穿插课程设计内容，从而让学生将所学到的知识在课程设计中进行实践。但目前很多高校都没有课程设计，从而导致学生只知道理论知识，对于该如何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工作中就不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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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中学生之间的恋爱是真正的爱情吗？对异性的好感是爱情吗？我们来看看爱情的一种定义：以婚姻为目的建立感情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爱情是指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男女双方基于共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彼此爱慕，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终身伴侣的一种强烈、纯真、专一的感情。科学家总结说，要想获得理想的爱情，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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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性原则是指为设计需要而设计的监控系统，以保证系统的可操作性，各建筑的管理工作的管理体系是不同的，管理的技术能力和水平的管理是不均衡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管理者都通过我的教育专业技术培训，一些管理者的素质和能力以及技术水平都很低，所以在安全系统设计时必须注意各种形式的操纵，确保每个管理者都能有效的安全监控管理系统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