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特色小镇凝聚广东城乡资源要素优化流动

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城乡要素相互结合和优化配置的前提。广东正在进入城镇化后期，正面临着提升大城市发展质量和促进乡村振兴的双重任务，但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锁定”，导致资源要素难以在城乡之间自由便捷双向流动，如粤东西北农村人口长期向珠三角大城市汇聚而回流渠道不畅，粤东西北农村人口大量减少而城乡建设用地却同步快速增长，部分发展条件较好的村庄受制于集体建设用地属性而难以直接参与城市建设和获得融资，优质农村资产难以获得城市先进生产及管理技术带动而长期处于“低效”状态等等，这些已成为新时代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所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镇级行政单元建设大多已经历“小城镇”“专业镇”两个历史阶段，极大推动了广东现代化进程。在目前的新型城镇化阶段，如何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加强镇级单元的建设，对广东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和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特色小镇”是加强镇级单元建设的新尝试，也是全新的产业和生活空间组织形式，更承担着新型城镇化制度探索的重大使命。在广东在专业镇转型升级压力陡增的背景下，探索特色小镇新的发展模式具有客观必然性。广东应深入借鉴先发地区小城镇建设的经验，以更完善合理的产业和生活发展路径、更高效集约的产业和生活空间组织形式，精准突破制约广东城乡融合发展的二元制度障碍，促进城乡要素的便捷流动，为深入推进广东乡村振兴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谋求新的动力。

一、新型城镇化下加强镇级战略单元建设的必然性与紧迫性

城镇化是乡村、农业、农民向城市（镇）、非农产业、市民的深刻变迁。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城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外源型经济拉动下，外省及粤东西北务工人员大量涌入珠三角，推动了以“大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发展；相对而言，“镇”级行政单元的发展潜力并未得到充分且有效地释放。随着广东正在整体步入城镇化后期阶段，尤其是综合交通效率提升、互联网应用深入普及、中产阶层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迅速普及的背景下，广东许多镇级行政单位已形成新一轮人口、产业集聚的契机，也对现有城镇空间布局、承载能力、管理方式等方面提出新的要求，这是广东在城镇化后期阶段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加强镇级战略单元建设是优化城乡要素凝聚的必然要求

2016年，广东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9.2%，高于全国水平11.65个百分点，居全国各省（市、区）首位。珠三角地区人口城镇化已至后期，2016年达到84.85%，远超粤东西北地区。

综上所述，透明质酸可以有效反映患者胃部疾病的严重程度，Hp感染可以影响患者透明质酸表达，且在Hp感染环境下HA可以更好地反映胃部疾病的进展情况。

在城镇化的区域差异背后，隐藏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层矛盾。改革开放以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家依靠各种制度维持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各种要素无法自由流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快速提高，维系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逐渐松动，但在集聚效应的客观作用下，生产要素仍然是大规模地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由粤东西北向珠三角流动。虽然国家和广东陆续出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双转移”等政策加以引导，但尚未构建出有效的回流机制，引导城市溢出的资源要素有序地向乡村地区流动，从先发地区向后发地区流动。

道岔铺设阶段的工程质量与技术方法，是影响铁路道岔质量与道岔设备后续维修保养工作的重要因素。在道岔铺设阶段，道岔现场组装的尺寸以毫米为精度单位，其对技术与工程质量的要求极高。同时，道岔功能的实现要求其结构设计中包含了辙叉、转辙等较为复杂的结构，对这些部分进行铺设时若不能采取科学有效的固定和铺设技术手段，将会使道岔结构整体的高度和方向受到不良影响，进而导致列车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无法得到有力保障。

一是构建弹性开发机制，继续推进土地批租制度和租售同权的房地产政策，以灵活的土地供给制度来有效提高小镇土地开发效率。首先，为避免土地闲置、增强开发强度，进一步适当改变现有的房地产用地产权70年、商业用地40年和工业用地50年的产权周期设置，针对工业用地，实行20年的弹性供应制度，即以20年为周期，如企业不能实现开发周期内的建设强度、投资强度、效益强度等要求，则将土地开发权回收，用于二次市场出让。如企业能够在20年周期内能满足要求，则作为奖励，延长企业持有土地年限。其次，要求房地产企业拥有一定比例的自持产权商品房，向市场出租，优化商品房小区公建配套的后期维护；要求所有新设特色小镇探索推行住房“租售同权”政策，保障租房的创新创业人群及其子女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享有公平地位。

