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产业关系密切吗——基于2004—2015年两岸800个行业分工型态的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两岸产业合作是两岸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遵循邓小平同志关于“两岸经济关系要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这一战略构想的具体体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两岸以台商为纽带形成了产业合作关系，这种合作以台湾资本、技术及管理经验与大陆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结合为主要内容，以大规模生产并向欧美出口工业产品为外在表现。在此过程中，两岸产业链逐渐形成，并作为东亚生产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中。然而，后金融危机时期尤其是大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两岸产业合作的内外环境与之前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大批台资企业陆续撤离大陆。为什么台资企业能够快速撤离大陆而脱离大陆经济体？这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给予科学解释。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两岸产业融合效果不佳，两岸产业甚至是一种“几近平行的状态”。这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解释：随着大陆经济进入新常态，相当数量的台资企业为什么从大陆撤资转而投向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以及印度等，固然有经济要素和生产成本的考虑，但更多的原因在于两岸产业关系尚未紧密融合。当然，上述研究只是对两岸产业关系的初步探讨，还需继续深入研究。明晰两岸产业关系，首先需要明晰两岸经贸过程中产业的分工及分工型态。基于此，本文依据2004—2015年两岸800个行业的数据分析两岸产业分工和分工型态，以此验证两岸产业关系是否密切，从而为两岸产业合作提供参考。

二、文献评述

（一）两岸产业合作相关研究

两岸产业合作与两岸贸易与投资相伴而生，2008年之前两岸产业合作更多体现在两岸台商之间（高希均、林祖嘉，1994；刘映仙，1995；邓丽娟，1996；高长，2001；李非，2000、2003、2004；刘震涛，2002、2006、2008；陈添枝、顾莹华，2005；陈德生，2005、2008；殷存毅，2003、2007），两岸产业合作无论市场化水平还是制度化建设均不足（张冠华，2013）。2008年两岸开启商谈，尤其2010年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签订之后，大量的研究围绕着ECFA及其影响展开（张冠华，2010；华晓红，2010；王建民，2010；刘震涛、To-hai Liou，2010；王花蕾，2010、2012；孙兆慧，2010；盛九元，2010；单玉丽，2010；魏澄荣，2010；张建一，2011；庞建国，2011；蒋含明、李非，2012；唐永红，2012；张光南等，2012；刘雪琴、白光裕，2013；庄芮、郑学党，2013；朱云鹏，2014；李非、林子荣，2016）。也有研究者关注两岸产业分工，测度分工型态或双方产业政策的协调（李应博、刘震涛，2011；张冠华，2013；李保明、周小柯，2015；时保国，2017）。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两岸产业合作环境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以及给传统合作模式带来的挑战（唐永红、邓利娟，2013；盛九元，2014；刘梦俊，2014；殷存毅，2017），认识到两岸产业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孙林，2015）的趋势以及两岸产业合作具有较强的竞争关系和利益冲突（陈丽丽，2015）。这些研究表明，两岸产业合作面临新机遇，传统的产业合作模式已不可持续。

认识到两岸传统合作模式的不足，部分学者开始采用新的研究视角来探索两岸产业合作。有的学者从全球生产网络或全球价值链视角来研究两岸产业合作（樊万选、唐海峰，2009；李月，2011；华晓红等，2013、2014、2015）。喻春娇等（2011）研究了台湾个人电脑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在大陆的嵌入特征；华晓红等（2014）则从东亚生产网络视角研究两岸产业合作，认为两岸产业合作目前的形态与模式的形成主要由两岸共同处于的东亚生产网络驱动。有的学者通过分析产品内分工或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来研究两岸产业，如李健等（2010）以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为基础，揭示出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等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方竞争性和网络的等级性。新近的研究中，曹小衡（2015）、单玉丽（2015）、盛九元（2015）、陈颐（2016）、王春源等（2016）从“一带一路”视角研究两岸产业合作，殷存毅等（2017）从工业4.0视角探讨两岸产业合作，曹小衡等（2017）基于两岸经济一体化测度及纵向和横向比较的视角研究了两岸经济合作。通过以上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在全球制造业格局重构、大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背景下，“跳出两岸看两岸”是近年来两岸产业合作研究的新趋势。

（二）产业分工及两岸产业分工的相关研究

较多的研究成果表明，参与全球生产网络或产品内国际分工可以促进我国产业实现价值链攀升（唐海燕等，2009；李强等，2013；李强，2015；任保平，2016；马涛，2016；戴祥等，2017；苏杭等，2017）。这种推动作用主要来源于高层次分工合作的贡献，并且这种推动作用的发挥要以人力资本、服务质量和制度环境等支持性条件的满足为前提（唐海燕等，2009）；对于后发经济体而言，除了从“干中学效应”中获取技术进步、管理经验以外，更要重视知识要素参与中间投入品市场的生产过程，以此实现“低端锁定”的突破（孙军等，2010）而完成赶超战略。另外，邱斌等（2012）基于出口复杂度衡量并实证检验了全球生产网络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周升起等（2014）和尚涛（2015）基于Koopman等的全球价值链（GVC）地位指数测度分析了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岑丽君（2014）利用附加值贸易数据、全球价值链（GVC）指数及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数，分析了我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贸易地位与分工地位；苏庆义和高凌云（2015）利用出口上游度指标测算全球价值链分工型态；卢进勇（2016）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测算了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角色动态演变过程。大体而言，中国大陆制造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处于“加工贸易”环节，在全球价值链（GVC）中处于较低水平，但随着中国产业的不断转型升级而呈现出国际分工地位上升和向GVC高端攀升的态势。近年来，从全球生产网络或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两岸产业分工开始受到学术界关注。李月（2011）从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视角分析两岸产业合作的模式、区域与战略选择问题；李非等（2015）年基于两岸制造业贸易附加值的视角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两岸贸易利益的分配；周小柯等（2015）、时保国（2017）年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分析了两岸产业分工型态；段小梅（2016）基于TIVA数据实证分析了两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和依赖关系；韩永辉则从全球价值链衍化与价值链导向的政策选择视角分析两岸产业的应对策略。

