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措并举切实做好松材线虫病预防与除治

贵州省地处祖国西南腹地，云贵高原东端，与重庆、四川、湖南、云南、广西接壤，全省国土面积2.6425亿亩。目前，全省森林面积1.46亿亩，森林覆盖率55.3%，其中，松林面积2876万亩，以马尾松、云南松等为主。但是，由于松材线虫病的发生蔓延，对贵州全省的松林资源造成了极大威胁。

自2003年以来，松材线虫病先后在贵州省4个市（州）7个县（市、区）的18个乡镇发生，发生面积3.35万亩。为此，全省采取了一系列的综合防控措施，实现了疫区数量、疫点数量、疫区面积的“三下降”。截止到2017年底，先后拔除了册亨县、红花岗区、安龙县三个松材线虫病疫区；金沙县、凯里市的松材线虫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实现了无疫情；全省发生面积由最初的3.35万亩下降到0.26万亩，疫点乡镇由18个下降到6个。

加强政府领导，层层落实防控责任。多年来，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得到各级政府和领导的高度重视，省政府专门成立了松材线虫病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领导小组，由分管副省长任组长，相关部门领导为成员，强化对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建立了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多次召开联席会议，研究部署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贵州省、市（州）、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间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也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同时，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省林业厅制定并印发《贵州省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目标责任检查考核办法》，并组织对各市（州）人民政府的目标责任书落实情况进行了考核检查。“双线”目标责任书的签订和考核，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责任，切实实现了政府主导、部门参与、属地管理的原则。

 

  

出入境检验检验检疫局联系会议

 

  

2017年黔东南州检疫联合执法

 

提高松材线虫病监测普查质量。一是建立健全制度,提高普查质量，切实做到第一时间发现松材线虫病。为此，省林业厅编制并印发了《贵州省松材线虫病监测普查暂行规定》《贵州省松材线虫病普查质量核查办法》《贵州省松材线虫病查检确认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二是强化质量检查。每年全省认真开展松材线虫病春季和秋季普查，组织专业队伍对各县（市、区）春季普查质量进行核查，确保普查质量。三是建立奖励工作机制。对从枯死松树中及时查获松材线虫活体的，省林业厅奖励4万元工作经费，对从调运的松木质包装材料中查获松材线虫病活体的，奖励工作经费2万元。四是实施有奖报告制度。为发挥社会各界参与松材线虫病防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各县（市、区）建立了发现枯死松树有奖报告制度，对及时报告野外枯死松树的，给报告人予以一定的奖励。

加强督促指导和除治质量检查。对疫区松木，加大采伐量，加强对病弱木和萎蔫木的除治力度，大力采用化学和生物措施降低松褐天牛的密度，严格管理疫情源头。一是加强督促指导。对新发生疫区，省林业厅及时安排人员到现场，对疫情核实、方案编制、除治实施、检查验收、疫情封堵等各环节予以督促指导。二是强化除治质量检查。在疫木集中除治完成后，省林业厅每年对疫区疫木除治质量采取无人机＋人工的方式进行检查，对检查发现问题的，限期整改，并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三是强化疫木管理。对采伐的松树枯死木实行就地烧毁，努力减少疫木下山流失，从源头上控制疫情传播蔓延。

强化检疫执法。一是将检疫执法纳入林业有害生物目标考核内容，是各地的检疫执法工作成为常态。二是开展执法专项行动。每年开展“贵州省‘利剑’云贵川渝藏林业植物检疫联合执法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调运林业植物及其产品的行为。

2008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书名列其中。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评书生存困境的折射。

创新防治机制。一是坚持疫区疫情防治政府主导原则。松材线虫病除治方案由疫区县级政府批复，一方面能够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能加强政府的组织协调作用，发挥林业主管部门的参谋助手作用。二是建立省外、省内联防联治工作机制。与云南省、四川省签订了联防联治框架协议，并督促和指导相关市（州）、县（市、区）开展联防联治工作。同时，开展省内区域的联防联治工作。建立了黔北片区（遵义、贵阳、毕节）、黔南片区（铜仁、黔南、黔东南）、黔西南片区（安顺、黔西南、六盘水）联防联治工作机制，开展了防效交叉检查，跨区域联合执法、统一时间统一防治等工作。三是防治措施从单一的人工砍伐向综合多因素防治探索，积极推广和使用噻虫啉、白僵菌、肿腿蜂和花绒寄甲及新型诱捕器进行防治，切实提高媒介昆虫防效。

笔者建议在“两票制”政策执行过程中，一是要加强对药品出厂价的监管。由于生产企业的“高开票”策略从源头上就会导致药价的居高不下，故在考虑到生产企业合理的研发成本、生产成本、销售成本、利润等的基础上，政府部门需对价格异常上涨的药品进行监管，必要时可以开展成本核算。二是要加强对药品配送企业供应链的管理。虽然“两票制”政策的实施能压缩流通环节，但基于国家及云南省“两票制”文件对“两票制”的界定，可能导致当前“两票制”政策对药品价格、配送流程及药品质量等产生的积极影响尚不显著。故对集团型生产、流通企业的销售及内部调拨行为加强监管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