（2）互动教学法。互动教学法将传统教学以教师为主导，变为“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在教学中要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激发其创造力，教师与学生交流互动，引导学生学习，总结问题，通过反馈，使教学能够精准施教、有的放矢，提高教学效果[2]。在教学设计上，运用现代教学设备和教学艺术，通过对语言、板书、图片、音频、视频等媒体的综合运用，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其学习兴趣，激发其积极参与的欲望，鼓励其勇于表现的行为[3]。

在此过程中，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镇级行政单元的发展与完善变得尤为关键。实践证明，通过发展小城镇，可以推动乡村振兴、培育区域新动能、发展区域新经济。特色小镇建设在促进城乡要素优化配置中的功能作用主要是以产业为纽带，带动土地、人口、资本、技术的流动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共享，实现城市与乡村之间各种资源要素的平衡再分配，进而有效缓解城乡二元对立格局。

（二）广东进一步提振镇级战略单元发展的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小城镇”建设和“专业镇”发展为广东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坚实基础。佛山、中山、汕头、江门、潮州、揭阳、云浮等地市的专业镇经济比重超50%，其中佛山专业镇经济贡献率为当地经济总量的82%。广东的专业镇具有产业特色突出、经济基础雄厚等先发优势，完全具备升级为特色小镇的基础与能力。

然而，广东专业镇向特色小镇升级的步伐偏缓。与江浙相比，广东特色小镇建设无论政策理念还是发展实践均显滞后。这与广东改革开放先行地的地位不相匹配。首先，广东虽然已经出台指导特色小镇发展的正式文件，但力度稍弱，路径也未明晰，市场持观望态度。而浙江省早在2015年即已推出政策，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成功吸引大量市场资源涌入。其次，广东的20个国家级特色小镇主要以文化旅游与传统制造业为主，缺乏文创、信息、金融、健康、环保、时尚等新兴产业支撑。与江浙相比，广东特色小镇产业发展层次不高、新型特色不彰。其三，广东特色小镇产业、旅游、文化、社区的功能融合有待加强，部分特色小镇甚至仍停留在开发区、产业园模式的发展旧路上，极有可能形成新一轮的“千镇一面”。其四，对“双创”人群吸引力严重不足，需引起广东的反思与重视。相比之下，浙江从一开始就鼓励特色小镇与双创基地协同发展，用实际政策吸引大批人才团队入驻，浙江特色小镇已成为名符其实的“众创天堂”。

广东提出了到2020年建成约100个特色小镇，2017年6月广东推出了《加快特色小（城）镇建设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积极引导一批有重大示范带动效应的项目落户特色小（城）镇，由各级财政通过适当增加转移支付予以支持，专项用于特色小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充分利用国家赋予广东的“三旧”改造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土地政策，保障特色小（城）镇建设用地，支持有条件的小（城）镇投资运营主体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等多种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加强特色小（城）镇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等探索。广东镇级单元建设将面临重大发展机遇。

二、以特色小镇建设促进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框架思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便捷流动的速度和强度直接决定了区域资源配置的效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破除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城乡要素流动障碍已迫在眉睫。建设全新的特色小镇，就是要以生态、文化、创意为引领，破除城乡要素流动壁垒，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优化配置，推动人口、土地、资金等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是满足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需要，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观察组中老年糖尿病合并脑梗塞患者检出率90.00%（阴性患者10例、百分比为10.00%；阳性患者90例、百分比为90.00%）高于对照组中老年糖尿病患者检出率8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一）从单向流动走向双向互动：特色小镇成为城乡资源要素便捷流动的通道

一是打通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渠道。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主要由农村向大中城市流动，但只有少数在城市落户。近年来出现了外出务工人员回流现象，某些因素约束了回流人员的就业及创业。广东可尝试以特色小镇建设为突破口，积极争取人口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彻底摒弃按城乡户籍进行公共服务资源分配的传统，把特色小镇打造为城乡之间新的连接点与缝合点，探索城、乡二元以外的新的户籍存在形式，保障劳动力在城乡间自由互动。

通过探索建立股份合作制，鼓励构建“政府－市场－产权主体（农民）”的利益共同体。首先，政府通过简政放权，以“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理念，向社会和市场让渡利益，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小镇开发、建设和维护，政府不求拥有小镇的完全开发主导权，只求域内小镇能够持续获得税收收益。其次，社会和市场在进行开发建设过程中，可构成资本联合体，对产业、就业及公共服务进行持续造血，并通过企业获得小镇参与地区乃至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机会。其三，产权主体通过入股的形式，让渡土地或资本，共同参与小镇开发并分享收益。