其次，健身休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是壮大供给主体。健身休闲产品的供给应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作为两大主要供给主体，相关企业和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还有一些体育社会组织也不可忽视。健身休闲产业健康发展应以“企业为主导，政府支持，全社会参与”为供给主体格局。广西健身休闲产业处在发展初期，政府应加大对供给企业的资金、政策扶持力度，在审批、税收、土地、监管政策上给与支持和优惠，培育出一批实力雄厚、经营状况良好、敢于创新的休闲健身企业。同时鼓励社会组织承办或举办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健身休闲活动或赛事，营造良好的全民健身氛围。

（三）关于两岸产业分工争议的梳理

两岸产官学研各界认为两岸产业交流与分工具有必然性，并对两岸产业交流与分工“利好”两岸已基本形成共识。但从两岸产业交流与分工的整个历程的梳理来看，两岸就产业分工型态存在争议，此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最后，从村镇银行所处的县域环境来看。由于当前我国村镇银行皆地处县域，且其贷款的主要对象是农户与小微企业，村镇银行的贷款主体往往缺乏足值的抵押担保物，致使贷款主体每借入一单位资金向村镇银行提供的担保品价值M无法超过贷款利率水平R，即M－R＜0。同时，为了达到监管部门降低风险的要求，村镇银行会要求每一单位出借资金的担保品价值M随着监管强度的增加而增加，即＞0。

台湾方面主张两岸产业分工型态为垂直分工，主要存在以下顾虑。一是两岸经贸合作使得台湾对大陆经济依存度增强，促使台湾部分人士产生悲观情绪，认为两岸产业密切交流与合作，会导致台湾过分依赖大陆，进而在经济上以致在政治上受制于大陆。二是对竞争的疑虑，台湾部分人士认为，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已由过去的“互补型”逐渐向“竞争型”转变，甚至认为两岸产业交流合作会提升大陆产业的竞争力，从而对台湾产业带来威胁和挑战，因此主张在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过程中应采用某种程度上的限制措施。三是对台湾可能会面临“产业空洞化”的疑虑。相关人士认为台湾在加快对大陆投资的过程中将面临着产业空洞化的风险，为防止或缓解台湾产业空洞化需要在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过程中强化垂直分工。[2]

其中，GHM为i产业的产业内贸易类型指标，UVx为出口商品单价,UVm为进口商品单价，i表示某产业，k表示贸易伙伴。该指数具体判定标准为：若1-α≤GHMi≤1+α，则i产业属于水平型产业内分工；若GHMi＞1+α，则i产业属于占优势的垂直型产业内分工；若GHMi＜1-α，则i产业属于占劣势的垂直型产业内分工。其中，α为离散因子，一般取0.25或0.15。[3]

第二个阶段，2000年之后台湾逐渐放弃通过垂直分工来形塑两岸产业分工型态的意愿，承认两岸产业分工既有垂直分工又有水平分工的现实。产业垂直分工其实就是产业间或产业内的上下游分工，是拥有资金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的一方相对于土地价格低、劳动力成本低、技术水平低的一方而形成的一种优势经济。当然这种优势关系是随时变化的，前者可能会随着世情的变化而丧失优势，而后者则可能扭转劣势地位。2000年以前，两岸产业分工确实以垂直分工为主，台湾依据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而大陆提供劳动力和资源，生产出来的产品再由台湾的轮船飞机运到世界各地，赚回来的钱，台湾取大，大陆取小。这种模式让台湾每年获得多达百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当然，两岸产业分工过程中，大陆也获益匪浅，尤其是大陆方面从台湾方面学到了从技术到管理一整套现代的企业管理模式。但是，2000年以后，大陆加入了WTO以及大陆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大陆经济迅速崛起、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拥有13亿人口的大陆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大陆仍然是最大的世界工厂，但是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大陆内需市场日益扩大。

面对两岸产业发展现实，台湾方面也逐渐接受两岸产业分工中多元化分工型态的客观存在，即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因此台湾方面也逐渐放弃通过垂直分工来形塑两岸产业分工的意愿。如2002年台湾学者高长指出，随着大陆市场开放及产业群聚集发展现象日趋完整，两岸产业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之后，两岸多以竞合关系来表达两岸产业关系，而其背后的原因则是两岸产业多元化分工的存在，尤其是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的转变。

（四）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既有文献对两岸产业合作的研究较为丰富，对两岸产业合作的研究虽有定量分析，但仍多以定性分析和政策性研究为主。既有研究对两岸产业合作起因、现状、存在问题和面临挑战分析较多，脉络梳理也比较清晰，尤其近年来两岸学界对两岸产业合作形成共识，但也存在不足，就两岸产业分工及分工型态而言，尚缺乏较为可信的科学判断和学理分析。而科学判断两岸产业分工和分工型态相当于从具体产业链条上辨识两岸产业关系的密切程度，也为确定两岸产业合作空间提供科学判断，这对未来两岸产业合作至关重要，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基点。

钱塘江流域耕地变化的时间趋势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9-2009年间钱塘江流域耕地面积总体上呈下降趋势。1999-2004年流域内耕地总面积减少了1.45%(7.4khm2)。这个规律与姚伟等人的研究成果相符(1985-2004年间钱塘江流域内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比较大，耕地水域和未利用地面积在减少[6])。2005-2006两年内，流域内耕地总面积有所增加，这与土地整理以及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有关。2007-2009年因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占用了大量耕地， 2007年开始，耕地面积快速减少，从2007-2009年减少了0.34%，净减少1.7 khm2。

三、两岸产业分工型态的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

在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过程中客观上双方都各有所求、各有所需，台湾方面因需要资源、市场以及低廉的人力成本而来大陆投资，并据此获得了很大发展。大陆则需要台湾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以此为基础双方产业进行交流与分工，从而形成了互补互利的关系。在此过程中，两岸双方出于各自提升产品技术水平以及开拓市场的需要，出现了产业竞争关系。针对两岸产业分工形态，两岸均认识到多元化分工的存在，且对两岸产业分工型态有较多论述。本部分从两岸产业链的关系看两岸产业交流与分工，运用产业内贸易指数方法分析两岸产业分工型态。

（一）研究方法

同一产业的贸易双方由于互有不同质产品的贸易往来，而在统计数据上显示相同类型产品②既存在进口商品数额也存在出口商品数额，表明贸易双方存在产业内贸易现象。产业内贸易发生表明该产业有着互补性的贸易需求。产业内贸易指数就是用来测度一个产业的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指数，并且越是高位的分类显示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越有说服力。本部分主要从贸易的视角观察两岸产业链的结构与类型，运用垂直产业内贸易（vertical intra－industry trade，vertical IIT）和水平产业内贸易（horizontal intra-industry trade，horizontal IIT）分析方法，收集台湾“财政部关务署”公开的两岸贸易数据，运用HS四位码分类，观测两岸产业内贸易以及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情况。该方法主要分两个步骤：

随着寺庙文化、祠堂文化、民间信仰与祭祀文化的兴起，雕刻艺术作为这些特殊场所的有机组成部分被广泛地应用。从其艺术所表现的题材内容上看，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相对稳定的思想观念、思维模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产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和教育科技等多层面的内容。它是时代、思想、感情、审美观念的结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形象化的记录。因此，无论是作为大型建筑附体的装饰性雕刻，还是作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个体雕刻作品，它与传统书画类作品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信息具有同等的历史和时代价值。而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所拥有的共同文化渊源。

一是根据产业内贸易状况形成衡量两岸产业是否产业内分工，采用的是Bergstrand在1983年提出的双边产业内贸易指数即：

其 中是两岸加权平均双边产业内贸易指数表示两岸K总体的产业内贸易情况；Sk表示两岸K产业双边产业内贸易指数，k表示两岸产业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比重和分别表示调整后台湾对大陆K产品出口额和进口额和t分别表示调整前台湾对大陆K产品出口额和进口额，Xt和Mt分别表示台湾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总额，Xm和Mm分别表示大陆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总额，n代表两岸发生双边贸易的产业数量。

Bergstrand指数的取值区间为0～1，若该指数接近1，说明两岸K产业间的贸易倾向于产业内贸易；若该指数接近0，则说明两岸k产业间的贸易倾向于产业间贸易。一般以0.5为界，大于0.5就称为产业内贸易，形成产业内分工的产业链关系；小于0.5就称为产业间贸易，没形成产业内分工。

二是对于形成产业内分工的产业，进一步分析其产业分工类型，是垂直型产业分工，还是水平型分工。这里使用Greenaway等人在1995年提出的用单位价值衡量产业内贸易类型的方法，即：

纵观整个儒家诚信观可以说是以“忠”为起始，以“诚”为主体，以“信”为所用整合而形成的比较完整的一个道德体系。儒家学说中一个重要的伦理道德范畴就是诚信,儒家诚信观千百年来反复强调的就是:诚信是安身立命的根本,诚信是成就事业的基础,诚信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治国之要,诚信是朋友之间相处的重要方法。然而，我们研究与讨论诚信问题，无论是从儒家诚信观的角度去解读，还是深度剖析当代青年，尤其是大学生青年群体的诚信问题，都不难发现，在诚信领域，存在的问题比较严重。

大陆学者普遍认识到两岸产业交流与分工从根本上说是两岸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应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共同受益。而针对台湾提出的“垂直分工论”，大陆方面给予了积极、正面、客观的回应。首先大陆方面认为仅用“垂直分工论”唯一模式来限制两岸产业分工关系，是不合理的，并不予认可。其次是依据实际发展需要，大陆不否认台湾产业与大陆相应产业以及台湾与大陆某些区域形成垂直分工关系。第三，大陆方面主张在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过程中形成多元化的产业分工型态，既有垂直分工型态也有水平分工型态。

（二）数据来源

本部分所使用数据源自台湾“财政部关务署”2004—2015年关于两岸进出口贸易的统计。在具体分析过程当中，由于时间跨度较长、数据较多，为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较性，作者对两岸进出口贸易的原始数据进行了处理，从中筛选出了各个年份台湾对大陆进口额和出口额都大于零的行业，共计800个。通过分析发现，研究期内，以上800个行业进出口总额占台湾进出口总额的95%以上，故剔除的产业对整体结果产生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四、研究结果