读者也许以为罗扎诺夫要进一步论述两种“瘙痒”的基本原理或基本理论了。 然而，罗扎诺夫没有。 他的方法只是在显露和展示：

二是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城乡二元”土地管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城镇化奇迹的有效手段，但也造成了土地财政依赖、房价过高、集体土地难以分享城市化红利等弊端。在坚持土地公有制和坚持以耕地保护为核心的用途管制制度前提下，特色小镇的土地管理应实现市场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赋予农民更多土地财产权利，完善征地制度，探索新型土地制度形态，如批租形式，实现我国土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三是区域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结构优化是特色小镇的首要功能。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特色小镇应坚持“特而精”“小而强”的思路，开展产业布局与结构调整。同时还须与地域传统文化、在地社区建设有机融合，发展差异化的特色产业，引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产业，实现宜居宜业的现代化产业布局，从而在区域发展间取得新平衡，克服城乡二元分立，实现城市升级与乡村振兴。

（二）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提升：特色小镇成为以城带乡的重要动能节点

2017年，广东城镇化率已超过70%，在全国率先进入城镇化的后期发展阶段，其显著特征是城镇化速度将显著趋缓，以往依赖劳动力、土地与工业主导的城镇化模式将不可持续，未来十年将成为广东城镇化提质增效的重要窗口期。

破解城乡二元制度障碍是广东在城镇化后期阶段的必然选择，各级政府均迫切需要探索城乡互动的新路径与新方法。与城市、乡村相比，“镇”的经济、文化、社会功能长期被低估或忽视。自上世纪80年代提出“小城镇大问题”以来，至上世纪90年代鼓励“专业镇”或“块状经济”发展，再到支持各地创建特色小镇，中央一直在推动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镇一级单元的发展，只是在不同历史阶段，镇的功能定位有所差异。在城市区域化背景下，超大城市需要通过向周边小城镇功能疏解才能达到自身的结构优化，并促进先进要素进一步向乡村地区延伸，进一步激活农村活力。因此，发展特色小（城）镇已成为优化新型城镇化路径、破解城乡二元制度障碍、促进要素融合的客观必然选择。

（三）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特色小镇成为区域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

1.区域共建：建立特色资源备选池

一是推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智能化和高效化。建立特色小镇网格化管理服务平台，通过数据管理，全方位、多角度收集数据，促进问题的反馈与解决。构建“一站式”大数据公共服务管理系统平台，实施线上线下结合的 O2O 式公共服务创新模式。尝试整合教育、医疗、就业、社保和民政等社会公共资源，逐步打造数字化综合民生服务平台，并规划未来社会治理云服务体系。

三、以特色小镇建设凝聚城乡资源要素优化流动的对策建议

以引领创新驱动发展为目标，小镇规划建设标准中应明确要求与创新创业相结合，破解广东传统的小城镇开发模式中的低端空间品质锁定。为先进技术产业配套研发、孵化、加速器等机构，使特色小镇成为城市带动乡村创新发展的核心。广泛应用互联网、智慧绿色发展理念，建成链接城乡的信息枢纽。避免用传统手法塑造小镇空间形态，应用智慧手段解决布局分散、功能分割的问题。特色小镇应该针对绿色智慧发展需要，专门制作导则或专项规划，以此作为小镇规划设计的专篇。

（一）培育优质特色产业，破解低水平同质化竞争

2014年以来，广东发展动力已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迫切需要提升城乡要素流动的效率，以促成广东经济的整体转型升级。

一是建立特色小镇建设咨询委员会。由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国土厅、科技厅、省财政厅等部门统筹省内外相关高校、行业协会、科研院所组建“广东省特色小镇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解决特色小镇创建过程中的定位、培育、开发等实际问题。

二是对粤东西北特色资源进行备案及申报，鼓励各地市县区围绕某一特色资源进行跨行政区域合作开发。及时发现具有发展潜力的重点小镇，纳入广东特色小镇建设扶持培育对象遴选名录，分层次、分类别、分阶段开展重点培育创建工作。

2.转型发展：促进专业镇向特色小镇升级

一是选择基础较好的专业镇，促进其向特色小镇转型升级。鼓励粤东西北专业镇围绕特色产业进行“补链补强”，横纵联合、内外合力，推动特色产业集聚，进而实现特色小镇产业、创新、生态、文化、旅游和现代社区等功能的有机融合，培育出完善的产业生态，形成良好的内外部供需体系，推动特色小镇产业链价值提升。