（一）2004—2015年两岸800行业贸易额总体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并且行业内部集中、集聚特征明显

数据显示，2004—2015年研究范围内两岸间800个行业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呈现两个明显特征。一是2004—2008年两岸间800产业贸易额持续上升，2004年两岸间800个行业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513.97亿美元，之后该数据一直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2008年达到949.75亿美元。二是2009—2015年的螺旋式上升，受全球金融危影响，2009年两岸间800行业进出口贸易数据出现负增长，该数据仅为2008年的81%，而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逐渐好转，两岸间800产业贸易额也逐渐扩大，2014年该数据达到研究期内的最高水平，为1258亿美元，2015年该数据有所回落，但总体来看，近5年来两岸间800产业贸易额的数据基本稳定在1200亿美元左右（见表1）。

表1　研究范围内800行业贸易额情况（台湾-大陆）（单位：千美元）

数据来源：台湾“财政部关务署”统计数据。

年份 出口额 进口额 进出口总额2004 36041024 15355603 51396627 2005 35841416 17759032 53600448 2006 51374806 23139973 74514779 2007 60741652 25899792 86641444 2008 66284947 28689858 94974805 2009 53609604 23479876 77089480 2010 75645125 34703866 110348991 2011 82663364 42342834 125006198 2012 79490853 39957898 119448751 2013 78604998 41424382 120029380 2014 78968694 46854529 125823223 2015 68316538 43046674 111363212

从800行业内部结构看，呈现两个显著特征。其一，贸易额集中特征明显。研究范围内两岸间800个行业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排名前100位的产业，在研究期内其贸易额占800行业贸易总额的80%以上，2010年排名前100行业的贸易额占800行业贸易额的比重达到85%。其二，产业集聚特征明显。在研究期内，贸易额排名前100位的产业主要集中在HS29、HS39、HS72、HS84、HS85、HS90等领域。具体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行业：一是HS29系列产业，主要包括有机化学品等。2004—2015年间，HS29系列产业在贸易额排名前100产业中占据7～10个席位；二是HS39系列产业，主要为塑胶及其相关制品。2004—2015年间，HS39系列产业在贸易额排名前100产业中占据10～13个席位；三是HS72系列产业，主要包括钢铁类相关产业。2004—2015年间，HS72系列产业在贸易额排名前100产业中占据3～9个席位，尤其近年来，所在席位远远少于以往年份；四是H84系列产业，主要包括锅炉、机器及机械用具及其零件以及核子反应器等。2004—2015年间，HS84系列产业在贸易额排名前100产业中占据11～18个席位；五是H85系列产业，主要为电子机器相关产品，具体包括电机与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声音重放机、电视影像、声音记录机及重放机以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等。2004—2015年间，HS85系列产业在贸易额排名前100产业中占据20～22个席位，且较为稳定，说明电子产业为两岸产业合作领域的重中之重；六是HS90系列产业，主要为精密仪器及其相关产品，具体包括光学、电影、照相、精密、检查、计量、内科或外科仪器及器具以及钟表、乐器和上述物品之零件和附件等，2004—2015年间，HS29系列产业在贸易额排名前100产业中占据4～5个席位（见表2）。

表2　HS29、HS39、HS72、HS84、HS85、HS90系列产业占贸易额排名前100产业个数

数据来源：根据台湾“财政部关务署”统计数据计算得出。

年份 HS29 HS39 HS72 HS84 HS85 HS90合计2004 7 12 6 15 22 5 67 2005 7 10 7 15 21 4 64 2006 9 12 9 11 20 4 65 2007 8 12 9 14 20 4 67 2008 9 13 8 14 21 4 67 2009 9 13 6 15 20 4 65 2010 10 12 5 18 22 4 69 2011 10 12 6 17 21 5 71 2012 10 12 4 17 21 5 69 2013 10 12 4 17 20 5 68 2014 10 12 6 16 20 5 69 2015 8 13 3 15 22 5 66

（二）两岸产业内贸易特征日益显著，总体上看，两岸贸易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但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日益凸显

由图1可以发现，整个研究期内两岸加权产业内贸易指数尽管越来越趋向于0.5，可总体上仍然低于0.5，说明最近十几年来两岸产业贸易目前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从动态趋势看，2004年两岸加权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3499，但2015年这一数据已达到0.4668，说明整体上两岸产业内贸易趋势在日益明朗化，尤其是2008年以来，该数据一直成上升趋势。为了更好说明两岸产业内贸易变化，接下来作者从具体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变化趋势、具有产业内贸易特征的行业数量的变化趋势等方面继续进行详细分析。

图1　2004—2015年两岸加权平均产业内贸易指数

从800行业内部结构看，两岸呈现向产业内贸易发展的态势。从2004—2015年的两岸间800产业的动态变化看，呈现如下变化。一是Bergstrand指数大于0.5的产业即呈现产业内贸易特征的产业呈波动式上升的态势。2004年两岸具备产业内贸易特征的产业个数为251个，2015年为281个，其中2010年达到顶峰，为299个，占整个产业总数的37%。二是具备较强产业内贸易特征的两岸产业个数总体上在稳步增加。如果Bergstrand指数大于0.75，说明该产业具备较强的产业内贸易特征，2004年Bergstrand指数大于0.75的产业个数为122个，2015年为143个，占整个产业总数的18%左右。三是具备产业间贸易特征的产业个数总体在减少。2004年Bergstrand指数小于0.5的产业个数为549个，占整个产业总数的69%，Bergstrand指数小于0.25的产业即呈现较强产业间贸易特征的产业个数为372个，占整个产业总数的47%左右，2015年具备产业间贸易特征的产业已减少到519个，而具备较强产业间贸易特征的产业也减少到348个，二者分别占整个产业总数的65%和44%（见表3）。

（三）两岸产业链的分工型态既有产业内贸易垂直分工又有水平分工，但台湾占优势的垂直分工特征明显

利用公式（5），计算2004—2015年呈现产业内贸易特征行业的GHM指数。按离散因子=0.25取值，可将这些行业分为三类：1）若GHMi＞1.25，表示台湾占优势的垂直分工，记为VT；2）若0.75≤GHMi≤1.25，表示两岸水平分工，记为VH；3）若GHMi＜0.75，表示大陆占优势的垂直分工，记为VM。GHM值越大，显示两岸产业分工中台湾对大陆的优势越大。

从表4可知，2004—2015年间具备产业内贸易特征的产业个数维持在251～299之间，从发展动态看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两岸具备产业内贸易特征的产业其分工型态仍以台湾占据优势地位的垂直分工为主，且动态来看这种趋势在不断强化。2004年两岸具备产业内贸易特征的产业数量为251个，GHM＞1.25即台湾占优势地位的呈产业内垂直分工型态的产业数量为144个，后者占前者的比重为57.37%，但这种趋势在其后的年份中不断强化，2009年该比重达到最高值，即70%，其他年份该数据也均保持在65%以上的水平。表明在两岸贸易中台湾具有优势的产业范围有所扩大。二是两岸具备产业内贸易特征且呈水平分工型态的产业虽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不明显。2004年两岸产业具备产业内水平分工特征的产业数量仅为44个，占具备产业内贸易特征产业的17.53%，2009年仅为15.05%，其他年份也只是在20%左右徘徊。三是大陆占优势地位的具备产业内垂直分工型态的产业个数总体在减少。2004年数量最多，为63个，而2011年和2015年仅为37个。以上分析表明，两岸产业合作过程中，台湾仍然对具备产业内贸易特征的产业拥有优势地位。

表3　研究范围内800行业Bergstrand指数的分布

数据来源：根据台湾“财政部关务署”统计数据计算得出。

年份 产业内贸易 产业间贸易＞0.5 ＞0.75 ＜0.5 ＜0.25 2004 251 122 549 372 2005 276 150 524 379 2006 286 130 514 344 2007 260 117 540 352 2008 280 122 520 361 2009 279 136 521 347 2010 299 144 501 344 2011 288 142 512 331 2012 299 144 501 332 2013 291 154 509 333 2014 280 140 520 331 2015 281 143 519 348

表4　具备产业内贸易特征的产业分工型态分布（个）

数据来源：根据台湾“财政部关务署”统计数据计算得出。

年份 具备产业内贸易特征的产业个数 GHM＞1.25 0.75≤GHM≤1.25 GHM＜0.75 2004 251 144 44 63 2005 276 174 51 51 2006 286 197 51 38 2007 260 176 44 40 2008 280 182 56 42 2009 279 195 42 42 2010 299 205 55 39 2011 288 194 55 37 2012 299 205 59 35 2013 291 195 59 47 2014 280 178 63 39 2015 281 189 55 37

（四）两岸产业重点合作领域中的产业分工型态

如 前 分 析 可 知 ，HS29、HS39、HS72、HS84、HS85、HS90系列产业为两岸产业合作的重中之重，以2015年数据为例重点分析以上产业的两岸分工型态（见表5）。2015年，两岸合作的800行业中具备产业内贸易特征的行业数量为281个，占产业总数的35.13%。台湾占优势地位的具备产业内垂直分工型态的产业个数、大陆占优势地位的具备产业内垂直分工型态的产业个数以及具备水平分工型态的产业个数依次为189个、37个和55个，分别占800产业的比重为23.62%、4.63%和6.88%，分别占281个具备产业内贸易特征产业的比重为67.26% 、13.17% 和19.57%。从具体行业看，可以发现：

一是当GHM指数大于1.25时，即台湾占优势地位的具备产业内垂直分工型态的产业。该类型产业主要集中 在 HS84、HS85、HS90、HS72系列产业，即台湾占优势的产业主要为制造业中的电子、电器、电机、光学、精密仪器、机器、机械用具机器及其零件和附件等。二是当GHM指数大于0.75、小于1.25时，即两岸呈水平分工型态的产业。该类型产业分布较散，既有HS84、HS85系列产业（数量较少），HS38、HS39有机化学、塑胶等系列产业，也有HS32香精、染料产业，HS48纸及其制品等产业。也就是说，两岸呈水平分工型态的产业既有高技术产业，也有传统产业。三是当GHM指数小于0.75时，即大陆占优势地位的具备产业内垂直分工型态的产业。该类型产业主要集中在HS03、HS05初级农产品及加工业，HS71、HS72、HS73等玻璃、钢铁、铜镍等产业领域，说明两岸产业合作过程中，大陆占优势的产业仍在集中在传统产业领域。

五、对形成两岸产业分工型态影响因素的解释

其一，大陆方面。2008年以来，随着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生产要素价格的提高，两岸传统要素价格互补大陆优势减弱。就制造业而言，制造业发展较快、产业体系日趋完整，在制造业领域两岸由过去高度互补转向局部竞争性发展。2008年以后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出现重大调整，当然这期间随着大陆经济转型升级，大陆民营企业也在崛起，并且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大陆营商环境不断得到改善，使得两岸产业水平分工趋势增强，而传统的以台商大陆投资拉动两岸贸易、两岸贸易以加工出口为主、两岸贸易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的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方式面临空前挑战。