安全性概率阈值的选择也影响安全性预测的错误率.从图4可以看出,随着阈值增大，误报率上升，漏报率下降.相反，随着阈值减小，误报率下降,漏报率上升.当阈值在0.8到0.9之间时，系统预测错误率达到最低，因此合理选择安全性概率阈值能降低系统预测错误率，一般来说系统的漏报比误报危害要大，适当提高阈值可以减少漏报率，就本例来说安全性概率阈值设置为0.9较为合理.

二是孵化培育特色产业链。以创新创意、特色资源为导向，促进特色小镇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挺进，激活市场长尾，逐步从以生产加工为主的低门槛、低附加值环节，以品牌、营销为主的下游环节拓展。形成企业间知识外溢、技术扩散、收益共享的创新网络，实现创新资源在小镇范围的持续循环滚动配置。

3.融合发展：推动“产业－文化－社会”功能有机聚合

一是建立若干特色小镇运营营销传播实体。通过可供参观的特色产业园、博物馆、民俗馆、生活馆、特色教育基地等实体，传播地方精神与区域文化，丰富地方文化的沉浸式体验，增强公众对各小镇独特性与差异化的直观感知。

二是加强特色小镇的推广。将特色小镇的社会认知作为评价特色小镇创建的重要绩效指标，持续推动广东特色小镇的营销体制机制，整合“三微一端”传播的新方法、新策略，通过上下游合作伙伴、企业、商家及消费者产生的“大数据”，精准锁定特色小镇服务的目标对象，有的放矢的开展品牌宣传与服务。

为了进一步降低企业的存货成本，应当从充分利用企业内外部资源方面入手，提升粮食物流资源的整合能力，降低企业用于粮食存储方面的成本，加入网络经营理念，开拓新型销售渠道；充分利用网络及信息技术所提供的便捷，对当前全国及世界范围内的粮食市场进行全面的了解及分析，对粮食的供应商仔细进行挑选，提升粮食采购方面的性价比[16-17]；将信息化技术手段充分利用到物流资源的整合当中，建立起粮食物流方面的网络，通过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支持和帮助，实时了解和把控粮食的状态，提升粮食运输的安全性及可靠性，向发展智慧型粮仓进军。

三是借助品牌示范、地理保护标志等认证体系，强化区域文化标识的创建与保护工作。支持特色小镇申报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试点、地理保护标志等认证或荣誉，以评促建，提高特色小镇作为区域文化平台的认知度。

（二）打造高效空间，破解低端品质锁定

1.多维度综合：强调“综合规划”与“精明管理”

特色小镇的空间开发应借鉴德国的空间资源管控模式，强调“综合性规划”和对空间资源的一张图管理，破解传统的条框分割造成的空间资源浪费。首先，小镇是各种规划的集合、整合，探索一个小镇只有一份空间规划的模式，减低不同部门对同一空间管理的不一致所带来成本。其次，小镇应坚持“精明增长”,坚持紧凑布局和集约节约建设用地的原则，落实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严控规模。其三，特色小镇规划应是“行动规划”，应制定有效的开放时序。其四，特色小镇的开发应以核心街区为重点，以点带面，形成核心带动周边，紧密有序的空间开发格局，强调既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又形成紧密联系的整体，空间利用安排应从有区位优势、有活力、有产业前景的街区进入的一个激活式的规划，而非以边界为目标的传统规划，以不断激活城镇活力为目标。

（2）在农村向城镇转型的过程中，虽然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一定的普及，但是发展相对并不完善。在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首先要加快基础信息设施的建设，缩小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网络基础设施差距，均匀地分配网络基础设施。此外，积极地引进人才，吸引更多的精通信息技术的高校毕业生参加到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建设的行列中来，制定各种激励政策，鼓励他们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型信息技术。同时，对农民进行网络知识培训，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融入“互联网+”的新型发展模式中来。

根据《哮喘症状控制的标准》判定治疗效果,完全控制:患者夜间无发作、症状及活动受限,白天有症状或应用缓解药物≦1次/周,FEV 1超过80%或正常;部分控制:患者夜间偶有发作、症状或活动受限,但明显减轻,白天有症状或应用缓解药物≦2~3次/周,FEV1提升15%以上。未控制:患者临床症状及发作次数无变化甚至加重[7]。治疗有效率=(完全控制+部分控制)/总例数×100%。