表5　2015年具备产业内贸易特征的两岸产业的GHM指数

数据来源：根据台湾“财政部关务署”统计数据计算得出。

GHM指数 产业代码GHM＞1.25（189个）8527,6914,1106,8310,4809,9021,2001,3801,3606,4410,6913,6815,8712,7 320,8475,9028,2525,8803,8453,2005,0910,8424,8405,9007,2006,3101,8427,7205,7605,3922,8449,7015,9027,8431,9111,7007,7325,8411,7005,8 302,8416,6114,2937,9015,8480,8535,3307,4008,9014,8436,4823,6813,1104,3810,7607,7009,8309,8201,9506,8474,8205,8448,9402,8481,8109,3 505,3916,9017,8432,9025,6904,2918,3824,7419,2850,8469,8452,8419,8468,5905,8533,2008,6117,9206,8713,9026,7204,5901,3306,4016,9029,7 506,6603,1604,8454,8467,3926,8479,7616,6805,9006,8536,8412,7326,8512,8482,8532,6908,9508,7010,8438,2920,2309,5704,5607,2942,7314,5 602,7317,3921,8523,8472,3925,2808,8906,3910,5403,8203,3402,8537,6303,5902,5308,8413,9012,8473,1806,8437,8515,8711,7309,4911,8548,3 918,8526,8421,7322,4706,8538,9004,8703,8102,8534,9032,9018,8514,8003,8439,1209,8476,8442,8414,8543,7210,2715,4901,9606,8708,5603,7 907,8447,8470,8541,3404,3923,5509,9011,9612,4005,8443,2840,7225,3819,8715,2710,4810,4818,8301,7216 0.75≤GHM≤1.25（55个）2009,9209,3914,9899,4003,8542,5911,3210,7418,7115,4009,7901,9205,380 9,7505,3209,8540,8433,4802,3814,2904,7106,4804,2811,8206,5601,8417,55 04,7502,8511,3811,2916,2908,3911,3813,8714,8503,7608,4812,2915,3812,8 456,4803,8501,3924,9022,4822,8525,9033,3912,3304,3917,1515,7612,4015 GHM＜0.75（37个）5402,3202,8484,7404,3506,8445,5404,3405,4107,2103,3302,7104,7310,722 6,4407,3301,7604,3214,2932,7110,7406,2912,2909,9030,4503,0505,0303,63 08,2810,6507,2825,2713,2101,2821,0307,2914,7001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两岸产业分工型态既有产业内贸易垂直分工又有水平分工，并且研究期内不同阶段分工型态也在发生变化。当然受制于研究数据不易获得的局限，研究期始于2004年，而要分析两岸产业分工型态的形成还须将视野扩大至30多年来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的整个历程中看待。

在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的调整与深化阶段（2001—2008年），虽然政治因素对两岸产业合作有一定影响，但市场成为决定两岸产业分工的基础，加之大陆经济快速崛起、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全球化水平逐步提升和人们收入水平逐步提高等因素的影响，两岸产业垂直分工体系日益受到冲击，台商不得不面对两岸产业之间多元化的分工体系的现实。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大陆经济仍然保持较高速度的持续发展，经济体量不断扩大、民众收入稳步提高、全球化水平不断提升，由于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以及大陆加入WTO等国际经贸组织后内部市场将面临进一步开放，以上因素促使全球跨国企业纷纷进驻大陆投资，进行全球资源布局和调整。而大陆本身在加入WTO以后也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周期扩张阶段，在快速工业化发展策略的带动下，2003—2007年连续5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3%、10.09%、11.31%、12.68%和14.16%，均保持在10%以上。虽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大陆经济增长率仍达到9.63%。这一时期中国利用外资规模、层次和水平均大幅提高，市场发展潜力不断释放，成为吸引全球资本的核心区域。在这股热潮下，此阶段投资大陆的台湾产业几乎是全面性的，包括汽车、零售、金融等内需和服务性的行业，但两岸产业合作仍集中在电脑、半导体、精密机械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相关研究和实践表明，这阶段的台商投资己属于为进攻大陆市场和排除两岸贸易障碍的扩张型投资，但是这一阶段两岸产业合作进入“瓶颈”期，产业合作规模难以继续扩大，合作层次难以提升。

这一阶段大陆的产业结构水平总体上低于台湾，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仍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台湾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占产业结构的比重达到70%左右。这一时期，如果以传统工业和技术密集型工业进行划分的话，台湾方面传统工业占制造业比重逐年下降，技术密集型工业占比上升，并且制造业呈现大型化、集中化的发展趋势，而此时台湾也已确立电子及电子器材制造业（主体为工业中的IC半导体制造业）的主导产业地位。较之以往，大陆工业层次已显著提升，但大多数产业偏向劳动密集型，延续前一阶段的发展，该阶段重点发展的产业主要是化工、冶金、电力、电子通信、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可以说大陆工业存在传统劳动密集型加工生产与具有世界先进水平机械化、自动化生产同时并存的现象。两岸合作的基础产业为制造业，但由于两岸制造业的发展起点和发展呈现有差异，二者仍有较大的合作空间。另外，大陆服务业整体发展层次较低，而台湾服务业发展层次较高、发展形态多元，产业结构的互补性仍是两岸产业合作的基础。

这一时期从全球范围来看，大陆市场成为吸引台商投资的首要因素。早期台商赴大陆投资的三大动机依次为工资低廉、语言文化背景相近和土地租金便宜。[4]随着大陆经济体量不断增加、市场不断扩大，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逐步提升，加入WTO后大陆内需市场逐渐开放，虽然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和低廉的用工成本还是台商考虑的重要原因，但台商投资大陆的最大动因是为了开发当地的潜在市场。据台湾“经济部”统计的关于2006年台湾制造业对外投资实况调查报告中提到，在台商赴大陆投资的诸多动机中，“当地市场发展潜力大”、“利用当地廉价充沛劳动力”、“配合海外客户要求”、“随台湾客户赴当地投资”等因素都是考虑的重要因素，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当地市场发展潜力大”已成为台商首要考虑的因素，其比重为62.45%，而“利用当地廉价充沛劳动力”则位居其次，比重为60.48%。

技术创新 （inn）用每万人专利申请量表示。创新产出可以直观体现创新能力，而专利数量与创新产出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与专利申请量相比，专利授权量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同时根据张玉明（2007）的研究，专利申请量与技术创新能力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好的匹配性［14］，因此选取专利申请量。

在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开启制度化发展阶段（2008年）以后，大陆产业体系和两岸产业配套体系逐渐完善，尤其是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加之大陆内需市场不断扩大以及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台商在资本、技术以及管理方面的优势日趋受到冲击，致使两岸产业水平分工趋势增强，但由于两岸产业链融合程度不深，使得具备两岸产业内贸易特征的台湾产业仍然具有垂直分工的优势。

这一阶段可以说是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以来最为融洽、和谐的一个阶段，也是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开启制度化合作的阶段。2008年6月，两岸两会恢复中断9年之久的制度性协商。2010年6月29日两岸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提供了深化两岸产业合作难得的历史机遇。2011年初ECFA机制下设立的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经合会）成立，经合会下设有产业合作工作小组，专门负责两岸产业合作事宜。可以说为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极为友好的制度环境。当然两岸产业开启制度化合作也是基于两岸产业发展的实际考量，因为而无论是加强大陆内需市场对两岸贸易的拉动力、加强两岸服务业合作，都需要通过双方降低关税、扩大双方市场准入等方式来完成，这就需要两岸产业在制度化机制和平台下进行合作。

表6　台商赴大陆投资的动机

数据源：台湾“经济部”统计处，《2006年制造业对外投资实况调查报告》。

台商投资大陆动机 比重（%）当地市场发展潜力大 62.45利用当地价廉充沛劳力 60.48配合海外客户要求 35.99随台湾客户赴当地投资 35.41原料供应方便、价格便宜 18.98本业利润率下降 18.24当地土地取得容易 15.78当地政府奖励外商投资 9.29有效利用公司资本技术 8.30利用当地最惠国待遇及优惠关税 6.57利用当地天然资源 7.48加强与国际企业策略联盟 3.70便利技术及技能取得 1.64降低汇率变动风险 0.99

［10］蔡青蓉、李志强.中国大陆政府与市场驱动的两岸产业分工转变：以手机产业为例［J］.远景基金会季刊，2013，（4）.

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以及两岸产业分工型态的形成是经济性因素和非经济性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两岸产业合作格局的形成，既凝聚了两岸要素秉赋差异以及比较优势等方面的原因，也是企业内部化的现实需要；既是国际资本转移、国际产业分工等追求经济效益的内在要求，也是两岸各界人士为促进两岸和平发展积极奔走呼吁的结果。大陆的资源、市场、效率、政策优惠、产业配套、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等因素，都是台商投资大陆的动机所在，只是不同因素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而已，而且这种两岸产业合作格局也与两岸之间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因此，两岸产业合作既是建立在两岸经济发展要素秉赋和产业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必然结果，也是突破各自产业发展制约实现两岸产业结构和竞争优势互补。透过台商投资大陆，资源得以在两岸间作最适当的配置，充分发挥其生产力，对两岸经济与产业发展皆有帮助与贡献。两岸加强产业合作是促进共同发展的合理选择，又是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大势所趋。

其二，台商方面。尽管台商在大陆经营了30多年，但囿于台商经营型态、经营习惯、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两岸产业融合程度并未达到人们预期之深，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两岸产业之间各自为链，这两条产业链虽有交集，但更多的是以“平行状态”存在，致使两岸产业虽有竞争，但仍不能改变具备两岸产业内贸易特征的台湾产业仍然具有垂直分工的优势这一现象。

六、小结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台商投资大陆带动两岸经贸发展，逐步形成两岸或垂直分工或水平分工的产业交流与合作。在两岸产业合作过程中客观上双方都各有所求、所需，如台商因需要资源、市场和人力而来大陆投资，并据此获得了很大发展。大陆则需要资金、技术和管理，这样双方在交流合作中，事实上形成了互补互利的关系。且出于各自提升产品技术水平和开拓市场的需要，当然国际经济环境对两岸产业合作亦影响颇深，所以两岸产业合作过程中也出现了竞争关系。但是通过本文的上述分析，发现两岸产业链几近“平行状态”，并未实现真正的融合。为促进两岸产业的真正融合发展，未来两岸产业合作的重要方向，应充分利用大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扩大内需的机遇，重视产业协调发展：如在台湾占优势垂直分工的行业领域，台湾要加大研发投资力度，推动其产业向更高级和高附加价值的链条持续升级，大陆依靠巨大的市场和制造能力，做大下游生产规模；在两岸水平分工的领域，两岸各自发挥优势，协同发展。逐步改变过去以两岸台商为主、以“台湾接单、日本进口、大陆生产、海外销售”为主的产业合作方式，向“两岸合作、共同创造、全球销售”的新方式转变，即深度挖掘两岸产业链，共同提升两岸产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位置，提升两岸产业核心竞争力，真正实现两岸产业融合，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注释：