2.与“文化”结合：营造“特”色空间的内涵品质

一是营造特色化的空间布局和形态，避免以往城镇开发中的“千城一面”。结合本地自然山水及传统建筑格局，注重突出特色风貌，融入在地的文化元素，打造有特色的人居环境，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融合”。

对夏季白天32℃环境温度条件下的满负荷工况进行热量平衡计算，原机组直接空冷系统热负荷为829644.855kW。当抽汽量为260t/h时，直接空冷系统承担的热负荷为675114.096kW，间冷部分承担的热负荷为169605.222kW。

二是可在规划成果中强制性加入“特色小镇城市设计或风貌设计专篇”,对小镇的外部环境、整体格局、建筑小品、特色风貌、颜色符号、居住街坊、商业服务、街道空间、绿地广场等风貌要素提出提升方案。注重对传统文化元素符号、材质的提炼和应用。

3.与“双创”结合：强调空间的先进生产力属性

根据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发展阶段及资源特色，推进差别化的特色小镇建设。珠三角地区的特色小镇主要以专业镇为基础，在大城市周边5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建设小城镇，在大城市溢出效应作用下，承担大城市功能疏解及打造特色产业集群。粤东西北地区则通过特色小镇建设，依托本身特色资源，实行集约节约建设，培育地区高水平增长极，促进乡村现代化。

（三）全新保障机制

1.构建政策保障机制

根据广东“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73%左右。这就要求进一步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中存在的人口、空间、资金、产业、信息等要素壁垒，疏通城乡二元结构下各种要素的双向流通渠道，推进人口与经济社会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优化布局，形成结构合理、布局协调、功能互补的城镇发展新格局。

二是构建土地共享机制，在强化集体土地载体上建设特色小镇。特色小镇建设应彻底摒弃传统的征地开发模式，破解土地财政依赖及集体土地无法分享城镇化红利的障碍。可探索通过租赁的方式，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特色小镇，实现对当地农民和乡村地区的带动式发展。首先，鼓励特色小镇所在地政府，通过政府向社会让利，引入社会资金进行PPP项目开发，构建起合法、公平的“农民—政府—开发企业”利益分享机制。通过租赁集体土地开发特色小镇，可避免传统开发区土地开发路径带来的弊端，有效避免农民因失地而引发社会矛盾；同时，可以活化农村集体用地并增加农民收入，使特色小镇成为真正的以城带乡的发展载体。其次，政府向农村集体放松管制，在规定的楼层层数、密度、容积率和相应配套的指标下，允许农村集体集资或者农民个人建房出租，并对房价实现统一指导，让农民获取租金收入，分享城市化红利，同时，为小镇的创业者和居民实现居者有其屋，避免小镇成为房地产开发牟利的战场。

2.构建小镇发展利益共同体

一是增加财政资金投入，积极争取国家、省、市财政资金支持，实现政府引导基金国家、省、市上下联动，扩大引导基金的撬动效应。二是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可借鉴天津、成都等地经验，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银行资金引入引导基金。三是尝试引入融资担保模式，由政府担保引导基金管理机构到公开市场发行长期债券，由引导基金对其融入资金的还本付息予以担保，提高引导基金的放大倍数和使用效率。

3.推行社会智能治理

特色小镇建设是促成城乡同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抓手。一方面，通过特色小镇促进城市创新要素向乡村延伸，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就近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回流问题，使乡村民众共享优质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另一方面，发挥特色小镇作为“双创”平台的吸虹效应，提升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效率。在创新驱动背景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我国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战略举措。布局在大都市周边的特色小镇，集特色产业、文化传承、深度旅游、社区宜居于一体，能够以低廉的成本、灵活的机制、优质的生活吸引创业者的集聚。

二是以自治建设推动社区共治，激发人的责任感和参与活力。建立农村社区治理体系，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不断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政府、社会、居民三者的良性互动，建成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自治体系。

4.通过文化传承再造活化特色

特色小镇建设需借助文化传承与文化再造不断凸显其生活方式与价值。文化传承方面，特色小镇建设必须高度重视本地的文化积淀与历史传承，通过融历史文化于产业发展、社区建设之中，实现差异化定位和发展，增强特色小镇的文化认同感、精神凝聚力和可持续发展力，尤其是文化旅游类特色小镇，更需要大力挖掘历史文化根脉，通过特色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打造实现与文化的有机结合和对历史的有序传承。文化再造方面，通过加大对特色小镇文化基础建设的投资力度，完善文化设施、扶持文化创意产业、加强与当地文化特色相结合的文化氛围的营造，并建立产业与文化结合的人文环境，从而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使特色小镇的劳动力在充分实现文化心理满足、精神价值实现、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全面提升特色小镇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依照OECD数据库中关于可再生能源政策方面的统计数据，选取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和消费的三大政策进行比较，包括可再生能源研发补贴、固定上网电价机制以及绿证交易。OECD数据库基于各国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的公共预算规模，计算出可再生能源研发补贴指数，指数值在0(补贴最低)～6(补贴最高)。可以发现大多数国家可再生能源研发补贴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但近年来趋势比较稳定(表2)。通过将这20个国家按照可再生能源研发补贴强度由低到高进行排列，发现中国可再生能源研发补贴强度远低于欧盟，与欧盟可再生能源补贴强度最低的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类似。

延伸阅读

特色小镇发展历史沿革

特色小镇理论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898年英国社会活动家E•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田园城市直接催生了卫星城和新城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在这些理论影响下，欧美等国出现了一批横向蔓延的高度“田园化”的新兴城市，先后规划建设了许多卫星城镇，还纷纷开展自己的“新城”建设。

20世纪50年代末，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总体规划中也都考虑了卫星城的规划和建设问题，卫星城在我国实现了大规模的规划、建设与发展。新城建设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开发区、工业园、新区/城、大学城、生态城、低碳示范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等新型城市不断浮现。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战略主要是“重点发展小城镇”。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把我国城镇化发展战略调整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一战略延续至今，且不断丰富发展（实践中则一直存在大城市化的现象）。特色小镇建设和我国之前的小城镇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又有所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为解决城市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高城镇化质量，应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挑战和内在要求，党中央、国务院把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加速经济转型升级、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抓手，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各部门、各地区通过一系列总体性、政策性举措积极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特色小镇位于城和乡之间，是城乡之间的纽带，建设特色小镇将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突破口，成为我国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带动力量，为未来我国大多数小城镇发展指明了方向。

此外，特色小镇在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对互联网的倚重，使它和我国的“互联网+”发展战略融合在一起，成为“智慧城市”及智慧中国建设的重要方面。特色小镇对特色产业和特色文化的关注，使它成为我国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提高发展质量的有效举措。

2014年10月浙江省省长首次公开提及特色小镇，2015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围绕全省七大产业、兼顾历史经典产业，规划建设具有独特文化内涵、休闲旅游等功能叠加的特色小镇”，并这样描绘特色小镇：“以新理念、新机制、新载体推进产业集聚、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2015年5月浙江省发布《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特色小镇建设迅速开展起来。

浙江省特色小镇的“特”主要表现为特色鲜明的产业形态、和谐宜居的美丽环境、彰显特色的传统文化、便捷完善的设施服务和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等5个特点。2016年国家、有关省市先后发文支持各地开展特色小镇建设，期望以此加速城镇化进程并推动产业升级发展。特色小镇建设迅速成为全国发展热点，浙江省的特色小镇作为最成功的范本，吸引了全国多地的考察团。浙江特色小镇建设的成功得到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2016年7月1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提出了培育特色小镇的总目标，8月3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做好2016年特色小镇推荐工作的通知》，之后特色小镇建设热潮席卷全国各地。2016年底特色小镇建设进入实质性推动阶段。各地相继推出特色小镇发展指导意见及创建方案，国家各部委也相继出台了多项更加深化、更加具有具体指导意义和支持倾向的政策措施。在各地政府创建方案和各部委指导支持政策的推动下，特色小镇建设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2017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委联合出台《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各方、各地对特色小镇建设及时纠偏和规范引导。到2018年，全国特色小镇共有400多个，共有20个省份提出特色小镇创建计划，省级特色小镇总计划数量已超过1500个。

2015～2017年，国家下达的乌鲁木齐市单位GDP能耗、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下降率3年累计目标分别为9.88%、5.21%、5.21%、12.17%、10.79%，实际下降率分别为13.68%，6.53%、6.63%、14.26%和13.41%，均超过目标值。乌鲁木齐市3年示范期5项节能减排指标目标值与完成值如表1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特色小镇建设是一个新事物，还处于探索发展的过程，出现了概念不清、定位不准、急于求成、盲目发展以及房地产化等不当倾向。