①中国台湾方面代表性学者有高长、李宗哲、陈明璋、陈丽瑛等。而台湾知名学者高希均、林祖嘉教授1994年7月在厦门大学举行的“海峡两岸经贸与科技研讨会”所做的论文报告《台商大陆投资、两岸分工与经济中国》引起两岸关于产业分工型态的大讨论，大陆方面开始对该议题进行积极回应。

②相同类型产品指的是按照国际商品标准分类法统计时，至少前三位数都相同的产品。换言之，就是至少属于同类、同章、同组的产品既在一国的进口项目中出现，又在出口项目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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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别进一步划分为：机电产品（较轻）、机电产品（较重）、轻工产品（较轻）、轻工产品（较重）、农林牧渔和其他产品。美方现已正式公布的500亿美元征税商品清单，涵盖了1 102个税号的产品，此外，在4月份提出考虑在301条款下追加1 000亿美元征税商品，将涉及更大范围的产品。我国出口美国第一位的机电产品（轻、重）将受到重大冲击。其中，机电较轻类涉及贸易金额970亿美元，机电较重类涉及370亿美元，占征税商品1 500亿美元的89%；占2017年我国对美出口机电产品（轻、重）的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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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客观的讲，尽管该阶段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的制度环境较好，但就产业分工型态而言，具备两岸产业内贸易特征的台湾产业仍然具有垂直分工的优势，尽管两岸产业水平分工的趋势在增强。究其原因可从大陆和台商两个视角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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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是从两岸产业交流与分工之初至2000年之前，台湾主张两岸产业分工的型态应是垂直分工，但大陆主张多元化的产业分工型态。台湾方面希望采用“两岸产业垂直分工论”以规范两岸产业的分工合作。台湾方面相关学者①认为，垂直分工是两岸产业分工合作的最佳模式，这是“由于两岸之间生产要素及技术禀赋有明显差别，两岸在产出及生产活动的选择自然也应有差异”，换言之，“当前两岸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很自然地使两岸之间的产业形成了垂直分工的形式”，这里所指的“垂直分工”包含两层意义：一方面台商在大陆的工厂与台湾母厂之间形成垂直分工关系，属于产业上游的原料、主要机器设备等由台湾母厂或关联厂商提供，属于下游的产品加工装配则在大陆进行。就企业功能而言，除了生产制造功能在大陆进行外，研发、管理、行销等其余功能均由台湾母公司掌控。另一方面大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台湾发展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台商投资大陆应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妥。换言之，两岸产业分工合作的关系是大陆进行技术层次低、附加值低的产业活动，台湾进行技术层次高和附加值高的产业活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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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衡阳市水稻生产工作流程建立的过程中，要对土地流转分类指导予以重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指导农民开展土地资源体系的监督工作，确保能积极发展生态高效农业，从而运行适度规模化管理。另外，要强化土地流转形式的多样化和合法化，在管理机制建立的同时并行服务机制，妥善解决农户土地流转中的矛盾和争议，从根本上维护农户的合法权益，也为衡阳市规模化农业管理奠定基础[3]。

［16］阿尔冯斯·波特霍夫，恩斯特·安德雷亚斯·哈特曼主编，刘欣译.工业4.0—开启未来工业的新模式、新策略和新思维［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威廉斯关于中国的第二类想象是“到中国去”（to China），这种“到中国去”已从对中国的理解和想象变成了一种具有行动意味的愿望。《夜》剧中的中国有三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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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干重关系：取不同浓度的藻液，测定其在680 nm处的吸光度值，然后取10 mL藻液分次置于2 mL已烘干至恒重的EP管中离心，后置于60 ℃烘箱中烘干至恒重，转移至干燥器内冷却，准确称量记录重量。以波长680 nm处测得OD值为横坐标，测量得到的细胞干重为纵坐标建立OD680-细胞干重关系，得到6株藻回归方程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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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严安林，张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亚太秩序与两岸关系的影响［J］.台湾研究，2017，（4）19-28.

一次谈心谈话。思政导师每学期与所承担教学任务的班级学生进行一次比较深入的谈心谈话。谈心谈话的方式可以通过面对面、QQ、微信等多种形式进行，分期分批进行，因生而异、因景而异，主要聚焦解决学生“三观”及政治观、道德观等方面的问题。每学期谈心谈话不少于3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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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功能连接的概念最早出现在EEG研究中，它度量空间上分离的不同脑区间时间上的相关性和功能活动的统计依赖关系，是描述脑区之间协同工作模式的有效手段之一。从功能性的角度分析，研究发现网络之间的转换是非随机的，某些网络更可能在其他网络之后发生。隐马尔科夫模型(HMM)提供了一种概率(生成)模型，通过一个贝叶斯推理的单一过程，对时间周期和时间周期包含的方式进行建模，从而揭示不同网络间的转换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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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通知》，完全成本保险的保险责任应涵盖当地主要的自然灾害、重大病虫害和意外事故等，收入保险的保险责任应涵盖农产品价格、产量波动导致的收入损失。保险费率应按照保本微利原则厘定，原则上风险保费（含大灾风险准备金）不低于80%，费用附加不高于20%。试点产品不得设置绝对免赔，相对免赔不得高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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